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史记·秦本纪》的考古学解读
《史记》是中国史学第一书，太史公是中国史学第一人。太史公的伟大，看《史记》的体例就能感受得到。《史记》有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对这个体例，李零先生总结得很好：本纪相当于一棵大树的主干，世家相当于分枝，列传相当于枝叶。
《史记》中有《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三代基本是一姓一朝一个本纪，夏是姒姓，商是子姓，周是姬姓。唯独秦有两个本纪，翻过《史记》的人都知道，一个是《秦本纪》，一个是《秦始皇本纪》。问题马上就来了，司马迁创造了一姓一本纪的编写体例，为什么又要违背这个体例？都是秦的历史，它在统一中国之前和之后是连续的政治体，为什么要分设两个本纪呢？这是当代学者也在思考的问题。一般的理解认为，司马迁有他专门的用意，秦对司马迁的意义和夏商周不一样，而且超过了夏商周。秦对汉代的人来说就是近现代史，夏商周却是古代史；这对司马迁来说能不重要吗？秦的历史关乎汉王朝为什么能成立及汉王朝政权的合法性问题。所以，他对秦要做综合、全面的回顾和理解。
司马迁的理解分为两方面：秦统一前的发展是铺垫，就是《秦本纪》，写秦由弱到强、从小到大的渐变过程，大约五百到六百年的发展。始皇上台之后，历史发生了一个巨变，《秦始皇本纪》将之描写得非常细致，它分为三个小阶段：秦攻拔六国，秦统一之后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秦二世而亡。《史记》很关注巨变中的细节。同时要原始察终，揭示秦王朝兴亡的原因，为汉王朝合法性寻找理由。当然，《史记》不只要寻找社会发展的规律，它还是一部生命史，是众多的生命汇聚成的历史长河。总之，司马迁对秦的历史比较看重，所以分设了两个本纪。
如果对中国秦汉时期的历史或考古感兴趣，最基本的阅读文献就是“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而读《史记》一定要读“三家注”，即南朝宋裴骃的《集解》、唐司马贞的《索隐》、唐张守节的《正义》。三家注原本各自单行，宋时出现将二家或三家注解并入正文的刻本，其中，三家注最早的合刻本是南宋时的黄善夫刻本。后来在黄本的基础上又衍生出一些新版本，其中，清同治年间金陵书局刻张文虎校本为官版善本精品。1959 年，顾颉刚先生等著名学者以金陵局本作为底本，对《史记》进行分段标点，并以方圆括弧来表明字句的删补，形成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有影响力的中华书局《史记》点校本。
唐司马贞《史记索隐》
后世研究《史记》比较有名的著述，有清梁玉绳的《史记志疑》、崔适的《史记探源》、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等，以及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和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中的相关部分。近代考古学兴起以后，有学者开始用地下的材料来考证纸上的文献，最有名的当推王国维，用殷墟甲骨文证实了《史记·殷本纪》的可靠性，并提出了“二重证据法”，被视为新史学的开端。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有一位前辈陈直先生，他对瓦当陶文的研究特别精深，写有《史记新证》和《汉书新证》，用金石汉简、铜陶器铭来印证《史》《汉》，创获颇多。
除了三家注外，《史记》还应该有第四家注，即考古学家的注，用考古学新的发现、收获和认识，来对《史记》的记载进行修正、完善和补充。
所以，这本小书是以《秦本纪》为主线，穿插相关的考古资料，以期达到考古与文献相互印证、相互启发的效果。在对正文文本简单考证后，我会提出一些学术问题，然后援引相关的考古发现，乃至笔者自身的经历和体验来解答。全书共有八讲，涉及二十个学术问题。
秦历史发展的概况，最重要的参考书是林剑鸣先生的《秦史稿》，在此推荐给读者。该书成书比较早，1981 年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但到现在学术地位依然很高。林先生曾长期任教于西北大学，后来调往北京，1997 年去世，终年63 岁，很可惜。在秦史研究方面至今还是无出其右者。林剑鸣先生是陈直先生的大弟子，2016 年西北大学专门开过一个会议纪念他，大家最后得出一个共同的结：《秦史稿》之后再也没有出来一本能与之媲美的系统的秦史著作，希望将来有人能有志于这个事业。《秦史稿》出版到现在将近30 年了，新材料出了很多，但还没有一本系统性的著作，来专门讲秦的历史。
我将秦史分为三期：早期、中期、晚期。
早期：西周—春秋早期，约三百年。年代下限是公元前677 年秦德公居雍，这是个标志性事件。
中期：春秋中期—战国早期，共327 年。从公元前677 年秦德公居雍至公元前350 年秦孝公迁都咸阳。都城在雍城，今陕西凤翔。
晚期：战国中期—秦统一后，共143 年，从公元前350 年秦孝公迁都咸阳至秦亡。
这个分期是我自己提出来的，与林剑鸣的认识角度不太一样。林先生是把秦建国之前作为周人附庸的时期划为第一个时期；第二个时期是春秋时期，与我们现在习惯的中国历史分期相吻合，其中又以穆公为界分为前后段；第三个时期是战国时期，其中又以孝公为界分为前后段；第四个时期是秦代。我的分期更多考虑到了秦都城的迁徙特点：中期基本是雍城时期，晚期相当于咸阳时期。而且这个分期充分考虑了秦物质文化发展的阶段性和面貌上的变化：早期阶段的文化面貌基本一致，进入中期之后文化面貌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到了晚期，尤其迁都咸阳之后，秦施行变法，文化面貌又发生巨变。
在以前的研究中我就谈过，秦文化在战国中期发生了跳跃式的巨变，此前此后像两个文化，脱胎换骨。除了葬俗没变，使用的器物包括青铜器在内全部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巨变的原因在于：春秋中期到战国早期这个阶段秦国落伍了，文化发展相对滞后，秦孝公即位之后颁发求贤令，所谓“诸侯卑秦，丑莫大焉”，他有耻辱感。秦国“僻在雍州，夷狄遇之”，东方诸侯把它当成夷狄来看待。因此，秦孝公有焦灼的赶超心理，他要变法，要图强，要大幅度地吸收东方列国的先进文化。所以战国中期之后，秦文化有大量东方的色彩，青铜器和三晋的铜器看起来很相像，但和之前秦的铜器在发展脉络上不衔接。这种文化跳跃式发展的现象，我称之为文化发展的断裂。
它发生在商鞅变法之后，在东周列国中是独一无二的。东方其他列国的文化是连续性的发展，从器物群的演变来看，旧器物的消失和新器物的产生是此消彼长的，是渐变式的；秦文化却发生突变或巨变。我对秦史的分期，更多照顾到考古学文化发展和物质文化面貌的情况，中期和晚期的分界我断在秦孝公迁都咸阳、商鞅变法。把春秋早期归入到早期阶段，是因为当时虽然秦已经建国，成为一方诸侯了，但其物质文化面貌和西周还很接近，和春秋中期却隔得比较远，所以在这个地方将之断开。
左 凤翔长青镇鹿蛇纹瓦当；
右 雍城豆腐村鹿蛇纹瓦当（采自雍城考古队资料）
上面讲的是秦的时间发展，现在讲秦的空间发展。
学界常说秦有九个都城，八次迁徙。从西往东迁徙，秦人的力量逐渐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最终发展壮大。现分述之。
秦的“九都八迁”（据田亚岐，2015 年）
秦的第一处都邑是西犬丘，其年代至少从西周中期周孝王的时候就开始了，到秦襄公立国的时候还继续作为秦的都城。它作为中心都邑存在的时间大概有200—300 年。可以把“西犬丘”这个词分解一下，每个字都值得琢磨：“西”指西方，但在先秦、秦汉时有专门的含义，就是指西县。秦汉已经实行郡县制，西县在今天甘肃的礼县。秦国早期的好几处都邑，名字前面都带了个“西”字，比如西犬丘、西垂、西新邑、西陵、西陂，因为都在秦汉西县的范围之内。2004 年，我们全面调查了礼县、西和县所在的西汉水上游，目的之一就是寻找西犬丘。
有西犬丘的话，是不是还有相对应的“东犬丘”？的确，在甘肃以东的陕西、山东还有犬丘，而且不止一处。陕西关中就有一处地名叫犬丘，在今天的兴平市，周名犬丘，秦名废丘，汉名槐里。我们曾经调查过这个古代县城遗址，即阜寨乡南佐遗址，规模很大，面积约300 万平方米，秦砖汉瓦随处可见，俯拾皆是，遗址的年代属于战国中晚期到秦汉时期。更东面的山东也有地名叫犬丘。因此，秦的都邑名叫西犬丘，就使学者们产生联想：秦是不是在东边的犬丘也居住过，后来西迁把地名也带过去了？这个观点目前还缺乏证据，仅仅因为地名相同是不足为据的。
六八图遗址在红河水库，名字跟元代的地名有关系。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说秦人的都邑西垂（西犬丘）在杨廉川水，也就是今天的红河。
第二处都邑是秦邑。秦人、秦王朝、秦帝国之所以叫秦，最初来源于“秦”这个地名。秦祖非子，为周孝王养马，“马大繁息”，周王很高兴，就把他封到了秦这个地方。后来非子的后人逐渐发展壮大，包括秦始皇都是他的直系后代。秦汉时期有县、乡、亭、里的地方基层行政机构，在“秦”设有邮亭，又叫“秦亭”。2005 年、2008 年我们两次调查天水地区渭河北岸的牛头河流域，目的之一就是寻找非子的封邑——秦邑。西周时期氏族的命名方式之一，就是以居住地的地名作为族名，地名和族名是一致的。由于被封在秦这个地方，这支人就叫“秦人”，哪怕这个人群组织后来发展成为王国、帝国，名号也不改变，这就是秦人称号的来源。甲骨文、西周金文也有“秦”字，像一个人拿着杵在臼里舂米，是一个象形字。
清水李崖遗址（ 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资料）
第三处都邑被认为是“汧”。今天关中西部宝鸡地区有一条汧河，还有一个汧阳县。皇甫谧的《帝王世纪》记载秦襄公二年“徙都汧”，即把都城迁到了“汧”这个地方。但《秦本纪》里没有这条记载，所以，很多学者不承认“汧”曾经是秦的都城，但也有学者认为汧就在今天陕西的陇县。陇县当地政府出于文化建设和旅游发展的需要，很关心也很认可皇甫谧的记载，甚至开发出相关的文化主题公园，比如陇县的“秦源文化园”。
上世纪80 年代在陇县县城东南4 公里、汧河西南岸的边家庄发现一处秦国墓地，发掘出春秋早期的铜五鼎墓，表明那里有高级别的贵族聚落。在墓地东南3里有一座磨儿塬古城，曾被认为是秦襄公所徙的“汧”。但我们调查发现该城城内大范围分布着汉代文化层，城墙夯土内夹杂汉瓦，是一处汉代城址。因此，襄公徙汧的说法在考古上尚未得到证实。
陇县边家庄春秋墓出土铜器
第四处都邑是“汧渭之会”。顾名思义，就是汧河与渭河的交汇之处。《秦本纪》说秦文公四年（公元前762 年）在汧渭之会营建新的都邑，也是秦人进入关中后的第一处都邑。南北向的六盘山—陇山是渭河北岸东、西支流的分水岭，西边支流有牛头河，东边支流有金陵河、汧河、泾河。渭河穿越陇山的峡谷险峻狭窄，不宜人马通行，在古代，翻越陇山需循其两侧的支流河谷通道。上述非子的封地“秦邑”位于今甘肃清水县，就在陇山西侧的河谷通道上。由此向东翻过陇山就到达汧河、泾河上游，沿着汧河顺流而下，就到了汧渭之会。
汧河与渭河交汇处有东夹角和西夹角。西夹角有贾村塬，地形高陡；东夹角有三畤塬，地形低平。2008—2009 年，我们全面调查汧河下游地区，目的之一就是寻找秦文公所居“汧渭之会”。
汧河下游春秋时期遗址分布
第五处都邑是秦宪公、秦武公所居的平阳。秦宪（宁）公二年（公元前714 年）“徙居平阳”。今陕西宝鸡还有阳平镇，平阳就在阳平，西距汧渭之会不远。平阳作为秦都只有37 年的时间。上世纪70 年代在宝鸡太公庙村发现秦武公钟镈的窖藏，为寻找平阳提供了重要线索。
以上五处都邑均处在秦史的早期阶段，可称之为秦的早期都邑。这其中可能还遗漏了一处重要都邑——“西新邑”。《史记·秦始皇本纪》后附《秦记》中说秦宪公“居西新邑”。有学者认为这个“西新邑”就是平阳，但我认为它在秦汉西县的范围内，在甘肃而非陕西。
平阳与汧渭之会、雍城相对位置示意图
第六处都邑是雍城，遗址在今陕西凤翔县城南。从秦德公居雍到秦孝公迁都咸阳凡327 年，雍城是秦国历史上时间最长的都城，前后经历了18 位秦公的统治。正是在雍城时期，秦国发展成为可与晋、楚比肩的大国。多年的考古工作已经揭示出了雍城的基本面貌：城址位于纸坊河与雍水河之间，面积约10 平方公里，城内多处地点发现有朝寝、宫室、宗庙建筑和作坊遗址，在城南分布着秦公陵园。
雍城秦公陵园位置示意图（据雍城考古队资料）
第七处都邑被认为是泾阳。《秦记》说秦灵公“居泾阳”，但《秦本纪》中并无这条记载。王国维在《秦都邑考》中认为，秦灵公时向东北扩张领土，与三晋争霸，因此徙居泾阳；这个泾阳不是汉安定郡的泾阳（在甘肃泾河上游），而在高陵以西的泾河下游，也就是今陕西泾阳县境内。由于灵公及其子孙都葬在雍城，所以王国维认为灵公虽然徙居泾阳，但并未定都，而是作为经营东北的据点。但其位置在哪儿，到现在还一点线索都没有。2009 年我们曾调查泾阳县中张镇的王浩遗址，在泾河北、王浩村南，面积约24 万平方米，堆积丰富，采集到秦的云纹瓦当。该遗址是否与秦灵公所居泾阳有关，还需要确认。
秦公一号大墓出土金器
第八处都邑是栎阳。《秦本纪》说秦献公二年（公元前383年）“城栎阳”，遗址在今陕西西安阎良区的武屯镇。上世纪80年代，在那里勘探出一个面积约400 万平方米的长方形城址，有城墙、门址、干道、建筑基址等。2013 年以来重新启动了栎阳城的考古工作，结果发现80 年代勘查的城址其实包括两座古城（一号和二号），在它西面1500 米处又发现一座古城，编为三号。三号古城出土葵纹、动物纹瓦当，以及带“栎阳”字样的瓦片，年代属战国中晚期，应即秦献公所建的栎阳城。
事实上，秦最后一次迁都是从雍城迁到咸阳，《史记·商君列传》说“秦自雍迁都之（咸阳）”，秦孝公将都城从雍城直接迁到咸阳。栎阳相当于一个前敌指挥中心，并不是经常居住的都城。秦献公当时想收复河西之地，即黄河以西、陕西的北洛水这一块，包括陕西的韩城、澄城、大荔，春秋早期到战国中期这里一度被魏国所占据。魏国当时出了一个军事家吴起，镇守魏国的西河郡，彼时秦国如骨鲠在喉，如芒刺在背，因为整个关中东部都被魏国占据，国家毫无安全可言，魏军可沿渭水兵临城下。秦献公于是把作战指挥中心东移，但他终其一生也没能把河西地夺回来。秦真正、彻底夺回河西地是在秦惠文王时期，那时的国力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秦公簋及铭文
第九处都邑是咸阳。从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 年）迁都咸阳，到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 年）秦灭亡，咸阳作为秦都达143 年之久。遗址在今咸阳市东的窑店镇一带，汉代称之“渭城”。秦都咸阳有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秦惠文王时的咸阳还局限在渭河以北，昭王以后都城扩展到渭河南岸。在都城西郊的咸阳塬上和东南方向的骊山西麓，都发现了战国秦王的陵区。骊山北麓则有秦始皇陵。
秦咸阳“ 水神骑凤”空心砖
秦的世系比较长，其中早期世系如下：
传说中秦人的始祖是颛顼，颛顼是黄帝的孙子，五帝之一，在《史记·五帝本纪》里有载。黄帝是华夏始祖，葬于桥山，在陕西黄陵县。《汉书·郊祀志》说黄帝在荆山下铸鼎，鼎成之日，有龙下迎，黄帝乘龙，群臣后宫共骑者七十余人，一起升天。颛顼的都城传说在帝丘，“丘”是东方的地名，东方地形多为丘堆，一个个圆丘形，或者说鼓起的土包包。帝丘在河南濮阳，颛顼一族是东方的族系。西北地形多为“原”。陕西、甘肃是黄土高原地形，从下面看很高，但顶部很平坦。现在水土流失比较厉害，沟沟岔岔，沟壑纵横。
女脩是颛顼的孙女。大费（伯翳）辅佐大禹治水，大禹一度想把自己的位置让给伯翳，说伯翳很有功劳，但伯翳推给了启。大费的大儿子大廉又名鸟俗氏，二儿子若木又称费氏——大费后裔的名字里很多都带费字。后来又有孟戏、中衍、中潏、蜚廉、恶来、女防、旁皋、太几、大骆、成、非子。成是大骆的长子；非子不是嫡子，是庶子，被封在秦。非子的儿子是秦侯，再下来是公伯、秦仲、庄公。庄公的大儿子是世父，次子是襄公。襄公时秦开始成为诸侯，然后是文公、静公、宪公。
甘肃礼县大堡子山遗址出土的金箔饰片
秦早期的世系有两个特点：第一，中潏之前的世系有很大缺环。大费与夏禹同时，相当于夏代的早期；费昌为商汤驾车，相当于商代的早期。前后整整隔了一个夏代。夏代按文献说法有400 多年，从大费、费氏到费昌之间肯定有缺环，这已经不可考了。孟戏、中衍与殷太戊同时，相当于商代早期；中潏、蜚廉为殷纣王臣下，纣王已到商代末年，是商代最后一个王。商代有400 多年，从孟戏、中衍到中潏、蜚廉肯定隔着代，而且不止一代。总之，中潏之前的秦世系是有严重缺环的，中潏之后一代代却很完整，没有失载的现象。中潏的儿子是蜚廉，蜚廉的长子是恶来，次子是季胜，由此分为两支：恶来这一支是秦人，季胜、孟增、衡父、造父这一支就是赵人的祖先，赵即韩赵魏、三家分晋的“赵”。赵人的祖先和秦人的祖先往前追溯，是同一个祖先，秦赵共祖。在探讨秦人来源的时候不能把赵人撇开，他们是一家人，这尤其值得关注。
第二，从秦侯开始有明确的纪年。非子在位多长时间不可知，《史记·秦本纪》《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等没有提到，《史记·三代世表》也没有讲到。但《秦本纪》记载秦侯在位时间10 年，公伯在位3 年，秦仲在位23 年，庄公在位44 年，襄公在位12 年。纪年可以一年年从后往前推，相当清楚。庄公、襄公的纪年，每一年都可以和周王的纪年相对应。比如秦襄公元年相当于周幽王五年，即公元前775 年；往前推的话，秦侯即位于公元前857 年。关于秦人早期的世系，这两个特点是需要知道的。
文章节选自《西垂有声：<史记·秦本纪>的考古学解读》梁云 著 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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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人墓为什么朝向东方？
根据对秦国墓葬的考古发掘，人们发现，秦人葬俗与中原地区的传统葬俗有许多不同的特点，其中之一就是墓的朝向。 先秦时代，中原地区的葬俗是死者北首而葬，墓向朝南，而秦人葬俗是西首而葬，即墓形往往呈东西方向，死者头向西(多数偏西北)。 考古学界对于无墓道的竖穴墓习惯上以头向作为墓向，但是，秦公陵园经钻探和发掘已经证明32座大墓的主墓道都在墓坑东端、全部朝向东方。 著名的秦始皇陵根据道墓和兵马桶的位置判断，也是朝向东方的，因此，还是以头向的相反方向作为墓向更加合理，下面引文中的“西向墓”即为“东向墓”。 据有人统计，关中地区已发掘的秦墓，墓向东方的占80％以上。 由此，人们不禁要问：秦人葬俗为什么取墓主头向西、墓朝东方呢?许多学者对此猜测纷纷，提出了各种解释和假设。 就在发现雍城秦公墓朝向东方时，就有人分析，“当时作为诸侯国的秦国，地处西陲，正想向东方扩张并吞六国，这种葬仪表示秦公东进的雄心。 ”(见1986年5月17日的《文汇报》所载郑重《古墓之谜》一文)这种用 “东进”等政治原因来解释秦人葬俗，引起了其他学者的疑议。 叶文宪通过史料考证，认为“秦国在都雍时期只是一个二三流的弱国，绝不会产生‘向东方扩张并吞六国’的非份之想。 ”他进一步发问，“如果说秦公墓朝向东方 是为了‘东进’，那么秦始皇统一后已经不需要再‘向东方扩张并吞六国’了，为什么秦始皇陵还要朝向东方呢?”再退一步讲，“如果说秦公墓面向东方是为了‘东进’，那么那些身份高低不一乃至不名一文的秦人墓为什么都头朝西方，墓朝东方呢?”因此，他认为“用‘东进’来解释秦公墓的朝向是不通的。 ”(见《历史教学问题》1987年第1期)在讨论秦人墓向时，必定牵涉到秦人来源问题。 然而自本世纪三四十年代起关于秦人来源问题的讨论中，就有两种相反的说法，概言之可称为“东来说”和“西来说”。 叶小燕倾向“西来说”，她在《秦墓初探》一文中认为，秦人葬俗“头向西为主，可能寓意他们是来自我国西部”。 (见《考古》 1982年第1期)叶文宪在另一篇文章中不同意用“西来说”解释墓向，他 反问道，“如果秦人西首而葬是寓意他们来自我国西部的话，那末中原诸夏 北首而葬难道是寓意他们来自我国北方吗?”可见，“此说法显然不通”。 叶文宪根据《史记·秦本纪》的记载考证，认为秦人与东方的殷人、夷人都起源于“玄鸟陨卵”的神话传说，即有着共同的鸟图腾崇拜。 又，秦人祀少敖之神，传说少敖赢姓祖，居于东方。 因此他认为，“正因为秦人起源 于东方，东方是他们祖先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所以他们才会对东方具有这种特殊的感情”，由于“秦人迁居西陲年代久远，西陲距海岱又路途遥远，中间且有强敌阻隔，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象齐太公子孙‘反葬于周’那样去追随祖先，而这种朝向东方的葬俗恰恰能表达他们‘不忘其本’，返本归根的心理”。 但有些学者不满足于上述的种种解释，因为有的主要是根据文献得出结论的，有的虽然用了一些考古材料，但有关秦文化的考古发现仍局限于东周至秦统一后这一段历史时期，更早阶段的秦文化尚未被认识，因此，得出的结论还不能令人信服。 赵化成在《文博》1987年第1期发表的《寻找秦文化渊源的新线索》一文中说，他们根据《史记·秦本纪》的记载，西周时期秦人是活动于甘肃东部一带的，于是在甘肃东部一带做了一些考古调查和发掘，后来，终于在天水地区的甘谷县毛家坪和天水县的董家坪找到了西周时期的秦文化遗存。 “西周时期十二座都是东西向的长方土扩竖穴墓，葬式均为屈肢，其中八座蜷屈特甚，死者的头向均朝西”。 赵化成就用毛家坪西周时期秦“西向墓”与甘肃地区古代文化中流行的“西向墓”作比较，像齐家文化大部分都是西向偏北的葬俗，卡约文化也比较流行西向墓，因此，他提出新的看法，认为“秦的西向墓可能同屈肢葬一样，也与甘青地区古代文化有一定关系。 ” 那么这种头向西、墓向东方的葬俗含义是什么呢?他认为“这种西向墓 的含义从毛家坪西周时期秦文化就使用这种葬俗来看，其本义并不代表秦人 是来自西方的，因为这时秦人并未东迁”。 “它的本来含义同屈肢葬一样当是 与某种原始宗教信仰有关”。 他并用四川省民委民族识别调查组有关“白马藏人”的葬俗材料来说，“白马藏人”对头向西而葬的解释是“日落归西，人亦随太阳走的……”“葬时……，面西侧卧，腿略屈，作睡觉状”。 白马藏人自认为是氏族，而我们知道，近现代西北地区的氏羌族追根溯源是与古代甘青地区氐羌有着渊源关系的，因而赵化成认为“白马藏人屈肢葬和面向西的葬俗以及对这种葬俗的解释，对于我们理解甘青地区古代文化乃至于秦文化的屈肢葬和西向墓是有一定意义的。 ” 由于目前关于秦人来源、秦文化渊源的问题还有不同看法，并且，墓向本身作为一种葬俗，没有确凿的文字记载，也许我们现在还无法搞清它们的真正含义。 但是上述这些不同的看法和解释，无疑给了我们许多启发。
秦文化的考古依据
21世纪在秦始皇陵发现的主要遗址有：兵马俑坑、铜车马坑、石铠甲坑、仿生水禽坑、马厩坑、百戏俑坑、文官俑坑、动物坑、寝殿、便殿、食官遗址、内外城垣遗址、丽邑遗址、打石场遗址、刑徒墓地、公子公主墓地及其他一些陪葬墓。 在秦始皇陵食官遗址上发现的一个青铜编钟上刻有“乐府”两个字，这一发现将中国古代设立乐府的时间提到了秦代，因为在此之前，据《汉书·礼乐志》记载：汉武帝时，“乃立乐府”，颜师古注：“始置之也，乐府之名盖起于此，哀帝时罢之”，秦始皇陵乐府编钟的发现证明颜师古的注解是错误的。 该乐府钟制作精致，与秦始皇陵的祭祀活动有关。 后来在汉长安城中出土的秦封泥中也发现了秦的“乐府”和“乐府丞印”。 食官遗址上发现了不少的“丽山食官左”、“骊山食官右”等陶文，说明秦始皇陵最初就称为“丽山”，以表示其高大无比，显示皇权的尊严。 秦始皇陵只是后人的称谓。 在秦兵马俑的身上也发现了很多的陶文。 内容为“宫水”、“宫”、“宫得”、“宫系”、“咸阳衣”、“咸阳午”、“栎阳重”、“工路”等，到21世纪已发现不同的刻名有80余个，这实质上是制作陶俑的工匠名，表示这些工匠来自于不同的地方，来自于宫廷的，在名字之前均有一“宫”字，来自咸阳作坊的，则在名字前有“咸阳”或“咸”字，还有来自栎阳、安邑、临晋等地的，有的干脆只写名字。 这些陶俑身上的名字既为我们研究秦俑的制造者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而且也验证了《考工记》记载的当时实行的“物勒工名，以考其诚”的记载，秦兵马俑坑的铜兵器上也有制作者的刻铭，说明早在秦代就实行责任制了。 1975年，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发现了一批秦竹简，为秦始皇时期人所手书，但其成文年代有早有晚，早的可以到商鞅变法，晚的则到秦始皇三十年，反映的历史长达100余年。 云梦秦简的出土，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在此之前，还未出土过秦简，云梦秦简的发现则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白。 这批竹简的数量达1150枚，近4万字。 经过整理发现内容极为丰富。 这批竹简是研究秦文化难得的实物资料，极大地弥补了秦史料的不足，有力地促进了秦文化的深入研究。 这批秦简使我们对秦代历史的若干重大问题，可以获得很多新的认识。 例如《南郡守腾文书》，不仅有助于了解秦始皇时期的政治、军事斗争形势，而且有助于认识秦的用人制度、县道并立的地方行政系统、县设啬夫的制度、郡守与县道啬夫的职权范围以及传达文书的制度等等，还反映出从《田律》到《田令》的变化发展、区分良吏恶吏的标准与意义等问题。 又如《编年记》，它可以订正、补充与印证《史记·秦本纪》、《史记·六国年表》及有关《世家》、《列传》关于秦的统一战争的若干年代、地区和具体经过，也可以印证与纠正前人对《史记》有关记载的解释，更可以从中看出秦的地方官制、秦的赋役制度、秦的历法、当时的统一战争与反统一战争以及一些地名的历史沿革变迁等等，其史料价值不亚于《史记·六国年表》中的关于秦的年表部分。 至于《为吏之道》，除了能说明当时官吏的行为标准、善恶准则外，还反映出儒、法融合的初步迹象以及当时社会的风尚等等问题。 《秦律》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条目最全、内容最丰富的成文法典。 它填补了自李悝《法经》与商鞅《秦律》散佚以来的空缺，是研究法制史的重要史料；同时还是研究秦时阶级、阶级关系的不可多得的资料。 秦的官制、土地、赋役、赐爵、租税、官吏考核、罪犯审讯、工匠培训、户籍、上计、仕进等制度，以及仓库的类型、结算、设置、封提、管理等制度，由官府禀衣、禀食、传食等制度和管理、财经出纳的预算、决算制度等等，都在《秦律》中有明确而且比较详细的反映。 此外，如当时的物价、秦的牛耕、城市制度、商品经济、官私手工业、社会风气、流行疾病以及秦人的思想、文化特征等等也有所反映。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关于秦的刑名、刑罚、刑徒、刑期及隶臣妾的地位、来源、特征等等，《秦律》也提供了充分的资料，对于了解秦的刑罚制度和奴隶制残余等问题，有重大的意义。 甚至还可以从《秦律》与现存《汉律》零星条文的比照中，看出秦律与汉律的异同和中国古代法制的演变轨迹。 秦封泥的发现与秦文化研究?过去秦的封泥发现很少，而且在断代上存在问题，并未引起学者的注意。 上世纪九十年代，一批秦封泥破土而出，立即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 最早由路东之收藏的千余枚，经周晓陆和路东之两先生共同对外发布，引起极大的轰动，后西安市文物园林局和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对相家巷遗址进行了调查和科学发掘，又获得了不少的秦封泥，使人们对秦封泥的出土地点有了明确的认识。 关于秦职官的封泥主要有：丞相之印、右丞相印、左丞相印、上家马丞、下家马丞、中车府丞、骑尉、内官丞印、郡左邸印、郡右邸印、左弋丞印、大仓丞印、泰仓、泰仓丞印、泰匠丞印、泰库令印、内者、内者府印、宦者丞印、中官丞印、高章宦者、高章宦丞、弄陶丞印、尚浴、尚浴府印、中宫丞印、中宫、中府丞印、北宫宦丞等等，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宫廷内部和直接为宫室(包括为皇帝、太后、太子)服务的官吏。 许多官职是以前史书没有记载的，有些虽然有记载但记载混乱，因而问题也说不清，秦封泥发现的这些官职则使历史上的许多问题迎刃而解。 譬如，秦的丞相问题一直是争论的问题，在遗址中发现的丞相官印应该说解决了这一问题，即当时既有丞相，又有左、右丞相，这应该是秦始皇实行中央集权制的有效办法之一。 从发现的官职中也可以看到秦时的宦官现象是比较严重的，因为出土了不少关于这方面的封泥，也验证了历史上嫪毐和赵高之所以能在秦国为所欲为、专横跋扈的事实。 南宫、北宫封泥的发现也证明了文献中关于秦有南北宫的记载是正确的。 里耶秦简的发现与秦文化的研究里耶古城所在地位于酉水中游，是武陵山区土家族的发源地，并非人们认为的文化发达地区，当时是楚人、巴人和秦人争夺的战略要地，是文化交流频繁的地方，也是战争激烈的地方，但历代对这一地区的记载非常少，一些重大问题长期以来扑朔迷离，简牍的发现再结合文献资料对于解决诸如楚国的疆域、夜郎的所在、秦楚为什么争夺此地、秦国郡县制的推行以及楚国有无郡县制等重大问题都有极大的帮助。 众多的特别是县、乡等基层官吏的记载，使我们可以了解秦王朝行政机构的具体运作，严格地将每天分为十二刻，每刻再分成十二分，计时精确，由年、月、日、地名、职官、事件及办理的事可构成简洁完整的公文，可知秦政权严格而高效的管理制度，丰富了我们对秦代政治制度的认识。 ?里耶古城秦简的意义是巨大的。 首先是十多万字的文字资料大大充实了少得可怜的秦史资料，其次这批简牍是秦时县级政府的部分档案资料，内容包括政令、各级政府之间的往来公文、司法文书、吏员簿、物资(含罚没财产)登记和转运、里程书等。 必将复活秦时的各项制度，譬如行政管理制度、文书制度、邮驿制度等。 ?其次，该简中还有不少的有关秦历史地理的材料，有很多的地名，如迁陵、酉阳、阳陵、沅陵、益阳、零阳、临沅等，特别是有数支简中记载了“洞庭郡”，对洞庭郡的介绍十分详细，不仅有行政机构建制，而且还出现了“洞庭郡司空”、“洞庭司马”、“洞庭尉令”、“洞庭假尉”等官名。 这是以前的史书中从未记载的，虽然在21世纪对秦到底有多少郡有很大的争论，但无论哪一种观点都未提出过有洞庭郡。 迁陵一带原来是楚黔中郡之所在。 《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昭王二十七年(前280年)“使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 三年后，《史记·楚世家》记载楚顷襄王二十二年(前277年)“秦复拔我巫、黔中郡”。 《水经·沅水注》更清楚记载“秦昭襄王二十七年，使司马错以陇、蜀军攻楚，楚割汉北与秦；至三十年，秦又取楚巫、黔及江南地，以为黔中郡”。 到汉初时，割黔中故治为武陵郡，史书中未说明有秦一代黔中郡有何变化。 因此，秦是否有黔中郡还需要有关的资料来说明。 另外里耶秦简也为我们增加了许多过去并不知道的县名，因为过去一般认为秦王朝并未管到此地，对此地的管理是从西汉初年开始的，由里耶简文记载的迁陵、酉阳、沅陵、阳陵、益阳、零阳、临沅等可知秦朝已对这一带进行了严格的管理。 里耶简牍中还发现了当时各地之间的距离，如：“鄢到销百八十四里，销到江陵二百四十里，江陵到孱陵百一十里，孱陵到索二百九十五里，索到临沅六十里，临沅到迁陵九百一十里”。 再次，里耶秦简将中国乘法口诀的使用提前到秦时。 在一片木牍上发现了乘法口诀表，竟与现今生活中使用的乘法口诀有着惊人的一致。 这是中国乘法口诀表最早的实物证明，从而印证了文献中所记载的春秋战国时乘法和乘法口诀表已被使用。 目前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数学著作是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竹简的《算书书》。 在里耶秦简发现乘法口诀以前，曾在敦煌和居延汉简中也发现过乘法口诀。 ?通过对这批简牍的研究将使我们对当时的历朔及当时的行书与文书格式有了明确的了解，因为在此前还未发现如此大量的固定成熟的文字格式秦金文、陶文的发现与秦文化研究?秦金文主要的有秦公钟、秦公鎛、杜虎符及青铜兵器上的铭文、度量衡器上的铭文。 秦青铜器铭文在北宋就有发现，但铭文的大量发现则是近几十年的事情，从而为秦文化的研究补充了很多难得的资料，对研究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都有所裨益。 王辉先生对以前出土的和传世的青铜器铭文进行考释和研究，出版了《秦铜器铭文编年集释》，为我们研究秦文化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前多年在甘肃礼县发现的秦公大墓中出土了不少青铜器皿，有青铜壶、鼎、簋等，该墓葬是襄公、文公的墓葬，为中字形，墓葬规模大，随葬品丰富，惜大墓被疯狂盗掘，不少文物流失，在21世纪的今天得到的部分秦青铜器上我们发现了一些铭文，内容主要为：“秦公作铸用鼎”、“秦公作宝簋”等。 毛家坪遗址位于甘肃省天水市东距甘谷县城25公里的磐安镇毛家坪村渭河南岸的二级台地上，东西宽约600米，南北长约1000米，面积约60万平方米，分沟东和沟西两部分，沟西区北部及西部为居址区，大部分被村庄叠压，沟西、沟东区主要为墓葬区，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遗址早在1947年就被人发现，经过1982年、1983年的两次发掘，在遗址沟西的墓葬区共发掘土坑墓22座，在居址区发掘200平方米，发掘灰坑37个，房基4处，土坑墓11座，鬲棺葬12组。 2012年7月，由5家单位组成的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对遗址进行再次发掘。 历时3个年头，共勘探出墓葬千余座；累计发掘面积约4000平方米；共清理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小墓葬199座、灰坑752个；出土陶器、石器、玉器、青铜器、骨器等各类小件文物1000余件，发掘大量绳纹灰陶片，出土鼎、簋（guǐ）、方壶、甗（yǎn）、孟、敦（duì）、盘、匜（yí）等青铜容器51件，出土短剑、戈、矛等青铜兵器11件；发掘车马坑5座；发掘大型墓葬两座，其中一座为级别较高的贵族墓葬。 考古学上探索早期秦文化，就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甘谷毛家坪遗址的发掘。 上世纪80年代初，考古学家在渭河上游的甘谷县毛家坪遗址首次发掘到西周时期的秦文化遗存，同时发掘了东周时期的秦文化和西戎文化遗存。 而这次发掘，或将秦文化的编年推进到西周时期，在学术史上有标杆意义。 由于此次发掘的墓葬均为西首向、屈肢葬，与关中地区的东周秦墓的传统葬式相同，墓内出土的鬲、盆、豆、罐等陶器亦与后者的同类器一脉相承，故有专家判断其为西周时期的秦墓，并把居址的文化遗存推定为西周时期的秦文化。 据介绍，经考古队勘探发掘，确定了遗址的面积不少于60万平方米，如此规模的遗址在甘谷县境内是绝无仅有的。 与此同时，有专家认为毛家坪遗址极可能是秦武公所设冀县的县治（县城）之所在。 在遗址现场，相关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此次毛家坪遗址发掘为2700年前设县的“华夏第一县”——冀县的确认提供了重要物证。
秦始陵的地宫那么庞大，如何封顶，大量封土堆不担心压崩吗？
秦始陵的地宫那么庞大，如何封顶，大量封土堆不担心压崩吗？说起古代的皇帝陵墓哪一座最大，那得非秦始皇陵莫属，其规模之，构造广大，都是古今中外前所未有，据说当时抽调了70万民工，耗费巨资修建几十年才把秦陵修建完成，那么当时的地宫面积那么大，在封顶填土的时候，古代工程师是怎么做的，难道不怕它塌落吗？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曾专门给秦始皇修订了一本《秦始皇本纪》，其描述秦陵地宫的一些内容，说始皇帝当年在位的时候，选取骊山做自己的帝陵地，然后派遣近70余万之众，先挖到有地下泉水渗出来的深度，然后采用铜来构建地宫的地基，所以秦陵的地基底座几乎全是铜质形成。
这一步完毕，接着就叫工匠在地宫各处通道安装许多弓弩机关，若有擅自闯入者必遭乱箭射击，另外以大量水银灌入形成百川江河大海般的地势。不仅如此，秦陵的装修用材都极其奢华，地宫顶部据说镶入了许多宝石、玛瑙、珍珠，这批宝石闪闪发光，从地面抬头看上去犹如满的天星斗在争辉，地下又有水银构成百川，由此形成，山河日月、星斗之景象。
而墓壁到处都是各种彩绘、雕塑，就连地宫内的长明灯都是用人鱼膏制作的蜡烛取亮，其非常得耐烧耐燃。根据近代考古队在封土泥堆里发现汞含量指数来推定，司马迁对秦陵的记载八九不离十，并非胡说八道，这一下子我们就可以想象秦陵地宫是多么之恢宏庞大，那么对于这么大面积的封土工程，古人是怎么做到的呢？。
从近代发现的兵马俑陪葬坑来看，秦陵位于我国陕西临潼，它由内到外共有两个重夯土建起的城垣，分别代表当年的秦朝皇宫，经过专家用先进的技术探测，发现了封土堆下地宫的面积，其深度有35米，北至南有145米而从西直线到东则大约在175米左右。
因此有部分考古人员猜测，秦地宫的修建步骤应是先由排水设备开始，他们把排水防渗漏的设计工程做好来，才能避免地下水侵扰，这一步完成，才决定下令大兴土木开挖陵墓大坑，接着按照秦朝都城皇宫的样式，设计地宫，当中包括有外城、内城、陪葬墓区、地宫通道、各种机关，以及秦始皇的棺椁位置等等，这一切都按设计图纸修建好之后，才开始用石材砌墓顶，慢慢的把整个规模庞大的地宫被砌死砌严密，走到最后一步才开始封土完工。
所以答应已很明显，负责修建地宫的人们计划很周全，他们并非让人处在地宫里进行封土，而是把一切建完善后，把陪葬品放进去，除墓顶没有建之外，基本已整理完毕，接着人员才开始撤离，举行祭祀把秦始皇的棺椁摆进去，就下令从上往下砌入坚硬石板，接着才封土，而石头质地坚硬，能够承受住大堆泥土的封压，所以不会被轻易压垮地宫。
另外根据考古者在其封土堆下检测到大量的石材石板，也充分证明了秦陵地宫的墓顶属于石板墓顶，因此就成功的避免了被封土堆压塌的风险。还有一说就是，秦地宫顶部是采用拱桥形设计，从物理上很好缓解上面封土堆的压力，使得泥土从周围四散流开，因此起到有效的保护作用。在历史上，关中地域曾有过一次8级左右的地震，离秦陵比较近，不知道雄伟的地宫有没有因地震而遭损失，但是从表面看来地宫一切安然无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