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焚城》的海报上，写着“香港史上首部辐射灾难巨制” 。
这句话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香港：灾难发生在香港，而不是虚构的滨海市或临江市。这极大提升了故事的真实感。
另一个关键词是辐射：这意味着这场灾难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当人祸能够引发灾难，就说明制造人祸的不是普通人。
故事发生的时间也很耐人寻味，2006年。时间离我们很近，地点在我们身边，这个灾难故事直面我们当下的世界。
尽管故事是虚构的，但呈现方式却力争真实。说实话，这样的国产 灾难片 ，恐怕只有香港 电影人 能拍出来。
主人公的双重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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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灾难片，讲的都是灾难下的人性选择。
《焚城》也不例外。故事有两条主线，一条是灾难面前政府高层的决策，一条是前线消防员们的生死考验。
而 刘德华 扮演的环境专家范伟立则是把这两条线索穿起来的关键人物。
这个角色有双重身份，在1996年香港回归前，范伟立是政府高层，因为他硬推“地外货柜免检条例”导致大量电子废品把香港作为中转站，最终引发火灾，造成多名消防员牺牲，其中包括范伟立的妻子，而他本人也因此下台。
范伟立早年的过失以及影片里其他官员对他的评价，可以看出他曾经是个野心勃勃、刚愎自用的职业政客。
这意味着他深谙官僚系统的运作模式，洞悉官员们的意图，并且有底气和他们正面对抗。因为他就曾经是他们中的一员，他的手机里至今还保存着特首的联系方式。没有这层关系，以范伟立嚣张的态度，分分钟被扫地出门。
10年后，范伟立的蜕变成一位环境专家，曾多次参与环境灾难的救援工作。这意味着他不是那些高高在上、远离现场的官僚，他是有能力深入一线做出准确判断的专业人士。
所以当灾难发生时，范伟立的第一选择不是去政府开会，而是直接到火灾现场掌握第一手资料。因为他知道，政府高官们不会去做这件事。
这个选择实际上点出了官僚体系的一大弊端： 越是在第一线做事的人，越没有权力；越有权力的人，距离造成影响的现场越远。
这种情况下，像黄德斌扮演的消防区长刘兆强便进退两难。作为前线指挥官，他明知道怎么做正确，却不能自主行事，必须等待命令。
所以试想一下，如果没有范伟立这样一个能够打通上下层级的人物，这场灾难基本上就没有解决的可能。
当私利掌握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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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关注官僚系统本身存在的问题，影片也没放过灾难前官员的选择，尤其当公益与私利发生冲突时。
电影里的一个焦点人物就是莫文蔚扮演的财政司司长方王惠明。因特首出差，方王惠明署理特首，因此成为灾难发生时，香港权力最大的人。
当范伟立判断还有未知的污染物，要求消防员用水开道找到污染源时。方王惠明担心污染物质遇水发生反应，扩大污染，否决了这一提议，结果拖延了时间。
如果这个选择还属于外行领导内行的认知问题，那么当发现火灾现场存在污染物铯137时，方王惠明又否决范伟立疏散市民的建议，选择封锁消息，这便是人性问题。而范伟立也毫不客气地指出，方王惠明把官位看得比人命更重。
有趣的是，影片里几乎就是范伟立和方王惠明两人对垒，其他官僚几乎毫无存在感。
按道理，没有存在感属于塑造人物失败，但对于这部电影来说，这帮没有存在感的官员，恰恰表现出逃避责任的官僚作风。只是可惜了郑则仕、林保怡这帮老戏骨，没的发挥。
到最后，为了保住自己和丈夫，方王惠明和王敏德扮演的大反派奸商高培德签署协议，不仅不追究他的责任，政府还以市场价七折的价格买走他的楼盘。这就是在发国难财。
当然也可以说，危急关头没时间跟奸商扯皮，他们需要立刻炸掉高培德的楼盘救灾。这也是范伟立放弃阻止方王惠明签字的原因。但是出卖公共利益这个责任，方王惠明得承担。
尽管电影到最后，还是把罪魁祸首的帽子按照惯例扣在了奸商头上。但这已经是《寒战》之后，香港电影最猛烈的一次表达。
消防员也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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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对官员的批判，对于奋战在一线的消防员，电影毫不吝啬地献上了赞颂。而影片表达消防员英勇无畏的方式，又饱含浓浓的人文主义关怀。
影片试图探讨这样一个人性难题：当命令与个人利益发生冲突，该何去何从。比如当必须有人冒着生命危险去摧毁污染源，谁去？
消防区长刘兆强给出了答案： 消防员也是人，没有人能强迫你们去送死。 如果你们不愿意去，我宁可丢掉工作也帮你们挡住命令。
这个答案赋予了这位指挥官人道主义精神，对失败不加指责，对怯懦表示理解。保护消防员的个人权利，尊重人的选择。
可能有人会问，几百万香港市民的生命和几个消防员的生命孰轻孰重？可如果为了多数人就可以牺牲少数人，我们又如何确定自己不会是被牺牲掉的少数呢？
把选择权交给每个人自己，这才是最具人道主义精神，也是符合所有人利益的选择。
所以，进入灾区寻找污染源是消防员自己的选择，留在蓄水池里引爆炸弹是消防员自己的选择，他们也因为自主选择而成为英雄，不折不扣。
其实相比于消防员们的光辉形象，范伟立这位英雄被塑造得更加立体。影片没有回避他做出选择的私心。
他的自我牺牲源于曾经害死妻子的强烈愧疚，他渴望自我救赎。而当他预感大事不妙，第一个想到的是自己的女儿，这也是人性使然。
灾难面前，他不会被条条框框束缚，该破坏规矩就破坏规矩，该妥协就妥协。最后，他也以坐牢为代价将奸商绳之于法。
范伟立的选择，在追求结果正义的同时，也维护了程序正义。这也符合刘德华本人的一贯原则：如果他所扮演的角色做错事，就一定要受到惩罚。
尊重个人选择，维护程序正义，这就是这部灾难片所呈现出来的价值观。它无疑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和法治精神。
老电影人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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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影片有很多欠缺，比如特效不是那么真，批判只是浅尝辄止，再比如情节略显拖沓，人物刻画略显浅白。但这并不妨碍《焚城》成为一部优秀的灾难作品。
这个灾难故事，承载了足够沉重的人性表达和人文关怀，对于当下这个世界也给出了足够敏锐的思考。
这部电影的诞生，源于 制片人 江志强 受到一则有关“有毒洋废品转运”报道的启发。
江志强很惊讶，自己住在香港这么多年，竟不知道有这么多有毒的电子废品在香港转运。更让他触动的是，这样的报道竟然几乎没有人留意。
江志强决定把这个故事搬上银幕，他想告诉观众，那些看似遥远的灾难，其实与当下的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对于江志强来说，这无异于是一场豪赌。在电影映后交流中，江志强坦言“压力很大、很紧张”，因为《焚城》的制作成本非常高，高到把这部电影推向市场风险极大。
但江志强决定赌一把， 一来，他想要把环境保护的理念告诉观众；二来，他想要证明香港电影人有能力制作灾难大片。
无论最终电影票房如何，你都不得不佩服江志强的勇气，不得不对这位年过七旬的老人心存敬意。
江志强的选择让我想起另一位制片人，方励。同样年过七旬的他在今年推出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里斯本丸沉没》。
这同样是一部很可能无法收回成本的作品，又同样是一部寄托了作者个人情怀与人文关怀的作品。
我们应该感谢这两位年过七旬的电影人，他们用自己的行动提醒着每个制作电影的人，电影这个艺术门类，除了票房考量之外，还寄托和承载着关于人类的更为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这也是我们这些影迷还要去看电影、去讨论电影最重要的原因。因为电影带给我们的，从来不仅仅是娱乐。
作者丨牛角
永远的新文化报评论员
排版丨Amethy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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