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任法国总统 夏尔·戴高乐： “法兰西共和国决定将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提升到正常的外交关系层面。”
法国前总统戴高乐将军之孙 皮埃尔·戴高乐： 我的祖父很早就意识到了，中国早在1964年就已经是一个经济、外交和军事大国的事实。他说中国是一个真正的国家，一个自豪的民族，有着真诚和英勇的人民，对他来说，这是显而易见的重要的事实。我的祖父戴高乐是第一个在当时就认为中国将成为未来的强国，并在国际舞台上成为主导者的西方国家领导人。
60年前，在复杂的国际背景下，戴高乐将军率先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对于中国加强同西欧的关系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同时也对其他西方大国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皮埃尔·戴高乐先生曾多次到访中国，对中国传统文化非常感兴趣。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塑造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为中国现代进程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法国前总统戴高乐将军之孙 皮埃尔·戴高乐： 就我个人而言，我去过中国香港四五次，虽然它是一个商业中心，但我通过深入香港，了解了中国，参观了寺庙，最重要的是看到传统的中国和商业化中国之间的交融，并接触了和西方社会不一样的中国哲学。这个商业化的中国，这个高效的中国，充满着对工作的热爱，极其重视子女的教育，这对西方社会来说至关重要。因为不幸的是，西方世界正在失去这样一种在文化、教育和家庭方面的传统文化价值观。中国是一个伟大的传统国家，你们国家有56个不同的民族，传统是至关重要的，对我来说，这也是至关重要的。
皮埃尔·戴高乐在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基金会网站首页上，强调了他现在的政治理念，即继续促进世界多极化，在尊重各国人民的历史、文化和特性的同时，促进他们的繁荣和发展。
法国前总统戴高乐将军之孙 皮埃尔·戴高乐： 我认为中法需要加强伙伴关系，文化交流显然是一个重要的主题，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必须加强经济合作，我认为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合作项目和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法国和中国的联系会越来越紧密。我认为中国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不可或缺的、超越了历史的伙伴。您知道，我是一个多级世界的守护者和支持者，我非常尊重各国人民以自己的方式寻求发展和解放，尊重自己的文化和基本价值观，独立于美国模式，各国人民有权选择另一种模式，比如多极世界，特别是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在新的视角中给出了替代方案。我认为我的祖父完全持有这种开放和多边的新世界观，中国是这个多极世界的领导者之一，它以巨大的经济进步推动着这些重大变革，特别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外交上的进步，也是文化上的巨大进步，中国是这一变革的推动力。
名字以帕开头的外国历史人物
帕特里克好像是美国一个思想家
美国新保守派指的是什么
美国新保守派的来龙去脉（原标题：战略家与思想家）法国《外交世界》与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一起，在美国总统的决策中起实质作用的新保守派是哪些人？激励他们的思想家又是谁？是艾伯特·沃尔斯泰特(Albert Wohlstetter)和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吗？乔治·W·布什于2月26日在华盛顿对美国企业研究所发表演讲。 他以真诚赞美的口吻说：“你们是这个国家最具智慧的一些人”，“是如此优秀”，他接着说，“我的政府中有20个像你们这样的人”。 他这是在向美国新保守主义运动堡垒之一的思想库致敬，向作为本届总统标志的思想学派敬礼。 他表示自己是多么感激当今占主导地位的知识潮流。 他注意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他被新保守派包围，并且在政治决策中放手让他们起中心作用。 六十年代初，约翰·F·肯尼迪招募了一些中左的教授，特别是在哈佛大学。 用作家大卫·哈尔伯斯坦的话说，这些人是从“最好和最聪明”的人中选出来的。 乔治·W·布什选择了任用那些自六十年代以来一直反对中间路线的人。 中间路线即那时处于主流的社会民主主义共识。 他们是谁？他们的历史如何？谁是他们中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布什新保守主义的知识根源又在哪里？千万别把新保守派和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相混淆，后者也是布什的幕僚。 新保守派和新教原教旨主义者无关。 后者来自南部圣经地带，是当今共和党中正在成长的力量之一。 新保守主义来自东海岸，在某种程度上，来自加里弗尼亚。 它的鼓动者们通常是“知识分子”，住在纽约，是犹太人，而且开始时常常是左倾的。 他们中的一些人仍然称自己是民主党人。 他们聚集在文学或政治刊物周围，而不是圣经。 他们穿斜纹牛仔衣。 多数时候，他们在社会和道德问题上声称的是自由主义思想。 他们既不禁止堕胎，也不要求学校祈祷。 他们的野心在其他地方。 但是，皮埃尔·汉斯纳解释说，布什当局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成功地将两股潮流熔合在一起。 布什促使新保守派和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达成共同的事业。 在布什政府中，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的代表是首席检察官约翰·阿什克洛夫特。 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则是新保守派的一颗明星。 以中右路线竞选的布什，没有明确的政治纽带，已调制了一杯令人惊异的——爆炸性的——意识形态的鸡尾酒。 他使两个对立的世界，新保守派和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沃尔福威茨和阿什克洛夫特联姻。 阿什克洛夫特曾执教于南卡洛莱纳的鲍勃·琼斯大学。 该校在学术上并不为人所知，但却是新教原教旨主义的堡垒。 在那里，接近反犹太主义的立场是很普遍的。 沃尔福威茨是来自学者家庭的犹太人，是东部大学的优秀学生。 他师从六十年代最杰出的教授中的两人。 一个是艾伦· 布鲁姆，是出生于德国的犹太裔思想家列奥·施特劳斯的门生；另一个是艾伯特·沃尔斯泰特，数学教授和军事战略专家。 这是两个很重要的名字。 新保守派已经把自己放在了战略家和思想家的庇护伞下。 保守派的命名是不恰当的。 他们并不是那些以保卫现存秩序为目标的人。 他们恰恰拒绝欧洲所理解的政治保守主义品质。 他们中的一员，以《历史的终结》一文扬名的弗兰西斯·福山说：“无论如何，新保守派对保卫建立在等级、传统以及人性悲观论之上的现存秩序毫无兴趣。 ”（《华尔街日报》，2002年12月24日）保守派是理想主义的、乐观的。 他们确信美国式民主的普遍价值。 他们想要终止现状和软弱无力的舆论。 他们相信政治能够改变世界。 在国内阵线上，他们从各方面批评了福利国家，而那正是努力应付社会问题的民主党总统（肯尼迪，约翰逊）和共和党总统（尼克松）的成果。 在外交事务上，他们谴责七十年代的缓和战略。 根据他们的看法，缓和战略对苏联的好处比对西方要多。 作为“六十年代”成就的批评者，以及亨利·基辛格的外交现实主义的反对者，保守派是不满现实的。 欧文·克里斯托和诺曼·鲍德赫瑞兹是《评论》杂志的创始人。 他们来自左派，是纽约新保守派的教父。 他们曾经草拟了一份控告苏联共产主义的左派起诉书。 在《不要马克思，也不要耶稣》中(1970, Robert Laffont)，让–弗兰西斯·雷维尔描述了一个在六十年代陷入喧嚣的社会革命的美国。 今天，他把新保守主义看成是对六十年代革命潮流的反动。 这首先是在国内阵线上的。 新保守派追随列奥·施特劳斯，批评六十年代道德和文化的相对主义。 在他们看来，相对主义导致了八十年代的“政治的正确性”。 另一个正在这儿指挥战斗的第一流的知识分子，是芝加哥大学的艾伦·布鲁姆。 他的朋友索尔·贝洛在小说《混乱先生》(Gallimard, 2002) 中描绘了他。 1987年，布鲁姆在《美国精神的消失》中抨击了把任何事物都平等化的大学环境。 “一切都变成了文化”，他写道，“毒品文化、摇滚文化、街头团伙文化等等，没有任何最细微的辨别。 文化的失败已经变成了一种文化”。 布鲁姆，如同他的导师施特劳斯一样，是伟大的经典著作的诠释者。 在他看来，六十年代遗产的一部分“导致了西文文明对自身的轻蔑”，让–弗兰西斯·雷维尔解释说，“在政治正确的名义下，每一种文化都和其他的一样好。 布鲁姆对那些学生和老师们感到惊讶。 后者很愿意接受通常与自由敌对的、同时对西文文化十分粗暴的非欧洲文化，而拒绝承认西方文化有任何优越性。 ”然而，就在“政治正确性”似乎主导潮流时，新保守派却不断得分。 布鲁姆的书是一个巨大的成功。 在外交事务上，一个真正的新保守主义学派成形了。 网络也建立起来了。 在七十年代，来自华盛顿州的民主党参议员亨利·杰克逊（死于1983年）批评意义重大的核裁军条约。 在那时，他就培养了年轻一代的战略家，他们中有理查德·珀尔和威廉·克里斯托，两人都上过艾伦·布鲁姆的课。 在政府内外，理查德·珀尔偶遇保罗·沃尔福威茨——因为两人都为另一个缓和政治的批评家肯尼思·阿德曼工作。 他还遇到了国务卿手下的查尔斯·费尔班克斯。 在战略问题上，他们向艾伯特·沃尔斯泰特看齐。 后者是兰德公司的研究员以及五角大楼顾问，同时也是一个伟大的美食家，美国核原则的创始人之一。 （沃尔斯泰特死于1997年）更准确地说，沃尔斯泰特最先重新思考所谓“确保相互摧毁”（MAD）的传统核原则。 该原则是威慑战略的基础。 根据这个理论，有能力造成对方不可挽回损失的两个集团的存在，使领导者们不愿发动核战争。 在沃尔斯泰特和他的学生们看来，“确保相互摧毁”既是不道德的——因为它对平民造成毁灭，也是无效的——因为它造成了核武器的相互平衡。 没有一个政治家给出过理由，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会有美国总统决定“相互自杀”。 相反地，沃尔斯泰特建议“分等级威慑”。 例如，接受有限的战争，可能使用战术核武器，以及能够打击敌方军事装备的“巧妙的”精确制导武器。 沃尔斯泰特批评与莫斯科共同进行核武器限制的政治。 在他看来，这就相当于抑制美国的科技创造力，与苏联维持一个人为的平衡。 罗纳德·里根听从了他的建议，发起了战略防御（SDI）计划，俗称“星球大战计划”。 那也是沃尔斯泰特的学生们所进行的反导弹防御体系的前身。 这些人也是单方面放弃反弹道导弹条约的最积极的团伙。 在他们眼里，反弹道导弹条约阻碍美国发展防御体系。 他们也已说服了乔治·W·布什。 艾里奥特·艾布拉姆与珀尔和沃尔福威茨走的是同一条道路。 他如今在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中东事务。 还有道格拉斯·菲斯，是国防部长助理之一。 不管在耶路撒冷的是什么政府，两人都无条件支持以色列的政策。 这种坚决支持以色列的主张解释了他们何以毫不犹豫地认可沙龙。 里根总统的两届任期是这些人拥有最初的政府职位的良机。 在华盛顿，新保守派编织了他们的网络。 他们有的是创造力。 在许多年里，他们排斥民主党中间派或中左的知识分子。 在主导政局的思想得以形成的领域，他们获得了支配性的地位。 这就是诸如《国家评论》、《评论》、《新共和国》（该刊一度由年轻的“施特劳斯主义者”安德鲁·舒利文编辑）的评论刊物；有默多克集团拥有的《每周标准》，该集团的福克斯电视网确保了新保守主义思想在大众传媒上的传播。 此外，还有像《华尔街日报》等报纸的社论，由罗伯特·巴特列指导，放肆地灌输好战精神；有研究机构，著名的“思想库”，如哈得逊学院、传统基金会和美国企业研究所；也有家族：欧文·克里斯托的儿子是温文尔雅的威廉·克里斯托，《每周标准》的主编；诺曼·鲍德赫瑞兹的一个儿子曾在里根政府中工作；理查德·派普斯——一位流亡的波兰裔犹太人，1939年移民到美国，成为哈佛大学教授，曾是苏联共产主义最重要的批评家之一。 他的儿子丹尼尔·派普斯谴责伊斯兰教是威胁西方的新极权主义。 这些人都不是孤立主义者。 正相反，总体上他们非常有教养，对他国颇有见识，还常常说一些外语。 他们绝不像帕特里克·布坎南之类的反动的民粹主义者，后者赞成美国转向致力于国内问题。 新保守派是国际主义者，是美国扮演坚决的全球行动主义角色的促进者。 不过，他们并不以旧的共和党人（尼克松，老布什）为楷模。 后者相信政治现实主义的价值，不关心美国与之结盟的政权的性质，以保护自身利益。 在新保守派看来，基辛格是一种反面模型。 但他们也不是民主的威尔逊传统（以伍德罗·威尔逊命名，国际联盟的不幸的创始人）的国际主义者。 那是吉米·卡特或比尔·克林顿的传统。 后者相信国际机构能传播民主，最终却以天使般的或者幼稚无知的形象离职。 再看看那些思想家。 在新保守主义正式出现以前，艾伯特·沃尔斯泰特与列奥·施特劳斯（死于1973年）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 但是，尽管他们的研究领域有着根本不同，在新保守派的网络中，一些人已在两人的学说间架起了桥梁，不管作为根源还是偶然的影响因素（对艾伦·布鲁姆，保罗·沃尔福威茨，威廉·克里斯托），施特劳斯的思想已经成了新保守主义的理论基础。 人们阅读他的文章，认识到了他在经典的希腊著作和基督教、犹太族、穆斯林经文上的博学。 因为在演绎方法上的能力，他受到尊敬。 被导师雷蒙德·艾伦送到美国学习的让-克劳德·卡萨诺瓦评价说：“他成功地以德国人的深刻把经典的哲学嫁接到了一个缺乏伟大的哲学传统的国家。 ”雷蒙德·艾伦非常敬佩施特劳斯，二战前两人曾在柏林见过面。 他建议他的几个学生，像皮埃尔·海斯纳以及若干年后的皮埃尔·马内特，对施特劳斯的思想多加注意。 （译者注：雷蒙德·艾伦是二十世纪法国最杰出的学者之一，在政治领域也同样重要。 他曾为包括戴高乐在内的法国政治家做顾问，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列奥·施特劳斯1899年生于赫斯的科奇恩（Kirchhain, Hesse），希特勒上台前离开德国。 他在巴黎和英国作短暂停留后，来到纽约。 他先是任教于社会研究新学院，后在芝加哥大学创办了社会思想委员会，后者成了“施特劳斯主义”形成的熔炉。 把施特劳斯的学说概括为几点原则，如布什周围的新保守派所做的，是一种简单化和归约化。 与施特劳斯学派不同，新保守主义扎根于传统。 但是，对施特劳斯思想的借鉴形成了目前在华盛顿起作用的新保守主义的大背景。 它使人认识到，新保守主义在何种程度上不单是一些鹰派人士的冲动，并在何种程度上依赖于理论基础。 尽管这种理论基础也许有可疑之处，但毕竟不是普普通通的。 新保守主义将自己置身于施特劳斯思想两条路线的接合处。 第一条思想路线与施特劳斯的个人经历有关。 年轻时他经历了被共产党人和纳粹分子打垮的魏玛共和国的衰亡。 他的结论是，如果民主继续软弱无力，不起来与专治、扩张主义者作斗争，甚至诉诸武力，它就不可能占优势。 他在《斯宾诺莎对信仰的批判》的序言中写道：“魏玛共和国是虚弱的。 它只有瞬间的有力：1922年犹太族外交大臣沃什·拉什瑙被暗杀后的极端反应。 整体上，它体现的是没有力量的公正，或者说是没有能力诉诸武力的公正。 ”第二条思想路线是他阅读古典著作的结果。 对所有人而言，最基本的问题是塑造人性的政治制度。 为什么二十世纪造就了两个——用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极权主义的政治制度，即施特劳斯更喜欢称的“专治”呢？这个问题使很多当代知识分子困惑。 施特劳斯对此的回答是：因为现代性使人们抵制作为民主基础的道德价值和美德，抵制“理性”和“文明”的欧洲价值。 施特劳斯认为，在启蒙运动中可以找到这种抵制的根源。 启蒙运动几乎必然造就历史相对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即不承认在具体的、直接的、偶然的善中有更高的善存在。 施特劳斯认为，不应该把更高的善降低为具体的善。 一个难以达到的善，应当作为衡量真实的善的标准。 用政治哲学的话来讲，相对论的极端结果是美苏趋同论。 这一理论在六七十年代风行一时。 在某些情况下，它导致了对美国民主和苏联共产主义道德等值的承认。 在列奥·施特劳斯看来，政权有好有坏。 政治反思不应该抑制对价值的判断。 好的政权有权力——甚至有责任反对坏的政权。 如果把这一主张直接转化成布什所指责的“邪恶轴心”，会显得过于单纯。 但是很显然，两者是一脉相承的。 施特劳斯主义者发展了这种核心政治观念，把它作为他们的政治哲学之母。 他们对美国的宪法历史很有兴趣。 施特劳斯本人仰慕英伦帝国，敬佩温斯顿·丘吉尔—— 一个具有顽强意志的政治家的典范。 他认为美国民主是最不坏的政治制度。 即使利益倾向于取代道德成为政权的基础，我们还是没有找到比美国民主更好的政治制度，以促进人类繁荣。 但是，这首先是他的学生如沃尔特·伯尔尼、海威·曼斯菲尔德、哈利·杰法等人，丰富了美国宪法学派。 这个学派，甚至包括像哈利·杰法这样的圣经教义者，认为，在美国的各种机构中，这些更高的原则比建国之父们的思想应用得更多。 在任何情况下，宗教——或者说公民的宗教，必须把这些机构和社会粘合在一起。 对施特劳斯来说，诉诸宗教是不陌生的。 但是，这位犹太无神论者——用乔治·白兰德的话说——“喜欢掩饰他的轨迹”。 施特劳斯认为，宗教对于维持大众的幻想是很有用的。 没有幻想，就不能维持秩序。 另一方面，他也力图保持他的批判性思维，把自己的创见用一种独特的语言表达出来，但那些有德性的知识界精英还是能理解的。 为避免现代性的缺陷和进步的幻想，施特劳斯倡导回归远古。 但他仍然是自由民主的捍卫者。 自由民主是启蒙运动和美国民主之子，而美国民主又是启蒙运动的精萃。 这矛盾吗？无疑是的。 但就像其他自由主义思想家（孟德斯鸠，托克维尔）一样，施特劳斯愿意承受这种矛盾。 由于自由主义可能迷失于相对主义，批判自由主义对于自由主义的生存是必要的。 如果什么都可以清晰表达，还需要追求真理吗？在施特劳斯看来，关于善的相对主义会导致人们无力反抗专制。 积极捍卫民主和自由再次出现在政治原则中，成为新保守派津津乐道的主题之一。 对于维护世界和平来说，政权的性质比所有机构或者国际协议重要得多。 最大的危险来自那些不愿共享（美国）民主价值的国家。 改变那些政权，鼓励民主价值的传播，就成了加强（美国）的安全与和平的最好方法。 有很多观点是充斥于布什政府的新保守派的标志。 例如，政权性质的重要性、崇尚以武力推广民主、对美国价值的准宗教的提升、坚决反对专制。 它们源于施特劳斯的学说，有时又被第二代的“施特劳斯主义者”修正。 但在有一点上后者与他们公认的导师不同：新保守派试图用沾染了救世主即将来临之信仰的乐观主义把自由带给世界（昨天是对德国和日本，明天将对中东），好像对政治意愿的信仰能改变人性。 这也是一种幻想。 对民众而言，这种幻想的传播可能是好的。 但那些思想家们，却不应该允许自己被欺骗。 这仍然是一个谜：起初由于大师超凡的魅力而创立于口头传播的、又在一本本质朴的书中表达的“施特劳斯主义”，何以影响总统的施政？指导在巴黎的雷蒙德·艾伦研究中心的皮埃尔·马内特认为，列奥·施特劳斯的学生们在美国的大学环境中所遭受的排斥，把他们推向了公共服务、思想库和媒体。 在那里，他们的声音被过度放大。 另一种补充的分析认为，冷战结束后有一个战略思想的真空。 “施特劳斯学派”以及追随他们的新保守派，似乎是填补这一真空的准备得最好的学派。 柏林墙的倒塌证明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是对的：里根对苏联的强硬政策造成了苏联的崩溃。 “9·11”袭击也证实了他们的观点，即面对不同形式的专制，民主具有脆弱性。 从对伊拉克的战争中，他们很可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推翻一个“坏的”政权是可行并且令人想往的。 作为这种倾向的替代方案，诉诸国际法能得到某种道德上的合法性。 但是，除非进一步补充增强，国际法缺乏定罪和强制执行的力量。
《大国崛起》论述法国政治发展的特点有哪些？
法兰西第五共和国位于欧洲大陆的最西端。 三百多年前，它凭借路易十四的强大王权，称霸一时；两百多年前，它依靠拿破仑的军功横扫欧洲。 在19世纪，它拥有的海外殖民地仅次于英国。 这里曾经孕育出影响近代世界的启蒙运动，曾经进行过各种社会理想的实践。 三百年来，无论世界格局如何变幻，总是能够听到它在大国舞台上发出的声音。 法兰西这个弥漫着激情和理想气息的国家，究竟凭借着什么力量，在风云变幻的历史进程中一直呈现出别样的风景？本集片名： 第五集 激情岁月法国国家档案馆成立于1790年，这里收藏着法国自7世纪以来的珍贵文物和档案资料。 这是一本200多年前的记事簿，它的主人是当时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六。 国王的日记写得非常简洁，除了在出门打猎的日子里，记下猎物的数量之外，其他的时候，都只有简简单单的几个字。 “14日，星期二，无事”。 这是路易十六对1789年7月14日的描述。 显然这一天在国王看来十分平常，甚至有些平淡。 因为，连经常进行的猎鹿游戏都没有，所以，无事可记。 但是，路易十六认为无事的这一天，却成为一个改写法国历史的最重要的日子。 1789年7月14日，手持武器的巴黎市民正在进攻巴士底监狱。 监狱里当时只关押着7个人，但是市民们却为此激战了一天，牺牲了98个人。 因为巴士底狱被认为是专制王权的象征，摧毁它是推翻专制统治最具有象征意味的行动。 7月15日早晨，路易十六听到了大臣的汇报。 他吃惊而困惑地问：“怎么，造反啦？”大臣回答说：“不，陛下，是一场革命。 ”这场革命被后世称为法国大革命。 路易十六刚刚从睡梦中惊醒，革命已经开始了急风暴雨般的进程。 法国的最高权力很快就从国王手中转移到国民议会那里。 攻占巴士底狱之后仅仅20天，国民议会就宣布：废除一切封建特权。 这意味着120多年前由国王路易十四建立起来的绝对君主制被宣告死亡。 法国为什么会爆发一场摧毁绝对君主制的革命？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路易十四和他创建的制度究竟给法国带来了什么？1661年，就在中国清朝的康熙皇帝登基的前一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开始临朝亲政，后人在这两位东西方的君王身上发现了诸多相似：同样是幼年称帝、雄才大略，同样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掌握着高度集中的王权，并借此把自己的国家带到了一个鼎盛时期。 巴黎西南郊的凡尔赛宫，是人们遐想三百多年前法国盛世的最佳标本。 这座富丽堂皇的宫殿，正是当年路易十四表演绝对王权的硕大舞台。 年轻的路易十四亲政后，第一个措施就是废除首相，一切国家事务的决定权都集中到他一个人手中，政府中一共只有六名由他本人亲自选定的大臣，大臣们每周开会讨论国家大事，但做决定的人永远只有一个——就是国王自己。 采访：法国巴黎政治学院 教授 让·吕克·杜米纳克当路易十四说“朕即国家”时，他实际上是在说三件事。 首先他代表国家，然后他统治国家，最后他是国家精神具体化的表现。 跟当时的欧洲其他国家相比，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因为法国不仅有君主专制的政体，更有一套强大的国家机器，这套国家机器允许法国首先可以深入地发展经济，尤其是农村经济，同时建筑了很多要塞、城堡，能够更有效地进行一场战争。 然而，这位让法国第一次称霸欧洲的君主去世仅仅74年后，大革命就推翻了曾经给国家带来巨大荣耀的绝对君主制。 这是为什么呢？为了争夺欧洲的霸权，路易十四在亲政的54年间，打了31年的仗，旷日持久的战火逐渐掏空了法国的国库。 于是，作为国家财政来源的税收逐渐成为矛盾的焦点。 采访：法国巴黎政治学院 教授 让·吕克·杜米纳克当时法国社会被分为三个等级，贵族、教士和平民。 在这三个等级之间矛盾是不可避免的。 前两个等级，他们有优越的条件，不需要纳税，但却享受税金和其他的特权，第三等级，他们只有工作的权利，而且还要纳税。 特权阶层和第三等级的矛盾显而易见。 在路易十四时代，因战争而不断增加的税收，则让这一矛盾愈演愈烈，君主专制的弊端日渐凸显。 正如一位法国学者所说，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没有一种机制能保证国家抵制不合法理的行动。 路易十四统治末期，走向衰老的不只是他本人，还有绝对权力的整个系统。 君主专制已经像君主本人一样筋疲力尽。 采访：法国巴黎第一大学大革命研究所 所长 让·克莱门特·马丁一个人表面上看死于感冒，实际上他早已有病，身体已经很虚弱，所以一得感冒就死了。 法国当时实际上已经被很多矛盾所困扰。 1774年，路易十六继位。 此时，东方的大清帝国正在安享乾隆年间的盛世，但欧洲大陆最西端的国王路易十六却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先祖留给他的难题要远远超过荣耀。 据说，路易十六温和内向、处事犹豫，最大的爱好是拆装铁锁，但是，这位锁匠国王却没能打开困住国家前进的枷锁。 在他登基14年后的一场天灾中，法国社会的矛盾被激化了。 连续性的全国农业歉收，使得1789年成为整个18世纪中面包价格最贵的一年。 市民们几乎要花掉全部收入才能勉强吃饱肚子，农民们却在承担比往年更重的赋税。 采访：法国巴黎第一大学 教授 雅克·马塞他们必须向封建领主付地租，或者向有土地的贵族和资产阶级纳租，有些资产阶级也拥有土地，因为在农村当时还存在一千多年的封建税制，另外一种皇家税，包括人头税，还有一种非常不得人心的盐税。 两百多年前的漫画，描绘出当时法国社会的景象：沉重的赋税全都压在第三等级身上。 与此同时，战争仍在继续。 为了解决财政危机，路易十六尝试着对特权阶层征税，结果却引来强烈不满。 这使得国王成为全体国民的对立者。 为了解决财政危机，1789年5月5日，路易十六被迫召开已经中断了175年的三级会议，但是，三个等级代表的愿望都落空了。 愤怒的代表们组建了国民议会，提出制定宪法的要求。 路易十六却强令解散国民议会，同时调动大批军队开赴巴黎。 国王与民众之间最后一次协商的机会丧失了。 革命以汪洋恣肆之态快速蔓延，民众不仅推翻了国王，而且开始以新的理想来设计国家的方向。 今天，在法国国家档案馆里，珍藏着一份记录了一百多年前法国革命理想的文件。 这份文件，被历史学家们称为“新制度的诞生证书”。 法国国家档案馆工作人员：这里收藏着法国最珍贵的文物，下面我将向你们介绍其中的一件----《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它的第一段这样写道：“组成国民议会之法国人代表认为，无视、遗忘或蔑视人权是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 ”1789年8月26日，法国大革命的纲领《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正式通过。 宣言共17条，它庄严宣布：人人生而自由、平等，且始终如此；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 《人权宣言》从根本上否定了旧时代的王权、皇权和特权，并确立以人权和法制作为新的社会秩序的奠基石。 1789年8月，从巴黎传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声音响彻整个欧洲。 采访：法兰西学院 院士 让·皮埃尔·安格雷米法国是以自由、平等、博爱这三大思想在全世界发挥影响的。 人权在法兰西民族的全部文化遗产中占有重要地位，也载入了联合国的宪章和世界文化遗产。 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人权都必须得到维护。 从君主专制到张扬人权这样大跨度的革命是怎样产生的呢？法国大革命的新理念又是从何而来？历史的奇异之处在于这些当时最民主和平等的思想，恰恰孕育在欧洲王权最专制的地方——法兰西。 巴黎，一个聚焦全球目光的舞台。 这个属于全世界的文化、艺术之都，就诞生在掌握了绝对王权的路易十四手中。 而他个人对艺术的喜好、支持和赞助，给这个城市注入了灵魂。 路易十四亲自创办了法兰西舞蹈学院、音乐学院、喜剧院、建筑学院和科学院。 他本人从七岁开始就每天坚持芭蕾训练，并亲自扮演太阳神阿波罗，由此还获得了“太阳王”的美名。 这一时期的法国在建筑、绘画、戏剧、舞蹈等方面将古典主义艺术发展到了高峰，显示出极大的文化影响力。 整个欧洲的宫廷和贵族都以会说法语为荣，所有的外交条约都用法文来撰写。 采访：法国巴黎第一大学大革命研究所 所长 让·克莱门特·马丁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社会在欧洲占优势，法国为欧洲各种事业在思想上发挥了榜样的作用。 当时的专制政体和文化艺术发展之间不存在对立，两者之间是比较协调的。 从路易十四时代开始，法国的沙龙文化之风日渐兴盛。 贵妇人家中宽敞、雅致的客厅，给艺术家和思想家们提供了讲坛和听众，刺激着他们的灵感和激情。 与此同时，刚刚在巴黎出现不久的咖啡馆则为市民们提供了各抒己见的场所。 启蒙思想就这样在沙龙和咖啡馆里被不断地宣讲、辩论和传播着。 采访：法国巴黎1787咖啡馆 老板 基尔这些咖啡馆是大革命时期，人们的活动场所。 当时人们的思想十分活跃，大家都希望改变那个旧世界。 这个盒子里的珍贵收藏，是两百多年前的一颗充满激情的心脏。 它的主人伏尔泰说：“我的心脏在这里，但到处是我的精神。 ”因为坚持不懈地批判宗教蒙昧主义，伏尔泰被公认为启蒙运动的领袖和导师。 他在文章中写了这样一段对话：“一些知名人士在讨论，谁是最伟大的人物——是恺撒、亚历山大、成吉思汗、还是克伦威尔？有人回答：毫无疑问是艾萨克·牛顿。 非常正确，因为我们应该尊敬推崇的正是以真理的力量来统帅我们头脑的人，而不是依靠暴力来奴役人的人，是认识宇宙的人而不是歪曲宇宙的人。 ”采访：法国巴黎第一大学大革命研究所 所长 让·克莱门特·马丁启蒙思想是个长期的国际性的发展过程，18世纪末在欧洲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可以说启蒙思想促使知识和天赋人权的传播，因此使人民以新的观念看待国家、政权机构、宗教生活。 伏尔泰和所有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如同冲破重重黑暗的亮光，打破了欧洲中世纪的神学枷锁，开启了科学和理性之门。 而其中最根本的一点，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认识到自己是人。 ” 这也成为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内在动力。 伏尔泰去世后，他的棺木上刻了这样一行字：“他拓展了人类精神，他使人类懂得，精神应该是自由的。 ”如果说伏尔泰是旧制度最有力的批判者，与他同年去世的另一位思想家卢梭，则描绘了想象中的新制度。 采访：法国巴黎政治学院 教授 让·吕克·杜米纳克卢梭思想的核心内容是社会契约的思想，他认为人民大众有革命的权利，有义务去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契约，这种社会契约不取决于财富，不取决于国王的意愿，而取决于广大人民的共同意愿。 卢梭实际上是创立了法国大革命的基础，甚至可以说他通过阐明革命的意愿是高于传统的国王和宗教的意愿，从而给了人民革命的权利。 卢梭的棺木中伸出的一只手，握着一支火焰浓烈的火把。 这支火把很快就点燃了巴黎乃至世界。 1789年，伏尔泰和卢梭去世11年后，法国大革命爆发。 在启蒙运动声势最盛的这个国度，思想最终演变成行动。 那么，这个在启蒙思想指引下产生的理想的社会制度，怎样才能变成现实？大革命后的法国，将走上怎样的一条发展道路？1792年9月22日，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成立了，和君主制一起消亡的还有君主本人。 四个月后，就在这个当时刚刚改名为革命广场的地方，路易十六身首异处。 面对革命，法国国民激情澎湃。 他们编制了“共和历”以取代传统日历；街头到处都是激昂慷慨的演说家；人们不再使用“先生”一词，而是彼此称呼“公民”。 但是，群众的激情渐渐地失控了。 与此同时，害怕革命蔓延的欧洲各君主国组成了反法同盟，对法国开战。 采访：法国巴黎第一大学 教授 雅克·马塞一些偶然的事件，一些预想不到的事情导致了极端化，法国发生了与欧洲的战争，战争使革命走向了极端，使当时的形势发生了转折，这是始料不及的。 断头台酒吧，保存着巴黎唯一一座当年政府军队使用过的断头台，它曾经杀人如麻。 当铡刀落下时，人们依然能感受到昔日的恐怖。 1793年春天开始，巴黎成了一座革命气息和恐怖气氛交织的城市。 凡是涉嫌叛变共和国的人都上了断头台。 一项最高的记录是：38分钟内，断头台砍下了21个头颅。 全国大约有4万人被处决。 这时的人们已经忘记了四年前颁布的《人权宣言》对自由的定义：“自由就是能够做任何无害于他人的事情。 ”革命的行动背离了革命的理想，法国将往何处去？谁能够领导法兰西走出困境，恢复光荣？国王路易十六被处决12年之后，法国人再次选择了一位皇帝来领导国家。 1804年12月2日，巴黎圣母院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加冕典礼，拿破仑·波拿巴成为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皇帝。 这位皇帝是民众选举产生的。 法国成年男子中，有357万人投了赞成票，反对的只有2569人。 采访：法国巴黎第一大学大革命研究所 所长 让·克莱门特·马丁法国人之所以接受拿破仑政府，他们认为拿破仑代表了一种能够控制社会的力量，能够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家。 后来拿破仑又代表了一种征服欧洲的希望，法国人民之所以在初期支持拿破仑，是希望法国实现和平繁荣、并且征服欧洲。 在经历了长达十多年的革命、恐怖和动荡之后，人们开始强烈地渴望社会的安定，期盼着强有力的人物出现，结束国家的混乱和危机。 在战场上节节胜利的拿破仑，让法国人看到了恢复秩序和权威的希望。 更重要的是，拿破仑颁布《民法典》，宣誓效忠法律的行动，让已经饱受启蒙思想熏陶的法国人看到了延续理想的希望。 采访：法国巴黎第一大学拿破仑学院 教授 奥立维·布登当他宣布登基的时候，他宣誓忠于1789年的革命原则，也就是说尊重人权、自由、平等，他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要通过这个民法，确立革命的原则。 这部1804年正式实施的《法国民法典》，是由拿破仑下令起草的.在围绕法典草案召开的102次讨论会中,正在领导战争的拿破仑亲自参加了97次。 后人把这部沉淀了启蒙思想和大革命精神的民法典称为《拿破仑法典》。 在两个世纪后的今天，法国的现行法律仍基本遵循《拿破仑法典》。 《法典》对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因为，拿破仑将它带到了自己征服的每一片国土上。 1811年，随着连续四次反法同盟的灰飞烟灭，整个欧洲都快要变成法国的了：拿破仑自己兼任着意大利国王、莱茵联邦的“保护人”和瑞士联邦的仲裁者。 他的兄弟们分别担任了西部牙、葡萄牙、那不勒斯、荷兰和威斯特伐利亚的国王。 统领波兰的是他手下的元帅；奥地利和普鲁士是他的战败国，庞大的沙俄也成了谦卑的小伙伴。 拿破仑把法国带到了自路易十四之后的又一个辉煌的顶峰。 不同的是，在拿破仑时代，伴随帝国扩张的，是法国大革命思想在全欧洲的传播。 采访：法国巴黎第一大学拿破仑学院 教授 奥立维·布登这些国家被拿破仑征服以后，他直接或间接地在这些国家确立了新的原则，即法国革命的原则、平等的原则并摧毁封建制度。 拿破仑把有史以来最大的荣耀带给了法国。 在37岁生日的那天，他亲自为凯旋门奠下第一块基石。 沉浸在胜利中的拿破仑不会料到：他本人并没有机会从凯旋门下凯旋。 从俄国冰冻的荒原开始，最后经由滑铁卢的惨败，当了11年皇帝的拿破仑在大西洋的一个孤岛上终结了自己短暂的辉煌。 拿破仑兵败的根源在于，自由和平等的大革命理念意味着一切民族压迫行为都失去了合法性。 被占国的人民先是在拿破仑的指引下觉悟到这一点，然后在这位导师的侵略行为背叛了革命原则时转而反抗。 采访：法国巴黎第一大学 教授 雅克·马塞人民不爱武装的传教士。 战败国人民也反对武装传教。 拿破仑以军事力量和民族压迫来传播自己的价值观念，让法国从称霸欧洲的顶峰，重重地跌落下来。 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国家的未来。 后来的一位法国政要从拿破仑身上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位伟大人物的一生，对于军人、统治者和政治活动家都是极有教益的，也包含着对于公民们的教训。 它教导他们：决不应该让他们的国家听任一个人的权力去摆布。 ”拿破仑留给法国一个虚幻的荣光和再次来临的动荡。 巴黎的街道成为一次次起义、革命、政变的见证。 法兰西的土地成了一个政治哲学的大实验场。 1789年之后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法国经历了四次大规模的革命，两个帝国，两个王朝，还有两个共和国。 动荡之中，大革命的思想原则始终未能真正巩固确立。 法兰西将如何选择自己的道路？历史给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答案。 在反复的革命和复辟过程中形成的共和派与君主派，在相持了半个多世纪后，终于不再选择激烈的对抗。 在双方的相互妥协下，1875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诞生了。 此时的法国也刚刚完成了国家的工业化。 采访：中国法国研究会 会长 蔡方柏1870年到1913年这四十多年时间，法国的工业生产几乎翻了一番。 应该说，这个时候它是在发展的，但是，它有一个问题。 它同别的大国比起来，它的发展滞后，比较缓慢。 再举同时期发展的就是德国和美国发展的例子，在同时期，德国的工业生产增长了4.6倍，而美国，增长了8.1倍。 八十多年的动荡，使法国在与欧美大国的竞争中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 正当它加紧追赶时，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再次影响了它的发展。 当纳粹德国占领了整个法国时，法兰西彻底失去了往日的荣耀。 法国是否还能再次回到世界大国的舞台上？它将依靠什么力量实现国家的复兴？法国巴黎圣母院主教 ：那些为了解放牺牲在战场上的人，和那些鼓动者，以及那些指挥者，包括戴高乐将军，和他的一些部下，一些拥护他的人，我们一直为他们祈祷。 每一年的8月28日，在巴黎圣母院都要举行集会，纪念巴黎从纳粹统治下获得解放。 在法兰西面临亡国之际，历史选择了孤身一人在伦敦组织抵抗运动的戴高乐。 戴高乐将他的抵抗运动命名为“自由法国”，他说：“法国抵抗运动的烈火不应熄灭，也不会熄灭”。 1944年，象征胜利的法国凯旋门，终于迎来了一次真正的凯旋。 在戴高乐的带领下，为了自由而战的法兰西民族不仅为战胜法西斯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而且为战后法国的复兴铺就了道路。 采访：法国前总统 吉斯卡尔·德斯坦戴高乐几乎是单独一人成功地赢得了法国的合法地位。 他和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一起参加了重要的国际会议，并使法国参加了柏林停战的签订，使法国恢复了像中国那样的大国地位，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作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总统，戴高乐决心恢复法兰西应有的光荣。 他说：“没有了伟大，就没有了法国”。 但是，历史已经清楚地表明：像路易十四和拿破仑那样的军事征服都不可能使法国获得长久稳定的大国地位。 戴高乐说，进步是维护国家独立的唯一条件，一个经济衰弱的法国，不可能在世界上真正立足。 正是在戴高乐时代，法国的经济全面复苏。 采访：中国法国研究会 会长 蔡方柏戴高乐这个信念，就是要把法国变成一个强大的大国，要发展经济，使法国在世界上占有它应有的地位。 因此，他强调独立，所以，这样一个思想对他后来发展经济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他发展经济，搞他的工业体系，有他自己一套独立的工业体系，例如说，航空工业，他要搞独立的体系，他的核工业，他要搞独立的体系、机械制造，他也有独立的体系，所以，他整个体系是比较完整的。 因此，戴高乐上台之后把当时的政局稳下来了。 正好是遇到欧洲30年的黄金发展期，这个时候，法国的经济都是百分之五、六甚至到七的，这么个速度在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戴高乐要求独立的思想，谋求大国地位的思想就越来越明显。 除了经济实力，更为世人所称道的是戴高乐带领战后法国，走出的一条独特的大国之路。 1959年，法国宣布接受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自决，由此开始告别殖民主义；1963年，法国和联邦德国签订《法德友好条约》，从此与宿敌德国和解；1964年，法国与新中国建交，成为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大国；1966年，法国宣布退出北约军事组织，并限令美国在一年内撤除在法国领土上的驻军和基地。 坚持独立外交政策的法国，成为世界格局的制衡力量。 采访：法国戴高乐基金会 主席 伊夫·盖纳我想戴高乐将军对于各种政治体制是尊重的。 ……一个国家的体制应该适合那个国家和人民的情况。 英国人的民主和法国人的民主是不同的，法国人和意大利人的民主也是不同的。 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向世界发出了不可忽视的声音。 国家发展的独立自主，国与国之间互相尊重、和平共处，是自由和平等的原则在国际事务中的实践途径。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主导下，戴高乐实现了他心目中的伟大和光荣。 直到今天，法国依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 也正是这样的一个法国，开始接近大革命提出的理想。 经过两个多世纪的努力，它逐渐找到了一条通过践行启蒙思想的原则而成就大国地位的发展道路。 先贤祠，被称为法兰西思想和精神的圣地。 从大革命爆发两年后的1791年起，这里成为了供奉法国伟人的地方。 两百多年来先后安葬在先贤祠的72人中，有思想家、作家、艺术家、科学家，其中仅有11人是政治家。 是否能安葬于先贤祠，必须经过国民议会讨论，并由总统最终签署命令。 2002年，对于大仲马是否应该被安葬在先贤祠一事，法国人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有人认为他只是一位通俗作家，而先贤祠中供奉的都是代表法兰西精神的伟人。 希拉克总统说：“这是我们国家的大事”。 最后，国民议会讨论通过，大仲马成为第72位安葬于先贤祠的人。 法国总统 雅克·希拉克：他们用笔谱写了法兰西的历史，并为它打上了印记，他们以激情和天才，捍卫了自由、平等、博爱，捍卫了共和国，他们是文化的火枪手。 这就是法国，对思想与文化的尊崇早已浸润了人们的灵魂。 一个懂得尊重思想的民族，才会诞生伟大的思想。 一个拥有伟大思想的国家，才能拥有不断前行的力量。 自由、平等、博爱，这是人类社会的美好理想。 也许这是永远无法完全实现的愿望，但是人们可以在无尽的岁月中无限地接近它。 正是在这一追寻理想的过程中，法国以它卓尔不群的气质走出了自己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