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3日，澎湃新闻从湖北恩施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获悉，针对5月22日澎湃新闻报道的《上访村民疑“被精神病”，近八旬母亲深夜也被送进精神病房》有关信息，恩施市已成立调查组进行调查。后续情况将及时发布。
此前报道： 湃调查｜上访村民疑“被精神病”，近八旬母亲深夜也被送精神病房
“一定要相信法律……我们不可以违法，这是我一再强调的。”隔着精神病科送餐窗口的铁门，李和永嘱咐姐姐李和云，要向有资质机构为其申请司法鉴定，以证明他没有精神病。
李和永的相关诊断证明书
李和永称，被强制送到精神病院前，从来不知道自己在一年前被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
一个多月前的4月19日，湖北省恩施市屯堡乡杨家山村村民李和永被村委会、乡派出所、医院相关负责人等一起，以治疗屁股上的坐板疮为由，送进了当地民营医院恩施华龙总医院的精神病房。
他人提供给李和永的诉讼材料
事发前，他正与另6名恩施州村民计划次日准备去信访。他们7人均涉田地等民事诉讼。去年4月，李和永开始指导另6人、帮写材料等。45岁的李和永小学未读完，二十多岁在外打工时，因遭遇一起劳动纠纷，开始自学法律。
5月20日，澎湃新闻随家属探望李和永时，恩施华龙总医院精神科负责人马和平称，收治李和永，依据是当地提供的去年5月恩施市中心医院对李和永作出的双相情感障碍诊断证明书，以及当地反映李和永威胁要打村干部。
在诊断证明书上签字的恩施市中心医院医师李健称，筛查名单是村里报的，（医生）直接去家里诊断的，筛查时可以下诊断，但还要进一步复核；复核要在医院，需做相关量表。不过，其未回应为何没有进一步复核。
李和永坚称自己无精神病，未接受过筛查，对诊断证明书更是毫不知情。
马和平表示，他不认为李和永有伤害他人的危险。其强调，如果家属对把李和永送进精神病房不满，应该去找村委会。
澎湃新闻注意到，按照我国精神卫生法第三十条规定，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诊断结论、病情评估表明，就诊者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其实施住院治疗：（一）已经发生伤害自身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的危险的；（二）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精神障碍患者有本法第三十条第二款第一项情形的，经其监护人同意，医疗机构应当对患者实施住院治疗；监护人不同意的，医疗机构不得对患者实施住院治疗。监护人应当对在家居住的患者做好看护管理。精神障碍患者有本法第三十条第二款第二项情形，患者或者其监护人对需要住院治疗的诊断结论有异议，不同意对患者实施住院治疗的，可以要求再次诊断和鉴定。
22日晚，杨家山村委会一村干部对此回应称，4月18日到李和永家，想对李和永母亲进行精神障碍筛查，双方发生了争执，但并没有动手。村主任表示，根据当地筛查规定，精神障碍患者如果有过激行为或者扬言威胁，就要出面介入，要送他去精神病院治疗。
计划信访前一日，被送进精神病院
5月17日深夜，李和云睡在武汉市内一河边廊道的长椅上。她没钱住酒店，为了省钱，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甚至翻废品。
一个月前，李和永电话李和云，说要去信访，让她从巴东县回恩施照顾母亲几天。
图为李和永的家
视频显示，4月19日下午1点半，多名民警、村干部，恩施华龙总医院精神科负责人马和平等，开着一辆警车、一辆商务车，来到李和永家，提出要带其去城里治疗屁股上的坐板疮，李和云不让李和永去，“我给你买的有药，你去弄啥”。然而，李和永同意去治疗。他平静地说，三个小时内要把自己送回来，因为次日他去山东（编者注：实际是去上访）。
同在这段视频里，民警说，之前入户时，李和永屁股上的疮就在擦药，昨天还在擦药，（疮）没好，政府就联系了城里的医院，刚才检查李和永血压还有些高。
然而，直到深夜，李和永没被送回家，拨打李和永电话时提示“空号”。
李和云报了警。李和云介绍说，当晚12点，她在屋里，听到母亲付必香在院子里和到来的民警、村干部争吵。之后，付必香被带走。
李和云情急之下从后门跑出，在附近山上过了一夜。
在4月21日与李和云的通话录音中，杨家山村村委会主任肖玉军称，不清楚李和永被送到哪个医院了，“检查了没事就放回来，有事就诊病”。
据李和云称，李和永与恩施州另外6名村民，原计划4月20日去信访。他们7人，均涉田地等民事纠纷，都是败诉后一直在申诉。
司法文书显示，黄某蓝所属施工队2020年8月因抢修公路桥就近砍伐、购买8棵树木，并向谭某云支付850元，后又砍伐1棵并支付费用。李和永主张被砍伐树木为其所有，栽种树木的土地系其承包经营，起诉了同村的黄某蓝、谭某云，要求赔偿4556元，停止侵权并归还土地。李和永一审、二审均败诉。2022年10月，其再审申请被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
事发当日，7人正商量买火车票。李和永认为，他们的逐级信访合法合规。
通话录音显示，4月20日晚，李和永与朋友通电话，说村里原本说带自己到医院检查坐板疮，却把自己关到精神病院了，让她帮忙通知自己家属。
李和云说，4月22日，她到恩施市公安局询问，才得知母亲付必香也被送到了华龙总医院精神科。随后，她多次到医院要求探望李和永，被告知入院15天后才可以探望。
就在李和永被送入精神病院当晚，他77岁母亲付必香也被村委会“作为临时监护人”送到精神科，诊断为“精神分裂”后收治进女病区。
按照我国精神卫生法规定，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已经发生伤害自身或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或他人安全危险的，经其监护人同意，医疗机构应当对患者实施住院治疗。只有对查找不到近亲属的流浪乞讨疑似精神障碍患者，才由当地民政等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帮助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
当事人否认曾接受过精神障碍筛查
5月6日，李和云终于获准探视李和永。
长达15分钟的视频显示，李和永平静。其称，自己是拼命才换来跟外界通电话的权利，让亲属、朋友知道他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实际上没得（精神病），他们就是以一张照片（编辑注：恩施市中心医院去年5月诊断李和永为双相情感障碍的诊断证明书照片）证明我有精神病。”李和永要求李和云向有资质机构为其申请司法鉴定。
李和永鼓励李和云：“一定要相信法律，我们会胜利……他们可以违法，我们不可以违法，这是我一再强调的。”
恩施市中心医院医务科提供的湖北省医疗机构门（急）诊通用病历显示，就诊人李和永44岁，就诊时间为2023年5月8日，就诊医院为恩施市中心医院，就诊科室为“春际行动”。病历显示，主诉：情绪不稳十余年；现病史：患者于十年前出现情绪不稳，显兴奋，话多，自觉能成功创业；既往无特殊病史；体检：问话能答，思维奔逸，说话滔滔不绝，语速快，思维转换快，不易打断，否认幻觉、妄想，既往二年前有攻击他人行为；辅助检查结果“无”。
当日，李和永被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建议加强监护和住院治疗。
澎湃新闻记者在恩施市中心医院医务科看到，日常被密封着的病历资料有近十公分厚，打开首页就是当地卫生部门组织精神障碍患者筛查的文件。第一份编号为“2023001”的病历，正是李和永的。
5月20日，澎湃新闻记者以家属名义探视了李和永，得知诊断证明书是下乡筛查作出的，李和永表示，自己根本没印象接受过精神障碍筛查。
“没有让我签字，也没有跟我说过诊断结果，什么都没有。病历中的东西，根本就没有人和我交流过。”李和永强调。
5月21日，在诊断证明书上签字的恩施市中心医院医师李健对澎湃新闻称，当时划片筛查，恩施市中心医院负责屯堡乡，是直接去村民家诊断的，筛查名单是村里报的。因为是下乡筛查，没有其它资料，只有一张病历和一张诊断证明书。
李健原是内科专业医师，2021年经过转岗、培训并通过相关考试后获得神经卫生专业执业资格的。李健称，筛查时没有做心理测量、辅助检查等，这些需要复核时在医院做，（到时）就需要做这些量表。“筛查时是可以下诊断的，但还要进一步复核”。对于“为何没有进一步复核”的疑问，其未予回应。
澎湃新闻记者问及病历中“二年前有攻击他人行为”具体指什么时，李健表示，“好像当时是说（他）要准备弄人啊什么什么的，具体记不清楚了。”其称，病历不需要详细记述。
“认为创业能成功”也是精神异常表现？李健对此称，当时，李和永买了很多缝纫机，“他说自己学过，能把鞋子做了后销往全世界，这是一种夸大、一种妄想”。
多名村民认为李和永看起来“精神挺正常”
国家卫健委制定的精神障碍诊疗规范（2020年版）显示，双相情感障碍典型表现为心境高涨、精力旺盛和活动增加与心境低落、兴趣减少、精力降低和活动减少（抑郁）反复或交替发作，可伴有幻觉、 妄想或紧张症等精神病性症状及强迫、焦虑症状，也可与代谢综合征、 甲状腺功能异常、多囊卵巢综合征以及物质使用障碍、焦虑障碍、强迫障碍和人格障碍等共病。双相障碍具有高患病率、高复发率、高致残率、高自杀率、高共病率、低龄化和慢性化等特点。
相关的诊疗规范明确，判断患者是否罹患双相情感障碍需综合评估，其中涉及实验室检查，评估躁狂、轻躁狂、抑郁等量表。
李和永购买的部分缝纫机设备
李和云介绍，李和永只读到小学四五年级，长大后就到广东打工。因发生过劳动纠纷，二十多岁开始接触、自学法律。2020年疫情时返乡，买了些缝纫机等设备，想办鞋厂，但因资金等原因，一直未开张。
李和永家的房间，有些地方结了蛛网
李和永家的主屋，是三间简易瓦房。因为近一个月没人回来，敞开的屋内都已经结上蛛网。堂屋里，摆着六七台二手缝纫机，杂物凌乱地堆着。
刚返乡时，李和永的二娘劝他，“我说你莫忙开厂，先把房子修了，媳妇说了，两个人来打拼。他不听，说我把厂开起来，媳妇愁什么”。
“他想把这个厂做成，但没听他说要把鞋销往全世界。”李和永的二娘说，厂没办起来，李和永有压力，但并无精神问题。
对李和永被送精神病院的情况，近邻A不愿评价，称“谁都不想得罪”。
近邻B说，李和永同多数村民玩不到一起，主要是性格问题，“说简单点，就是认为自己了不起，啥都懂”；不过，李和永精神挺正常。
邻居C说，李和永爱讲道理，找他聊天容易生气。不过，精神没啥问题。李和永想把厂办成功，不让别人小看他。李和永非常节俭，曾把别人扔的病猪仔捡回来，养了三四年。这段时间，村委会买了玉米面送到李和永堂姐家，堂姐每天帮李和永喂猪。
邻居D说，李和永说话“蛮懂道理”，没感觉李和永脾气狂躁。 “他说帮别人打官司，我们信都不信。都觉得他没什么学历，不太可能。”
医院方：不认为李和永有伤害他人的危险
和近邻不同，受李和永指导打官司的村民，对李和永则很信服。
相比他们，李和永确实更熟悉法律。2023年4月，李和永开始指导他人打官司、写材料，甚至和他人一起与诉讼方、相关部门交涉。那个月，李和永曾和某单位接访领导发生不愉快，而他保持了冷静，这一幕让很多人佩服。
截至事发，李和永帮助的村民有十人左右。多人称，其从未开口要过钱。
“这一年多，我们经常见面，但我只请他吃过一顿饭。在一个小饭馆，他只让点两个素菜，我坚持加了一个荤菜，总共花了三四十元。”村民王某某表示，自己有个心愿，就是将来官司打赢，会向李和永表达一点心意。
62岁的村民刘明翠说，让她印象最深的，是自己多次申请调取民事诉讼案卷却未果。后来，她拿着李和永找来的相关法条，终于调取出来。
刘明翠说，因上门帮自己取证，李和永问自己要过200元误工费。李和永并非什么案件都帮，都是先要材料，研究后，看是否占理或有转机。不占法理的案件，他会推掉。他还推掉过一起家庭内部的琐碎民事诉讼，觉得“一家人打官司，没必要”。
接受过李和永帮助的几位村民强调，李和永无精神病，思维很清晰。“他相信法律，总和我们说，不要做违法的事。”
华龙总医院精神科负责人马和平明确表示，自己不认为李和永有伤害他人的危险。其一直强调，如果家属对把李和永送进精神科不满，应该去找村委会。
涉事的华龙总医院
村委会作为临时监护人将李和永母亲送进精神科
村委会5月20日盖章的证明显示：兹有村民付必香，77岁，因家中无有监护能力的亲属，村委会作为临时监护人，自愿将付必香送往恩施华龙总医院治疗。
马和平照着念道：入院记录显示，村里面的一些人和村干部反映，付必香在村里表现精神异常，主要是与周围邻居关系不和，再就是找邻居没有原因的吵架，在村里大喊大叫，对所有人都破口大骂，经常晚上跑出去到处逛，清醒后自己回家。说村委会针对他们家，对他们家的政策没有落实到位，常跑到村委会办公室里闹，说要去告状。期间，患者未行正规治疗。两天前，村干部带医生到患者家中进行精神鉴定，患者儿子情绪不稳定，出现冲动报复行为。村干部将患者儿子送入华龙总医院精神科进行专科治疗，患者觉得村干部要害她儿子，半夜12点左右拿着砍刀到村委会办公室门口，要求村干部将其儿子接回来，并疯狂用刀砍砸门、指示牌，说办公室有人不给她开门，后村委会联系警方将其控制，后于今日凌晨1点将患者送入我科，经我科以精神分裂收治。
李和云表示，事发当天下午自己和母亲一直在一起，直到母亲被带走，母亲根本没拿刀砍砸村委会办公室门。此外，母亲走路要柱拐棍，到村委会有一两公里，还是山路，走过去要很久。
多名村民向澎湃新闻表示，没有听闻付必香砍砸村委会办公室的门这件事。
图为杨家山村委会
5月22日，澎湃新闻询问恩施市警方，是否接到事发当晚打砸村委会办公室门的警情，是否有相关监控视频？
22日晚，杨家山村委会一村干部对此回应称，4月18日到李和永家，想对李和永母亲进行精神障碍筛查，后来双方发生了争执，李和永“说要扇我”，但实际并没有动手。村主任肖玉军表示，根据当地筛查规定，精神障碍患者如果有过激行为或者扬言什么，就要出面要介入，要他去精神病院治疗。
针对“事发当晚付必香用刀砍砸村委会”，肖玉军表示村委会外面有监控。不过，前述村干部提醒说“（当时）天黑了”，另有一女村干部说，监控“维修了”。
李和云表示，即便母亲真有砍砸，按照精神卫生法规，对其母亲进行收治，也要经过她这个监护人同意。而村委会在证明中称母亲无有监护能力的亲属，这明显不属实。对此，马和平称，因为送人过来的是村委会，监护人已经换成村委会，所以无法满足李和云复印病历和了解治疗方案的要求。
当事人称身体状况越来越差
对治疗费用问题，马和平表示，自然是谁送过来谁解决。
恩施华龙总医院收费窗口工作人员介绍，截至5月22日，付必香和李和永的费用各自都是七八千元，预结算显示， 医保报销后还需要个人支付三四千元。
恩施市卫生健康局工作人员介绍，村委会送精神障碍患者到医院，必须通过乡综治办才能送走，否则后勤保障费用问题无法解决。
“我了解的政策是，恩施市去年发生了两起突发的造成家属死亡的情况，所以这块管得比较紧，这种有危险行为、过激行为的（人员），送到两个定点机构，一个是恩施华龙总医院，一个是恩施福达精神病医院。”该工作人员说，资金来自民政、医保、保险公司三个方面。
澎湃新闻查询发现，这两家医院均为民办医院。
5月20日，澎湃新闻以家属名义探视时，李和永称，他被送进华龙总医院后，没经过任何检查，进来就打针、吃药。不听话就被摁、打。“打的什么针不清楚，是马和平亲自摁的。吃药一天两次，每次吃六颗药，一种小药四颗，大药品两颗，吃了浑身发抖，头晕脑胀的。”
“李和永说我们打他，我可以让你们看是打，还是约束、保护。”马和平否认曾殴打李和永，他称付必香从进来开始不吃不喝，医院找护工护理，找心理医生慢慢劝说，现在自己能在走廊散散步，在活动时看看电视，和其它病友聊聊天。
然而，李和云提出能否将付必香接出院，马和平表示，付必香的情绪没有稳定，所以不适合出院。
在澎湃新闻探视时，李和永称自己身体越来越差，主动提出让家属送一些鸡蛋、面包补一下。李和云称，相比14天前第一次家属探视，李和永的声音明显发颤，还能看到手抖现象。
谁是精神病人（谁都有可能被精神病人）——戴廉郑道罗洁琪|文
福建人陈德明以一副诡异的形象来到精神病院：头上套着编织袋，四肢捆着不干胶，身上还裹着一床被单。 他是被妻子和娘家人送来的。 陈德明没病。 医生诊断：“患者目前无精神病性症状”，可以出院。 但一条在精神病院实行多年的不成文规定——“谁送来谁领走”阻挠了他的离开——妻子拒绝领人。 住院56天后，在姐姐的努力下，陈德明离开医院。 等待他的，是一纸离婚诉讼的法院传票。 他和妻子一起经营的黄金珠宝店已经关门，价值400多万元的珠宝不知所踪，股票账户上的80万元被套现，家中的保险柜空空如也。 2011年6月20日，在一个由律师和法律学者组成的小型论坛上，陈德明平静地讲述着这个骇人听闻的故事。 在此十天前，国务院法制办公布了《精神卫生法（草案）》（下称草案），并首次公开征集意见。 参会律师们的声音集中在一点：当前草案能够防止“被精神病”事件的发生吗？ 这同样是公众的疑虑所在。 近年来，各地“被精神病”案例屡被曝出。 在有关精神卫生立法的报道中，“被精神病”也是最为火热的话题。 但是，几乎同时，在另一个由精神科医生组织的研讨会上，这一话题遭到了无奈而激烈的反驳：民意倒向了“防止公民被精神病”，但请不要忘记，这部法的主要任务，“本应该包括关怀和保护一个最痛苦也最弱势的群体——精神障碍患者”！ 中国精神卫生立法迄今已有26年，医学界和法学界的争吵在最近数年里越发不可开交。 争论包含了方方面面：到底应该何时、由谁来判断一个人是否应该被强制住进精神病院？医生的权力边界在哪里？监护人的概念如何厘清？“有扰乱公共秩序危险”能否作为非自愿住院的实体标准？ “你可以进去了” 杨志超作为“精神病人”，从确诊到被安排入院，历时未满两个钟头。 “你可以进去了。 ”护士一边对杨志超说，一边推开了通往精神病房的防盗铁门。 那是11年前的一个中午，1999年12月30日，知名行为艺术家杨志超，被医生以抑郁症患者的诊断收进了医院。 杨志超主动来到这家精神病医院，是为了完成体验、观察精神病医院的行为艺术。 医生在听完杨长期不上班和曾经自杀等经历后，“她毫不怀疑地将我列入精神病人的行列。 ”杨回忆说，病症是“抑郁症”。 时隔11年，如今的精神科就诊，草率问诊的情况并未得到根本改观。 2008年10月，广西媒体曾披露，一位名叫黄雪清的高三学生，因头疼而被奶奶送到医院。 南宁市宾阳县新宾卫生院精神科的医生诊断为“分裂样精神病”，要求其住院并服用了“利培酮”和“氯氮平”等药物。 三天过后，黄雪清病危。 经转院到广西自治区人民医院，黄的病因最后被确诊为“继发病毒性脑膜炎”和癫痫状态。 曾在日本进修精神疾病博士课程的吴娟告诉财新《新世纪》，她日前观摩国内某知名三甲医院的精神科初诊步骤，最让她震惊的是，“初诊时间总共就花20多分钟，就是走个形式。 ” 该院该初诊步骤大致规定如下： 1.先向知情人（家属或单位）询问病人的各种情况。 除其他科都要询问的家族史、个人史、既往史、药敏史外，还包括生长经历、个性特点、恋爱婚姻情况、是否受过刺激等，约需5—10分钟； 2.对精神病人进行精神检查，精神检查是访谈式的，以交谈为主，要花很多时间，约需15分钟左右； 3.最后则要将诊断、处理以及预后等情况向病人家属交代，以取得家属配合，此时，患者家属或单位领导亦会向医生提出各种咨询问题，要求解答，要花费5—10分钟的时间。 吴娟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在日本，初诊时医生一般至少都要跟就诊人谈上一个小时。 如果要求患者入院，要有两名有鉴定资格的‘精神保健指定医’同时认定。 ” 在中国的医院，对于精神疾病的诊断，除了执行国际疾病分类（ICD-10）第五章“精神与行为障碍”分类所确定的诊断标准，亦参照由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分会制定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CCMD-3）”。 但这比已被许多国家采用、由美国精神病学会制定的“美国精神障碍统计与诊断手册第四版（DSM-Ⅳ）所规定的标准较低。 以“精神分裂症”为例，中国的“症状标准”规定，至少有如幻听等二项症状，“至少已持续一个月”；而美国的标准中，如妄想、幻听等相关病症应在“二项以上，均应在一月内的（如经有效成功的治疗，限期可以较短）显著较长时间里呈现”，“病情的持续性表现至少持续六个月”。 和其他科室相似，中国精神科医疗资源严重匮乏，三甲医院精神科常常人满为患。 一位精神科专家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表示，在他每次出诊的四个小时中，常常需要连续接待数十位病人。 而中国基层精神科从业人员素质的参差不齐，不免令人为精神疾病的诊断多了一份担忧。 一项四川省精神卫生机构现况调查显示，截至2007年底，四川省精神卫生机构在岗人员无医学学历971人，中专2477人，大专2459人，本科1174人，研究生及以上70人，本科及以上学历仅占18.159%。 职称以初级为多，占55.181%；精神科医师为1162人/10万，护士为2142人/10万，康复治疗师为85人/10万。 与此同时，人员流失严重，五年间流出的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占流出人员约20%。 因为社会对精神病人的歧视，精神病学和精神病医生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边缘化。 “以前很少有大学毕业生愿意到精神病院来，我们的医生主要以退伍军人、中专生为主，大家后来通过自学才拿到了更高的学位。 ”辽宁某县精神病院院长说。 北京市地平线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律师、《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执笔人之一的黄雪涛指出，在中国，初诊和确诊过程草率，对精神病人的收治，亦没有严格的程序加以规范。 收治存在制度缺陷正是造成“精神病乱象”的根源之一。 她对财新《新世纪》记者分析称，由于缺乏相应约束监督的制度设置，精神病领域造成了“该收不收，不该收乱收”的乱局——如此，精神疾病已是涉及全民的问题，谁都可能存在“被精神病”的危险。 确立“危险性标准” 中国非自愿住院比例明显高于发达国家，曾高达70%以上。 即便按照50%来算，仅2008年就有30万以上的患者被非自愿收治。 几乎每一位“被精神病”者，都对自己被强行送入精神病院的情形记忆深刻。 53岁的上海某机械厂老工人周鸣德，对财新《新世纪》记者回忆自己被强行送进精神病院的过程：2008年4月23日清晨，刚走到上海火车站大门口，忽然感觉到身后有人，来不及反应，就被硬物袭击后脑勺，当场昏倒在地。 苏醒过来时，双手已被反剪，身上也被约四寸宽的白色布带捆绑。 两个便衣男子将其塞进路边停靠的120救护车，强行送进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下车后，没有办理任何入院手续，他被两名男子直接带上十楼的病房。 七八个穿着蓝色制服的护工围着他，给他换上病服，然后把他的衣物、手机、钱包等全部拿走。 从病房到楼梯间，渐次有玻璃门、铁门和木门——三重封闭的大门，均需要医院的工作卡才能打开。 从此他与精神病患者共居一室，却无从知道自己入院的原因。 此后的病历显示，2008年3月18日，周鸣德的妻子、儿子及普陀区桃浦镇妇委相关人员曾到医院叙述称，周鸣德“到处上访，行为异常，怀疑妻子有外遇，殴打妻子等”。 医生诊断：根据病史，考虑偏执状态，登记住院。 周鸣德遭遇的关键点在于：医生在未见到他的时候，仅凭其妻和儿子的一面之词就给出诊断，并强制其入院。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副院长唐宏宇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中国非自愿住院的比例明显高于发达国家，曾高达70%以上。 当前即便按照50%来算，仅2008年就有30万以上的患者被非自愿地收治。 当然，唐宏宇还说，“和其他病人不一样，正常人得了病会想尽办法去治疗，而且尽量会找好的医生治疗，但精神病人的特点是，他们往往不承认自己有病，拒绝寻求治疗。 这在医学上被称做‘自知力’的丧失。 ” 正因精神疾病的这一特点，在医学专家眼中，一定程度的强制是必要的。 支持强制的另一个医学理由是：临床经验已经证明，对精神疾病的早期干预能够阻止患者病情的进一步恶化。 面对强制入院遭遇的质疑，一位医生曾经愤愤不平：“是不是我们就一直等着，等到患者杀人、或者自杀才送到医院？” 但这个观点无法说服律师和法学专家。 黄雪涛2008年主笔撰写的《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其中列举了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的八宗罪，前四条均与强制收治有关，包括“强制收治没有门槛，包括轻微精神病人、疑似精神病人在内的所有人都可以被收治”“强制收治没有程序规范，医院可以在从未见过当事人、从未作出诊断的情况下，派人将当事人用‘绑架’的方式收治”“否认个人拒绝住院的权利”“不经法定程序推定监护人”。 针对上述情况，黄雪涛等律师推崇的入院标准，是国际社会通行的“危险性标准”，即“有伤害自己或他人的行为或危险”。 联合国大会1991年12月17日第46/119号决议，通过《保护精神病患者和改善精神保健的原则》规定，惟有在下述情况下，一个人才可作为患者非自愿地住入精神病院；或作为患者自愿住入精神病院后，作为非自愿患者在医院中留医——确定该人患有精神病，并且（a）因患有精神病，很有可能即时或即将对他本人或他人造成伤害；或（b）一个人精神病严重，判断力受到损害，不接受入院或留医可能导致其病情的严重恶化，或无法给予根据限制性最少的治疗方法原则，只有住入精神病院才可给予的治疗。 在（b）项所述情况下，如有可能应找独立的另一位此类精神保健工作者诊治；如果接受这种诊治，除非第二位诊治医生同意，否则不得安排非自愿住院或留医。 此次中国《精神卫生法（草案）》中规定，“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发生或者将要发生伤害自身、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安全、扰乱公共秩序行为的，其监护人、近亲属、所在单位、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当地公安机关应当立即予以制止，其监护人、近亲属并应当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 其中，有严重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安全行为的，由当地公安机关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并通知其监护人、近亲属。 ” 对于涉嫌“扰乱公共秩序”应送诊一项，黄雪涛认为《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扰乱公共秩序”内容的规定相当宽泛，如若据此作为非自愿住院治疗措施的条件，无疑存在被滥用的危险。 避免权力滥用精神病院常常难以摆脱政治力量的左右，精神科医生也和法学学者一样，希望“建立一个严谨、细致、操作性好的非自愿住院制度”。 因为“被精神病”事件日益增多，病人或疑似病人的维权意识增强，一些医院和医生，也总结出“个性化”的诊断程序。 广东湛江市第三人民医院医生钟古华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为了防止“被精神病”的发生，他的方法是：“如果是妻子送来丈夫，我就要求他的兄弟或父亲一定要到场；如果是丈夫送来妻子，我就要求她的娘家人过来。 必须大家意见一致，才能收治住院。 ” 不同于临床医学的高度发展，现代精神病学只有短短100多年的历史。 又由于临床常见的多数精神疾病，到目前为止都无法找到病因学上的确切证据，实验室检查、影像学、病理学等诊断方法无用武之地，而主要依靠医生对患者进行的精神检查，结合家属提供病史来进行诊断，故其医学属性始终遭受质疑。 甚至有人戏言，“想说你是精神病你就是精神病。 ” 对于“被精神病”现象，有专家分析，中国精神病院和精神科医生的逐利冲动也是原因之一。 不过，唐宏宇在接受财新《新世纪》记者采访时对此予以否认：“目前，大量真正的精神病人没有办法住进医院，医生如果要逐利，是不是应该想办法将他们收治进医院，而不是将正常人收治入院？何况，‘被精神病’案例充其量只是万分之一不到的个案，难道医生要靠这万分之一挣钱吗？” 实际上，精神病学专家很少提及的另一个事实是，精神病院常常难以摆脱政治力量的左右。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法律界人士指出，精神病专家“误诊”病人背后，除了利益瓜葛，往往是某种政治压力。 一些地方当局出于维稳需要，将精神病院作为维稳工具，精神科医生也被迫成为制造精神病人的工具。 近年来媒体披露的多起“被精神病”案件中，多数属于此类情形。 基于种种现实，尽管对于“被精神病”的观点分歧巨大，精神科医生也和法学者一样，希望“建立一个严谨、细致、操作性好的非自愿住院制度”。 本次草案设置了初诊、复诊、精神司法鉴定的诊断程序，但这在法学界人士看来还远远不够。 他们主张程序司法化。 “精神障碍的认定，涉及公民的基本权利，尤其涉及人身自由、生命健康，所以用司法的正当程序来解决这个问题是非常必要。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李轩说，“我主张精神障碍的认定，以及精神障碍者的强制住院或者非住院治疗，都应当实行严格的司法化和去行政化。 ” “任何权力都会被滥用。 ”东南大学法学院教授戴庆康说，“我们需要通过正当的程序来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他是否有精神病；第二，他的精神病是否严重到必须强制住院。 对此，司法部门应该提供一个辩论的平台。 ” 许多精神医学专家持有同样观点。 他们认为，应划清诊断和收治的权限，一个人是否患有精神障碍，应该由医生从专业的医学角度进行诊断；而对非自愿治疗，则由司法裁定。 而早在2007年，北京安定医院罗小年教授即向卫生部法规司提出：赋予精神科医生司法权，是精神科医生难以承受的，国外立法中，提请对患者实行非自愿住院治疗的都不是精神科医生。 不过，唐宏宇提出了一个现实问题，“我也希望这么做，可在中国现阶段基本不可能实现。 仅仅是我们医院，每天入院病人就近十个，如果全中国的精神病院每收治一个病人，都要像美国那样司法前置，中国的法官忙得过来吗？” 据财新《新世纪》记者了解，《精神卫生法》2009年征求意见稿曾设想：由患者、家属、律师和法官共同组成一个独立审核委员会，以解决司法前置可能导致病人无法及时治疗问题。 但这个建议并未出现在此次草案中。 究其原因，一位精神病专家坦言：“委员会的费用谁来承担？” 在理想与现实的夹缝之间，《精神卫生法（草案）》还有诸多不尽人意之处。 但“有法总比没法好”，酝酿、争议了26年之后，《精神卫生法》出台或已近在咫尺，填平“被精神病”的鸿沟已非遥不可及。
村医9岁儿子被连捅90多刀，凶手是否存在精神疾病？
对于是否存在精神疾病，现在还真的不好说，因为这个事情还在调查当中，对于具体的细节和案情不方便透露。对于警方现在还在将这个事情审查处理阶段，警方已经将犯罪嫌疑人给抓获了，那么对于这个犯罪嫌疑人对朱某进行行凶，连刺50多刀，导致朱某严重受伤，现在已经送到医院进行重症监护室治疗，但是还没有脱离生命危险。
对于这个事情发生以后这个凶手呢，居然还在旁边看热闹，这一点确实让人感到恐慌，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没有怀疑过是他刺的。这个事情还得要倒回到之前，他到诊所看病的问题说起，因为这个凶手他去找过周医生进行看病，医生给他开了点药，并且给他进行输液，到之后听说他这个喉咙已经好多了，所以就没有过多的在意。其实在这个案件发生之前，他们根本就没有造成什么冲突，也没有任何的争执，但突然对他的孩子下手，这名医生他想不明白。
虽然这几年医患关系确实有很多的纷争，顶多也就是医生和患者之间发生的直接矛盾，而不至于牵连到无辜的孩子。在这里不得不说，这个病人确实是丧心病狂，居然拿一个小孩子来进行泄愤。你们有什么样的瓜葛，有什么样的矛盾，有什么样的怨恨，应该要跟当事人进行处理和解决，而不应该向医生的儿子痛下杀手。对于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必须要进行严惩，毕竟这是一个恶劣的先例，可能会给社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对于司法部门一定要进行严惩凶手。
孩子虽然到医院进行紧急抢救，但还是出具了相应的《病危通知书》。一个无辜的孩子，他还没有好好的感受这个美好的世界，完成他的梦想就遭遇这种噩耗。对于孩子身上的伤友创商性心脏病小肠穿孔也导致了又挣裂伤，身上下有多处软组织以及皮肤被割伤，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孩子随时都可能有生命危险。一个无辜的孩子，天真无邪的孩子怎么能够对他下得了手，这可是一个幼小的生命啊。
根据相关信息透露这个孩子才9岁，一个9岁的孩子，他能够有什么样的错，在送餐途中居然就遭遇这种报复。在此我也希望司法部门，公安部门严惩凶手，我们有什么问题可以坐下来好好谈，没必要用违法犯罪的行为去解决问题。这是法律所不允许，也是公德不允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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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智障男子失踪3年入狱续：官方否认替人顶罪大河网讯(记者 郭俊华)9月2日，大河网转载报道了嵩县智障男子吕天喜走失3年后，被家人从三门峡监狱接走，家属怀疑他是替人顶罪的新闻。 洛阳市政法委迅速成立了由公、检、法、司相关部门人员组成的专门调查组进行调查。 今天(9月5日)洛阳市政法委给本网回复称，吕天喜确有犯罪事实，不存在“替人顶罪”的问题。 洛阳市政法委：吕天喜不存在“替人顶罪”经洛阳市政法委专门调查组调查，2008年8月22日17时许，在洛阳市西工区中州中路网通公司门口人行道上，吕天喜将受害人、91岁的宋清明推倒在地，并将其上衣口袋内的55元现金抢走，被群众当场抓获，处警民警当即将吕带至西工区唐宫路派出所。 在接受询问中，吕天喜承认了犯罪事实。 9月3日，调查组在认真调阅了原始卷宗后，又找到了当时抓获吕天喜的两位当事人和受害人宋清明(已病逝)的亲属进行查证。 同时，带领两名当事人于9月3日下午进行了辨认，确认吕天喜就是当时实施抢劫的犯罪嫌疑人，进一步印证了吕的犯罪事实。 因此，专门调查组认为：不存在吕天喜“替人顶罪”的问题。 吕天喜与“田星”是否是同一人？对于“吕天喜”和“田星”是否同一人的疑问时，专门调查组解释说，2008年8月22日下午，在派出所接受询问时，吕天喜始终称自己叫“田星(音)”，家住嵩县纸房乡宋岭村(现已查明，吕天喜家住嵩县大坪乡宋岭村)。 办案民警当即与纸房乡派出所联系查询“田星”的个人情况，结果查无此人。 鉴于此，在之后的司法程序中，吕天喜便以“田星”出现。 吕天喜是否有精神病还在鉴定中吕天喜刑满释放被接回家后，曾于9月1日上午失踪，后在当地政法部门、西工区法院法官、村干部以及吕的亲戚共同努力下，9月3日上午被找到。 目前，吕天喜正在其家人陪同下，由西工区法院委托权威鉴定机构进行司法鉴定。 具体后续工作将及时公布，接受社会监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