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方政客又炮制新话题了，称“中国产能过剩冲击世界市场”。
有美官员称中国新能源产业依靠补贴大量出口，过剩产能冲击国际市场。事实上，这是美国出于国内经济、政治需要，无视市场规律和国际规则，大搞贸易保护主义的借口。所谓的“产能过剩论”，是美国为谋求更有利竞争地位和市场优势，从而打压中国相关产业发展。
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建立在技术持续创新、完善的产业链体系和充分的市场竞争之上，取得的领先地位是比较优势和市场规律共同作用的结果。美方应摒弃霸权思维，坚持公平竞争，切实遵守市场经济原则和国际经贸规则，同各国一道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向更加普惠包容的方向发展。
美恢复352项中国进口商品关税豁免，对我国经济发展有什么好处？
当地时间3月23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将恢复部分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豁免。此次关税豁免涉及此前549项待定产品中的352项。该规定将适用于2021年10月12日至2022年12月31日之间进口自中国的商品。国际形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那么，美这项政策对于我国经济发展而言有什么好处呢？下面是我的一些看法，分享给大家。
首先说一下美为什么会恢复对中国的关税豁免，有以下两点原因。
下面就是大家关心的美这项政策能够给中国经济的影响，我个人觉得，因为国际关系因素不是十分的稳定，看到的实际好处并不是很多。
352项豁免涉及哪些产品？国泰君安(15.56 +0.97%,诊股)证券研报指出，主要包括电机、水泵等电气设备，过滤器、净水器等机械设备，家具、自行车、纺织品等消费品，部分塑料制品，部分汽车零部件，钢铁等贱金属制品，X光硬件等医疗设备等、某些化工品等。按2位HS编码衡量，第85章电机、电气、音响设备，第84章锅炉、机械器具及零件，第39章塑料及其制品，第94章家具、灯具、寝具的豁免金额占本次总豁免金额约75%。豁免比例来看，部分纺织纤维、塑料制品、皮革制品、家具灯具、洗涤剂润滑剂等豁免金额均占中国对美出口的15%以上。那么，以上种种产品的正常贸易恢复，都能够带动出口的发展，同时也能够够刺激原材料的生产。
2.对相关公司出口业务有正面影响
能够带动352项出口产品的销量，也算是一个机会，虽然时间相对少一些，但是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利润。
3.可能会降低成本
此次美国对自中国进口商品恢复豁免关税清单涉及到公司的产品较少，主要是吸尘器、空气净化器等。公司出口美国的产品采用的是FOB交易模式，由买方自行清关并支付关税，上述政策对公司业绩直接影响较小，但会减轻客户的成本压力，促进消费需求，有利出口相关行业的全产业链。
4.能够一定程度上缓解我国缺消费面临产能过剩问题。
美国缺商品面临内部高通胀，中国自身产能过高，这么一来在美国还没有找到更便宜的廉价产能供应方之前，中国还是能够获取一些利润的。
中国产能过剩是怎么形成的 怎么化解
消化过剩产能，特别是在消化过剩产能中如何保护好职工的利益，如何解决好转岗、再就业等问题，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非常复杂和综合的问题。 无论是从政协双周座谈会，还是国务院制定经济政策包括研究结构性改革情况看，都很重视这个问题。 我想和大家讨论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过剩产能是怎么产生的，今后能否减少再发生严重过剩产能的情况，从而减少调整的痛苦；二是在当前化解过剩产能过程中，有哪些政策性问题应该加以重视、研究解决好。 就这两个问题谈一点看法。 一、关于产能过剩的形成从经济发展的规律讲，由于技术的发展、社会的变化以及需求的变化，产能的利用率状况肯定是不断变化的。 有些产能在投资时是很有用的，但过一段时间可能就在技术上过时了，再过一段时间就变成过剩的了，需要消化。 现在的职工也很难像以往那样学一门本事，就能干一辈子，中间可能需要转岗、再培训，以适应社会的快速变化。 特别是，最近二三十年，技术和社会的演变非常之快，从这个角度来说，过剩产能的出现并不奇怪。 但是，有些过剩产能是由于我们政策、体制上的原因和对市场规律把握得不好造成的。 首先，产能过剩在很大程度上与价格扭曲有关。 有些行业上项目时，大家都表现得非常积极，这很可能是因为价格有问题。 价格有问题也可能是税收有问题间接造成的。 不妨举个例子，上世纪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纺织能力过剩，后来不得不通过砸锭子来处理产能过剩。 其中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价格扭曲，使大家一度觉得这个行业利润非常高，有些资金就可以投资办厂。 那个时候，大量涌现的乡镇企业集中在纺织行业。 后来经济学专家的分析认为，造成纺织产能过剩的一个原因是关税政策存在扭曲，称为有效关税税率出了问题：化纤颗粒的关税非常低，而抽纱产品的关税过高。 这样就人为导致国内成品价格偏高、生产的附加价值显得很高、利润空间非常大，造成一种可以盈利的假象，吸引了大量投资。 随着我国贸易政策的改革、关税扭曲的消失，后来发现该行业根本就没有多大盈利空间。 现在，这类扭曲也还是存在的。 第二个是环境成本。 环境成本问题其实也是一种价格扭曲。 理论上，如果有污染，首先得把污染治理打入成本，对污染物进行处理；如果有碳排放的话，得要为碳排放承担代价，所谓碳配额的做法就是要求排放者先购买这个配额，把代价计入成本和价格加以吸收。 如果没有吸收环境成本，价格就会失实，企业就会觉得这个行业的利润挺高，投资就会增加，产能相应增加，最终会产能过剩。 以后对环境的要求一提高，对环境污染的罚款一增加，许多企业就会做不下来了，产能过剩就会暴露。 第三，还有一类产能过剩跟贸易政策有关系。 有些产能在投资时就是瞄准出口市场的，比如光伏电源产业，对国内市场来说，这些产品的价格偏高，当时是接受不了的，所以主要是依赖出口。 一旦国际贸易出现争端，欧洲、美国针对中国进行反倾销，这些行业就会产能过剩。 因此，一方面在投资的时候，就要对国际市场有充分估计；另一方面在全球贸易政策上，要强调不能出现贸易保护主义，不得滥用贸易救济措施，否则就会对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带来不利影响。 此外，从金融工作来讲，过去有很多商业银行在贷款导向方面、行业方面研究薄弱，业务过于粗放。 如果是国家鼓励的行业，银行就贷款，贷款出现问题也不是银行的错；如果是国家禁止的行业，比如“两高一资”行业，那就一概不能贷。 “两高一资”其实覆盖面很大，中间有一些细分的行业竞争力还是较强的，但国家既然给这些行业“戴帽子”了，反正就不能贷款，也不能发债，不能上市融资。 所以，有些金融工作还是比较粗的，不能够真正承担责任，抓住产业发展的多元化。 随着经济周期发展，之前如对产能过剩行业支持较多，有些问题等到发现已为时偏晚。 事后需要产能调整时，银行反而会产生大量的不良资产，自身也深受其苦。 当然，某些行业出现产能过剩也与需求方变化有关系。 我国投资占GDP比重一度过大，需求比较多，导致对钢材、水泥需求量过大，当需求下降后，这些行业就会产能过剩。 这种周期性波动，在其他许多国家也存在，但我国较突出。 总之，产能过剩产生的原因非常复杂，是个综合性很强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通过研究，希望每过一个阶段，我们都能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少犯重复性错误，也使我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搞得更好。 二、关于过剩产能的化解第一，刚才大家讲了很多应对政策，我很受启发。 金融界也非常重视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提出各种政策建议。 首先，职工的基本福利保障特别是养老、医疗的保障体系的有效性非常重要。 这涉及劳动就业的灵活性大小，涉及如果需要去产能，职工能否顺利解决转岗、再就业的问题。 我们一直认为养老金的改革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过去有些问题就发生在这个环节。 养老体制改革如果搞得好，痛苦就会少。 历史上，我们也有做得不够的地方。 回想起来，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就提出要建立“三支柱”型的养老保障体系，即社会统筹、个人账户和商业性保险，但这么多年来，我们现收现付在保障体系所占的比例仍然相当高，使得养老金交付比例过高。 这个比例过高并不是说养老金使用得不合理，而是说现在的人还承担着过去中老职工的养老保障负担。 其次，我们养老金账户的可携带性还是不够的，即如果换工作需要换城市、换省份，携带养老金不够灵活方便。 改革方向不是简单地搞大一统、全国统一标准，这样未必适应中国的国情。 类似地，还有医疗的问题。 如果医疗能更多依靠医疗保险，同时不管岗位怎么换，都可携带，这将有助于解决再就业问题。 刚才大家提到，在有些以资源型生产为主的城市，需要进行结构调整从而涉及职工更换岗位时，如果养老、医疗保障能够顺利衔接，将是很有帮助的。 第二，香港委员提到再就业培训。 培训确实非常重要，通过培训能够寻找、适应新的就业岗位。 如果一味地想延缓过剩产能的调整，是不现实的，必须尊重市场规律，找准方向。 同时，公共资源特别是财政要有一部分资金用于支持转岗和新技能的再就业培训。 就再就业培训大方向来讲，服务业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 最近几年，服务业的比重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 2011年，我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只有43%，2015年已达到50.5%，4年时间提高了7个多百分点。 这个趋势仍在持续，表明未来服务业方面有大量就业机会。 服务业有各种不同行业，不是都属于简单劳动，有相当一部分需要高技能。 一部分服务业在准入上仍存在“玻璃门”、“旋转门”以及行政审批等问题，存在发展和吸收就业上的限制。 第三，从社法委和法治的角度来说，我国破产法的执行以及破产程序中的重组效率比较低。 一提到破产，有人就觉得是强制企业关门，但实际上，破产首先是对经营失败或市场变化后的一种保护，有利于资源再配置。 另外，破产法程序也是一个比较规范和方便的重组过程，破产重组可以调整债权人和股权人之间的关系，从而有利于企业的有效重组。 破产程序可以对已有的债务加以处置，债权人委员会达成一致以后，如果觉得企业有重组、未来有生存的机会，矛盾就比较容易按程序调解。 其他市场经济国家通过破产处理的案子是我国的几十倍甚至几百倍，这表明我们依靠法制的正式渠道在解决产能过剩和企业重组问题方面，依然任重道远。 第四，推进贸易政策改革，包括加强全球政策协调，非常重要。 从全球分工来讲，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在有比较优势的环节，一国的产能是可以过剩的，过剩可以出口，只要你有竞争力。 当然，如果没有竞争力还产能过剩，就只能自我压缩了。 有些国家和地区可以在某些产业培养出竞争力，从而实现大量出口，同时本国短缺的商品就可以进口。 所以，贸易政策的全球协调和我们自身的贸易政策改革是非常重要的。 换言之，不能简单化地以产能是否超出国内需求来衡量产能配置的合理性。 第五，刚才听张明森委员发言，说到国有企业在劳动用工、激励机制和吸收再就业方面还存在这么多僵硬的政策，有些出乎意料。 我们知道过去的确存在很多僵硬制度，没想到改革这么多年了，国有企业还有这么多“老掉牙”的政策。 确实要顺应市场变化，对过时的规定进行大幅度清理，就像国务院清理行政审批一样，这也应是国有企业改革总体方案中的一部分。 第六，从金融行业角度来讲，去产能和去杠杆是相互联系的。 我国的杠杆率偏高，社会总债务率偏高，其中相当大部分表现在工业企业债务融资偏高，即工业企业股本偏少、贷款和债券融资偏多。 杠杆偏高，就会造成调整难，因为债权、债务人之间协调难度更大。 因此，如果能够更好地发展直接融资、降低债务杠杆，在一定程度上也能使未来结构调整和企业重组变得更容易一些。
煤炭企业是怎么死的：兼论中国供给侧改革的真正出路
2016年4月13日，美国煤炭巨头，全球第三大煤炭生产商，全球最大私营煤炭生产商皮博迪申请破产保护。
皮博迪的股价2011年一度超过1000美元，而仅仅过了5年，这个曾经千元的公司在申请破产保护的停牌前，股价只有可怜的2.07美元。
这个不是个案。在皮博迪申请破产前，2016年1月，美国第二大煤炭生产商阿奇煤炭公司申请破产。2015年8月，美国煤炭巨头阿尔法自然资源公司申请破产。
想知道这些倒下的巨人到底有多大，去拉一下全球煤炭企业2014年产量排名表就知道了（见下表）。
上表很清楚：皮博迪全球第三（仅次于中国神华），阿奇第六，阿尔法第十二。这三家公司几乎都是数一数二，可以充国家门面的公司，美国政府完全坐视它们的倒闭破产。事实上，在过去三年里，除了上述三家，美国还有爱国者，沃尔特等30多家煤炭公司申请破产。
美国政府没有向其中任何一家企业伸出援手。恰恰是这种放任不管，完全由市场决定生死的态度，美国完成了我们梦寐以求的供给侧去产能：美国08年煤炭产量达到11.71亿吨，2015年产量仅8.96亿，暴跌23.5%。而经过这轮破产潮以后，美国的煤炭可能再也不会作为一个产业出现在经济生活中了。
美国煤炭业的产能过剩起源于能源消费结构的内部替代（见下图），这几乎不可逆。2011年至2012年美国页岩气革命的爆发导致天然气的供应陡增，天然气的价格下降了近40%，这促使更多的电力公司转而使用天然气。再加上原油价格的大幅下降，煤炭行业就出现了产能过剩。
煤炭价格不断下滑，煤炭消费量不断下降，这不断就压缩了煤炭企业的利润空间。成本高的煤炭企业要么转型，要么死去，无论哪种，这个行业的产能都会被压缩。这也是我们看到的现象，在美国，一些煤企选择了转向新能源方向，另一些继续坚守阵地，无力撑下去了就申请破产。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美国政府出手干预市场，这些煤企得以苟延，那结局恐怕就是另一番景象。
无论是皮博迪，还是阿尔法，在提到它们破产的末路时，总是离不开提它们的债务。以阿尔法为例，2009年，阿尔法以20亿美元收购了当时美国第四大煤炭公司FCL，2011年，阿尔法以71亿美元收购了梅西能源公司，因收购阿尔法负债累累，截至其申请破产时，它仍然有超过30亿美元的债务。
在没有政府兜底的时候，它尚且如此大手笔的扩张，那在政府的兜底下，笔者倾向于相信它会更加疯狂的扩张。如果是如此，那么美国可能今天也面临着类似中国的问题，庞大臃肿的煤企绑架了国家的巨量资源。
美国政府没有这么做，而是让市场做了选择，跑不下去的企业就自己歇菜。美国人百拍不厌的电影有两类，一类是宣扬高大上个人英雄情节的人文片，一类是那些不死的僵尸恐怖片。这些僵尸的恐怖之处在于：一是不死，二是咬了其他正常人后，被咬者也将成为僵尸。
已完全不适应能源需求结构调整的煤炭行业，在美国人眼里，明显就是僵尸：救它们，会拖累一堆正常公司也变成僵尸。所以，美国人选择了走桥上过河：自谋生路，让市场来决定你的生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