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一个独特的世代。一方面，它与许多人心中典范化了的八十年代形成鲜明反差和对照，发生了所谓“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转折;另一方面，历史进程的顿挫所带来的知识生产方式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疏离和沉潜，又赋予它另一种内涵的丰富性，从而构成了此前和此后世代之间的独特纽结。在某种程度上，刚刚去世的出版人许医农先生正是这个转折时代的代表，而从这个转折时代过来的知识人应该是没有人不知道许医农这个名字的。
我与许先生认识，完全是偶然。
1996年，我完成博士学业来到玉泉浙江大学任教，教学内容是与以往所学没有什么相干的西方政治思想史和当代政治理论。以此为契机，我的教学和研究重点很快都转到当代政治哲学上。基于为台湾一家出版社撰写的几个小册子，在1999年前后，我完成了《从自由主义到后自由主义》的初稿。我至今记得捧着刚出炉的书稿，在玉泉校区土木工程楼那个有些逆光的教室里，面对98级的研究生宣讲“当代政治理论”（这是我的课程名称）的情形。那时春寒料峭，同时蕴含着勃勃生机。
此前，我所在的单位在上海学林出版社筹划了一套丛书，我的博士论文就是在那个系列中出版的。具体负责这套丛书的是倪为国编辑。也是因为这个机缘，我认识了倪编辑，并在随后把《从自由主义到后自由主义》的书稿交给他，原计划在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在那个年代，上海三联是一家颇为活跃和有影响的出版社。也许正因为如此，我的书稿在出版社躺了有两年没有什么动静。也是无巧不巧，同是上海三联编辑的汪宇先生有一次来杭州组稿，聊天间我提到有一部书稿在出版社待出。汪宇先生以一位出版人的敏锐指出，这类书稿应该还是有一定的“时效性”，最好不要拖得太久。还说他可以帮我把书稿推荐给其时主持三联哈佛燕京丛书的许医农先生。北京三联当然是一个比上海三联更大的品牌，更何况是著名的哈燕丛书，对此我当然是有些动心的。但是毕竟我和上海三联有约在先，所以我建议分两步走，一是我同意汪宇把我的书稿转给许医农先生，请她审核评鉴；同时，我也询问上海三联那边可能的进展。
现实的情况是，我并没有得到上海三联那边的及时回复，许医农先生却很快给出了反馈：她很欣赏和重视我的书稿，并打算以最快的速度让书稿进入评审流程。从汪宇先生那里得到这个消息时，我是既有些意料之外的，又有些意料之中的。意料之外在于，毕竟我自己对于那部书稿其实是颇有些不满意之处的，这当然是从一个“学者”的角度做出的自省；“意料之中”在于，许医农先生是一个出版人，我猜想，她一定是基于自己深厚的职业素养和敏锐的问题意识，准确判断出在当时的公共舆论和学术争鸣交集地带，还缺少这样一部论“学术性”也许有些贫瘠不足但其“指向性”却“丰富难能”的理论读物。现在回想起来，这又何尝不是一种理想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辩证呢？！
此后不久，有一天汪宇告诉我，许先生其时正在南京开会，他建议我到南京与许先生进行一次面谈，一方面进一步听取她对于书稿的意见，另一方面也尽快把相关事宜敲定下来。
这就是我与许医农先生唯一的一次见面，我在南京她下榻的宾馆见到了她。时隔四分之一个世纪，当晚的有些情形还历历在目。许先生开诚布公地说，我可以向她推荐在自己这个领域中最有代表性的评审人，她来组织评审。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我提到自己素所尊重的一位学者的名字时，许先生却断然予以否定。我惊问其故，许先生的回答是：这位学者的前妻是一个很好的人！我当时一面想许先生毕竟是个老革命，一面却也“心悦诚服”了下去而一声不吭了。
书稿评审过程一个最大的收获，是我藉此得以和李强教授建立了联系，并听取了他的意见——他尤其中肯地认为我对于自由主义的研究有待深入。在某种程度上，书稿正式出版时作为附录的“政治理论史研究的三种范式”也是在听取李强教授的意见后增补上去。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依然为书稿中自由主义部分的分量之菲薄感到汗颜，另一方面却也为这篇附录曾经得到李强教授的赞扬和肯定而感到欣慰。
收到《从自由主义到后自由主义》这部书稿时，许先生已经进入职业生涯的末期，在把评审人的意见转给我并给我写了一封长信后，她就从三联的岗位上退休了。这部书稿后来是由孙晓林编辑接手的，部分因为这个原因，我在此后就再也没有见过许先生，一直到昨天午夜得到她逝去的消息。
无论如何，在许医农先生这位“伯乐”的关注下，《从自由主义到后自由主义》终于由三联哈佛燕京丛书出版了。这固然要算是一件好事，但是回想起来——无论当其时也，还是多年以后回顾，除了那年在首师大听陈来教授说出那句“《从自由主义到后自由主义》还是写得不错的”，我自问从来没有什么特别兴奋之情，而充其量只有绵延至今的“执拗的低音”。甚至说得夸张些，对于一个其实并不算是完美主义者的我来说，《从自由主义主义到后自由主义》很多年来竟成了我的一块“心病”，要到《当代政治哲学十论》出版后才基本放了下来。从这个角度来说，孙向晨在他的书评中犀利地指出后者乃前者之“余绪”，可谓知我之言。
《从自由主义到后自由主义》无疑只是一份过渡时代的微薄产品，它既不足够“思想”，也不足够“学术”；既不足够“理想主义”，也不足够“经验主义”。说到这里，我就想起，由其胞弟陈敏之编纂的顾准最早的文集即名为《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初版是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1990年初，我在淮海中路622弄7号求学时，图书馆还只能借到顾准的遗著《希腊城邦制度》，而其时刚出版不久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是在社科院门口那家至今尚存的沪港三联书店见到的。等到由许医农先生责编的《顾准文集》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时，我已经转到杭州求学，当我在湖畔居的杭州三联书店买到这本书时，自然想不到不久后自己会与许先生有这样一段生命中值得珍视的交集。
哈佛燕京丛书尔外，许医农先生在三联最重要的工作应该就是那套著名的“宪政译丛”，当年我曾在杭州的大街小巷追买这套书。除了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这套丛书让人最为印象深刻的是两本小册子，分别是爱德华·考文的《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和卡尔·弗里德里希的《超验正义》。2007年，我在普林斯顿访学，之所以会留意到普大校园里的考文楼，就是因为前面这部小册子。而我是不久前才从朱迪斯·史克拉的一次演讲中得知，原来她在哈佛的导师就是弗里德里希。
在题为《学问人生》的演讲中，史克拉追溯了她作为一名出生于里加的犹太难民在美国政治学界的成长史。她剖析了麦卡锡主义隐秘微妙的影响：“年轻学子以不当知识分子为荣。在许多学生当中，除了运动和自命不凡的说长道短，就容不下别的话题！成日吹嘘的是令人反胃的隐私，换衣间的玩笑话和以卖弄为特点的伪阳刚气”。
作为哈佛政府系第一位女性正教授，史克拉坦承自己从未想过把职场上遭遇的困难转化为意识形态的问题，而这并不是她并未自称真正的女权主义者的唯一理由，因为归根到底，“参加一场运动，服从一种集体信仰的思路，在我看来是对知识分子价值观的背叛。这个信念在我作为一名政治思想家所谋划的将哲学与意识形态分开的工作中，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不得不承认，这是一项具有自由主义特点的事业——一个悖论”。
《民主新论》的作者萨托利在引用了布赖斯的“卢梭已燃起上千人的热情，边沁主义才说服了一个人”这个警句后曾经感叹：“理想主义周游四方，经验主义足不出户”。他还说，“理想主义方法和经验主义方法倘能殊途同归，对双方都是幸莫大焉”。顾准大概既没有读过萨托利，没有读过史克拉——准确地说，均出生于二十年代的这两位作者应该都是顾准的异代知音。
“萧条异代不同时”，而在我看来，与史克拉同样地出生于二十年代末的、同样地辩证于理想主义和经验主义之间的许医农先生肯定是会赞同这三位作者，并欣然与他们为伍的。
（2024年10月13日午后于吴泾大荒）
应奇，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古代 概念主义者 经验主义者 传统主义者 理想主义者 哪种人最伟大 最了不起
每种人都有他的独特贡献和价值，很难笼统地说谁最了不起。 个人感觉只要是能够做到“忘掉自我、与人为善”的人，都是很了不起的。
有哪些MBTI类型是理想主义者?
1. 直觉(N) + 情感(F) = 理想主义者 列举如下：直觉型(N) + 情感型(F) = 理想主义者，如INFJ、ENFJ、INFP、ENFP四个类型。 2. 直觉(N) + 思维(T) = 概念主义者 这里有一个错误，INTP是概念主义者，而不是理想主义者。 INTP由直觉(N)和思维(T)组成。 3. 感觉(S) + 知觉(P) = 经验主义者 感觉型(S) + 知觉型(P) = 经验主义者，但此条与理想主义者无关。 4. 直觉(N) + 情感(F) = 理想主义者 NP直觉型(N) + 情感型(F) = 理想主义者，如INFJ、ENFJ、INFP、ENFP。 5. 感觉(S) + 判断(J) = 传统主义者 感觉型(S) + 判断型(J) = 传统主义者，此条与理想主义者无关。 6. INTJ是概念主义者，而MBTI中的理想主义者是ENFJ/INFJ/ENFP/INFP四个类型。 INTJ是概念主义者，而MBTI中的理想主义者包括ENFJ、INFJ、ENFP、INFP四个类型。 7. NP直觉型理想主义可能是因为N的属性。 NP直觉型(N)的理想主义可能源于他们对偶然可能性的直觉感知，很少基于实际情况和相关局限来检验自己的直觉。 8. ENFJ型的人对新鲜观点好奇，喜欢阅读，具有广泛的学术兴趣。 ENFJ型的人对新鲜观点充满好奇，喜欢阅读，拥有广泛的学术兴趣，并且能够包容各种理论和观点。 9. INFJ的核心人格是友好和坚定，认为灵感价值高于一切。 INFJ的核心人格是友好和坚定，他们认为灵感价值高于一切，喜欢关注人类的发展和幸福，并提出旗帜鲜明的观点。 10. ENFP善于与人打交道，喜欢接触新鲜事物，随和热情。 ENFP型的人善于与人打交道，喜欢接触新鲜事物，随和热情，会全身心投入到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上。 11. INFP重视内心情感的和谐，情感丰富但是很少表露。 INFP型的人重视内心情感的和谐，情感丰富但不轻易表露，更倾向于通过文字表达，并努力避免不必要的个人冲突。 12. ENFJ和INFJ，ENFP和INFP的区别是E更喜欢口头交谈，而I更喜欢通过其他形式表达。 ENFJ和INFJ，ENFP和INFP之间的区别在于，外向型(E)更喜欢口头交谈，而内向型(I)更喜欢通过其他形式表达。 13. 理想主义者都有自己理想化的空间，可以是爱与和平，或者自由自在，或者为人类社会进步提出观点。 理想主义者通常有一个理想化的空间，可能是追求爱与和平，或者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或者为人类社会进步提出观点。 14. 他们感兴趣的是事物的意义、关系和可能性，并基于个人价值观念做出决定。 他们关注的是事物的意义、关系和可能性，并根据个人价值观做出决策。 15. 他们可能永远在寻找生存的意义，非常崇尚人与人之间和各种关系中的真实和正直。 他们可能永远在探索生存的意义，非常崇尚人与人之间以及各种关系中的真实和正直。 16. 许多“理想主义者”本能地喜欢帮助别人成长和进步。 许多理想主义者出于本能喜欢帮助他人成长和进步。
每天10分钟，坚持3个月，完成100本！Day2 《顾准文集》
为你精选100本书，提取里面精华，每天分享一本！阅读完成，留言：已完成！哈喽，今天是2019年3月24日，我是七月老师，经常有人问我：读书和不读书的人，差别究竟有多大？每次被问到这个问题，我都会回答：大到你无法想象！今日分享：《顾准文集》——· 关于本书 ·——《顾准文集》不但凝固的是一位伟大知识分子的气节，而且凝聚的是老先生划破时空的智慧。 《希腊城邦制度》深入浅出描写希腊城邦化过程，流露出强烈的对中国相关问题的思考；《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大多是短篇文集，从古希腊罗马帝国，到东方世界皆有涉及，所选各篇皆笔锋锐利，观点自成一派。 而在《经济文稿》中，顾准论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价值规律的作用等等问题。 ——· 关于作者 ·——顾准是个旷世奇才。 他精通数学、历史学、经济学等等，他的译著、论著甚多，而且思想、方法超前，学贯中西。 同时，顾准又是一个老革命家。 早在三十年代，便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斗争，1949年，顾准掌管上海的财政税务大权。 但不久之后,由于政策见解与上不合，顾准就被排除在权力岗位之外，并以戴罪之身，走上了求学、求真的道路。 ——· 本书金句 ·——1.一个人，手里集中了为所欲为的权力，用什么办法来约束他不乱搞？会有令人恶心的阿谀奉承的盛行，唯有存在一个政治上的反对党的时候，才会有真正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2.革命家本身最初都是民主主义者。 可是，如果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而且心里相信这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总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 3.唯有立足于科学精神之上的民主，才是一种牢靠的民主；而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才是民主的基础。 4.资本主义并非是一种经济现象，它也是一种法权体系。 资本主义并非在所有国家都能产生，那些认为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都有相同发展轨迹的想法也是错误的。 历史并非总以必然的方式发生。 5.城邦制度既是希腊的传统，也是希腊政治思想的不可违背的潮流，是希腊政治学的既存前提，离开了城邦制度就没有政治学。 ——· 核心内容 ·——一、科学精神，才足以打破权威主义和权威主义下恩赐的民主1.民主到底是什么？民主一词，出自希腊文Demokraiu（德谟克拉西），由Demo“德谟”和Kraiu“克拉西”两个词组成，前者意为人民，后者表示治理之意。 合起来说，“民主”就是指“人民的权力”。 更准确的说，应该是由全体人民选派出的代表，平等无差别地参与国家决策和进行国家管理，这便是民主最原始、最简单的含义。 2.民主与科学有什么关系？在民主与科学的关系上，顾准认为二者虽然不可分离，但有前后关联的。 他强调，“唯有立足于科学精神之上的民主，才是一种牢靠的民主；而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才是民主的基础”。 在一系列的论述中，顾准不是简单、生硬地说明应该怎样做，而是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来阐述中国应该如何进行改革，才能真正的完善中国特色的民主。 3.唯有科学精神，才能打破权威。 顾准所说的科学精神，不是指哪一门具体的科学上的成就。 研究洁厕灵的人和研究国际关系、军事战略的人，应该具有同等的价值，同样的崇高。 顾准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权威是不可以没有，权威主义则必须打倒。 ”这是对于疯狂的黑暗时代的彻骨反思。 在每一个时代，都有一种统治的权威性学说或制度，只有质疑权威，对权威进行的探索和研究，才能保证继续进步。 在群体之中，保留一份独立的判断，运用自身的理性，去分析自身乃至时代。 而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保证人类的进步，也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打破权威主义和权威主义下恩赐的民主。 若想建立民主与科学相统一的高度有序化社会，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大力倡导科学。 不仅要倡导科学的普遍应用，也要倡导科学理性和科学精神的普及，使科学作为一种文化，全面地深入到国民精神之中。 二、民主政治亟需解决的问题，依然是 “娜拉出走后会怎样”的问题1.解决“娜拉走后会怎样”的命题，就是要反对专制。 19世纪的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娜拉》，曾被鲁迅先生点评过，留下一句旷世名言，而这个句话，也是顾准在探索中国的民主政治时，一再提到的问题，就是“娜拉走后会怎样”。 顾准借用“娜拉走后会怎样”这一命题，精准的表达出自己的立场，就是要坚决走上彻底的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更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 2.中国民主建设中需要克服和解决的问题。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人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理论的指引下，创造出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但是同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也清醒地看到，虽然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仍有许多需要克服和解决的问题。 常言道，欲速则不达。 要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也要从根本上克服“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局面，在没有建立科学的民主机制之前，必须要循序渐进，稳妥地推进民主进程。 而作为思想家出现的顾准，在七十年代的就能提出类似的思考，不仅仅有他的道德勇气在里面，更重要的是他有远远领先于时代的反思。 三、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就是对专制与集权的检验与批判1.为了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就是专政。 相信一个真理，相信一个所谓的真正的终极目的，这种理想主义不承认眼前的利益，否定功利，否定经验，而是相信所谓人类社会进化的客观规律，但规律毕竟也是思想家的头脑加工出来的，能否真的适应人类的发展还是未知，而针对具体问题和社会福利的经验主义则更加实际，更加脚踏实地一些。 革命家本身最初都是民主主义者，但是，一旦梳理了一个终极目的，并且完全相信，愿意牺牲一切付诸实践的结果，就变得可怕了，他就会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 相反，哲学上的多元主义否定终极目的的设立，反映在社会问题上就是相信激荡的力量都是在促进进步，无论会衍生出多少社会问题，但这些都是符合科学精神的，是能够从整体上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的。 2.真正的，首尾一贯的唯物主义，必须是经验主义的。 具体到中国的实践上来讲，我们是选择了一条无人走过的道路，革命之后的问题只能依靠经验去解决。 任何理论，不仅不能同经验主义对立，而且它必然要是经验主义的产物。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就是坚持经验主义原则。 经验主义的认识路线，是以对经验的归纳、分析、比较、实验和统计学的支持为前提，然后进行综合判断和推理。 对于历史的教训来说，它所能照亮的也只是未来，而未来倒确实有待于历史去照亮。 这也就是说，对我们经历过的历史，既要有基本清醒的认知，也要有比较精确的分析判断，才能够把握今天，从而启迪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