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8日，李水城教授在西华大学（郫都校区）开启“名人大讲堂”讲座。
“绝对想不到，中国会出土这样一批青铜器。”当时光倒回到1987年，李水城教授本人、联同他在北大的老师们、甚至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的张光直教授，都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时隔多年，登上“名人大讲堂”的李水城教授再次回忆起这段时光，仍感叹于三星堆青铜文明的独特性与唯一性。10月18日，名人大讲堂“古蜀文明季”迎来收官之讲，特别邀请到四川大学文科讲席教授、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水城，在西华大学（郫都校区）开启了一场名为《人类迁徙与文化交互：古蜀文明的形成》的讲座。李水城教授说，自上世纪80年代，三星堆遗址一、二号祭祀坑发现以来，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强烈关注。近年来，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不仅增添了更多新的考古材料，更因为如今发达的传媒技术，令三星堆影响力得到了极大提升。“今天，我不想过多地讲三星堆的出土文物，而是从更宏大的视野来讨论人类的迁徙和文化交互，以及文明是如何在撞击之下形成和发展的。”李水城教授开宗明义。
从更宏大的视角切入人类迁徙如何开凿历史上的重大通道
“迁徙，是人类的天性。”讲座伊始，李水城将观众的目光引向遥远的旧石器时代，并首先介绍了现代人起源于非洲的“夏娃理论”，以及人类进入直立人阶段之后，就开始出现了走出非洲的迁徙活动。基于多年来考古学、遗传学和语言学的重大进展，今天大多数的史前学家都认识到，人群迁徙在人类社会的各个时期都是常态。迁徙所带来的不只是对不同环境的适应，还有物质文化的发展。接下来，李水城将视角切换到国内中原地区，遥远的史前时代，人类迁徙如何影响到一条连接东西方交通线路的前“丝绸之路”的诞生。中原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史前文化是仰韶文化，也是黄河流域最为发达的史前农业文化。“距今6000年前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开始向四周扩张发展。其中，向西北发展的一支力度最强，延续时间也最久。”李水城说，仰韶文化向西北扩张的迁徙浪潮最终进入新疆，与自西而来的外来文化首次出现碰撞。“这一文化撞击，使得东西方文明在新疆出现最初的交互，最终导致前‘丝绸之路’的诞生。”而就在仰韶文化向西北地区扩散发展的同时，另有一支人群开始沿甘肃南部的洮河上游进入岷江上游，并沿着青藏高原东麓开始向西南地区扩散。“这一南下迁徙和文化的扩散活动奠定并凿通了中国西北－西南这条重要的历史大通道。”
走进古蜀文明的孕育期 如何看待成都平原宝墩文化的由来
在人类的迁徙过程中，不断会出现文化的交互与碰撞。成都平原史前文化的形成亦不例外。随着仰韶文化的南下，不仅开通了青藏高原东麓这条历史大通道，也将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连接起来，极大地推动了古蜀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宝墩文化是古蜀文明的曙光。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成都平原发现了九座新石器时代晚期城址。李水城通过这些重大考古发现，谈到了他对宝墩文化来源的看法。成都平原一直水患严重，不适合人类居住。那些最早进入川西北的族群，无法进入成都平原，只能沿着川西北山区河谷南下。李水城推测，距今4500年前，成都平原可能发生了一次气候事件，导致盆地内的水患消退，出现了一些适合于人类生存的高地。“开始有人陆续进入成都平原，并开始营建了这批古城。”李水城教授谈到，仰韶时代晚期，开始有少量来自西北地区的族群进入成都平原周边，在什邡桂圆桥遗址发现有仰韶文化晚期的小口尖底瓶，在郫县古城周围钻探出泥质红陶彩陶片可以为证。不过，“随着最近眉山莲花坝遗址（距今6000年前后）的发现，证明在更早时期，成都平原周边地区是有人活动的，但这些人还停留在制作细石器阶段，没有学会制作陶器。”李水城认为，宝墩文化有两个不同来源。“一个是来自西北的仰韶文化和后继的马家窑文化，另一个是来自嘉陵江、渠江流域的哨棚嘴文化，来自东西两个不同方向的族群进入成都平原后，带来了陶器制作技术，与原来生活在这里、不会制作陶器的土著结合，促成了宝墩文化（大邑高山古城第一期遗存）的出现。”
既独树一帜又包容多元三星堆文化是如何形成的？
宝墩文化是古蜀文明的孕育阶段，至三星堆文化进入鼎盛时期。那么，三星堆文化又是如何形成的？李水城展示了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与二里头文化、齐家文化相同的陶盉、陶觚和兽面纹镶嵌铜牌。“显然这不是巧合，其间应有文化的联系。其背后反映的应是不同族群之间的接触和文化交流。从二里头到齐家，再到三星堆，显然存在一条线性关系，这三支文化的年代也显示出这一联系。”他说。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量青铜器有一部分受到陕西南部的影响，还有一部分受到长江中游的文化影响。“至于青铜神树、青铜纵目面具等造型奇特的器物，则是三星堆文化先民的独特创造。”李水城还谈到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器、金器等遗物。其中，有相当一批玉器受到齐家文化的影响，如玉琮。金器则可能来自西北地区。“这些金器被三星堆人用在青铜面具上，更增加了青铜人头像的威武和神明。”“独一无二、独树一帜。”在讲座正式开始前，李水城用这样的词语感叹三星堆青铜器的独创性。随着讲座深入，他从更宏观的视野，道出三星堆文化中与其他地区文化交流而产生的创造力。李水城说，作为古蜀文明的标志，三星堆遗址揭示出长江上游独特的历史文化风貌，也充分展现出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的交流与互动。“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国是早期中国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作为中国西南地区的方国文明，三星堆文化的历史发展进程对于揭示和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形成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在讲座最后，李水城教授说起了他的老师、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上世纪80年代就指出的:“四川地区的古文化与汉中、关中、江汉以至东南亚都有关系，从西南地区看，巴蜀是龙头，从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看，四川又是东南亚的龙头。”“我之所以今天重新引用苏先生的这段话，是因为它至今对于巴蜀文明的重要性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还想说，重新认识并深入挖掘中国西北与西南地区的族群迁徙、文化交互及历史发展进程，将是中国考古学面对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雨心 摄影 陈羽啸
三星堆人到底什么来头，为何商朝一亡就埋掉所有国宝？
三星堆人到底什么来头？
在搞清楚这个问题之前，我先把最新的考古发掘主要成果做一个简单梳理和解读：
首先，三星堆目前共发掘了8个祭祀坑（准确的说法是器物坑），除了1号、2号坑是早在1986年进行了考古发掘外，另外6个坑均为2021年以来最新发现和陆续发掘的。
经碳14测定，祭祀坑测年数据在公元前1131年—公元前1012年，之所以是一个时间区间，这是受碳十四测年技术的局限所致，往往会有上下数十年左右的误差，但时间框架归入商末周初是确定无疑的，并且，三星堆多座祭祀坑的埋藏年代是一致的。
不过，祭祀坑的埋葬年代，并不代表三星堆文化和器物的铸造年代也是在殷商晚期。 事实上，成都平原的考古学文化脉络十分清晰，分别是宝墩文化（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三星堆-金沙文化（相当于夏商时期）、十二桥文化（相当于西周至春秋时期）。
其中，三星堆文化一期的时间上限不超过二里头文化二期（夏文化），这是因为三星堆文化早期遗存中出土了二里头二期典型酒器—陶盉，陶盉在中原地区从新石器时代到二里头文化时期有着清晰的演变脉络，而在成都平原却是突然出现的，所以，陶盉必然是从中原传播到成都平原的。
据此，考古工作者才断定了三星堆文化的时间框架在二里头文化二期（即公元前1680年—公元前1610年）至西周初年。 换言之，在三星堆人将大量金、铜、象牙埋入器物坑之前，三星堆文明已经存在了近500年，与商王朝存续时长高度吻合。
其次，不论是6月14日成功提取出坑的龟背形网格状器，还是此前已经大量出土的象牙、金器以及各类造型诡谲的青铜器物，在同期的中原地区都极为罕见，据此，有不少人认为三星堆文化是“西来户”甚至是外星人创造的。
其实这是对三星堆文化的误解。 著名考古专家许宏教授曾说过：“大家看三星堆某些青铜器的造型感到怪异，那是由于我们的视野狭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发现超出了我们既有的认知范畴。 ”
事实上，三星堆文化出土的陶器，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成都宝墩文化中均能找到出处，而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器经铅同位素比值测定，发现所用铜矿与与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青铜器具有十分明显的渊源，与长江中下游的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古冶矿矿源一致，特别是出土的青铜尊、罍都是殷商典型器物。
至于三星堆发现的大量在中原地区罕见的金器，则是因为蜀地地处“蜀身毒道”的外贸前言，受外来文化影响所致。 类似的情况在我国并不鲜见，比如汉文帝母亲薄太后墓中就发现了大量中原罕见的金器，带有明显的草原风格，原因就是汉文帝母子曾长期生活在与草原接壤的代国。
三星堆8个器物坑的出土文物基本为破碎残损状态，很多器物在掩埋前，还经受过了击打和焚烧。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迷之操作呢？有人推测三星堆8个器物坑是三星堆被灭国后“入侵”者故意破坏的产物，并非三星堆人的祭祀行为。
不过，这一推测并不符合考古发现的实际。 三星堆8个器物坑象牙层和青铜器层排列呈现一定规律，并非是破坏后的随意丢弃掩埋。 何况，三星堆遗址中没有发现暴力和军事战争痕迹。
实际上，三星堆人对于这些国宝器物的处理方式，同样没有超出已有的认知范畴，《尔雅·释天》曾有记载：“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瘗埋，……祭风曰磔”，无论是烧、砸还是掩埋，都符合当时的祭祀仪式。 不过，如果我们从宏观的角度去观察三星堆，就会发现几个诡异的巧合。
第一个巧合：上文已述，三星堆祭祀坑埋藏年代一致，测年范围在公元前1131年—公元前1012年，这个时间框架恰恰是商朝灭亡时间。
或许有朋友会问，商朝灭亡时间不是在公元前1046年吗，怎么会跟三星堆祭祀坑埋藏年代高度吻合？其实，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中就明确提到，两千多年来中外学者对武王克商年的结论共有44种，大体分为长年、中年、短年三类，分别是：公元前1127年—前1070年，公元前1070年—前1030年，公元前1030年—前1018年。 而断代工程专家组之所以把公元前1046年定为武王克商年，是因为这个年份是符合条件最多的一种，因而定为首选之年。
但如果我们把三星堆祭祀坑埋葬时间区间（前1131年—前1012年）和商朝灭亡时间（前1127—前1018年）年区间看做两条正态曲线的话，会惊奇的发现两者高度一致。
第二个巧合：在三星堆文化分布区内，除了已经发现的三星堆祭祀坑外，其他地点极少发现青铜器，这也就意味着三星堆人是在商朝灭亡这个时间节点上，将历年来积累的所有国宝财富都埋入了地下。
如果当时的蜀地存在浓郁的祭祀习俗的话，那么三星堆人在文明存续的500年时间里都没有举行祭祀，为何却恰恰在殷商灭亡这个时间节点上，举行如此大规模的祭祀活动，并一次性将象牙、青铜器、权杖全部打碎焚烧掩埋？
第三个巧合：成都平原经历了宝墩文化（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三星堆-金沙文化（相当于夏商时期）、十二桥文化（相当于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发展阶段，其中三星堆之前的宝墩文化和之后的十二桥文化时期，成都平原都分布着星罗棋布的城邑和聚落，唯独三星堆文化时期，成都平原没有看到二级、三级的多层次聚落。
不仅如此，在三星堆文化之后，成都平原的祭祀性遗存全部消失，甚至连三星堆人的太阳崇拜信仰都未传承下来。 三星堆文化犹如一个楔子一样，插在了成都平原的两大考古学文化之间，打乱了原本的发展脉络。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异的现象呢？
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研究室主任杜金鹏教授就大胆设想“三星堆二期文化很可能是在夏末商初时，由迁入成都地区的夏遗民，与当地土著居民相结合所创造的一种新型文化遗存。”
1993年出版的《三星堆文化》一书也认为，“三星堆文化分为四期，其中第一期文化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先民为四川盆地内的土著居民。 ”而考古发现也显示，正是在三星堆文化二期时，二里头文化（夏文化）因素出现在了成都平原。
此后，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三星堆出土文化愈发证实了上述猜想。 三星堆出土了夏文化的典型器物—牙璋，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在形制上还有改进和发展，出现了铜牙璋和牙璋形金箔。 要知道，在夏朝灭亡后，牙璋都进入了衰落期，在整个商文化圈内，牙璋都被改造成了其他器物使用，唯独在三星堆，牙璋成为了祭祀重器，与商文化圈以鼎为重器的做法截然不同。
根据对三星堆出土青铜人像的大数据统计发现，祭祀坑中出土人像由辫发和笄发两个社群组成，二者比例为8:2，即辫发者占大多数。 但在所有表现宗教仪式场所的组合铜像中，却全都是笄发。
这说明，笄发者虽然是少数群体，但却垄断着宗教祭祀领域，在青铜器象征国力和财富的时代，笄发者垄断了三星堆几乎全部的上层资源，故而可以从容地将如此大规模的青铜器、金器、玉石器、象牙、海贝等贵重国宝用于宗教活动，甚至连象征世俗权力的权杖都能被埋入地下。
这一发现，也佐证了三星堆文化是由外来群体和本地土著群体共同创造的猜想，而这个外来群体，正是被商朝驱赶的夏人。
殷墟甲骨文中，屡屡出现“伐蜀”、“至蜀”等字样，虽然甲骨文中关于“蜀”字有20多种写法，但共通的地方是都有一个“目”字，描绘的恰恰是三星堆独具特色的纵目形象。
在武王伐纣时，“蜀”还加入了伐纣联盟。 就在商朝灭亡后，三星堆人（蜀人）不仅举行了盛大的祭祀仪式，埋掉了几乎所有的国宝重器，而且还举族迁徙。
虽然我们不知道在商朝灭亡后，三星堆人内部究竟发生了什么，又为何迁徙，但也恰恰是在商朝灭亡以后，三星堆浓郁的祭祀文化突然消失，随后在西周初年出现的弓鱼国，虽然出土了跟三星堆金杖上的“鱼凫形”纹饰相同的器物，但此时的弓鱼国早已演变成了彻底的世俗权力方国。
显然，由夏遗民和蜀地居民共同建立的三星堆文明，在完成了伐纣大业后，掌管神权的笄发群体退出了统治阶层，统治社会的不再是神权，而是世俗的政治和军事势力。 在祭祀坑中埋葬掉几乎所有的国宝重器，似乎是笄发群体在向祖先进行最终告慰。
文科生怎么学好历史？
1、做好预习工作。 预习是学习的一项重要基础工作。 通过预习，自己可以先对课本内容有个大概了解，能够找出其中明白的和不明白的知识点。 这样，在听老师讲课过程中才可以加深印象，并有针对性地重点听自己不理解的内容。 2、课上做好笔记。 做好笔记，不是一味地照搬老师各种话语、文字。 而是有针对性地记录课文总体框架，填补一些自己不了解的知识点，为进一步宏观把握历史事件框架、历程提供指导。 3、课后注意对知识点的串联整理。 课文中的历史知识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历史事件的起因、过程、发展和结果等都是遵循一定历程或规律的，一定要对知识点进行串联，这样知识点就会记得更加牢固，也不易遗漏知识点。 4、独立及时完成作业。 历史作业，是对听课效果的一种检测方式，也是巩固知识点的一种方式。 所以，课后要独立、及时地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达到及时巩固学业成果的目的。 5、不要死记硬背。 历史知识需要记住的东西比较多，所以有些学生就开始死记硬背。 为了彻底牢固掌握知识，要在充分理解历史知识框架、关系、大意等基础上，要理解着知识点去记住这些知识，即尽量在把握知识点意思基础上，可以将知识内容转换成自己的语言。 6、经常性地复习。 可以安排一周复习几次，长期性地对历史知识进行多看，这样记忆效果会更好。 不至于每当考试前期猛地学习，一是可能掌握程度不够；而是容易记错知识。
浅谈中外建筑史论文3200字
【世纪末的中国建筑史研究 】论文摘要： 自70 年代末国门打开以来，战后西方已流行2O一3O年乃至晚近的10、2O年的各种哲学方法论和思潮流派蜂拥而人。 其中以二元分立的方法论模式首当其中，如结构主义的“表层结构一深层结构”模式，符号学的“能指——所指”模式，现象学的“科学客观的物理世界一纯粹意识的生活世界”模式，及其衍生的各种建筑历史与理论学说。 还有格式塔心理学、环境心理学、新史学、贡布里希的艺术史理论、甚至自然科学方法等等，不一而足，使入耳目一新，视野大开。 关键词： 中国建筑史现状对我们这些青年学者群来说，整个80年代可以说是一个方法论的年代，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亦不例外。 自70年代末国门打开以来，战后西方已流行2O一3O年乃至晚近的10、2O年的各种哲学方法论和思潮流派蜂拥而人。 其中以二元分立的方法论模式首当其中，如结构主义的“表层结构一深层结构”模式，符号学的“能指——所指”模式，现象学的“科学客观的物理世界一纯粹意识的生活世界”模式，及其衍生的各种建筑历史与理论学说。 还有格式塔心理学、环境心理学、新史学、贡布里希的艺术史理论、甚至自然科学方法等等，不一而足，使入耳目一新，视野大开。 在这些方法论的影响下，青年学术导向着眼于对建筑历史的宏观概括，抽象思辨，及大胆的诠释和推论，希冀启迪现实，预见未来，而不甘于传统的考据与实证式的“做学问”。 一批才华横溢，西学中用，推古论今的佳作就此涌现出来。 但是在正统的历史科学看来，正如任何历史理论研究一样，建筑史研究无论采用什么方法，其目的都应是解决某种问题，引发某种思考，或提供某种借鉴。 而如果没有较深厚的实证基础和学术素养，各种有关建筑的“历史哲学”、“理论框架”、“模式”等终不过是昙花一现，多雷电而少雨露。 因为推论仓促，于史无补；思辩高寒，于世无缘。 这些看法对青年学子未免苛刻了些，也未必就能言中，但却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对建筑哲理的“论”偏多，尽管其中层次高下悬殊，而对建筑史的探究则少人问津，至于对建筑现实的评论更是少的可怜。 这里先撇开“论”，从“史”的一方面来说，应该承认，哲学方法论层次上对逻辑实证的批判与具体问题研究上对实证方法的否定从来不是一回事，建筑历史研究上的“先锋派”是很难担当的。 确实，10余年来以这些“新方法论”、“新角度”来研究中国建筑史的高水平成果并不多。 这是否说明，方法论本身虽自有其生命力，但建筑史研究上片面对待方法论的时代却应该结束了。 然而中国建筑史研究的真正危机还不在于此。 以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为例即可说明。 首先，这方面研究的任何实质性进展，都倚重于扎实的实物及文献资料功底，有时甚至还会借助于音韵、训诂等旧国学考证方法。 但实际情况则往往是“大胆假设”有余，“小心求证”不足，尤其对于不少青年学者来说，由于主客观原因而在这方面显得薄弱。 其次，“全国一盘棋”的协作奉献式研究局面已难维持。 而造就信息共享的当代研究条件却为期尚远。 再加上社会乃至有关机构对建筑史研究的实用主义态度，以及经费来源的枯竭等。 使这门学问愈来愈显冷僻、萎缩，且后继乏人。 尽管如此，近些年来中国建筑史研究方面依然成绩裴然，令人振奋。 如傅熹年先生对元、明清皇家建筑型制、构图与象征的研究。 杨鸿勋先生对古代著名建筑的复原研究，潘谷西先生、郭湖生先生及其学术梯队分别进行的建筑文化和中外建筑关系系列研究，汪宁生先生对古代明堂的文化人类学分析，龙庆忠先生及其学术梯队的古建筑防灾系列研究，陆元鼎先生、黄汉民先生、路秉杰先生等各自对华南一些典型传统民居的调查研究、曹汛先生对古建命题的缜密考证，张良皋先生对华夏建筑亚文化圈的推论，萧默先生的敦煌建筑研究，王其亨先生等对风水内涵的发掘诠释，以及各地民居和古建筑的研究拓展等，当然还应特别提到汪坦先生主持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陈志华先生等所进行的乡土建筑调查研究等。 凡此种种，举不一一，都对中国建筑史的领域拓展和深化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 即将付梓的五卷集《中国建筑史》和《中国建筑艺术史》将全面反映近年来的中国古代建筑研究水平和成果。 前景建筑史研究的对象是历史上建筑所包含的思想和技巧（或曰意匠），其时空发展序列，其历史价值以及对后世、对现实以至对未来的影响。 太史公的“究天入之际、通古今之变”至今也依然是治建筑史的要旨。 当然还可以加上“辨中外之异同”等。 跨世纪的中国建筑史研究仍存在两大方面。 一是史的方面，以中国古代建筑史为例，近 l0余年来随着新的考古资料的不断增加，如大汉口原始社会建筑群遗址和广汉上古三星堆遗址的性质，郑州邙山早期城市遗址对版筑技术的上移。 歧山周原遗址对造砖技术的推前，始皇陵遗址对陵寝制度的佐证，唐九成宫建筑布局和型制的发现，以及各地民居的深入研究等，都为补充和部分改写中国古代建筑史提供了新的资料基础。 应该指出的是，未来的中国建筑史或应更多地渗入和吸收考古学、文化人类学、文化史、艺术史、科技史等相关学科的知识、方法和研究经验。 另一个方面的研究涉及建筑历史与现实的关系。 面向社会，接触实践，是使建筑历史研究走出困境的契机。 如乡土建筑的研究，不仅是对民居资料的调查，也不仅是对人文景观的记录，而且应该是在乡村迅速的城市化中，对一些曾与自然生态相适应的中国传统聚居方式进行保护性改造的对策研究。 这一任务可能部分地要由中国建筑史研究来担当。 当然这些工作需要社会学、文化人类学、乡村规划等方面的知识准备。 再如文物建筑的保护及其技术研究，国外许多建筑院系都设有建筑保护专业 （preservation），笔者曾在科伦坡参加“国际纪念遗址理事会”（ICOMOS）第十届大会，亲眼看到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对其历史建筑具有很强的保护意识，保护措施中技术含量很高，研究相当深入。 这些研究主要由考古学家和建筑史专家来完成。 而且不仅是保护文物建筑本身，随着城乡改造的大规模开展，历史地段人文景观的保护性改造与开发利用课题亦会愈来愈多，是改造项目一揽子研究计划的组成部分。 因而想到我国的一流建筑院系亦应设置历史建筑保护专业，以便深入进行这方面研究，和培养高层次的专门人才提供基地。 这一领域应引入电脑辅助研究，建立历史建筑数据、图像库等，以配合维修、复原及保护性设计。 此外，还有对建筑文化和现实建筑创作关系的讨论，这也是未来中国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的一大领域。 一些建筑文化理论常用“三段式”，先释何为“文化”，再论何为“建筑文化”。 最后再谈及一点建筑。 其实建筑自古就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史留下烙印最集中、最深刻的东西。 建筑文化的讨论应从建筑本身谈开去，然后向其他相关文化领域延展与交织，并且形成关于社会、文化，与空间、建筑间相互关系的评论及批评氛围。 应该指出，建筑历史和建筑文化研究与现实创作脱节的最明显表征之一，就是近几年来北京高层建筑上泛滥的“小亭子”。 建筑学界由于对大半个世纪的传统与创新之争没有一个理论与实践层面的总结与升华，缺乏城市空间及其历史理论的多元批评和价值判断；城市设计控制作用的滞后，对使传统建筑语言转译为现代建筑语言的迷茫，从而导致修辞手法上的平庸与退化；以及决策方面在城市景观历史意识与现代观念上的误解和误导，从而提出对古今生硬“嫁接”的强制性要求等。 都使现在的“高层十小亭子”形体中相当大的一部分，犹如旧“民族形式”概念的回光返照，但又远不及中国现代建筑史上几次复古思潮及其作品来的明亮。 这显然也涉及今后一个重要的历史理论研究课题——城市景观脉络的“可持续发展”而不仅是一个“古都风貌”如何保留的问题。 中国建筑史研究如能从一个角度对此有所贡献将是颇有现实意义的。 跨世纪的中国建筑史研究需要顾后而瞻前，领会整体而又深谙一隅，在总结古今建筑意匠的同时，并对形成新的城乡景观脉络关系进行探索。 笔者认为，这是未来中国建筑史研究的两个主要方向论文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