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瑞典皇家科学院，蓝色音乐厅内，身着正装的李政道跟杨振宁一起，接受了当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颁发。
大厅之中，掌声雷动，在斯德哥尔摩、在瑞典、在聚光灯和照相机前，在全球各地的报纸和刊物上面，全世界都在抬起头仰望他们。
那一年，李政道31岁。
那是他一生之中的黄金时代。
李政道和杨振宁接受诺贝尔奖。/ 北京大学图书馆
将时针倒转，1926年，上海。
这一年，在上海经营化工产品生意的李骏康和张明璋夫妇的第三个儿子降生了，李骏康给他取名叫 李政道。
李骏康是苏州人，他考入金陵大学的农化系，并从这里毕业，之后开始在上海经营生意。他的父亲李仲覃是一位在国际宗教界都享有名声的牧师，伯父在东吴大学执教数十年，妻子张明璋从上海启明女子中学毕业之后，跟李骏康结为夫妇。
毫无疑问，李家是书香门第，富裕之家，李政道的童年，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度过的。
家里请了家庭教师，专门教授国文、数学和英语。
幼年时的李政道，就展现出了过人的学习天赋，他对科学的热忱由此时开始发酵，一发不可收拾。
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或者说整个中国，都不算太平。帝国主义的侵略，内部军阀的混战，风雨飘摇。
李家如同千万个当时的看似富足的家庭一样，在浪潮之中如一叶扁舟。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军侵占东三省。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日军开始大规模进兵上海，惨烈的淞沪会战之后，上海几乎全面沦陷。1941年，日军占领整个上海。
此时，李政道刚刚十五岁。
他刚刚结束了初中阶段学习，到了要接受高中教育的年纪，为了求学， 李政道于1941年离开上海，开始了艰辛的求学之路。
在炮火轰鸣之中，要找到一个安静的读书之地，几乎是不可能的。
李政道先是在东吴大学（如今的苏州大学）附中短暂地上了学，随后又被送到了浙江嘉兴秀州中学读书，但很快，战火马上蔓延烧到了嘉兴。
嘉兴也不能待了，为了继续他的学业，李骏康决定送李政道去更远的学校，位于更南方的江西联合中学读书。
在江西联合中学，李政道度过了两年高中生活，他读到爱丁顿的《膨胀的宇宙》一书，非常喜欢，宇宙之大，闪烁的星光与射线之中埋藏的秘密仿佛一颗诱人的糖果，使他能够越过战火、越过山河、越过战争与纷扰，望到更遥远的地方。
在学习两年之后，李政道考上了浙江大学。
求学时期的李政道。/ 北京大学图书馆
此时的浙江大学，并不像我们所熟知的那样坐落人间天堂杭州的西湖之畔。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杭州也受到战火波及，浙江大学在校长竺可桢的带领下向大后方迁移，在李政道考入浙江大学之时，浙江大学的校址已经迁移到了遥远的贵州湄潭。
李政道去往贵州一路，基本靠脚长途跋涉，衣食都没有任何保障，运气好能搭上一段“黄鱼车”，一般时候就只能走路，甚至还遭遇过车祸。
一路过着流浪般的生活，李政道总算到了贵州，到了有王淦昌、束星北这样日后对他的人生有着启明星般作用的大师们所在的地方，到了浙江大学。
李政道在贵州的山区中，度过了他两年的学业。在这里，李政道真正学习到了高等的物理学知识，并踏上了物理学的求知之路。
可惜好景不长。
没过多久，狼烟也波及到贵州，浙江大学于战火之中摇摇欲坠。李政道此时才大学二年级，他决心去往昆明的西南联大求学。
当时位于昆明的西南联大，虽然物质条件非常差，但云集了许多大师。每个系的教授都超过十个人，物理系更是有吴大猷、叶企孙、王竹溪这些物理学家们坐镇。
1944年，十八岁的李政道来到昆明，成为了西南联大的二年级转学生。
很难想象，一个在硝烟四起、炮火轰鸣之中辗转流离求学，高中读了不过两年，在大学也仅仅只有不到两年学习生涯的学生，能把学业做得有多好？
有些人的确不能用常理度量。
李政道的优秀远远超乎想象。
在转入西南联大之后，由于他没有任何的毕业证书，他只能作为旁听生，要通过下一年的考试才能成为正式的学生。
学习了一段时间之后，教授们发现李政道对于经典物理学和量子力学的掌握，已经超出了一般大学生的水平，于是允许他跟着大三大四的课程一起上，宿舍和图书馆的照明条件不好，他就去茶馆买一杯茶，坐上一晚上来学与读。
李政道的恩师吴大猷回忆说，李政道每天都会来问他要习题和参考书，不论这些题和阅读物有多难，李政道总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做完，并且会向他来要更多。
提及李政道，吴大猷不能不提。
李政道曾说过，吴大猷是对他一生影响最为深远的老师。
吴大猷被誉为中国物理学之父，于1933年拿到密歇根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先后在北京大学和西南联大任教。
在他执教的一生之中，李政道、杨振宁、黄昆和朱光亚等学生都是他亲手培养出来，马仕俊、郭永怀、虞福春骨干物理学家也都曾从他的教学中受益。
在西南联大的学习生活中，李政道跟随吴大猷不过短短一年两个月，却成为他整个学术与求学生涯中最为重要的一笔。
李政道、朱光亚和吴大猷先生（中）在一起 / 北京大学图书馆
1945年抗战结束，“中国物理学之父”吴大猷，有机会选送两名学生去往美国学习，他毫不犹豫地选中了当时仅仅为大二学生的李政道。
他说“当时的西南联大的研究生及助教中，无一人像李政道一般天赋勤奋。”
1946年，朱光亚和李政道跟随吴大猷，去往美国。
自此，李政道的人生揭开新的一章。
杨振宁比李政道大四个年级，当时杨振宁已经在芝加哥大学担任助教，师从氢弹之父泰勒。而由于李政道因为战乱，没有任何毕业证书，初到美国之时甚至没有学校愿意要他。
所幸，芝加哥大学对于学生的学历并不看重，他们同意让李政道在研究生院旁听。
自此，李政道便结识了杨振宁——这位惊才绝艳的学长，在李政道初来芝加哥大学时便给了他许多帮助。杨振宁说，他当时是以哥哥的身份在帮助李政道。
李政道（右一）与朱光亚（左一）、张文裕（左二）、杨振宁（右二）合影
李政道在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院旁听了一个月，仅仅一个月，费米教授便发现了他过人的天分，他随即转成正式研究生，并师从费米。
费米是谁？
他是1938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人类第一台可控核反应堆便是他带领组建；他也是世界原子能之父，是当时最一流的物理学家。
成为费米的研究生，是几乎所有学生引以为荣的事。
到此时，李政道多年颠沛流离的求学生活终于结束。无需担心物质条件和安身问题，在世界最一流的导师的指点之下，李政道进步速度惊人。
仅仅一年后，他就拥有了申请研读博士的资格。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李政道至此的求学生涯：十五岁离家，辗转三个高中学习，十七岁长途跋涉至贵州读书，上到大二又到西南联大，作为转学生学习了一年多。刚转成正式学生不久，就来到芝加哥大学，仅仅一年之后便拥有了申请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博士的资格。
此时，李政道才21岁，他的传奇人生，才刚刚开始。
李政道夫妇1950年李政道在取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后，与秦惠莙女士喜结连理。图为李政道先生和夫人秦惠莙女士在芝加哥市政大楼前/ 北京大学图书馆
1950年6月，24岁的李政道以《白矮星的含氢量》论文通过了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的答辩，同时这篇论文还是当年芝加哥大学博士论文的第一名。
当时的芝加哥大学校长亲自将博士学位的证书颁发给他，并说：
“这位青年学者的成就，证明了在人类高度智慧的阶层中，东方人与西方人具有完全相同的创造能力。”
李政道先是去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工作。后来，在费米和杨振宁的推荐下，他去到了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此时杨振宁也在此工作。
两家人比邻而居，形同家人，李政道和杨振宁在1951年合作了两篇统计力学的论文，正式奏响了他们合作的序曲。
当时的普林斯顿研究所院长是美国核弹之父奥本海默，院里面还有一位七十多岁、处于半退休状态的老人，他虽然年岁高了，但也经常去往学院做研究，对于学界的动态也很上心。
这位半退休的老人，叫做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看了两人写的统计力学论文，非常重视，把他们叫到办公室聊了很久。
对于李政道来说，这是值得终生回忆的事。
不过，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李政道并没有待太长时间。
他和杨振宁一起研究的“τ-θ”之谜遇到了瓶颈，李政道想换一个工作环境，几番斟酌之下，他去了哥伦比亚大学。
在这里，李政道提出了他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量子场论的李模型， “李模型”对于物理学界的场论和重整化研究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1956年，来到哥伦比亚大学的第三年，李政道凭借着高超的学术水平，尚未满30岁便被聘为哥伦比亚大学正教授，成为哥伦比亚大学建校两百多年历史上最为年轻的正教授。
也是在这一年，他终于和杨振宁终于揭开了“τ-θ”之谜的背后真相——宇称不守恒。
当时的物理学界，宇称守恒定律是一项未被证明，但是大家都想当然地把它当做是正确的来使用的一条定律，许多物理理论都建立在其基础之上。
但经过严格的思考和推论，杨振宁和李政道都认为，这条定律是错的。
当时他们两人虽然在物理学界已经是小有名气，但毕竟还是年轻人，对于一个既有定律的推翻，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智慧。
1956年《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问题》论文的发表，引起了学界争议。
以说话刻薄著称的著名科学家泡利公开表示：“我不相信上帝是一个无能的左撇子。”
一个理论的提出，在物理学上必须以实验的证明才能让人信服。而如果要验证这个理论，需要非常高超的实验技术和实验器材。
1949年秋杨振宁摄于美国费城 / 北京大学图书馆
在李政道和杨振宁一筹莫展之时，他们忽然想到了一个人， 同为华人科学家、被誉为“东方居里夫人”的吴健雄。
吴健雄是当时β衰变领域最具权威的科学家之一，并参与了“曼哈顿计划”，是一名一流的实验物理学家。
吴健雄听了二人的想法后，放弃了假期，在华盛顿国家标准局，完成了实验。
经过反复、精准的实验，她得出结论：弱作用下宇称不守恒的理论是正确的。
这个消息仿佛一颗真正的核弹，在物理学的汪洋大海中引爆、掀起滔天巨浪。
原本建立在这个理论之上的许多物理体系即刻坍塌，整个物理学界为此谈论不休，《纽约时报》甚至第二天刊登了头版新闻来报道此事。
1957年秋天，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李政道和杨振宁，以表彰他们在宇称不守恒理论上的提出。
1956年发表论文，1957年1月证明完毕，1957年10月即得到诺贝尔奖，这样的速度，在诺贝尔物理学奖成立以来，前所未见。
李政道的妻子秦惠君回忆说，得到诺奖之后，虽然李政道每天都接到各种祝福，但他总是比较平静地接受。
直到有一天，他接到一封来自祖国的电报，这封来自于他的老师吴有训、周培源和钱三强联合发来的电报说， “中国的物理学界对这一可喜事件感到自豪。”
李政道激动地像个孩子一样，非常开心。
周恩来总理会见李政道/ 北京大学图书馆
1957年底，李政道和杨振宁在斯德哥尔摩的蓝色音乐厅里，接受了由瑞典国王颁发的诺贝尔奖章和证书。
台上的两个年轻人风华正茂，背后有许多的影子，有吴大猷、有束星北、有王淦昌、有王竹溪。
从战火纷飞、从长途跋涉之中一路走到最高的科学领奖台，不可谓不是一个奇迹。
之后，两人的合作也非常紧密，从1956年到1962年，两人一共合作了32篇论文，范围从统计力学到粒子物理，按李政道的话说， “合作的成果大大多于每个人单独工作所能取得的成果。”
但在1962年之后，两人的关系开始变得微妙。
实在要总结这段关系，李政道先生本人的话或许最为妥当，他在《残破的宇称》中说：
“一个阴暗有雾的日子，有两个小孩在沙滩上玩耍……后来他们名扬四海。多少年过去，他们老了，变得爱好争吵。记忆模糊，生活单调。其中一个决定要用金子镌刻自己的墓志铭：这里长眠着的是那个首先发现宝藏的人。另一个随后说道：可是，是我打开的门。”
李政道的后半生，不仅致力于科学研究，更是心系祖国。
1979年春，李政道目睹当时国内人才断档的严重危机，认为需要加快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尽快为国内的优秀年轻人，创造系统学习和发展的机会。
当时，中国物理高等教育尚在恢复之中，并没有一个完善的教育体系。
除了北京大学、中国科大等少数学校还保持着高水平的物理教育，即便是清华大学、上海交大等名校的物理系，也仍处在重建、恢复中。
于是，李政道倡导并发起了“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CUSPEA），在1979到1989的十年间，将915位中国学生送到美国学习，培养了一批科技精英、高层次人才。
李政道曾说，“我深感CUSPEA有意义、有价值，从某些方面讲，它比我做宇称不守恒还有意义。”
1985年，他又倡导成立了中国博士后流动站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并担任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顾问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名誉理事长。
1986年，他争取到意大利的经费，在中国科学院的支持下，创立了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CCAST）并担任主任。其后，成立了在浙江大学的浙江近代物理中心和在复旦大学的李政道实验物理中心。
2018年4月7日，李政道担任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研究所名誉所长。至此，他为中国科研教育做出的贡献，已经不知道如何衡量。
李政道的一生，是天才的一生，是从战火纷飞中踏出一片天地的一生。
对科学星空的无限仰望，和对祖国山河的炽热眷恋，始终交织在一起，不可分割。
而今巨星陨落，历史书铺满尘埃，老照片褪去光泽。
但我们擦亮镜头，还是可以看到，那个几十年前站在领奖台上，在蓝色音乐厅里笑起来露出两排牙齿的青年。
那是人类永远的荣光。
第一个荣获诺贝尔奖的华人是谁
李政道、杨振宁中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诺贝尔奖自1901年颁发以来，共有七位华人获诺贝尔科学奖，他们分别是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李远哲、朱棣文和崔琦 。 1957年，李政道和杨振宁因“发现宇称原理的破坏”而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学奖。 1976年丁肇中因“发现一类新的基本粒子”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1986年李远哲因“发明了交*分子束方法使详细了解化学反应的过程成为可能，为研究化学新领域—反应动力学作出贡献”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1997年朱棣文因“发明了用激光冷却和俘获原子的方法”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1998年，崔琦与德国的霍斯特·斯托尔默和美国的罗伯特·劳克林因在量子物理学研究做出的重大贡献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李政道 法籍华人 高行健 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 一、生平简介 李政道(Tsung-Dal Lee 1926～)理论物理学家。 1926年11月25日生于上海。 1943～1944年在浙江大学（当时一年级在贵州永兴）物理学系学习；得到老师束星北的启迪，而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 1944年因翻车受伤停学。 1945年转学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学系。 1946年受他的老师吴大猷的推荐，得国家奖学金，去美国深造，入芝加哥大学研究院，1948年春天，李政道通过了研究生资格考试，开始在费米的指导下作博士论文研究。 1949年底，在费米的指导下，李政道完成了关于白矮星的博士论文，获得博士学位。 以后在该校天文学系半年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物理系一年任讲师并从事研究工作。 1950年，李政道和来自上海的大学生秦惠君结婚。 他们有两个孩子，长子李中清，现任加州理工学院历史教授；次子李中汉，现任密歇根大学化学系助理教授。 1951年到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工作。 1953年任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学助理教授，1955年任副教授，1956年任教授，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1960～1963年任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教授兼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1963年任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学讲座教授，1964年任该大学费米物理学讲座教授，1983年任该大学全校讲座教授。 他还是美国科学院院士。 杨振宁:把高质量的学生变成高质量人才 杨振宁：1922年出生于安徽。 1957年与李政道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回顾20世纪科学的发展，杨振宁认为主要成就体现在3个方面：学会了控制电子的行动；发现了研究极小结构的方法；离开了地球引力实现了登月梦想。 展望21世纪，杨振宁认为中国将于21世纪中叶成为世界科技大国。 “我这样说原因有四：一、中国有数不清的绝顶聪明及可塑造性强的年轻一代，这是科技发展之首要前提。 二、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在重人伦和勤俭的同时，也重视教育，势必令上述人才大有可为。 三、中国在过去一百年的发展中已经走出了固步自封的模式，取而代之的是对近代科学的热忱。 四、中国内地、香港、台湾近年来经济的迅速发展为科技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后盾。 ” 杨振宁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几年就成功研制出原子弹，从那时就培育和积累了一大批基础人才。 “中国人是有很高素质的。 比如清华大学的生源就不比美国哈佛大学的差，但我们要考虑的是，怎样把高质量的生源变成高质量的人才。 ”杨表示有信心随着经济的发展、科研条件的改善，继本世纪的华裔科学家之后，中国本土的科学家必将于下个世纪在重要领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中国本土出生、成长，并在本土出成果的科学家要获得诺贝尔奖，从现在算起，20年足够”。 丁肇中 1976年12月10日，40岁的丁肇中赴瑞典皇家 学院领取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诺贝尔奖自1901年开始颁 发，从那时候起至1976年的75年中，丁肇中是第三位 金榜提名，获得此项殊荣的中国血统科学家。 在隆重的颁奖 仪式上，他先用汉语然后用英语发表了著名的演讲。 他说“ 得到诺贝尔奖是一个科学家最大的荣誉，我是在旧中国长大 的，因此想借这个机会向发展中国家的青年们强调实验工作 的重要性。 中国人有句古语：‘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这种落后的思想，对于发展中国家的青年们有很大害处 。 由于这种思想，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学生们都倾向于理论研 究而避免实验工作。 事实上，自然科学理论不能离开实验的 基础。 特别是物理学，它是从实验产生的。 我希望由于我这 次得奖，能够唤起发展中国家的学生们的兴趣，使他们注意 实验工作的重要性。 ” 在美国出生的中国人 丁肇中祖籍山东省日照县。 1936年1月出生在美国 密执安州的安阿伯，当时他的父母正在美国进行访问。 后来 ，丁肇中曾这样说起过自己的身世。 他说：“我在第二次世 界大战初期出生在一个由教授和革命志士组成的家庭里。 我 的父母都希望我出生在中国，但在他们访问美国时，我提早 出世。 由于这个意外，我成为美国公民。 这个突来的小插曲 ，却也影响了我的一生。 ”他出生3个月后，随父母回到中 国。 丁观海教授一家人回国后不久便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七 ·七事变”，孩提时代的丁肇中，伴随着兵慌马乱的岁月。 他回忆这段时日时曾说：“我在出生3个月的时候回到了中 国。 由于当时中国的境况，我一直是个难民，不断地从一个 地方逃到另一个地方……”其父丁观海先在山东大学执教， 1938年到重庆大学任工程学教授。 母亲丁隽英任四川教 育学院心理学教授。 丁肇中的童年是在中国大陆度过的。 起 初就读于重庆磁器口小学，直至抗战胜利后，随父母迁到天 津，勉强念完小学。 1948年冬，丁观海到台湾省台南工 学院教书，并举家迁至台湾。 1956年9月他只身赴美， 进入密执安大学工学院研读。 起初学的是机械工程，后来他 发觉自己的兴趣主要在物理方面。 第二学期，他选了些物理 学和数学的课程。 大学第二学年，他转到了自己感兴趣的物 理系。 1959年他毕业于该校研究院，取得了数学和物理方 面的两个工学学士学位。 翌年又获得理学硕士学位。 他还以 优异成绩获得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特别奖金。 不久又获得美国 科学基金会奖。 1962年，丁肇中获得了物理学博士学位 。 直到1974年夏末秋初，丁肇中的实验进入到关键的 时刻，高能加速器中质子相撞，每时每刻都在牵动着他与同 事们的心。 当他们将粒子质量的方位降到30—40亿电子 伏这个范围的时候，突然间一个新的粒子出现了，它以极长 的寿命分解出正负电子。 丁肇中此时兴奋极了。 不过，严谨 、慎重的这位华人学者并没有立即宣布这一发现。 从8月至 10月，他们又进行了多次这样的实验，待取得无懈可击的 数据时，丁肇中才于1974年11月12日向全世界公布 了这一惊人的成果。 科学实验有很多趣闻。 丁肇中的实验是 在东海岸进行的，正当他已经捕捉到瞬息万变的J粒子的时 候，在西海岸，美国物理学家希特带领他的斯坦福研究小组 也发现了这种新的粒子。 的来，东海岸和西海岸发表的实验 报告几乎一样。 不同的是，对这种新粒子，丁肇中称之为“ J”，希特呼之为“Ψ”。 那么到底是谁首先发现这种新粒 子的呢？这是一桩难分难解的悬案。 因此，丁肇中和希特同 时获得1976年的诺贝尔物理将，他们所发现的新粒子被 称之为J／Ψ粒子。 [李远哲] 1936年出生于台湾新竹县，1965年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博土学位后，先后在劳伦斯伯克利实验室和哈佛大学任博士后。 1968—1974年在芝加哥大学任教，升为教授，1974年又回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化学教授。 曾在哈佛大学和李远哲合作从事分子束研究的赫希巴哈教授称赞他为“惊人的实验天才”。 后来李远哲发展了赫希巴哈用交*分子束研究分子反应动力学的思想，创造了新的一代交*分子束装置。 用此装置来研究分子反应动力学所得到的信息和反应过程的细节远远走在反应轨迹的理论计算前面。 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分子束装置。 李远哲被誉为“分子束化学真正的实现者”。 到1986年为止据不完全统计李远哲发表的各种论文有180多篇。 李远哲还在反应动态学、光化学、光谱学、分子间与分子内能量传递作用等方面的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 1986年李远哲教授荣获诺贝尔化学奖、1986年美国化学会德拜物理化学奖、美国国家科学奖。 他是获奖中最年轻也是近十年来研究成果最多的化学家之一，也是获诺贝尔化学奖的第一位华裔化学家。 李远哲是中国人，他在祖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中也做了一定的贡献，他帮助台湾省搞原子分子研究所，1986年指导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建成分子光束激光裂解产物谱仪。 对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复旦大学和中国科技大学等单位的分子反应动力学方面的研究工作也给予了很多指导。 在获得诺贝尔奖的第二天，朱棣文说，他骑着自行车，朝着目标往山路上攀爬，达到了目的地。 这种攀登高峰的踏实感受，也只有在努力过之后，才能真切地感受到。 掌声响起。 在瑞典皇室、全球顶尖学者以及贵宾一千四百人的目光下，1997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华裔朱棣文正站在学术最高殿堂之上。 此时此刻，尽管欧洲正飘飞着圣诞季节的白雪，朱棣文心里却是无比的炽热。 从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十六世手中，他接下了荣耀，脑子里闪过的是许许多多在实验事里度过的日子——看着实验结果成功失败，起起落落……而今，他终于精精确确地以“光束蜜糖（雷射制冷捕捉技术，Laser Cooling Trapping)”抓住了原子，从而拥有了学士界最闪亮的光环，永远在世界物理学的史册上留名。 朱棣文，这位史丹福大学第一位华裔教授，学生喊他Steven。 平日里习惯穿着淡色长袖衬衫，袖子整齐地卷得高过手肘，显得很是清爽自然。 自从1997年10月14日凌晨那个划破宁静夜空的、来自斯得哥尔摩的电话传来喜讯，他和他的家人便开始不得清静。 从那时起，他就被媒体包围着。 但是，即使是这样，他仍是一身简单的休闲服装，在电视、报纸、杂志上出现。 他还是一样的他。 朱棣文祖籍是中国江苏太仓。 1948年2月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士市，1970年毕业于罗彻斯特大学数学及物理双学士，1976年获柏克莱加大学物理学博士，并在学校从事两年博士后研究。 1978年，他到美国贝尔实验室担任电磁现象研究员，五年后，升为电子学研究部主任，并在1987年赴史丹福大学任教授至今，曾于1990年担任系主任。 1993年，他与另一名研究学者共得国际大奖沙乌地阿拉伯“国际科学奖”，两人合得奖金约十万美金。 同年又被选为美国科学院第130届院士。 1996年，荣获古根汉研究奖，并获美国物理学会学术奖。 这次诺贝尔物理奖，朱棣文是与马里兰州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科学家菲利普斯以及法国科学家柯恩但诺吉一同分享这分殊荣。 三人同时共分诺贝尔奖金约100万美金。 朱棱文是继1957年的杨振宁、李政道，1976年的丁肇中和11年前的李远哲之后，第五位获诺贝尔奖的华裔科学家。 在他之后，还有一位华人——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崔琦又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六位华裔获奖人中，除李远哲为诺贝尔化学奖外，其余皆是物理奖。 朱棣文的获奖研究，得追溯到十四年前。 当时他还是贝尔实验室的一员。 在低温物理的研究领域中，“光束密糖（Molasses）”这个物理学名词它让朱棣文“甜在心中，爱不择手”。 原来“光束蜜糖”指的是利用雷射光达到冷却气体的效果。 朱棣文他们所进行的“雷射致冷捕捉”，就是利用雷射冷却原子后，能够进行精确测量的研究。 原子在室温中非常活泼，以百公里的速度活蹦乱跳，若利用雷射光达到冷却，气体冷却至几近绝对零度，原子一旦陷入，也在此时活动得非常缓慢，再利用光与原子交互作用的时间拉长了，便可用来精确测量物理量。 这个研究最重要的是如何应用。 事实上，朱棣文最常引用的例子就是“重力测量”，这样的解析早已令学术界和科技业界感到惊喜乐观。 利用原子在超低温状态时，科学家可进行重力分布研究，最佳的运用方式就是在油田勘探方面。 这项应用将使得石油开采成本降低很多，己有不少石油公司对这项研究非常有兴趣。 相同的应用还可能发现环宙间更多的秘密得以找到答案。 另一重大应用则在生物物理，也是利用雷射致冷捕捉技术，可以解读DNA。 朱棣文的父亲朱汝瑾也是当代科学家，1949年自大陆来美，现在已有八十高龄。 朱汝瑾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化学工程博士，他的妻子是当年曾在同一大学念经济系的朱李静贞。 朱汝瑾和朱棣文同属台湾的中央研究院院士“父子档”。 朱父于1964年当选第五届院士，朱棣文则在父亲以及另四名院士崔琦、卓以和、顾毓秀以及田炳耕共同推荐下，于1994年以高票获选为院士。 朱汝瑾曾在美国圣路易、维吉尼亚、纽泽西等多个大学任教授，还担任过美欧地区化工、石油、太空等六十多个企业公司的顾问。 朱棣文是家中的老二。 他的哥哥朱筑文为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博士，哈佛医学院毕业，现在是史丹福大学医学院教授。 弟弟朱钦文是哈佛法学博士，现为洛杉矾执业律师。 这个家庭，真的称得上是一个“博士之家”。 作为一名成熟的科学家，朱棣文有着自己的人生皙学。 他常说：“我们不一定要是天才，但我们知道自己的目标和计划；我们会时常受到挫折，但不要失去热情。 ” 虽然朱父和三个杰出的儿子都是顶尖科学人才，其实，当年朱父不太赞同朱棣文念物理，因为“这一行要出头太难了”。 从小就爱画画的朱棣文，父亲觉得或许建筑对于他是个不错的出路。 然而，身上满是物理细胞的朱棣文把绘画的天分用在绘制物理结构图上了。 好在父亲后来并没有太刻意地阻拦他；而他，也终于以自己的努力，冲破了这条被视为崎岖的路。 在学生及友人眼中，朱棣文有着浓厚的科学家气质，而且饶富幽默口才。 他常常能即兴地发表学术演说，深度中还能穿插趣味。 无论是在研究上、工作上，甚至是教学上，他都有一套“以退为进”的哲学。 他对自己、对学生并不会定下过高的要求，他觉得从工作中得到成就，才会激起更旺盛的动力，使自己更有信心。 他酷爱运动，每周五固定骑自行车到校园，并趁着实验空档“溜车”。 在他，运动带来的爆发力正如同物理实验中击出的美丽火光一般，是物理之“力”与人生之“美”的结合。 朱棣文在研究中兢兢业业，悠游于物理的世界中。 在他，获得全球的认同，是否是自己最大的心愿？朱棣文却答：视自己为一名科学家，最大的希望是无论在未来十年、二十年，甚至上百年以后，自己在斗大的实验室中的成果，能够对人类产生贡献，与人类的生活真正的结合在一起。 瑞典皇家科学院九八年十月十三日宣布，把一九九八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德国科学家霍斯特·斯托尔默、美籍华人科学家崔琦和美国科学家罗伯特·劳克林，以表彰他们为量子物理学研究做出的重大贡献。 崔琦和斯托尔默在一九八二年对在强磁场和超低温实验条件下的电子进行了研究。 他们将两种半导体晶片砷化镓和砷氯化镓压在一起，这样大量电子就在这两种晶片交界处聚集。 他们将这种晶片结合体放置在仅比绝对零度高十分之一摄氏度（约摄氏零下二百七十三度）的超低温环境中，然后加以相当于地球磁场强度一百万倍的超强磁场。 他们发现，在这种条件下大量相互作用的电子可以形成一种新的量子流体，这种量子流体具有一些特异性质。 一年之后，劳克林教授对他们的实验结果做出了解释。 在这一发现的基础上，科学家又陆续作出一些重大发现。 这三位科学家的成果是量子物理学领域内的重大突破，它为现代物理学许多分支中新的理论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崔琦因此获得美国著名的弗兰克林奖。 崔琦在互联网自己开设的网址上称，他的主要学术兴趣是研究金属和半导体中电子的性质。 他的这些研究将可应用于研制功能更强大的电脑和更先进的通信设备。 崔琦，一九三九年生于中国河南省，五十年代到香港接受教育，一九五七年在培正中学毕业，随后到美国继 续深造，一九六七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物理学博士学位。 此后到贝尔实验室工作，在美国，贝尔实验室被称为“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摇篮”，崔琦正是在这里和施默特发现了分数量子霍尔效应（1982年），两人因此在1998年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一九八二年至今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目前他从事电子材料基本性质等领域的研究。 崔琦的妻子是挪威裔美国人，他们有两个女儿，长女爱琳曾在武汉留学。 在美国，据新华社引述崔琦教授来自中国的学生李济群等人介绍，崔琦为人随和，但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 他思维敏锐，在师生中威望很高。 十三日清晨崔琦像往常一样来到学校，当大家向他表示祝贺时，他像平常那样微微一笑，只说了句“谢谢”就躲了起来。 据介绍，崔琦非常关心祖国，经常与中国学生谈论祖国的发展情况。 参考资料：
李政道现在的情况怎样?
李政道一、生平简介李政道(Tsung-Dal Lee 1926～)理论物理学家。 1926年11月25日生于上海。 1943～1944年在浙江大学（当时一年级在贵州永兴）物理学系学习；得到老师束星北的启迪，而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 1944年因翻车受伤停学。 1945年转学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学系。 1946年受他的老师吴大猷的推荐，得国家奖学金，去美国深造，入芝加哥大学研究院，1948年春天，李政道通过了研究生资格考试，开始在费米的指导下作博士论文研究。 1949年底，在费米的指导下，李政道完成了关于白矮星的博士论文，获得博士学位。 以后在该校天文学系半年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物理系一年任讲师并从事研究工作。 1950年，李政道和来自上海的大学生秦惠君结婚。 他们有两个孩子，长子李中清，现任加州理工学院历史教授；次子李中汉，现任密歇根大学化学系助理教授。 1951年到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工作。 1953年任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学助理教授，1955年任副教授，1956年任教授，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1960～1963年任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教授兼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1963年任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学讲座教授，1964年任该大学费米物理学讲座教授，1983年任该大学全校讲座教授。 他还是美国科学院院士。 二、科学成就1．与杨振宁合作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李政道对近代物理学的杰出贡献是：1956年和杨振宁合作，深入研究了当时令人困惑的θ-τ之谜——即后来所谓的K介子有两种不同的衰变方式，一种衰变成偶宇称态，一种衰变成奇宇称态。 如果弱衰变过程中宇称守恒，那么它们必定是两种宇称状态不同的K介子。 但是从质量和寿命来看，它们又应该是同一种介子。 李政道和杨振宁通过分析认识到很可能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 他们仔细检查了过去的所有实验，确认这些实验并未证明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 在此基础上他们进一步提出了几种检验弱相互作用中宇称是不是守恒的实验途径。 次年，这一理论预见得到吴健雄小组的实验证实。 因此，李政道与杨振宁的工作迅速得到了学术界的公认，并获得了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一项科学工作在发表的第二年就获得诺贝尔奖，这还是第一次。 李政道又是到那时为止历史上第二个最年轻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2．李政道在其它方面的重工作还有1949年与M.罗森布拉斯和杨振宁合作提出普适费米弱作用和中间玻色子的存在。 1951年提出水力学中二维空间没有湍流。 1952年与D.派尼斯合作研究固体物理中极化子的构造。 同年与杨振宁合作，提出统计物理中关于相变的杨振宁-李政道定理（包含两个定理）和李-杨单圆定理。 1954年发表了量子场论中的著名的“李模型”理论。 1957年与R.奥赫梅和杨振宁合作提出CP不守恒和时间不反演的可能性。 同年与杨振宁合作，提出二分量中微子理论。 1959年与杨振宁合作，研究了硬球玻色气体的分子运动论，对研究氦Ⅱ的超流动性作出了贡献。 同年又合作分析高能中微子的作用，定出此后20多年这方面大量的实验和理论工作的方向。 1962年与杨振宁合作，研究了带电矢量介子电磁相互作用的不可重正化性。 1964年与M.瑙恩伯合作，研究了无（静止）质量的粒子所参与的过程中，红外发散可以全部抵消问题。 这项工作又称李-瑙恩伯定理，或与木下的工作合在一起，称KLN定理。 60年代后期提出了场代数理论。 70年代初期研究了CP自发破缺的问题。 又发现和研究了非拓扑性孤立子，并建立了强子结构的孤立子袋模型理论，还就色禁闭现象提出了真空的“色介常数”的概念。 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继续在路径积分问题、格点规范问题和时间为动力学变量等方面开展工作；后来又建立了离散力学的基础。 3．李政道关心中国物理学的发展，自1972年起多次回国访问讲学；并协助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建造正负电子对撞机和同步辐射设备，使基础和应用科学能结合。 1980年以来，他发起组织美国几十所主要大学在中国联合招收物理学研究生，为培养中国青年物理学家作出了不少贡献。 李政道受聘为暨南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复旦大学、清华大学等学校的名誉教授，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 4．李政道已发表约200多篇科学论文和报告，出版过专著《场论与粒子物理学》（上册，1980；下册，1982）和Particle Physics and Introduction to Field Theory(1980)三、趣闻轶事1．没有中学和大学毕业文凭的物理学家李政道的少年时代是在动乱中度过的，他甚至没有得到过正式的中学和大学毕业文凭。 特别是在日寇侵华以后，他经历了一段非常艰苦的时期。 日军侵略军进入上海租界后，李政道不愿受日寇统治，于1941年12月离家，由上海取道杭州、富阳，穿过封锁线去大后方求学。 在福建、江西旅途中，他得了恶性疟疾，又无路费，过的是流浪生活，直至1943年到达贵阳后才治愈疟疾。 1943年秋，李政道在贵阳以同等学历考上浙江大学，后经湄潭去永兴上一年级。 1944年夏，他因车祸严重损伤脊背神经，卧床半年。 不久，日寇侵入贵州省，他又经重庆转入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求学。 当时的浙江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集中了许多著名的教授，由于李政道学业成绩突出，受到西南联合大学的吴大猷、浙江大学的束星北、王淦昌等的器重，尤其是吴大猷，对他的培养最为着力，这对李政道后来的成就有很大的影响。 当时西南联合大学的条件非常差，十五六个学生住一间草屋，又闷又热，蚊蝇、臭虫很多，但这些都未能减弱同学们的求知热情。 多年以后，李政道已成为举世闻名的物理学家，回忆往事，他感慨地说：“那时候，我们从来没有因为仪器不好，设备不好，而有比别人差的想法。 杨振宁、朱光亚、唐敖庆和我，都是那个时候培养出来的。 ”1945年，当美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后，中国政府也想造原子弹。 蒋介石召见化学家曾昭抡，询问如何才能造出原子弹。 曾昭抡说，首先是培养人才，建议在数学、物理和化学三科各选两个成绩优秀的年轻人去美国留学。 华罗庚推荐了孙本旺和徐贤修去学数学；吴大猷推荐了李政道和朱光亚去学物理；曾昭抡推荐了唐敖庆和王瑞酰去学化学。 这样，李政道在1946年9月到了美国。 当时，他还不到20岁，刚念完大学二年级。 由于李政道没有大学文凭，在美国进研究院很难。 芝加哥大学是个例外，只要念熟了哈金斯(Hutchins)校长指定了的西方著名经典著作的人，没有学位也可以进研究院。 李政道告诉招生处负责人，他念过等价于这些经典著作的东方作品，如孔子、孟子、老子等，招生处未经证实就接收了他。 2．李政道和杨振宁获诺贝尔奖时都是中国国籍因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发现，李政道和杨振宁被授予1957年诺贝尔物理奖。 消息传来时，李政道正在普林斯顿。 他非常兴奋，同时想到了他的老师吴大猷先生。 他立即给吴先生写了一封信，感谢吴先生对他的培养以及在1946年给予他奖学金。 在诺贝尔奖授奖仪式上，每位获奖者都致了答词。 李政道致答词时用中文开头，然后用英文。 他说：“一个科学上的成就是许多在同一或相关领域中的研究者积累的结果。 没有过去的经验，没有现在的激励，就不会产生我们今天的观念和知识；没有将来的实验，我们今天的观念和知识也不能进化。 虽然这许多因素构成了任何进步的整体，人们往往只记得最后光辉的收获而忘记了其中辛勤的耕作。 在今天的隆重仪式上，我格外感受到，有许多伟大的物理学家，他们为人类对自然界的了解做出过很大的贡献，但还没有像我今天这样被授予如此的荣誉。 ”在每位获奖者致词后，李政道又代表所有的获奖者致词。 他说：“我们有限的人类智慧去认识无限的宇宙奥秘，是一个永不终止的过程。 他讲述了一段《西游记》中孙悟空在如来佛手掌中翻跟斗的故事。 孙悟空翻了一串跟斗，以为已经到了宇宙的尽头，实际上还在如来佛的手掌中。 他说：在探索知识的过程中，我们可能取得很快的进步，但是我们必须记住，即使到了如来佛手指的底部，我们离绝对真理还很远很远。 ”获奖时，李政道和杨振宁都是中国国籍。 至今为止，诺贝尔奖的正式记录书上，他们两人仍是仅有的中国籍获奖者。 3．弱相互作用宇称不守恒发现的意义：1957年1月15日下午，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举行新闻发布会。 被称为美国实验物理之父的I.I.拉比(Rabi)教授向公众宣布，物理学中的一个被称为宇称守恒的基本定律被推翻了。 第二天，纽约时报在头版以“物理学中的基本概念在实验中被推翻”为题报道了这一消息。 这个事件在全世界传播之快、影响之广，可以从剑桥大学的O.R.费里希(Frisch)教授在一次演讲时所说的话中看出来：“‘宇称不守恒’这样一个不准确的用语，在全世界传播，就像新的圣经一样。 ”弱相互作用宇称不守恒的发现具有极为深刻的意义和广泛的影响。 李政道和杨振宁的贡献在于，当几乎所有的理论物理学家相信空间反演（宇称）不变性已被实验确定地证实，几乎没有实验物理学家试图设计实验来向宇称守恒挑战时，他们指出，在一大类的物理过程（β衰变，π衰变，μ衰变）中，宇称守恒从来没有被检验过。 他们讨论了可以进行这种检验的一系列实验条件。 这样，他们的注意力不是放在一个孤立的谜上，而是集中在弱相互作用的整体上。 正是李政道、杨振宁和吴健雄的突破性工作，彻底解放了人类对于物理世界最基本结构的思想。 今天，物理学界公认对称破缺是自然界相当普遍的规律，而在50年代中期以前，这是不可想象的。
李政道于1962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但是为何现在没有人听说过？
李政道的研究领域很宽，在量子场论、基本粒子理论、核物理、统计力学、流体力学、天体物理方面的工作也颇有建树。
1949年与罗森布拉斯和杨振宁合作提出普适费米弱作用和中间玻色子的存在。 1951年提出水力学中二维空间没有湍流。 1952年与派尼斯合作研究固体物理中极化子的构造。 1954年发表了量子场论中的著名的李模型理论。
1957年与奥赫梅和杨振宁合作提出电荷共轭不守恒和时间不反演的可能性。 1959年与杨振宁合作，研究了硬球玻色气体的分子动理论，对研究氦Ⅱ的超流动性作出了贡献。 1962年与杨振宁合作，研究了带电矢量介子电磁相互作用的不可重正化性。 1964年与瑙恩伯合作，研究了无（静止）质量的粒子所参与的过程中，红外发散可以全部抵销问题，这项工作又称李－瑙恩伯定理。 20世纪60年代后期提出了场代数理论。 70年代初期研究了CP自发破缺的问题，又发现和研究了非拓扑性孤立子，并建立了强子结构的孤立子袋模型理论。 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继续在路径积分问题、格点规范问题和时间为动力学变量等方面开展工作；后来又建立了离散力学的基础。
1957年，李政道和杨振宁因“发现宇称原理的破坏”而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学奖。 1971年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 李政道在统计力学方面作出了开创性的和重大贡献。 鉴于他对核物理学相当广泛领域的巨大贡献，他被授予爱因斯坦科学奖，意大利共和国最高骑士勋章，当选为美国艺术科学学会成员等，意大利林契国家科学院院士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