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茶和中国人的生活都是密不可分的，到了宋代，一句“柴米油盐酱醋茶”更是让茶文化走进了寻常百姓家。宋人喝茶能多有仪式感？点茶还是个体力活？跟着中新网当一天茶艺师，把藏在茶碗里的宋代浪漫“点”出来！
中国茶文化的发展主要表现在那些方面
茶道是茶艺与精神的结合，并通过茶艺表现精神。 兴于中国唐代，盛于宋、明代，衰于清代。 中国茶道的主要内容讲究五境之美，即茶叶、茶水、火候、茶具、环境。 茶道要遵循一定的法则。 唐代为克服九难 ，即造、别、器、火、水、炙、末、煮、饮。 宋代为三点与三不点品茶，三点为新茶、甘泉、洁器为一，天气好为一，风流儒雅、气味相投的佳客为一。 中国茶道的具体表现形式有两种： 煎茶。 把茶末投入壶中和水一块煎煮。 唐代的煎茶，是茶的最早艺术品尝形式。 斗茶。 古代文人雅士各携带茶与水，通过比茶面汤花和品尝鉴赏茶汤以定优劣的一种品茶艺术。 斗茶又称为茗战，兴于唐代末，盛于宋代。 最先流行于福建建州一带。 斗茶是古代品茶艺术的最高表现形式。 工夫茶。 清代至今某些地区流行的工夫茶是唐、宋以来品茶艺术的流风余韵。 清代工夫茶流行于福建的汀州、漳州、泉州和广东的潮州。 工夫茶讲究品饮工夫。 在中国茶道的发展历程中，佛教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唐代《封氏闻见录》载：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 人自怀伽，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 又 唐诗人杜牧的：今日鬓丝禅塌畔，茶烟轻扬落花风生动描写了老僧煮茶时闲静雅致的情景。 饮茶在大小寺庙的风行，僧人加强对茶叶采制的研究，于是出现历代名山大川寺庙出名茶的现象。 如碧螺春，产自江苏洞庭山的碧螺峰，原名水月茶，首先又洞庭山水月院山僧制得。 武夷岩茶，为武夷寺禅僧制作的最佳。 君山银针产于君山白鹤寺。 饮茶与佛教的结合，极大的推动了茶文化的发展，古书记载唐宋的古寺都设有茶堂、茶寮，僧人们都在这里讨论佛理禅道，切磋经论，招待施主宾客，啜饮香茗。 寺院崇尚饮茶、种茶的同时，将佛家清规、饮茶读经与佛学哲理、人生观念融为一体，茶佛不分家、茶禅一体、茶禅一位由此产生。 茶与佛有相通之道，均在主体感受，非深味而不可。 饮茶需心平气静，讲究井然有序地啜饮，以求环境与心境的宁静、清净、安逸。 中国茶道的发展历程中，涌现了许多茶叶著作。 自唐代陆羽《茶经》到清末程雨亭的《整饬皖茶文牍》，专著共计100多种 。 包括茶法 、 杂记 、茶谱 、茶录 、茶经、煎茶品茶、水品、茶税、茶论 、茶史 、茶记 、茶集 、茶书、茶疏、茶考、茶述、茶辩、茶事、茶诀、茶约、茶衡、茶堂、茶乘、茶话、茶荚、茗谭等。 世界第一部茶叶专著为唐代陆羽的《茶经》。 陆羽，名疾，认真总、悉心研究了前人和当时茶叶的生产经验，完成创始之作《茶经》。 因此被尊为茶神和茶仙 。 《茶经》系统地总结了当时的茶叶采制和饮用经验，全面论述了有关茶叶起源、生产、饮用等各方面的问题，传播了茶业科学知识，促进了茶叶生产的发展，开中国茶道的先河。 自陆羽著《茶经》之后，茶叶专著陆续问世，进一步推动了中国茶事的发展。 代表作品有宋代蔡襄的《茶录》、宋徽宗赵佶《大观茶论》，明代钱椿年撰、顾元庆校《茶谱 》、张源的《茶录》，清代刘源长《茶史》等。 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茶不但对经济起了很好的作用，成了人们生活的必需品，而且逐渐形成了灿烂夺目的茶文化，成为社会精神文明的一颗明珠。 茶文化的出现，把人类的精神和智慧带到了更高的境界。 茶与文化关系至深，涉及面很广，内容也很丰富。 这里既有精神文明的体现，又有意识形态的延伸。 无疑，它有益提高人们的文化修养和艺术欣赏水平。 1、茶书 我国悠久的茶业历史为人类创造了茶业科学技术，也为世界积累了最丰富的茶业历史文献。 在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中，不但有专门论述茶叶的书，而且在史籍、方志、笔记、杂考和字书类古书中，也都记有大量关于茶事、茶史、茶法及茶叶生产技术的内容。 2、茶刊 茶刊是指有固定名称，用卷、期或年、月顺序编号、成册的连续性茶叶专业出版物。 据不完全统计，经整顿后的我国茶叶期刊共有22种,其数量之多是其他产茶国家所无法比拟的。 3、茶与婚礼 茶与婚礼的关系，简单来说，就是在婚礼中应用、吸收茶叶或茶叶文化作为礼仪的一部分。 其实，茶叶文化的浸渗或吸收到婚礼之中，是与我国饮茶的约定成俗和以茶待客的礼仪相联系的。 因为，婚礼不仅仅是向社会公布或要求社会承认婚姻关系的一种形式，实际也是通过宴庆，为新郎、新娘举行认亲拜友的一次“招待会”。 所以，结婚喜庆的一天，一般也是缔姻两家至亲好友大聚会之日，客至献茶，这样，婚礼也就自然而然地和茶叶结下不解之缘了。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茶与婚礼的联系，最早可上溯到我国开始盛行饮茶的时代。 但是，这里要说的还不是缔婚过程中以茶待客，而是婚礼中直接用茶为仪的各种礼俗。 4、茶与祭祀 茶作为祭品始于何时，我们的先人似未作过专门研究。 一般都认为茶叶的利用，是由药用到饮用，由饮用再派生出一系列的茶叶文化现象的。 这也即是说，只有在茶叶成为日常生活用品之后，才慢慢被用诸或吸收到我国礼制包括丧礼之中。 我国随葬用的明器，《释名》称“送死之器”，主要是一些“助生送死，追思终副”的物品。 至于祭礼，如东汉阮珞七在哀诗中所吟：“嘉肴设不御，旨酒盈觞杯”，都是死者生前享用和最喜欢吃的那些东西。 在上引诗句中，可以约略看出，我国大致在东汉时，至少这时的北方，还没有用茶来作祭礼。 5、茶与佛教 佛教是公元前6~5世纪由古代印度迦毗罗卫国（在今尼泊尔）的王子释迦牟尼创立的。 最初从西域传入我国。 但佛教在我国的正式流传，还是东汉初年的事情。 至魏晋特别是南北朝这一时期才有了较大发展。 不过，佛教特别是寺院经济有突出发展，还是在隋唐尤其是盛唐时期。 6、茶与诗词 我国既是“茶的祖国”，又是“诗的国家”，因此，茶很早就渗透进诗词之中，从最早出现的茶诗（如左思《娇女诗》到现在，历时一千七百年，为数众多的诗人、文学家已创作了不少的优美茶叶诗词。 7、茶歌茶舞 茶歌、茶舞，和茶与诗词的情况一样，是由茶叶生产、饮用这一主体文化派生出来的一种茶叶文化现象。 它们的出现，不只是在我国歌、舞发展的较迟阶段上，也是我国茶叶生产和饮用形成为社会生产、生活的经常内容以后才见的事情。 从现存的茶史资料来说，茶叶成为歌咏的内容，最早见于西晋的孙楚《出歌》，其称“姜桂茶舛出巴蜀”，这里所说的“茶舛”，就都是指茶。 在我国古时，如《尔雅》所说：“声比于琴瑟日歌”；《韩诗章句》称：“有章曲日歌”，认为诗词只要配以章曲，声之如琴瑟，则其诗也亦歌了。 宋时由茶叶诗词而传为茶歌的这种情况较多，如熊蕃在十首《御苑采茶歌》的序文中称：“先朝漕司封修睦，自号退士，曾作《御苑采茶歌》十首，传在人口。 蕃谨抚故事，亦赋十首献漕使。 ”这里所谓“传在人口”，就是歌唱在人民中间。 8、茶与戏曲 我国是茶叶文化的肇创国，也是世界上唯一由茶事发展产生独立的剧种——“采茶戏”的国家。 所谓采茶戏，是流行于江西、湖北、湖南、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区的一种戏曲类别。 在各省每每还以流行的地区不同，而冠以各地的地名来加以区别。 如广东的“粤北采茶戏”，湖北的“阳新采茶戏”、“黄梅采茶戏”、“蕲春采茶戏”等等。 这种戏，尤以江西较为普遍，剧种也多。 如江西采茶戏的剧种，即有“赣南采茶戏”、“抚州采茶戏”、“南昌采茶戏”、“武宁采茶戏”、“吉安采茶戏”等。 这些剧种虽然名目繁多，但它们形成的时间，大致都在清代中期至清代末年的这一阶段。 9、茶与美术 美术是一种“造型艺术”，是通过构图、造型、施色等手段，来创造可视形象的一种艺术。 所以，它的范围或内容，除一般认为的绘画、雕塑以外，甚至还包括建筑在内。 10、茶与楹联 茶联，乃是我国楹联宝库中的一枝夺目鲜花。 它字数多少不限，但要求对偶工整，平仄协调。 是诗词形式的演变。 在我国，凡是有“以茶联谊”的场所，诸如茶馆、茶楼、茶室、茶叶店、茶座的门庭或石柱上，茶道、茶艺、茶礼表演的厅堂墙壁上，甚至在茶人的起居室内，常可见到悬挂有以茶事为内容的茶联。 使人见之，不但有古朴高雅之美，而且有“公德正气”、情操高尚之感，还可以给人带来联想，增加品茗情趣。 11、茶叶谚语 茶谚，是我国茶叶文化发展过程中派生的又一文化现象。 所谓“谚语”，用许慎《说文解字》的话说，“谚：传言也”；也即是指群众中交口相传的一种易讲、易记而又富含哲理的俗语。 茶叶谚语，就其内容或性质来分，大致不外属于茶叶饮用和茶叶生产两类。 换句话说，也就是茶谚主要来源于茶叶饮用和生产实践，是一种关于茶叶饮用和生产经验的概括或表述，并通过谚语的形式，采取口传心记的办法来保存和流传。 所以，茶谚不只是我国茶学或茶叶文化的一宗宝贵遗产，从创作或文学的角度不看，它又是我国民间文学中的一枝娟秀的馨花。 -----------茶作为风靡世界的三大无酒精饮料之一，饮茶嗜好遍及全球。 在英国，茶被视为美容、养颜的饮料，形成了喝早茶、午后茶的时尚习俗，称茶为：“健康之液，灵魂之饮。 ”在法国人眼里，茶是“最温柔、最浪漫、最富有诗意的饮品。 ”在日本，茶不仅被视为是“万病之药”，而且在日本人在长期的饮茶实践中，使饮茶脱离了日常物质生活需要的范围，发展升华为一种优雅的文化艺能——茶道。 在我国，茶被誉为“国饮”。 “文人七件宝，琴棋书画诗酒茶，”茶通六艺，使我国传统文化艺术的载体。 茶被人们视为生活的享受，健康的良药，提神的饮料，友谊的纽带，文明的象征。 在博大精深的中国茶文化中，茶道是核心。 茶道包括两个内容：一是备茶品饮之道，即备茶的技艺、规范和品饮方法；二是思想内涵。 即通过饮茶陶冶情操、修身养性，把思想升华到富有哲理的境界。 也可以说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把当时所倡导的道德和行为规范寓于饮茶的活动之中。 这两个基本点，在唐人陆羽 《茶经》中都明显得到体现。 古代众多的茶道专著，尽管年代不同，流派不同，在泡饮技艺上却有一个共同点，即一切外部表现形式都是为反映茶的大自然美，反映茶的“鲜香甘醇”，绝非为表演而表演。 因此中国茶道要求：(一)茶具必须清洗洁净；(二)主张用轻清之水煎茶，有条件时用泉水、江水，甚至用松上雪，梅花蕊上雪化水煎茶；(三)讲求水沸适度。 (四)要求使用名贵优质茶具，并规定首先要将茶碗烫热或烤热，以便于茶汤香气充分升扬。 茶俗是民间风俗的一种，它是 民族传统文化的积淀，也是人们心态的折射，它以茶事活动为中心贯穿 于人们的生活中，并且在传统的 基础上不断演变，成为人们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它内容丰富，各呈风 采：①茶与婚礼：茶与婚礼的关系，简单来说，就是在婚礼中应用茶 作为礼仪的一部分。 由于茶性不二移，开花时籽尚在，称为母子 见面，表示忠贞不移。 ②茶与祭腌：我国以茶为祭，大致是在南北朝时逐渐兴起的。 古代用茶作祭，一 般有这样三种形式：在茶碗、茶盏中注以茶水；不煮泡只放以干茶； 不放茶，久置茶壶、茶盅作象征。 祭祀活动中的以茶作祭品，可以说是茶文化发展过程中衍生出来 的一种带封建迷信的副文化。 但真实地反映了人类的历史现象。 ③饮茶习俗：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民族众多，其饮茶习俗 千姿百态，各呈风采。 “茶有各种茶，水有多种水，只有好茶、好水味才美”。 它说明茶与水的关系至深，谈茶就要论水。 明代许次纾在《茶疏》中说: “精茗蕴香，借水而发，无水不可与论茶也”。 清代张大复在《梅花草堂笔谈》中也说:“茶性必发于水，八分之茶，遇十分之水，茶亦十分矣；八分之水，试十分之茶，茶只八分耳”。 说在茶与水的结合体中，水的作用往往会超过茶，这不仅因为水是茶的色、香、味的载体；而且饮茶时，茶中各种物质的体现，愉悦快感的产生，无穷意会的回味，都是通过水来实现的；还有茶的各种营养成分和药理功能，最终也是通过水的冲泡，经眼看、鼻闻、口尝的方式来达到的。 如果水质欠佳，茶叶中的许多内含物质受到污染，人们饮茶时既闻不到茶的清香，又尝不到茶味的甘醇，还看不到茶汤的晶莹，也就失去了饮茶带来的好处，尤其是品茶给人带来的物质、精神和文化享受。 近代，不少茶学工作者曾对宜茶水品作过分析测定和试验比较。 以浙江杭州为例，经理化检测和开汤审评，结果表明: 以虎跑泉水和云栖水最好，西湖水、钱塘江水次之；城市天落水和自来水再次之，城市井水最差.西湖龙井茶 西湖龙井茶是中国十大名茶之一，因产于浙江杭州市西湖“龙井”而得名。 它以色绿、香郁、味甘、形美“四绝”，闻名于世外。 西湖既是游览胜地，又是茶叶的主要产区。 这里产茶已有一千二百多年的历史。 唐代陆羽著的《茶经》中已有“杭州钱塘天竺，灵隐二寺产茶”的记载。 到了宋朝，宝云山出产的宝云茶、下天竺香林洞出产的香林茶和上天竺白云峰出产的白云茶，都被列为“贡茶”。 清乾乾隆皇帝下江南时，曾到杭州狮峰胡公庙品饮龙井茶，赞不绝口，并以“览乡民采茶焙制之法，御制观采茶作歌”为题吟颂道： 村男接踵下层椒，假售雀舌还鹰爪。 地炉文火徐徐添，乾釜柔风旋旋炒。 漫炒细焙有次第，辛苦工夫殊不少。 西湖龙井茶产地遍及西湖周围的群山，其中又以狮峰、龙井所产的茶叶品质最佳。 这里峰峦起伏，溪流涓涓，林木葱郁，气候怡人；四季分明、雨量均匀，特别在春茶期间经常细雨蒙蒙，漫山遍野云雾缭绕，营造出茶树生长发育特别需要的“天时地利”。 西湖龙井茶的采摘和加工技艺相当讲究。 每年春天，茶农分四次按档次采摘青叶，“清明”前三天采摘的称“明前茶”。 此茶的嫩芽初迸，如同莲心，故又叫“莲心茶”，一斤干茶有三万六千颗嫩芽，是西湖龙井茶中的珍品。 清明后到“谷雨”前采摘的叫“雨前茶”，这时，茶柄上长出一片小叶，形状似旗，茶芽稍长，形状似枪，故又称“旗枪”。 “立夏”时采摘的叫“雀舌”。 再过一个月采摘的茶，谓之“梗片”。 西湖龙井茶的加工炒制，因原料等级不同，加工技术也不尽相同，产品各有特色。 特级西湖龙井茶全是采取手工炒制。 鲜嫩的条芽，在八十度的温度下加工，要求保持茶叶的颜色、香味和美观。 炒茶每锅一次只能炒二两，一个熟练的炒茶能手，一天只能炒二斤多干茶。 西湖龙井茶的特点是：形状扁平挺直，大小长短匀齐，象一片片兰花瓣，色泽嫩绿或翠绿，鲜艳有光，香气清高鲜爽，滋味甘甜，有新鲜橄榄的回味。 冲泡于玻璃杯中，茶叶嫩匀成朵，一旗一枪，交错相映，茶汤清碧，悦目动人。 、=、 西湖龙井茶 所属菜系：地方特产 菜肴口味：咸味 涉及食材：丸子，盐，…… 产地：中国浙江杭州。 成因：西湖龙井茶产地遍及西湖周围的群山，其中又以狮峰、龙井所产的茶叶品质最佳。 这里峰峦起伏，溪流纵横，林木葱郁，气候温和，四季分明，雨量充沛而均匀，特别在春茶期间经常细雨蒙蒙，漫山遍野云雾缭绕，构成了茶树生长发育特别需要的“小气候”。 历史：西湖产茶已有1200多年历史。 唐代陆羽著的《茶经》中有“杭州钱塘天竺，灵隐二寺产茶”的记载。 到了宋朝，宝云山出产的宝云茶，下天竺香林洞出产的香林茶和上天竺白云峰出产的白云茶，都被列为“贡茶”。 清乾隆皇帝下江南时曾到杭州狮峰胡公庙品饮龙井茶，赞不绝口。 并“览乡民采茶焙制之法，御制观采茶作歌”。 品种：西湖龙井茶的的采摘相当讲究。 每年春天，茶农分四次按档次采摘青叶，“清明”前三天采摘的称“明前茶”。 此茶嫩芽初迸，如同莲心，故又叫“莲心茶”。 一斤干茶有三万六千颗嫩芽，是西湖龙井茶中的珍品。 清明后到“谷雨”前采摘的叫“雨前茶”，这时，茶柄上长出一片小叶，形状似旗，茶芽稍长，形状似枪，故又称“旗枪”。 “立夏”时采摘的叫“雀舌”。 再过一个月采摘的茶，谓之“梗片”。 特点：形状扁平挺直，大小长短匀齐，像一片片兰花瓣，色泽嫩绿或翠绿，鲜艳有光，香气清高鲜爽，滋味甘甜，有新鲜橄榄的回味。 冲泡于玻璃杯中，茶叶嫩匀成朵，一旗一枪，交错相映，茶汤清碧，悦目动人。 以色绿、香郁、味甘、形美“四绝”闻名于世。 工艺：西湖龙井茶的加工炒制，因原料等级不同，加工技术也不尽相同，产品各有特色。 特级西湖龙井茶全是采取手工炒制。 鲜嫩的茶芽，在80度的温度下加工，要求保持茶叶的颜色、香味和美观。 炒茶每锅一次只能炒二两，一个熟练的炒茶能手，一天只能炒二斤多干茶。 茶文化的电子书籍的下载
陆游的爱国故事（急需）5分钟
陆游生逢北宋灭亡之际，少年时即深受家庭爱国思想的熏陶。 宋高宗时，参加礼部考试，因受秦桧排斥而仕途不畅。 宋孝宗即位后，赐进士出身，历任福州宁德县主簿、敕令所删定官、隆兴府通判等职，因坚持抗金，屡遭主和派排斥。 乾道七年（1171年），应四川宣抚使王炎之邀，投身军旅，任职于南郑幕府。 次年，幕府解散，陆游奉诏入蜀，与范成大相知。 宋光宗继位后，升为礼部郎中兼实录院检讨官，不久即因“嘲咏风月”罢官归居故里。 嘉泰二年（1202年），宋宁宗诏陆游入京，主持编修孝宗、光宗《两朝实录》和《三朝史》，官至宝章阁待制。 书成后，陆游长期蛰居山阴，嘉定二年（1210年）与世长辞，留绝笔《示儿》。 扩展资料：宦海浮沉：淳熙十三年，陆游闲居山阴五年之后，朝廷才重新起用他为严州知州。 陆游入京向孝宗辞行，时陆游诗名大胜，孝宗于延和殿勉励陆游说：“严陵山青水美，公事之余，卿可前往游览赋咏。 ”陆游在严州任上，“重赐蠲放，广行赈恤”，深得百姓爱戴。 淳熙十五年（1188年）七月，陆游任满，朝廷升为军器少监，掌管兵器制造与修缮，再次进入京师。 淳熙十六年（1189年）二月，孝宗禅位于赵惇（宋光宗），陆游上疏，提出治理国家、完成北伐的系统意见，建议“减轻赋税、惩贪抑豪”；“缮修兵备、搜拔人才”，“力图大计”，以恢复中原。 绍熙元年（1190年），陆游升为礼部郎中兼实录院检讨官，再次进言光宗广开言路、慎独多思，并劝告光宗带头节俭，以尚风化。 由于陆游“喜论恢复”，谏议大夫何澹弹劾陆游之议“不合时宜”，主和派也群起攻之，朝廷最终以“嘲咏风月”为名将其削职罢官。 陆游再次离开京师，悲愤不已，自题住宅为“风月轩”。
作文 假如我生活在宋朝
在许多人看来宋朝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王朝之一了，“弱宋”二字似乎是把这个统治中国大部或半部300多年之久的朝代给盖棺定了论。 的确，按中国传统对王朝的评价标准来看宋朝也确实挺丢人的。 首先，要有强大的中央集权？？这一点宋朝似乎还过得去；其次，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西域还不够，顶好是把莫斯科也弄来？？这方面宋朝就差劲了，南宋偏安一隅就不必提了，诸如“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之类的讽刺诗句大把的有，就是北宋，真正把东部的国境线推到长城一线的时间也不过是一瞬间而已，西北就更不用说；最后就是要扬国威于域外？？“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最好是每年封一次狼居胥。 天可汗算什么？要宇宙可汗才爽？？这宋朝就更加糟糕了，什么长驱漠北，直捣黄龙就别提了，连自己都保不住，每年不断的送钱，叫叔叫伯的还老是挨揍。 两个皇帝作了俘虏，两次在大陆上待不住要跑到海上去？？这些都堪称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光辉事迹。 但是，如果我们改变一下自己的视角，试试按另一种标准来看待历史，不是只看王侯将相的“千秋功绩”，而是看看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也许情况就会大不相同。 有一个数字是很引人注目的？？宋朝年财政收入最高曾达到万贯文，北宋中后期的一般年份也可达8000-9000万贯文，即使是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南宋，财政收入也高达万贯文。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我们用其他的数字比较一下就知道了。 明隆庆5年（1571）国家岁入白银250万两。 张居正改革之后的万历28年（1600），岁入400万两（虽然张居正死后人亡政息，但相对在财政上的改革被破坏得较少，而且此时距张去世仅十几年，估计这个数目比张居正当国时期的岁入也少不到哪里去）。 明末天下大乱，在后金和农民起义的两面夹击下，明政府先后增加了辽饷，剿饷和练饷的征收，即著名的“三饷加派”，结果弄得民怨沸腾，烽烟四起。 那么这种为时人评为“饮鸩止渴”的做法为国家带来了多少收入呢？大概每年1000万两左右。 也就是说此时明朝一年的财政总收入大约是1500万两白银左右。 如果我们认为银钱的一般兑换率为1两白银=1贯铜钱的话，那么此时明朝的财政收入仅仅是北宋的不到1/10，南宋的不到1/6，尽管这已经是南宋灭亡的300多年之后，尽管明朝的国土要远远大于宋朝。 清朝的财政状况比明朝要好一些，国家初定的顺治7年（1650）岁入1485万两。 咸丰年间（1850前后），岁入约为3000-4000万两。 数量仍然远远小于600年前的宋朝，而此时中国的人口已经超过3亿，估计为宋朝人口的2-3倍以上。 直到清朝末年，国家岁入才达到了宋朝的水平。 （由于兑换率折色率等方面原因，可能会对宋朝的岁入有所高估，但即使如此，宋朝的岁入远远大于其他任何一个封建王朝依然是一个无疑的事实） 宋朝的财政收入如此之巨大，是不是意味着人民的负担也极其巨大呢？当然，从人均财政收入上来看肯定是这样。 但是，要知道，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个没有爆发过全国性的农民起义的大型王朝之一。 仅有的几次较大规模的起义，如李顺王小波起义，宋江起义，方腊起义，钟相杨幺起义等都不曾超过一省的范围。 有这样良好记录的另一个朝代是西晋，而西晋之所以能够如此，恐怕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它的寿命实在太短了，根本来不及爆发起义。 中国历史可见，宋代的老百姓生活的并不坏。 我们之所以认为宋代老百姓苦不堪言，恐怕很大程度上是受“水浒传”的影响。 姑且不提这里面虚构的成分，其实就是从“水浒传”里来看，那些被逼上梁山的好汉落草的主要原因或者是受人迫害，或者是犯了罪，或者是被擒被骗上梁山的，真正没有饭吃，活不下去上梁山的极少。 那么那庞大的财政收入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看一下下面一组数字就知道了。 熙宁10年（1077）北宋税赋总收入共7070万贯，其中农业的两税2162万贯，占30%，工商税4911万贯（这个数字究竟有多大，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明朝著名的财迷皇帝明神宗（万历）以“矿税”的名目，用杀鸡取卵的方式压榨工商业者，8年间总共搜刮到了200万两白银，不足宋朝的一个零头），占70%。 这个数字说明，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已经不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了，农业社会已经在开始向工业社会悄悄迈进了。 宋朝获得庞大的财政收入并不是靠加重对农民的剥削，而是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工商业极度繁荣，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果。 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对大量小自耕农直接征收农业税一向是国家统治的基础，像宋朝这样的情况实在是绝无仅有，直到清朝末年，工商业收入才再一次超过了农业税。 由于大量独立的小自耕农不再是国家生存的根本，宋朝得以采取了与其他王朝迥然不同的土地政策？？“不抑兼并”。 数千年来，中国传统上一向将土地兼并视作国家大害，千方百计加以抑制。 以至于形成了这样一个循环？？朝代开国时重新分配土地，造就出数百万个小自耕农；经过上百年日积月累，土地向少数人手中集中，国家丧失税源，一些失去土地的农民挺而走险；大规模农民起义爆发，政府崩溃，新王朝建立，重新分配土地。 这种做法完全是一种自然经济的产物，它固然可以保证大多数农民都能有一些土地耕种，但另一方面，这种做法也限制了分工，限制了集约经济的发展，限制了工商业的兴起，将中国社会牢牢的捆在自然经济之中。 而且，这并不能完全阻止土地集中的趋势，必须每隔一段时间就重新分配一次土地，而每一次对土地的重新分配几乎都要伴随着大规模的战争与破坏。 宋朝的做法却使它得以成功的跳出了这一循环。 一方面不抑兼并，使土地能够集约化的经营，并腾出大量剩余劳动力（据估算，当时不足1%的人口占有了全国土地的70%，而每年进入流通市场的土地占全国总面积的20%）；另一方面成功的发展了工商业，不仅仅吸收了大量农村劳动力（仅信州铅山的一个铜铅矿就常雇有十余万矿工，日夜开采），更重要的是促进了社会经济，生产力的飞速提高。 这不禁让人联想起英国产业革命初期“羊吃人”的现象，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是何等相似，不同的只是宋朝的规模要比英国大许多倍，时间比英国早几百年，而人民因此受到的苦难比英国少得多。 与此同时，政府对于突如其来的灾害或战乱导致的阶级矛盾激化还有一个应急措施？？大量募兵。 由于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长期坚持募兵制的王朝。 宋军官兵一般都有着不错的待遇，以至于在其他朝代常常成为阶级矛盾的导火索的招兵，在宋朝竟成了阶级矛盾的释放阀。 每当一个地方出事，百姓难以生存的时候，政府就在那里大量募兵，“每募一人，朝廷即多一兵，而山野则少一贼”，这也正是宋朝农民起义较少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然，这种做法的一个后遗症就是“冗兵”。 庆历年间宋军总人数竟然达到了125万之巨，考虑到当时的人口充其量也就是1亿人左右，这实在是一个天文数字。 要命的是这125万人全是雇佣兵，因此军费也就屡创奇迹。 仁宗宝元年间仅陕西一地，和平时期军费2000万贯，战时3300万贯！庞大的军费和其他开支使得宋朝的财政开支也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就连那样庞大的财政收入有时都会有入不敷出的问题，以至于被一些学者非常讽刺的称为“积贫”。 但是，我们要看到，这样的支出其实并不完全是“军费开支”，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转移支付或者社会保障的性质，是政府在为国家由农业社会转向工商业社会付出代价。 而这种以赤字经济的手段来保障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方法也颇有些现代味道。 假如我是一个专门搜寻“中国的世界第一”的人的话，我甚至可能说宋朝在世界上第一个采取了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 （当然，我不是）这虽然好象只是一个小小的玩笑，但认为王安石是世界上第一个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人的却决不只我一个，也决不只是在开玩笑。 这样做的结果是，宋朝的经济，尤其是第二，第三产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在“水浒传”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禁军的中级军官就可以拿出1000贯钱去买一把刀（林冲买刀），而在“三言二拍”或者“聊斋志异”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百金”在当时就已经是一户中人之产了。 在中学课本里我们曾经读到一位北宋大臣抱怨世风奢靡时说：现在的农夫走卒居然也穿上了丝制的鞋子。 难怪有的西方学者说当时一位欧洲君主的生活水平还比不上东京汴梁一个看城门的士兵。 当来自当时西方最繁华的城市威尼斯的商人马可波罗来到仅仅是吸收了很少一点宋人文明的元朝大都城时，竟然感到眼花缭乱，宛如身处人间天堂。 （对马可波罗的存在以及他是否来过中国还有争议，但是世人所公认的是“马可波罗游记”描写的确实是当时欧洲商人接触到中国文明之后的见闻感受） 宋朝时四大发明的三项被发明或是开始得到广泛使用。 其中，活字印刷术是宋代发明，雕版印刷术在宋代始大量应用（已知最早的印刷品是中晚唐的“金刚经”卷子）；火药和火器在宋代开始大规模使用（第一次在战争中使用火药的记载是在晚唐）；指南针在宋代开始大量装备远洋船舶。 宋朝第一次出现了工匠传统和哲学传统合流的迹象（“梦溪笔谈”），在西方，这是近代科学大发展的先声。 宋朝拥有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帆船舰队和商船队，频繁远航至阿拉伯，东非，印度，东南亚和东亚的日本与朝鲜。 宋朝第一次出现了工匠传统和哲学传统合流的迹象（“梦溪笔谈”），在西方，这是近代科学大发展的先声。 宋朝拥有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帆船舰队和商船队，频繁远航至阿拉伯，东非，印度，东南亚和东亚的日本与朝鲜。 宋朝十万户以上的城市由唐代的十余个增加到40个，汴京和临安继长安，洛阳和南京之后成为世界上第4，第5个超过百万人口的城市。 宋朝“汴都数百万户，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 宋神宗时全国年铸币506万贯，而唐朝极盛的玄宗朝年铸币32万贯。 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每年商税收入达1975万贯，宋朝商税甚轻，住税3%，行税2%，如以平均2.5%计，则一年纳税商品额即达万贯，平均每人8贯以上。 南宋绍兴末年（1162），仅广州，泉州，两浙三个市舶司关税收入即达200万贯，宋朝仅对进口商品征收7%-10%的关税，也就是说每年仅从上面三个市舶司进口的纳税货物即达2000-3000万贯，这样估计南宋人均进出口额当在1贯以上，甚至可能达到2贯或更多。 在经济和社会大发展的同时，宋朝的政局总的来说也比较清明。 既没有宦官和外戚专权，后妃干政，也没有地方势力的割据。 在“不以言论杀人”的传统下，文化得到了长足发展，那些因为“忤旨”或者被打击排斥的人们，最多也就是流放岭南，真的没有人因此被处死。 我们可以大胆的说，宋朝实际上正处于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前夜。 如果说，中国历史上真的曾经有过发展出资本主义的时机的话，那么我认为那一定是“清明上河图”中所描绘的世界，而不是苏州桥上那几个等着雇主的机工。 可是，这刚刚萌生的嫩芽，这一切，都被北方刮来的寒风吹得无影无踪 蒙古人的破坏力是极其惊人的。 前面我们对这一点已经有所描述，这里再看几个数字。 金全盛时（1207）有户768万，元灭金时（1235）仅得户87万，短短28年间在籍户数下降了89%！南宋嘉定16年（1223）有户1267万，元灭宋时得户937万，也陡减26%，这还没有包括此后元军与南宋残余势力作战3年的杀戮。 这减少的上千万户，几千万人口固然有一些是逃亡了，但大部分还是死在蒙古骑兵的屠刀之下。 坚决不肯同化，试图用治理草原大漠的方式来统治中国的蒙古贵族立刻就使宋朝社会向市场经济资本主义迈进的步伐呷然而止。 近百年后，虽然汉族起义者又夺回了国家政权，但朱元璋却错误的吸取了王安石改革失败的教训，大开历史的倒车，将中国社会重新送回到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之中去，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英国人的战舰开进珠江口 州桥夜市煎茶斗浆，相国寺内品果博鱼。 金明池畔填词吟诗，白矾楼头宴饮听琴。 这是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么？这是灯红酒绿中的什刹海么？非也，这是千百年前，处处皆是“情调”的汴梁城的真实写照。 试想一下，一个罗曼蒂克的少年高坐于东京樊楼之上，与那心仪的娘子，焚上一钵兽香，相对坐调笙，看伊轻持了如水并刀，在一盏钧瓷的莲花盘里，纤纤玉指破新橙。 那是怎样一幅美轮美奂的动情场景？是多少现代“小资”们梦想中的生活？ 提起赵宋，提起东京汴梁，我们不禁会想起以上的画面，会想起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想起柳郎“寒蝉凄切”的《雨霖铃》。 从中我们不难想象这诗人笔下的“花花美景汴梁城”，更对陈寅恪先生“华夏民族的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的评价体会有嘉。 甚至是饱受康河性灵熏陶的英国著名汉学家李约瑟博士亦为之感叹道，“谈到十一世纪，我们犹如来到最伟大的时期”。 今天，就让我们来谈谈赵宋王朝是如何成就这番“终极盛世”的。 个人认为这其中最应该被着重关注的，还是赵宋在经济上的成就。 从许多的历史书中你也许都会发现，赵宋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以“工商立国”的王朝。 那么为什么“工商立国”能够造就我国封建社会的“终极盛世”呢？在这里有必要拿经济学的理论做一下分析： 根据对经济学有关“最优”的理解，一个国家的国力绝非疆域越大越强，人口也不是越多越好，而是二者的比例要恰当，才能实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达到边际效用的最大化。 特别是在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低下的古代，自然条件的优劣对人类从事生产活动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这就导致了在漫长的古代社会里，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极大，劳动生产率更是有天渊之别。 在北宋时期，一个在城门口守城的士兵亦穿“丝履”，普通城市平民的生活好过当时欧洲一般的封建主。 看过《水浒传》的朋友也许会记得，武大郎不过是个县城里卖炊饼的小贩，他家的居住条件怎么样？拿现在的标准衡量算得上是“独栋别墅”了吧？也没听说他向银行借了几十年的贷款。 武娘子潘金莲就更潇洒了，整天在家擦胭抹粉，就凭武大郎一个沿街叫卖的小贩就能供养得起她？在我们今天的社会恐怕都很难实现吧？从这样一件小事我们不难发现当时的劳动生产率之高简直不可想象。 这一切都应该感谢宋太祖和他和后世子孙们，他们堪称是中国历代帝王中的“经济学家”： 首先，国家的疆域绝不能无限的膨胀，宋朝的历任统治者显然都深谙此道。 因此宋朝（北宋）的疆域远非像它的前朝们那样达到兵力可供支撑的极限。 与之相反，宋朝注重的是实际有效的国土控制以及在所属国土上能够产生出的实际效益。 在农耕文明时代，受地理，气候等诸多条件的影响，各地区的贫富差异很大。 宋朝恰恰是牢牢控制住了那些土地肥沃，气候条件好的地区。 这些地区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所具备的先天优势无疑是巨大的。 查查历史上的宋朝版图，疆域虽然不及前朝的汉，唐广阔，但是土地最肥沃，气候条件最好的地区始终处于中央政府的最直接管辖之下。 这些地区资源丰富，物产丰饶，人民可以相对容易的达到“丰衣足食”，并且向政府贡献大量的剩余产品作为赋税。 同时，“国泰民安”的社会条件又使政府支出的社会管理成本随之降低。 换而言之，这种高回报，低成本的地区是任何人都想拥有的。 宋被蒙古毁灭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大悲剧,不然我们比欧洲提前进行工业革命是理所当然的.只要再给宋两百年时间,工业发展带来的生产力和军事能力增长足以抵消冷兵器骑兵的威力. 当然，如果宋元战争是另一个结局的话，中国是不是就真的能发展到资本主义，谁也不敢断言。 就像没有人知道萨拉米海战如果波斯人胜利会怎么样，勒潘多海战如果土耳其人胜利会怎么样一样，也没有人知道崖山海战宋人胜利会怎么样。 但是，我们知道的是：宋朝时的中国社会是中国几千年封建史中最繁荣，发达，最有希望的一段，我们想要摆脱“寄托”的困扰，让传说中的中文托福成为现实的唯一的希望就在那里。 然而，正如大家所熟知的，这希望早就随着那轮血红的残阳一起陨落到崖山背后去了。 所以在这里空发感慨也没有什么用，充其量也就是增加一点大家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真正想做点什么有用的东西的话，还是让我们奋发努力，争取让百年之后的后人不要再发这样的感慨吧！ 作为一个大国，富和强都很重要。 强而不富，难以持久；富而不强，招引豺狼呵呵终于写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