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白宫（资料图）
美国《华盛顿邮报》7月25日梳理多方数据后证实， 美国是目前世界上施加制裁最多的国家 ，有效制裁总量至少是其后一国或国际机构三倍。
报道指出，制裁已成为美国政府外交政策关键工具，用其持续发动经济战几乎肯定会对美国造成反噬 。不少官员早已认识到滥用制裁的风险，但美国领导人却越来越难以摆脱对制裁的依赖。
制裁大国
△美国财政部大楼（资料图）
数据显示， 截至今年4月19日，美国政府有效制裁总量15373项 ，是排名第二的瑞士政府所施5073项制裁数量三倍。受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制裁的实体数量从前总统比尔·克林顿任内不足1000个增至目前超过3000个，在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和现总统约瑟夫·拜登任内急剧增多。
报道称，特朗普将制裁用作"报复手段"，包括下令对调查驻阿富汗美军的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实施制裁。拜登则在乌克兰危机升级后的两年内出台创纪录的6000多项制裁，受制裁目标也不仅限于俄罗斯，还包括阿富汗前政府官员、墨西哥毒枭等。
美国政府今年继续以创纪录速度施加制裁。《华盛顿邮报》依据世界银行归纳的收入数据分析， 全球超过60%的低收入国家和地区都在遭受美国政府施加的某种制裁 。
制裁效果
报道称，美国政府将受制裁目标隔绝于西方金融体系之外，不仅可能摧毁一国工业、清空个人财产、打破一国政治平衡，还带动了华盛顿数十亿美元的合规和游说产业，同时催生黑市交易，滋生走私犯罪网络。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资料图）
自1950年起，受美国制裁影响最严重的国家包括伊朗、叙利亚、朝鲜、古巴和委内瑞拉 。然而，对委内瑞拉的制裁虽然致其经济严重收缩，却未能让美国如愿赶走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
美国政府内部不少人已意识到，对外挥舞的制裁大棒虽然是美国金融霸权的有力工具，但可能造成反噬。华尔街和美国的欧洲盟友可能遭殃及，更严重的挑战在于，尽管目前美元依然保持世界头号储备货币地位，强行禁止别国使用美元反而可能导致美元霸权逐渐遭侵蚀。
制裁成瘾
贝拉克·奥巴马执政时期的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2016年3月提出， 滥用制裁"可能最终削弱我们有效制裁的能力" 。在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专研美国对古巴政策的凯莱布·麦卡里说， 制裁"遭滥用太多，已经失控" 。
△美国国会大厦（资料图）
然而， 美国总统似乎正日益依赖制裁 。拜登政府原本已评估对古巴制裁"造成反效果""失败"而有意放松制裁，最终还是因国会掣肘而维持制裁。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国际商务问题专家比尔·赖因施认为，制裁"已成为美国武器库中最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但，政府里没人确信整个策略能起效果"。奥巴马的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本·罗兹指出，美国政府对制裁具有"近乎奇怪的本能反应"，处理外交事务时动辄施加制裁，"这不合理"；美方应像评估造成严重附带损失的战争那样，同样对制裁予以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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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2月10号出生属什么
澎湃新闻记者 钟源
【编者按】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似乎是我们的一种历史常识，然而美国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蔡亮却在其新著《巫蛊之祸与儒生帝国的兴起》中对此提出了质疑。 她通过汉武帝时期和随后的昭帝、宣帝、元帝时期高级出身身份的数据统计分析，认为汉武帝后期的巫蛊之祸导致大批担任的军功贵族后裔被杀，使得儒生阶层在官僚群体中迅速崛起，成为其后三公九卿的主体力量之一，从而促成了之一个儒家帝国的兴起，在秦汉史研究领域中可谓独辟蹊径。 澎湃新闻·私家历史对蔡亮进行了专访，重点谈及研究思路和，以下为访谈正文。
蔡亮
澎湃新闻：您是什么时候对汉代儒生产生研究兴趣的？
蔡亮：这本书是在我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当初定博士论文题目的时候，有一个基本的问题（fundamental question）一直困扰着我：我们经常谈儒家，谈论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我们真的了解汉代儒生吗？在传统知识框架中，我们熟悉的西汉儒生很少，两百多年的历史中， 经常谈论的儒生基本就是公孙弘、董仲书、刘向。 那其他儒生呢，他们在哪里？以什么样的生存状态存在？学者或是？大家谈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具体是指什么？是说儒家思想出现在精英阶层的话语当中，还是说儒生本身能够行使权力？这些问题开始引导我着手重新审视《史记》《汉书》。
每一个人都可以定义“儒”，定义谁是“儒生”，但是每个人在定义的同时，也会带入自己的偏见，带入自己已有的预期和思维定势。 当代学者可以对儒生的定义，但是我选择了另外一种研究方式。 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我想努力地抛开已有的成见，重现历史。 所以我 的是在汉代同时代的人如何定义“儒”。 具体来说，在做研究的时候，我寻找的是已有的史料怎么定义“儒”或“儒生”。 因为西汉历史大致基于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我所寻找的就是在《史记》《汉书》中谁被称作“儒生”。
很明显，司马迁和班固不会把所有的或所有的学者都称为儒生，那他们在进行划分归类的时候用的是什么样的标准？这个标准的背后隐了他们对当时或官僚系统的哪些观察和看法？有人会质疑，司马迁和班固也是有偏见的。 对，司马迁、班固都有自己的偏见，我们所有的史料，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史料，都没有完全客观的，都是被剪裁了的、带某种偏见的史料。 我们必须正视史料的偏见，才能离历史事实更进一步。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对历史的不带偏见的重现几乎不可能，史料和个体的视角认知局限，决定了完全复原历史的不可能性。 但是要尽可能准确和全面地还原史料中的历史，只有对史料新的、透彻的把握，才能能让我们不断接近历史本身。
在研究的问题和所用的概念明确之后，我就进行了一个系统的史料重构工作。 穷尽史料是我自己治学的标准，秦汉历史有限的材料让穷尽史料这种和理想成为可能。 这个思路之下，我把《史记》《汉书》中提到的儒生梳理出来。
在梳理的过程中，我发现史料中记载的汉武帝时期的儒生非常少。 这跟传统的认知——“独尊儒术”形成了强烈反差。 我开始询问：儒生究竟在一个什么样的和历史境遇下生存呢？孔子说“三十而立”，那么儒生是如何立足于西汉，他们有什么样的抱负，如何实现的呢？他们以什么样的方式“安家立命”呢？历史记载的儒生大都是以身份出现，那么儒生之外，是哪一部分群体在行使权力管理西汉这个大帝国呢？在这些问题的驱使下，我开始系统地梳理汉武帝以来有记载的所有（三公九卿、将军、京城），把他们的家庭背景、仕途途径、学术倾向和关系 络做了一个系统整理。 受益于数据人文的成果（感谢“汉籍全文计划”和“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对公众了他们整理的数据化史料），让我能够在一定的时间内做出尽可能全面的整理。 这些对传统史料的整理、统计和分析成为了《巫蛊之祸和儒生帝国兴起》的基础。
澎湃新闻：在您的研究中，儒生作为一个群体，是在汉武帝之后的霍光时代形成的，那么我们为什么会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种“常识”？
蔡亮：在我做完从汉武帝开始到西汉末年有记载的三公九卿的数据统计之后，我也感到非常惊讶。 因为被司马迁或者班固称作儒生或者儒生的人数汉武帝一朝非常少。 在地毯式地搜索了一遍之后，发现只有7名在汉武帝54年的中被称作儒生，而有详细记载的汉武帝一朝的共有76位。 统计数据显示儒生在汉武帝一朝，仅仅是少数派。 而且这7名儒生能够行使的权力和影响力也是非常有限的。 儒生之间经常互相陷害斗争。 熟悉的认知认为，“独尊儒术”依靠了制度上得保证，即设置太学、建立五经博士和察举制度。 但是分析梳理汉武帝所有儒生的仕途之路时，发现很少人通过太学和察举渠道进入官僚系统。 其实汉武帝的三公九卿中，只有公孙弘的仕途之路始于察举；只有倪宽通过太学进入到官僚系统。 无论是数据还是有记载的儒生仕途之路，都与我们已有的常识性认知，即认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新发现的材料对我自己的传统认知进行了，所以当时想到的下一步行动就是再阅读。 再阅读有两个目的：之一，我想重新审视当代学者如何解释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第二，我想弄明白已有的主导学术话语是如何形成的。
在重新阅读的时候，发现中外学者已经从不同角度开始质疑汉武帝“独尊儒术”这一命题了。 比如福井重雅先生认为，武帝并未像我们普遍相信的那样设五经博士。 （参见福井重雅,《六经六艺と五经：汉代における五经の成立》,《中国史学》4(1994):139-164）正士、鲁唯一质疑董仲舒在武帝弘扬儒学的过程中究竟发挥了多大作用。 （正士,《董仲舒の贤良対策の年次に就くて》,《史潮》11no.2(1941):79-116；Michael Loewe,“‘Confucian’Valuesand Practices in Han China,”T’oug Pao 98,no.1-3(2012):pp.1-30）陆威仪认为，汉武帝封的各种礼仪跟儒生的学说相距甚远。 （Mark Edward Lewis，“The Feng and Shan Sacrifices of Emperor Wu of the Han，”in State and Court Ritual in China（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p.50-80）正士和李开元两位学者都注意到了儒生在武帝中人数相对稀少。 （正士，《汉代における儒家官僚の公卿层への浸润》,《歴史における民众と文化:酒井忠夫先生古稀祝贺记念论集,酒井忠夫先生古稀祝贺记念の会编》（国书刊行会,1982）,51-65；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收益阶层研究》，：三联书店，2000年）大家比较熟悉辛德勇先生的《制造汉武帝》，他对 汉武帝史料进行了重新考察。 王葆玹先生几十年前就指出，传统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直被用来概括汉武帝的成就，然而直至公元12世纪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时才创造出这句名言。
至于“独尊儒术”的叙述是从何而来的呢？这个问题让我去审视我们旧有观点的 。 有趣的发现是，汉武帝“独尊儒术”的叙述大致 于《史记》的两个章节，《孝武本纪》和《儒林列传》。 而这两个章节都有自己的问题，具体请见我书中的详细文本分析。
什么时候这些研究能汇集成一股新的潮流，彻底改写汉武帝“独尊儒术”的大叙述呢？这还需要学术界的集体努力。
澎湃新闻：为何司马迁和班固要“杜撰”出一个儒生群体？他们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为之？
蔡亮：我想我会避免用“杜撰”这个词。 在统计汉武帝一朝有记载的儒生同时，我观察到，在这一时期的儒生之间并没有认同感，相反他们经常持有不同的政见，互相打击、排挤甚至互相陷害。 公孙弘就直接建议汉武帝将主父偃处以的极刑。 而主父偃曾经偷出董仲舒的灾异著作，呈给汉武帝。 当时恰逢辽东高发生了火灾，武帝认为此文暗含讽刺意味。 董仲舒因此被投入狱中，最后勉强才保住了性命。
在这些语境下，再去阅读《儒林列传》，我就充满了困惑：为什么在儒生之间并没有互相认同的情况下，司马迁会将儒生跟其他区分开来，把他们当成一个同质的群体，单独为他们做一个集体的列传？
将《儒林列传》与《史记》的其他篇章所对比来阅读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儒林列传》实际上呈现了一个乌托邦的儒生群体和生态。 在《儒林列传》中，儒生之间由师徒关系组成了一个连续的、同质的群体，儒生可以通过对五经的研习直接职位。 儒学知识和权力有着直接的对接，知识的积累可以直接官职，从孔子以来儒生的梦想在司马迁的《儒林列传》得以实现。
《儒林列传》中乌托邦世界与《史记》的其他列传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在《史记》的其他篇章中，儒生的知识并不能直接让他们权利，他们的仕途之路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偶然性。 朝廷中占主导的是权宦的后裔。 在这种对阅读下，我们可以看到“多声部”的叙述。 我想读者可以自己判断司马迁是不是有意在《儒林列传》中创造了乌托邦的儒生群体和生态。
蔡亮著《巫蛊之祸与儒生帝国的兴起》，付强译，师范大学出版社
澎湃新闻：在您的研究中，您运用学的，将背景做了定量分析。如何想到这种的运用？您的研究在论上有怎样的突破？
蔡亮：当代学者运用数据资料对传统史料进行再建构有其自己的学术历史。 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正士已经开始了这种研究的探索；李开元在2000年的研究也遵循了同样的。 这两位学者都注意到了儒生在武帝中人数相对稀少。
实际上，对线性的历史叙述资料进行重组，把相同或相似的现象、人物进行归类，这种研究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汉会要》。 我们具有的优势是，文本数字化之后，检索相同、相似的历史或者历史人物变得更有可操作性。 人物不仅可以按照个体生平进行线性叙述，也可以根据某些特点进行归类重组。 数字化人文让我们不仅能研究历史的个体，还可以研究共有某种特点的群体。 对具有共同特点的人群研究，可以让我们从个体的微观视觉转移到鸟瞰的宏观视觉，对的结构和历史的发展动向有更好的把握。
结构性的人物数据（Structured biographical data）已经在许多历史研究领域得以应用。 学者们也用Prosopography来描述这一新的人物传记数据资料，具体可以定义为，“Investigation of the common background characteristics of a group of actors in history through a collective study of their lives.”——对具有相同、相似特点的人群进行系统研究。 已有的成熟的结构性人物数据包括： Byzantine-Arab Prosopography for the Period of the Macedonian Dynasty (867-1025), Prosopograph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project, 和Prosopography of Anglo-Saxon England.
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我也希望我们能建构秦汉历史的结构性人物数据，这需要集体的努力。
澎湃新闻：巫蛊之祸为何会给儒生集团进入领域创造良机？
蔡亮：公元前91年2月，此前十年一直担任太仆的公孙敬声因挪用原属北军的巨额资金被投入狱中。 其父丞相公孙贺想方设法捉住了全国头号通缉要犯游侠朱安世，希望以此赎敬声。 但狱中的朱安世却上书控告公孙敬声与阳石公主私通，且公孙家族指使对武帝施祝诅，又在通向武帝避暑夏宫甘泉的驰道下埋了用于巫蛊术的偶人。 有司审案，指控被一一坐实，武帝马上诛灭了公孙贺家族。 阳石、诸邑公主皆以巫蛊处死。 这次小规模的杀戮只是序曲，随后席卷整个朝廷的风暴更加血腥暴戾。
公元前91年夏，武帝按照惯例到甘泉避暑，然而这里优美如画的风景并不能缓解年迈皇帝的病痛。 朝冉冉升起的新星江充说服武帝，让他相信他之所以生病乃有人施所致。 忧心忡忡的老皇帝于是命江充穷治其事。 任用可能 于中亚的胡巫搜寻用于祝诅的人偶以及徘徊此间作祟的亡灵。 受到指控的蛊者与夜祠者被逮捕，打入地牢。 班固写道，那里弥漫着疑犯们的呼喊哀嚎声与烙铁烫在皮肉上的焦糊味儿。 京城一时间人心惶惶。 巫蛊的指控满天飞。 据《汉书》记载，因此案株连而死者多达万人。
江充指控巫蛊已经传入宫中，这一场腥风血雨由此达到了。 一旦他越过宫门，之一批受害者就是那些皇帝不再宠幸的夫人们。 江充一步步将矛头指向卫皇后，并放肆地指责太子刘据也参与了巫蛊之事——在太中发现了刻有诅受害者形象的木俑。 武帝帝身在甘泉宫不通音信，而自己的两位姐姐以及公孙家族惨死的下场犹在眼前，于是刘据听从少傅石德之议，矫诏将江充等人全部逮捕。 协同江充的案道侯韩说质疑诏书真伪，当即被太子手下。 另一名忠于江充的章赣拼命逃出，奔向甘泉宫告变。
形势愈发严峻，太子将情况向母亲卫皇后和盘托出，取皇家武库兵器分发给长乐宫卫队，然后昭告百官，称武帝在甘泉宫身染沉疴，很可能已经薨逝，江充及其党羽欲趁乱。 刘据将江充处死，又在上林苑活活烧死了胡巫。 随后他率众前往丞相刘屈氂府邸欲将其，但后者则已逃跑。 都城长安一片混乱。 镇守京城的将领们无信皇帝支持太子这样做，于是都在观望。 武帝一听到太子谋反的风声，马上起驾返回长安，令丞相率兵平叛，同时紧闭城门防止刘据逃逸。 在随后的混战中有数万人死去，其中包括卫皇后、刘据及其部属，还有他们的整个家族。
巫蛊恐慌在公元前90年五月又一次重现，这次被指控施行祝诅的人换成了接替公孙贺登上相位并刚刚了刘据叛乱的刘屈氂。 其妻被控用诅武帝。 据说，她还和贰师将军李广利一起祷告上天，让昌邑王刘髆成为新的帝位继承人。
刘屈氂与其妻自然难逃一死。 李广利当时正率领在遥远的西部地区作战，听到消息后很快向匈奴投降，而李广利的全族被灭。 下一场猎巫的目标是新任御史大夫商丘成，太常郦终根，大鸿胪戴仁，京兆尹建以及前任将军公孙敖与赵破奴。 这些人都被指控行巫蛊之术，在前89至前87年间被相继处死。 在同一时期内，还有十一位不在朝任职的侯爵被控犯下了巫蛊，被定罪处死。 在武帝朝最后五年间，长久以来一直掌控朝局的最有名望和权势的家族几乎被屠戮殆尽。
中学者都对巫蛊之祸有深入的研究，比如田余庆、蒲慕州、鲁唯一先生都对这个西汉历史大进行了很好的梳理。 对巫蛊之祸可以从两个角度来探索。 一个角度是询问巫蛊之祸发生的缘由：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吗？什么导致了这场历时5年的精英？另一个角度是考察巫蛊之祸对当时政局造成的巨大震荡。 我的研究侧重于第二个问题。 在已有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我结合数据统计资料，看到了巫蛊之祸为儒生集团的兴起提供了一个契机。
巫蛊之祸的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在舞台上出现了一个权力真空，曾经掌控西汉朝政几十年的仕宦大家，几乎都在巫蛊之祸当中被满门抄斩。 比如刘邦的军功集团，其中很多家族从西汉建立之初直到汉武帝一朝都是朝廷的候选。 但是巫蛊之祸之后，这些家族在西汉历史当中再也没有出现过。 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出生于相对贫寒或者家庭背景不清楚的儒生开始出现在舞台上。 而他们的师承关系和学术背景（对五经的研习）让他们与其他区分开来，而他们在的比重让儒生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澎湃新闻：如果说巫蛊之祸造成了儒生帝国的兴起，对后续两千年都有着深远影响。那么是否可以看成一个偶发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轨迹？您如何看待这种偶然性？
蔡亮：为什么儒生能成功利用巫蛊之祸造成的权力真空实现自己的理想呢？是当权的霍光的提拔结果吗？无论是人生还是历史都有一定的偶然性contingency，巫蛊之祸之后，毫无经验的韦贤和蔡仪被直接提拔到中心成为丞相，的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霍光需要有人为他掌控的昭帝一朝提供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 但是，儒生能够成为霍光的候选有两个条件需要满足：之一，儒学的思想一直在不断地被阐释和宣扬，在精英阶层中已经有一定的影响力。 很难想象一种完全死亡的思想可以为一个有危机的提供有力的合法性基础。 第二，儒生虽然在霍光之前的领域影响力非常有限，但是在应该还是有自己的传统。 另外，一部分儒生在巫蛊之祸之前就进入到了官僚系统，在当时的中层或下层担任行政。 他们当时的身份与文吏有所重叠。 这部分儒生通过他们的行理能力和自己所建立的关系 络在巫蛊之祸之后爬升到官僚系统的顶层，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魏相。
偶发可以让某种积蓄的能量在历史的某种时刻爆发，但是长时间以来积蓄的力量更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儒学的思想，尤其在“法繁于秋荼，而 密于凝脂”的秦汉帝国，有其非常关键的价值。 但是思想如何能够改变历史和现实，有时候的确需要等待机遇。
（薛瑞对本文亦有贡献）
校对：刘威
为什么芬兰是世界上最廉洁的国家？
芬兰一向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廉洁的国家，政府官员滥用职权、以权谋私的现象极为少见。 全球知名的反腐败机构“透明国际”公布的2009年度世界各国清廉指数排行榜上，芬兰名列第6；此前多年，芬兰一直排名榜首。 芬兰之所以成为全球腐败程度最低、腐败案件最少的国家，与其社会道德和监督机制是分不开的。 拴住公务员的腿说来可能不信，芬兰根本就没有公车腐败。 除总统外，芬兰整个公务员系统中，只有总理、外交部长、内务部长和国防部长4个人享有固定的专用公车待遇。 而且他们也只能在上班时使用。 据说，虽然贵为一国元首，芬兰的总统常常骑自行车出行。 为了管住其他公务员集体使用的公车，芬兰政府曾设计了一套监控系统。 公车上装有两个按钮的发射器，一个刻有公务字样，如果是私事，另一个刻着私事字样，就要照章纳税。 公务用车则事先向政府办公部门申请并讲明去向，上车时还要分情况按下按钮，让监控中心收到信号，具体掌握公车一路的行踪。 如果按下了公务按钮，而汽车实际行驶的方向不对头，车上的无线电话就响了，监督人员会打来电话询问和提醒开车者……令人感慨的是，这套监控系统在芬兰装了近5年，竟然没抓到一个违规者。 政府后来干脆把它都拆了。 管住公务员的嘴芬兰人热情好客，民间互相请客送礼是人之常情。 但是对芬兰的公务员来说，受礼和吃请绝对是天大的事，一不小心甚至会把前途和事业搭进去。 因此，芬兰年轻人进入政府工作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赶快请教“腐败”的界限，找准接受礼品或受请吃饭的上限。 老公务员传授的一般经验是：可以喝一杯啤酒或者吃一个三明治，但如果不小心喝了别人的葡萄酒，那么每分钟都可能出问题。 芬兰的法律规定，公务员不能接受价值较高的礼品，并对价值较高作了细化定义：根据物价指数调整，一般在24美元（20欧元）左右。 芬兰物价水平较高，在一些餐馆里，一杯白开水可能都要收你5美元，这样看来，就算在餐馆里请公务员喝白开水，也要数一数能喝几杯才可以。 而且还曾有过这样一件事：每年的新年前夕，当地民众有送礼的习俗。 中国使馆入乡随俗，送了一瓶茅台酒、一筒茶叶，另外再加一瓶红酒，略表对他们一年来给予帮助的感谢。 可是，事后中国使馆的工作人员才知道，他们用自己的薪水买回了礼物。 而如果是公务接待，上至总理下至普通的科员，一起吃饭的有些什么人，点了什么菜，花了多少钱，都要巨细无遗地在网上开列清单，让人人都可以看得到，件件能够查得清。 甚至为了一顿公宴，芬兰还曾有位中国银行行长级别的高管落了马。 当时，在公务接待中，行长一不小心上了一道鹅肝，传媒上网查阅菜单后提出质疑，结果行长只好为这道鹅肝引咎辞职！紧抓公务员的心芬兰的人口少，生活圈子小，政府的人员也少，公职高薪，谋职不易。 因此，一旦公务员被坐实了腐败，不仅会被立即革职，严重的话还会立即入狱，而且私营机构不愿雇佣，社会上的人看不起，更重要的是在亲朋好友、街坊邻居面前永世不得抬头。 腐败成本十分高昂。 所以，很多芬兰人都说，已经有许多年没有听说过有什么腐败的事情了。 最近的一桩案子，还是发生在6年前。 2002年5月芬兰《晚报》披露，文化部部长苏维•林登批准向一家高尔夫公司提供17万欧元的政府资助，而她和她的丈夫及数位亲属都拥有该公司股份。 政府司法总监闻讯立即展开调查。 事件见报一周之内，林登便旋风般被迫下台。 现在，芬兰全国的法院每年受理的行贿受贿案件加起来不足10起，而且几乎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案。 芬兰政府干净得已经快要让人们忘记还有腐败这回事。 2001年美国《读者文摘》杂志曾在全世界范围内作了一项很有意思的试验。 试验内容是要测试30多个国家和地区民众的诚实程度。 测试方法是在每个国家选择几个地区，故意在每个地区丢下10个钱包，里面装有相当于50美元的当地货币。 钱包里同时附有失主的联系方式，拾到钱包的人如果想物归原主，可以轻易地联系到失主。 最后统计钱包交还给失主的比率。 试验发现，最诚实的5个国家是挪威、丹麦、新加坡、新西兰和芬兰。 其中挪威和丹麦的钱包归还率竟然达到100%，芬兰高达80%！耐人寻味的是，这5个国家在“清廉指数榜”中全部入选最廉洁的前十位。 芬兰、瑞典、丹麦、挪威、冰岛这些北欧国家，在廉洁程度都位于前十名，社会福利好，但税率也很高。 但是北欧人并没有太多抱怨，因为一方面他们普遍有社会责任感，另一方面政府廉洁，纳税人知道钱用在哪里，钱用得其所，人民缴税也缴得服气。 （半月谈系列刊物《品读》2010年第3期）
世界上最大的死人堆？
2020年1月15日，纽约市将哈特岛管辖权从市惩教署转移到市公园与游乐部名下，这是哈特岛被封闭155年后的第一次官方表态即将“解封”。 然而，短短两个月后，哈特岛的管辖权又被移交给纽约市政，用来填埋疫情期间无人认领的死者。 哈特岛位于纽约布朗克斯区的长岛海峡内，离本区最近陆地仅1.8公里，是个长约1.6公里、宽约0.53公里的城市附属小岛。 与纽约上百个附属岛不同的是，其他岛再小也有人类居住，其中不乏富人集结的高端度假区。 只有哈特岛被孤立，人们别说登岛游览，就连提起这个海岛都觉得“晦气”，因为哈特岛是全美最大的公共墓地，从1865年至今已有超过百万具尸体被埋在哈特岛上。 在美国屈指可数的历史教材中，哈特岛出现的频率可以说相当的高，从早期用来关押内战战俘、19世纪美国流感和艾滋病爆发，再到911无人认领的死者，每逢重大事件或与死伤有关的节点都与哈特岛有关，是纽约人乃至全美国人熟悉又十分陌生的地方，因为大家都知道哈特岛的位置，而亲身探访者却十分稀少，因为1865年就被禁止公众访问。 哈特岛最早是以美军有色人种部队训练场的名义出现在公众视野中，随后开始频繁更换管辖部门和使用者，相继成为联邦战俘营、精神病院、结核病疗养院、囚犯陶工场、无家可归者收容所、教养院、监狱和戒毒所等等，美苏冷战期间还曾经驻扎过防御导弹营。 但官方直到1977年才首次承认，登陆哈特岛的除军队和工作人员外，绝大部分人都死在岛上并就地掩埋。 虽说总量无法确认，但各方说法都在百万人以上，从而坐实“全球最大万人冢”的别称。 纽约市图书馆中还保留着部分拍摄于哈特岛的“工作照”，但人们却从未看到任何工作内容，所有画面都在记录囚犯们是如何挖坑填埋、遇到骨骸就清理后再埋的场面。 美国CISION新闻网曾经做过调查，哈特岛曾有过一次大规模的挖掘清理，清理出的骨骸被集中埋到深处，地面摊平后共分为150个墓葬区，每个区域可安葬1000具尸体，从地下十米层层往上堆垒。 如今看到的一根根白色柱子，上面无字且地上长草，说明这个区域已经有段时间没有使用了。 在911之前，所有埋在哈特岛上的尸体都没有记录名字、死因等信息，每年约1500具尸体都是不能公开的囚犯或无人认领的流浪汉。 但911死者有别于他们，从此才在松木盒子里放一张塑纸，写上死者的个人信息。 然而，纽约市惩教署仍然拒绝亲属登岛探访，此后每年都有数百人向法院提起诉讼，但至今都没有胜诉的先例。 除了以上公开资料外，公众有关哈特岛的信息咨询都被一一拒绝，因此引起更多人冒着被逮捕的风险也要闯入一探究竟。 为了杜绝此类现象以隐瞒真相，纽约市特设一支海岸警卫队配合联邦军队宣布军事化封锁，连带空域都被禁飞民用无人机，2020年4月开始逐步安葬死者后，岛上第一时间就设置了GPS信号干扰器，为的就是不让无人机拍摄到不愿公开的画面。 在美国前段时间的新闻中，哈特岛出现的次数也不少，但官方只公开了有限的小部分照片，而且都是埋到上面两层的画面。 对于媒体和公众提出的“共有多少感染者被葬在哈特岛”等问题，则一概不予回应。 当然，很多人觉得哈特岛不可能埋下这么多尸骨，有可能的话就带着长焦镜头坐船去环岛一周（切勿靠近海岸50米内），沿岸很多地方都有塌方，露出的土壤里就有骨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