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党资深议员发声，要求拜登主动退选，这会是民主党“倒拜运动”的开始吗？
自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和现任总统拜登，为了新一任总统大选进行电视辩论之后。拜登由于在辩论中的糟糕表现，在民主党内部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
此前一些时间，这种质疑还是少数民主党的议员，在私底下讨论拜登是否有资格代替民主党成为新一届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问题。
而在7月2号，据美联社报道，美国德克萨斯州民主党资深众议员劳埃德·多格特发布公开声明，呼吁拜登做出痛苦而艰难的退选决定。
劳埃德·多格特的声明，使他成为民主党内部首个公开敦促拜登退选的国会议员。劳埃德·多格特本身有很多特殊之处，一方面他的年纪也很大了，跟拜登的年纪差不多，因此他对拜登呼吁退选，不会被视为年龄歧视。
另一方面，劳埃德·多格特在发布呼吁拜登退选的声明时，肯定了拜登为民主党以及美国做出的贡献，只是基于年龄和身体的原因呼吁拜登退选，这实际上是照顾了拜登的面子，也使得劳埃德·多格特的呼吁更加无可指责了。
说白了，至少从表面上来看，劳埃德·多格特的这次呼吁，完全是基于民主党党派利益做出的决定，他并不是针对拜登个人。而这种现象，更能引起民主党内部其他议员和高层的响应。一些美国媒体将劳埃德·多格特的这份声明，称为“爆炸性”的消息，并强调说这很有可能会引起其他民主党众议员和参议员的响应。
那么，此举究竟会不会真的导致拜登退选呢？
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首先得从什么样的条件之下，民主党内部才会真正的形成足以推动拜登退选的舆论声音开始讲起。
简单讲，虽然说民主党在众议院和参议院有近300名议员，但是这些议员之中真正有影响力的，其实并没有那么多，大部分的议员在民主党内部并没有足够的影响力，而有影响力的那些议员，要么，处于民主党高层，要么，就处于参议院或者众议院的高层位置上。
这种背景之下，想要推动拜登退选，那么至少要得到民主党内部真正的高层，或者是在民主党内部有足够影响力的人站出来说话，比如前总统奥巴马，再比如民主党在参议院的领袖舒默等大咖。
而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劳埃德·多格特虽然是民主党的资深议员，但他在民主党内部的影响力其实并没有那么大，说白了，劳埃德·多格特只是资历相对深一点，他并不是民主党内部的当权派。基于此，他的呼吁如果得不到民主党其他高层的认可，只有部分年轻议员或影响力较弱的议员响应的话，也不足以推动拜登退选。
而另一方面，从民主党真正的高层来看，这些人到现在为止之所以力挺拜登，是有很多方面原因的，但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在于拜登做为一个资深的民主党政客，他不仅和民主党内部的各派系的关系错综复杂，更重要的是他年龄问题摆在那里，当拜登作为民主党的候选人成功参加美国总统大选并赢得胜利之后，这个总统的位置就不仅仅是拜登个人的，而是属于民主党整体的。
具体一点来说，就是民主党的那些高层，乃至民主党内部有影响力的政客，都可以通过党派力量来影响美国的政策，实现自己的利益。说的不好听一点，拜登的当选对其他有心在美国政坛上有所作为，却又无法竞选总统的民主党政客来说，其实是个好消息。
毕竟一个老迈的、没有太多精力处理国事的总统，比一个年轻力壮、有野心，并且完全有精力自己进行决策的总统，对于其他民主党的政客来说更好一点。
其次，现在民主党要考虑的重点，不仅仅是党派内部权力划分的问题，还有跟共和党竞争的问题。如今，距离下一届美国总统大选只剩下不到五个月的时间了，在此之前，民主党的选举战略完全是围绕着拜登来进行的。
这就好比一项投资，前期已经投入了很多成本的背景之下，如果临时换人，不但很难找到一个像拜登一样，在民主党和美国人民之中，有较高知名度和认可度的候选人，更重要的是，不选拜登，选其他人，那么其他人之间就会相互斗争，而一旦这种斗争开始，民主党内部就很有可能陷入分裂。
在极短的时间里，这种分裂是很难弥合的，偏偏现在的民主党没有太多的时间。总之一句话，对于现在的民主党来说，换下来拜登，提名一个新的候选人上去的话，那么，接下来再跟特朗普对决，输的概率就更大了，而这显然是民主党不可接受的。
基于民主党和共和党不同的利益倾向，相比于把老迈的拜登换下台，民主党人更不希望看到特朗普上台，因此，从党派利益的角度来看，民主党真正的高层现在也不太可能同意把拜登换下来。
但这事还有一个变数，那就是选民。政客们有自己的考虑，但支持民主党的选民，没有那么多政治顾虑，他们的投票投原则，只是看能不能选一个可以维护自己利益的领导人。而现在的拜登，由于年龄问题，在选民之中被质疑，这才是劳埃德等议员站出来，呼吁拜登退选的根源。
换句话说，如果接下来民主党高层无法让支持民主党的选民重新认可拜登，至少让他们接受不会有人比拜登更好的这种认知，那么，在巨大的民意压力下，少数民主党议员推动拜登退选，也是有可能的。不过这种可能性不太大而已。
你是如何看待美国大选的
一 对特朗普第一任执政期及中美贸易战的评价 个人感觉2016-2019特朗普执政的核心是：树立自己等于新时代真正美国人美国梦的唯一保证者及唯一的践行者的人设。 前任奥巴马及民主党人是卖国的，给美国及美国人造成巨大损失他将竭力挽回，并一定能成功。 这个核心立住了，顺理成章的他必然是2020大选唯一合理胜选者。 所有有碍于实现这一点的人和事统统无情的打倒。 无论是质疑他的媒体或者民主党人，或者执行不力的共和党政府高级官员或者有碍他形象的幕僚亲信。 从这点来评价，特朗普是高效专注的。 这核心和美国国家利益并不重合，甚至还有抵触。 但是特朗普不在乎，所有和这个执政核心点不一致处全部怼过去，从这点出发也就理解了他对中国贸易谈判的态度。 个人推断和中国贸易谈判特朗普并不期望达成所谓的贸易协议。 他最关心的是通过谈判能使他的上述核心加多少分。 好多人推论若今年11月不达成协议会影响选情，我觉得恰恰相反，如果达成协议会伤害特朗普的核心支持者以及他这些年来执政的核心诉求---自己是现代美国唯一的救世主。 那他会如何处理和中国的贸易摩擦呢？会持续谈判，谈判中不断放出强硬的声明，满足核心支持者的心理需求及自己的人设。 同时也会不断评估当前贸易摩擦对核心选民的影响，如果确实伤害过大，则进行局部短时间的妥协，稳住这部分选票。 例如近期在上海开始谈判后，应该和中国达成了部分妥协，我国同意暂时进口部分美国农产品。 但是一定不会达成一个全面解决协议，因为我国说的很清楚：达成协议的前提就是回到贸易摩擦前的条件，撤销2018年来所有对华新加关税，在平等的条件下进行谈判。 但是如果满足这个条件，将和他第一任期的执政核心严重冲突。 二 对2020美国大选的评价 从现在到2020大选前特朗普政府的核心关注点只能围绕大选，并且特朗普已经站在悬崖边上，没有任何退路。 从民主党人在议会的种种表现来看：如果特朗普败选，将面临“韩国式前总统”的严酷的政治清算。 这一点民主党和共和党人都心知肚明。 我个人认为，特朗普胜选的机率很大，只要不出现以下两个条件，特朗普就能当选。 特朗普败选的两个条件：1 2019年和2020年美国经济大衰退，股市跌掉1/3以上的市值。 2 特朗普本人被“肉体消失”。 我个人观察目前美国两党政治已经严重走向“偏执化”。 两党愿意互相妥协协商的建制派都已经被排挤边缘化，背后反应的是美国社会民意的撕裂和对立已经无法在目前体制下弥合。 这是特朗普2016当选的基础，经过这三年的发展更是这次选举特朗普必须牢牢抓住的基本选情。 所以特朗普毫不在意的挑战政治正确，挑战民主党的所谓激进“四人小组”。 他就是要强化这种社会撕裂，并从中操弄社会民意。 民主党人前两轮候选人的表现，我认为除了建制派的拜登好点，其他人也掌握了这点，并无耻的操作着。 从这点来讲，民主党候选人正以特朗普为师，打算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但是我并不看好民主党人，他们行动晚了，如果2016大选推出的候选人采取这个战术和特朗普拼，还有些可能，因为那时大家都是嘴炮，就看谁更能蛊惑人心了。 现在特朗普已经将2016年的嘴炮实践了3年，他有大量的实践结果支持他，并且这些年经济无论说什么并不是很差。 还有，特朗普早早统合了共和党，作为唯一候选人出选，而民主党现在还在内斗，特朗普募集的竞选资金远远超过任何民主党人。 最后，对于美国选民来说，反正要选一个无耻之徒，相对而言，特朗普反而更靠谱。 这里面我隐藏了两个条件：1）拜登作为建制派走不到最后，无法和特朗普对决，民主党人应该吸取2016年的教训 ，最后会选一个最好的嘴炮出来。 2）美国选民心知肚明这两个都是“烂货”，只能挑一个不那么烂的。 特朗普3年来的表现完全满足这一点。 别看现在民调都是民主党候选人遥遥领先，但是真投票时，特朗普还是会赢。 碍于政治正确，许多人在民调时会反对特朗普，真正投票时却会投他一票，尤其是美国的知识分子。 最后特朗普还会有惊无险的获胜。 三 2020以后的中美关系及特朗普走向我认为目前的中美关系是今后几年的顶峰，最好也只能这样了。 特朗普在第二任执政期内的执政核心点是“确保特朗普家族的政治、经济利益。 ”这个核心有个上限和下限。 上限是：2024特朗普退休时特朗普执政家族正式确立并被美国接纳。 家族内有人在政界中持续强势立足，荫蔽家族利益，有望若干年后再战美国总统。 下限是平稳交权，特朗普获得不错的执政生涯评价，不能被政治、经济清算。 如果在2020开始后的四年里能实现上限，则中美关系基本可以保持目前水平不再进一步恶化。 如果特朗普连执政下限都觉得有困难的话，中美关系会经再生波澜，而且不会仅限于经贸关系。 可能在南海，东北亚，台湾甚至非洲，中东等海外利益都遭遇美国重大挑战。 四 对今后四年美国的展望美国综合实力仍是世界大一大国，但是综合影响力会迅速不可逆衰落。 保守估计，到2024年特朗普退休时，中国的GDP能达到美国的76%以上，如果能达到85%就应该给特朗普发一个大大的奖章，这里面一定包含着特朗普4年里对美国社会的特别努力的折腾。
举例美国一条政策，分别支持的和反对的是那两个党派，详细点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军控政策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转变。 从积极推动军备控制到抵制甚至逆转军备控制，其变化幅度可谓很大。 九十年代初期开始，在单边军控领域，前布什政府单方面宣布大幅度裁减战术核武器；在双边军控领域，美国与苏联（俄罗斯）签订了《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和《进一步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在多边军控领域，积极推动并签署了《欧洲常规力量公约》、《开放天空条约》、《化学武器公约》、《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积极促使《核不散条约》的无限期延长。 但是在9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对军备控制的态度开始走向消极，尤其体现在双边和多边领域。 比如，将作为一个直接向总统汇报工作的军备控制与裁军署并入美国国务院使其发言权大为降低，拒绝签署《杀伤人员地雷公约》，拒绝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进行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研究与开发。 特别是小布什政府上台后，不顾国际舆论的压力，单方面退出被普遍认为是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的基石的《反弹道导弹条约》（以下简称《反导条约》）。 小布什政府虽然宣布将继续大幅度裁减战略核武器，但又不愿意在双边条约的基础上实现裁减，而坚持单方面的自愿裁减。 美国军控政策出现如此剧烈变化其可能原因有两个。 第一，美国的安全利益和安全威胁在冷战后可能发生了变化，旧的军备控制体系不能适应这种变化；第二，在军备控制领域美国党派政治作用明显加强，两党斗争导致美国军控政策发生转变。 这一点正是本文所要考察的。 关于第一点，在美国并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有很多争论，尤其是在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 共和党认定，旧的军备控制体系不能适应美国新的安全形势，需要革除；民主党则认为，军备控制仍能继续维护美国安全利益。 [1]这样，即使从安全利益和安全威胁的变化来看美国军备控制政策的改变，也需要了解美国党派政治在军控中的作用。 美国在其内战结束以后，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大政党控制着美国政治舞台，从未遇到强大的对手。 [2]因此，本文中党派政治指的仅是两党政治，即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基于党派的原因或以党派的形式而发生的政治活动。 根据美国的宪法，美国联邦政府外交与防务政策的制定权分属总统（包括部分行政机构，比如国务院、国防部）和国会（参议院与众议院）。 [3]而军控政策属于外交与防务政策的一部分，因此，本文中党派政治的考察对象主要限于联邦政府（民主党或共和党总统及其领导的行政机构）、国会参众两院及其共和党议员与民主党议员。 下面将分别根据《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军备控制与裁军署、《反导条约》三个案例对美国的党派政治进行考察，在此基础上了解党派政治对冷战后美国军控政策的影响。 一．《全面禁止试验条约》问题最能直接说明党派政治深刻影响美国军控政策一个例子就是，1999年10月13日参议院否决《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在表决中，参议院55名共和党议员几乎全部投了反对票，而45名民主党议员中44人投了赞成票[4]，阵线的鲜明足以说明这是一场党派之争。 《全面禁止试验条约》（Comprehensive Nuclear Test Ban Treaty ,简称《核禁试条约》）是经过联合国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长达近3年的艰苦谈判达成,并于1996年9月联合国大会以158票对3票(5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的。 该条约要求所有缔约国不进行任何核武器试验爆炸或任何其他核爆炸，不导致、鼓励或以任何方式参与任何核武器试验爆炸。 它是有关国际核军备控制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国际法律文书。 条约不但包括了成立全面禁止核试验国际核查组织的内容,而且对国际监控系统、国家核查手段和在出现争议情况下的现场核查办法等都做出了详细的规定。 在参院投票前，包括3位美国武器实验室的领导、32位美国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在内的专业人士都认为美国不需要再进行核试验即可保证其核武器的威慑力量，国会批准核禁试条约对于阻止核武器的扩散“势在必行”，而该条约的核查安排也是可信的。 [5]因此有人说，参院投票的最大输家是美国的国家安全。 [6]1996年9月克林顿第一个在《核禁试条约》上签字，翌年9月他就将《核禁试条约》提请参院批准。 如果条约得到批准，将是克林顿军控外交的重大胜利。 但作为参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的共和党人杰西?赫尔姆斯公开表示，在克林顿将控制全球气候变暖的《京都议定书》和美俄1997年达成的对《反导条约》条约的补充协定[即《划界协定》（Demarcation Agreement）]提交给参议院之前，他不会将《核禁试条约》提交参议院全体表决的。 [7]克林顿深知赫尔姆斯对上述两个协定是深恶痛绝的，所以克林顿政府拒绝这样做。 根据美国的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参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对总统与它国缔结的条约有初审建议权。 [8]也就是说，条约只有通过外交委员会的同意后方能在参院进行全体表决。 于是，《核禁试条约》就这样被搁置在参议院达两年之久。 1999年9月底，在确定有44位议员将投反对票的情形下（这使得赞成票不会达到议案通过所需2/3的多数即67票），共和党参议院领导人突然宣布将于10月份进行参议院投票表决。 [9]于是，在箭在弦上的情势下，等待民主党的只能是党派斗争中的惨败。 共和党之所以要如此刻意给民主党总统制造难堪，与2000年总统大选有很大的关系。 长期以来，外交和防务是共和党的长项，但是他们的这一长项在1992年和1996年都没有成为大选的议题。 [10]此次投票给了共和党一个绝好的机会。 参议院投票后，共和党总统竞选人小布什即表示支持共和党参议员否决《禁核试条约》，但从防止全球核扩散的考虑出发他又表示,如当选总统将继续其父1992年任总统时开始的美国单方面停止核试验的做法。 [11]由于不少共和党议员公开表现出对该条约的否定态度，考虑到否决条约对民主党是一个很大的挫折，克林顿总统于该条约表决的前一天写信给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洛特，要求参议院推迟该条约的表决。 但共和党人坚持要求克林顿政府做出书面保证，不在任期内提出批准该条约的要求，但遭到拒绝。 从表面上看，克林顿之所以拒绝共和党人的要求是由于他认为在他离任前的一年半的时间里，国际形势的变化难以预料，在此期间拒绝讨论该条约“具有潜在的破坏性”。 [12]但实际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如果在他离任前参议院不能批准该条约，那在第二年的总统选举中民主党就会少此一个重要的筹码。 因为民意调查普遍显示80％以上的民众是支持全面禁止核试验的。 [13] 而参议院投票否决后，两党互相攻击对方是出于党派政治考虑而不是国家利益。 克林顿在表决后即批评参议院的投票是“不计后果的”、“最恶劣的”党派政治。 [14]民主党的总统竞选人、副总统戈尔在表决后则立即播放了其谴责共和党的电视宣传片。 这一行为加深了共和党议员对民主党在此问题上动机的怀疑。 他们指责“民主党关心的是政治上的结果而不是条约本身”。 [15]当前的共和党布什政府已要求参议院“无限期推迟”批准《核禁试条约》，以期使这一条约在国会里滥掉。 而目前在参议院共和、民主两党的力量可谓势均力敌（共和党49席、民主党50席），因此，在近期内参议院通过《核禁试条约》的可能性看来是不大。 二．军备控制与裁减署问题1961年9月在共和、民主两党主持的国会的授意下肯尼迪政府建立了军备控制与裁减署（Arms Control and Disarmament Agency,简称军控署）。 其目的是为总统在军控问题上提供独立的建议和专门人才。 它是一个独立的政府机构，直接对总统负责。 在冷战的岁月里，军控署对于推动美国缔结军控条约、遏制美苏的军备竞赛与世界的和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冷战结束不久，对于军控署的继续存在美国国内出现了争议，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意见。 一种认为，随着美苏冷战的消失，再也不需军控署这一独立的军控机构，它的任务可以由国务院完成。 [16] 在冷战后的世界里军控署的存在是一个“时代的错误”；另一种则认为，“将军控署并入国务院则意味着军控问题在官僚政治的（bureaucratic ）重压下窒息而死”。 克林顿刚执政时，国务院曾试图将其并入,置于其负责安全事务的副国务卿的领导之下。 当时有人认为这是为了节省政府开支，也有人认为这是国务院对军控权力的争夺。 [17] 后来由于民主党主导的国会的拒绝，国务院将军控署并入的计划暂时没能实现。 [18]但是到了1995年由于共和党全面主导着国会，情形随之发生了变化。 以赫尔姆斯为首的共和党议员要求克林顿政府将军控署等三个机构并入国务院。 1995年3月以党派划线的形式，赫尔姆斯领导的参院外交委员会投票赞成将调整外交机构的议案提交参院讨论。 但由于民主党议员的集体反对，共和党不能得到使议案通过的三分之二多数票。 于是，赫尔姆斯就将《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化学武器公约》等诸多条约搁置在参院外交委员会，拒绝讨论众多驻外大使的任命。 1995年6月众议院通过一项要求削减外交援助和1997年之前取消军控署等三个机构的议案。 在这一议案的表决中，222张赞成票有210张即95％是共和党议员投的，192张反对票有175张即91％是民主党议员投的，可谓党派分明。 后来，由于共和党在赫尔姆斯提出的对古巴进一步制裁的议案和多数党参院多数党领袖多尔提出的惩罚焚烧国旗的宪法修正案两个问题上需要民主党的配合，共和党与民主党政府之间的僵局才被打破。 [19]1995年12月，一项由共和党议员赫尔姆斯提出的立法建议在参议院获得一致通过。 这一立法建议虽然不要求解散军控署等政府机构，但要求克林顿在六个月内向国会提交包括解除军控署等三个机构的政府改编计划，并5年内节省政府开支17亿。 与此同时，国会对军控署的拨款有了大幅度的降低。 1995财年政府提供给军控署的预算为5.03亿美元，而1996财年国会的拨款为3.57亿美元。 当时有评论说国会采取的是通过削减预算的办法削弱军控署的作用，并最终解除这一机构。 [20]1995年12月19日，克林顿总统否决了包含削减军控署预算的1996财年拨款法。 在此之前，克林顿曾专门写信给国会，认为军控署对于合理的军控和不扩散政策是必需的，并表示将继续保持其独立性和在军控与不扩散政策中的核心地位。 [21]1996年军控署在民主、共和两党在此问题上的僵持中得以存续。 但在1997年，由于共和、民主两党在批准《化学武器公约》问题上的争执，克林顿政府最终宣告了其“死刑”。 《化学武器公约》于1993年11月由克林顿总统提交参议院讨论批准。 1994参议院各相关委员会都举行了听证会后，计划于1996年进行表决。 但是，在共和党议员特别是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赫尔姆斯的压力下，原计划在1995年后进展得很不顺利。 1995年以赫尔姆斯为首的共和党议员解除军控署的要求由于两党的妥协未能实现后，他们并没有放弃解除军控署的斗争。 而其中的一个斗争筹码就是《化学武器公约》。 根据规定，该条约可能在1997年4月份生效。 因此，克林顿政府的1997年的一个目标就是督促参议院对该条约的批准。 1997年3月克林顿总统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在赫尔辛基发表的关于化学武器的联合声明中，克林顿明确表示，他决心在1997 年4月该公约生效时让美国加入这项公约，并且正极力敦促参议院迅速批准该公约。 [22]克林顿深知，如果他在关于撤除军控署等机构问题上不向以赫尔姆斯为首的共和党妥协，参议院是难以批准《化学武器公约》的。 于是1997年4月18日，副总统戈尔宣布了克林顿总统在未来两年内完成的外交机构改组计划。 其中包括将军控署并入国务院。 该决定宣布后的6天，参议院以74票赞成、26票反对通过了《化学武器公约》。 在党派政治的作用下，1999年4月1日军控署走到了它的尽头。 作为美国政府中一个独立分支，军控署曾为推动符合美国利益的国际军控条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在军控署被国务院吸收后，美国政府内部推动达成军控条约的力量就被大大削弱了。 三．退出《反导条约》问题2001年12月13日美国布什总统正式宣布退出禁止美国部署全国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反导条约》。 之后，一些分析认为，美国宣布退约是为了给其发展反导系统扫清法律障碍。 因为，美国恰好需要在六个月后进行可能违约的活动，比如，在试验中使用机动反导部件，开始在阿拉斯加的反导基地施工等。 [23][这个分析基本上忽略了美国党派政治的因素，而假定美国退约是符合国家利益的理性行为。 如果这个分析是准确的，美国退出《反导条约》就意味着建立全国导弹防御系统将是美国的一个既定的、持续稳定的过程。 但是，我们能够看到，扫清国际法障碍是退出《反导条约》的一个很弱的因素。 首先，并不是到了2002年6月，美国才开始进行与《反导条约》相冲突的活动，在此之前，美国也有违反《反导条约》的活动。 例如，美国在2002年1月25日夜晚进行的海基反导试验因为使用了机动平台，是违反《反导条约》的，[24]而当时离美国正式退出《反导条约》还有近五个月的时间。 第二，如果俄罗斯不对美国违反《反导条约》的活动作出反应，或者俄罗斯同意修改《反导条约》，美国就没有必要急于通过退出《反导条约》来排除法律障碍。 实际上，俄罗斯早已表示可以容忍美国今后的反导试验而不诉诸《反导条约》，也提供了修改条约的可能性，以换取美国不退出条约。 [25]]第三，美国也可以混淆条约的限制范围，比如，美国以靶弹速度低来说明2002年1月25日进行的海基反导试验不违反《反导条约》；在里根政府时期，美国以《反导条约》的广义解释来说明“战略防御计划”不违反《反导条约》。 所以，美国不退出《反导条约》，继续发展其反导系统，至少在一段时期不用担心来自国外的强大阻力。 实际上，布什总统不得不考虑国内的党派斗争对反导计划的影响。 美国的战略导弹防御发展已经经历了两起两落。 [26]今后的美国民主党政府也完全有可能将全国导弹防御计划再次压缩甚至下马。 布什总统宣布退出《反导条约》后国会民主党议员特别是其领袖们的反对明显的反映了这一点。 例如，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民主党议员拜登认为，美国放弃《反导条约》，谋求建立导弹防御系统，将使自身更容易受到核扩散等问题的威胁；而参议院多数党（民主党）领袖达施勒则暗示，国会可以通过拒绝为发展导弹防御系统提供拨款的手段来施加影响。 [27]美国目前经济形势并不好，布什总统需要担心能否连任的问题。 布什退出《反导条约》可以将其当作一个障碍，用于阻止导弹防御发展被继任的民主党政府逆转。 而如果今后一、两年美国经济回升，布什总统连任可能性比较大，那么，美国政府就不用急于全面开展部署。 美国可能暂时把重点放在继续发展反导技术，等到技术进一步成熟之后，在布什下一任的时间内全面部署。 如果美国经济持续低迷，布什总统缺乏连任的信心，那么，美国将把重点放在合成已有的技术，并部署一个基本上不能在实战中使用的“试验型”反导系统。 其目的主要在于造成既定事实，迫使后任继续投资完善已经部署的部件。 结果是，美国近期全国导弹防御的部署步伐将与美国经济景气状况倒挂钩。 这个预测是否与实际符合将是检验美国党派政治对军备政策影响的一个判断依据。 四．党派政治对美国未来军备政策的影响上述三个案例表明，共和党倾向于反对以条约为基础的军备控制，并力图使政府结构不利于缔结有效的军控条约；而民主党倾向于推进和维护军备控制条约。 两党对军备控制的严重分歧将使今后美国军备控制政策出现较大的摇摆。 这种摇摆与国会选举和总统大选相关。 两党军控态度的对立还使得美国采取积极军控政策的选择余地很小，美国今后在军控领域会走向更加保守。 布什政府尽管反对以条约为基础的军控，但仍然支持一些单边的自愿的军控措施。 例如，前面提到的布什承诺继续暂停核试验，大幅度削减战略核武器等。 所以，在以条约为基础的军备控制受挫的同时，单边军控仍会维持，甚至有所进展。 但是，单边军控的内在稳定性远远不如多边军控。 因此，美国党派政治导致的军备控制政策转变会使得全球军备控制变得不稳定。 美国的国内党派政治会使得美国的军备控制政策严重偏离理性，一些美国军备政策成为党派斗争的工具或者是其妥协产物，并不一定代表美国的国家利益。 因此，我们对美国当前和今后军备政策的分析，必须更多地考虑党派斗争的因素，否则难以正确了解美国的军备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