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文量 “母归”系列 1976 供图/中间美术馆 王玉平 《雨雪景山》 2019 供图/当代唐人艺术空间 黄锐 《故宫游客》 1981 供图/龙美术馆 王友身 《报纸·看报》 1993 供图/中间美术馆 黄锐 《四合院的抽象1》 布面油画 80×95.5cm 1983 供图/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马秋莎 《琉璃厂东街52号》（局部） 2023 供图/北京公社
◎后商
中轴线不是一条简单的线，而是“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北京城中心区域是故宫为代表的宫室，由此向外展开为：朝、社、祖、市、郊。概言之，中轴线是都城的“简缩版”。自西周以来，中国都城的形制持续地繁复化，从“城”变为“城郭”，从坐西朝东变为坐北朝南，从无市到有市，大约在隋唐时期发展出中轴线格局。
“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人们将这些遗产追溯到《周礼·考工记》。无须多言，它们几乎无所不包，从建筑到风水，从国家治理到社会记忆，每个身临其中的人都能感受到其时的气象。在诸多变化下，中轴线留存了下来，可见数理与审美，远比礼仪与权规更真实、坚韧。今天的人们在中轴线内外漫步、约会、写生，亦不失为重新激活了这古老的时空。
“老北京”的新艺术
首届北京艺术双年展曾设置展览单元“可见的浪漫：有关北京的记忆与想象”，它的主题不完全是北京人，而是生活在北京的人。尽管如此，它汇集了相当多北京人以及他们在本地的生活。冯梦波就是其中一个，在尽头的小室内循环播放的《童年》，散发着浓郁的北京腔。
策展人房方使我发现，刘野也是北京人，他少年时就随版画家谭权书教授学画。这是典型的北京人成为艺术家的事件。在艺术界，人们似乎很少将北京地方主题化，房方在双年展中的展览单元是少见的一例。房方是北京人，在北京生活读书，工作做媒体，创业经营画廊。仅从他的画廊星空间所代理和合作的艺术家名单，我们就发现，他有强烈的北京认同。这份认同来自于“老北京”和组织了它的建筑、生活、人群。
“四月影会”（中山公园兰室、北海公园画舫斋、中国美术馆）、“星星画会”（中国美术馆东侧小花园铁栅栏外、北海公园画舫斋、中国美术馆）、“无名画会”（北海画舫斋）这三个艺术团体及他们的展览，是人们反复确认的中国当代艺术起点，它们都发生在1980年前后的北京。这些艺术家大多并未受过专业的美术教育，不少在当工人，只能算业余艺术家。但是，回忆过去时，他们确是最典型的艺术家形象。
在艺术领域，民间与学院的“对峙”持续了相当长时间，直到今天。只是很多时候，人们会下意识想象那是个完整的世界，殊不知它们之间从未建立起充分的对话机制——我称之为学界与业界的分歧，业界执行力超强，学界思考力超强。但往往，业界才是艺术家存活、创造的地方。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赵文量、杨雨澍在北京老城与当年的近郊写生，开创了“玉渊潭画派”和“无名画会”。故宫、天坛、白塔、钟鼓楼，在他们的画中，既有婉约的古典情调，又有极简的现代精神。时隔数十年重看，别有滋味。大概可以称之为自然在我心的语法。
汇集在他们周围的还有张伟、李姗、田淑英等。从现在的角度来看，他们相当自我，却并不自恋。直到最近我才意识到，是一种并非外来的古典美学，促成了他们别样的艺术。也许我们可以用“内在性”概括之，但这似乎也失之简单。
抽象的四合院
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之交，在北京发生了抽象艺术的尝试。黄锐、张伟、朱金石等人不约而同开始画抽象画。而抽象艺术真正给全国美术爱好者留下印象，还要等到毕加索、劳森伯格来中国举办个展。
黄锐将自己早期的抽象艺术分为“四合院”系列和“空间结构”系列。四合院、胡同等北京建筑空间，在今人的目光中，往往只是装饰，或历史的残余。这种装饰性描述与感受，未必来自于今天的商业逻辑，实际上主要来自于旧人物的习焉不察。就像我们使用语言，总是将其当作工具，而放逐了语言自身的魅力或洞察。
“四合院”的构图颇值得玩味：画面中央是四方棋盘格，再里才是如棉被的白色条块、如柜子和钢琴的灰色条块，以及交织人影的错落条块。可以说，这是一张以四合院为主题的画作，呈现给观众的是北京胡同内四合院、大杂院的俯视图。
在“四合院”系列中，人物、建筑或空间、自然，都成了一种特定的艺术语式，就像积木的几种结构块，而保留了大片单色风景的构图，既有波普又有剪影的气息扑面而来。“四合院”系列共鸣着远古壁画、古天象图，它们都如此远离世俗生活，并试图接近灵物与天道。
某天，黄锐家里来人买画。在买卖的过程中，黄锐决定不再画“四合院”系列，转向了“空间结构”系列。受到苏州园林的吸引，以及儒家秩序的暗示，黄锐发明了一套“内以儒、外以道”的看世界方式。
黄锐在描述或者回顾这些抽象创作时，其中动能我感觉和中国人的本能有关。其实黄锐既没有做抽象艺术比如抽象表现主义，也没有做艺术作品，反而是取“中间”，从“四合院”“空间结构”及其背后深邃的观念和思想入手，进行比较中国的抽象，或者说，黄锐尝试建立一种拥有某种内部体系和内部语言的抽象。
“空间结构”依托的是熟悉的声音、容貌，比如北京夜晚胡同里的歌声，晾晒衣物与春夏植物吐露的气息，漫步在旧时小道回想的几桩往事。这些纯色的几何形当然并不来自于生活，但它源发于生活。起初，这些纯色几何形是音乐性的，它们暗示人们放下对于艺术的俗念；接着，它们是诗歌性的，传递着转瞬即逝的话语；最后，它们是艺术性的，如此泰然地游戏在现实的另一方地。
如果说“四合院”系列的空间还是立体主义的，那么“空间结构”系列的空间则是自我发起、自我增补、自我完善的。简单说，“空间结构”是对四合院空间与环境的模拟，它包含了四合院整体、四合院局部、门窗的写真。但更确切的表达或许是，“空间结构”启动了既出世又入世的态度，并将弥散在世间的感知与哲思，用一种既古典又当代的方式描绘了出来。
千叶成夫曾论：黄锐将存在与虚无、生与死、阴与阳引入绘画之中，力图让绘画成为不为言表胜似言表的艺术形态。但这种说法实在有些简化。在从隐喻到象征再到阴阳的变革中，“阴阳”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它们起初作为传统、成为启蒙者，渐渐作为生活细节、成为交流者。
作为艺术的报纸
1991年，王友身借《北京青年报》复刊十周年的契机，和同事策划参与了“新生代艺术展”。展出地点是中国历史博物馆，也就是今天的国家博物馆。周彦、范迪安、尹吉男等人为展览撰文。这次展览意义非凡，它较“中国现代艺术展”更能展现新生力量的集体诉求。当时，王友身的作品以“海报”的形式呈现在窗户上，这正代表着他兼为记录者和介入者的身份。
作为报社的美术编辑，王友身的职业发展刚好符合媒体大发展的趋势。1989年到1993年间，电脑排版取代了铅字排版，报纸也开始自主发行，不再局限于单位订阅，开始走进报摊、胡同、家家户户。《北京青年报》于1955年正式创刊，先后经过三次停刊、复刊，在上世纪90年代跻身主流报纸。《北京青年报》的突破来自《青年周末》《新闻周刊》等为代表的深度报道内容，以及时尚鲜明的大字体大版面编排设计，让人耳目一新的版面设计和王友身等人的努力分不开。
在此背景下，王友身创作了“报纸”系列，他穿着报纸制作的衣服在街上行走，并在报摊上买了一份报纸。他穿着同样的服装，躺在报纸罩起的床上，或者直接将报纸悬挂在窗户上，充当室内和室外、光和阴影的中介。通过这些作品，王友身向人们表明，媒体不仅仅是社会公器，它还可以作用于私人生活和日常场景。在一系列的运作后，媒体最终会引发人的观念、行为的变化。赵半狄、朱发东、张大力等，也都曾在北京做过类似的行为艺术。
1989年到1994年间，王友身用相机记录下奶奶的最后一段时光，集结成《我奶奶去世前后》。奶奶的房间是常见的胡同平房，很低矮，几乎没有多余的物件。平房不是消费主义的，是实用主义的，房间只有一张床，以及不多的床上物品，连多余的衣服、毛巾都没有。但这不会让人感觉到孤独，反而会说，房间回归到了它最本质的状态。
在过去的时间里，奶奶的意识在物质世界里已经低到了尘埃里，她没有物品，也不需要物品，人们借助物品充实自己、理解自己，但奶奶没有，奶奶不会。在一个没有物质的世界里，奶奶坐下，踱步，穿梭在浮动的时光。出生于上世纪初的人，大多经历过物质的匮乏、亲朋的亡故，他们了解生命的无常、精神与价值的不确定，以及在大风大浪中保持平静的日常的重要。注意看奶奶的眼睛，她似乎在告诉观众不仅关于过去的故事，还有关于未来的故事。
“家”及其代称的，大多是时代风候，现在它几乎完全消失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解离了，但又始终依赖着家人与嫡系，并没有“爱我们的邻人”。
作为记录者的艺术家
2000年后的北京，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大幅度地延展了。大批量的购物中心、写字楼、住宅建成，超级大都市的蓝图正在兑现。北京被切分成多个区块，老城、商业、居住，一环一环地环出去，语言、情感、精神也跟着任情地生长。与此同时，北京主题也在野蛮生长。
北京向来是中国艺术重镇，抛开美术馆、画廊这些最常见的形态，北京老城最大的魅力或许是，这里曾经密集了大量的“替代空间”：箭厂空间、外交公寓、家作坊HomeShop、激发研究所（IFP）……我想，最大的变化并不是规模体量的变化，而是方法的变化。地方的扩容关乎的是一个大比例尺的知识图景，它或许是系谱的，也或许是指数的，人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迫切地需要各种纬度的知识、感知、体验，只有当它们丰富、繁盛起来，并能够随机地、玄妙地组织在一起，人们才能获得期待中更新的东西，填充匮乏或空洞了许久的心灵。
2000年，刚毕业没多久在《北京青年》周刊工作的温凌，利用美编业务培训，DIY了自己的网站，一个摄影博客网站。他用自己的数码相机成套成套地拍自己身边的生活。很快，他的博客火出了中国。
受到父亲温泉源的影响，温凌对漫画、连环画情有独钟，他最早的作品就是《早恋》这样的小动画。短片由Flash制作，10秒长短，相当平面，故事仅有三两个动作，诸如拜新年、烤篝火、早恋，它们与观众常见的艺术有很大距离。温凌开始也并没有把它们当作艺术，直到他成为职业艺术家，并有了小小的成果和探索后。这些动画，记录的都是尚未网红化的地方，经由温凌的制作和呈现，很能唤醒我们在世纪初的新鲜体验，它们好像通向了一种更好的生活美学。
从《从平渊里4号到天桥北里4号》到《琉璃厂东街52号》，马秋莎20年的艺术生涯，几乎也是对北京地方的记录。《琉璃厂东街52号》最吸引我之处在于，它以店、家的“定居”方式，将很多材料诸如料器、瓷瓶、铜像、旗服等组织起来，展演了一种媒介的生存。艺术史学家巫鸿将材料、媒介综合而成为“媒材”，但我认为应该对媒材做区分，材料接近物，而媒介接近图像。所涉及的物体、历史，以及个人事旧，经由各式各样的媒介的展演，观众能够自由出入于一个想象、感知的世界。而媒介的重要性在于，它变而不变，不像史诗、记忆可以被篡改，同时媒介的存在本身就是我们对世界、真相等的探问。
《琉璃厂东街52号》其中的照片记录了马秋莎的太姥姥、姥爷的生平样貌，跨度从上世纪初到中叶，且多是照相馆所制。而铜面影是马秋莎自己的乔装、深入、对话，在其中，马秋莎与风景、遗迹的关系特别明朗。
新世纪初，马秋莎就读于中央美院数码媒体工作室，算是第一代在学校专门学习录像艺术的艺术家。2004年、2005年的录像，特别关注角色扮演以及相对轻型的故事，还没有涉及后来那种社会性、象征性。在被短视频、电影大商业“逼退”前，她的镜头摇动、视像清脆。《我所有的锐气源于你的坚硬》《礼物》用外界的视角讲述个体的故事，它看似袒露与宏观，其实恰恰展露着私人的角力与辨证，其内在是某种不言自明的情绪、感受、态度。
在她的影像中，我最喜欢《黎明是黄昏的灰烬》，它让街灯或缓慢或短促地一呼一吸。工业化与真实触感之间的张力、低画质手持镜头与结构清晰的图像之间的张力、严肃场面与私人回忆之间的张力，让故事与情感穿过镜面，朝向观众流动。《星》与之类似，如果一般来看，它是沉溺的，但我反而认为它是超脱的，它释放了很多信息，用来包裹观众的感知，但却没有让观众停留在某种“固着”上，也因此它能感觉环境的呼吸，让大家都放松下来。
上世纪70年代，巫鸿生活在鼓楼到故宫的区域，90年代，黄宇兴生活在长安街边，一个确定的节律培养了他们。而现在，更年轻的艺术家、策展人生活在北京各处，圆明园、东村、黑桥的故事已成为过去，与其说是“六环比五环多一环”，不如说是总在改变与出发的开放叙事。
从赵文量、杨雨澍到马秋莎的中轴线，早已转变为悬浮在全球化、互联网之上的城市，像孙悟空施展法力化身为无数只金猴子，那头巨兽也摇身变成无数个小兽，它向每个人分发着欲望、数据、图像，而我们要用爱、记忆、道供养它们。城市及其艺术在它的刻奇之术中越走越远，而无数渺小的有限的微光，也在某时某地持续发生着，随时将不可能兑现出来。
为什么北京叫对称的古都?
北京的城市规划具有以宫城为中心左右对称的特点，中轴线是元、明、清时的北京城的中轴线。 北京的中轴线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长约7.8千米。
从南往北依次为：永定门，前门箭楼，正阳门，中华门，天安门，端门，午门，紫禁城，神武门，景山，地安门，后门桥，鼓楼和钟楼。 从这条中轴线的南端永定门起，就有天坛、先农坛；太庙、社稷坛；东华门、西华门；安定门，德胜门以中轴线为轴对称分布。
中国著名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曾经说：“北京的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线的建立而产生。 ”永定门、中华门、地安门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拆毁，后重新修建了永定门城楼。
扩展资料：
宗教
北京地区居民宗教信仰者50多万，约占北京市4%。 信仰的宗教主要是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其中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对北京的历史、文化、艺术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北京现有宗教活动场所达100多处。
传统建筑
北京在历史上曾为六朝都城，在从燕国起的2000多年里，建造了许多宫廷建筑，使北京成为中国拥有帝王宫殿、园林、庙坛和陵墓数量最多的城市。
皇家建筑
北京故宫，明朝时叫大内宫城，清朝时叫紫禁城，这里原为明、清两代的皇宫，住过24个皇帝，建筑宏伟壮观，完美地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古典风格和东方格调，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现存最大的宫殿，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 天坛以其布局合理、构筑精妙而扬名中外，是明、清两代皇帝“祭天”的地方。
四合院和胡同
四合院是以正房、倒座房、东西厢房围绕中间庭院形成平面布局的北方传统住宅的统称。 北京四合院源于元代院落式民居，是老北京城最主要的民居建筑。
老北京有什么习俗？？
一、逛庙会
说道北京民俗，那一定少不了逛庙会。 早在我国古代的秦汉时期，北京就已经是北方地区的重镇了，特别是在元、明、清在此处建都之后，进一步的丰富了当地的文化底蕴，促使了寺庙文化的兴起，从而衍生出了逛庙会这样的民俗习惯。 尤其是在明清时期，北京的寺庙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有着近一千多座，位列全国的首位，也是因此使得这座城市几乎是一年三百六十五条都有着庙会这样的民俗习惯。
在随着历史不断的变迁，北京依旧是完整保留着这样的民俗文化，其中最著名的便是白云观、白龙潭与地坛等，它们形成了现代北京的一道独特风景线，让世人对此铭记于心，也成为了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
二、吃烤鸭
说完了北京民俗文化中的文化类型，那么饮食也一定是必不可少的。 众所周时，北京烤鸭是我国传统饮食文化中的代表之一，它最早是诞生于明初年间，当时的皇帝朱元璋由于热爱烤鸭，导致宫廷中的御厨是想尽办法，最终研制出了闻名的“北京烤鸭”，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大门派为“全聚德”和“便宜坊”。
三、喝豆汁
有人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来北京要是没尝试过豆汁真不算来过北京”。 据说豆汁最早是诞生于辽宋时期，真正被大众所熟知是在清朝，当时的乾隆皇帝将这种饮品引入了宫廷之中，使其成为了宫廷的御膳，由此促使了豆汁在北京的发展，从而成为了民间大众化食品。
由于豆汁中含有十分丰富的蛋白质和维生素成分，所以有着非常好的保健效果，尤其是在夏天，能够很好的祛暑、清热以及开胃。 但是也由于豆汁的是发酵而成，会带有十分中的泔水味，许多人都是无法接受的，也是因此让豆汁北京的一大特色。
四、爬景山
俗话说“百善孝为先”，中国是一个十分注重传统文化的国家，而孝道也是传承了千年之久，北京的景山正好象征者这样的文化习俗。
说道北京民俗，那么爬山祭祖一定是必不可少的，其中景山就是一大特色。 这座公园正式形成是在元朝时期，随着时代的发展，在明清时期逐渐的成为了祭祖追思的重要场所，以此来发扬我国的“孝道文化”，让游客在游览美景的同时铭记历史文化。
五、听京剧
京剧是我国的国粹，也是最具代表性的北京民俗之一。 京剧是由徽剧衍生而来，随着各类戏曲文化的不断交流和融合，于是诞生了现在我们所看见的京剧，它早在清朝时期就成为了当时最受欢迎的文化活动，深受无数老百姓的喜爱，还因此诞生了许多的著名戏曲家，如：梅兰芳、程长庚、谭鑫培等。
扩展资料
北京市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其小吃历史悠久。 北京小吃俗称“碰头食”或“菜茶”，融合了汉、回、蒙、满等多民族风味小吃以及明、清宫廷小吃特色而形成，品种多，风味独特。
北京小吃大约二三百种，包括佐餐下酒小菜（如白水羊头、爆肚、白魁烧羊头、芥末墩子等）、宴席上所用面点（如小窝头、肉末烧饼、羊眼儿包子、五福寿桃、麻茸包等），以及作为零食或早点、夜宵的多种小食品（如艾窝窝、驴打滚等）。 其中最具京味特点的有豆汁、灌肠、炒肝、麻豆腐、炸酱面等。
一些老字号专营其特色品种，如仿膳饭庄的小窝窝、肉末烧饼、豌豆黄、芸豆卷，丰泽园饭庄的银丝卷，东来顺饭庄的奶油炸糕，合义斋饭馆的大灌肠，同和居的烤馒头，北京饭庄的麻茸包，大顺斋点厂的糖火烧等，其他各类小吃在北京各小吃店及夜市的饮食摊上均有售。
清代《都门竹枝词》写道：“三大钱儿买好花，切糕鬼腿闹喳喳，清晨一碗甜浆粥，才吃茶汤又面茶；凉果糕炸甜耳朵，吊炉烧饼艾窝窝，叉子火烧刚卖得，又听硬面叫饽饽；烧麦馄饨列满盘，新添挂粉好汤圆……”这也说明北京历来有许多风味小吃。
昔日北京不少家喻户晓的小吃，由于时代变迁等诸多因素，早已消失，有的也很少见到，但是，大多数小吃保存了下来，有些小吃店还开到了一起，这样很大程度上方便了顾客。
参考资料老北京网络百科
北京中轴线的中轴线
南面起自已被拆除的永定门中心点，向北经过正阳门、天安门、午门、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乾清宫、坤宁宫、神武门、景山最高点万春亭、寿皇殿、鼓楼，最后直抵钟楼的中心点，全长7.86公里。 这条中轴线串连着四重城，即外城、内城、皇城和紫禁城。 北京城以这条中轴线为中心，形成了东西对称的格局，因而在地名上也就表现了出来。 北京比较明确的中轴线起于金代，一条御道贯穿外城的丰宜门、皇城的宣阳门和宫城的应天门，但御道上并无著名的建筑。 元代，中轴线正式形成，位置在今旧鼓楼大街的中心线及其向南的延伸线，越过太液池（今北海及中南海）东岸的宫城中央，直抵外城正中丽正门。 到了明代，统治者将北京中轴线向东移动了150米，最终形成了现在这样的格局，目的是为突出皇宫，不与西苑太液池连在一起，避开琼华岛和西海子众多的楼台亭阁，中间有相应的空间，更使宫殿显得凝重富丽，唯此独尊。 因此，北京中轴线其实并不完全在城市中心线上，如正阳门与崇文门之间的距离就比与宣武门之间的距离近200多米。 建立中轴线，目的是为强调封建帝王的中心地位，正如中国之所以命名为中国，意为“世界中央之国”一样。 城市总体布局就以中轴线为中心 ，左面为太庙，右面为社稷坛；前面是朝廷，后面为市场，即“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北京因此在城市布局上成为世界上最辉煌的城市之一。 为体现封建王朝在国家的中心地位，北京许多著名的建筑都处在中轴线的位置上，如正阳门、天安门、帝王所居之地紫禁城、全城报时中心钟、鼓楼等。 这些建筑既是古都北京的象征，又是中国文明的象征，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 因此，凡来北京旅游的人，没有一个不来这里参观游览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又陆续扩建了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等等。 到过北京的人，可能会对北京的许多地名感兴趣：有东直门，又有西直门；有东四，又有西四；有东单，又有西单；有东便门，又有西便门；有左安门，又有右安门……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北京城有2条著名的中轴线，另一条就是长安街。 长安街驰名中外，有“神州第一街”之称。 长安街修建于明代，是兴建北京紫禁城、皇城和内外城时最主要的道路。 据有关资料记载，明朝永乐四年至十八年（1406—1420），它与皇城同时建造，是明代兴建北京城总体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距今有600年的历史。 长安街，其名取自天安门前两侧的长安左、右门。 新中国成立后，为解决长安街的交通问题，在1952年8月将长安左、右门拆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