据路透社6月20日援引韩联社报道，韩国20日表示，将认真考虑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可能性。此前朝鲜和俄罗斯领导人签署了一项条约，承诺在发生战争时互相提供防御。
在20日发布的官方声明中，首尔还“谴责”了朝鲜和俄罗斯领导人刚刚签署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
韩国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说：“韩国政府明确强调，任何直接或间接帮助朝鲜增强军事力量的合作都是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将受到国际社会的监督和制裁。”声明补充说，这将使首尔与莫斯科的关系恶化。
另据俄新社6月20日报道，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评论俄罗斯和朝鲜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时表示，此举应该促使西方“更加团结”。
斯托尔滕贝格在访问加拿大期间说：“这项伙伴关系条约展示俄朝如何互帮互助……作为回应，我们也必须更加团结。这一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电影建国大业里，有个人说“长江不是三八线”，是不是错了？当时有朝鲜、韩国的区别吗？
没有错，三八线的划分是1945年二战结束后，苏联与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势力范围的分界线。 下面是三八线的由来，仅供参考。 三八线由来：三八线是位于朝鲜半岛上北纬38度附近的一条军事分界线。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朞，盟国协议以朝鲜国土上北纬38°线作为苏、美两国对日军事行动和受降范围的暂时分界线，北部为苏军受降区，南部为美军受降区。 日本投降后就成为南朝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临时分界线，通称“三八线”。 三八线北部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南部为大韩民国。 长度248公里，宽度大约4公里。 双方一度都有重兵把守，并互相播放广播。 近几年局势缓和，基本没有冲突，双方的广播对峙也已经停止。 三八线与朝鲜战争密切相关，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然而，三八线究竟是如何划定的?划分三八线本身到底说明了什么?三八线与朝鲜战争之间内在的和本质上的联系在哪里?这些问题在历史上都有不同的说法，其结果对于分析战后远东局势的走向又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而是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的。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朝鲜这个曾在某种程度上依附于中国的王国便受到了日本的统治。 1910年日本帝国主义吞并朝鲜，使它成为一个被征服的省份。 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时候，盟国首脑在商议战后国际安排时也谈到了朝鲜的命运。 在1943年11月的开罗会议上，罗斯福、蒋介石和丘吉尔共同签署的《开罗宣言》对朝鲜问题是这样说的：“我三大国轸念朝鲜人民所受之奴役待遇，决定在相当期间，使朝鲜自由独立。 ” 在紧接着召开的德黑兰会议上，罗斯福又与斯大林讨论了朝鲜的前途问题。 斯大林说他看到了《开罗宣言》，并说朝鲜应该获得独立。 他还同意在朝鲜能获得完全独立以前，需要有那么一段准备时间，也许需要40年。 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再次谈到朝鲜问题。 2月8日罗斯福与斯大林举行会晤，在两人谈过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条件以后，罗斯福提出讨论领土托管问题，并向斯大林提出，在朝鲜人民做好自治的准备之前，“朝鲜要由一个苏联代表、一个美国代表和一个中国代表实行托管”，“托管期愈短愈好”。 大概是鉴于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曾拒绝过美国在1944年3月提出的战后对朝鲜和印度支那进行托管的方案，罗斯福认为“没有必要邀请英国参加朝鲜的托管”。 斯大林同意托管的方案，但他建议还是应该邀请英国参加托管。 于是，战后由中、美、苏、英四国对朝鲜实行临时托管的方案便在雅尔塔会议上确定下来。 但会议文件并未具体谈到托管朝鲜的问题，只是在提到对哪些领土将实行托管时说，“这将是有待以后达成协议的事情”。 杜鲁门继任美国总统后，于1945年5月底派特使霍普金斯去见斯大林，斯大林表示没有改变四国托管朝鲜的政策。 然而，由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引起了远东军事和政治局势的突然变化，于是在四大国尚未就朝鲜的托管问题达成具体协议之前，首先要解决美国和苏联分别在朝鲜半岛对日本军队进行受降以及实行军事占领的问题。 这时，便引出了三八线的划分问题。 北纬38度线原本是一条自然的和地理的划线，虽然在朝鲜境内的这条长约300公里的无形的划线将朝鲜半岛分为面积大体相同的两部分，但是其本身并没有任何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意义。 人为地从军事或政治上利用这条划线，最早是由日本和沙皇俄国提出来的。 1896年日俄密谋瓜分朝鲜，日本曾向沙俄秘密提出以三八线为分界线。 1904年日俄战争前夕，沙皇也曾做出决定，俄国只控制三八线以北，听凭日本在三八线以南任何地方登陆。 但这两次划分均因双方利害冲突而未能实现. 真正使三八线成为从军事角度利用的分界线，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朝鲜驻军的兵力部署进行调整时实现的。 1945年2月，日本把部署在朝鲜半岛的日军以三八线为界划分为两部分，北部的军队归关东军指挥，南部的军队为大本营所属。 后来，针对苏联可能参加对日作战的情况，日本大本营提出了把全部驻朝日军划归关东军指挥，并由朝鲜总督兼任关东军总司令官的方案。 但5月7日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带着这个方案去见裕仁天皇时，遭到天皇拒绝。 这样，三八线在实际上就为后来苏联在中国东北和北朝鲜对日本关东军作战，而美国则在南朝鲜和日本列岛与大本营直接指挥的日军作战提供了客观依据。 然而，三八线事实上被美苏两国加以利用，又有其突然性和偶然性。 在苏联出兵对日作战之前，美苏两国没有就各自的作战区域进行明确划分。 在1945年7月的波茨坦会议上，美英苏三国军事首脑曾同意，在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以后，应当在朝鲜整个地区就美苏两国的空军和海军的作战范围划一条界线。 其目的显然在于避免在战争中发生误会而混淆各自承担的责任。 至于在地面上的作战或占领区域问题，则根本没有讨论。 对于美国来讲，太平洋战争的核心是解决日本问题。 因此，尽管当时的三军参谋长马歇尔要求杜鲁门授权麦克阿瑟在战争结束后的短时间内，派一个师在釜山登陆，此外还应占领汉城和清津，但那都是在结束对日作战之后的事。 在波茨坦会议上，苏军总参谋长告诉马歇尔，苏联在对日宣战后将进攻朝鲜，并问美军是否可以为配合这次进攻，在朝鲜海岸实施军事行动。 马歇尔明确回答，在日本未被摧毁，日本在南朝鲜的军事力量未被消灭以前，美国不准备对朝鲜实施两栖作战。 据杜鲁门回忆，那是因为当时没有人想到，不管是美国的或者是苏联的地面部队，会在短期内进入朝鲜。 杜鲁门确信，国际会议上从来没有讨论过以三八线作为在朝鲜的分界线这个题目。 苏联突然宣布对日作战和与此同时日本天皇决定无条件投降这两件事， 使情况发生了急促变化。 当苏联军队向满洲和朝鲜的日本关东军大举进攻时，距离朝鲜最近的美国地面部队还远在600英里以外的冲绳岛。 因而日本战争机构的突然崩溃，在朝鲜半岛造成了真空局面。 正是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由美国方面迫不及待地提出了美苏双方分别占领朝鲜和接受日军投降的具体分界线问题。 至于把三八线作为分界线问题的提出，有几种不同的说法。 韩国外交协会会员金基兆提供的情况是：1945年8月10日凌晨6时左右，美国窃听到日本大本营发出的电报，电文内容是日本御前会议决定接受无条件投降宣言。 不久又截获驻朝日军司令官发给大本营的电报，电文说：“苏联军队正大批进入朝鲜。 如果美军进入这个地区，全体日本军队就可能向美军投降”。 马歇尔获知这种情况后，立即召见作战局长赫尔及林肯准将，命令他们划出一条苏联攻入朝鲜时南下的界线，并指示美军也要即刻制订向南部朝鲜进军的计划。 据说林肯准将接受命令后回到办公室，偶然地从《纽约时报》上得到了划定三八线的启示。 因为，《纽约时报》在报道苏军进攻情况时刊登的那幅地图，只画出了三八线以北的地区。 于是，美国将军这个偶然的发现，便成为美国提出以三八线为界的根据。 施纳贝尔提供了另一种情况：日本突然投降促使美国迅速起草关于投降程序的“总命令第一号”，而这个命令的第一段便涉及到受降区域的划分问题，陆军部作战局为尽快搞出一份文件，一直工作到8月10日深夜。 讨论的结果是盟国应在远东分几个区域受降，并且明确规定这些区域地理上的界线。 政策组的负责人博尼斯蒂尔上校只有30分钟来起草命令第一段，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正在急切地等待着结果。 最初，博尼斯蒂尔曾设想按朝鲜的行政区划来划分受降界线，但身边一时没有资料。 后来他注意到北纬38度线差不多从朝鲜中部穿过，而且汉城及其附近的集中营都在三八线以南，于是他决定用三八线作为受降区域的分界线。 还有一种说法是：在得知日本决定投降和苏军已对日宣战并大举“涌进”朝鲜半岛的消息后，8月10日深夜，美国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在五角大楼举行紧急会议。 主要议题是在朝鲜的受降问题。 出席会议的有助理国务卿邓恩、陆军部助理部长约翰?麦克洛伊和海军部高级官员巴德等五人。 会上，邓恩提出美国军队应赶到尽可能北面的地区去受降。 但马歇尔的一位年轻参谋人员迪安?腊斯克上校指出，军方缺乏可供立即投入使用的兵力，加上时间和空间的因素，美国军队在苏军进入朝鲜北部地区之前抵达北部纵深地区有困难。 这时，麦克洛伊便请腊斯克和另一位上校查尔斯?博尼斯蒂尔到第三休息室去，要求他们搞出“一条尽可能向北推进”，但又不致“被苏联拒绝”的界线。 于是，三八线就这样在一次会议上，匆忙地由两位美国上校提出来了。 从资料来源看，第三种说法的真实性更可靠一些。 不过，这些细节上的差别对于我们分析问题没有本质的影响。 总之，这个关于以三八线划界的建议迅速得到美国军方和国务院的同意， 并于8月14日为杜鲁门批准。 次日，杜鲁门便给斯大林发出密电，通报了已经杜鲁门批准的给盟军最高司令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有关日本武装部队投降细节的“总命令第一号”，该命令的内容之一即是以三八线为分界线，确定了美苏双方在朝鲜半岛的受降区域。 8月16日，斯大林复信表示，“基本上不反对命令的内容”，对于有关朝鲜分界线的问题也没有提出异议。 9月2日，麦克阿瑟在东京湾密苏里号舰上举行的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后，发布了“总命令第一号”，其内容根据斯大林提议略有修改。 命令提到：“驻北纬38度线以北的韩国、满洲、库页岛、千岛列岛等地的日本军高级指挥官以及陆、海、空军和辅助部队，应向苏联远东军最高司令官投降；日本帝国政府大本营和驻日本本土及其周围诸岛以及驻北纬38度线以南的韩国、琉球列岛等地的日本军高级指挥官以及陆、海、空军和辅助部队，应向美国太平洋地区陆军最高司令官投降。 ” 就这样，三八线作为美苏两国在朝鲜受降和实行军事占领的分界线便被明确地规定下来。 受降命令传到战地时，分兵进击的苏联军队已经越过三八线，正沿着公路向汉城运动。 但他们一接到关于分界线的命令，就迅速撤回到三八线以北。 9月8日，首批抵达朝鲜的美国军队第7步兵师在仁川登陆。 这是美苏两国在朝鲜半岛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名副其实的合作。 这条约300公里长的分界线斜穿朝鲜半岛，它截断了75条小溪和12条河流，以不同的角度越过重山峻岭，穿过181条小路、104条乡村土路、15条道际公路和8条高级公路，以及6条南北铁路线。 显然，对于行政管理和经济发展来说，以及从地理的角度来看，三八线都是一条极不合理的分界线。 但是，这并不表明匆忙划出的这条分界线没有政治上的考虑。 尽管美苏两国军队进驻朝鲜半岛时曾一致声明，三八线仅仅是两国军队在朝鲜驻扎时所划定的界线，并不具有政治意义。 但是事实上，特别是后来历史的发展表明，三八线对于所谓受降的军事意义只是表面的和暂时的，美苏两国对三八线的确认本身已经包含着深远的政治意义。 很多研究者认为，三八线的划定只具有军事意义。 如金基兆就认为，“以北纬38度线把朝鲜半岛一分为二的决定性因素”，是“为阻止苏军南下”。 他还引证说，驻南朝鲜美军司令官约翰?霍奇1947年10月27日和11月7日曾说过，以三八线分割朝鲜半岛，是由于驻朝日军的编制和部署所致；美国陆军部作战局局长沃尔特在1949年6月16日也说过：分界线是在日本军队的两部分之间划出来的。 原苏联学者斯拉文斯基也断言，“接受日军投降是把朝鲜一分为二的唯一目的”，后来在冷战中，三八线才“成为南北朝鲜的边界”。 俄国朝鲜问题专家托尔库诺夫和乌菲姆采夫在刚刚出版的一部专著中仍然认为，三八线的划分“是一种非常性的临时措施，其目的是彻底击溃盘踞在那里的日本部队，并接受他们的投降”。 如此来说明美苏两国对三八线的划定只是从军事意义上考虑的，显然不能说服人。 美国提出以三八线划界，首先考虑的是阻止苏军南下的军事意义，这一点无可置疑，但这不是最终的也不是决定性的考虑。 如果不是孤立地或表面地看问题，那么就应该指出在军事意义背后隐藏着的政治意义。 第一，正如我们在前面讲到的，美苏等盟国对朝鲜问题的考虑，本身就是从国际政治角度出发的。 只是由于当时没有想到日本会立即宣布无条件投降，才在形势突变的情况下仓促提出受降及实行军事占领的分界线问题。 第二，美国方面在提出朝鲜分界线时就是有政治考虑的。 早在1944年3月美国就开始考虑在朝鲜的军事占领问题。 尽管朝鲜问题不是罗斯福战后远东政策的核心部分，但是他必须阻止苏联战后在朝鲜发挥统治作用的意图。 罗斯福力图通过外交途径来实现这一目的，他曾对国务卿科德尔?赫尔说，朝鲜可以置于国际托管之下，由中国、美国以及其他一两个国家参加。 他还曾向英国提出了这一建议。 而美国国务院的计划甚至走得更远，它要求战后由美国对朝鲜实行统治，这意味着美国应该在武力解决朝鲜问题上发挥决定性作用。 国务院的一份文件指出：美国参与在朝鲜及其周围地区的军事行动将大大加强它对朝鲜内部事务和对临时政府实行国际监督中发挥主要作用。 该报告预计美国可能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朝鲜实行军事占领，而且可能会与将占领这个国家相当一部分面积的苏联共同实行军事占领。 5月，国务院的另一份文件警告说，如果苏联独自占领朝鲜，美国认为这将会危及未来太平洋地区的安全。 这份文件及其他文件都提议，任何占领必须通过一个由各方参加的中央政府实行，而不是几个区域性政府分治。 可见，美国在考虑军事问题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它的政治后果。 第三，美国在提出以三八线划界的方案时，绝不仅仅像金基兆所说，是“起因于一个美国军官的偶然发现”。 尽管三八线的提出带有偶然性和突然性，而且也确实是首先针对受降问题的，但是这并不妨碍人们从政治角度考虑问题。 事实上，美国陆军上校们在划定分界线时，前提是要满足国务院的“政治方面的考虑”。 三八线的划定，恰恰将朝鲜的旧都汉城和仁川、釜山两个重要港口都包括在美军受降的南部地区之内，这不是偶然的。 提出三八线方案的腊斯克上校后来谈起过这件事，他在1950年7月的一份备忘录中承认：“如果这条线为苏联所拒绝，美军按实力并不可能到达这些地区。 但我们认为把朝鲜的首都包括在美军管辖区内是很重要的，因此还是提出了这条线。 ” 显然，对于首都汉城的考虑与国务院设想的“任何占领必须通过一个由各方参加的中央政府实行”的方案是有直接联系的。 很明显，如果这两个考虑都能实现，那么未来朝鲜的临时中央政府驻地就将在美军管辖区内。 这难道还不具有典型的政治意义吗?我们将会看到在这个问题上苏联是怎样与美国勾心斗角的。 第四，苏联在接受三八线为界的方案时，也不是没有政治考虑的。 的确，正如腊斯克估计的，按照当时的军事态势，苏联完全可以拒绝三八线，提出以三七线甚至更南面的一条线为军事受降分界线，而美国从实际出发也不得不接受这种修正方案。 但是斯大林没有这样做，而是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三八线的提议。 这一点，不仅使当事人腊斯克和美国陆军部感到惊奇 ，而且也使后来的一些研究者感到迷惑 。 的确，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苏联的军事实力已经空前加强，以致斯大林可以踌躇满志地声称：“这次战争不比从前了。 现在是，谁的军队到达哪里，谁就占领土地，也就在那里实行谁的社会制度。 ” 那么，斯大林为什么会接受三八线呢?实际上，作为政治家，斯大林有更深远的考虑，他在接受三八线的提议时是有交换条件的。 人们应该注意到，斯大林在8月16日给杜鲁门回电表示同意美国的受降方案时，还提出了两个重要的修正意见：(1)将属于日本的整个千岛群岛交给苏联军队；(2)将属于日本本土的北海道北部交给苏联军队。 斯大林还特别强调了第二点，他认为：“如果俄国军队在日本本土的任何部分没有占领区，俄国舆论就会大哗。 ”斯大林最后还以强硬的口气对杜鲁门说：“我迫切希望上述的适中的意见不会遭到任何反对。 ” 显然，斯大林是试图以苏联对日本部分领土的占领来交换美国对朝鲜半岛部分领土的占领。 可惜，斯大林忘记了，美国可以放弃朝鲜，但对日本则是志在必得，决不容苏联插手其间。 在8月18日给斯大林的绝密电中，杜鲁门同意了斯大林的第一点意见，即将千岛群岛划入苏军受降地区，但对斯大林的第二点意见，则巧妙地加以拒绝。 杜鲁门说，麦克阿瑟将军指挥的盟国部队，“包括苏军在内”。 斯大林一方面在8月22日复电中对美国拒绝苏联的要求表示遗憾，一方面却在回电之前，即8月20日向苏联军队下达了命令，要求苏联陆、海军全力进驻日本北海道，理由是北海道位于北纬38度线以北。 就在斯大林下达命令的同时，苏联驻日代表库兹马?杰列维扬科中将拜访了麦克阿瑟，并声称不管美国是否同意，苏军将进驻北海道。 麦克阿瑟当场以强硬的口气驳斥道：没有我的许可，哪怕是一兵一卒登上北海道，就将立即逮捕包括你在内的苏联驻日代表团全体人员。 这样，苏联进驻北海道的计划终于受挫。 但苏联在此前已同意在朝鲜半岛以三八线划界，覆水难收。 于是，斯大林只得接受既成事实，把问题留待以后寻找机会解决。 所以说，苏联接受三八线也是有政治目的的，只是没有完全实现罢了。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三八线的划定，对于美苏双方来说，从一开始便有其深远的政治考虑，虽然表面上问题是从军事角度提出来的；三八线的划分，埋下了朝鲜民族长期分裂的种子，而且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苏两国之间已出现分庭抗礼的趋势，这颗苦种是必定要发芽的；三八线的划定为美苏两国在远东和朝鲜半岛的冷战格局奠定了基础，三八线成为美苏两国势力在朝鲜半岛对垒的既定疆界。 如果这些结论成立，那么就完全可以推断说，朝鲜战争爆发的最深刻的根源——美苏势力在远东的对抗，就表现为三八线的划定。 历史证明，后来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以及朝鲜民族的分裂也正是围绕这条纬线发展起来的。 而涉及三八线的军事行动做为一条主线，也贯穿了朝鲜冲突和朝鲜战争的全过程：南北朝鲜的军事冲突是沿着三八线展开的；北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的进攻引起了美国全面卷入战争；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向北进击又迫使中国出兵朝鲜；中国军队因未接受停火协议而打过三八线，被联合国扣上了“侵略者”的罪名；麦克阿瑟也因再次主张越过三八线等战争叫嚣，被杜鲁门总统所罢免；停战谈判是沿三八线的停火而开始的；最后，战争的结局仍然是大体以三八线做为南北朝鲜的分界线。 周而复始，终点即是起点，这就是围绕三八线而进行的朝鲜战争的始末。 当然，从逻辑上讲，三八线的出现只是为未来南北朝鲜冲突以至爆发战争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如果没有美苏在远东的对抗，如果朝鲜民族的内部冲突没有激化，如果世界没有出现冷战局面，那么这种可能性就难以转化为现实性。 可惜，历史是朝着与这些假设相反的方向发展的。
大韩帝国的历史
朝鲜王朝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以前是大清帝国的属国。 在甲午战争期间，日本控制朝鲜政权，强迫其废止与中国的宗藩关系。 朝鲜开国五百四年（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日本明治二十八年）4月，战败的清朝政府在与日本签订的《马关条约》中被迫放弃对朝鲜的宗主权，承认朝鲜独立。 但事实上，朝鲜当时被亲日的金弘集内阁统治，因而日本不断插手朝鲜政局。 开国五百四年（1895年）10月8日，日本人在“乙未事变”中杀害了亲俄的朝鲜王后闵氏（明成皇后），又嗾使金弘集内阁实行一系列“改革”，如实行太阳历、颁布断发令等。 这些都严重伤害了朝鲜人民的民族感情。 人们高呼“头可断，发不可剪”，第一次义兵运动（乙未义兵）迅即展开并蔓延全国。 而俄罗斯帝国则深恐日本干预朝鲜内政限制了其在远东的扩张，因而派军舰停泊朝鲜仁川港，“支援”朝鲜反抗日本。 建阳元年（1896年）2月，在当时的亲俄派大臣李完用、李范晋等人的劝诱下，朝鲜高宗李熙率王族前往俄国公使馆避难，史称“俄馆播迁”。 俄馆播迁事件改变了朝鲜国内的政治力量对比，使亲俄派的实力膨胀，随后亲日的金弘集内阁迅速倒台，日本在朝鲜的扩张得到遏制。 俄馆播迁事件平衡了日、俄在朝鲜半岛的势力，这种外部局势为后来的大韩帝国建立创造了条件。 第一轮称帝另一方面，自近代以来，朝鲜国王称“皇帝”之议就产生了。 朝鲜国王称帝有两轮过程。 第一轮是亲日开化派策划的。 早在1884年的“甲申政变”中，金玉均等开化党人就提出过“国王称帝”的法案。 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日本控制朝鲜后，朝鲜实行“甲午更张”，称帝之议再次浮上水面，据说当时的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曾提议国王高宗称皇帝，不过未被朝鲜采纳，只是将国王升格为“大君主陛下”的称呼。 其他称呼也提升了，比如称“朕”、“诏”等，唯独没有称帝。 甲午战争结束、《马关条约》签订以后，朝鲜的亲日派开始策划国王称帝，特别是闵妃被害的“乙未事变”以后，更是加紧了称帝步伐。 在闵妃被害7天后，即开国五百四年（1895年）10月15日，朝鲜内阁举行会议，讨论称帝事宜。 据时任外部大臣金允植的记录，“今日阁议，以我国处东洋两帝国之间，素称自主独立，而尊号尚迟，有碍时局，奏上皇帝号、建元。 上谦让数回，可之。 ” 另外外部协办尹致昊对此事有更详细的记载，当时会议上禹范善、赵羲渊、权滢镇等军部官员力主称帝，他们指出称帝对于脱离中国独立的意义来说是绝对必要的，而尹致昊则表示反对，认为日本和中国不可能因为称帝而对朝鲜增加一丁点尊敬，所以称帝将会引发理所应当的嘲笑。 外部大臣金允植和总理大臣金弘集虽然赞同尹致昊的主张，但是还是顺从了军部官员们的意见，最后决定称帝。 同时，还下诏拣择新皇后。 计划于10月26日举行登基大典，定国号为“大朝鲜帝国”。 然而，朝鲜的这次称帝计划由于俄、美、英三国公使的坚决反对而流产。 这次称帝风波与其说是朝鲜的独立自主，毋宁说是日本及亲日派为了掩盖“乙未事变”的一个步骤（力主称帝的禹范善、赵羲渊是乙未事变的参与者）。 这次风波的关键不在于称帝，而在于与之同时进行的“皇后拣择令”。 日本人想通过扶植国王称帝的方式，一来对外展示日本的善意，二来以此为契机另立新皇后来掩盖闵妃之死。 其后“俄馆播迁”，亲日派政权倒台，称帝更是无从谈起。 第二轮称帝朝鲜的第二轮称帝计划，则是国王高宗及几乎所有派系势力一致推动的，是一次规模空前的自主建国运动。 建阳元年（1896年）俄馆播迁以后，政局基本稳定，不过朝鲜高宗仍然滞留俄国公使馆，因而刺激了普通民众的独立自主意识。 建阳元年（1896年）4月，参与过甲申政变、留美归来的著名开化派人士徐载弼创办朝鲜半岛历史上首个民间报刊—《独立新闻》，强烈呼吁朝鲜独立，实行近代化改革，大力宣传独立自主精神和西方的民权法治思想，在当时朝鲜各阶层影响很大。 比如其中一次社论中写道：“朝鲜人从不知独立为何物，而且对外国人蔑视朝鲜人无动于衷。 朝鲜君主曾经每年派使到清国朝拜，取用清国历法，在公文中亦使用清国年号，朝鲜人虽自知属于清国，但数百年间从未考虑洗雪此耻，而一直甘于其属国地位。 倘考虑此种懦弱之心理，岂非可悲之人生乎？如提高庶民之地位，首先要提高国家之地位，如提高国家与庶民之地位，其国君主必须与他国君主比肩而立。 ” 明确提出了“与他国君主比肩而立”的称帝要求。 同年7月，徐载弼又创办“独立协会”。 为了表示其与历史决裂、追求独立的决心，独立协会还拆毁了朝鲜迎接中国使臣的“迎恩门”，改建为独立门。 又把奉迎中国“天使”的驿馆“慕华馆”改称“独立馆”，用作独立协会办公室。 建阳二年（1897年）2月，高宗搬出俄国公使馆，回到汉城庆运宫（今德寿宫）。 此后不仅有民间开化派的《独立新闻》和独立协会呼吁称帝建国，代表传统势力的儒生和大臣们也纷纷上疏，引经据典，请求高宗即皇帝位。 建阳二年（1897年）5月1日，前承旨李最荣上疏请高宗称帝，5月9日，以权达燮为首的地方儒生开始不断上疏请求称帝建国。 5月16日中枢院议官任商准上疏，5月26日幼学（未取得功名的儒生）姜懋馨上疏，郡守郑乔也上疏驳斥反对称帝的言论。 光武元年（1897年）9月25日和26日，作为高级官员的农商工部协办权在衡和外部协办俞箕焕上疏强烈请求高宗称帝。 9月29日奉朝贺（致仕官员的一种荣誉官名）金在显联716名缙绅上疏请求称帝；9月30日议政大臣沈舜泽和特进官赵秉世代表所有朝廷官员上疏劝进。 在这些纷至沓来的上疏中，陈述了多种称帝的理由，比如称帝可以巩固国势，确保独立之实，“甲午更张之后，有独立之名而无独立之实，国是靡定，民疑满腹……而目下矫正之方，亶在乎正威仪、尊瞻视，使民心有所趋向也” ；也有很多人提到朝鲜的正统性，比如姜懋馨上疏指出：“我邦虽疆域不大，羲、黄以来，五千余年正统相传之礼乐文物，亶在于是” ，李秀丙上疏指出：“陛下圣德大业，宜承大明之统绪” ，外部协办俞箕焕更是引用欧洲历史，称清朝和朝鲜共同承接中华正统，就如同奥地利和德意志共同承接罗马正统，所以朝鲜也应称帝 ；还有大量上疏运用了《万国公法》，论证称帝建国的可行性，比如权在衡的上疏中引用了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第84～86章的内容及其注释，恳请高宗不要顾及外人的议论，立刻称帝建国 ；此外还有上疏写道：“我邦统合三韩，陆地疆土延亘四千里，人口不下二千万” ，具备了称帝的规模。 《独立新闻》曾对此发表评论说：“数百年来，朝鲜人只视清国皇帝为唯一皇帝予以尊奉，然而此时朝鲜的忠臣们开始认为朝鲜大君主陛下实乃与清国皇帝地位同等，这的确是朝鲜已经得到自主独立的表征”。 此时尽管有柳麟锡、崔益铉等腐儒以朝鲜为明朝藩臣为由反对称帝，但已无法扭转历史的车轮，高宗称帝已经是势在必行了。 事实上，请求称帝的上疏运动很大程度上出于高宗李熙本人的授意。 朝鲜的第二轮称帝计划遭到了包括日俄在内的各国的冷眼相对，日本的福泽谕吉甚至还撰文揶揄道：“据近日的消息，原来传闻中的尊号之议已经确定下来，朝鲜国王今后将以皇帝陛下称之。 这实在是令人惊讶不已的事。 称号为国王或皇帝，其实都是无所谓的。 但如果说到其皇帝陛下支配的‘帝国’之状况如何，从外面看该‘帝国’简直不成体统。 这位国王直到近日还寄居于他国公使馆，连国王自身之居所都难以安定而遽然称帝，对国内外还能施加怎样的威严呢？” 因此高宗需要借助营造“举国一致推戴”的氛围，以获得列强的承认，实现他自己的称帝计划。 史料记载高宗的称帝计划“各国力阻之，俄使则曰：‘贵国必欲僭号，我俄当绝交！’上始惧，然垂成而沮，殊不雅观，乃授旨臣僚，相继陈请，有若上之屈意徇众者……” 日本驻韩公使加藤增雄也向日本政府报告道：“国王希图形成上下官民一齐仰望，举国舆论同声拥戴的情形，而引起列国驻朝使臣的关心，以称帝一事无法中止为由取得列国使臣的同意。 先是在即位前夕，朝鲜政府派遣宫廷官员到各使馆暗中探听其意向，并且对他们进行游说使其出面斡旋，但是使臣中或是劝止，或是表现出冷淡态度，谁也没有做出认真表示。 ” 所以，朝鲜的第二轮称帝计划不仅有来自朝野各派势力的强烈呼吁，高宗本人则是幕后最大的推手。 主词条：光武改革大韩帝国是日、俄势力在朝鲜半岛处于相互牵制的均衡状态下由高宗李熙自主建立的。 在这种状况下，韩国所受的外部压力，使其暂时处于危机状况之后的一种弛缓期。 高宗为首的大韩帝国政府也意识到这种状况，因此对外采取势力均衡策略，通过列强间的互相牵制来维系国家独立，并以永久中立化为目标；对内则延续甲午更张以来的近代化改革，着手对韩国进行改造，以期达到富国强兵的效果。 由于高宗称帝后年号为“光武”，故历史上将高宗建立大韩帝国后几年间在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实行的改革称为“光武改革”。 光武改革使韩国的社会风貌焕然一新，促进了韩国的近代化和工业化，使韩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大为发展，同时使朝鲜民族得到启蒙，进一步唤醒了民族意识。 然而光武改革的基本思路是“旧本新参”（以旧制为根本，参酌新的制度），所以改革措施并不彻底，很多只是流于表面。 韩国仍然是一个君主专制政体，外国势力也没有真正驱逐。 大韩帝国的政治仍然延续朝鲜王朝时期的黑暗腐朽，再加上连年饥荒，普通百姓生活更加困苦。 韩国并没有因光武改革而走上富强。 随着日俄战争的爆发，光武改革的进程被打断，韩国不可避免地走向殖民地道路。 由于光武改革的局限性，一直是韩国独立和改革的急先锋的独立协会与政府的矛盾逐渐加剧。 独立协会中受过美国教育的激进分子如李承晚等人甚至鼓吹民权，并几度在汉城酿成官民冲突。 独立协会于光武二年（1898年）12月被韩国政府取缔，李承晚等人被逮捕并被判刑，其创始人徐载弼也被迫离开韩国去美国。 大韩帝国的建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帝国主义对朝鲜半岛的侵略，却并没有使韩国被外国支配的情况得到根本性的转变，大韩帝国自始至终并未获得真正的独立。 大韩帝国成立前后，日本与俄国先后签署了《小村-韦贝协定》、《山县-罗拔诺夫协定》、《西-罗仙协定》，协调两国在韩国的势力范围和各种利益。 但双方都明确反对以北纬38度线为界直接划分两国在韩势力，因为日俄都欲独吞朝鲜半岛。 这一时期，日、俄两国对朝鲜半岛的侵略由直接干涉其内政转为以经济侵略为主。 俄国利用“俄馆播迁”获得了朝鲜半岛北部丰富的林业资源，而日本则将韩国的渔业权利尽数攫为己有，还在光武七年（1903年）铺设了京釜铁路。 处于劣势的韩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也在与日俄的恶性竞争中举步维艰。 光武七年（1903年），日本和俄国的矛盾逐渐激化。 日本主张“满韩交换”，日俄分别占有韩国和中国东北地区。 俄国则主张独占中国东北，以北纬39度以北的朝鲜半岛为俄国势力范围，39线以南为日本势力范围，但是日本不可将其用于军事目的。 俄国利用其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的固有优势压制日本，日本也恃英日同盟而毫不退让。 特别是这年俄国拒绝履行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中从中国东三省的第二期撤兵及强占韩国龙岩浦事件更是加剧了日俄关系的恶化，两国爆发战争已是在所难免。 在这种状况下，以高宗皇帝为首的大韩帝国政府开始加紧中立化进程。 早在光武四年（1900年），高宗采纳亲美派的主张，企图依靠美国，以列强“共同保证”韩国中立，来打破日俄分割韩国的阴谋。 不过日俄都反对韩国中立，美国不愿卷入日俄纷争，也拒绝担保，因此高宗的第一次中立化计划泡汤。 光武五年（1901年）以后，第二次韩国中立化计划开始酝酿，最早是俄国提出的，高宗听说后派李根泽、朴齐纯等大臣访问日本，探听日本对韩政策，结果了解到日本并不愿韩国的中立化。 事实上，此时的日本已经出台了将韩国“保护国化”的“小村路线”，不可能支持韩国的中立。 而其后韩国国内政界深陷“严妃升后”（严妃即纯献皇贵妃）的泥潭中，根本无法实行任何积极的外交政策。 而俄、美等国外交官筹划的韩国中立化也在日本的阻扰下失败。 在光武七年（1903年）战争阴云密布之际，高宗开始探索第三次中立化计划，原本大韩帝国追求的是永久中立国，但此时退而求其次，开始谋求战时中立的地位。 光武七年（1903年）8月18日韩国外部大臣李道宰电令驻俄、驻日公使，其要点为：要尽速取得日俄战争爆发时对维持韩国的中立化和领土完整等方面的各国政府的保障。 同年8月21日高宗又派精通法语的宫内府官吏玄尚健前往法国，与驻法公使闵泳瓒一道寻求法国政府及海牙国际法庭对韩国中立化的援助。 但是日本得知韩国的中立图谋后以“不合时宜”为由断然反对并加以破坏。 随着战争的迫近，高宗的密使李建春在法国驻韩公使冯道来的协助下，于光武八年（1904年）1月21日在中国芝罘（今山东烟台）以外部大臣李址镕的名义用法文发表中立宣言，这是韩国历史上首个中立宣言，史称“芝罘宣言”，其内容为：“日露（俄）两国间交涉事件不相协洽，到今形势难期和平的解决，我政府兹奉大皇帝陛下敕命，不拘日露两国目下协议结果如何，遵守严正中立之事断然决心，且大皇帝陛下当此时机希望列国友谊的帮助。 ” 其后又将宣言电告各国驻韩公使，日本对此大为震惊，并以“中立化不合时宜”为由回避承认，之前热衷帮助韩国实现中立化的俄国则出乎意料地持旁观态度，英国也以“现在中立宣言不具有重要性”为由拒绝承认。 其他国家则没有一个正式表明支持者。 就这样，高宗的中立外交政策彻底破产，韩国也在日俄战争期间成为了日本的囊中之物。 光武八年（1904年）2月9日，日本不宣而战，进攻驻韩国仁川的俄国舰队，日俄战争爆发。 日俄战争爆发后，日军完全无视韩国的中立宣言，迅速开进汉城，控制韩国政府，并在2月23日强迫韩国同日本签订《日韩议定书》，协助日本作战。 同年8月22日，日本公使林权助又强迫韩国签署《日韩新协约》（第一次日韩协约），规定韩国雇用日本财政和外交顾问、与外国缔结条约前要与日本协商等等。 韩国开始进入了被日本控制的顾问政治时期。 日俄战争以日本获胜告终。 光武九年（1905年）9月，日俄签订《朴茨茅斯和约》，日本自此独占朝鲜半岛。 于是日本政府逼迫韩国与之缔结其一手炮制的保护条约，在韩国宫廷的御前会议上，诸大臣坚决反对缔约，亲日派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同意缔约。 当年11月17日，日本派遣数万军队开入汉城，包围庆运宫。 日本特使伊藤博文和驻韩司令长谷川好道携条款亲自进宫，由于高宗称病缺席，由韩国政府的八大臣负责会见伊藤博文。 伊藤博文对八大臣威逼利诱，以学部大臣李完用（李完用已由亲俄转向亲日）为首的原本亲日的五大臣同意缔约，其余三人则表示反对，其中参政大臣（总理大臣）韩圭卨因为坚决反对缔约被日本军强行拖出宫廷。 日本军还从韩国外部夺取大印，强迫韩国外部大臣朴齐纯在《日韩保护协约》（第二次日韩协约，又称“乙巳保护条约”）上签字。 大韩帝国从此名存实亡。 根据这个协约，韩国撤消外交机关，并不设外务大臣职务，这样，韩国就失去外交及内政主权，变成日本的保护国，实际上已成为日本的殖民地。 《日韩保护协约》签订的消息传出后，立即激起韩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韩国各阶层人民一致要求“废除保护协约”、“驱逐倭寇、诛灭五贼”。 《皇城新闻》立即把签约的真相公布于世。 称保护协约公布之日为韩国“全民哀悼的日子”。 主笔张志渊所撰写的题为“是日也，放声大哭”的社论，反映了韩国人民对保护协约痛恨之情。 当时韩国社会的情况，“学生闭校痛哭，教徒呼天悲泣，商贾撤市狂呼，儒生投章叫阖，元老大臣抗事累日，而日人或以兵劫之，或拘而辱之。 于是侍从武官长闵泳焕拔刀自刎，原任议政大臣赵秉世饮药自裁，殉于独立。 农民金台根在水原停车投石击伊藤博文不中。 奇山度、李种大、金锡恒等十一人谋刺五贼，事泄被逮，李建奭呕血死狱中。 ” 此后在韩国全国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反抗运动和第二次反日义兵运动，其中以忠清道的闵宗植、全罗道的崔益铉、庆尚道的申乭石这三支义兵部队最为活跃，沉重打击了各地的日军和傀儡政府。 此时主掌韩国国政的学部大臣李完用、军部大臣李根泽、内部大臣李址镕、外部大臣朴齐纯、农工商大臣权重显被韩国人民骂为“乙巳五贼”。 签约的当天，卖国贼李完用家被人放了火。 《乙巳条约》签订后，日本对韩国的控制由顾问统治转为日本韩国统监府的太上皇统治，即统监政治（保护政治）时期。 11月23日，日本政府公布了协约全文，并将此事通知与韩国有外交关系的各国政府，要它们撤走驻韩外交代表机构。 在各国外交使团尚未撤离时，日本就关闭了驻汉城的使馆，成立了统治韩国的新机关—韩国统监府，派枢密院议长伊藤博文为第一任统监，各道的日本领事馆也撤销，成立了统监府的地方机关—理事厅。 光武十年（1906年）3月2日，伊藤博文来到汉城，就任韩国统监。 他先后扶植朴齐纯和李完用建立傀儡内阁，又以协助韩国改革为名，抛出“施政改善”的幌子，强迫韩国向日本借款1000万日元，引发了韩国人民的“国债报偿运动”。 而高宗皇帝也不甘心做傀儡，《乙巳条约》签订不久，高宗皇帝就秘密写信给美、俄、德、法4国首脑，宣布《乙巳条约》无效，但这四国首脑都不予理睬。 光武十一年（1907年），发生了“海牙密使事件”。 海牙召开第二届万国和平会议。 高宗皇帝秘遣李相卨、李儁、李玮钟三人带着高宗致俄国沙皇的书信和参加会议的委任状前往海牙，控诉日本对韩国的侵略，呼吁各国声援韩国，宣布《乙巳条约》无效。 由于与会各国均承认日本对韩国的保护权，于是向高宗皇帝确认代表身份，此时韩国电信权落入日本手中，询问电被日方扣留，伊藤博文闻讯大怒，通知和会委任状系伪造。 日本指责韩国违反了保护条约，企图借机废黜高宗。 伊藤威胁高宗说： “陛下用如此阴险手段蹂躏日本的保护权，不如对日宣战”，“陛下若想抵抗日本，不必秘密进行，大可以公开干”。 伊藤还指使韩国卖国组织“一进会”开展要求高宗退位的活动。 在伊藤的唆使和恫吓之下，李完用内阁于1907年7月6日至18日举行3次御前会议。 会上农商工部大臣、一进会会长宋秉畯对高宗进行威胁说：“今为陛下着想，只有两计：一则陛下亲赴日本，向其（明治天皇）谢罪，二则陛下……迎长谷川司令官，向其谢罪，不然开战败后将如何受辱，难以设想。 ”7月17日，李完用等七大臣逼迫高宗退位，高宗忍无可忍，拍案怒斥道：“卿等欲将朕卖与统监乎！”同日，日本外相林董抵达汉城，和总理大臣李完用一起逼高宗退位，双方僵持不下。 高宗宣布“军国大事由皇太子代理”，日本人却诡称韩国皇帝已经退位。 光武十一年（1907年）7月19日，日军在汉城南山倭城台正对着庆运宫驾设6门大炮，并派日军包围庆运宫。 在日本兵严密看护下，7月20日在庆运宫中和殿举行“禅位仪式”。 皇太子李坧即位，是为纯宗，改元隆熙。 纯宗即位四日后，在汉城的日本外相林董和韩国统监伊藤博文将韩国总理大臣李完用唤至韩国统监府，交给他事先拟好的七款《日韩协约》草案。 李完用立即召开内阁会议，一字不动地通过了这一协约，当晚李完用在伊藤住所签字，史称《丁未七款条约》（第三次日韩协约）。 协约内容是：第一、韩国政府在改善施政方面，必须接受统监的指导；第二、韩国政府制定及采取重要的行政措施，均须事先得到统监的同意；第三、韩国的司法事务，须与普通行政事务区分开；第四、韩国高等官吏的任免，须经统监同意；第五、韩国政府应任命统监所推荐的日本人为韩国官吏。 隆熙元年（1907年）7月27日，日本又迫使韩国傀儡政府公布《新闻法》，7月29日，发布《保安法》，剥夺了韩国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一切自由。 8月1日，日本强行解散韩国军队。 这一行动激起了第二次反日义兵运动的高潮，日本急忙集结兵力，才在两年后镇压了义兵运动。 同时，也开始了由日本人作为次官，实际掌握中央及地方行政大权的时期。 为加速吞并韩国，日本在韩国加强了军事警察统治。 统监府成立时，在韩国的日本宪兵约有800人，隆熙元年（1907年）末已增为2000多人，隆熙二年（1908年）更达到8600多人，宪兵特务遍布韩国各地。 日本过去在韩国只有1个师团的兵力，韩国统监府成立后到隆熙二年（1908年）5月前，又增加1个旅团，两个步兵联队（团）和1个骑兵联队。 对韩国人民的反抗，采取了残酷迫害和血腥镇压的措施。 据统监府显然是缩小的官方统计，从隆熙元年（1907年）7月到隆熙二年（1908年）底，就杀害了近一万五千名反抗日本的韩国人。 隆熙三年（1909年）春，日本外相小村寿太郎令外务省政务局长仓知铁吉起草关于韩国问题的文件。 仓知铁吉拟订了吞并韩国的《对韩政策的方针》和《对韩施政大纲》。 3月30日，小村向首相桂太郎提交了这两份文件，桂太郎当时即交给内阁考虑。 4月10日桂太郎、小村和正在东京的韩国统监伊藤3人就吞并韩国问题密谈。 伊藤博文表示完全同意两个文件。 7月6日日本内阁通过了文件，并得到天皇批准。 《对韩政策的方针》即关于日韩合并的决议规定：“在适当时机断然实行对韩国之合并。 使合并后之韩国成为（日本）帝国版图之一部分。 ” 《对韩施政大纲》则主要有以下内容：在合并韩国时机到来之前，须“在韩国驻扎必要之军队，并增派大批宪兵及警察”；“将韩国铁路移交日本政府的铁道院掌握”；“尽可能多地向韩国移民，以加强日本势力”；“进一步扩大在韩国中央政府及地方官厅的日本人官吏的权限”，等等。 7月12日，日本又强迫韩国政府签订“协约”。 韩国政府向统监府司法厅交出司法权和监狱事务，接着又取消了韩国政府的军部。 隆熙三年（1909年）6月14日，伊藤博文辞去统监职务，副统监曾祢荒助升任统监。 伊藤博文的去职，标志着朝鲜统监政治时期的结束，进入合并时期。 在合并时期，主要是具体实施吞并朝鲜半岛的方案和取得国际上帝国主义的支持。 隆熙三年（1909年）10月，伊藤博文到中国东北活动，计划与俄国财政部长科科夫佐夫密谈，一则密谋进一步掠夺中国东北权益，二则事先征得沙俄对日本吞并韩国谅解。 同年10月26日，韩国爱国志士安重根在哈尔滨车站击毙了伊藤博文。 12月22日，李在明伏击了卖国贼李完用，使李完用身负重伤，险些丧命。 伊藤博文被刺大大震惊了日本帝国主义。 日本政府趁机煽动复仇情绪，为吞并韩国制造舆论。 军政首脑山县有朋、大隈重信、寺内正毅等劝说桂太郎内阁立即吞并韩国，有的公开发表声明、谈话，敦促政府采取果断措施。 御用报刊也推波助澜。 “朝鲜问题同志会”、“偕乐园”等组织纷纷出笼，四处演说，鼓吹吞并韩国。 隆熙四年（1910年）初，在日本第26届议会上，在野党议员组织“中央俱乐部”，向首相提出质询，要求追究“推动合并不力”的现任统监曾祢荒助的责任。 隆熙四年（1910年）春，曾祢荒助回东京治病，日本政府遂将其解职。 5月30日，任命陆军大将、前陆军大臣寺内正毅出任统监。 6月3日，日本内阁通过了《对韩国施政方针》。 按照这一方针，吞并韩国后，设立总督府，“总督直接隶属于天皇”，在朝鲜半岛“有统辖一切政务之权限”，“委总督以大权，有发布有关法律事项、命令之权限”等。 寺内正毅又据此拟订《日韩合并条约》，方案包括改“韩国”国号为“朝鲜”等22项条款。 隆熙四年（1910年）8月22日，汉城的日本军、宪、警全部出动，警戒全城，城门、要冲、大臣住宅和皇宫更是戒备森严。 下午1时，召开了御前会议，总理大臣李完用说明与统监府交涉经过，强调“韩日合邦”不可避免，并宣称全体大臣一致赞成合邦。 下午4时，李完用和农商工部大臣赵重应到统监府，提交了纯宗皇帝授予签约的委任状。 李完用和寺内正毅在《日韩合并条约》上正式签字。 8月29日，《日韩合并条约》生效，韩国灭亡。 《日韩合并条约》共计八条，第一条规定：“韩国皇帝陛下将韩国之一切统治权，完全永久地让与日本皇帝陛下”。 第二条规定，“日本皇帝陛下接受前条所举之让与，且允许将韩国全部合并于日本帝国”，等等。 同年9月30日，日本公布朝鲜总督府官制，任命寺内正毅为第一任总督，10月1日起成立总督府。 总督府在朝鲜半岛推行了以“皇化”（奴化）为目的的“日韩一体”的同化政策，以毁灭韩民族。 在日本军人总督手下，对朝鲜半岛实行军人武断统治，由宪兵司令官担任警务总长，禁止朝鲜半岛结社、集会，取消了言论和新闻自由。 此外还颁布《朝鲜教育令》，对朝鲜半岛进行奴化教育，强迫高丽人以日语为“国语”，强制各级学校用日语教学。 日本对朝鲜半岛的经济命脉也进行全面的控制。 在吞并朝鲜半岛后10年内，日本殖民者从朝鲜半岛农民手中夺取了一半以上的土地，仅东洋拓殖会社就霸占10多万公顷的土地。 朝鲜半岛75%的农民由于失去土地而沦为佃农、半佃农。 在吞并朝鲜的头4年中，殖民者将租税提高了4～5倍。 日本殖民者还不断增加朝鲜半岛粮食和原料的输出。 从1910年－1919年，按价值计算，大米输出增加了17倍，大豆增加了3倍多，棉花增加了26倍。 为巩固其殖民统治，日本政府还不断向朝鲜半岛移民。 从此，有数千年悠久历史的朝鲜半岛，沦为日本直接统治的殖民地。 李坧则被降为“昌德宫李王”，太上皇李熙被降为“德寿宫李太王”，软禁在这座五百年历史的悠久宫苑中，成了自己国家土地上的异国囚徒。 大韩帝国历时13年，传2帝。
不平等条约
不平等条约是指在签订条约的国家多方中，一方（或多方）以武力或政治施压等手段，胁迫另外一方（或多方）签署的条约，由于缔约双方的谈判地位不对等，导致最后缔结的条约不平等，因此条约通常都会对某一方的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产生侵害。 不平等条约通常是停战的条件和结果，为了结束战争而签订的条约即为和约。 [编辑本段]概念不平等条约的概念最先在1920年代由中国国民党提出：1. 1923年1月1日，孙中山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其中有“与各国立不平等之条约。 至今清廷虽覆，而我竟陷于为列强殖民地之地位矣。 ”2. 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订了政纲，在对对外政策方面，提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偿还外债”的政策。 3. 1924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表《第四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了“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主张。 4. 1924年9月18日，发表《中国国民党北伐宣言》，其中包括“要求从新审订一切不平等之条约”。 [编辑本段]性质不平等条约是与平等条约相对而言。 平等条约一般是指签约各主权国家在平等互利的前提下，自愿商定的权利义务对等的条约。 而不平等条约是指最后缔结的条约，对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并不对等。 最常见造成这情况的原因是其中一方（或多方）使用了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强压另外一方（即强加条约）。 但亦有人认为，不平等条约的缔结不一定牵涉武力，只要是条约内容是对各方并不对等即可。 在这扩大的定义之下，不平等条约可以包括以下各种情况：1. 条约内容本来对双方平等；但由于未能预见的改变，造成实际执行上双方义务出现不平等2. 条约内容本来对双方并不平等；而无论实际效果如何3. 使用或威胁使用经济压力或武力来达至第一种情况4. 使用或威胁使用经济压力或武力来达至第二种情况5. 条约内容平等，但是使用经济压力达成6. 条约内容平等，但是使用武力达成从此定义来看，许多20世纪前欧、美国家与其亚、非国家签署的条约都符合不平等条约的概念。 而且欧、美国家内部战争后的许多和约（比如普法战争后的法兰克福条约、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凡尔赛条约），也可以看作是不平等条约。 而现代某些协定，虽然没有在武力下签署，亦可被解释为不平等。 在习惯上，不平等条约往往是指西方列强（后来也包括日本）在十八世纪及十九世纪初与亚洲国家之间签署，带有帝国主义色彩的条约。 近代部分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在其内部的构成民族之间曾经签订的武力强加条约，因为不属主权国家之间的问题，被认为是民族之间的内部事务而不属于不平等条约。 [编辑本段]与强加条约的分辨不平等条约（Unequal Treaty）和强加条约（Imposed Treaty）是两个类似的概念，都是关于在武力胁迫下签署的条约的名词。 强加条约的概念出现较早，西方的法学自十八、十九世纪即开始出现类似的概念。 不平等条约的称谓则是中国国民党于1920年代提出的，最初用来指西方与满清及北洋政府所莶署的一系列条约。 后来不平等条约的概念逐渐发展，在国际上亦有被其他国家使用。 但现在法学上对何谓不平等条约还是没有很明确的定论。 有些人认为不平等是指缔造条约的手段使用了武力或胁迫而造成不平等。 这种定义下，不平等条约基本上是等同强加条约。 但亦有些意见认为不平等条约是指条约的性质属于不平等，因此可能是在更多不同的情况下造成，而涵盖亦更广泛。 常见内容各国签署的不平等条约，内容经常包括：1. 战争赔款2. 割地3. 租界4. 单边治外法权（包括领事裁判权）5. 通商，开通通商口岸6. 提供片面最惠国待遇。 7. 协定关税8. 划定势力范围这些不平等条约有如下几个特点：(1) 无论条约对缔约一方的主权伤害有多少，大多在缔约时遵循自近代外交学不断发展而产生的“游戏规则”（即便是形式上的遵循），即由两方的谈判代表先进行谈判磋商，对条约的文本进行确定，体现出条约本身是双方正式谈判的结果。 (2) 条约一般都会涉及主权、和战、贸易（或其他形式的）赔款，其中条约签订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服务于本国贸易发展。 有时也是作为大国之间的交易牺牲品，原宗主国（或对该国有相当影响力的国家）将从属于自己的国家的利益出让给第三方，借以换取本国的利益。 [编辑本段]十八、十九世纪亚洲、非洲的不平等条约习惯上，不平等条约一词经常是指西方列强（后来也包括日本）在十八世纪及十九世纪初与亚洲、非洲等国家间签署，带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色彩的条约。 事实上，这些时期亦是出现了最多具有不平等内容的条约。 （详见下文各国的不平等条约）影响这些条约主要影响有：1.打开了闭关锁国的大门：不平等条约中包含了许多贸易条款，包括通商，通商口岸的设立，最惠国待遇等等，使得闭关锁国的政府被迫打开了国门。 对于19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市场一体化的形成而言，不平等条约大多体现了当时自由资本主义的理念——尽可能的开拓海外市场，并将利益最大化。 这并不等同于现在的市场经济理念：因为自由主义者的竞争往往不遵从法制和平等的理念，而代之以各种手段如倾销贸易竞争。 虽然绝大部分经过工业革命而形成的工业化国家都会采用开放市场、 向世界竞争的贸易手段。 但对于一些不发达国家或者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严重的国家，大国往往利用强加的不平等条约，破坏阻碍自由竞争的因素。 对于亚、非洲的国 家而言，这种在存在经济实力巨大差距的自由竞争将不可避免的摧毁本国的独立经济，使本国经济开始逐渐受制于其他国家。 2.半殖民地国家：对于被强加不平等条约的弱小国家而言，签订不平等条约对本国经济的发展是具有惊人影响的，强国的商品输出会对本国简单的手工业生产带来致命的打击：在自然经济为主的社会，手工业的生产力远不及资本主义国家机械生产的能力。 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手段导致本国市场打破自然垄断，促使市场融 入世界，使本国经济日趋殖民地化；文化上输出被美国、欧洲所崇尚的价值观与道德观，造成对其他国家传统文化的冲击，西方宗教与科技的传入一方面促使有识之 士对时局展开深入研究，但更多的是对广大民众的精神麻痹。 这些现象使被迫签署不平等条约的国家逐步沦落为半殖民地国家，有的国家甚至在政治上完全丧失了主 权领导，成为彻底的殖民地。 3.经济畸形发展：这是不平等条约带来的结果之一。 本国尚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很难同英、美等强国在市场上相竞争，没有利润的本国工业自然很难发展。 这导致国家开始经 济殖民化。 而殖民地对于他们的宗主国而言，就是廉价原料、劳动力和广阔市场的代言词。 这样，受制于不平等条约的国家只能是输出初级产品，而工业领域则近乎 空白。 20世纪50年代后世界范围的殖民体系虽然不断解体。 但对于这些新兴的独立国家而言，其经济发展仍然是初级产品出口，进口工业成品的发展态势。 经济 命脉仍就由那些有能力控制贸易品价格经济强国所掌控。 这种不平衡的发展对于部分国家（主要是非洲国家）直至现在依然没有改变，也成为这些国家独立几十年来 经济未见好转的主要原因之一。 4.领土损失[编辑本段]时代终结的开始这段时期的终结是由一次大战之后开始。 随着“亚洲的觉醒”时期到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原殖民地虽然未能够甩掉“三等国家”的矮帽子，但国际独立地位开始不断上升。 欧洲各国此时又忙于应付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疮痍尚未痊愈，又添经济危机带来的巨大创伤。 在中国，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开始实现关税自主与租界回收（详见下文的中国近代史不平等条约）。 但在欧洲地区同盟国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战后德国丧失了本就不多的海外殖民地，又需要赔付高达200亿金马克的赔款；昔日横跨欧、亚、非的帝国奥斯曼土耳其被《摩德洛斯协定》夺走了70%以上的国土，《色佛尔条约》则几乎将这个拥有400余年历史的国家彻底沦为殖民地。 奥匈帝国也瓦解了。 中国作为战胜国，《凡尔赛和约》却把之前被德国侵占的中国山东半岛主权出让给了日本。 由于《凡尔赛条约》对弱小国家内政的肆意干涉，被认为是世界史上牵涉国家最多的不平等条约。 在1917年，国土面积最大的俄罗斯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领导人列宁宣布废除同各国签定的不平等条约（既包括对其他国家不平等的条约，也包括俄国自己受到的不平等条约），虽然这个声明并没有百分百实行，但这件事情极大鼓舞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反对不平等条约努力的热情。 一战后的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来极具霸主气质的德国现在被协约国踩在脚下，短时间内没有争霸世界的实力；美日在太平洋利益冲突成为世界不安定格局的中心。 为了调和各方（也包括英、法、意等国）在内的利益，华盛顿会议应运而生。 不愿看到日本独占中国带来的利益，以《九国公约》大幅削减日本的在华权利，为中国收回自民四条约丧失的部分主权提供了契机。 随着一战后各资本主义国家实力的减弱，一些具有强烈救国意识的国家开始藉着这样的机会发动权利收回的行动，但这些国家既不敢公开废除不平等条约，各 资本主义国家也畏惧各国广大人民的力量，采用了秘密协定与偷换概念的方式，一方面废除一些已经没有多大用途的不平等协定，又采用新名词取代“最惠国”等具 有强烈殖民色彩的权利。 比如《中美新约》的美国国务院经济顾问就曾说：“1928年七月间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想办法不使用中国所反对的‘最惠国’字样而保持美国的权利。 我们在国务院想到这个和以后的条约中使用‘待遇不得有所差别’这一字句的方法。 ”，可见这些改定新约运动并没能真正触及不平等条约体系的核心。 对于自道威斯计划后迅速崛起的德国而言，凡尔赛和约不啻为德意志民族的最大屈辱，在这种情况下上台的希特勒利用这一难得的机遇，极力煽动民族情绪，利用民众对《凡尔赛和约》的不满，建立自己的独裁势力，发动德国政府撕毁一战后签定的大量限制德国军事的不平等条约，与奥地利合并。 面对着凡尔赛体系的破坏，英、法采用了绥靖政策，对德国的行为妥协，并希望借助德国再度强大的力量进攻苏联（但是，这一举动反而促使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 在这种情况下的德国提出了“最后一项领土要求”：取得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 英法一厢情愿地认为，德国将会在满足这个要求后与苏联决裂，便由英、法、德、意四国召开了慕尼黑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 这次会议连带事后签定的不平等条约——慕尼黑协定被统称为“慕尼黑阴谋”。 二战后捷克斯洛伐克与90年代后的捷克一直认为这个条约是大国之间擅自决定的，牺牲小国利益而满足自身要求的赤裸裸的不平等协定。 远在亚洲的日本也为了履行大陆政策，展开东北侵略（参见九一八事变），当时的国民政府采用了向国际联盟申请仲裁的方式回应日本的侵略，国联则判定东北应该以“国际合作为最善之解决”，令东北反而成为“国际公认”、名副其实的国际殖民地。 此后不久，影响到世界不平等条约体系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反法西斯同盟不承认与轴心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并在同盟内部展开对各国不平等条约的再修订，一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做出重大贡献的国家取得了部分在条约中失去的权利，为身处亚、非、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带来了极大的振奋，对战后各国民族解放事业起到的推动作用。 二战后，亚、非两洲原先的殖民地国家开始了其民族独立运动，以独立国家的身份收回失去的主权；战后原先强大的英、法、德等国失去了足够强大的实力去维持在海外的殖民统治。 废除不平等条约成为国家取得独立身份的要求之一。 其中在非洲的独立运动十分广泛，1960年有17个非洲国家宣布独立，对非洲不平等条约体系产生极大冲击；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在其临时宪法《共同纲领》中宣布审查并废除自清末民初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 1977年巴拿马与美国签订协议，废除《美巴条约》，代之以《巴拿马运河新条约》：取消美国永久占领巴拿马运河区的特权，1999年12月31日中午期满后，运河及运河区的主权及管理权将全部交还巴拿马，由巴拿马确保运河的中立地位。 为防止强国将废除的不平等条约再度加之于独立国家之上，1954年12月亚、非新兴独立国家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会议，为防止不平等条约的再度蔓延，维护独立主权，发表了《亚非会议最后公告》。 经过一段时间后，形式上强加于原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不平等条约及其特权在世界范围内基本上被废除。 [编辑本段]各国的不平等条约（一）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与其他国家签订了一系列的条约，一般认为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不平等的。 从条约的签订上看，是经过双方的交涉谈判、共同宣布的平等协定，但实际上两国的谈判总是经过了一场战争——早已腐朽没落的清帝国在 对外经济与国防上不是近代帝国主义国家的对手，一场战争下来中国政府很少能从战争中占到什么“便宜”，反而让其他国家取得战争的主动，迫使中国政府以谈判 为手段以避免更大的损失；中国政府的代理人往往在谈判时只有“接受”与“不接受”这样的选择，这些代理人作为一个专制帝王派来的代表，只能为了皇族的利益 去签订这些条约。 目前，中国的史学界大多将自1949年以前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840年—1860年）这一阶段既是中国由君主专制社会走向半殖民社会的开端，也是列强在中国建立殖民体系的形成阶段。 在这一阶段中，《南京条约》的签定标志着中国不平等条约体系的建立与初步形成。 《南京条约》又与《望厦条约》、《黄埔条约》构成了中国不平等条约体系中最重要的奠基石。 通过这三个不平等条约，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三个资本主义国家：美、英、法三国在中国取得了如下权利：1. 取得自由对外贸易的通商权与片面最惠国待遇。 2. 取得协定关税的权利。 3. 取得取得在华传教、租地建房的权利。 4. 取得领事裁判权。 5. 取得部分中国领土的占有权。 这些不平等权利构成了中国最早的不平等条约体系，无论是今后的租界、内河巡航、高额赔款都不过是上述权利的延续、发展与补充。 1853年在上海的一场小刀会起义令英国人取得了控制中国海关的绝佳机会；第一次鸦片战争后14年，英法为扩大在华权益再度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这场持续4年的战争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条约：• 中英、中法、中俄《天津条约》、中俄《瑷珲条约》（1858年）• 中英、中美、中法、中俄《北京条约》（1860年）这次战争带来的新的不平等条约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欧美各国又取得了一些新的条约特权：1. 胃口大开的领土要求。 2. 扩大对外贸易窗口的要求。 3. 内河航运权。 4. 鸦片贸易合法权。 5. 内地自由行动权。 6. 劳工出国权。 这一时期的不平等条约大多围绕着贸易而进行，对于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而言，工业革命后生产力的提高带来了大量的商品，在本国市场销售商品取得利润不能完全满足资本家的欲望，因而就要开辟新的海外市场。 所以各国采用的都是自由贸易的经济方针，政府制定的对外政策无不以扩大贸易对象，实现商品输出为主要目的。 打开中国的大门，建立殖民地，要求五口通商、协定关税都是这一方针的具体体现。 面对顽固不愿开放的清朝政府，各国就采用了先以武力手段迫使中国政府谈判，再取得交易特权与商品市场。 第二阶段（1860年—1919年）漫画中，世界强权正在分割中国这块大饼在《北京条约》签订之后，清帝国进行了一场洋务运动的变革；在1860以后的一段时期内，清政府“内外祥和”，称之为“同治中兴”。 但是，好景不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入帝国主义阶段。 1876年因马嘉理案签订烟台条约。 1883年，法国为侵略越南而挑起战争。 在这场被称为中法战争的战争中，清军于马尾海战大败后在陆地战场上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此时清政府却主张趁胜求和。 1885年李鸿章和法国公使巴德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法新约》。 这场战争显示了洋务运动的成绩，更暴露了洋务运动的严重不足。 此时，日本正处于明治维新时期；他们制定了入侵中国的“大陆政策”，并通过不断扩军备战一步步实施他们的计划。 在一切就绪之后，1894年，日本发动了日本称为日清战争的甲午中日战争。 由于清政府的腐朽，战争迅速失败。 1895年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在日本马关春帆楼签订了《马关条约》此后，列强在中国大肆划分势力范围，强占租借地，中华民族同外国矛盾日趋激化。 以“扶清灭洋”为口号的义和团运动迅速在中国北方兴起(南方也有类似性质的运动，规模较小）。 义和团运动在反侵略也极端排外，仇视一切外来事物；在华北四处杀害外国人与信仰基督教的中国人，烧毁教堂、铁路等 一切跟外国有关的事物。 外国人纷躲入使馆避难。 列强以保护侨民为名，英法美俄德日意奥八国联合起来，组成联军进入中国，在天津登陆后向北京进发。 清政府则 以“义和团可用”，让义和团及清兵在北京围攻外国使馆，并向十一国宣战。 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清皇室仓皇离开；并以政府之前是被义和团胁持为名，由李鸿章 出面跟列强求和。 义和团则被中外联合剿杀。 同时俄国更乘机占领中国东北。 1901年，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同11国签订了《辛丑条约》。 因为列强之间的矛盾，中国免于被瓜分。 但条约对中国处以惩罚性的条款，包括容许外国在北京至天津驻兵，并对各国赔偿大额军费。 李鸿章不久病死。 这个条约进一步削弱清政府的统治。 第三阶段（1919年—1949年）《辛丑条约》签定时的合影。 在这一阶段，在中国植根近80年的不平等条约体系开始遭到动摇：早先苏联宣布废除沙皇俄国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历来传闻如此，但是没有证据证明苏联做到了这点，或者作出过这个声明。 ）；国内民主意识与救亡图存观念日益上涨，大规模的群众集会此起彼伏。 令当时的北洋政府受到极大压力。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展现出中华民族不甘于受人宰割的决心，其结果是远在法国召开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没有在破坏中国权益的《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此后不久，随着联俄容共的实现，中国国民党领导进行北伐。 自1927年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国大陆上出现了持续不断的权力收回与“改订新约”运动，使得中国的民族自尊心得到极大满足。 这一时期掌握国家政权的政府虽不敢彻底废除所有的不平等条约，但已经对部分国家主权展开收回行动。 其主要活动为：国民革命军接管英国租界1. 收回租界：包括1927年1月国民政府下令收回发生一三惨案事端的汉口、九江的英国租界；1930年10月1日收回英国占领的威海卫；1931年1月15日收回比利时在华租界。 2. 收回关税主权：改订新约运动的成果之一；1933年国民政府实行新税则，标志着中国基本实现了关税自主。 3. 废除领事裁判权与最惠国待遇。 但这一系列的活动并没有彻底让中国摆脱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状况，这是由于当时的中国国力依然不足以与世界强国对抗，政府害怕面对废除不平等条约后各 国可能做出的强烈反应甚至是动用武力；国民政府需要有外国的经济、外交上的支持，不可能接受被国际孤立的形势。 因而在20世纪30年代后，不平等条约的体 系反而再次加强，但各国也已经不再采用武力威胁的手段，转而以一定的经济利益或一些对中国而言无关大局的利益来换取特权，或者先制造舆论优势渲染签订条约 的利益。 如何梅协定就是日本先制造“华北独立”的事端，再通过舆论向外界诠释华北不设防带来的好处，最终使国民政府接受协定。 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由于中国与意、日为交战方，因此废除了在华的不平等条约。 为了维持反法西斯同盟的稳定，1943年1月11日美国和英国分别与中华民国签署《中美新约》、《中英新约》，自愿放弃在同盟国中国的特权。 1949年9月，在北平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其第55条公开宣布“对于国民党所订的各项条约和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应加以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或废除，或修改，或重订。 ”一览表下面列出了部分中国政府或大多数中国人认为是不平等的条约。 1. 中俄蒙协约（民国4年（1915年）6月7日，中国与俄国，签约地点：外蒙古，恰克图）2. 民四条约（二十一条）（民国4年（1915年）5月25日，中国与日本，签约地点：北京）3. 满洲里界约（1911年（宣统3年）12月20日，中国与俄国，签约地点：满洲里）4. 中英续订藏印条约（1906年（光绪32年）4月27日，签约地点：北京）5. 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1905年（光绪31年）12月22日，签约地点：北京）6. 辛丑条约（1901年（光绪27年）9月7日，签约地点：北京）7. 广州湾租界条约（时间：1899年（光绪25年）11月16日；签约地点：广州湾；中国与法国）8. 订租威海卫专条（时间：1898年（光绪24年）7月1日；签约地点：北京；中国与英国）9. 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时间：1898年（光绪24年）6月9日；签约地点：北京；中国与英国）10. 中俄旅大租地条约（1898年（光绪24年）3月27日，签约地点：北京。 1898年5月7日在俄国彼得堡签订了《续订旅大租地条约》）11. 中德胶澳租界条约（1898年（光绪24年）3月6日，北京；中国与德国）12. 中日通商行船条约（1896年（光绪22年）7月21日，签订于北京）13. 中俄密约（1896年（光绪22年）6月3日，莫斯科）14. 马关条约（1895年（光绪21年）4月17日，马关，与日本）15. 中英会议藏印条款（1890年（光绪16年）3月17日，印度加尔各答；补充修订：1893年12月5日，大吉岭）16. 中葡和好通商条约（1887年（光绪13年）12月1日，与葡萄牙，北京）17. 中英烟台条约（1876年(光绪2年)烟台；中国与英国）18. 中日北京专条（1874年（同治13年）10月31日）19. 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1864年（同治3年）10月7日，塔尔巴哈台）20. 中德通商条约（1861年（咸丰11年）9月2日，天津）21. 北京条约 a) 中俄北京条约（1860年（咸丰10年）11月14日，北京）b) 中法北京条约（1860年（咸丰10年）10月25日，北京）c) 中英北京条约（1860年（咸丰10年）10月24日，北京）22. 天津条约 a) 中法天津条约（1858年（咸丰8年）6月27日，天津）b) 中英天津条约（1858年（咸丰8年）6月26日，天津）c) 中美天津条约（1858年（咸丰8年）6月18日，天津）d) 中俄天津条约（1858年（咸丰8年）6月13日，天津）23. 中俄瑷珲条约（1858年（咸丰8年）5月28日，瑷珲）24. 上海英法美租界租地章程（1854年（咸丰4年）7月5日，上海）25. 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1851年（咸丰元年）8月6日，伊犁）26. 黄埔条约（1844年（道光24年）10月24日，与法国，黄埔）27. 望厦条约（1844年（道光24年）7月3日，与美国，望厦）28. 虎门条约（1843年（道光23年）10月8日，与英国，虎门）29. 南京条约（1842年（道光22年）8月29日，与英国，南京）1917年，德国和奥匈帝国因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为中国的敌对国，而被废除不平等条约。 1917年苏联自愿放弃其在中国的特权(事后未完全兑现，亦无退还条约中获得的领土)。 1943年，美国和英国自愿放弃其在中国的特权。 意大利和日本因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中国的敌对国失去他们的特殊地位。 1946年，法国放弃其在中国的特权。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后，不承认以前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 （二）日本1. 日美亲善条约（神奈川条约） 1854年 日本，美国2. 日美修好通商条约 1858年 日本，美国3. 日俄和亲通好条约 （下田条约）1855年 日本，俄国（三）朝鲜1. 江华条约（日朝友好条约） 1876年，朝鲜，日本2. 济物浦条约1882年 朝鲜，日本3. 日韩议定书 1904年 朝鲜，日本4. 日韩新协约 1904年 朝鲜，日本5. 日韩保护协约 1905年 朝鲜，日本6. 第三次日韩协约 1907年 朝鲜，日本7. 日韩合并条约 1910年 朝鲜，日本8. 朝美修好条约 1882年，朝鲜 美国9. 驻韩美军地位协定 韩国 美国（四）土耳其1. 色佛尔条约2. 摩德洛斯停战协定（五）埃及1. 英埃条约 1936年 埃及，英国（六）其他国家1. 维持现状协定 1947年 锡金 印度2. 特里亚农条约 1920年 匈牙利 协约国3. 美巴条约 1903年 巴拿马 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