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丽鹂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明确要“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
市场是最稀缺的资源。我国拥有14亿多人口、全球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超1.8亿户经营主体，建成了全球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和世界级港口群……是世界上最有潜力的超大规模市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有利于新形势下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利用发挥、巩固增强我国市场资源的巨大优势。
与此同时，也要看到，虽然我国国内市场规模已位居世界前列，但仍存在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市场竞争不充分、要素市场发展滞后、市场运行效率不高、监管方式有待创新等问题。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培育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内在要求，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也是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选择。
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市场监管公平统一、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的大市场。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也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客观要求。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必须持续破除阻碍市场公平竞争的各种门槛。比如，一些地方要求企业获得政府扶持资金后不得迁离，项目招投标优先选择本地企业，政府采购优先使用本地产品和服务……坚决破除这些地方保护主义，各地区就要正确处理局部和全局的关系，让“小局”服从于“大局”和“全局”。
市场的强大，不仅体现在规模上，也体现在政策的统一性、规则的一致性、执行的协同性等方面。《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将于今年8月1日起施行，相关部门正研究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标准指引，加快推动社会信用建设法出台，优化标准供给结构、强化政府制定标准管理……一系列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制度规则正在加快建立，将进一步推动我国市场实现由大到强的转变。
全国统一大市场是生产要素畅通流动、各类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潜力充分释放的大市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必须畅通经济循环的“血管”，通过完善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促进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回顾过去，我国在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建设方面已取得重要进展：全国土地二级市场线上交易服务平台已经正式开通运行，统一失业保险转移办理流程工作提前完成，银行间债券市场与交易所债券市场硬件系统已经实现互联互通。展望未来，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完善促进资本市场规范发展基础制度，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和数据市场，完善主要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要素价格机制……物尽其流、人尽其才、资尽其用、数据共享，一个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的高标准市场体系，将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生动体现。
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流通体制完善、内需体系完整的大市场。全国统一大市场不是简单的全国范围交易场所，而是一个包含各类生产要素和商品，涵盖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各领域的有机统一的复杂循环系统。基于此，加快发展物联网，健全一体衔接的流通规则和标准，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深化能源管理体制改革，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优化油气管网运行调度机制，协同发力，才能有效推进完善流通体制。同时，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让政府投资有效带动社会投资，完善扩大消费长效机制，让公共消费更好带动居民消费。畅通国内大循环、激发市场活力、降低交易成本、释放内需潜力都将进一步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全国统一大市场也是面向全球、充分开放的大市场。我国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必将惠及国内外经营主体和全球消费者，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提供更强大动能。着力破除各种形式的阻力和分割，努力建设好全国统一大市场，将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底层支撑，增添助力。
人民财评：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政府该如何作为？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加快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 ”这样的论述表明执政党对收入分配改革的高度重视。 市场经济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会带来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长足发展，与此同时，贫富差别也在扩大。 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公共财政，切实做好收入再分配，保持经济持续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 放眼世界，发达国家都通过公共财政，包括税收、转移支付和政府支出来进行收入再分配，而且力度很大。 我们不妨看一下美国的情况。 首先，美国实行累进税制。 以个人所得税为例。 1862年，林肯总统开征个人所得税，但不久被国会以违宪为由取缔。 1913年，国会通过宪法修正案，使个人所得税合法化。 此后，个人所得税迅速增长，1944年最高边际税率达94%，后来下调。 里根任总统期间，将个税最高边际税率从70%降到28%。 目前，最高税率为35%。 2011年，个人所得税占财政总收入47%。 此外，美国各州都有财产税，财产包括房产和汽车。 因为个人所得税上升，财产税相对减少，但仍是地方政府的重要财源。 美国还征收高额的遗产税，它不利于人们将财产转移给下一代，迫使每一代人自强不息。 美国政府对穷人实行转移支付。 一是社会保障福利。 美国通过社会保障体系进行收入再分配，从富人那里收的社会保障税相对多，但提供的社会保障福利相对少。 二是直接转移支付。 比如，低收入人群可以从政府领取食品券，购买食品。 美国政府还提供较多的公共产品和直接服务。 一是实行12年免费义务教育，小学中学不收任何费用，补助午饭，提供免费交通服务。 二是生活方面的基础设施大部分免费。 例如，大部分政府修建的高速公路免费，大量的公园和娱乐设施也是免费的。 三是免费为穷人治病。 应该指出，过去30多年来，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贫富差别都扩大了。 因此，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是世界范围的现象。 这与经济全球化有关，也与占据主流地位的供给学派效率优先的经济思想和政策建议有关。 目前，许多国家都力图缩小贫富差别。 像其他国家一样，我国也通过税收、转移支付和公共支出再次分配收入，缩小贫富差别，但是总的来说，力度不够。 我国主要税种都不是累进的，不能有效调节收入再分配。 增值税是我国第一大税种，2011年增值税占总税收收入27%。 营业税占总税收收入15.2%。 消费税占7.7 %，进口商品消费税和增值税占15.1%。 加总起来占总税收65%。 由于这些税会被转移到物价里，消费者不论收入高低，支付一样的价格。 因此，这些税是累退的。 个人所得税是累进的，但是其所占税收收入比例非常小，2011年仅占总税收的6.75%。 此外，我国没有个人财产税、遗产税、赠与税等直接税。 我国目前的税制有利于储蓄和经济增长，不利于再分配。 增值税等间接税向企业征收，相对容易。 企业随后将税加在物价里，消费者看不见。 在我国，作为直接税的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已高达45%，很难再高。 太高了不利于吸引人才，不利于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 另外，我国公共产品提供不足。 与人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基础设施还比较落后，公共品数量不足。 众所周知，低收入者最需要公共品。 这些年来，我国在对低收入者的转移支付方面做了许多事情，例如，补贴农村合作医疗，补贴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补贴农村养老保险，为农民发放少量养老金，等等，这些都有利于公平分配。 但是，对低收入者转移支付的领域有限，规模也不大。 因此，我们要充分利用公共财政，更好地调节收入分配。 在税收方面，首先要对所得税征收加强监管，防止漏洞，逐步提高所得税在税收总额中的比重。 二是征收个人财产税。 在征税的同时，也应该加大对个人财产的保护。 三是适时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 但据国际经验，后两种税的规模也有限。 由于税制累进程度一时难以提高，目前最可行的就是增加公共品的提供。 一是加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例如：发展公共交通，减少穷人出行成本；加大对农村及中西部道路建设的投入；免费开放一些公园、提供文化娱乐设施；改善公共卫生设施。 二是增加公共服务，例如发展12年义务教育。 三是增加政府医疗卫生支出，提供最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 同时，我们应加大对低收入阶层转移支付的力度，扩大转移支付的领域和规模，在社会保障方面进一步向低收入人群倾斜。 例如，对低收入者提供基本生活保障，提供最基本的养老保障，提供廉租房或住房补贴，提供失业救济，等等。 我们在加大再分配力度的同时，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经济水平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发展仍然是首要任务。 我们不能忽视效率，不能忽视对投资和劳动积极性的保护。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中心主任、财政学系主任、教授）往日财评：人民财评：公务员涨薪需要货币化规范化
人民财评：设置“红绿灯”，让资本规范健康发展
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发展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面临许多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正确认识和把握。 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相关重大问题进行深刻阐释，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 正确认识资本，才能使之在促进 科技 进步、繁荣市场经济、便利人民生活、参与国际竞争中发挥积极作用，更好服务经济 社会 发展大局。 资本是重要的生产要素，资本主义有资本， 社会 主义也有资本。 在 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有效抑制其消极作用，马列经典著作中没有现成答案，其他 社会 主义国家也缺乏成熟的经验，这是我们党面临的一个全新课题。 从现实看，我们如何引导资本更好推动生产力水平跃升、服务实体经济，对于下一步发展十分重要。 尤其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资本的稳定有序发展、 健康 良性运作将有效提振中国经济。 必须看到，资本是一把双刃剑。 回望改革开放的历程，国外资本、民营资本等不断激活中国发展的“一池春水”，资本市场的双向开放推动中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 但一段时间以来，限制竞争、赢者通吃、价格歧视、损害消费者权益等问题时有出现，也折射出资本无底线逐利带来的风险。 创造性与无序性哪一方面是主流，取决于我们能否引导规范资本的行为，能否将对资本的规律性认识转化为有利于资本有序发展的政策。 从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作为经济工作八项重点任务之一，到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强调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再到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依法加强对资本有效监管，中央对资本监管的要求一以贯之。 一段时间以来，对平台涉嫌垄断的行为立案调查，打击资本向民生领域无序扩张，避免校外培训资本化……相关部门加大对互联网、房地产等资本的规范力度，有助于促进公平竞争、提升人民福祉，也有助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避免行业“爆雷”。 事实证明：有所不为方能有所为。 用法律、制度为资本划定行为边界，是防范资本无序扩张的必要前提。 监管政策针对的是违法和违规行为，绝不是针对特定行业或企业。 遏制资本无序发展，绝不是不要资本、打击资本。 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为资本设置“红绿灯”，正是为了疏堵结合、放管并举，让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两手并重，有效激发资本的正向能量。 从攻克“卡脖子”难题，到参与基础设施建设，与国家宏观政策相吻合、更好补齐中国经济短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资本规范 健康 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这就需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良好市场环境，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为资本合规经营发展铺路奠基。 保持信心，抢抓机遇，各类资本定能获得更大发展空间，为中国经济注入澎湃动能。
人民财评：当前经济改革面临哪些突出矛盾
上个周末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稳增长、转方式、调结构，关键是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要落实好已经出台的改革措施，同时从解决当前突出矛盾出发，及时推出改革新举措”。 当前经济体制改革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政府职能转变滞后“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在几年前就提出来了，但从实践看，进展不甚显著，特别是在政府职能转变方面。 目前来看，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模式还没有完全触及，政府部门仍然大量通过投资项目审批、市场准入、价格管制等手段直接干预企业的微观经营活动。 而且，近年来，政府以宏观调控的名义进一步强化了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 特别应看到的是，各级政府仍将精力相对较多地投入生产经营领域，承担了大量的经济建设职能，因此还具有典型的建设型政府特征。 但是，从中央层面看，中国政府的经济性支出占比在有关国家比较中并不是特别突出，因此，所谓政府的“建设型”，目前主要体现在地方层面。 相对于经济建设职能的突出地位，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仍然偏少、偏弱。 “十一五”以来，虽然财政支出向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领域给予了更大程度的倾斜，但同国际标准相比，投入仍然偏低。 收入分配体制尚未理顺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宏观收入分配结构向非居民部门倾斜的趋势愈益明显，导致居民部门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的相对地位趋向下降，成为当前收入分配领域中的突出矛盾。 垄断性行业改革进展缓慢近年来垄断性行业改革虽然推出了一些举措，但总体上判断，还只是在既有体制框架内进行的初步改革，或者说浅层次的改革，还没有真正冲破传统体制的束缚。 主要表现在：商业化运营条件尚不充分，比如政企尚未分开。 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政企仍然高度合一，典型的是铁路行业。 在这种体制下，行政性管控色彩浓重，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微观主体，很难按照商业化原则从事运营；另一种情况是初步实现了政企分开（如工信部与电信企业、民航局与民航企业），但政府部门仍可能对企业施加某种程度的影响，使企业的经营自主权无法得到充分的保障。 有效竞争尚未形成。 一是市场准入环境远未宽松。 由于进入壁垒依然严重，导致在多数部门竞争主体数量有限，产业集中度偏高。 二是在位企业与新进入企业处于不对等竞争的状态。 支配市场的原垄断企业在竞争方面较之新进入企业具有压倒性的先动优势，同时它还凭借自己的优势采取一些阻碍竞争的策略性行为，使得有效竞争难以实现。 三是竞争主体资本属性的同质性偏高。 也就是说，引入竞争的方式基本上是对国有企业进行拆分重组，新的市场进入者也基本上是国有企业，结果仅仅是打破了厂商垄断，而仍坚持国有资本“一统天下”。 生产要素市场化程度不高相对于较高程度的商品市场化水平，要素市场化水平长期偏低。 近年来要素市场化改革虽有所推进，但政府对要素配置和价格形成直接干预依然过多，价格不能真实反映要素的稀缺性和供求关系以及环境损害程度，水平偏低。 这突出地反映在土地要素和资金要素上。 从土地要素来看，其价格形成机制不合理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非市场化价格形成方式仍占较大比例，部分经营性用地甚至尚未采用有偿使用的方式。 二是市场化与非市场化方式并存，形成价格双轨制。 根据现行政策，对经营性用地主要采取招拍挂的市场化价格形成方式；而对于其他非经营性用地则主要采取协议出让和行政划拨的非市场化价格形成方式。 这种价格双轨制无疑导致了套利的机会主义倾向：以非经营性用地的名义通过协议出让甚至行政划拨方式低价或无偿取得土地，之后再全部或部分转为经营性用地，以规避高额的土地获取成本。 三是政府垄断资源，导致市场化方式扭曲。 就招拍挂这种市场化价格形成方式本身来说，目前仍面临着不少问题：比如假招标、假拍卖、假挂牌或陪标、串标以及其他竞争不充分的问题。 更重要的，市场化交易方式是在政府垄断土地资源的情况下发生的，即：一方面是面对现有土地使用者进行土地使用权强制征用的买方垄断，另一方面又作为土地唯一供给者的卖方垄断。 这种“双重垄断”地位意味着，即使采取了“市场化”价格形成方式，也只会导致交易主体之间的不对等和市场交易机制的扭曲。 从资金价格形成机制看，利率市场化程度依然不足，特别是作为资金价格主体的存贷款利率（尤其是存款利率）改革相对滞后，表现在金融机构自主确定存贷款利率（尤其是存款利率）水平的权限较小，根据经济形势和金融市场变化调整利率的灵活度不够。 从资金要素的配置情况看，行政化特征仍很突出。 目前来看，地方政府凭借所掌握的重要资源，特别是人事任命权，对地方性金融机构仍然握有较大的控制权，有的地方政府甚至把城市商业银行当作自己的第二财政。 一些地方通过培育金融控股集团来主导当地金融资源整合，强化地方控股权，包括强化对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控股地位。 在这种仍然具有行政主导特征的间接融资型金融结构下，地方政府对如何向地方投资项目配置资金仍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不仅如此，地方政府在引导地方金融机构资金配置行为的过程中，可以为贷款提供各种形式的担保或变相担保，也可以以土地作为抵押物向银行申请土地抵押贷款，获得廉价的金融资源。 从某种程度上说，地方政府一旦掌握了土地，也就掌握了对地区金融资源的重要配置权。 在政府仍然主导资源配置的情况下，“银政合作”仍然是地方政府支配金融资源的典型方式。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