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人类文明和价值体系问题时，有两个理论或思维方式上的问题我们还没有解决到位。一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要把握价值和价值观念之间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二是价值和价值观念的主体层次感。在每一个层次上，每一个主体的价值体系，都是别的主体价值权利和责任的界限所在，而不是从属的、上下服从的关系。”10月19日，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李德顺先生在济南举办的第二十四届中国价值哲学大会暨“人类文明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研讨会上发言。
关注问题，找到回答问题的“轨道”
有人说，价值哲学是最关注现实、最关注人命运的学问。李德顺进一步认为，“这种关注，并不像道学家式的热心，急于对民众进行说教；更不同于市场上功利化的喧嚣，那种急于自我推销式的叫卖。”他说，按马克思主义的要求，真正的哲学要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哲学式的关注，应该是一种“理性的深呼吸”，即积极的参与+冷静的审思+建设性的探索。
“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更作为一名专业哲学工作者，我一直觉得自己有责任更有理由对参与的生活和历史做‘理性的深呼吸’，对现实、祖国和人民的命运表达一种‘哲学式的关注’。所以，几十年来，我努力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要使思想跟上形势，主要是指社会生活的实际步伐和人们关注的重心，特别是其中那些构成社会热点和思考难点的‘问题’。”李德顺说。
马克思说过，“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当然，问题还必须提升和凝练，才能显示其哲学层面上的意义。从哲学上看，更重要的往往不是对问题的回答本身，对问题把握和回答的方式，才更能体现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灵魂。
“回顾一下，我是通过关注问题才找到回答问题的‘轨道’的。当然，这条轨道上并非我一人。就同期来说，还有李连科、刘奔、李景源等人，很多学者不约而同地开始关注并研究价值问题，可以说正是响应时代精神的召唤。”李德顺说。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问题，我关注价值研究，主要是受时代和生活实践中‘问题’的启发和激励。”李德顺1964年就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随后的经历让他越来越发现，“好”与“坏”的判断问题十分普遍，无时无处不在，但人们总是凭个人的意愿和感觉去谈论它，很少有认真透彻的理论说明。在当时哲学教科书里，根本找不到有关的理论根据和答案。
年轻的李德顺隐约觉得，从多方面看，“好”与“坏”的确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自己很想把这类问题弄明白。当恢复高考并开始招研究生时，他便迫不及待报考了人大哲学系硕士研究生。读研期间，他读了些书和材料，发现自己关心的这个“好”与“坏”问题，在西方哲学中属于一个新兴的领域，被称为“价值哲学”。并且，价值论似乎不是传统认识论、知识论或存在论、本体论中已有的现成内容，需要从头梳理，重新展开。
于是，在读博时，李德顺从自己关心的问题出发，选定了“价值论”作为学位论文的选题，尝试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论的研究和构建。“面对古今中外有关善恶美丑、得失利弊、吉凶祸福的众多言说，我结合历史实践去观察它们，然后思考马克思主义会怎么说。要回答这个问题，不仅要阅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而且要参照‘别人怎么说’，基于中西已有的主要学说成果，才能作出有凭有据的回答。阅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促使我从最近的理论争论——西方实证主义与实用主义之争入手，逆向浏览了西方哲学史。”
在对价值哲学研究的历程中，李德顺说：“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绝对不会回避历史实践中的真问题。马克思说，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当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历史任务提出来的时候，解决这个问题的条件和因素就在现实中酝酿着，我们的任务是找到它。用中国老话说，就是‘解铃还须系铃人’‘原汤化原食’，这是马克思的思维方式。有了问题，不能坐在屋子里头，拍脑袋想方案。”
以“法治文化”为“法治中国”培土浇水
陕西省社科联名誉主席、西北政法大学资深教授赵馥洁先生在《敬谢李德顺先生》一诗中写道：“价值高论冠学林，人民主体哲言深。”这一观点为学界所认同。李德顺最重要的理论贡献之一，是有力地阐发了“人民主体论”的核心价值观念。这一理论既是李德顺长期研学马克思主义的体会，也是他从自身百曲千折的生活经历中得来的深刻体验。
回溯与哲学结缘的萌芽期，李德顺受鲁迅先生影响很深。“初中时，老师给我一本《唐诗三百首》，让我用一年时间背下来，我半年就背下来了。老师奖励我一套十卷本的《鲁迅全集》。我从小是文学青年，爱看文学书，通过故事可以理解世事、人情、历史，而鲁迅指引我开始关注深层思想。”
大学毕业时，李德顺被分配到北京燕山石化炼油厂工作。他先到炼油车间当了三年操作工，然后进入机关当了干部，前后整整十年。种种说来话长、五味俱全的经历，让他深切体会到基层劳动者的艰辛，也感受了普通工人那种普遍诚实友善的高贵品格，“和朴实的人在一起，能够纯洁灵魂”。
一个信念在李德顺心中渐增：完全不带种族偏见、政治偏见和身份偏见的那些正常的普通人，在不与其发生利益冲突时，是最真实、最可信而可靠的实践主体、社会主体、历史主体。真理和正义，永远属于看似“沉默”的大多数。所以，后来他的很多观点和论述，都是围绕“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反复深入展开，并由此走向倡导“民主法治的政治文明”之路。
李德顺的“人民主体论”与西方传统的“人民主权论”有一字之差。他认为，“主权论”也主张人民是主体，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主要着眼于一个“权”字（权力和权利）；而“主体论”则主张权责统一的担当。历史上人民遭受的苦难，皆是毫无权力却承担全部责任的写照。所以，只有把相应权力与责任、权利与义务统一到位地担当，才是真实的、完整的主体。人民，只有人民，才应该并且能够是这样的主体。
李德顺认为，于国家而言，实现“民主法治”的政治文明，是人民主体切实到位的体现；于公民个人而言，也要有权责统一的意识和行动，才称得上当之无愧的“主人”。以此为基础，李德顺对“法治文化”的构想呼之欲出。
“法治文化”是与“人治文化”相对立的一种政治文化类型。尽管“人治文化”或“权治文化”曾是我国长期的政治文化传统，但现在亟待突破和更新，代之以“法治文化”。“这种文化上近乎‘脱胎换骨’的自我改造，会有巨大的困难和风险，难免遭遇种种阻力和曲折。但我仍确信，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又一次伟大的文化转型。”李德顺说。
李德顺认为，打造“法治文化”不纯粹是一项学术理论的探索，它更是一项理论与实践互动的创新实验，是与“四个全面”相伴而行的一个内在历史进程。它的目标，在于为“法治中国”培土浇水、立标塑形。“法律和政治、经济、文化，不是对立的关系。我们在积极探讨建设的进程，只能通过点点滴滴的积累，力争在现实发生的每一个具体案例中，通过法治精神和法治思维的切实贯彻和应用，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认识“传统”必须以“现在”为坐标
李德顺在生活实践中感悟的哲学问题中，有很大比重与文化有关。文化是指人的生活“样式”，其本质是“人化”和“化人”。我们的文化就是我们将世界人化，并“以文化人”，即用其成果提升自己的素质及境界。
“现在谈文化传承要守正创新，守正不是守旧，中华文化不只等于儒家文化。”李德顺指出，文化不等于文章典籍，传统文化不仅仅包括古人说的那些事，更体现在中华民族历史和今天的方方面面；讲传统也未必是言必称上古、言必称三代，真正活着的传统都在活着的中国人身上。通过中国人的命运发展史，我们才能更好知晓其背后的哲学思想，以及蕴含其中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怀等。也就是说，中华文化最根本、最鲜活的象征，就是中国人本身。
李德顺说，只有用唯物史观来指导理解“传统”和“传统文化”，把我们中华民族历来想的、说的和做的一体化地加以思考，才能知道什么是我们真正的“传统”，什么是传统里面好的和坏的东西，这样认识就能更客观一些、更真实一些。“我们讲‘以文化人’，是以文明成果来培育人，这个过程中，不能把‘文’看成一成不变的东西。要注意依据、使用的那个‘文’，不是脱离人的，不是来自圣人指令的，而是人自身历史的经验和成果，是人自己创造出来的。”
当然，认识“传统”必须以“现在”为坐标。“我们仔细反思自己，对照世界，对照当代人类文明的形态，认真思考，哪些是我们的长短之处。中国跟西方哲学不一样，西方是知识主义、真理主义的哲学，我们传统哲学是伦理政治、价值主义的哲学。中国传统对存在、科学、逻辑并不是很擅长。西方走向逻辑实证主义，我们走向道德理想主义。”对于传统文化如何“两创”，李德顺给出自己的解释：就像中医，有很多思想很先进，如“辨证施治”，治病看你是什么人、什么体质，强调患者的主体性。再如中医讲的经络，不是实体思维能解决的。经络似乎不是一个实物，而是一种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状态。但这些思想停留在哲学层面，没有形成系统的科学理论和实证技术，多半凭医生的经验、悟性、灵感去操作，就使它带有了一定的神秘性和局限性。
他说，总有人争辩中西医孰优孰劣，把它们对立起来，这是不好的。“其实，‘中西医结合’是我们国家几十年前就制定的方针。现在需要认真总结反思一下：结合得怎样？成绩和问题是什么？在分析、验证、探讨方面多下功夫，是弥合差异，而不是激化它。如果把传统文化看作是做嘴皮功夫，看作是文字游戏、概念的堆积，看作是各取所好的一套话语，就脱离了文化和传统文化的真实意义。”李德顺说：“急功近利、学风浮躁，是一个大的普遍问题。”提起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大多数人都会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李德顺则用哲学的视角进行更深层次的解读。所谓“精华”和“糟粕”，实际上有两种不同的含义和理解方式：一种是实体性的，一种是价值性的。
实体性的思维，把“精华”和“糟粕”当作传统文化中固有的存在，认为其中有一些东西本身就是好的，是“精华”；另一些东西本身就是不好的，是“糟粕”；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把它们一一找出来，将“精华”好好保持，将“糟粕”剔除。
问题的关键是，盘根错节的文化传统并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从树上摘下来已经成熟了、最终定型了的苹果，而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生命系统，它有自己的机理结构，它在生长变化着。这使“烂苹果”之类的比喻完全没有意义。用价值哲学思维来分析，所谓“精华”和“糟粕”，是指它对于人和社会发展的现实意义，主要不是去看它们“是什么”，而是“我们怎样对待”它。我们从历史中走来，所以不可能脱离自己的传统；我们向未来走去，所以决不应该停留于过去的传统。以科学的方法认识传统文化，我们一定要有自尊、自强的精神，也要有清醒、科学的态度。
“既要对自己的历史负责，有自爱自立的意识，敢于肯定和弘扬自己传统中一切优秀、美好的东西；又要对自己的未来负责，有自我批评和自我超越的精神，敢于否定和抛弃自己身上一切落后、丑恶的东西。对过去是如此，对现在和将来也是如此。”李德顺说，“当代的中华文化，像大海，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大海是江河汇合起来的，有的人想把大海还原成某一条河，长江、黄河或者尼罗河，看不到大海的浓度、深度、力度、气概，这种争论就跟不上时代和实践。”李德顺说。
给年轻人当“陪练”和“啦啦队”
李德顺从教多年，桃李满园。记者问他如何把握科研与教学的平衡，他说：“对于一位教师来说，科研应该是教学的一个环节。理论联系实际，第一要联系的是学生的实际。学生从四面八方来，他们是带着实际问题来的。他们提出的问题，跟原汁原味的生活不同，是已经凝聚和提炼出来的。即便不到位，学生也是一部分社会的代言人，要认真对待考察，和他们一起观察思考。所以说，我的科研动力、灵感，是和教学分不开的。”
“学界的学术批评，尤其是针对权威人物和权力部门的批评，是非常艰难的。只能听赞美之词，不允许批评和质疑，这种现象十分普遍。作为严肃的学者，李老师该批评的就批评。不过他的批评不是生硬的刺激，而是幽默风趣中给人以醍醐灌顶的感受。”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孙美堂说，李老师不是那种古板、迂腐的人；恰恰相反，他做学问，有种得心应手、洒脱自如的感觉。“他常跟我们说，做学问有三层境界：第一层，语言浅白思想也浅薄，这表明功力不够；第二层，思想深刻但语言艰涩，说明功力到了但尚未熟通；第三层境界，语言浅显思想深刻，有举重若轻之感。”孙美堂说。
李德顺还将这三种境界用古诗来形容：第一重“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第二重“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第三重“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李德顺说，黑格尔说哲学是圣殿的猫头鹰，到黄昏才起飞；马克思则盛赞法国的唯物主义哲学是“高卢雄鸡”。“我把二者连续起来理解：冲进心灵的暗夜，唤来智慧的黎明！”而大众如何提升自己的哲学思维能力？李德顺先生引用自己导师萧前先生的三则标准：学会把事情看清楚，学会把问题想透彻，学会把道理讲明白！
“李老师终身用这三则标准衡量自己，也要求我们。在他看来，学术争论的很多问题本身有问题。你的问题不清楚，提法不合适，争论起来必然就是打一场浑水仗。有些问题，在别人那里混沌模糊，经李老师抽丝剥茧、层层深入分析，总会透彻澄明。”孙美堂说。
“我现在对自己的角色定位是‘啦啦队’。我这个‘啦啦队’，不是在那儿吆喝，有点像拳击教练似的，跟对方互揍，你得揍过我才行。我还写了一首诗：‘为仁凭呐喊，奔走靠后贤。出门贴边行，侧身让健男；寄语跋涉者，慎防脚踏偏’。”“现在有些人宣扬的思潮不大健康，使人心胸狭隘，眼光超不过鼻尖三寸，这是让我比较着急的地方。所以我要提醒一下，别走歪了，别摔跤。”李德顺说。
采访中，这样诙谐幽默、睿智有力的对话频出。李德顺的智慧幽默在其网名和头像中可见一斑，他的网名为“天山叟”，头像则是阿凡提，其中还有“暗号”：人在家时，头像为阿凡提与毛驴并立；出京时，则变换为阿凡提骑着毛驴走四方。
“我是人民中的一员，一切为了人民，我自我鞭策，也鼓励别人，不要推脱、不要盲从，抱有积极的建设性的人民主体的心态，脚踏实地担当起自己的权利和责任。我相信马克思那句话，找到解决问题的关节点。我的人生信条是与人为善，在知识、人品和作为中，始终把天下的人民大众当作知己。”李德顺说。
（大众新闻记者 卢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