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岭遗址，是目前汉水中游地区出土动物遗存最为丰富的遗址之一，是研究这一地区（尤其是仰韶时期）动物资源利用的重要材料。在对动物遗存全面鉴定、统计分析的基础上，笔者对该遗址的动物利用状况有了初步认识，总结如下。
在后冈一期文化第一期，出土动物种属有15种，较为丰富。在数量上，猪和鹿科动物占据主体，大型牛科、熊等动物占比很低，但是在肉量提供上，大型牛科的占比应该更高。根据尺寸分析，猪群中可能存在家养和野生两个群体，而且家猪处于驯化初期阶段，牙齿尺寸变异度高，死亡年龄集中在半岁到1岁，老年个体比例也较高，并且进行了深度消费。中型鹿科和小型鹿科尺寸偏小，可能与狩猎压力较大有关，捕获了一部分未成年个体。而大型鹿科尺寸偏大，狩猎压力稍小。鹿科动物很可能是整只被带回居址，部分个体还被整只埋葬。大型牛科个体巨大，狩猎的均为成年个体，整只运回居址，从人工痕迹上看，除了肉食利用，其后肢骨的骨髓开发比其他野生动物更为明显。这一时期野生动物的比例稍高于家养动物，属于初级开发型的生业策略。
在后冈一期文化第二期，出土动物种属十分丰富，有16种。猪的数量占比上升，超过60%，其头骨尺寸更加统一，但是身体尺寸逐渐拉开差距，年龄结构上也发生一定的变化，1岁半到2岁的个体比例增加，可能反映古人对猪群的持续控制，饲养技术逐渐成熟，肉用回报率越来越高。中型鹿科动物的比例下降较多，年龄结构发生变化，绝大多数为成年个体，尺寸也有所增大，表明对中型鹿科的狩猎压力减小了。而大型鹿科则表现出相反的趋势，比例轻微上升，尺寸缩小，可能对大型鹿科的狩猎压力在增大。大型牛科依旧以成年个体为绝对主体，搬运效应则比第一期更为明显，食物利用率低的部位很少被运回居址，消费方式也发生了转变，可能存在浪费性消费。同时对熊的狩猎有所增加。这一时期家养动物的比例超过野生动物，属于开发型的生业策略。
在后冈一期文化第三期，出土动物种属减少，为10种，这与整体数量下降有关，但也可能反映出古人开发策略的改变。猪的占比超过70%，牙齿尺寸变化不大，但肢骨尺寸却有变大趋势，1岁半到2岁的个体比例持续增加，这可能表明古人对猪进一步的选育和强化利用。中型鹿科和大型牛科、熊也继续维持第二期的狩猎策略，以大尺寸的成年个体为主。牛的比例有所下降。
在朱家台文化时期，动物种属进一步减少，仅有6种。第一、二期猪的比例略微下降，但也超过50%，朱家台文化第三期由于特殊埋葬的单位，导致猪的占比超过90%，猪的尺寸则迅速缩小，古人对猪群的控制更强了。中型鹿科依旧占有一定比例，均为成年个体，尺寸也无太大变化。大型牛科动物的比例在第二期有所上升，但样本量偏少，狩猎的个体全部为成年个体。
在之后的时期，动物的种属依旧很少。屈家岭文化时期猪的比例下降、而煤山文化时期则有所上升，商周时期猪的占比大幅度下降，为各个时期最低，仅有30%左右，鹿科动物的比例则明显提升，这代表了生业方式的改变，还是因为样本量少导致的偏差，目前无法确定。
综上所述，马岭遗址动物资源开发策略在仰韶时期发生了两次重要的转变。
第一次转变发生在仰韶早期的后冈一期文化第二期，主要体现在动物资源数量构成上，猪的比例上升、超过一半，成为最重要的肉食资源，对中型鹿科的狩猎大幅度减少，同时对大型牛科的消费方式也发生了转变。动物资源的利用是一个联动系统，一部分资源的改变，必然引起另一部分资源开发策略的变动，猪和鹿科动物的此消彼长就是体现，中型鹿科遭受的狩猎压，可能是家猪饲养业进一步提升的原因。
第二次转变发生在仰韶晚期的朱家台文化，主要体现在猪尺寸的明显缩小，反映出驯化的进一步强化。中原地区这种尺寸的变化是发生在更早的仰韶中期，由于马岭遗址仰韶中期的西阴文化没有出土动物遗存，因此无法判定这个变化是不是发生在更早的时期。我们或许可以推测在仰韶中晚期，这种尺寸的变化是在中国较大范围内发生的，这是由于小尺寸品种的大面积传播，还是持续驯化所导致的本地种群的形态自然变化，今后还需要相关的DNA测试来确定。
从整体来看，在仰韶时期，马岭遗址对家养动物的开发是逐渐加强的，对猪一直采取小规模放养的粗放管理，数量提升较慢，老年个体较多，与汉水中游的其他遗址类似。不过，马岭遗址与汉水中游的其他遗址也有所区别，如马岭遗址仰韶早期的猪骨比例就已超过50%，而在八里岗、沟湾等其他遗址中，这一比例的提升是发生在仰韶中期，其中的原因仍有待探索。此外，以马岭遗址为代表的汉水中游地区家养动物利用开发显示出了与中原地区不一样的模式，中原地区家猪的占比在仰韶中期便迅速提升至80%～90%，并以年轻个体为主、极少见有老年个体，很可能实行集中圈养，这与上述汉水中游地区的特征是有明显差别的。这一经济基础的差异对不同地区的文明演进有着怎样的影响，将是今后可以深入研究的方向。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后冈一期文化时期猪的尺寸发生了一些难以理解的来回波动，反映出古人在驯化过程中或有意识或无意识的作用，也许古人并未进行刻意的体型选育，只是动物在人类影响下自身发生的演化，也有可能是古人体型选育的不成熟导致。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大部分地区的家畜饲养业确实是呈现出逐渐增强的趋势。如果放置到更短的时间范围，特别是在驯化初期，各种指标也许并不符合我们所期待的规律，呈现出非连续性发展的现象。但是，可能正是这些不规律才更加生动地展现了驯化的早期图景，这提示我们驯化并非坦途。尽管目前还无法解释这种不规律的现象，但只有不断积累这样的材料，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古人在驯化早期所面临的困难与抉择，这也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驯化的起源、扩散及其机制。
本文由 王光明 蔡鸿博 摘编自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 武汉大学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 编著 《 淅川马岭遗址出土动物遗存 》 之 结语 。内容有删节、调整。
（审核：孙莉）
978-7-03-0782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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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岭遗址是目前汉水中游地区出土动物遗存最为丰富的遗址之一，后冈一期文化至明清时期的234个单位共出土动物骨骼7560件，其中仰韶时期的遗存最为丰富。本书在全面公布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对出土动物的种属、数量比例、测量尺寸、性别与年龄结构、骨骼部位发现率、骨表痕迹与异常等方面的统计和分析，对马岭遗址动物资源开发策略进行了讨论，家养动物的开发逐渐加强，对猪可能采取了小规模的放养管理模式，与汉水中游的其他遗址较为相似。汉水中游地区的家养动物开发与利用方式显示出了与中原地区不同的演进路径，这对全面理解中国境内驯化的发生、传播和扩散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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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青铜器是怎样铸造出来的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铸造有块范法和失蜡法两种基本的方法，此外还有分铸法、焊接法等工艺。 一、块范法块范法或称土范法，是商周先民最先采用的，是整个青铜时代中应用最广泛的青铜器铸造法。 其法步骤如下1 .制模模也称为母范、作模。 其原料可选用陶、木、竹、骨、石等质料，而已经铸好的青铜器也可用作模型。 具体选用何种质料要由铸件的几何形状而定，并要考虑花纹雕刻与拨塑的方便。 一般说来，形状细长扁平的刀、削的模，可以用竹、木削制而成；较小的鸟兽动物形体可以用骨、石雕刻为模；对于形状厚重、比较大的鼎、彝诸器，则可以选用陶土为模，以便拨塑。 2 .制范制范要选用和制备适当的泥料，其主要成分是泥土和沙。 用泥料敷在模型外面，脱出用来形成铸件外廓的铸型组成部分，在铸造工艺上称为外范，外范要分割成数块，以便从模上脱下；除了外范，还要用泥料制一个体积与容器内腔相当的范，通常称为芯，或者称为心型、内范；然后使内外范套合，中间的空隙叫做型腔，其间隔距离就是所铸器物的厚度。 一般说来，用来做外范的泥料中，泥土（最好选择粘土）含量大些，用来做芯的泥料则要含砂量大些，颗粒较粗些。 范的泥土备制极细致。 采集好的泥土要经过晾晒、破碎、分筛、混匀，并加入符合一定比例的水分，将之和成软硬适度的泥土，再经过反复摔打、揉搓，其间还要经过较长时间的浸润，使之定性。 这样做好的泥料在翻范时才能得心应手。 从模上翻范块是范铸造技术的中心环节，要求必须有很高的技艺。 对于像刀、戈、镞等较简单的实心器物，二合范就能够应付自如，即只需由模型翻制两个外范。 与上述的器物的简单制作相比，制造空心容器的范就显得复杂多了。 在翻范以前，一定要先明确了外范的数量及分布状况。 现简单地将其制法介绍如下：第一步骤是做外壁。 模的表面用范泥堆贴且不留空隙，再用力压紧以求紧密不松散。 接下来是做内壁。 内壁的做法有三种：第一种是从模型上翻制好外范后，将模型的表面加以刮削，模型即为内芯，所以刮削模型上的厚度即是所铸铜器的厚度；第二种方法用于大型器物，是将模型做成空心的，以其内部为模型制出内芯，并使脱出的芯和底范连成一块，再在底范上铸上器耳；最后一种是利用外范制芯。 3.浇注将已完成焙烧且组合好的范趁热浇注，不然就须在临浇注前进行预热。 预热的温度以摄氏度400—500℃为佳。 预热时要将范芯装配成套，捆紧后用以泥砂或草拌泥糊严实，再入窑高温焙烧。 为了防止铜液压力将范涨开和高温引起的范崩，所以焙烧好的型范需埋置于沙（湿沙）坑中并在外加木条箍紧。 范预热准备好后，将熔化的铜液（1100—1200℃为宜）注入浇口。 器物要倒着浇，是为了将气孔与铜液中的杂质集中于器底，使器物中上部致密，花纹清晰。 浇入铜液时应该掌握好速度，以快而平为宜，直到浇口气孔（范上留有的通气孔）皆充满铜液为止。 待铜液凝固冷却后，即可去范、芯，取出铸件。 一次浇注成完整器形的方法叫“浑铸”、“一次浑铸”或是“整体浇铸”。 商周器物多是以此方法铸成的。 凡以此方法铸成之器，其表面所遗留的线条是连续的，即每条范线均互相连接。 4.修整去掉陶范后的铸件还要经过锤击、锯挫、錾凿等多道工序来进行修整，以消去多余的铜块、毛刺、飞边。 只有当一件光润整齐的青铜制品出现时，才算制造完毕。 二、失蜡法失蜡法是用调入油脂的蜂蜡制成内模，在内模上敷泥浆等，预留孔洞，制成外范，待外范干燥，高温焙烧，内模融化成液，由孔洞排出，外范内形成和内模一样的空腔，再从孔洞注入铜液，冷却后，剥去外范，既得与内模相同的铸件。 这是一种青铜等金属器物的精密铸造方法，现代工业仍在使用。 已知中国最早以失蜡法铸造的器物属春秋晚期，是河南淅川下寺楚墓中的铜禁等，而其工艺的精湛标明并非初始的制作。 而纤丽奇绝的制作，楚地贡献最大，曾侯乙墓的尊盘也最受称道，其上密布的蟠虺纹玲珑剔透，穷极繁缛富丽，即是失蜡法制成。 然而，失蜡法的应用并不够普及，今见的作品始终不多，这与蜂蜡数量有限、制作过于复杂有关，或许也是应为效果虽然奇绝却难引出普遍的审美愉悦联系。 失蜡法在中国的历史要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最早采用失蜡法铸造的青铜器是楚共王熊审盂，曾侯乙墓也曾经出土了青铜尊盘。
章丘周围有哪些景点
章丘八大景听过没1.危山:位于章丘明水城的西部。 2.绣江：又叫盲河或盲水，发源于明水诸多泉群。 3.百脉泉：是汇聚百川，吸呐四海，从而形成了天下第一奇观。 4.黉塘岭：在相公庄镇北约三公里处。 5.女郎山：在章丘古城绣惠镇北面。 6.龙藏洞：又名：龙堂洞；当地人称其为：东龙洞。 7.白云湖:在章丘的西北边陲19公里处，距济南35公里。 8. 东岭山:故又称“杈岈山”，当地人俗称“茶叶山”。
用战国时期的青铜技术，能制作输液用的针管吗？
我觉得用失蜡法可以。 详见这三篇文章：商周青铜器的铸造及采冶业商周时代是中国的青铜时代，当时铸造的大批精美的青铜器，是中国古代先民对世界文明的杰出贡献。 它们的出土，不仅再现了古代中国青铜时代的风貌，而且展示了古代工匠在青铜冶铸技术方面所达到的高度水平。 商周青铜冶炼和铸造工艺的研究，对揭示当时社会生产的发展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 很长一个时期以来，研究冶金史的学者多偏重于对青铜铸造工艺的考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30多年，随着铸造作坊、尤其是采矿和冶炼遗址的发现和发掘，研究手段的改进，模拟实验的进行，为深入探索这个课题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并填补了冶金史研究中的一些空白。 采冶遗址的发现商周青铜的成分主要是铜与锡，铜与铅或铜与铅、锡的合金，一般称为锡青铜、铅青铜或铅锡青铜。 铜器所含的微量元素的测定表明，各地铸造铜器的原料多取自附近的含铜矿脉，如镇江附近商周墓葬和窖藏出土的铜块含有较大比重的铅和微量的锑，就与中原青铜器的铜料不含锑及含铅量低明显不同。 湖北大冶铜绿山、湖南麻阳九曲湾、内蒙古林西大井等地都发现了采矿与冶炼遗址，大多为东周时期遗存，但铜绿山古矿冶遗址的上限可到西周，下限则可延至汉代以后。 这几个地点都发现了古人采掘时开拓的竖井、平巷、采矿工具、提升与排水用具及铜矿石。 铜绿山古铜矿的采掘工作是在大理岩与火成岩之间的破碎带中进行的，采掘时开拓的成组井巷中架设了相当完整的木质框架支护，深距地表四、五十米。 （见彩图[湖北大冶铜绿山东周古矿井遗址]）另两个地点则利用岩石的裂缝沿矿脉进行采掘，不用或很少使用木质支护。 在跨度大的采空区内，则保留“工”字形矿柱为支护。 麻阳九曲湾有一条巷道斜长140米,垂直深度约80米。 有的是采用露天开采。 在铜绿山和大井，矿井附近都有冶炼遗址，说明采掘的铜矿石就在采场附近冶炼。 铜绿山发现的10座炼铜竖炉都用土夯筑而成，可分炉基、炉缸和炉身3个部分。 炉缸的截面多为长方形,设有金门。 大井发现的12座炼铜炉有两种不同的形制：一种炼炉的截面呈椭圆形或马蹄形，直径0.8～1.2米，金门作拱形，朝西北方向，高0.2米，宽0.1米；另一种则被称为多孔串窑式（有许多圆孔和弯曲的孔道），直径1.5～2米。 这些炼炉的周围都有木炭、孔雀石、碎矿用的石砧、石球、冶炼时排放的大量炉渣及陶质生活用具等。 由炼铜原料可知，当时的冶炼工艺是氧化矿的还原熔炼。 大井的冶炼遗址出土有马头形的陶质鼓风管，表明已能用人工鼓风掌握炉温。 模拟实验证明，用春秋时期的这种竖炉炼铜，可以连续加料、连续排渣和间断放铜，具有较高的熔炼能力。 铜绿山遗址的炉渣多冷凝成薄片状,酸度适宜，含铜量仅为0.7％，反映了春秋时期的冶铜工艺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东周时代冶铜竖炉 铜绿山出土]铸铜作坊商周时代的都邑遗址几乎都发现了铸铜作坊遗址。 其面积有数万平方米的，也有10余万平方米的。 作坊址内出土了为数可观的陶范、坩埚块、木炭、小件青铜器和铜锭、铜渣以及与铸铜生产有关的其他遗存。 这些作坊址的发现说明商周王室及诸侯所用的青铜器大多是就地生产的。 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商代早期铸铜作坊内，熔铜的坩埚系用草拌泥制成。 陶范与铜器一致，均为素面。 出土铜爵据电子探针测定，含铜92％、锡7％,铜锡比例与郑州二里冈期青铜器的配比十分接近。 郑州商代遗址发现的两处铸铜作坊，分别在城南的南关外和城北的紫荆山北地。 熔铜工具除有草拌泥制作的坩埚外，还用外敷草泥的陶质大口缸或大口尊。 不过从大型铜鼎的发现看，也有使用熔铜炉的可能。 不少陶范上都刻有花纹。 这两个作坊除生产青铜礼器外，南关外铸铜作坊中还出土不少青铜，紫荆山北的作坊则出土不少刀、镞，因而被认为是铸铜手工业中出现分工迹象的反映。 安阳殷墟的苗圃北地、西周时代的洛阳庞家沟铸铜遗址和新郑郑韩故城、侯马牛村古城南郊的东周铸铜作坊，都是古代规模较大的铸造场所。 这几个地点都发现了体积较大的熔铜炉、大批陶范及与铸铜有关的工具和用具。 苗圃北地铸铜遗址出土的熔铜炉若按残壁的弧度推算,直径约在60～70厘米。 另有一种土坑式的熔炉,直径1米，深0.5～1米。 洛阳庞家沟发现的熔铜工具有3种，其中大型熔铜炉的内径160厘米，壁厚30～35厘米,并设有鼓风口。 洛阳、新郑、侯马等地作坊中都发现陶质的鼓风管，说明熔铜炉具备较好的熔化能力。 用这样大型的熔炉熔铜，与当时铸造大型青铜器的情况是适应的。 苗圃铸铜遗址和侯马铸铜遗址都发现了与铸铜有关的居址、窖穴、水井、祭坑、烘范窑和道路、工作台面等遗迹。 各个作坊址出土的陶范数以万计，其中一部分陶范可以拼对成套。 从陶范的型腔可知，有铸礼器的，也有铸乐器、工具、兵器、车马器或其他装饰品的。 侯马铸铜作坊中还铸造中国最早的青铜铸币空首布以及铜带钩等物品。 铸造青铜器的模具有陶范、石范和金属范 3类。 陶范的原料主要是粘土和砂子，一般都是就地取材。 由于陶土的耐火度高，易于透气，来源又极方便，所以各地作坊都普遍运用，成为中国青铜时代铸造工艺的一大特点。 造形简单的工具、兵器等用单范或双合范铸造，一范可使用多次。 青铜容器则用复合范铸造，一套模具只能铸造一件器物。 石范在夏县东下冯遗址、清江吴城遗址等地都有发现，数量不多，都是铸造刀、镞等小件器物的模具。 金属模具有铜范和铁范两种。 山东临淄发现的铜范是铸造青铜铸币“齐法化”的模具。 河北兴隆发现的铁范则是铸造铁工具的铸范。 青铜铸造工艺的杰出成就铸造一件青铜器需要经过塑模、翻范、烘烤、浇注等一整套工序。 即将准备铸造的器形先塑出泥模，在泥模上翻出外范，在泥模或外范上雕刻所需的花纹，然后在泥模上削出范芯或另外制作范芯，范芯与外范之间的距离，即为浇注后铜器器壁的厚度。 为防止陶土干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缩裂和变形，陶土中粘土和砂的成分配比要合理。 外范和范芯阴干、晾晒后，组合放入烘范窑中烘烤，使之脱水和定型。 经常是出窑后趁热进行浇铸。 大件器物需挖坑固定，用槽注法浇注。 一次浇铸完成的，俗称浑铸法。 比较复杂的器形则先铸附件、后铸器身，或先铸器身，然后将附件铸接上去，称为分铸法。 商代已经使用分铸法，东周时期分铸法的使用更加熟练。 商代和西周铜器的装饰纹样多在泥模上雕刻，有的在外范上加工，东周时期有的采用花纹印版在模上捺印，有些可能是将印出花纹的泥片贴附在模胎之上，提高了工效。 铸造一件铜鬲,需用4块外范和1块范芯,一件铜爵则需16块陶范。 曾侯乙墓钟架中层的一件甬钟，铸造时共用了136块陶范。 青铜乐器的铸造集中地反映了商周时期铸造工艺所达到的成就。 据研究,无论商钟还是周钟,都有良好的音响效果。 对曾侯乙编钟进行的检测知道，钟体的合金成分中锡占12.5～14.6％，铅一般为1～3％。 这个配比与《考工记》所载“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其一,谓之钟鼎之齐”大体相近。 实验表明，钟体含锡量低于13％时，发出的声音单调、尖锐；含锡量太高则钟体易碎。 同时,适当的含铅量有利于钟音的衰减和音色的改变,含铅量过低则衰减缓慢，含铅过量则音色恶化。 古代工匠在实践中摸索出配料的合理比例，并掌握了热处理等工艺来控制和改善钟的音响,铸造了这一套总音域达5个八度，能奏出完整的五声、六声或七声音阶的乐曲的编钟。 东周时期已出现叠铸技术。 据研究，临淄发现的铸造“齐法化”的长方形铜质模具是翻制泥范用的。 将若干烘烤过的陶范叠装起来，浇注时铜汁通过中间的直浇道，流向每一层半月形的内浇道而到达齐刀的范腔之中，一次可浇铸十几个或更多的铸件。 春秋时期还出现了失蜡法铸造工艺。 这种工艺是将易熔化的黄蜡制成蜡模，用细泥浆多次浇淋，并涂上耐火材料使之硬化，做成铸型。 烘烧后黄蜡熔化流出，形成型腔，用以浇铸铜汁。 河南淅川下寺楚墓出土的铜禁和鼎表面的兽头及足、耳等附件，战国早期曾侯乙墓所出的尊盘等都是用失蜡法铸成的。 此外，研究者对下寺楚墓所出55号铜鼎的鼎足和曾侯乙墓冰的龙头等部位的焊料进行研究，认为是有金属锡焊接的。 [淅川下寺1号墓出土铜鼎的铸出孔焊接附件]商周青铜器的表面除了有装饰纹样外，还出现了镶嵌玉或绿松石的“铜镶玉”技术。 在商代，这种技术主要用在兵器和小件装饰品上。 到了东周时代，这种镶嵌术进一步运用在大型铜容器上，并往往与新出现的金银错、嵌红铜、鎏金等新技术用于同一件器物上。 不同色彩互相对比，使青铜器的装饰效果更加突出。 对吴越铜剑进行的研究发现，铸剑时在剑的不同部位使用了不同成分的铜合金。 如中脊用低锡或含铅较多的合金，以提高其韧性；两锷则用含锡量19％左右的铜合金。 使用不同成分铜合金的直接效果是既保证了两锷的锋利，又增强了格斗时剑体中脊的抗震性能，刚柔相济，不易折断。 在著名的越王勾践剑上有装饰性很强的几何形花纹。 对这种花纹的形成存在不同意见，有人认为是硫化物腐蚀出来的，有人则认为是使用不同的铜合金嵌出的：基体用的是锡青铜，花纹则是锡、铜及铁的合金。 由于合金成分和含量不同，所以呈色也不一样，磨砺时因硬度不同而微有凹陷，显示隐花图案（见彩图[越王勾践剑]、[鄂君启节]）。 虽然看法不同，但研究者一致认为，当时的铸剑工艺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参考书目北京钢铁学院《中国古代冶金史》编写组：《中国古 代冶金》，文物出版社，1978。 春秋战国青铜器继西周青铜器后，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青铜器铸作的又一个高潮期。 可分为春秋早期，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早期,战国中晚期3个阶段。 春秋早期青铜器形制和组合与西周晚期基本相同, 纹饰也沿袭西周的特点。 这一阶段代表器物有山东黄县南埠出土的纪国媵器、河南三门峡上村岭出土的虢国青铜器、湖北京山苏家垅出土的曾国青铜器、山东烟台上夼出土的纪国青铜器、山东历城百草沟出土的鲁国媵器及湖北随县熊家老湾出土的曾国青铜器等。 春秋中期以后的青铜器以蟠螭纹的流行为标志，山西侯马所出的陶范和旧著录中的晋公等器物上都有细密的平面蟠螭纹。 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 青铜器纹饰发展成浮雕状，繁复的镂空花纹则达到了东周时期青铜器制作的顶峰代表器物有河南新郑铜器群,安徽寿县蔡侯墓铜器群，山西浑源李峪村铜器群以及辉县山彪镇和琉璃阁，河南淅川、长治分水岭，湖北随县擂鼓墩等地出土的铜器群等。 到了战国中晚期，许多铜器都变成素面的，而且服御器、日用器大量增加。 代表器物有长沙、寿县等地出土的楚器，陕县后川出土的魏器等。 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的主要特点是：①列国器物大量出现。 西周的有铭青铜器属周王室和王臣制作的占大多数，诸侯国的为数甚少。 到了春秋时期，王室、王臣的礼器几乎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列国诸侯、卿大夫甚至卿大夫家臣铸造的器物。 这和当时王室衰微而诸侯、大夫及家臣势力不断壮大的形势相吻合。 ②地域风格的形成。 大体上呈现以三晋为中心的中原、以秦国为中心的西方和以楚国为中心的南方三足鼎立的格局。 此外，北方、西南方、东南方等几处少数民族区域也各有其独特风格。 ③各地区之间逐渐交流。 例如吴越地区流行的细线云雷纹在楚地也时有发现，而原先用于北方的带钩也传播到了南方，从物质文化角度反映出东周时期走向统一的历史趋势。 ④铸造技术的长足进步。 器物制作方面主要体现在合范法铸造的高度发达、失蜡法的应用、模印法制范、镶嵌工艺的普遍流行，以及兵器的表面处理技术等。 湖北大冶县铜绿山的矿井遗址体现了东周时代青铜冶铸业的巨大规模，反映出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的提高。 中国古代青铜冶铸技术bronze smelting technique in ancient China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 现代已知中国最早的青铜器，是甘肃东乡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铜刀,距今约4800年,经检验，是用锡青铜铸成的。 考古发掘表明,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和夏代,人们已能用石范和陶范铸造简陋的工具和武器。 商代早期的铜爵,所用铸型由多块陶范和泥芯组成，有的壁厚仅2毫米。 铸造技术已达一定水平。 商代中期已使用锡青铜和铅青铜两种合金，能铸造重80千克的大鼎。 具有中国特色的组合陶范铸造工艺在此期间大体已经形成。 商代后期，青铜冶铸业臻于鼎盛，能熟练地使用多种分铸法（先铸器件再接铸附件，或者先铸附件再与器体铸接），以获得复杂的器形，如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圆的柱和就是铸接于器体上的。 的多次铸接更为典型。 它的提梁、盖纽采用了多种铸接方式，分两次从五个部位，将七个部件和体接铸成一体。 铸型工艺也已规范化。 椭圆形容器多采取三等分或六等分的分型方式，方形、长方形容器以对角线的延长线为界，采用四等分或八等分。 器物种类繁多，有各类礼器、生活用器、兵器、生产工具、车马器和乐器等。 大型铸件用直径达600～800毫米的竖炉熔铜，由槽道浇注。 重要器物的合金配比也初步形成规范。 西周时期陶范铸造进一步推广，中期以后形成独特的风格，出现许多新的器形、纹饰。 有些器内铸有专篇铭文。 技术的进步还表现在铜质芯撑的普遍使用。 铜器足部从与铜器内腔相通改为封闭式等。 商周时期制作陶范的泥料，都由含砂粘土或用粘土和砂配制而成，经挖取、破碎、筛选、混和、陈腐、揉制和存性等多道工序（有时还经淘洗和加砂），使泥料具有良好的塑性和复印性，能翻铸出极细的花纹。 多数陶范的焙烧温度在700～800℃之间，实际仍为土质，属于土范。 后期的某些陶范火候较高，质硬发青，接近半陶质或陶质。 早期的陶范用单一的泥料，西周时期已有面料和背料之分。 为改善型芯的退让性和透气性，芯料中的含砂量明显增多，颗粒较粗，后期并掺入多量的植物纤维或熟料。 铸范的制作非常精细，分型面开设榫卯，用来定位。 最初的铸型只有一个型腔,在商代中期已有一型能铸7～9件的镞范。 多数陶范只能使用一次,但山西侯马春秋铸铜作坊所出镢范，可以重复使用十余次。 由于采取了一系列工艺措施，铸件表面质量，特别是一些精品，纹饰清晰美观，铸缝极窄，铸造缺陷很少，达到了良好的技艺水平。 据多年来对数以千计的出土实物所作科学考察，证明商周青铜器绝大多数是用陶范铸造的，在不使用失蜡法的情况下，能获得如四羊尊和曾侯乙甬钟那样极其复杂的器形，关键在于铸接工艺和分范合铸等技法的娴熟使用，因而形成商周陶范铸造的技艺特色。 青铜生产工具是构成青铜时代生产力的一大要素。 出土文物中常见的青铜手工工具有刀、锥、凿、斧、锛、削、钻、锯等。 陕西、河南、安徽、江苏、浙江、云南等省相继发现大量商周青铜农具，有耒、耜、、、锄、铲、耨、镰等器类。 正是在青铜工具广泛应用的基础上，造就了举世闻名的灿烂的商周青铜文化。 春秋中期以后，由于失蜡法和低熔点合金铸焊技术的发明和使用,青铜器铸造工艺有显著的改进,从先前较为单一的范铸技术转变为浑铸、分铸、蜡铸、软焊、硬焊、锻造等多种金属工艺的综合运用。 陶范铸造的进展，突出表现在薄壁和超薄壁铸件的铸造，如著名的越王勾践剑，剑首的同心圆薄壁构造厚仅0.2～0.4毫米。 随着金属工艺的进步和铁工具的使用，错金银、鎏金、线刻等装饰技术在战国时期应用甚广，使一部分器物如河北平山中山王墓虎噬鹿器座等更加富丽堂皇。 与此同时，由于商品交换的发展，大部分器物趋于素朴，讲求实用。 货币、带钩等类器件的大批量生产，促进了一型多用、叠铸、锚链铸造等工艺的发展。 在此期间，有关青铜冶铸的文献记载显著增多，如《考工记》记载：“凡铸金之状,金与锡，黑浊之气竭，黄白次之，黄白之气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气竭，青气次之，然后可铸也”，《荀子?疆国篇》提到：“刑范正、金锡美、工冶巧、火齐得,剖刑则莫邪已”，《吕氏春秋》说：“金柔锡柔,合两柔以为刚”,说明经过长时期的反复实践,铸造匠师们对合金熔炼、铸造和使用性能已取得规律性的认识。 其中最重要的记载是《考工记》所载“六齐”法则。 实物分析和研究表明，商周青铜器合金配制比“六齐”记载更为丰富，鼎合金配比早在商代晚期已初步形成。 到春秋战国时期，重要器物如编钟、铜剑和铜镜等，合金成分配比已很严格，并已广泛使用铜锡铅三元合金。 作为世界上最早的见诸文字的合金配制法“六齐”揭示了锡青铜机械性能随锡含量而相应变化的科学规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