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了解到，近日，考古人员在内蒙古通辽市开鲁县东风镇金宝屯村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一座辽墓葬、一座辽陪葬车坑。考古人员认为，此次发现的两座墓葬对于研究辽历史和丧葬文化具有参考价值和研究意义。
车坑全景。（受访者供图）
在开鲁县东风镇金宝屯村二号墓发掘现场，一个大型的马车轮廓映入眼帘，历经1000多年，马车一侧的车辕已经腐烂，但车上一些铁质构件、鎏金构件保存完好，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车坑清理工作。
“这个二号墓非常特别，它是一个葬车的车马坑。车身长度达到7米，宽度有2米多。车在规模上也是比较罕见的。这在开鲁多年辽墓发掘历史上属首次发现。没有被盗扰过，所有的文物信息，基本都保留着。”开鲁县博物馆馆长马海介绍。
此外，二号墓还出土了银牌饰、铜制的流苏、车的铁制构件、鎏金的铜铃等30多件文物。
车坑鎏金铜铎出土情景。（受访者供图）
“这个车叫辒辌车，俗称送葬车，或者说是礼葬车，这是辽契丹贵族墓才会有的葬俗。这次我们在车坑里面发现了车辕、车厢，最为重要的是在里面发现了跟耶律羽之墓一样的鎏金铜铎，还有一些流苏，所以我们认为车坑以及周边的那些墓葬应该是属于跟耶律羽之同等身份的贵族。”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师齐溶青说。
据了解，2023年4月，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引绰济辽工程开鲁段进行勘探时，发现了东风镇金宝屯村有两座墓葬。今年6月，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院、内蒙古师范大学、开鲁县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古工作队，对这两座墓葬进行发掘。
齐溶青介绍，目前，两座墓已经清理完毕。其中一号墓从墓葬规模来看，属于中等规格墓葬，而其以巨石砌筑墓顶、大面积绘制壁画、随葬品中较多使用金、银、玛瑙、绿松石、黑曜石等材质随葬品的现象，足以证明墓主人具有一定社会地位。从两座墓葬来看，无论是墓葬本身还是车马坑，都借鉴和融合了中原文化。（记者哈丽娜）
怎么去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
红山文化 是由距今五、六千年前活动在燕山以北、大凌河与辽河上游流域的部落集团创造的农业文化。 红山文化全面反映了我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特征和内涵。 其后，在邻近地区发现有与赤峰红山遗址相似或相同的文化特征的诸遗址，统称为红山文化。 迄今已发现并确定属于这个文化系统的遗址，遍布在辽宁西部地区的几近千处。 在中国卷帙浩繁的典籍中，一向视中华文明史为上下5000年，然而从考古学角度，其地下证据只能上溯至4000年——红山文化提供了前1000年文明史的实物证明。 自秦始皇以长城将华夏大地南北两分，中原即为中华民族的文明摇篮，就成为2000余年间不争的事实——红山文化向世人揭示，素以荒蛮称世的北方，亦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 ——红山文化以其灿烂的远古文明，验证并扭转了中国人千百年来的思维定式。 红山文化是指华人祖先在距今五、六千年间，于北从西辽河流域，南到大凌河流域、渤海湾北岸，并延伸到燕山以南的区域内，创造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种原始文化形态。 因1935年最早发现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郊红山后村，而于1955年正式得名，并将其后面世的具有相同或相似文化特征的诸遗址，统称为“红山文化”。 红山文化之代表为牛河梁。 牛河梁位于建平县、凌源市交界，居大凌河、老哈河之间，是蔓延于努鲁儿虎山谷的三道黄土山梁。 自20多年前红山文化得以在此发现并发掘，这三个土得掉渣的字就变得大气十足，几乎在一夜之间举世闻名。 女神庙处于整个遗址中心，面积75平方米，现被圈起，并用8道房梁搭了个篷。 篷内只是一块长方形空地，凹凸起伏，坚硬的黄土地残留着发掘的痕迹。 远近松涛在篷外阵阵呼哨，使之显得空旷而又苍凉。 由于科技上的不足，当年只对女神庙进行了局部试掘，之后掩上黄土，一直保护至今。 至于何时才能具有足够的技术支持，没有人说得清。 试掘之时，女神庙出土了红陶彩绘的壁画和祭器残块，以及泥塑的熊爪、鹰爪和鸟翅。 最令世人震惊的是女神像残件，分属于6个个体，有大小不一的女神头像、手臂、腿部，以及鼻和耳。 女神头像缺了半边耳朵，整个面部表情却依然生动。 绿玉石的眼睛深深凹进眼窝里，使眉骨、颧骨显得很高。 嘴巴有点特别，回缩微咧，好似略带笑意。 牛河梁女神庙是考古界发现的中国最早的神殿；女神庙里的女神像，是亿万炎黄子孙第一次看到的5000年前由泥土塑造的祖先形象。 当年女神头像重见阳光的辉煌一瞬，曾被辽宁省博物馆的摄像师抢入镜头，照片以“五千年后的历史性会面”为题，刊登于国内外大小报刊。 后人一片喧哗，祖先雍容自若。 环女神庙而建于各山头的，是诸多积石冢和祭坛。 所谓积石冢，即以石板搭建的坟墓，其墓室、墓盖、墓底、墓界均为石板。 祭坛则是积石冢的附属设施。 积石冢是红山文化的特征之一，与国内华北、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以土坑为主的墓葬形制完全不同。 纵观牛河梁发掘的所有遗址，每一处积石冢群均是小墓围绕中心大墓，四周又砌筑石墙以为框界。 大墓上面积石封土，形成高耸的山头。 大墓皆为男性，其随葬品亦明显多于周边小墓。 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古人，无疑已经学会了区别，以及区别对待，从而形成阶级的雏形，文明的原胎。 红山文化的墓葬另有一独特之处，即只随葬玉器。 这与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墓葬中普遍随葬有陶器，亦迥然不同。 其墓葬玉器除常见的玉镯、玉箍、玉璧等之外，比较打眼的有玉龟、玉凤、玉人。 而其最为夺目的亮点，则是玉猪龙。 牛河梁第4号墓为成年男性，随葬品不多，只三件，但除了一只枕于头下的玉箍形器，另两件均为珍贵的玉猪龙。 两只玉龙安卧于人体胸腔，一大一小，大的10厘米多一点，小的充其量6、7厘米；一绿一白，绿的莹澈闪亮，白的泛着微黄；头朝下，背靠背而眠。 通体胖嘟嘟，头部肥大，支楞着饱满的双耳，嘴和鼻梁上有活灵活现的皱纹，两只圆圆的大眼睛微微突起，好像在目不转睛地望着人。 其神其态，酷似女神庙对面的猪首山。 龙是炎黄子孙的原始情节，其究竟起于何时成于何物，现已难溯其源。 历来最流行的说法是闻一多先生的观点。 闻先生认为龙是以蛇为主体，再结合兽类的脚、马的头、鬣的尾、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而形成——内里没有猪的影儿。 事实上从发现第一块玉雕龙时起，其命名就已被考古界吵得沸沸扬扬。 有人认为其形像鹿，有人认为像熊、像金龟子的幼虫蛴螬，甚至像胎儿、像道家的阴阳鱼儿，不一而足。 直到2003年10月21日，在距今8000余年的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文化遗址，发掘出一个由石块和陶片组成的S形动物，静静地躺在一个灰坑里，活脱脱一只巨龙，其龙头部，安放着一只野猪头骨。 ——“玉猪龙”由此叫响全世界，并认为其不仅仅是一种饰品，而更应是一种图腾物。 玉猪龙大体可分两类，一类体形细瘦，长鬃飘飞，形似英文字母“C”，称“C形龙”，红山文化另一处遗址——内蒙古三星他拉出土的大型玉龙即属此类；另一类环体肥厚，形象似猪，称“玉猪龙”。 牛河梁出土的玉雕龙均属此列。 红山文化北从西辽河与西拉木伦河流域的科左中旗、开鲁县，到巴林左旗、巴林右旗、三星他拉，再到辽河上游及老哈河、大凌河流域的阜新、赤峰、喀左、建平等地，其文化行程陆续南移，一直到辽河入海口的盘锦。 盘锦于1982年在市郊发现七处红山文化遗址，并于地表采集到彩陶器残片、细石器、玉石斧、磨制石斧、网坠等，至今没有进行发掘，以至再无收获——辉煌数千年的红山文化，据此在长城以北消失了踪影。 然而红山文化一经发现，其文化特征就迅速被世人捕捉。 中国史前集中出土玉器的文化，除红山文化外，还有距今3、4千年前江浙一带的良渚文化。 两者都有以玉器为陪葬品的特点，其玉璧、玉环、玉龟、玉鸟等玉器均有一定相似性，尤其是红山文化“C”形龙的龙头与良渚文化大目兽的面纹，具有共同的基本构成因素。 遂有学者以此为据，推测后期红山先民迁至盘锦后，曾沿着渤海湾海岸线陆续南移，不断向中原迁徙，从而使长江下游文化面貌剧变，融入诸多红山文化的崇玉传统，最终形成了良渚文化。 进而推出一个足以令世人震惊的结论：史前更为发达的文化，并非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和黄河流域的仰韵文化，而恰恰是中国北方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 除长江、黄河之外，辽河，更有充分的理由和证据，成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关于红山文化的问题
红山文化是北方地区新石器时期文化中较重要的文化，它被发现于1935年，这种有彩陶和细石器共存的新石器时代文化，1954年被命名为“红山文化”。 红山文化的分布范围大致为：北起赤峰市乌尔吉木伦河流域，南到朝阳、凌源、河北北部，东至通辽市、锦州地区。 红山文化以彩陶、之字纹陶器、细石器以及特有的掘土工具石耜和桂叶形双孔石刀为基本特征。 红山文化的陶器，有泥质陶和夹砂陶两种，均为手制，泥制陶略多于夹砂陶。 泥质陶多为红色，器形较常见的有钵、盆、瓮、罐等，多是容器，都是小平底。 其中钵都为“红顶碗式”，有深腹、浅腹两种。 罐有小口双耳罐、长颈深腹罐、敛口罐等。 泥制陶器的主要花纹是黑色和紫色的彩纹，其中以平行线、三角形纹、鳞形纹最具特点，也偶有少量“之”字形压纹。 夹砂陶为褐色，器形少，陶质粗，火候低。 主要器形是大口深腹罐（大口，深腹、小平底）。 器表多饰有横压的之字纹和直线划纹。 红山文化的石器以磨制为主，大型石器中富有特征的器物是耜和桂叶形双孔石刀，器形主要有烟叶形和草履形两种。 桂叶形石刀通体磨光，刃、背部弧形相对称，这些表明红山文化中农耕经济已比较发达。 红山文化中发现的动物骨骼比较少。 其种类有牛、羊、猪、鹿、獐等。 牛、羊、猪应是家畜，从中可以大致了解到红山文化的先民们过着以定居为主，兼有畜牧渔猎的生活。 红山文化出土的勾云形玉器总数已达20余件，勾云形玉器包含两个基本主题—勾角和小凸。 利用勾角和小凸不同方式的组合构成了红山文化勾云形玉器的各种形态，其中尤以1971年在翁牛特旗三星他拉乡出土的大型墨绿色玉龙为代表。 它高约26厘米，猪首蛇身，蜷曲若勾。 接着在巴林右旗和辽宁文物店也发现了类似的玉龙。 分析这些勾云形玉器的造型，大致可分为四类“一为装饰类（如环、珠、玦等）；二为工具类（如斧、棒、纺瓜等）；三为动物类（如猪形、鸟形等）；四为特殊类（如璧、箍形器等）。 其中箍形器是红山文化玉器群中典型器类之一。 把以上几种类型的玉器形状与当时的文化联系起来看，红山文化特殊类和工具类玉器应为满足宗教典礼需要而制作的。 这种勾形玉器不是一般的装饰品，它们在墓葬中多放置在死者的头胸部，说明红山文化已将玉器作为礼器使用，这对后来的商周文化是具有影响的。 红山文化勾云形玉龙与赵宝沟猪龙尊形器之间有明显的承袭关系，玉龙的发现说明内蒙古地区是探索中华龙崇拜的重要起源地。 八十年代以来，在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和凌源、建平两县交界处牛河梁，又发现了红山文化宗教遗址“女神庙”和积石冢。 东山嘴遗址中心为一座大型方形石砌建筑基址。 基址总体布局按南北轴线分布，注重对称，这种具有我国传统特色的建筑群址，在我国新石器时代还是首次发现。 多处基址都有陶塑人像群出土，说明这是一处当时人们从事祭礼等活动的场所。 从红山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来看，它既是北方具有自身特点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有自己发生、发展的过程，也受到其他文化的影响。 首先，考古研究表明：红山文化是在兴隆洼文化与赵宝沟文化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三者在宗教传统方面具有明显的继承、发展关系。 在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中尚未发现专门的祭祀场所。 而70年代后牛梁河遗址的发现表明，红山文化晚期已经出现了规模宏大的祭祀中心，这不仅是红山文化研究的一次突破，而且对探求中华文明起源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红山文化在建筑、制陶、玉雕、陶塑等发面都有显著成就，技术水平都高于兴隆洼文化与赵宝沟文化，在敖汉旗西台红山文化房址堆中出土了两件方形陶制合范，尚属国内迄今为止最早的金属铸范，表明红山文化的先民们已掌握了铸铜技术。 再次，在兴隆洼文化与赵宝沟文化当中狩猎活动占较主要地位；而在红山文化中，农业生产已成为主导经济。 从红山文化在古代北方及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中的地位来看，红山文化是当时中国南北各地古文化序列中最为先进的古文化之一。 当时社会上已出现冶铜现象，以围沟圈护的早期方城也已出现，城乡分化已经发生。 以崇龙尚玉、尊祖敬宗为特征的宗教礼仪活动极为盛行，各社会群团之间的冲突和由此导致的统一宗教神权之争已成为社会基本问题，这说明红山文化的先民们已率先由氏族社会跨入古国时代。 因此红山文化为中华国家五千年文明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也规定和影响了中华礼制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基本格局，在中华文明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 在中国卷帙浩繁的典籍中，一向视中华文明史为上下5000年，然而从考古学角度，其地下证据只能上溯至4000年——红山文化提供了前1000年文明史的实物证明。 自秦始皇以长城将华夏大地南北两分，中原即为中华民族的文明摇篮，就成为2000余年间不争的事实——红山文化向世人揭示，素以荒蛮称世的北方，亦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 ——红山文化以其灿烂的远古文明，验证并扭转了中国人千百年来的思维定式。 红山文化是指华人祖先在距今五、六千年间，于北从西辽河流域，南到大凌河流域、渤海湾北岸，并延伸到燕山以南的区域内，创造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种原始文化形态。 因1935年最早发现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郊红山后村，而于1955年正式得名，并将其后面世的具有相同或相似文化特征的诸遗址，统称为“红山文化”。 红山文化之代表为牛河梁。 牛河梁位于建平县、凌源市交界，居大凌河、老哈河之间，是蔓延于努鲁儿虎山谷的三道黄土山梁。 自20多年前红山文化得以在此发现并发掘，这三个土得掉渣的字就变得大气十足，几乎在一夜之间举世闻名。 女神庙处于整个遗址中心，面积75平方米，现被圈起，并用8道房梁搭了个篷。 篷内只是一块长方形空地，凹凸起伏，坚硬的黄土地残留着发掘的痕迹。 远近松涛在篷外阵阵呼哨，使之显得空旷而又苍凉。 由于科技上的不足，当年只对女神庙进行了局部试掘，之后掩上黄土，一直保护至今。 至于何时才能具有足够的技术支持，没有人说得清。 试掘之时，女神庙出土了红陶彩绘的壁画和祭器残块，以及泥塑的熊爪、鹰爪和鸟翅。 最令世人震惊的是女神像残件，分属于6个个体，有大小不一的女神头像、手臂、腿部，以及鼻和耳。 女神头像缺了半边耳朵，整个面部表情却依然生动。 绿玉石的眼睛深深凹进眼窝里，使眉骨、颧骨显得很高。 嘴巴有点特别，回缩微咧，好似略带笑意。 牛河梁女神庙是考古界发现的中国最早的神殿；女神庙里的女神像，是亿万炎黄子孙第一次看到的5000年前由泥土塑造的祖先形象。 当年女神头像重见阳光的辉煌一瞬，曾被辽宁省博物馆的摄像师抢入镜头，照片以“五千年后的历史性会面”为题，刊登于国内外大小报刊。 后人一片喧哗，祖先雍容自若。 环女神庙而建于各山头的，是诸多积石冢和祭坛。 所谓积石冢，即以石板搭建的坟墓，其墓室、墓盖、墓底、墓界均为石板。 祭坛则是积石冢的附属设施。 积石冢是红山文化的特征之一，与国内华北、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以土坑为主的墓葬形制完全不同。 纵观牛河梁发掘的所有遗址，每一处积石冢群均是小墓围绕中心大墓，四周又砌筑石墙以为框界。 大墓上面积石封土，形成高耸的山头。 大墓皆为男性，其随葬品亦明显多于周边小墓。 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古人，无疑已经学会了区别，以及区别对待，从而形成阶级的雏形，文明的原胎。 红山文化的墓葬另有一独特之处，即只随葬玉器。 这与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墓葬中普遍随葬有陶器，亦迥然不同。 其墓葬玉器除常见的玉镯、玉箍、玉璧等之外，比较打眼的有玉龟、玉凤、玉人。 而其最为夺目的亮点，则是玉猪龙。 牛河梁第4号墓为成年男性，随葬品不多，只三件，但除了一只枕于头下的玉箍形器，另两件均为珍贵的玉猪龙。 两只玉龙安卧于人体胸腔，一大一小，大的10厘米多一点，小的充其量6、7厘米；一绿一白，绿的莹澈闪亮，白的泛着微黄；头朝下，背靠背而眠。 通体胖嘟嘟，头部肥大，支楞着饱满的双耳，嘴和鼻梁上有活灵活现的皱纹，两只圆圆的大眼睛微微突起，好像在目不转睛地望着人。 其神其态，酷似女神庙对面的猪首山。 龙是炎黄子孙的原始情节，其究竟起于何时成于何物，现已难溯其源。 历来最流行的说法是闻一多先生的观点。 闻先生认为龙是以蛇为主体，再结合兽类的脚、马的头、鬣的尾、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而形成——内里没有猪的影儿。 事实上从发现第一块玉雕龙时起，其命名就已被考古界吵得沸沸扬扬。 有人认为其形像鹿，有人认为像熊、像金龟子的幼虫蛴螬，甚至像胎儿、像道家的阴阳鱼儿，不一而足。 直到2003年10月21日，在距今8000余年的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文化遗址，发掘出一个由石块和陶片组成的S形动物，静静地躺在一个灰坑里，活脱脱一只巨龙，其龙头部，安放着一只野猪头骨。 ——“玉猪龙”由此叫响全世界，并认为其不仅仅是一种饰品，而更应是一种图腾物。 玉猪龙大体可分两类，一类体形细瘦，长鬃飘飞，形似英文字母“C”，称“C形龙”，红山文化另一处遗址——内蒙古三星他拉出土的大型玉龙即属此类；另一类环体肥厚，形象似猪，称“玉猪龙”。 牛河梁出土的玉雕龙均属此列。 红山文化北从西辽河与西拉木伦河流域的科左中旗、开鲁县，到巴林左旗、巴林右旗、三星他拉，再到辽河上游及老哈河、大凌河流域的阜新、赤峰、喀左、建平等地，其文化行程陆续南移，一直到辽河入海口的盘锦。 盘锦于1982年在市郊发现七处红山文化遗址，并于地表采集到彩陶器残片、细石器、玉石斧、磨制石斧、网坠等，至今没有进行发掘，以至再无收获——辉煌数千年的红山文化，据此在长城以北消失了踪影。 然而红山文化一经发现，其文化特征就迅速被世人捕捉。 中国史前集中出土玉器的文化，除红山文化外，还有距今3、4千年前江浙一带的良渚文化。 两者都有以玉器为陪葬品的特点，其玉璧、玉环、玉龟、玉鸟等玉器均有一定相似性，尤其是红山文化“C”形龙的龙头与良渚文化大目兽的面纹，具有共同的基本构成因素。 遂有学者以此为据，推测后期红山先民迁至盘锦后，曾沿着渤海湾海岸线陆续南移，不断向中原迁徙，从而使长江下游文化面貌剧变，融入诸多红山文化的崇玉传统，最终形成了良渚文化。 进而推出一个足以令世人震惊的结论：史前更为发达的文化，并非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和黄河流域的仰韵文化，而恰恰是中国北方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 除长江、黄河之外，辽河，更有充分的理由和证据，成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红山文化区域位于什么流域
辽宁盘山红山文化之来龙去脉 在中国卷帙浩繁的典籍中，一向视中华文明史为上下5000年，然而从考古学角度，其地下证据只能上溯至4000年——红山文化提供了前1000年文明史的实物证明。 自秦始皇以长城将华夏大地南北两分，中原即为中华民族的文明摇篮，就成为2000余年间不争的事实——红山文化向世人揭示，素以荒蛮称世的北方，亦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 ——红山文化以其灿烂的远古文明，验证并扭转了中国人千百年来的思维定式。 红山文化是指华人祖先在距今五、六千年间，于北从西辽河流域，南到大凌河流域、渤海湾北岸，并延伸到燕山以南的区域内，创造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种原始文化形态。 因1935年最早发现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郊红山后村，而于1955年正式得名，并将其后面世的具有相同或相似文化特征的诸遗址，统称为“红山文化”。 红山文化之代表为牛河梁。 牛河梁位于建平县、凌源市交界，居大凌河、老哈河之间，是蔓延于努鲁儿虎山谷的三道黄土山梁。 自20多年前红山文化得以在此发现并发掘，这三个土得掉渣的字就变得大气十足，几乎在一夜之间举世闻名。 女神庙处于整个遗址中心，面积75平方米，现被圈起，并用8道房梁搭了个篷。 篷内只是一块长方形空地，凹凸起伏，坚硬的黄土地残留着发掘的痕迹。 远近松涛在篷外阵阵呼哨，使之显得空旷而又苍凉。 由于科技上的不足，当年只对女神庙进行了局部试掘，之后掩上黄土，一直保护至今。 至于何时才能具有足够的技术支持，没有人说得清。 试掘之时，女神庙出土了红陶彩绘的壁画和祭器残块，以及泥塑的熊爪、鹰爪和鸟翅。 最令世人震惊的是女神像残件，分属于6个个体，有大小不一的女神头像、手臂、腿部，以及鼻和耳。 女神头像缺了半边耳朵，整个面部表情却依然生动。 绿玉石的眼睛深深凹进眼窝里，使眉骨、颧骨显得很高。 嘴巴有点特别，回缩微咧，好似略带笑意。 牛河梁女神庙是考古界发现的中国最早的神殿；女神庙里的女神像，是亿万炎黄子孙第一次看到的5000年前由泥土塑造的祖先形象。 当年女神头像重见阳光的辉煌一瞬，曾被辽宁省博物馆的摄像师抢入镜头，照片以“五千年后的历史性会面”为题，刊登于国内外大小报刊。 后人一片喧哗，祖先雍容自若。 环女神庙而建于各山头的，是诸多积石冢和祭坛。 所谓积石冢，即以石板搭建的坟墓，其墓室、墓盖、墓底、墓界均为石板。 祭坛则是积石冢的附属设施。 积石冢是红山文化的特征之一，与国内华北、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以土坑为主的墓葬形制完全不同。 纵观牛河梁发掘的所有遗址，每一处积石冢群均是小墓围绕中心大墓，四周又砌筑石墙以为框界。 大墓上面积石封土，形成高耸的山头。 大墓皆为男性，其随葬品亦明显多于周边小墓。 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古人，无疑已经学会了区别，以及区别对待，从而形成阶级的雏形，文明的原胎。 红山文化的墓葬另有一独特之处，即只随葬玉器。 这与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墓葬中普遍随葬有陶器，亦迥然不同。 其墓葬玉器除常见的玉镯、玉箍、玉璧等之外，比较打眼的有玉龟、玉凤、玉人。 而其最为夺目的亮点，则是玉猪龙。 牛河梁第4号墓为成年男性，随葬品不多，只三件，但除了一只枕于头下的玉箍形器，另两件均为珍贵的玉猪龙。 两只玉龙安卧于人体胸腔，一大一小，大的10厘米多一点，小的充其量6、7厘米；一绿一白，绿的莹澈闪亮，白的泛着微黄；头朝下，背靠背而眠。 通体胖嘟嘟，头部肥大，支楞着饱满的双耳，嘴和鼻梁上有活灵活现的皱纹，两只圆圆的大眼睛微微突起，好像在目不转睛地望着人。 其神其态，酷似女神庙对面的猪首山。 龙是炎黄子孙的原始情节，其究竟起于何时成于何物，现已难溯其源。 历来最流行的说法是闻一多先生的观点。 闻先生认为龙是以蛇为主体，再结合兽类的脚、马的头、鬣的尾、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而形成——内里没有猪的影儿。 事实上从发现第一块玉雕龙时起，其命名就已被考古界吵得沸沸扬扬。 有人认为其形像鹿，有人认为像熊、像金龟子的幼虫蛴螬，甚至像胎儿、像道家的阴阳鱼儿，不一而足。 直到2003年10月21日，在距今8000余年的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文化遗址，发掘出一个由石块和陶片组成的S形动物，静静地躺在一个灰坑里，活脱脱一只巨龙，其龙头部，安放着一只野猪头骨。 ——“玉猪龙”由此叫响全世界，并认为其不仅仅是一种饰品，而更应是一种图腾物。 玉猪龙大体可分两类，一类体形细瘦，长鬃飘飞，形似英文字母“C”，称“C形龙”，红山文化另一处遗址——内蒙古三星他拉出土的大型玉龙即属此类；另一类环体肥厚，形象似猪，称“玉猪龙”。 牛河梁出土的玉雕龙均属此列。 红山文化北从西辽河与西拉木伦河流域的科左中旗、开鲁县，到巴林左旗、巴林右旗、三星他拉，再到辽河上游及老哈河、大凌河流域的阜新、赤峰、喀左、建平等地，其文化行程陆续南移，一直到辽河入海口的盘锦。 盘锦于1982年在市郊发现七处红山文化遗址，并于地表采集到彩陶器残片、细石器、玉石斧、磨制石斧、网坠等，至今没有进行发掘，以至再无收获——辉煌数千年的红山文化，据此在长城以北消失了踪影。 然而红山文化一经发现，其文化特征就迅速被世人捕捉。 中国史前集中出土玉器的文化，除红山文化外，还有距今3、4千年前江浙一带的良渚文化。 两者都有以玉器为陪葬品的特点，其玉璧、玉环、玉龟、玉鸟等玉器均有一定相似性，尤其是红山文化“C”形龙的龙头与良渚文化大目兽的面纹，具有共同的基本构成因素。 遂有学者以此为据，推测后期红山先民迁至盘锦后，曾沿着渤海湾海岸线陆续南移，不断向中原迁徙，从而使长江下游文化面貌剧变，融入诸多红山文化的崇玉传统，最终形成了良渚文化。 进而推出一个足以令世人震惊的结论：史前更为发达的文化，并非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和黄河流域的仰韵文化，而恰恰是中国北方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 除长江、黄河之外，辽河，更有充分的理由和证据，成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