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夏宾
央行今天发布的2024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提出，支持住房租赁产业可持续发展，“租金是影响住房价值的核心变量”。
金融支持住房租赁产业
二季度报告通过专栏阐释了金融支持住房租赁产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报告称：
从短期看，当前房地产市场处在调整的特殊时期，很多新房卖不出去、二手房产空置，加大对住房租赁产业的支持，有助于盘活存量去库存，平衡房地产市场供求，稳定预期。
从长远看，总量上我国已“不缺房”，但结构上还有调整空间，新市民、青年人想租“好房子”；坚持租售并举，支持越来越多的住房租赁优质企业进入市场，发展住房租赁产业，这些都是未来房地产新模式的重要方向。
租金是影响住房价值的核心变量
市场人士分析，对于给定的购房成本，租售比与未来租金增长率加总，才能反映租赁住房总的收益率，目前很多城市和租赁需求比较旺的地区都达到了3%以上，高于多数资产回报率。
从国际比较看，剔除房产税后的可比口径下，美、日租售比都在4%以上，英国也在3.5%左右。随着国内住房市场深度发展及居住观念更为多元化，租房的选择也会增多，我国租房收益率还有提高空间。
央行助力启动住房租赁产业
报告认为，目前中国住房租赁业务仍处于起步阶段，市场发展模式还在探索阶段。央行及时推出保障性住房再贷款新工具，支持企业批量收购存量住房用作保障性住房，能比较快地形成规模效应，同时多地也在财税、土地、配套设施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持，这些都能起到降低企业成本、增强产业商业可持续性的作用。
报告透露，截至6月末，金融机构已发放247亿元租赁住房贷款，保障性再贷款余额为121亿元，后续贷款投放有望进一步加快。同时，各地方政府还在财税、土地、配套设施等方面提供了支持政策，这些都能起到降低企业成本、增强住房租赁产业商业可持续性的作用。
有了上述金融和地方财政政策的支持，未来随着住房租赁企业经营能力提升和市场商业化有效运转，住房租赁市场将迎来更广阔空间，长期看也能促进房地产业发展模式有序转型。
编辑：高琰瑭
责编：魏晞
现在的通胀问题具体怎么样？要具体的
2007年8月6日，统计局告诉我们说，7月的通货膨胀达到了5.6%，创出10年新高；其中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食品价格涨幅更是惊人。 让我感到吃惊的并不仅仅是物价上涨幅度，而是到7月份为止，央行新发行的货币也同时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 数据发布之前，8月2-4日，笔者曾经到河北、山西和内蒙调研；此行的唯一收获，就是我发现北京的物价，虽然在有些人的眼中已经到顶了；但仍然远远低于以上三地。 越穷的地方，物价涨得越凶，这是我始料不及的；比如，在山西一个穷山沟里，鸡蛋30元一公斤，猪肉40元一公斤；这是裸价，也就是没有任何补贴的价格。 这说明，价格的递补区间已经被截断。 沿途所见，到处是滞销的水果，瓜果梨桃一大筐一大筐地烂在路边无人理睬；今年本是大年，果农欲哭无泪。 所谓流动性过剩自猪肉“集体发力”以来，关于人民币是否存在流动过剩的争议，渐渐地淡出了理论界。 马克思有一句很著名的话：“货币是经济运行的第一推动力”，延伸到今天，似乎也可以概括为，建立在全球化资本市场基础上的“现代金融是现代经济的第一推动力”。 所谓“流动性过剩”，说到底，更多地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战略问题，更多地是国际政治问题，而不是金融问题；因为在国与国之间，经济体与经济体之间，一切经济资源的争夺，都不能脱离对于货币资源(资本)的争夺。 在改革开放初期，在利率理论的研究阶段，我国对金融制度非常重视，尤其重视对资本主义国家汇率理论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学界开始越来越多地研究汇率理论的问题，特别是资产的定价、风险的评估，以及高度市场化状态中的货币体系与结构。 20世纪90年代，我国经济进入蓬勃发展的时期，这与当时金融的全球化和自由化以及金融领域大规模创新活动有着密切联系，否则也不会有今天中国的发展与强盛。 在这里，理论和实践是高度相关的。 从实体经济运行的角度来看，中国的资本市场构造了经济运行的新基础、新平台。 这个新基础、新平台的出现，意味着经济活动的行为准则和运行轨迹都要发生重大变化，特别是外汇，由此进入国家储备，中国也由一个不承认“外币”流通权力的国家，进而发展到现在“坐拥”1.4万亿美元外储的投资大国。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 改革开放以前，国内的经济运行规律比较清楚，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也相对稳定，一切都是在国门内进行计划。 开放以后，特别是当国际贸易成为了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的基础之后，很多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有所改变，它们之间需要有转换的变量，我们不但需要内部货币，也需要外部通用货币了。 所以，我国经济发展推动力，是沿着“商品价格——资金价格(即利率)——资产价格(汇率)”这样的轴心前进的。 而由于我国实行的汇率制度，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但实际上则是以盯住美元为“实质”的国家管制制度，所以真正的问题是，由于我国生产力的价格很低，形成了冲击性的流通体系、贸易体系。 投资困境的必然结果“通货膨胀是对内的掠夺，战争则是对外的掠夺。 ”说这句话的人是马克思，一个我们理应尊重的人。 绝大部分人在谈论“通胀”的时候，并没有思考通胀的本质是什么。 有些人在议论CPI的时候，更多的是因为它是听起来蛮酷的一个词。 可是，他们对于CPI的递增速率过于迅猛的后果，比如，投资增长，房地产价格的增长，股票指数的增长，甚至连猪肉的价格也在增长，却欠缺深入的理解。 而真正导致流动性泛滥的原始成因，是我们在几年前试图抑制过快的投资增长时产生的副产品：投资与储蓄之间的巨大失衡。 换句话说，通胀的真正原因，不在于储蓄增加过快，而在于增加的民间财富，比如储蓄，不能及时转化为民间投资，进而推动就业。 通胀对于经济的发展，有哪怕一点点正面的作用没有？回答是肯定的。 通胀的正面作用之一，首先就是它可以“逼迫富人投资”，从而推进一个国家或者说是“全社会”的进步。 但是与此同时，我国的富人们，也不可能感觉不到，现在投资渠道确实过于狭窄。 前不久，原江苏省常州市民营企业“铁本”的业主戴国芳在当地受审，检察院的公诉书只字未提此前关闭“铁本”时所罗列的那些吓人的“罪状”。 戴被指控的罪名只有“虚开发票，抵扣税款发票”，而指控如此罪行的最好的证据，就是戴国芳当年主动上交的那份“企业自查报告”。 此时，3年前有关方面“查处铁本”的“意义”，开始呈现出来了。 对此，业界的评论是，“查处铁本”以扰乱经济罪开始，却以“虚开发票”这样细节化的罪行而告终，这多少显示出“行政体系和法律体系的准备不足”，让人们感觉到戴国芳式的企业主们的“投资困境”，铁本“钢铁王国”的梦想戛然终止，倒在了一个不能服众的罪名之下。 据报道，法庭上的戴国芳“痛不欲生”，他问有关人员，“如果当初我不曾主动填写那些‘自查报告’，结果会是什么？”在过去的5年时间里，中国的GDP保持着10%的增速，而就业增加率只有不到1%，失业率保持5%以上。 由于民间的财富根本无法转化为投资，使无数戴国芳们走投无路，要不留在银行里“发霉”；要不胡乱挥霍，污染社会风气，并导致一系列的商品价格发生紊乱。 没有投资的增长，当然就没有就业的增长。 其实自2002年以来，我国居民与企业储蓄增加18万亿元；但产业投资的增加值只有6万亿元；过剩的民间资本的投资欠债，至少12万亿元。 无论这些投资欠债的成因是什么，每年它的贬值损益，就有1万多亿元；为了表达它们曾经的“存在”与“愤怒”，于是，我们看到了房地产价格“涨无可涨，仍然要涨”；直至近期的食品价格猛涨。 投资无法满足，最终必然形成通胀。 持有资产的人会变得富有，而持有货币的人会遭受损失。 这就是2007年中国居民人民币存款开始大量逃逸、自行寻求资产庇护所的根本上的原因。 金融决策vs 政治决策 我们必须面对两个问题：首先必须确认，美元在未来会不会持续贬值？这显然并非悬念；其次，如果美元在未来持续贬值，推高人民币升值的因素就是“不可抗力”。 否则，我们国家难免要面对货币投机流行、货币过剩的局面，彼时再开放货币市场，则将面临更大的市场风险。 事实上，市场最深的恐惧，是由于美元的信用不足，当美元成为一条没有出路的“悬河”以后，那么或早或晚，要不它会冲决堤坝，要不成为一潭等待干涸的“死水”。 中国至少还需要三五年时间，才能摆脱增发基础货币对于外汇储备的依赖，但在此期间，我们应当尽可能多地投资于各种以人民币为计价单位的资产以及自然资源，然后付出美元资产。 人民币对于美元的升值压力，并不是因为人民币是否该升，而是美元应该贬到哪里，才是底部。 如果美国紧缩对华贸易，美元的跌势将不可逆转；沽空美元的人们，必然转向现货商品，而不是其他货币。 对此，巨额的贸易顺差引发货币资本扩张性涌入，这只是一个假象。 因为中国外汇储备增加，必然扩张中国的采购能力，直至外汇枯竭，中国的采购才会停止。 在这个过程中，外资希望通过投资中国，建立独资企业，仍然无济于事；因为企业只是“政治的细胞”，金融才是“政治的血液”。 人民币的问题，在本质上与美元如出一辙，都存在造血功能衰退，同时“脂肪”和“骨刺”压迫中枢神经。 所以无论美元贬值多少，多半都会消耗在原油储备上。 在未来，原油将会更贵，虽然现在它已经很贵了，但这才是问题的“正解”。 事实上，人民币已经经历了1983~2005年的22年固定汇率制，现在正进入一个相对温和的升值阶段。 如果有人竭尽全力，希望通过拉高人民币的币值以遏制中国短期的经济活力，这一设想成功的可能并不是没有，但确实相当渺茫。 学会识别哪些利益有可能消失，而哪些利益不可能消失，需要很长的时间与过程。 为此，也许我们将牺牲掉一点“经济活力”，但这正是我们改善宏观经济所需要的。 此前，日元升值的过程，也曾丧失过“经济活力”，但换来的却是规模庞大的海外投资市场。 多年以来，日本不断扩张其海外投资规模，每年都有资本利得。 随便问个日本人，是现在好，还是1980年代好——换言之，是380日元兑换1美元好，还是110日元兑换1美元好？考虑到海外市场，日元升值真的吃亏吗？这种问题提得真蠢。 日本人民享受到日本经济发展的“福利”，一个负责任的民主政体不会容忍金融政策对内剥夺。 尽管日元“失败”了，但这只是日本金融决策体制的失败，而非日本政治决策体制的失败。 人民币目前实际上被国际认为是硬通货，在国际美元信用体系即将崩溃的同时，国际对人民币的需求非常旺盛，这时实行人民币自由兑换，实际上就是将人民币作为大宗商品对外输出换回相应商品和服务，解决国内的通胀问题。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市场研究室主任曹红辉博士做了多年的翔实调研，甚至深入香港、深圳的“钱庄”和“找换店”，以及黑龙江黑河口岸实地调查了人民币的境外流通情况。 他介绍说，人民币在东南亚地区已经成了仅次于美元、欧元、日元的又一个“硬通货”。 在西南边境地区，人民币有“小美元”之称；而在中缅边贸及旅游活动中，缅甸禅邦重镇小勐拉，每年流出、流入的人民币多达10多亿元；人民币在越南流通范围也非常广，已经在越南全境流通。 在西北地区，人民币主要是在中亚五国、俄罗斯地区和巴基斯坦流通。 在东北地区，人民币主要是跨境流通到俄罗斯和朝鲜以及蒙古国；特别是蒙古国，已经把人民币作为主要外国货币。
央行紧急政策的四层深意是好消息吗
2月16日下午，央行、发改委、银监会等8部委联合发布《关于金融支持工业稳增长调结构增效益的若干意见》，此文对于工业领域乃至实体经济而言，都是一次信贷机构的大调整和大部署。 同一天，央行发布2016年1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统计数据报告，今年第一个月，央妈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2.54万亿元，同比多增1.07万亿元，创下历史记录。 这两个重大信号意味着，2016年刚刚开始不足两月，中国货币政策已经随着以去产能、去库存为核心的供给侧改革发生重大改变。 就此，2016年中国货币政策格局基本形成，具体总结，将呈现以下4个趋势，而这也正是央行联手八部委分文背后的4层深意。 一；整体货币投放量将会大幅提高；二；工业信贷两极分化、产能过剩领域信贷更加两极分化；三；新一轮银行呆坏账核销大潮登场；四；以工业企业不良资产、应收账款两者为试点，多年犹豫不前的资产证券化开始扩围。 趋势一：2016年货币投放大幅提高央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1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3.42万亿元，分别比上月和去年同期多1.61万亿元和1.37万亿元。 其中，当月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2.54万亿元，同比多增1.07万亿元。 2.54万亿这一惊人的贷款记录，比中国启动4万亿投资计划的2009年1月份，还要超出了9000亿。 这是2015年10月开始取消存贷比政策后，银行的放贷冲动在各种主客观条下的一次大胆试验。 今年1月初召开的2016年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提出，2016年工作主要任务，包括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经济金融风险等。 其中，对货币政策操作的表述是，“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灵活运用各种工具组合，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 ”“不断优化信贷结构，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从1月当月看，“稳健”不但变成了“宽松”，而且是“超乎想象的宽松”。 开年第一个月的放贷量，说明整个2016年都将会采取更为宽松货币政策，以确保工业结构调整和实体经济平稳运行双重任务所带来货币需求。 尽管从2月份开始，货币投放增速会逐渐降下来，但第一个月的规模，已经确定今年全年的货币投放都要比2015年多很多。 从实际操作上看，2016年货币政策绝非稳健，而是非常宽松。 当然，宽松是相对的。 8部委联合发布《关于金融支持工业稳增长调结构增效益的若干意见》已经明确了信贷有保有压的基调和具体领域。 简单从1月份信贷结构看，贷款直指实体经济。 在实体贷款增加2.54万亿的同时，各类票据投放占比非常少，这与2009年1月的货币投放中，票据占比30%的情况形成了明显对比。 说明，央妈对当前困难重重的实体经济的出手，比2009年更加“快、准、狠”。 当然，1月货币投放猛增也是有原因的。 历来每年1月份基本都是年度信贷投放最多的月份。 而2016年1月份的天量货币投放，与往年最大的不同在于季节性和需求猛增两个重要变量、1；季节性因素包括两点：2015年12月份广义货币(M2)同比增长13.3%，增速比当年11月末低0.4个百分点；当月人民币贷款5979亿元，同比增长14.3%，比上月低0.6个百分点；普遍低于市场预期，这其中可能包括央行通过窗口指导进行的主动调控。 但12月却是中央各种稳增长投资项目密集下放的窗口期。 货币投放的下降和项目投放的增加，这个一降一增之间所产生的信贷资金的供需匹配，亟需在2016年1月完成。 此为季节性因素一。 其次，大量的稳增长投资项目在2015年最后两个月集中释放，中央财政资金已经到位，亟需信贷资金跟上。 同时，商业银行目前盈利能力降低，亟需提高盈利能力，中国商业银行提高盈利，有两种途径：中间业务和放贷。 放贷环节，在短期利息上升条件不具备的前提下，只能增加放贷规模，1月份放贷，意味着全年的利息周期。 此为季节性因素二。 2；需求猛增：主要来自于两方面，大量稳增长投资项目需求资金匹配，以便尽快开工；去产能和去库存为核心的供给侧改革给工业实体带来的波动和阵痛，需要用信贷熨平，为破产清算、兼并重组、产能退出资金准备和机会选择。 当然，除了上述两点，2015年10月，对商业银行存贷比的取消，让银行的放贷冲动进一步释放。 不过，尽管有各种因素导致2016年1月份信贷猛增，但不妨碍，这对2016年全年货币政策操作的整体预判：宽松、谨慎的宽松、非常的宽松。 趋势二：信贷呈现明显两极分化央行、发改委、银监会等8部委联合发布《关于金融支持工业稳增长调结构增效益的若干意见》，明确了两个层面的信贷差别化操作：第一个层面是关于整体工业领域：1；保：七大重点领域这七大领域包括：战略性新兴产业、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和转型升级、高新技术企业、重大技术装备、工业强基工程等领域的支持力度、“中国制造2025”、新能源汽车等消费产业。 具体措施包括：引导金融机构加大中长期贷款投入、金融业全方位服务、适当降低新能源汽车、二手车的贷款首付比例，合理扩大汽车消费信贷；以及，鼓励保险资产管理机构加快债权投资计划、股权投资计划、股债结合等资产管理产品创新，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等提供资金支持等。 2；压：五大产能过剩领域五大领域包括：钢铁、有色、建材、船舶、煤炭。 具体措施包括：对产能严重过剩行业未取得合法手续的新增产能建设项目，一律不得给予授信；对长期亏损、失去清偿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的“僵尸企业”，或环保、安全生产不达标且整改无望的企业及落后产能，坚决压缩退出相关贷款；强化目录管理、标准管理等手段的约束力，提高“白名单”、“黑名单”的信贷参考价值；第二层面，具体针对五大产能过剩行业：1；保：三类企业；这三类企业是指：有竞争力、有市场、有效益。 具体措施包括：继续给予信贷支持，帮助有前景的企业渡过难关；制定银企对接行动方案，积极推动银企信息对接工作；大力发展能效信贷、合同能源管理未来收益权质押贷款、排污权抵押贷款、碳排放权抵押贷款等绿色信贷业务；加快推进应收账款证券化等企业资产证券化业务发展，盘活工业企业存量资产；完善并购贷款业务，进一步扩大并购贷款规模，合理确定贷款期限；对于暂时困难、未来现金流有合理市场预期的工业企业，通过债务重组等多种方式有效降低其债务负担和杠杆率。 2；压：三类企业。 具体包括：手续不合法的新增产能建设项目；长期亏损、失去清偿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的“僵尸企业”；环保、安全生产不达标且整改无望的企业及落后产能。 具体政策包括：停贷、停授信、强制破产清理。 趋势三：新一轮银行呆坏账核销大潮登场上一轮中国呆坏账核销大潮还是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末，当时堪称史上最大一波国企改革登场，中央以极大的决心、魄力和代价启动了一轮主动出击的国企破产、重整、下岗、债务核销的改革计划，现在看这一国企改革计划，虽然当时代价巨大，但却让此后的中国经济收益匪浅。 不过，这仍是一次不彻底的国企改革，而且当时的“入世红利”和投资驱动的“黄金十年”熨平了改革的阵痛。 但这一次启动的供给侧改革，则面临不一样的局面：要解决的问题更复杂了，但改革开放的政策红利还没有来到窗口期。 但要完成这次供给侧改革，对落后产能的彻底淘汰，对僵尸企业的清理必须完成，只有这样才能彻底将大量的人力和物资资源、信贷和金融资源解放出来，工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方能见到成效。 因此，此次央行、银监会等8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金融支持工业稳增长调结构增效益的若干意见》明确，各银行要准备出手各种呆坏账的核销和处置。 但同时又要注意处置风险的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央行基调也是近年罕见：用足用好现有核销政策，加快核销进度，做到“应核尽核”。 从2014年到2015年，随着钢铁、光伏、造船等行业接连出现企业破产案列，其实银行已经启动了债务核销。 只不过，在2016年，债务核销将会更加集中化和规模化。 以《关于金融支持工业稳增长调结构增效益的若干意见》为喊话筒，央行在给一直畏手畏脚的商业银行松绑，意思是，呆坏账的核销和处置方面，要放开思想包袱，大胆干。 但债务核销将也将会是有选择的，具体看：1；国有企业将会优先考虑。 一是因为国情；二是因为政策操作相对好推进；三是为了防止出现“恶意脱保”等负面效应，以及部分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经营“道德风险”。 2；“僵尸企业”将会优先并坚决地予以考虑。 那些“类僵尸企业”或者民营企业将会更多的通过“多兼并少破产”的方针，推进债务重组。 或者，干脆直接按照新修订的《企业破产法》进入破产程序。 不过，按照8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金融支持工业稳增长调结构增效益的若干意见》，呆坏账的核销和处置的难点在于，究竟该如何界定僵尸企业？呆坏账核销和处置是此轮去产能的关键点和敏感点，尤为关键，极易引发社会问题。 如果没有明确清晰的界定和处置标准，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政策操作。 趋势四：不良资产、应收账款的资产证券化开推以工业企业不良资产、应收账款两者为试点，多年犹豫不前的资产证券化开始扩围。 此前，关于资产证券化呼吁颇多，也进行了一些尝试，但大多是围绕一些优质资产进行操作。 而进入不良资产和应收账款领域试水，是此次金融力量发力供给侧改革的一次大胆尝试。 不过，此次不良资产和应收账款的资产证券化试验，不会得到很大力度的推开，范围应该也很小。 毕竟因为涉及环节较多，而中国的诸多从事资产证券化的中介市场尚不完善，良好的信用体系尚待很长时间的构建。 央行的态度也很谨慎：“在审慎稳妥的前提下，选择少数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探索开展不良资产证券化试点。 加快推进应收账款证券化等企业资产证券化业务发展，盘活工业企业存量资产。 ”此外，央行等8部委的文件还提出，加快推进住房和汽车贷款资产证券化。 不管步子究竟能迈出多大，但改革毕竟又前进了一步。
我国货币政策的内容,目标和影响!
上面那个是达人~~确实强大货币政策货币政策也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为促进经济稳定发展服务的。 它是指中央银行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利率、汇率、信贷、货币发行、外汇管理等工具，调节有关变量，最终影响整个国民经济活动的一种政策手段。 与财政政策一样，货币政策也体现了政府对国民经济财力的管理，但是这部分财力主要是指由银行信贷所代表的财力。 另外货币政策并不像财政政策那样体现国家对一部分社会产品的分配管理。 因此，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①货币政策目标。 货币政策目标也称作政策的最终目标，是指货币政策调节最终要达到的目的。 货币政策目标的形成历经了很长的时间，由最初的稳定物价发展到今天为世界各国所普遍认同的四大目标：稳定物价、充分就业、适度经济增长与国际收支平衡。 如前所述，这四大目标也是财政政策目标的主要内容。 前面已对其作过解释，这里就不再重复。 ②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 货币政策对经济运行的调控是一种间接调控，它不能直接作用于实际经济活动，而必须经由一定的中间目标才能实现其最终目标。 因此，必须选取一定的中间目标作为货币政策的直接调节目的，同时还可将这些中间变量作为反映货币政策操作效果的指示器。 中间目标在整个货币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传导环节。 选取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必须坚持一定的原则，即一个合适的中间目标必须与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国民收入稳定密切联系，又能为中央银行所控制，且能很快地起到宣示货币政策意向的作用。 目前，各国提出的较有影响的中间目标有利率、货币供给量、贷款总额、货币基数、股票价格等，但是，能够被普遍认可的只有利率、货币供给量、贷款总额等三项。 这三项指标能较好地体现上述原则，且与经济体制与金融体制有较好的适应性，因而被广泛运用于货币政策的操作中。 关于利率的有关知识将在下一节中介绍，这里扼要谈谈货币供应量与贷款总额。 第一，货币供应量。 货币政策最根本的目标可以归结为为一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货币环境。 在现代信用本位条件下，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对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以及二者的平衡都会产生直接影响，从而影响整个宏观经济的运行。 因此，要使货币的供应不成为重大经济波动的根源并不破坏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必须根据社会总供求状况制订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维持适度的货币供应，不能因为货币过多或不足而造成经济的过度繁荣或长期衰退。 所谓适度的货币供应既有量的要求又有质的要求，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在社会总需求不足情况下。 此时整个社会经济处于衰退或萧条状况，资源大量闲置，企业开工不足，社会经济发展停滞。 这时，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应该是扩张性的，即要增加货币供应量以刺激总需求增加，从而促进生产的恢复与发展，促使社会总供求趋于平衡。 二是在社会总需求过多情况下。 此时宏观经济处于过热状态，生产迅速发展，投资剧增，市场供给不足，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物价上涨。 这时央行的货币政策应是紧缩性的，即缩减货币供应量，抑制社会总需求，促使经济适度而稳定增长，促使社会总供求平衡。 三是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构成不相适应的情况下。 此时宏观经济处于这样的状况：一些部门需求不足，商品相对过剩，生产停滞不前；另一些部门则需求过度，商品供不应求，价格上涨，生产发展很快。 其结果将是整体经济比例失调，畸形发展。 此时货币政策应有紧有松，松紧结合，通过调整货币供给的构成和流向，改变社会总需求构成与总供给构成不相适应的状况，促使总供求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结构上都平衡，保证国民经济协调发展。 第二，贷款总规模与信贷政策。 贷款总规模及贷款总额，是一定时期内银行以信用方式向社会贷款的资金总量。 它与经济发展速度有着客观的数量关系。 适度的贷款总量既能促进经济建设的发展，又有利于货币的稳定。 因此，控制贷款总规模历来是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 对贷款总规模的调控主要有两种做法：其一是规定贷款最高限额，直接控制贷款总规模。 在计划体制下这一做法较为常用，即根据国家经济增长对货币的需求情况，由中央银行统一编制信贷计划，再下达给各专业银行。 全国贷款总规模及专业银行贷款限额是指令性计划，须严格执行不得突破。 对贷款的限额控制，可以最迅速、最广泛地进行信贷紧缩和扩张，但管得过死，不够灵活。 其二是中央银行再贷款影响整个银行系统产生派生存款的能力，间接地实现总量控制目标。 中央银行运用基础货币对各金融机构的再贷款是其调控贷款总量的重要手段，它会影响到各金融机构运作中形成的贷款规模的大小。 与贷款总规模紧密相连的还有另外一个概念，即信贷总规模。 信贷总规模的范围比贷款总规模略有扩大，它包括银行贷款、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贷款以及社会直接融资等。 对信贷总规模的控制主要通过国家制订的信贷政策来完成。 信贷政策是货币政策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一方面它体现了国家货币政策的根本意图，即通过对信贷总规模的调节与控制以寻求一个有利于经济稳定、迅速增长的货币环境；另一方面，信贷政策与一般的货币政策又有所不同，它可以实行结构性倾斜来实现改善结构的目的，而一般的货币政策其主要职能就是调节货币供应量，使货币供应的增长既满足经济增长的合理需要，又不致于经济增长过热而助长通货膨胀。 因此，信贷政策的主要任务一是控制调节信贷总规模，使之符合货币政策目标的要求；二是通过对贷款期限、利率、规模在不同部门中按不同比例配置，调节信贷结构，以支持或限制某地区、某部门的发展。 一般而言，信贷政策支持优先发展的产业，主要有基础产业、先导产业与支柱产业等。 通过对这些产业部门的政策性倾斜，从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平衡，保障供给，促进高新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提高国内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不仅谋求经济增长的高速度，而且还要力争强化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后劲。 ③货币政策工具。 为了实现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并最终实现货币政策的终极目标，中央银行必须采取适当的货币政策工具来实施货币政策。 所谓货币政策工具就是指为达到直接调节目标所采取的工具和手段。 通常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一般性的数量型间接控制工具，包括再贴现率、公开市场业务和法定准备金比率，它们通过银行系统管制整个经济的总信贷水平；另一类是选择性的质量型直接控制工具，包括改变法定保证金、消费信贷等，主要用以对特殊信贷领域和证券市场进行控制。 这两种类型的划分并非绝对，它们都是通过改变货币供给、货币成本和信贷可获得性而影响总需求水平。 再贴现是指一般银行在缺少资金时，以其对顾客贴现而持有的票据请求中央银行给予再贴现，以取得资金。 而再贴现率是中央银行对一般银行的再贴现收取的利率。 当出现通货膨胀压力的时候，中央银行就提高再贴现率，这使商业银行因借贷成本提高而缩小准备金和放款规模，从而使价格得以稳定或者回落；反之，中央银行也可以降低再贴现率，而使商业银行以至工商企业增加借贷，增加总需求。 公开市场业务指中央银行在货币市场上的证券（特别是短期国库券）买卖活动。 当整个市场价格水平上升，需要加以抑制的时候，中央银行就卖出证券，使得商业银行的准备金下降，贷款规模缩小，从而使投资以及物价总水平的上升得到控制或逆转。 当经济呈现萧条迹象时，中央银行就买进证券，使商业银行的准备金增加，信贷规模扩大，从而使投资需求和收入水平上升。 由于中央银行通过这种办法控制银行准备金非常准确、有效，所以公开市场业务在西方国家中被当作最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 法定准备金比率是银行存放在中央银行或金库中的准备金占全部存款的法定比率。 中央银行通过提高这个比率，使货币乘数变化，从而通过影响货币存量而对整个经济产生作用。 选择性信贷控制除上述两类工具外，中央银行还可运用自己在金融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和威望，通过对各金融机构实施道义劝告（或窗口指导），来影响它们的放款数量和投资方向，以达到控制信用的目的。 同时，依照法令，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信贷活动实施直接干预和控制也是必不可少的一种选择工具现在我国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由“从紧”转为“适度宽松”，这是货币政策性质和货币政策调控方向的重大转变。 这种转变，是应对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对我国经济冲击的明智之举，是有效提振内需、充分发挥金融支持实体经济作用的重要举措，是防止经济大幅下滑、确保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有力保证。 在我看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至少包括三重含义：其一，这是“适度扩张”而非“完全扩张”的货币政策。 两种政策的区别不仅在于扩张程度的差异，还在于其各自运用时所面对的宏观经济态势的不同。 完全扩张型货币政策通常在经济发生危机或经济萧条时采用。 作为一种“反危机”的宏观经济政策，其实施目的在于缩短经济危机或经济萧条的时间过程，拉动经济复苏；适度扩张型货币政策则适用于经济显著减速或即将进入下降周期的经济环境，实施目的在于维护经济增长的动力，遏制经济下滑，确保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很显然，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选择，与我国现实的宏观经济态势是吻合的。 其二，这种政策无论是在质的规定上，还是在“量”的变化上，都有别于从紧的货币政策。 质的规定自不待言，“量”的变化也是如此。 尽管没有一个可以用来衡量“适度”的、公认的、统一的标准，但体现货币政策能量和实施程度的一些宏观金融变量指标，如贷款增量、贷款增长率、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等的总体水平，应明显高于从紧货币政策的实施时期。 其三，货币政策的组成部分，如信贷政策、利率政策、汇率政策以及存款准备金比率一类的货币政策工具都应该是放松的，尽管它们在政策实施过程中的作用程度会有差别。 以扩张信贷规模和降息为主基调的信贷政策与利率政策，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承担着主要角色，而汇率政策的作用也不应低估。 面对我国出口下滑导致外部需求明显萎缩的情况，应改变人民币单边升值的预期，加大人民币汇率向下浮动的幅度。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旨在拉动内需，确保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从投资需求看，实施这种政策一方面有利于增加企业投资资金的可得性，扩大投资资金来源，增强企业的投资能力；另一方面，会调低利率总水平，降低企业的投资成本。 这两方面归结到一起，是有利于刺激企业及其他经济主体的投资热情，扩大投资需求。 但在产能过剩的大背景下，要提高投资效率，使投资更好地发挥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必须通过政府的政策引导，使投资资金更多地流向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如“三农”、节能环保、保障性住房、自主创新高科技等行业。 应改善投资环境，消除行业和市场壁垒，给民营资本以“国民待遇”，使其能够在依法合规的前提下公平参与金融、教育、医疗等领域的投资。 对某些总量型的货币政策措施，应赋予其结构调控功能。 仅以央行作为经常性政策调控工具的存款准备金比率为例。 应改变“一刀切”的存款准备金比率，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制度，对主要的商品粮基地所在地区、金融资源相对贫乏的经济落后地区，可实行相对较低的存款准备金比率。 这样做，既可以增强政策调控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也有利于促进地区间经济的协调发展，落实科学发展观。 消费主要受劳动者收入制约，因而货币政策刺激消费需求的作用有限。 在扩大消费需求方面，货币政策作用的支点，应是强化对中小企业的信贷、结算等方面的金融支持，促进中小企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以拉动消费。 同时，货币政策应和产业政策、收入政策、财政政策等宏观政策密切协调配合，形成拉动消费需求的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