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以来，资本市场开启新一轮深化改革，随着佣金下行加速、经纪收入占比下滑，同时重资产业务去方向化，行业beta属性有所弱化，行业集中度中枢抬升。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要求和“1+N”政策体系下，证券行业供给侧格局开始重塑并有望优化。
本刊特约 方斐/文
2024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成为继2004年、2014年两个资本市场“国九条”之后第三次出台的资本市场指导性文件。以“新国九条”为主的“1+N”新一轮政策体系以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为目标，以强监管、防风险、促高质量发展为主线。
严监管仍是政策主线
在上市监管方面，严把发行上市准入关，提高上市标准。交易所修改上市审核规则，主板、创业板提升上市财务标准，例如主板第一套上市标准的最近三年累计净利润指标由1.5亿元提高至2亿元，最近一年净利润指标由6000万元提高至1亿元，最近三年累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指标由1亿元提升至2亿元，最近三年累计营业收入指标由10亿元提升至15亿元。科创板上市财务条件未修改，但进一步严格科创属性评价标准，要求最近三年累计研发投入要求由6000万元提高至8000万元。
在持续监管方面，鼓励分红、规范减持、丰富退市标准。证监会发布《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监管的意见(试行)》，提出对多年未分红 或股利支付率偏低的，通过实施其他风险警示（ST）等方式加强监管约束；多措并举提高股息率；推动一年多次分红，引导优质大市值上市公司中期分红等。同时，证监会制定《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办法》，强化大股东减持要求，明确股份合并计算要求，明确减持与上市公司破净、破发、分红等挂钩的规定；也明确进一步加强减持信息披露要求，明确董监高、大股东通过二级市场减持的，应提前15个交易日披露减持计划，减持计划时间区间由最长6个月缩减为3个月。
在退市方面，证监会出台《关于严格执行退市制度的意见》，扩大重大违法强制退市适用范围，调低财务造假触发退市的条件，同时提高财务类强制退市门槛，将主板亏损公司营业收入指标要求从1亿元提高到3亿元，此外新增三项规范类退市情形。
在交易监管方面，大力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加强程序化交易监管。新“国九条”明确将建立培育长期投资的生态，大力发展权益类公募基金，建立ETF快速审批通道，加强基金公司投研能力建设，并稳步降低公募基金综合费率，同时优化保险资金权益投资证券环境，落实并完善国有保险公司绩效评价办法，鼓励银行理财和信托资金积极参与资本市场。此外，为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维护资本市场秩序，监管重点关注程序化交易的监管，明确程序化交易、尤其是量化交易的报告要求。
在证券公司监管方面，推动机构回归本源，支持行业格局优化，重视合规与风控监管。新“国九条”明确要加强证券基金机构监管，推动行业回归本源、做优做强。证监会也发布《关于加强证券公司和公募基金监管 加快推进建设一流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的意见（试行）》，明确证券行业发展目标，即5年内推动形成10家左右优质头部机构引领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态势，到2035年形成2-3家具备国际竞争力与市场引领力的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到本世纪中叶，形成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全球领先的现代化证券基金行业。
整体来看，证券公司监管有以下三个政策方向：
一是明确功能性定位，专注主业、审慎开展资本消耗型业务，推动投行能力和财富管理能力建设。证券公司应处理好功能性和盈利性关系，审慎开展高资本消耗型业务，合理确定融资规模和时机、提升资金使用效率，推动行业机构加强投行能力和财富管理能力建设，一方面严格落实“申报即责任”要求，提升投行价值发现能力，另一方面重视服务居民财富管理需求，推出更多匹配中长期资金需求的产品服务。
二是支持证券公司做优做强，鼓励特色化发展方向。明确优质头部机构引领行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新“国九条”也强调行业机构特色化的发展方向，适度拓宽优质机构资本空间，支持头部机构通过并购重组、组织创新等方式提升核心竞争力，鼓励中小机构差异化发展、特色化经营。
三是提升合规风控、文化建设的监管强度。证监会明确要积极培育良好的行业文化和投资文化，完善薪酬管理制度，建立健全从业人员分类名单制度和执业声誉管理机制。同时证监会将强化日常监管、现场检查和执法问责，全面强化监管执法，落实监管“长牙带刺”、有棱有角，严监管仍然是证券行业政策主线之一。
格局重塑优化在望
截至2023年年末，国内共145家证券公司，与2019年年末相比增加12家，且大部分券商均为综合性券商模式。尽管近年来部分券商在财富管理、股债承销等业务方面打造特色标签，但整体差异性仍不显著，同质化较强。而经纪佣金率的持续下行、股权融资的暂缓以及权益市场的波动，将对券商经营产生一定压力，并将加剧行业竞争。
2024年以来，资本市场 “1+N”政策快速落地，对加速建设一流投资银行提出一系列新要求，其中对于证券行业市场格局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行业集中度上行、机构差异化发展，监管多次强调支持头部机构通过并购重组、组织创新等方式做优做强，鼓励中小机构差异化发展、特色化经营，结合股东特点、区域优势、人才储备等资源禀赋和专业能力做精做细。
二是国有资本力量有望进一步提升，在十四届人大常务委员会会议上，财政部副部长廖岷作《国务院关于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情况专项报告审议意见的研究处理情况和整改问责情况的报告》，明确将优化国有金融资本功能定位和战略布局，适时合理调整国有金融资本在银行、保险、证券等行业的比重，集中力量打造金融业“国家队”，推动头部证券公司做强做优。
2024年以来，证券行业股权变动频繁，或将成为证券业供给侧优化的预演。证券行业股权变动基本有两种类型：
一是券商同业间吸收重组。例如，浙商证券2024年3月公告其董事会审议通过拟受让国都证券19.15%股份的计划，5月又宣布参加竞拍国都证券三个股东合计15.11%股份。此外，国联证券2024年5月公告称，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民生证券46名股东发行股份收购民生证券100%股份的议案。
二是国资背景股东入驻券商。目前，大部分上市券商的实际控制人或大股东具有国资背景，2024年以来，长江证券、东北证券、东莞证券等券商均宣布股东拟变动计划，新股东主要是地方国资或其相关公司，符合做强做大证券行业“国家队”的政策导向，证券公司作为实体经济融资的重要中介方，也将利于央国企探索产融结合、以融促产。
监管近期多次发声，支持头部券商做优做强，支持优质券商拓展资本空间，支持做强金融业“国家队”，未来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加速建设一流投资银行的政策导向下，头部证券公司、尤其是国有大型证券公司市场份额有望提升，行业集中度将继续上行。
目前来看，中国证券行业竞争格局初步显现、头部券商优势有所稳定，但行业整体同质化问题仍待解决，近期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相关政策明确证券行业未来的发展目标和发展路径，头部央国企证券公司应发挥自身股东和资源优势，未来或可通过并购重组、拓展资本空间、提升资金使用效率等手段进一步扩大竞争优势、提升服务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的质效，中小券商也可挖掘自身和地方资源禀赋，可向并购重组财务咨询、零售客户财富管理等方向打造特色标签。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资深投资人士）
本文刊于06月01日出版的《证券市场周刊》
如何看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今后一个重要的任务，主要是三个方面：一个是化解过剩产能，二是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三是新兴产业的支持和培育。 供给侧改革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重点任务是五项，就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供给侧的改革是根据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从现实出发做出的一个重大部署。 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通过改革的办法来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的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改善供给质量，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重点任务是五项，就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去产能方面，准备先从钢铁和煤炭两个行业入手，因为钢铁和煤炭现在产能过剩的情况比较突出。 至于僵尸企业的处置，各地就要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来确定它的范围，采取具体措施，中央也会有一定的支持政策，来推动化解过剩产能和处置僵尸企业。 去库存方面，关键还是房地产库存，特别是三、四线城市。 昨天发布的消息应该是个利好消息，对去库存会起到促进作用，现今也正在鼓励新市民购房，推动保障房的建设，特别是货币化安置的政策。 货币化就是享受保障房的这些群体，政府不一定去盖保障房，可以把现有存量的商品房收购集中起来，再安排给这些需要有保障性住房或者棚户区改造的群体，通过一系列的措施，来化解房地产的库存。 去杠杆方面，主要是企业的杠杆，从金融系统一直到企业，都会非常稳妥地来处置。 降成本方面，现已在调查制定方案，特别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另外还有不合理的收费，还有其他一些过重的企业负担，都要降下来。 补短板方面，主要是通过加大投资的力度来补短板，促进结构的调整。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今后一个重要的任务，主要是三个方面，一个是化解过剩产能，二是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三是新兴产业的支持和培育。
金融服务怎样响应供给侧改革
一、以针对性金融改革服务供给侧改革。 二、以体制机制创新推动银行自身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是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促进经济运行效率提升。 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优化公司治理机制，提高经营和决策效率。 建立多元化和轻资本的业务模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构建市场化、精细化和专业化的业务管理机制，提高管理效率。
供给侧改革给当代大学生带来了哪些挑战
伴随产业经济、金融环境、技术创新的发展，客户不断升级的金融和非金融需求与银行落后的服务和组织能力之间的矛盾，逐渐上升为商业银行面临的主要矛盾。 商业银行传统模式的终结当前，支持银行过往发展的各项红利开始逐渐消失，对银行的要素效率提升、去产能、降成本、补短板提出了新的挑战。 一是经济红利减弱。 整体经济增速趋于放缓，实体经济景气程度降低；持续多年的投资拉动型经济模式遭遇产能过剩、债务高企的瓶颈，传统部门有效信贷需求不足。 二是制度红利消失。 在大部分股份制银行和国有银行完成股改上市之后，基于公司治理的制度创新所带来的主体动能基本释放完毕。 随着民营银行获批速度的加快，商业银行的准入门槛逐渐放开，原有的牌照红利不复存在。 三是成本优势不再。 存贷利率上限的取消，意味着商业银行过往的低成本负债优势面临瓦解，资金成本上升成为难以逆转的趋势。 与此同时，人力资源、固定资产、系统开发等其他成本刚性上升，成本端面临系统性压力。 传统模式的终结，意味着商业银行需要加快自身的“产能出清”。 在商业银行原有的需求侧被动经营模式下，来自需求侧的产能过剩、债务过剩必然导致低效资产过剩，这就要求银行加快调整，及...伴随产业经济、金融环境、技术创新的发展，客户不断升级的金融和非金融需求与银行落后的服务和组织能力之间的矛盾，逐渐上升为商业银行面临的主要矛盾。 商业银行传统模式的终结当前，支持银行过往发展的各项红利开始逐渐消失，对银行的要素效率提升、去产能、降成本、补短板提出了新的挑战。 一是经济红利减弱。 整体经济增速趋于放缓，实体经济景气程度降低；持续多年的投资拉动型经济模式遭遇产能过剩、债务高企的瓶颈，传统部门有效信贷需求不足。 二是制度红利消失。 在大部分股份制银行和国有银行完成股改上市之后，基于公司治理的制度创新所带来的主体动能基本释放完毕。 随着民营银行获批速度的加快，商业银行的准入门槛逐渐放开，原有的牌照红利不复存在。 三是成本优势不再。 存贷利率上限的取消，意味着商业银行过往的低成本负债优势面临瓦解，资金成本上升成为难以逆转的趋势。 与此同时，人力资源、固定资产、系统开发等其他成本刚性上升，成本端面临系统性压力。 传统模式的终结，意味着商业银行需要加快自身的“产能出清”。 在商业银行原有的需求侧被动经营模式下，来自需求侧的产能过剩、债务过剩必然导致低效资产过剩，这就要求银行加快调整，及时出清。 同时，要有效降低成本。 在利润增长趋缓的前提下，向成本管理要效益成为必然选择。 再者，是效率提升和模式改变。 跟随战略和简单模仿将失去空间，商业银行将难以通过更多的制度红利和后发优势带来管理效率上的再提升。 客户金融需求的深刻变化一是产业经济的变化。 全球经济环境复杂多变，产业链分工面临调整，新的产业变革和经济增长点尚待形成。 建立在过往全球分工和资源禀赋下，以扩张产能为主要动力的投资拉动型、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将逐步被产业升级、科技创新、全生产要素效率提升所带来的新消费拉动型经济模式取代。 产业经济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商业银行的业务导向、金融模式和服务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是金融环境的变化。 金融业市场化改革加速，金融创新日新月异，多主体、多层次、多领域的综合性金融市场格局日渐形成。 民间金融、产业资本、互联网金融新业态的跨界竞争正在加剧形成新的金融生态体系，银行一方面需要搭建新的竞合关系，探索新的金融与非金融服务模式，另一方面需要深度介入产业链优化和商业模式创新，寻找与产业发展契合的增长点。 三是技术创新的变化。 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物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极大改变了金融的渠道和工具。 “中国制造2025”与信息化融合、国家信息化等发展规划的紧密实施，以工业4.0、互联网、物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变革，正在深刻改变着国家经济增长方式、企业商业模式与竞争方式。 在新技术的驱动下，客户的商业模式、发展模式、金融需求都将发生持续而深刻的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