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届全国美展苏州画家入选作品述评
李超德
五年一届的全国美展历来备受社会各界瞩目，迄今已经成功举办了十四届，涉及大美术范围油画、国画、版画、雕塑、水彩粉画、漆画、综合画种、艺术设计、工艺美术与陶瓷艺术、实验艺术和数字艺术与动画等种类，可以说是不折不扣反映主流意识形态要求、门类最为齐全的权威性全国美术大展。在坚定不移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道路和促进长江经济带建设战略引领下，出现了苏州经济高速发展、艺术创作百花齐放的喜人局面。本届全国美展苏州美术界以入选47件作品、6件“进京作品”，实现了新突破。其中油画6件、版画3件、水彩粉画10件、漆画2件、艺术设计7件、综合画种4件、工艺美术与陶瓷艺术4件、实验艺术和数字艺术与动画5件，刷新了苏州入选历届全国美展新记录，展现了当代苏州美术家的深厚文化底蕴、独特艺术魅力和高昂创作激情，显现出几个明显的特征。
其一，苏州市文联多年来致力于美术人才系统培养，为苏州美术注入了强劲活力。苏州市文联高举社会主义文艺创作“人民性”的旗帜，秉承“守正创新”的工作原则，始终致力于美术人才的系统化培养，通过政策倾斜、资金投入、资源整合等全方位保障，为美术事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在全国美展中取得成绩，得益于深厚人文底蕴和雄厚经济基础，也离不开苏州美协的充分发动和精心筹备，助力苏州在历届全国美展中连续攀高，赢得了广泛赞誉，为美术事业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分析第十四届全国美展苏州画家入展作品，深刻认识到当代美术家无法回避主流意识形态的显性表达和审美趣味的隐性追求，最终聚焦到苏州美术创作如何出人、出作品，用一句最朴实的话来回答，就是如何处理好“要我画与我要画”。
苏州画家参加全国美展的作品，反映了不同艺术创作观念和艺术形式语言表达在鉴赏过程中的“共生”关系，伴随着美术创作强调“现代性维度”的时空变化，“共生”关系又主要体现在美术家内心创作欲望的“我要画”，一般都会选择画家个人爱好、美学趣味和非常熟悉的题材。“我要画”往往促使美术家的创造力和激发力更饱满，创作出大量独特视角观察世界，并符合个人独特审美趣味的作品。“要我画与我要画”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做得好对呼唤具有时代审美节律的划时代力作都有积极意义。
苏州美术界积极浓厚的创作氛围更是促进了艺术成果的不断涌现，王鹭、张永、张秋子一家三口皆为入选全国美展作者；钱兆峰、顾霞伉俪的创作作品双双荣获“进京”，还有来自于文艺两新群体的黄琎、郝婷夫妇合作作品入选。可以说，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艺术创作现象，使得苏州美术人才队伍逐渐扩大。吴江美协多年来致力于发现与培养新锐美术人才，提升创作水平，推动创作繁荣，在本次全国美展中吴江就有7幅作品入选，3幅作品“进京”，吴江美术异军突起，形成了苏州美术界正在热议的“吴江现象”。
其二，表达经典现实主义理想与现代性视觉艺术形式语言转换。全国美展自设立的那天起，就已经树立起了讴歌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篇章和伟大时代奋进的“人民性”标杆，其中不仅有用古典主义手法描绘文化传统和革命题材的宏大叙事，又有用现实主义理想描绘百姓家长里短的日常生活，更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歌颂劳动生产、祖国山河、花鸟鱼虫和自然景色的唯美作品。
全国美展入选作品既是绘画技艺、技巧的展现，更是艺术家观察世界独特心灵情感的抒发，讴歌社会进步变迁、弘扬传统文化精神、追求美好生活理想的壮丽画卷。在中国画展区中，徐惠泉、陈三石、贾茹、孙网官、张文来、张志鹰等六位入选，他们的作品以现实主义创作理念为主导，将创作视角精准投向现实生活，充分彰显作品的“时代性”和“人民性”。徐惠泉常年深入到社会生活最基层，他的《我的写实日记——劳动者之歌》，目光瞄准的就是各行各业最普通劳动者，以写生日记形式忠实记录了劳动者新时代的集体群像，表达了对最美劳动者的赞美。陈三石的《听·见》是继《大国工匠》之后再次入选全国美展。这幅取名《听·见》的作品，一如既往地取材生产建设场景，生动抓住了工闲休息的瞬间，描绘了两位工人随地而躺的一幕，在满是工具和材料包围的有限空间里，让观赏者似乎听到了他们进入梦乡的微微鼾声，从所听、所见的一个侧面，反映了为祖国建设事业挥洒汗水的辛劳和劳动者的光荣。张文来的作品《大国重器·一万五千吨自由锻造水压机》，突破了以往油画作品中多表现“新工业风格”的羁绊，用传统水墨表现出“大国重器”题材上的某种突破。年轻女画家贾茹的《梦开始的地方》，运用中国画笔墨中宿墨、积墨技法，并用象征手法描绘了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浦江两岸改革开放的新景象，成为继《金陵胜境映长江》荣获“百年华彩——2021·中国百家金陵画展（中国画）”最高奖项“典藏作品”殊荣后的又一力作。
油画展区钱流、高阿兵、张永、周建捷、郝婷、黄琎、谢宜廷、谢宝根等人的作品以地域风物为对象，江南老街、昆曲遗韵、北国风光，跃然纸上。作品呈现出既有以写实手法歌颂时代楷模，亦有描绘历史人物的重构叙事，还有表现少数民族当代风貌的绚丽色彩。
其三，不同艺术创作观念和艺术形式语言生成文本之间的间性。全国美展入选作品，毋庸置疑特别强调“人民性”和主流价值观是创作思想内容表达的主体。美术作品如何体现思想内涵、技艺特色、中国风格和艺术语言表达现代性与多样性之间，实则上存在主体关系的“间性”。
通常学术界关注的“文化间性”主要讨论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交流和理解的过程，特别强调文化之间的对话和相互尊重，是理解和解决文化差异的一种方式，美术创作应该承认这种审美差异。“间性”的“间”，既可以理解为现实主义理想与现代性形式语言表达追求“空间”上的分布与联合，也可以强调“时间”上根据不同文化语境对某种创作方法特点的强调与偏重。
事实上全国美展展示的作品，创作内容、视觉形态和风格特征也不是某种风格的简单固化，而是将不同创作方法、风格特征和美学趣味漂游在三者交叉临界处，并将个人审美趣味转化为时代要求，形成“间性”状态。譬如：孙网官的《在水一方》与张志鹰的《清风》被评为“进京作品”，二位可以说是苏州美术界的两匹“黑马”。他们俩在创作主题上均反映出艺术家创作思想和审美情趣的独特性，前者以笔墨抒写太湖鱼群游弋之态，实则和现今倡导的生态文明与经济发展相得益彰，作品所表达的意境客观上是对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一种温情观照。后者描绘了画家心中的“冰清世界”，清风浮动、云海无限，投射出当代笔墨下画家在飞速发展社会生活中的心灵表达和人文理想。而李超德、宋宛宸、林怡的漆画作品《风起鸟飞来》以花鸟为题材，以单纯的线条为艺术语言、用传统漆画的“款彩”方式打破一般常规，用黑与白、疏与密的构成方式入画。这幅作品和李超德在第十三届全国美展上以重大历史题材创作的人物画《马关之殇》获得“进京作品”相比大相径庭。《风起鸟飞来》则以抽象视角对画面做了形式上的几何分隔，表达出某种纯粹性。这些作品表达出内容上和形式上的“间性”，形成与宏大叙事表达方式的互补关系。
钱兆峰的《盎特莱蓬号·1920》、王伟的《岁月静好》、周建捷的《光阴的故事》和胡向东的《镜前掠影》4幅粉画作品入选水彩粉画展区。尤其是钱兆峰的“进京作品”《盎特莱蓬号·1920》以简洁的色彩，水彩与粉画相融的表达语言，营造出了质朴、厚重、深沉的历史积淀感，隐喻了觉醒年代年轻人报国志向开启的远大征程。王伟的《岁月静好》表达了画家对苏州园林的隽永诗意。园中的一景一物，通过细腻的笔法、精心的构图、画中的光影交错，营造出隐逸憩息的江南文人心灵家园，从而将“诗性化”与“书卷气”建构的文人气质彰显出来。同时，顾霞的综合（连环画）作品《寻“承”记》入选综合画种展区，作品以苏州非遗传承保护为线索，画中穿插着姑苏特有的市井生活片段，灵动的笔墨间透露出浓浓的江南韵味。
入选版画展区的庾武锋、龙珩、陶亚清三位版画家多年来扎根版画艺术，作品跟随时代脉搏，涵盖国家航天事业、中国体育精神、倡导全民阅读等内容，在版种材料、技法语言上进行融合创新。陈逸飞、梁雪芳、张秋实、迟雪郡、李亚伦的实验艺术和数字艺术与动画作品，也以不同艺术观念为先导，以实验视角聚焦社会现状，是一种拓宽艺术语言、融合多元形态的新兴艺术表达，同时反映出对传统文化、人工智能时代等问题的思考。特别是《盎特莱蓬号·1920》《岁月静好》《寻“承”记》获得“进京作品”殊荣，为苏州美术创作走向更广阔的舞台增添了新的亮丽色彩。
其四，倡导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中华美学精神表达共生与共存。艺术设计和工艺美术是实用美术走进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创造美好生活的长久愿景不可或缺的艺术门类。在本次全国美展上，艺术设计展区苏州的李海明、徐文洁、胡晓、岳满、徐文洁、涂雨潇、王巧、郑尚尚、唐甜甜、张智程、毛晨悦、吴尤、岳旭东、项宏、穆健荣、王子龙、孙李阳、王虹、沙锋、李振宇等多人入选，展现了苏州艺术设计、陶瓷与工艺美术创作力量的整体实力。这次入选作品涉及服装设计、平面设计、书籍装帧、环境设计等多个类别。其中来自苏州大学的李海明所带领设计团队创作的服装设计作品《寻迹东方》荣获“进京作品”。该作品着重强调了服装轮廓的概念，撷取传统汉代服饰元素，以宽袖构筑无限空间，通过人体动作的变换，并赋予设计作品多种现代形态与审美演绎。胡晓、岳满的服装设计作品《沃土涵香》则以服装为媒介，表达了对传统文化、自然生态和泥土芬芳的深沉理解。艺术设计作品立足于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彰显了大国文化自信，呈现出文化、历史、材料、功能、审美和科技融合的新趋势。
罗振春、徐玉娟、张莉君、蒋辉煌等人入选工艺美术与陶瓷艺术展区。尤其是张莉君、蒋辉煌两位的设计作品，对于材质与工艺技巧的把握、设计家现代思辨精神、材料和工艺技术的新组合，表达出了作者艺术设计观念和材料塑造方式的新理念，在兼具生活性、艺术性和审美性的同时，反映出对工匠精神、工艺传承的思考和活化，体现出新时代下“技以载道”的深刻内涵。苏州入展的艺术设计和工艺美术与陶瓷类作品基本上是高校师生成果，涉及服装设计、平面设计、书籍装帧、环境设计、工艺美术、陶瓷等多个类别，凸显高校在艺术设计和实用美术领域的突出作用。
传统与现代交融的苏州，美术家们如何不断探索和实践，创作出一批具有鲜明地域特色和时代气息的大美术作品，艺术家们交出了满意的答卷。入选作品不仅丰富了国家层面美术创作的内涵，也为苏州美术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提供了新的参照样本，表现出明显的苏州特色。
（李超德，苏州大学教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江苏省美学学会副会长、苏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刘竟群人物介绍
刘竟群刘竟群，广东揭阳人。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曾就读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当代艺术（国画方向）创作研究生班，现为清美艺术创作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渊林画院画师、广东省美术家协会会员、广东省揭阳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揭阳市揭东区美术协会会长。 中文名：刘竟群国籍：中国民族：汉族出生地：广东揭阳出生日期：1956年职业：画家代表作品：“陕北记忆”、“二月雪”人物简介刘竟群，1956年出生于广东省揭东县，自幼好习书画，尤善山水。 2013年入选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曾就读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当代艺术（国画方向）创作研究生班、现为清美艺术创作研究会常务理事，广东省美术家协会会员、广东省揭阳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揭阳市揭东区美术协会会长。 艺术评价直撼心灵的感动化作传奇的山水现实主义绘画风格早在一千多年前唐宋时代就已达到很高的成就。 朱熹的“格物”精神也许造就了中国艺术自然主义观，以“写真”的创作方式使人本精神与“物”的存在达到完美的结合，而这种结合又非西方主义“模仿式”的写生，画家是在寻找一种通达“道”路的本质，是对事物“类”性的追究，更非今天画家对形体、结构的外在刻画与描摹。 我们研究历史、学习古人并非全在于一张画的风格与笔墨，而在于内在的固存以及内在与外延的关联。 所谓的“当代性”也许就是内与外、古与今的关联。 观刘竟群先生《二月。 雪》作品想到以上这么多话语。 虽然刘先生的作品亦属于现实主义题材，但内容表现已超出了过去政治化或功利化的现实主义风格，可以说这一辈艺术家推动了现实主义的发展，使其回归到应有的艺术本体上来，其创作状态已超出了外界因素的过多干扰，创作更自由，更强调作者内在的精神需求和对生命的感知。 而这种精神与感知是自觉的自我的。 刘竟群作品不以追求笔墨趣味为宗旨，亦不拘于所谓传统的“法度”，而是直取心灵的感动。 《二月。 雪》作品，雪山占据画面主要位置，并成为作品的主题形象，其山与雪所形成的对比以及虚实关系表现自然的伟大与灵动，如说“它就在那”——千百年来。 在我看来雪山预设一种精神——一种中国人亘古不变的安然与鸿德。 而变的是雪与山周遭的时代。 相对传统山水而言，雪山下不再是毛驴和高士，更没有诗人的呻吟与矫作，而是活生生的农机“嘟嘟”声，它似乎在唤醒春的梦——一个新时代普通百姓的梦——一个渴望富裕的梦。 它记载了中国社会变迁的现实。 《二月。 雪》作品表面上看去平实无华，无非描述一般的场景，但作者却给我们提供了不再平常的事实——一种不变与变、新与旧、寒与暖的诗学图景。 （中国新水墨画院常务副院长、清华大学当代艺术名家导师班导师王非评价刘竟群作品）艺术年鉴1956年，刘竟群出生于广东省揭东县2010年，担任揭东美术协会会长，决心带头攀登艺术高峰。 2010年3月至2012年8月，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当代艺术创作研究生班进修学习，完成了研究生课程。 2011年9月至2012年9月，被选拔在清华美院导师丁雪峰教授的渊林画院继续深造2012年7月，作品“陕北记忆”入选全国美术作品展暨全军十二届美术作品展2012年10月，作品“二月雪”参加“翰墨新象”全国中国画作品展评为优秀奖并被上海博物馆收藏2012年12月，作品“出山·雪”入选全国第三届中国画线描艺术展并评为优秀作品2013年，加入中国美术家协会作品赏析
黄宗贤：时代变革与发展的视觉呈现（逐梦70年）
潮（油画）詹建俊（中国美术馆藏）
中国美术史，既是美术变革与发展的艺术史，更是反映中国社会变革与发展、人的精神观念变化的社会变革史。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包括美术在内的新中国文艺拓展出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迸发新的创造活力，改革开放本身也成为美术工作者热衷表现的题材。 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呈现的新事物、新气象，为美术工作者提供了丰富鲜活的新题材，以及艺术表现的新空间。 一大批反映改革开放的经典力作，在现实与艺术、历史与图像的相互印证中，为时代变革留存了视觉记忆，以历史的塑造启示未来。
开放的艺术视向
审视改革开放题材美术创作，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美术工作者视野拓宽，作品表现内容突破以往的一些题材疆界。 这种拓展与突破本身，就是改革开放精神在美术界的一种弘扬。
改革开放题材美术创作的视向是开放的、多元的，有三点特别突显。 首先是在对历史与现实的省思中，表达深刻的人文关怀和对变革的强烈愿望。 1981年，30岁出头的何多苓以油画《春风已经苏醒》打动了无数观众的心灵。 该作品成为改革开放的一种视觉表征——春天万物复苏的气息，漫溢在祖国每一个角落、每一寸土地。 这种时代气息，唤醒了作者心底对青春、生命、时空的诗意化想象，并通过精湛的艺术技巧，呈现为动人的艺术形式。 程丛林油画《夏夜——恢复高考的日子》，则把改革开放之初恢复高考的历史时刻形象展现出来。 无疑，这些作品是对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的记载与讴歌。
敏锐捕捉与表现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的盎然生机与活力，是该题材美术创作的另一个特点。 改革开放激活了全社会促发展、谋幸福的无限活力。 从城市到乡村、从工厂到田野，到处生机勃勃。 例如，詹建俊油画《潮》，以象征的手法、具象的语言，表现了中国农民在改革开放春风中迸发的激情。 广廷渤油画《钢水·汗水》，将工人为国家经济发展奉献全部的精神表现得形象生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改革开放为民族地区的发展带来新机遇和新活力，从雪域高原到北国草原，从天山南北到云贵之巅，改革开放背景下民族地区的自然景色、民俗风情、人民生活、社会景况，一直是美术工作者热衷表现的题材。
开荒牛——献给深圳特区（雕塑） 潘 鹤（中国美术馆藏）
改革开放题材美术创作更深度参与着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形象塑造。 改革开放的进程，是中国与世界不断对话交流的过程，也是中国国力和影响力不断提升的过程。 正是在这个进程中，美术界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意识不断强化。 以艺术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塑造当代中国形象，展示中国魅力，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美术工作者的自觉追求。 无论是在近年的中国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上，还是在上海世博会上，中国艺术家通过多种艺术形式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美学精神，在国际化舞台上，彰显当代中国开放、包容的国家形象。
多元的艺术景观
改革开放40余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的变革与发展，中国民众呈现出的崭新精神面貌，为美术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也为包括美术在内的艺术变革与发展提供了新动力和空间，构建起多元并存的艺术生态与艺术景观。
对改革开放题材的关注，促生了艺术表现手法与语言的多样化。 审视众多表现改革开放题材的美术作品，无论是哪个艺术门类，都不再固守单一的写实模式，形成了写实与写意、具象与抽象、再现与表现、纪实与象征等共存互动的格局。
在此基础上，不同艺术门类交相融汇，异彩纷呈。 无论是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等传统艺术门类，还是影像、装置、新媒体艺术，都在表现现实，讴歌时代，塑造当代中国形象。 尤其是城市公共艺术，往往采用静态与动态相融的手法，集雕塑、影像、数字媒体等多种媒介于一体，彰显时代风貌，表现城市精神，塑造城市形象。 例如，在2016年中国主办的杭州G20峰会上，建筑、环境、灯光、影像融为一体，打造艺术景观，不仅形象地体现了“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精神，而且向世界展现了开放、发展的当代中国的崭新形象。 中国艺术的写意精神不仅在重大历史题材创作工程中得到彰显，也融汇在一大批表现时代风貌的油画、雕塑、版画等艺术门类中，时代风貌、民族气派不再是书写在文本中的概念，而是蕴含在中国当代美术创作中的一种品格。
对改革开放题材的表现和对改革开放精神的弘扬，推动中国美术主旋律与多样性统一关系的建构。 从《夏夜——恢复高考的日子》，到摆放在中央党校的大型组雕《旗帜》，表现改革开放题材的力作，往往以宏大叙事的方式，选取40余年来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加以表现。 让艺术回归生活，使日常生活审美化，也是改革开放的一种价值追求。 当代中国美术的整体格局中，在重大题材美术创作被大力提倡的同时，美术创作的生活化和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也成为一种值得关注的现象。 在全国美展和其他重要展览中，宏大叙事与日常生活表现、崇高美学与大众趣味共时性地交织于美术天地，这种艺术景观本身也折射出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新景象。
鲜亮的艺术品格
回顾改革开放题材中有影响力的美术作品，可以给予我们文化启发与精神启迪。
紧贴时代脉搏，关注现实生活，是文艺创作的需要。 无论是改革开放之初四川画派开启的乡土现实主义，还是近年来大力倡导的主题性创作，从罗中立油画《父亲》到近年的全国美展获奖之作，能引发情感共鸣的作品，无不与社会变革和发展同频共振，敏锐回应着现实。 中国人的生活变化、观念变革与精神面貌，在美术作品中得到最直观、最生动的呈现。
“以人民为中心”，坚守人文关怀，是文艺创作的导向。 “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观，既是对中国现代文艺创作价值取向的归纳与总结，更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当代文艺精神的一种凝练。 徜徉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美术的长廊，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些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无不体现了扎根人民的艺术精神。 40余年来，中国的主流美术承扬了在漫长历史发展进程中积淀下来的优秀传统，为人民服务、为时代放歌、为祖国抒怀。 党的十八大以来，努力用真情实感和创造性的艺术语言“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已经成为广大美术工作者的自觉追求。 随着美术界近年来持续举办的“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中国精神·中国梦——美丽乡村行”写生采风创作等系列活动的推进，“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观必将进一步贯穿于美术创作实践和美术活动之中，“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特征在美术创作中必将得到更好的彰显。
树立精品意识，注重艺术创新，是文艺创作的准则。 40余年来，表现改革开放时代景象的优秀作品，不仅仅是以题材内容的现实性、时代性和大众化为重要特征，也必然体现作者想象力、创造力的发挥和情感的释放，体现形式、语言、图式的创新和技术技巧的含金量。 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的创作原则，为时代立传，为历史铸碑，是改革开放题材经典美术作品的基本品格，也是新时代中国美术攀登艺术高峰的必然要求。
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蓝图、新愿景、新目标，为美术工作者提供了宏阔的艺术视野和触动心灵的万千气象，用饱含激情的笔去表达人民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描绘波澜壮阔的变革与发展的时代画卷，是时代对艺术家的呼唤，也是人民对艺术的期待。
（作者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美术理论委员会副主任）
介绍郭沫若这位作家。（急用急用）
郭沫若生平 郭沫若Guo Moruo（1892――1978） 杰出的作家、诗人和戏剧家，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 一 在四川大渡河与岷江汇合处，有一座3000多年的历史文化名城――乐山市。 这里是蜀王开明的故治，秦为安南县，隶蜀郡，汉代改隶犍为郡。 北周为平羌县、郡治所，宣帝时置为嘉州。 清雍正末年增置乐山县，始名乐山。 嘉州山水秀丽，有举世闻名的“仙山”峨眉山，有唐代凿建的世界第一大佛。 峨眉第二峰绥山，俗称二峨。 又有三峨，名为美女峰。 在这美女峰正北有一小镇，唐代名为南林镇，清道光年间旧址被冲毁，迁至今天称为沙湾的地方。 100多年前，这里是清末的四川省嘉定府乐山县观峨乡沙湾镇。 清光绪十八年（壬辰年）九月二十七（1892年11月16日）午时，母亲忍受着难产的巨大的痛苦，产下颇带“反叛”意味的婴儿――一个迫不及待“脚先下地”，跨出“反逆者的第一步”的“骄子”。 母亲受胎之际，梦见一小豹咬自己左手虎口，便以文豹为这“逆产”婴儿的乳名，入家塾后以开贞为其学名，号尚武。 这家人祖上原籍福建省汀州府宁化县，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前迁蜀。 传至此时，已是第六代了。 祖父爱散财，以致家业凋零。 父郭朝沛善理财，把家业恢复起来，并在旧居后园设立“绥山山馆”，为子弟们延师授业。 母杜邀贞，又名杜荪福，进士之女，15岁嫁到郭家，勤苦操持，受到全家敬重。 1897年春开贞入家塾“绥山山馆”，8岁时塾师教读唐诗和司空图《诗品》，后来他关于诗的见解大体还受着《诗品》的影响。 9岁左右开始学作对句及五言、七言试帖诗，产生了一个连本人都感到“有点奇怪的现象”，即“喜欢李白、柳宗元，而不喜欢杜甫，更有点痛恨韩退之。 ”进入20世纪的最初几年，开始大量接触新书刊，读古书也比较有条理了。 同时，养成日后好议论和好做翻案文章的“脾气”。 他毫不掩饰在“十一岁的时候”，性觉醒“泛滥到几乎不可收拾”的程度，以至沾染上手淫的毛病。 然而“责备”有什么裨益呢？发蒙时天天读“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圣经贤传，对于“同年代的一般人的性早熟，怕要负很大的责任”。 刚满13周岁，即入乐山县高等小学寄读。 这个时候，他把《史记》读了一遍，“很喜欢太史公的笔调”。 1907年秋升入嘉定府中学，林琴南的翻译小说是“所嗜好”的一种读物，对其“后来文学倾向上有决定的影响”。 此间，“喜欢读的书是《庄子》、《楚辞》、《文选》、《史记》、严几道译的《天演论》、《群学肆言》”，并“特别喜欢《庄子》”。 1910年2月，投考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三年级插班学习。 20虚岁一过，转瞬即是民国元年（1912）。 正月十五上元节，奉父母之命与张琼华草草完婚。 五天过后，人自此便分开了，但这个一生生活在孤寂“洞房”中的女人，始终使他感到“应该要忏悔”。 经考成都高等学校理科、报考天津陆军军医学校，最终在长兄的帮助下赴日本留学。 1914年1月中旬抵达东京，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经过半年的努力，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备班医科，成为中国的官费留学生。 到1915年7月，升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第三部医科，与在第二部工科的成仿吾相识。 1916年8月初，正当其患严重的神经衰弱症，“悲观到了尽头，屡屡想自杀”的时侯，“无意之中”与左藤富子相遇，为其取名安娜，致“恋爱发生”，“作诗的欲望才认真地发生了出来”。 年底，专程赴东京接安娜来冈山同居。 因此，招来父母的指责，甚至一度与他断绝书信往来。 冈山第六高等学校的德语课，由于教员以文学士居多，对他产生了“与目标相反的影响”，即“把决心抛弃的文艺倾向又挑拨煽动了起来，而且使旧文艺和新文艺深深地结合了”。 因为德语课而喜欢歌德，进一步熟悉斯宾诺莎，由当时日本的“太戈尔”热而喜欢太戈尔，“便和哲学上的泛神论（Pantheism）思想接近了”，同时“又把少年时分所喜欢的庄子再发现”。 泛神论思想不仅影响他的诗歌创作和对中国古代神话的认识，还表现在他对先秦诸子思想的论述中。 1918年8月，免试升入在福冈的九州帝国医科大学。 1919年9月发表新时，首次署名沫若，自谓是取其家乡的两条河――沫水（大渡河）、若水（雅河，又名青衣江）“合拢”而成。 从此，沫若之名便取代开贞了。 20年代中期，在出版翻译小说和戏曲集时，开始使用“郭鼎堂”三字。 其后，在古文字、古器物研究领域，常以“四堂”----罗雪堂（振玉）、王观堂（国维）、郭鼎堂（沫若）、董彦堂（作宾）并称，成为显示其学术成就的一个代号。 在福冈4年半的学医生活，基本上被其诗歌创作、文学活动所取代，完完全全“凫进文艺的新潮”，走上“弃医从文”之路。 与田汉、宗白华通信讨论诗歌创作、人生道路，与郁达夫、成仿吾方等发起成立创造社，往返于日本、上海之间，出版白话诗歌集《女神》，翻译出版《少年维特之烦恼》以及太戈尔、海涅、惠特曼、雪莱等人的诗文，发表诗剧、历史剧作……人虽然在福冈，但“旺盛的创作欲”使他对于繁重的医学课程“感到痛苦”。 坚持到1923年3月，在九州帝国大学医科毕业，获医学士学位。 当时有人高薪聘其为医生，但却被拒绝。 他表示“医生至多不过是医治少数患者肉体上的疾病。 要使祖国早日觉醒，站起来斗争，无论如何，必须创立新文学”。 4月，携眷回国，到达上海。 一年以后，开始与泛神论决裂：“从前的一些泛神论的思想，所谓个性的发展，所谓自由，所谓表现，无形无影之间已经遭了清算。 从前在意识边缘上的马克思、列宁不知道几时把斯宾诺莎、歌德挤掉了，占据了意识的中心”。 翻译日本著名经济学家河上肇博士的《社会组织和社会革命》，对于郭沫若“转向马克思主义和固定下来”，“起了很大的作用”。 1924年8月，在写给成仿吾的信中自信地宣布：“我现在成了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了！马克思主义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唯一的宝筏。 ”从《文艺论集》到《文艺论集续集》集中地反映了郭沫若文艺思想的转变过程，折射着他的整个思想、生活、作风的变化。 经瞿秋白推荐、林伯渠具体安排，1926年3月郭沫若自上海赴广州，应聘为广东大学（后改名中山大学）文科学长（即文科学院长）。 到达广州的当天，便在林伯渠家见到毛泽东。 在随后的两个多月中，先后与周恩来、毛泽东等多次见面，结下他们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友谊。 从此，郭沫若便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和影响下，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6月，与阳翰笙、李一氓约定投笔从戎，参加北伐。 经周恩来具体安排，由孙炳文向蒋介石和邓择生（演达）推荐，任北伐军政治部宣传科长（上校军衔）。 7月出征，郭沫若随两湖主战场一路。 孙炳文为其饯行，赠以“戎马书生”的徽号。 8月，由北伐军政治部秘书长（少将军衔）晋升为政治部副主任（中将军衔）。 在复杂尖锐的内部政治斗争漩涡中，郭沫若始终保持着他那清醒过人的洞察力。 1927年3月，蒋介石秘密委任其为“总司令行营政治部主任”，说“你无论怎样要跟着我一道走”，“文字上的事体以后要多多仰仗你”。 郭沫若“虚与委蛇”，跟随其自南昌赴九江、安庆，终于完全“看出了他的真相”，决定脱离蒋介石，在朱德家中写成《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发表。 4月12日，蒋介石发动政变。 14日，郭沫若潜入上海，通过日本友人内山完造与李一氓、周恩来取得联系。 周恩来听取了郭沫若的汇报，结合上海的实际情况，向中央提出《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的建议。 5月，郭沫若遭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党南京政府通缉。 几经辗转，于8月4日赶赴南昌，找到周恩来、贺龙等。 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任其为主席团成员、起义军总政治部主任。 随即，与南昌起义部队南下。 8月17日抵达广昌，经周恩来、李一氓介绍，郭沫若与贺龙等一道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2月，经与周恩来商定，再次东渡日本。 此一去，海外十年，在受着“双重监视”和“为糊口文字百忙”的艰难情况下，郭沫若“走了他应该走的唯物主义研究道路”，一连写下《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金文丛考》、《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殷契粹编》等重要学术论著，成为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开拓者，奠定了他在甲骨文、青铜器研究领域的崇高学术地位。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党南京政府取消对郭沫若的通缉，郭沫若即“别妇抛雏”秘密回国。 12月，日军攻占上海之后，国民党南京政府迁都重庆，郭沫若与何香凝、邹韬奋等赴广州。 1938年1月，辗转到武汉，始与于立群开始了新的家庭生活。 4月，根据中共中央的安排，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10月下旬，撤离武汉，辗转长沙、桂林，于年底到达重庆。 1940年9月，三厅被撤销。 10月，重新组建文化工作委员会，继续担任主任之职，并请回三厅原班人马。 就这样，郭沫若以双重身份度过了八年抗战岁月。 此间，一方面写下大量政论性的文章，另方面又在学术研究上写出《屈原研究》、《青铜时代》、《十批判书》、《甲申三百年祭》、《历史人物》，在文艺创作上推出《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等历史剧，做出“至少使得自己较为满足的成绩”。 抗日战争胜利后，郭沫若全力投入到“反对独裁”和迎接“人民新春”的活动当中。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郭沫若连选连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二、三、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相继当选为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主席，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出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兼历史研究所所长，又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 1954年以后，连选连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1969年以后，又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届、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1949年－－1959年的10年间，郭沫若连选连任世界保卫和平理事会副主席（主席为约里奥·居里），“一直在为维护世界和平而努力，不曾间断”。 在国际交往中，为增进各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谊和了解，郭沫若做出重要贡献，先后被苏联及东欧各国科学院授予院士或荣誉院士称号。 “文革”期间，郭沫若协助周恩来做了大量外事工作。 1970――1977年的8年间，他先后接待外宾数百次，尤其是在为中日建交和中美建交方面，做出了他应有的贡献。 作为国务活动家和世界和平使者，耗去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然而，郭沫若毕竟是文坛巨匠，从政之余继续追寻一个个的学术高峰，实践其“努力攀登不问高”的誓言，留下了学术论著《奴隶制时代》、《管子集校》、《李白与杜甫》和大量文物考古论文以及文艺创作精品――《蔡文姬》、《武则天》，讨论《再生缘》及其作者的一系列论文等，并主编了《甲骨文合集》、《中国史稿》等。 郭沫若的学术研究大体可以作如此划分：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以甲骨文和青铜器等古文字、古器物为基础，进行中国古代社会研究；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中，一面配合历史剧创作进行历史人物研究，一面纵论先秦诸子思想学说；50年代主要精力放在古代社会分期问题和古籍整理方面，60年代则以历史人物研究与历史剧创作影响着当时的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领域。 在50－70年代的20余年间，随时都有对于古文字、古器物的单篇考释或研究论文发表。 郭沫若一生留下千余万字的著作，经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辑出版的《郭沫若全集》历史编8卷、考古编12卷、文学编20卷。 尚待出版的还有译著12卷、佚文集等。 其著作被翻译为日文和欧、美主要文字，受到广泛的热爱，并展开了多方面的研究。 郭沫若北京前海西街18号的故居、四川乐山沙湾的旧居，均辟为纪念馆供国内外人士参观。 二 郭沫若是20世纪中国最富时代特征的文坛巨星，他的学术文化成就呈球形发展态势，表现在诸多领域中。 下面，分十个方面作简要介绍。 一、以中国文化为基点的世界文化观 在对20世纪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同时，郭沫若形成以中国文化为基点的世界文化观：瞩目异民族的优秀文化，以中国的传统考验其适应度，吸吮其科学的甘乳，促进民族新文化的创造，再走出去填写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页。 如何认识和吸收“异民族文化之优秀成分”，郭沫若有过两次重大的选择。 如果说第一次选择是凭着感情的喜好，创作了白话诗《女神》，开辟出新文学的发展路径。 那么当郭沫若进到理性的追求时，瞩目“异民族的优秀文化”的目光便集中在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上。 他注意到辩证唯物论的阐发与高扬“已经成为了中国思想界的主流”，同时意识到要让这一外来的思想和方法置根于中国“固有的文化”当中，为中国人所接受，就要看其适应不适应中国的国情了。 自1919年至1978年的60年间，郭沫若正是这样走过来的。 郭沫若开辟的这一路径，在进入开放时代的今天，仍然为我们的学术文化发展所遵循着。 二、接受科学，走科学的中国化途径 在郭沫若的世界文化观中，包含着一个“科学的中国化”的思想，即关于“接受科学，主要的途径应该是科学的中国化”以及“以大众化为其目标，以文学化为其手段”和以“政治的民主化以为前提”的完整的科学思想体系。 20世纪20年代，郭沫若提出“要唤醒我们固有的文化精神，而吸吮欧西的纯粹科学的甘乳。 ”30年代翻译英国著名学者威尔士（H. G. Wells）的巨著《生命之科学》（Science of Life），涉及到科学的综合化、大众化与文艺化的问题，认为科学的“综合化是以大众化为其目标，以文学（艺）化为其手段的。 ”40年代为上海“大众科学丛书”作序，强调“科学在今天是我们的思维方式，也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是我们人类精神所发展到的最高阶段。 ”这是科学在最高层次上的综合，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全方位的综合！“科学的中国化”，与反对愚昧迷信、实行科学大众化紧密联系在一起。 郭沫若分析中国落后的原因，认为“主要的就是由于科学不发达，一切不合理的累赘太多。 ”同时强调“不仅要使科学知识大众化，而且要使科学精神大众化。 ”真正做到这一点，愚昧迷信自然就无存身之地了！“科学文艺化”是郭沫若科学思想中的特殊认识，他的整个学术生涯始终充满着科学思维与艺术思维的融通。 后面将要说到，建立认识中国青铜器的科学体系，体现出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艺术思维与科学思维的完美结合。 历史剧创作，更是被当作“科学与艺术”结合的成果。 “科学的中国化”，又是与政治的民主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对于科学与民主的关系，郭沫若说得很清楚：“要做到这一层（按：指科学的中国化），总要有政治的民主化以为前提。 ” 直至逝世之前发表《科学的春天》，郭沫若最后的心声依然是：“打破陈规，披荆斩棘，开拓我们科学发展的道路。 ”仍然融汇着科学思维和艺术思维：“既异想天开，又实事求是，这是科学工作者特有的风格，让我们在无穷长河中去探索无穷的真理吧！” 三、个人本位 --“革命文学”-- 人民本位的文艺观 由个人本位的“自我表现”的创作主张到“革命文学”的文艺主张，再进到以人民本位的文艺观，既标志着郭沫若所走过的创作道路，又反映其文艺思想的不断成熟。 这当中，折射着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孔孟以人民为本位，墨子以帝王为本位，老庄以个人为本位。 这样的认识，长期贯穿在郭沫若的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中。 把握住这一点，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他对历史人物的种种评论了。 四、以新兴科学的观点把纸上材料与地下材料“熔冶于一炉”，确立起“中国古代文化体系” 在“清算中国的社会”，以中国的国情、中国的传统来考验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这一“外来的异物”的适应度的同时，郭沫若发现恩格斯的《家庭、所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没有一句说到中国社会的范围”，便决心以这部名著为“向导”来撰写“续篇”，提供出来恩格斯“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国的古代”，写下具有开拓意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针对当时的“国故”之争，在认识上有着三个重要的突破：一是“国故”不再局限于经史子集等文献，扩展到地下出土实物----甲骨卜辞、青铜铭文等。 二是“国故”包含“古代的真实的情形”。 三是提出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虽然没有一句说到中国社会的范围，但其对“国故”的了解“是有莫大的帮助”的。 “跳出”经史子集的范围，以地下出土实物为出发点，“跳出”传统观念的范围，引进外来的辩证唯物论观念，以此去认识“古代社会之真情实况”，一个全新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确立起来。 这就是：“以新兴科学的观点来研究中国社会的古代”，“把《诗》、《书》、《易》里面的纸上材料，把甲骨卜辞、周金文里面的地下材料，熔冶于一炉”而确立起来的“唯物史观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 尽管《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有“好些错误的结论”，但具体结论的错误却无法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它是以20世纪20年代最新的思想观念----唯物史观为指导，综合了当时最有代表性的两大学术派别----古史辨派、古史新证派的最新成果，确立起独特的中国古代文化研究体系，领导了此后的学术文化潮流。 在这之后，郭沫若对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继续进行探索，不断完善他的奴隶制时代研究体系，成为古史分期讨论中颇具影响一派的代表。 为着认识“古代的真实的情形”，郭沫若首先是对《易》、《诗》、《书》等传统经典进行考察。 因“疑经”而深入地下发掘的实物，于甲骨卜辞、青铜器铭“创通条例，开拓阃奥”，在甲骨卜辞、青铜器铭研究两大领域分别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五、推进甲骨学由草创迈向成熟，并预示着后来发展的基本趋势 自1899年河南安阳发现甲骨和甲骨上的文字，到20世纪20年代，识其文、断其字，加之罗振玉、王国维等“导路”、“考史”的业绩，甲骨文研究走出草创阶段。 1928－1937年，中央研究院对殷墟先后组织了15次科学发掘。 在此期间，郭沫若推出了他的《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殷契粹编》三部巨著，使甲骨学由草创迈向成熟。 郭沫若的甲骨文研究，走着一条“读破它、利用它、打开它的秘密”的路径。 《甲骨文字研究》，反映的是对于甲骨文“读破它、利用它”的初始阶段的水平。 《卜辞通纂》通过传世的精品，确立起认识甲骨文的“系统”，使甲骨文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 郭沫若“所怀抱之系统”是将甲骨文按照干支、数字、世系、天象、食货、征伐、畋游、杂纂8类编排，不仅将甲骨卜辞各项内容的内在联系交代得一清二楚，而且为初涉这一领域者指明入门的路径。 这一“系统”的建立，既使其得以纠罗振玉、王国维所误释，识罗振玉、王国维所未识，更使其洞悉了甲骨卜辞本身的诸多奥秘。 突出的例证是：《卜辞通纂》考释“世系”类的卜辞之后，列出了一个基本完整的殷代先公先王先妣世系表，解决了其中的一些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 《殷契粹编》也对殷代世系多有发明，为纠正《史记》记载之误提供了可靠证据。 郭沫若对于甲骨卜辞自身奥秘的探索，大致表现在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当时如何占卜记事（包括占卜、刻写、用辞、行文等），二是后人如何科学利用（包括区分时代、断片缀合、残辞互足以及校对去重等）。 对于当时如何占卜记事，郭沫若虽然没有亲身发掘甲骨的经历，仍然获得了与董作宾（彦堂）差不多是殊途同归的巨大成就。 对于占卜的次数即“兆序”、占卜用骨和卜后刻写的问题，都提出了带规律性的概括和有预见性的合理探索。 特别是甲骨文的刻写部位、行款顺序，即所谓甲骨文例，《卜辞通纂》阐发尤多，纠正了前人不少错读。 在科学利用卜辞方面，断片缀合和残辞互足是重大创获。 断片缀合，是将二片乃至三片、四片残破、分散的甲骨片经过缀合而基本恢复原貌，使片断记事得以完整。 由于一事多卜，关于同一事的残损严重的卜辞可以相互补足，成为较比完整的史料，这就是所谓的“残辞互足”。 由于缀合和互补，还发现著录重复的甲骨片。 《卜辞通纂》中校出重片18片，《甲骨文合集》校出重片6000余片，为著录甲骨以来的一次总清理。 郭沫若从60年代起开始主持《甲骨文合集》的编纂，直至其去世后才陆续出版完成13大册，成为甲骨学的集大成巨著。 郭沫若虽然未来得及为《甲骨文合集》写出“前言”就离世而去了，但他作为主编确实是当之无愧的。 六、建立起认识中国青铜器的科学体系 《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金文丛考》等，体现着郭沫若考释器铭的新思路----把考古学纳入“美术的视野”，从器物的形制、花纹入手，以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结合，求得器物的历史系统，以历史系统与地域分布建立起认识中国青铜器的科学体系。 北宋以来著录的殷周青铜器多达三四千件，但多数年代和来历不明。 郭沫若翻译出版德国人米海里斯《美术考古学发现史》，并以书中“对于历史研究的方法”进行最初的实践，完成《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 郭沫若改变以往“以器为类”的著录方法和孤立考释器铭的传统，理出两周青铜器铭的历史系统和地域分布。 《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上编为西周金文，“仿《尚书》体例，以列王为次”。 下编为列国金文，“仿《国风》体例，以国别为次”。 所录器铭，西周铭辞162器，东周铭辞162器，合计两周金文辞324器。 《图编》专辑形象，《录编》专辑铭文。 《图编》所录图像，依器类形制和年代排比。 该书完整地表达出郭沫若在这一领域形成的新的治学思路，以及首次建起的研究两周彝铭的学术体系。 后来，郭沫若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一文中有一段自我总结：先寻到一些表明年代的标准器，把它们作为联络站，再就人名、事迹、文辞的格调、字体的结构、器物的花纹形式等以为参验，寻出一个至少比较近是的条贯。 凡有国度表明的，在国别中再求出时代的先后。 就这样，一共整理出了324个器皿，都是铭文比较长而史料价值比较高的，两周800年的“混沌”被凿穿。 从这又发展出花纹学、形制学等的系统，作为社会史料来征引，就更有着落。 以花纹、形式作为考定器物时代的重要手段，从彝器形象出发，郭沫若勾画出中国青铜器发展的基本轮廓，将中国青铜器时代（自殷周前期至战国末年）划分为四期----滥觞期、勃古期、开发期、新式期，为中外学术界所接受和沿用。 如此的分期和论述，标志着郭沫若以考古学的科学方法研治金石之学，做出划时代的重大贡献。 释读周代彝铭，确立断代体系，是要探讨两周社会。 由此出发，郭沫若发掘出若干重要史实，为研究两周社会开出新局面，这是郭沫若超出其他古文字学家、古器物学家的地方。 七、苏活古代文献生命，倡导古书今译 在以实物证史的同时，郭沫若念念不忘苏活古代文献的生命，倡导古书今译，尤其注重古代文献的年代，将古籍整理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一起。 《<屈原赋>今译》、《再生缘》前十七卷校订、《崖州志》校勘等，从不同领域、不同侧面展示出郭沫若在古籍整理方面的特色和成就。 其中，以《管子集校》最有代表性。 在版本搜集、对勘下大功夫中，发现不同的版本系统，同时尽可能无遗漏地网罗了以往校释《管子》的诸家著述。 全书写有2000余条“沫若案”，总字数不下20万字。 以校为主，校注一体；校释与辨伪、断代结合；运用甲骨文、金文、隶、草等新旧文字，并注入现代经济学等学科思想，将《管子》一书的整理推向新的高度。 八、系统考察先秦社会与周秦诸子思想 考察周秦诸子思想，与郭沫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由于不满意“游离了社会背景”而专谈周秦诸子的做法，便对秦以前的社会和思想作了系统研究，呈献出考察周秦之际学术高潮的“姊妹篇”----“偏于考证”的《青铜时代》和“偏于批评”的《十批判书》，成为其贯通诸子学说的代表作。 其中，关于辨识儒家两重性、探究道家渊源与流派、区分法家与法术家等的研究，颇具久远影响，成为研究先秦学术思想的一家之言。 九、研究古典文学，产生巨大社会效应 郭沫若关于古典文学的论著，总字数近百万言，主要写成于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 虽然这在他的全部学术研究论著中只占较小的一席之地，却有着其他绝大部分论著难以产生的社会效应。 其中，以考释屈赋、辨胡笳诗、考陈端生、评李（白）说杜（甫），最能展示其学识渊博、思路敏锐、勇于创新的治学特点和研究成果的长久学术价值。 兼具诗人气质和学者博识，一生贯穿热爱诗人的美、崇尚哲人的真的双重追求，形成郭沫若独特的思维特点和学术风格。 诗人、学者兼而为之，性情、理智交相融汇，写出《李白与杜甫》。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审视，透过李、杜尤其是李白的遭遇，生动地展现了唐代社会由盛转衰的历史画卷；二是以诗证史，把李白身世、李杜宗教生活等项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三是突破了杜诗研究的旧框子，推动着杜诗研究的新进展。 十、以戏剧小舞台“再现”历史“大舞台” 把“运动、变化”的中国历史“大舞台”的若干片断（细节）“复制”出来，以艺术的形式再现于戏剧小舞台，产生巨大社会效应，是其他学者无法追及郭沫若的一个不可否认的原因。 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进入成熟阶段,以《屈原》为突出代表，蕴含着其研究屈原的重要成果。 《虎符》在把握“历史的精神”方面，使其历史研究与历史剧作关系的理论得到新的充实。 60年代，以历史人物研究与历?/td>＝＝＝＝＝＝＝＝＝＝＝＝＝＝＝＝＝＝郭沫若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卓越超群的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