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职去留学! 中国大学校长

原标题:中国大学校长,辞职去留学!

20世纪80年代行将结束的时候,章开沅向教育部领导提出,希望辞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职务,出国留学。

岁月不饶人,他已错过多次出国访学机会,再迁延下去,恐怕真是时不我待了。

上世纪80年代是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在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后,章开沅迎来了其学术生命的盛大年华,几乎每年都有论文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这两个最重要的历史学学术期刊发表。 他和林增平教授共同主编的三卷本《辛亥革命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1984年,在辛亥革命研究室基础上,华中师范学院成立历史研究所(注: 后改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也是在这一年,国务院任命章开沅为华中师院院长。 这一任命颇出人意料,因为此前章开沅不是校级领导,毫无资历可言。

原来,教育部在上年年底华中师范领导换届时,可能是出于华师派系林立的现状,专门派人事司前来主持一次民意测验,结果章开沅得票全校领先。 章开沅一介书生,不属于任何派系,又是年富力强的知名教授,得票领先也在情理之中。 加之当时贯彻邓小平提出的干部革命化、年轻化、专业化和知识化,使得章开沅一下子冒尖了。

对于是否接受教育部的任命,章开沅有过犹豫。 他担心自己没有行政经验,能否挑得 更重要的是,担任校长,意味着将会把大量时间耗费在行政事务上,势必影响自己做学问。 他向教育部领导坦率表示只干一届,四年一到他就卸任,回归学术。

在一次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会议上,他向国家教委常务副主任何东昌当面递了一张纸条,大意是: 我这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没有留过学,没有在国外进行较长时间的研究和学习,我想补这一课。 会后,何东昌口头表示可以,但不必辞职。

1990年春,章开沅以自己“年事已高,力不胜任,而且很想在晚年圆一次留学梦”为由,正式向国家教委提出书面辞呈,请求辞去华中师大校长职务。 又过了一段时间,何东昌到武汉调研,章开沅问起这事。

这一次,何东昌很客气地说: “你先出国,我们来物色人接班。 如果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你还得回来。 ”这当然是场面上的客套,等于是给章开沅开了绿灯。

1990年8月21日,章开沅抵达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这所老牌的常青藤大学给了他一 除合作研究外,还要在该校历史系开设一门中国史课程。 这怎么看都不像是章开沅想要的“圆一个留学梦”。 他的角色,更像是一个高层访问学者。 在他人的眼里,一个64岁的大学校长,怎么可能是一个留学生? 不过,在章开沅的内心,他确乎把此次出国当作留学看待。 当年蔡元培还辞去教育总长职务携妻赴德国留学呢。

普林斯顿大学对章开沅甚为礼遇。 安排他住在神学院附近的一所专为高级访问人员提供的公寓楼(章开沅译为蟠音堂),他住顶楼,三室两厅,是神学院最好的一套房子,环境极为清幽。 对于一个本该退休安享晚年的学者,独自在国外工作和学习,肯定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在国内当校长,办什么事都有人张罗,在家里,他也是甩手掌柜。 可是在这里,办任何事都得靠自己。 他学会了烧菜煮饭,学会了在超市淘便宜货。 由于资助经费没到位,他不得不精打细算。 当他学会熨衣服,试着用自己买的电动刀剪对着镜子给自己理发时,他的成就感不亚于在学术期刊发表一篇得意之作。

他不会开车,好在邻居和附近的留学生、访问学者乐于载他一起出门。 章开沅有较好的英语底子,但毕竟平常少用,好在普大校方考虑周到,给他指派了专门的英语教师和接待家庭。 他经常有意识地去邻居家串门,与社区各个阶层多接触,既与社会密切联系,也是为了锻炼语言。 因为每天都要讲英语,他感觉进步较快。

“夜深人静,独居高楼,倍觉寂寥”。 见章开沅日记)写日记能稍稍缓解情绪。 同时,客居的寂寞唤醒了他的文学之梦,更使他对古典诗词中的情感意境有了切身体会。 他将深有体会的几句诗用毛笔写成对联挂于墙壁。 王韬的诗“异国山川同日月,中原天地正风尘”不正是他眼前经历的真实写照吗?

王韬(1828-1897)是中国近代早期开眼看世界的人,也是晚清朝野为数不多的清醒者,虽然不断碰壁,而不改初衷。 尚戴头颅思报国,犹余肝胆肯输人”。 一百多年过去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依然曲折,而知识分子的忧民之心、报国之志依然不改。 苏东坡的诗“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则时时提醒着他不能虚度年华。 是啊,海外羁旅,虽然寂寞,可是换来了以前最为稀缺的时间。 读书、思考、研究学问,不正是他所要的生活吗? 何况,“惟有读书,胜似杜康,治学亦可忘忧”。

章开沅很快就有了一些患难与共的朋友。 比他小两岁的武汉大学王文生,是古代文论专家,上世纪80年代末期出国讲学,这时恰好在普大任教。 年龄、经历相仿的两位老教授,成为这一阶段相濡以沫的密友。 还有公寓楼下从南非流亡而来的资深牧师JosephPrakasim夫妇,或许是同样远离故国,或许是同样心灵孤寂,他们经常串门,牧师夫妇还总是开车带他在附近走走。

章开沅还有很多学生在普大和附近的耶鲁读书,有些是本门弟子,如马敏(其时在耶鲁访学); 有些非本门弟子也非常亲近,如罗志田(注: 其时在普大读博、现为川大教授); 有些非亲非故,只因为是从华中师大来的,从武汉来的,或是从中国大陆或港台地区来的。 他们会经常打电话或跑来看他,一半是怕他寂寞,一半是讨论学术。 可笑我已成为中外博士生的课外咨询友人了。 ”(章开沅日记)更加不可思议的是,他在金陵大学历史系读书时的同学陈大端、牟复礼,时隔40多年之后,竟然在普林斯顿重逢了。

远离故国的日子,使他格外地怀念起家庭的温馨、同事的情谊。 虽然装了电话,但章开沅嫌国际电话费太贵。 写信成为他每天的必修课,开信箱、读来信是他最快乐的时光。 他把“无信、无客、无电话”的日子称为“三无”。 尤其是当外面下雨或大雪纷飞,他只能躲在家里。 这时候,书就成了他最好的朋友。

章开沅回归为一个纯粹的学者,这正是他想要的生活。 除了偶尔外出购物、见见朋友,做点家务活,其他时间他都在翻检资料、读书写作。 相比国内行政事务缠身,许多无聊应酬,这样的生活可称惬意。 他深知“出国不易,千万不能荒废时间”(章开沅日记),因此总是把时间排得满满: 早上精力最好,用来写作;

普林斯顿大学对他几乎没有什么特别要求,他在普大开的课程迟至1991年2月4日才第一次上课,以课堂讨论为主。 他有大量的时间泡在图书馆。 他经常光顾神学院的Speer图书馆,因为他对中国教会大学,乃至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 东亚图书馆与他的研究方向密切相关,他便“逐架翻检”,希望不至错过重要史料,期待有所发现。 他花了大量时间在读书上,或许这是自青年时代求学之后他读书最多的一段时间。

他参与主编的《辛亥革命历史大辞典》本是旧著再版,其首发式竟上了新闻联播。 对此章开沅深为感慨,早年他研究辛亥革命,门庭冷落,真是今非昔比啊。 可是太冷与太热,都不正常。 他在国内时也曾听闻,某些大员对学者们“不识抬举”颇为不解,“其实真正的学者与著作何需抬举? 一心想别人抬举,出不了好著作与好学者。 ”(章开沅日记)互相抬举,实为官场习性,学界更重人格独立,成果如何,大家自可独立评判,何须抬举? 章开沅特别欣赏楚图南的诗句: 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

长时间住在美国,使章开沅可以深入思考关于美国的某些说辞。

他刚来美国时,就有人对他说,“美国是儿童的天堂,中年人的战场,老年人的坟墓。 ”他已渐入暮年,似乎提前进入坟墓了。 天堂战场都好理解,为什么是老年人的坟墓呢? 他并没有觉得美国的老年人活得不快乐。 慢慢地,他发现这说法太“中国”了,美国人非常独立,子女长大,各有家庭,并不住在一起,从中国人的视角,美国的老人非常孤单,无人照顾,老无所依,这不就是提前进了坟墓吗?

普大对他照顾得很周到,刚开始他以为那是因为自己是大学校长、著名学者的缘故,可是时间久了,他发现新来者,包括普通的交流学者,都有这样的待遇,美国政府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你能更快地融入美国社会。 起初他对这些安排多少有些疑虑,因为在国内接受过很多这样的教育: 人家主动接近你,是想拉拢你,是一种渗透。 可是他想,如果这种正常交往也算是渗透,要么是人家的渗透水平实在很高,高到人人都乐于接受渗透; 要么是我们自己的觉悟太低,低到忘记你所肩负的崇高使命。

他来美国的时候,正是中美关系冷到冰点之时,可是除了中国研究明显降温之外,他并未遭遇任何白眼和冷遇,倒是遇到许多乐于助人的热心人。 有一次下大雨,他要去邮局办事,一对青年夫妇看他东张西望找路,过来主动问他需要什么帮助。 因为下着大雨,他们执意要开车送他去。 到了之后,他办完事出来,他们竟然还在门口等着他,要送他回去。 他执意不肯,觉得太麻烦人家了。 青年夫妇告诉他,因为雨天路滑,视野不好,特别是行人要穿过高速路,太危险。 最后,青年夫妇还是送他过了快速路才放心离去。

还有一次,他收到一封美国邮局寄来的道歉信,原来是他写给女儿章雪梅的信被邮差误撕,邮局退回该信并致歉。 这件事,也让他感慨不已。

“西游记”中“一个特有的篇章”

章开沅晚年留学,从美国的东岸到西岸,又辗转到日本,以及我国的台湾和香港,期间还访问了法国和韩国,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国研究学者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94年3月8日,章开沅回到武汉,结束了三年零九个月的海外之游。 1995年春,章开沅作为“黄林秀莲访问学人”赴香港中文大学访学半年。 前后四年多的这一段海外留学(访学或游学)经历,无论是对章开沅的人生,还是学术,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学术上,章开沅迎来了又一个高峰,他接连出版了有关教会大学、中西文化交流和南京大屠杀的研究论著。 这三项研究,任何一个学者只要在其中一项能够做出成果,都可以成为名家。 更为重要的是,作为这三项研究的前驱,章开沅的开创性贡献还带动了华中师大学术团队的整体进步,进而推动了中国学术界在这三个领域的研究进程。 如果没有“海外之游”,也许他只能继续“吃老本”,做辛亥革命的文章; 如果他还在当校长,他还可能变成一个委身事务的官员,而学术的章开沅或许就成了史学界的传说了。

羁旅海外时,章开沅写过一首诗: “人生识字始忧患,梨枣贻祸怨文章; 老来性情转恬适,无憾岁月乃平凡。 ”(章开沅日记)从国内几十年的风云变幻,到海外做一个纯粹学者的云淡风轻,章开沅的性情确实“转恬适”了。 他妻子曾对王奇生(章开沅的博士,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说: 先生从美国回国后,性情变温和多了。

章开沅晚年留学写有日记,留下珍贵的“雪泥鸿爪”。

2017年10月,香港开源书局出版《北美萍踪: 为该书作序的前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称誉章开沅晚年留学是中国近代的“西游记”(指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西方留学潮)中“一个特有的篇章”。


有人说西湖大学全是“天坑”,校长施一公直播回应说了些什么?

中国科学院院士、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准时出现在直播间,在线宣讲西湖大学首次本科创新班招生事宜,并针对几大热议一一做出回应。事件的起因,还得从西湖大学本科开设专业开始:化学、生物科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生化环材”天坑系列独独占了三个,这要放在毕业也不好就业,有网友戏言:西湖材料大学。

施一公出生于1967年的河南郑州,1985年考入清华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取得博士学位。随即回到母校清华任职,在2006年当上了清华大学的副校长。很难想象,清华的副校长愿意放弃已有的成就,另立门户还声称超越清华。在2015年西湖大学的想法出炉时,施一公依旧担任清华的副校长,直到2018年西湖大学建成后,他才辞职。而施一公辞职这件事背后,还有另一个人的影子,那就是方舟子。

西湖大学聚拢了两千多师生员工,实际上是一批志同道合、有理想有梦想的一批人,会营造特别的文化,特别的环境。事实上也的确如此,除了直播中介绍的学术成果外,近两年来西湖大学已经孵化出近20家成果转换企业。其中生物、材料、制药等领域占了大多数。换言之,学生有184个研究方向可供选择,“不会有两个本科生学一样的课程”。

任何一个进入西湖大学的本科生,根本不需要担心“生化环材”对将来的影响。如果西湖大学的毕业生在生化环材领域都不能有好的发展前途,最后是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还是成为“炮灰”,现在也不得而知,当然决定考生应不应该报考,更要取决于西湖大学的5个本科专业,是否是考生心仪的专业和未来的发展方向,自己是否愿意走上科研的道路。

清华校长施一公,辞职去西湖大学,还说要超过北大清华,现在怎样?

大学是学生最后一处安心之所,因为离开大学以后,学生就不再是学生就是一个社会人了,在大学里不管你是犯错还是贪玩都有老师朋友帮助你,但是出了学校进入社会,就没有人回护着你了,吃的亏都是自己的经验,所以大学作为进入社会前的最后一步,岁学生的规划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什么会有名校和普通高校之分,重点就在这里。重点大学给学生的帮助和资源普通大学远远赶不上的,重点大学的学生出去就是好公司大企业,一般高校的学生可能之后在小公司工作。这就能体现出清华北大的优势了。

施一公开始是清华大学的校长,在他在任的几年里把清华大学管理的特别好,学风非常上进,但是突然有一天施一公要辞职,很多人都不明白为什么,为什么要辞了清华大学校长一职,后来才知道施一公原来有了更深的想法。离开清华大学以后他前往了西湖大学,大家可能对西湖大学还比较陌生,因为他不是对应届生招生的,所以大家不太熟悉,西湖大学不是公立大学是私立大学,当年施一公创办他的时候就说打算五年之内超过清华和北大在中国的地位。

浙江省的重点大学很少,就连杭州这样热门的城市,也只有浙江大学一所,所以在这里建一所大学也是非常有道理的额,并且西湖的美景大家都知道,在全中国都能数一数二的,并且还印在了人民币的后面,这样可以增加西湖大学的游客数量。就这样施一公决定在西湖旁边建一所大学,这个大学就是西湖大学。这所大学他非常特殊,因为他不是面向应届生在招生,他不招本科生,只招硕士以上的学生,只有在一般的院校读完本科以后彩釉机会进入这个大学学习。

西湖大学的这个招生计划吸引了很多人发表想法,因为我们像清华北大的本科生硕士生想在进一步学习,可能就会选择出国,因为国内没有比清华北大再好的学校了,但是现在就可以去西湖大学读博。施一公当初拿出200亿建造这个学校,所以对她寄予厚望,对里面的学生也寄予厚望。

西湖大学到现在也就才刚刚建立四个年头,所以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并且里面开设的学院也不全面,所以赶超清华和北大是可能的,但是五年之内可能不好实现,我们对西湖大学都报有很大的期待。施一公还会发挥自己的所长来建设学校的。大家对此怎么看呢?

薛其坤从放牛娃到清华校长,在日留学被蔑视,后来怎样?

1963年,一个小小的放牛娃在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的一个小村庄出生了,并不是每个伟大人物的出生背后都有一个离奇的故事。薛其坤的出生很平常,没有天降异象,就像地球上多了一滴小得不能再小,几乎看不见的水滴罢了。没有人知道他的未来如何,包括他自己,也仅将自己限定于一个贫苦家庭出生的娃娃罢了。都是农民的父母从没有在意过对儿子的教育,整日忙于生计下地种田,心里只想着给他一口饭吃,将他养大就好了。

然而对薛其坤影响最大的也就是一次偶然从老师嘴里知道的“科学家”这三个字,就像许多男孩对新鲜事物的新奇罢了,他对科学家有种莫名的憧憬与神往,但他从未想过自己可以成为这个崇高职业的一员。在那个年代,人们虽然接触信息有限,但都会从课本中知道些为人类历史做出伟大贡献的科学家,加之“科学春天”的口号在当时响彻全国,以前的学生对科学更有了朦胧、朴素的向往,用薛其坤自己的话说,就是“当一个科学家多么伟大”。

也许是骨子里对知识的渴求,即使学校里简陋的设施:桌子是一根砍倒的大树一劈两半做成的,小板凳是自己从家带的;即使每天下课他要忙着回家放牛,但是并不影响他作业的完成,学习成绩的卓越。但真正成为科学家,尤其是杰出的科学家还要走很长的一段路。

“学什么专业不知道,反正能上大学就行”是他内心的真实写照。薛其坤爱学习也贪玩,但学习成绩没差过,中学时一直都是老师心中的重点生,可以说就是全村人的希望,终于他不负所望,如愿考上山东大学,并被光学系激光专业录取,成为全家人的骄傲。

探索之路仍在求索

如愿考上这所985,双一流高校,他的人生是否实现了大反转呢?也许在大多数人眼里,一个农村出来的放牛娃能有今天这样的成就不错了,他也算熬出头了,以后就可以随便找个体面的工作,拿着稳定的收入就行了。简单来说,他的好日子到了。

然而,不知是他存心要和老天作对,还是老天要戏弄他,他不甘于在曲阜师范大学物理系平凡安逸的工作,于是他开始考研,他想要进入中国科学院大学进行读研,但是两次落败,而且一败涂地,第一次考研,高等数学只得了39分。薛其坤毫不犹豫选择二战。奈何命运弄人,第二次考研,大学物理只得了39分。

两次失败,流逝的也许不仅仅是年华,还有机遇也未可知。但他并未选择放弃,决定再次挑战。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第三次的时候考研成功。试想这得面临多大来自社会与家庭的压力,而他都选择了承担。终于在1987年,他成功进入中国科学院大学就读。奈何命运弄人,别人读博仅仅花费5年时间,然而偏偏他的时间好像不值钱似的,竟然花了7年时间,难道是他贪玩的心造成的?

日本炼狱生活:“7-11”模式

在读博士一年半后,薛其坤有一个作为交换生去日本东北大学金属材料研究所联合培养的机会。当他去往日本大学留学时才发现国外大学不是乐园。博导樱井利夫治学极其严格,在外号“7-11”的实验室里,薛其坤一周要工作6天,7点来实验室,11点之前不许离开,风雨无阻。尤其是还要承受来自日本对中国人的蔑视,来自骨子里的嘲讽。和很多青年人一样,谁都想要在如此严苛的情况下为自己增加“放松时间”。有一次,他故意7:30才来实验室,结果遭到赤裸裸的批评,致使后来的他再也不敢迟到。

但恶魔式的压迫曾多次使他偷偷坐到马桶上打盹,尽管如此,20分钟以后也必须出来。直到一年半后,薛其坤在日本做的第一个课题取得了科研上的重要突破,这时的薛其坤终于感觉到儿时的梦想并不是那么遥不可及。也就是至此之后,他深深地爱上了搞科研,追求科学,忘却时间,甚至忘记了自己抽烟的时间。自己也凭借着实力,获得了樱井利夫的重视,让他对中国学生刮目相看。

英语烂到谷底

众所周知,他出生在山东的偏僻农村,于是自然而然地,普通话成了他一大难题,常常带有浓重的山东口音,上大学后好些人听他讲话需要半蒙半猜,才可以勉强听懂。

浓重的家乡口音让他的英语口语也好不到哪里去,对此他也毫不忌讳地坦言:我连说一句完整的英文都很困难。但就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他竟然要赴美做学术演讲,对于他来说,简直困难,但他并未放弃,将自己关在一个小房间里,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练习,终于在最后的演讲中获得激烈的掌声。

回国后再创辉煌

1998年薛其坤正式回国之后,入选了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了很多成果,也获得了数不清的荣誉。2013年,薛其坤首次观测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也就是因此他一炮而红,逐渐步入人们的视野。由一个不为人所熟知的科学研究者变为人们崇拜敬佩的榜样。搞科研就是这样,不为名,不为利,几十年的潜心研究才获得一日的辉煌。只有忍受寂寞,才能完成最初的梦想。

最终,薛其坤的团队比国外一些知名大学的研究团队更早地发现了量子反常霍尔效应。成为中国的骄傲,为国人增光添彩。最后终成清华副校长,但他并未因此而沾沾自喜,继续潜心研究,沿用樱井利夫的“7-11”模式,用更严格的态度教育自己的学生,为祖国培养出一位位杰出英才。

从一个小农村走出的放牛娃,凭借着自己一步步地探索,终于在中国乃至世界物理发展的里程碑上插上了红旗,这背后的辛酸与血泪又有多少,人们只知道羡慕他们的成果,但丝毫不在乎其中的努力与煎熬,这一路走来,薛琪坤的精神比他的科研成果更值得我们铭记。我们不求成为薛其坤这样的一代英豪,惟愿在自己的世界里多姿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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