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历史上，中国与法国创造了璀璨的文明成果，并通过交往交流架起东西方文明沟通之桥。
1866年，中国历史上第一所法国式大学——福建船政学堂在福建马尾成立。该学堂引进西方科技，推动交流互鉴，在近现代中国的政治、军事、教育、科技、外交、思想文化等领域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记者:宓盈婷 林凯
编辑：朱龙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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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政文化de历史
1.船政文化概况苍苍鼓山，泱泱闽水。 依山傍水的福州马尾是中国船政文化的发祥地和近代海军的摇篮。 1842年，西方列强炮火轰开了福州大门。 一个多世纪以来，面对血与火的洗炼，福州人沉思、探索、追求、呐喊、拼搏。 1866年（清同治五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创办了福建船政，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建船厂、造兵舰、制飞机、办学堂、引人才、派学童出洋留学等一系列“富国强兵”活动，培养和造就了一批优秀的中国近代工业技术人才和杰出的海军将士。 他们曾先后活跃在近代中国的军事、文化、科技、外交、经济等各个领域，紧跟当时世界先进国家的步伐，推动了中国造船、电灯、电信、铁路交通、飞机制造等近代工业的诞生与发展。 他们引进西方先进科技，传播中西文化，促进了中国近代化进程。 他们直面强敌，谈判桌上据理力争，疆场上浴血奋战，慷慨捐躯。 林则徐、严复、詹天佑、邓世昌等一代民族精英和爱国志士第一次让世界了解了福州人的骨气、智慧和力量。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虽因时代局限，福州马尾福建船政的辉煌只延续了40多年。 但在历史的弹指挥间，却展现了近代中国先进科技、高等教育、工业制造、西方经典文化翻译传播等丰硕成果，孕育了诸多仁人志士及其先进思想，折射出中华民族特有的砺志进取、虚心好学、博采众长、勇于创新、忠心报国的传统文化神韵，为此，我们将之称为“船政文化”。 它是福州人民涵泳百年不懈的历史骄傲，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精神瑰宝。 今天挖掘、整理、研究船政文化，发扬光大船政文化精华，营造再掀闽江开放潮、推动福州大发展的良好文化氛围，有着深远的意义。 [编辑本段]2.船政文化内涵及主要精神文化通常指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包括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 福建船政事业历时近百年，成效卓著、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福建船政文化既是特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同时又给予巨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并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有其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个性。 1、中国近代史上洋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福建船政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第一次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尝试，也是中国学校以西方现代科学知识教育学生的开始。 堪称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2、中国官僚机构与近代工业企业、科技文化教育相结合的有机体。 是中国最早最大的官办船厂和船政学堂。 3、中国近代造船工业的先驱。 福建船政是当时远东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设备最完整的造船基地。 4、近代中国培养科技队伍的基地。 船政学堂是中国人自己办的第一所近代性质的高等学校，也是中国第一所科技海军学校，培养了大批造船和航海以及其它相关人才。 船政局产生了中国早期无产阶级和一批熟练的技术工人。 5、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 福建船政局制造出一艘艘兵商轮船，组建起中国近代第一支舰队；船政学堂培养了许许多多海军人才，成为北洋、南洋、福建、广东水师各级将领的供应基地，直接推动了中国近代海军的创建与发展。 6、中国航空业的摇篮。 福建船政创建了中国第一家正规的飞机制造厂，自行设计制造出中国首批达到当时国际水平的飞机；创办了中国第一所飞潜学校，培养了第一批航空工程人才。 7、中国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 船政文化所体现的自立自强、开放革新、学习进取等等精神，世代传承，永放光芒。 以上仅是船政文化丰富内涵的主要体现。 至于船政文化外延，更是涵盖社会政治经济方方面面，联系广泛。 此次船政文化研讨会已征集海内外专家学者不少论文。 还有许多问题需要不断研究、深入探讨，传承创新，更好为现实发展服务。 船政文化名称，可根据不同场合和需要，冠以马尾、福州、福建或中国马尾，以区别于沪、津。 福建船政为后人留下诸多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有诸多传统精神值得发扬光大。 一、民族自强。 19世纪中叶，列强侵华势力扩张使“神威远震”的“天朝上国”向外国人屈膝妥协，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有识之士莫不为之痛心疾首，谋求富国强兵之道。 “师夷长技以制夷”、“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治水师不可；欲整治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买船有受外国支配之弊，只有造轮船才能夺彼族所恃”、“船政之兴衰在于人才的培养”等主张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理解和接受，革新图强的呼声愈来愈高。 福建船政正是在这样历史背景下创办的。 船政员工以其坚韧不拔的民族自强精神，艰苦创业，开拓革新，创造了许多旷古未有的光辉业绩。 不仅制造出中国近代海军的第一批军舰、组建了中国近代第一支海军舰队，制造出中国第一批飞机，而且创办了船政学堂，培养了一大批工程技术人才、社会科学人才，翻译西方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西方学术著作《天演论》，极大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对外开放和中国近代化进程。 二、崇尚科学。 在兴建船政之前，左宗棠就考虑如何培养人才，以应需要，建议设立“艺局”。 沈葆桢高瞻远瞩认为：船政根本在于学堂，船政前途的兴衰在于人才的培养。 建厂之初就创办“求是堂艺局”，不久改称船政学堂，分前学堂、后学堂。 后又增设绘事院、艺圃，民国二年船政学堂分出福州海军制造学校、福州海军学校、艺圃改称福州海军艺术学校，绘事院改称绘算所。 1917年设福州海军飞潜学校、后艺术学校改为勤工学校，增设福建省林森高级商船职业学校。 1946年勤工、商船二校合并，改称福建省立高级航空机械商船职业学校，为中国近代的造船、航海、文化、天文、航空、铁路、机械等培养大批科技人才。 1867年建成船政衙门，沈葆桢特地写了一副楹联悬挂在大门：“且慢道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即此是格致关头，认真下手处；何以能精益求精，密益求密，定须从鬼神屋漏，仔细扪心来”，以此激励广大员工勤奋进取，认真刻苦学习格物致知的科学道理。 船政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行政管理层层负责、处处把关，要求行政管理人员必须熟悉洋务。 三、对外开放。 林则徐是我国近代史上“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左宗棠、沈葆桢等人更明白知夷才能制夷的道理，既重视社会经济的改造，更重视近代西方最新科技成就的吸收，采取“请进来，送出去”的举措，把开放意识化为扎实的行动。 “请进来”就是以高价购买、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以高薪聘请洋教习，实行“拿来主义”。 先后聘用日意格、德克碑为正、副监督，共81名洋师、洋匠。 聘用过程始终在坚持“独立自主、权操在我”原则的同时，注重发挥外籍专家的作用。 对表现优秀的洋教习一再续聘，而不能胜任者则断然解雇遣返。 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注重与中国国情结合，有所继承和创新。 “送出去”即选派留学生出国深造，从船政学堂毕业生中选出天资颖异、学有根柢者赴法、英等西方国家深究造船驶船、练兵制胜之理。 学成而归，报效国家。 事实说明，“拿来主义”对推动中国近代化进程起到了事半而功倍的效用。 据有关资料，从1877年船政派第一批留学生至今，全国先后派遣留学生已达100多万名，遍及世界100多个国家，造就了一批批中华民族精英。 四、改革创新。 福建船政创办过程，在当时传统封建制度和封闭锁国思想禁锢下，来自各方面的阻力、压力、困难可想而知。 船政创业者坚持改革创新，义无反顾。 “以一篑为始基，从古天下无难事；致九译之新法，于今中国有圣人”，坚定自信，催人奋进。 以新知识来教育学生，更派出大批优秀毕业生到西方汲取新知。 注重实践，背离传统科举制度之道，使学生学以致用，成为有用之才。 以“生死以之”的决心，知难而上，排除来自统治阶级内部及英、法列强等外部的种种非议、刁难、掣肘、阻挠、破坏，克服腐败的官僚体制、经费匮乏、缺乏经验等种种困难，使福建船政取得令世人瞩目的绩效。 正如光绪元年左宗棠奉命议奏所陈：“中国轮船局分设闽、沪，闽局所设船、铁诸厂，华匠能以机器造机器，华人能通西法作船主，沪局所不如”。 五、学以致用。 学习新法，注重理论联系实际，讲求实效。 首先是重视新知育才，船政学堂先后开办制造（造船）、绘图（设计）、艺圃（技工）、驾驶、轮机、电讯等专业，形成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 学制造者学法文和造船需要的基础数学、物理、解析几何、微积分、机械学以及重学、水力学、材料力学、制造、制机等课程。 学驾驶者学习英文和驾驶需要的算术、几何、代数、三角、航海天文、航海理论、地理、驾驶学、御风、测量、演放鱼雷等；学管轮者另授汽理、行船汽机、机器画法、机器实习、修定鱼雷等。 艺圃是专门培养初级技术和管理人员的技工学校，艺徒半工半读，主要学习语文、算术、几何、机械作图等。 同时，重视实践，如学驾驶者在理论学习三年后经考核转入练船，实践科目有航海术、炮术、指挥等航海技能。 先后配置“福星”、“建威”、“扬武”号等练船专供学生实习，洋员教其驾驶，由海口、近洋而远洋，“凡水火之分度、礁沙之夷险、风信之征验、桅柁之将迎，皆令即所习闻者，印之实境，熟极巧生”。 学用结合使船政学生基本掌握了制造、航海技术，因而在大批洋师匠如约回国后，船政“可不用洋匠而能造，不用洋人而能驾”。 六、追求卓越。 以育才为例，主要包括：（1）精选生员。 每次招生采用“广报精收”的办法，考选十分严格。 （2）严选教师。 学堂开办初期“延致熟习中外语言、文学洋师”，请了不少外籍语言、专业教师。 1879年后逐渐改由最优秀的留学生如严复、郑清濂、魏瀚等担任。 要求为师者不单在课堂上“授道解惑”，更在思想的品德、志向、学问、作风、仪表、体魄、奉献等诸方面作出好榜样。 （3）严正风纪。 对学生思想教育抓得很紧，管理极严。 学生稍有违规，小则记过，大者斥革；每三月一考，成绩一等赏银，三等记惰，两次三等责戒，三次斥出，学员淘汰率极高。 （4）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锻炼相结合。 对实习课的要求也十分严格。 因此，船政学堂生员勤奋学习、刻苦钻研蔚为风气。 一位参观过船政学堂的法国工程师赞叹：“他们把敏捷的思维、坚韧不拔的精神、永远渴望成功的思想，全都用在学习上，这体现了中国人的特点”。 即使到了国外留学也依然如此。 如1877年首批12名留英海军生，留学三年全都成绩良好，令外国士官生吃惊。 结业评结中：严宗光（严复）“考试屡优”，蒋超英“造诣最深”，刘步蟾、林曾泰“成绩优异”，何心川、方伯谦、林永升、叶祖珪、萨镇冰“于行军布阵及一切战法无不谙练”，黄建勋、林颖启、江懋祉“专心学习”，1879年先后学成归国，服务海军建设。 七、爱国忘我。 这不仅表现在船政创业者恃“生死以之”精神开拓革新、艰苦创业，更表现在历次抗击外来侵略者战斗中以大无畏的爱国主义精神奋勇杀敌、视死如归。 1874年沈葆桢亲率福建舰队赴台，在日军武装侵略面前以坚定的爱国精神与坚强的武装实力，逼贪得无厌的日侵略军退出台湾，保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并开始了台湾的近代化进程。 1884年甲申中法海战，船政学生参战25人中捐躯18人；水师牺牲的6位舰长中有5位是船政学堂毕业的青年人；留学归来的船政学堂毕业生杨兆楠、薛有福、黄季良等一批参战青年也在战斗中献身。 1894年甲午中日海战中船政学堂毕业生为国捐躯的不少，如邓世昌、林永升等管带（舰长）。 值得一提的是甲午战败，清廷李鸿章等为寻觅可以为已脱罪卸责之说词，改写战报，捏造战情，罗织在前方浴血奋战之下属以代罪。 这方面已有不少史实记载及研究资料为含冤者辩诬，“官书多妄，野史多诬”之说法可谓入木三分。 1938年抗日战争在保卫武汉大会战中，中山舰（原名“永丰”）官兵与敌机奋战到底，16名将士壮烈殉国。 舰长萨师俊在指挥台中弹，在自己腿被炸断、手臂重伤的情况下仍坚守岗位继续指挥，高呼：全舰官兵努力杀敌，誓与本舰共存亡！他们大义凛然、浩气长存，不愧为民族的脊梁，永远值得后人怀念。 八、当好表率。 福建船政的创办者尤其是首任船政大臣沈葆桢，精明干练，处事果断，以身作则，公正廉明，成为僚属的楷模。 他的过人之处在于：（1）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和责任感。 处处表现以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为重，坚定走民族开放和民族自强之路，没有顾及个人宠辱得失。 （2）在艰难的环境中埋头苦干。 务实开拓，有胆有识，奖惩严明。 （3）严守中华传统美德，廉洁自律、光明磊落，令人景仰。 左宗棠在后来致总理衙门书中称：“闽局之有成，赖幼丹（沈葆桢，字幼丹）中丞清强忠实，能得华洋之心，总司其上，而朴干之官绅员弁分效奔走于下”。 语不惊人，却道出了领导者当好表率的十分重要作用。 [编辑本段]3.船政学堂毕业生历史名人由船政学堂毕业的部分历史名人：前学堂： 魏翰（造船专家、民国时任海军造船总监、福州船政局长）。 后学堂： 刘步蟾；邓世昌；严复；罗丰禄；詹天佑；林永升；林泰曾；叶祖珪；萨镇冰。
马尾船政文化博物馆开放时间
1. 马尾船政文化博物馆简介马尾船政文化博物馆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是一座以展示中国古代船政文化为主题的博物馆。 2. 开放时间马尾船政文化博物馆开放时间为每周二至周日上午9:00至下午4:30，每周一闭馆。 根据不同的季节和节假日，开放时间可能会有所调整，具体时间以博物馆公告为准。 3. 博物馆展览马尾船政文化博物馆展览面积达6000余平方米，分为藏船馆、船政馆、军事馆、海洋馆、厦门黄页馆等五大主题展馆。 藏船馆内展示着明代“海滨吉船”和明、清时期的“中华号”，以及清朝乾隆年间为封泉嘉奖“宏恩富民号”等各种古代船舶模型。 船政馆主要展示了船政制度的历史和演变，展品包括官印、法令、档案以及官员的服饰等。 而在军事馆中，藏有一些珍贵的军事器械和文物，如近代枪械、军服和战争遗物等。 海洋馆则以展示海洋文化为主，如海洋历史、航海技术等。 厦门黄页馆展示了厦门半岛的历史、人文、地理和经济等。 4. 参观须知参观马尾船政文化博物馆，需要先购买门票，门票分为成人票和学生票，分别为60元和30元。 同时，博物馆内禁止随意触摸展品，不得在博物馆内吸烟、饮食和嬉闹，以免对展品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参观时，需保持安静、有序，不得在博物馆内大声喧哗或打闹。 博物馆内还设有存物柜，可供游客使用。 5. 周边景点推荐马尾船政文化博物馆周边有一些值得一游的景点，如马尾古镇、上杭古镇、东山岛等，都具有浓厚的历史、人文氛围和自然风光。 此外，博物馆所在的马尾区还有马尾海洋公园、海沧五通码头、七坊仙岩等著名景点。 6. 总结马尾船政文化博物馆不仅是一座展示中国古代船政文化的博物馆，更是了解中国历史、文化和海洋文明的重要场所。 游客在参观时，需要遵守博物馆的规定，保护好展品，并尽情地感受这座城市的历史和人文魅力。
傅雷的有哪些成就？
傅雷是我国翻译界的一代巨匠、杰出的文艺家，1908年4月7日出生于江苏省南汇县周浦镇渔潭乡西傅家宅（现上海市南汇县），取名“怒安”，是长辈受《孟子》“一怒而天下安”的启示而得，后改名为雷，是由远方表亲张愚石老人，从“大发雷霆之谓怒”而来。 傅雷4岁时，父亲蒙遭冤狱，一气而病，不久便撒手人寰。 母亲为营救父亲四处奔走，以至于无暇照料孩子，傅雷的两个弟弟、一个妹妹相继死去，只有他侥幸活下来。 在寡母严教下，他养成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性格。 他1919年就读于周浦镇小学二年级，主管傅雷所在班级的老师是极有名望的书法家，对傅雷影响很大。 1921年，傅雷考入上海徐汇公学念初中（现徐汇中学）。 傅雷在此三年多主要学了法语，因为此校系教会学校，傅雷很反感，用激烈的言辞反对宗教，初中未能毕业就被学校开除。 1924年，傅雷考入上海大同大学附中就读高中，后来发生的五四运动使傅雷刚正、激进的心灵受到了激烈的冲击。 他带头掀起了“大同风潮”，后被其母亲拉回了乡下。 1926年秋天，傅雷改入上海持志大学，只读了一年就赴法国巴黎留学，当时年仅20岁。 在巴黎期间傅雷曾与刘海粟、梁宗岱等创办了《华胥》杂志，出了两期，寄回国内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1931年秋傅雷与刘海粟夫妇结伴，返回离别四年的上海。 期间正逢“九一八”事变，傅雷遂执教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 1932年1月，傅雷与朱梅馥在上海结婚。 1933年傅雷离校，致力于法国文学翻译工作。 抗战胜利后，傅雷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时局风云、民生疾苦的政论文章和杂文。 傅雷是一部书，是一部蕴涵着热情、直爽、好学、才华的书。 傅雷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文如其人，惟其有干干净净、不朽的人品，才有干干净净、不朽的文章。 傅雷是文学翻译家，他的译作达34部之多，其中多是法国文豪巴尔扎克和罗曼·罗兰的名著。 煌煌15卷《傅雷译文集》，洋洋五百余万言，成为中国翻译史上空前的伟构。 他的译笔“行文流畅，用字丰富，色彩变化”，文字如行云流水，朗朗上口，清丽可诵，堪称我国翻译的典范。 傅雷是美术批评家。 1927年他自费赴法国留学，主攻西方艺术史，24岁就译出了《罗丹艺术论》这样不朽的名著。 26岁的傅雷在“上海美专”讲课时，写出了《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这样的大作。 他不单是分析了一些绘画、雕塑名作，更触及了哲学、文学、音乐、社会经济和历史背景等，其知识之渊博，议论之宏富，即使在今天，也足令美术史家效法。 傅雷是音乐鉴赏家，早在20岁的时候，他就受罗曼·罗兰的影响，热爱音乐。 在《傅雷家书》里，人们可以领略到傅雷对音乐史上众多大师的精彩评论；在《贝多芬传》里，人们看到傅雷如何用自己的笔与贝多芬心灵相通，在与命运的搏斗中彼此呼应。 傅雷秉性耿直，容易得罪人，但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能结交真正志同道合的知己。 傅雷生平知交有陈又新、洪永川、施蛰存、宋淇、黄苗子、林风眠等，这些友人，或是傅雷早年的同学，或是留法时期的良伴，或是其学成归国后相结识的知交，或是谈书论道、互相切磋的益友。 傅雷与友相交一片赤诚，而他跟黄宾虹的忘年交，更成为文坛及艺坛上的一段佳话。 傅雷当年独具慧眼，最早发现黄宾虹在艺术上的空前成就，于是为他开画展、写宣传稿、四处奔走，因此，黄宾虹将其视为生平一大知己，对之推心置腹、肝胆相照。 傅雷教子甚严，正如他在对己对人、对工作、对生活的各方面都要求认真、严肃、一丝不苟的精神一样，傅雷对待幼小的孩子也是十分严格的。 他亲自编制教材，给孩子制定日课，并以身作则，亲自督促，严格执行。 孩子在父亲的面前总是小心翼翼，不敢有所任性，只有当父亲出门的时候，才敢大声笑闹，恣情玩乐。 他规定孩子应该怎样说话，怎样行动，做什么，吃什么，不能有所逾越。 比方每天同桌进餐，他就注意孩子坐得是否端正，手肘靠在桌边的姿势是否妨碍了同席的人，饭菜咀嚼是否发出丧失礼貌的咀嚼声。 甚至因傅聪不爱吃青菜，专拣肉食，又不听父亲的警告，就罚他只吃白饭，不许吃菜。 孩子学习语文，父亲却只准他使用铅笔、蘸水钢笔和毛笔，不许用当时在小学生中已经流行的自来水金笔。 20世纪40年代初，傅聪刚及学龄。 在四周被日本侵略军包围的上海，连空气中都弥漫着一种罪恶的毒氛。 傅雷不让儿子去上外间的小学，甚至也反对孩子去街头游玩。 他把孩子关在家里，而且发现有成为音乐工作者的素质。 于是，他亲自担当起教育的责任，并在最基础的文化教育中，环绕着音乐教育这个中心。 1954年，傅聪去波兰接受那里的专家指导，准备参加1955年二三月间举行的“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 傅聪走后的第二天，傅雷便开始给儿子写信，直到1966年傅雷夫妻离开人间，他们父子之间鸿雁不绝，这些信就是我们后来看到的《傅雷家书》。 1966年8月，傅雷开始受到“文革”的冲击，因不堪受辱，于1966年9月3日与夫人朱梅馥双双含冤自尽。 傅雷虽然已经逝去30多年了，但他的气节仍然使我们缅怀。 傅雷不光有着极深的学问，他的为文之道和教子之道，更对今人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 应该说，傅雷的长子傅聪之所以能成为享誉世界的钢琴家，便得益于傅雷的谆谆家教。 作为一位卓越的艺术家，傅雷在立艺和立德的关系上，有着极深的见地。 他一贯认为“先是人，次为艺术家，再为音乐家，终为钢琴家”。 因此，在傅雷看来，自己的心田绝不能蒙上丝毫的尘俗和污染。 傅雷最为看重的是三种素质，即：不为物役，不为人使；甘于寂寞，不求身外之名；要有自我批评和善于批评的博大胸怀。 纵观傅雷的一生，无论是旅欧的求学生涯，还是在整风运动和“文革”中遭遇不白之冤，他始终如一地坚持着自己做人的原则。 傅雷在人格和文格上达到了和谐的统一，其译作和书信成为中国文学史的辉煌一页，其为人处世亦受到后人的景仰与赞叹。 有这样一位智者，他将人生问题上的一切真知灼见直接发自内心，又诉诸读者的真情实感，其文字的魅力能让读过的人沉迷不已，继而引发深深的思考。 他的名字叫周国平，他的每一部著作都能在学术之外形成极大的反响。 《人与永恒》是周国平的一部随感录，这部书贯穿着对人生重大问题的严肃思考和对现代人精神生活的密切关注，而更有价值的是其中向人们宣讲着许许多多为人处世的真谛。 该书自出版以来，长销不衰，在读者中产生了较为持久和深入的影响。 《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薄薄的一册，却影响深远。 傅雷先生在书中没有大量列举各派与作品，而仅仅是选择有代表性的加以评述；除了评介作品的特色与美术家的身世外，也提到一些由艺术实践引起的美学方面的疑难问题，并提出他自己的看法。 全书评述委曲精微、娓娓动听，实为艺术史著作中一部难得的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