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夯土基址、排水设施、石铺道路等重要秦汉遗迹被发现后，琅琊台遗址考古发掘又有新进展！近日，记者采访获悉，考古队员在之前发现的高台建筑东部发现一处“下沉式房间”，他们推测该“房间”或与之前发现的三列并排的陶管道相关，2024年琅琊台遗址发掘工作将围绕该“房间”周边展开，旨在探索该“房间”的用途，为全面了解山顶高台建筑的形制提供有效信息。
2019年以来，为配合遗址保护规划编制，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与青岛市黄岛区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古队，对琅琊台遗址进行了主动性考古发掘。经考古发掘证实，位于琅琊台遗址中心，坐落在海拔高度183米山顶的“大台”主体是一座秦汉时期高台建筑基址，发现台下房间、排水设施等重要遗迹，佐以早先发现的秦代刻石，基本可推定其为秦始皇所筑之琅琊台。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载基址遗存：“台基三层，层高三丈，上级平敞，方二百余步，广五里。”通过复原测量，最上层台基东西长约61米、南北宽约39米。
通过持续考古发掘，台基西侧基本被全面揭露，壁面可观察到厚度8厘米左右、均匀的夯层，土质坚硬，夯面平整，工程质量极高。在平行于夯土台基的边缘，考古队员发现了排水设施一组，由入水口、地下管道和石砌地漏构成，自北向南排水。入水口在房间以北的走廊西侧，由夯土上挖出的水沟和石砌水池两部分构成。除台基西侧外，大台东北部地势较低处也发现一段陶管道，此处陶管体量普遍较大，三列并排，由南向北排水，推测在其南侧应存在有较高排水需求的重要附属建筑。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琅琊台遗址考古发掘队领队吕凯介绍，该区域位于高台建筑的东部，在2023年的发掘中考古队员发现了一条秦代的石铺路面，而在路面北侧他们又发现了一处比路面要低两米左右的“下沉式房间”。
“今年的发掘，主要是在2023年的发掘区的基础上，向北扩展，目的就是为了把这处‘房间’揭露完整。”吕凯说，根据之前发现的一些线索，他们推测，这处“房间”很有可能与之前发现的三列并排的排水管道有关。“这处‘房间’很有可能是排水管道的源头，或者说它的入水口可能就在这个‘房间’之内！”吕凯说，他们希望通过今年的发掘工作，进一步找到这些推测的证据，同时探索高台建筑东部这一部分区域建筑功能的问题，从而更加全面地认识整个山顶高台建筑的形制、功能以及性质。
大众日报·大众新闻客户端记者 鲍福玉
《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乃徙黔首三万户琅琊台下，复十二岁，作琅琊台”的记载，考古发现的“大台”基址为体量巨大、标准极高的建筑工程，正与文献对应。另外，发掘中还发现了稍晚的重修改造迹象，包括台下房间废弃并填以夯土，地下管道堵塞而改为板瓦铺就的明沟等。据层位关系，重修年代当不晚于西汉时期。史料载始皇筑台后秦二世、汉武帝亦曾东巡至琅琊，礼祠四时主，重修或与之相关。
琅琊台遗址主体为秦汉时期大型高等级建筑，是秦始皇“发三万户”修筑的皇家工程，在中国建筑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考古发掘为秦汉时期高等级建筑尤其是高台建筑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材料。出土建筑遗物主要涉及战国、秦及西汉三个时期，体现出时代和文化差异，是进行战国秦汉时期建筑材料分期断代研究不可多得的实物材料。
作为秦汉皇帝巡视山东的重要地点，琅琊台遗址一系列考古新发现充分体现了今山东地区在秦汉统一国家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也反映了齐鲁文化在中华文明形成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因此，遗址的保护、阐释和利用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河北正定开元寺南广场遗址考古发掘又获新成果——对开元寺南广场遗址布局演变的认识更加细化
河北正定开元寺南广场遗址位于正定古城内开元寺现址的南侧，是一处典型的古今叠压型城市遗存。 开元寺南广场遗址自2015年进行考古勘察以来已经历了四个年度的考古工作，发掘面积总计2664平方米。 2017年度考古发掘自2017年12月1日启动，至2018年6月份完成发掘，发掘面积844平方米。 2018年度考古发掘自2018年12月1日启动，至2019年6月完成发掘，发掘面积500平方米。 在前期的发掘工作中已经明确了开元寺南广场遗址存在晚唐五代时期城墙防御系统、唐五代宋金至明清时期民居街巷系统、历代开元寺建筑系统三个遗存系统，发现了唐、五代、北宋、金、元、明、清等七个历史时期的文化层叠压。 2017、2018年度主要围绕以上三个遗存系统有重点地展开发掘工作，细化了对开元寺南广场遗址布局演变的认识。 开元寺南广场遗址遗存布局示意图城墙防御系统对夯土墙北侧的城台部位进行解剖、对夯土墙南侧城台及周边进行勘探，初步确认夯土城台分两期筑成，对其结构亦有了深入了解。 第一期夯土城台：修筑于晚唐，与夯土城墙同时修建，城墙北侧的部位南北长8米、东西宽11.7米（发掘区内宽度），系用夯土夯筑而成，挖有基槽，基槽底部用碎石铺垫，基槽边缘被后来增筑的城台破坏，规模不详。 第二期夯土城台：系五代时对夯土城台进行扩建。 扩建时首先在旧城台外侧挖掘基槽，基槽宽8～10米，最深处1.3米。 基槽底部先铺垫一层残砖和煤渣，上面夯筑一层夯土，然后再铺垫一层残砖和煤渣，最后在此基础之上继续夯筑夯土。 待夯筑面与基槽开口齐平时，夯筑夯土的范围向南、向东分别内缩3米、3.9米，继续向上夯筑形成夯土城台。 扩建后对城台部位进行了包砖。 城台外侧包砖部位除五代时期修筑之外，在后世也经历过整修，这表明城墙系统在北宋时虽然已经失去防御功能，但城台部位却继续沿用。 发掘过程中在城台边缘的金元时期地层和灰坑中发现有较多的大型石柱，据此推测在城墙系统失去防御功能后城台上仍有大型建筑，至金元时期方废弃。 夯土城台剖面在发掘区西侧对城墙进行了解剖，并对城墙使用时期以及城墙修建之前的文化层进行了全面揭露，主要有以下三点收获：第一，与发掘区东侧的解剖结果相同，本次发掘结果表明在城墙的使用时期，城墙两侧的地势存在着0.5~1米的落差，城墙两侧南高北低，这为探讨城墙是北墙还是南墙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证据。 第二，在城墙以下发现了一处夯土遗迹，南北残宽2~3.3米，东西向随夯土墙延伸，由于发掘面积的限制尚不能明确其规模和性质，夯土墙下叠压的灰坑打破该夯土遗迹，初步判断夯土遗迹年代不晚于唐代中期。 第三，通过对该区域的发掘，新发现了隋至唐代早期的文化层堆积，在唐代文化层中还发现一枚“於潜县之印”的封泥。 民居街巷系统针对民居街巷系统，以复原各时期的街巷布局为工作重点，对发掘区东侧尤其是夯土城台周边区域进行重点揭露。 发现的遗迹现象包括房址、道路以及与居民生活相关的水井、灰坑等。 大量的房址均属于宋金元时期，多分布在城台周围，其中宋代房址集中分布于城墙南侧，至金代时城墙北侧开始出现大量房址。 对2016年度发现的F5继续进行发掘，并在F5的室内地面布解剖沟。 通过解剖明确了F5的年代应为金代。 F5东临大街，房址内出土有成套日用瓷器、礼佛用具、泥塑玩具等，且室内地面未发现灶、炕等生活遗存，其性质当为临街商铺。 新发现的房址中较具代表性的包括两座相邻的北宋房址F31与F32。 F31坐东朝西，南北长10米，东西宽4.6米，面阔三间，进深一间。 F32坐西朝东，南北长9米，东西宽2.7米，面阔三间，进深一间，在F32南墙东侧发现有与之相连的院墙痕迹，目前院落仅清理出房址东侧宽1.6~2.3米的范围，在院落南侧发现有灶址和柱洞，推测该部分可能有凉棚一类的设施。 F31与F32东西并列，其南侧为一条东西向的道路L4，该道路自宋代一直沿用至现代，位置略有南移。 L4与之前发现的L2均为东西向道路，与古城南北中轴线燕赵大街相通。 F31、32正射影像除房址、道路外，还发现有大量年代跨越隋唐五代至明清的灰坑、水井，重要文物多发现于灰坑之中。 H93为明代灰坑，灰坑第①层出土了145件可复原瓷器以及大量瓷器碎片，大部分为青白釉瓷器和青釉瓷器，主要器型包括青绿釉高足杯、青绿釉印花碗、青黄釉印花碗、青绿釉碟、青绿釉菊瓣纹盘、青白釉碟等。 H113系一处金代灰坑，坑内出土文物18件，包括天威军官瓶、双鱼纹瓷枕、白釉瓜棱罐、黑釉粗胎壶、坩埚、陶塑以及碗、器盖等。 H103为元明时期灰坑，形状不规整，填土内包含碎砖瓦、碎瓷片以及较多的骨骼，经鉴定发现骨骼中包含牛骨、羊骨以及至少两个人类个体的骨骼。 人骨有残失且与动物骨骼散乱在一起，应属非正常死亡。 H93出土文物H113出土文物开元寺寺庙建筑系统对唐代池沼G3的东部进行发掘和勘探，发掘及勘探结果表明G3总深度在3米以上，其底部存在较多的碳化植物堆积以及细沙。 前期的考古勘探工作中在G3东部发现疑似沟渠的遗迹，当时怀疑存在与池沼相通的沟渠。 本年度的发掘揭露了G3的东部边缘，并将东部边缘以东的区域亦揭露至唐代地层，基本排除了沟渠存在的可能。 G3在唐五代时期处于开元寺与城墙之间，一定意义上充当着开元寺的南部边界。 在开元寺现址南侧新发现北宋窑址一处，编号为Y2，呈东西向，平面形状呈半圆形，火塘以西未发掘，东西残长3.1米，南北宽3.3米，已发掘出的部分由火塘、窑床、窑壁、烟道四部分组成。 Y2与之前发现的Y1均属北宋时期砖瓦窑址，且分布在开元寺南侧，可能与寺内大型建筑的修建有关。 出土遗物本阶段考古发掘共出土可复原文物3000余件，时代跨越北朝至明清时期，以瓷器和陶器为主，包括日常生活用具、建筑构件、宗教遗物、手工业商业遗物等多种类型，部分文物在正定乃至河北地区属首次发现，意义重大。 H113中出土两件天威军官瓶，其中一件的“瓶”字写作“倂”，较为罕见；新发现金代带铭壁挂灯多种，其中模印二十字铭文和吉语的两种壁挂灯为首次发现；唐龙朔四年纪年造像和金大定十二年墨书纪年瓷罐填补了同类文物的空白。 陶质壁挂灯认识和思考通过2017、2018两个年度的考古工作，对开元寺南广场遗址三个遗存系统在各时期的布局及演变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 通过对夯土城墙和城台的解剖，对城墙防御系统的结构和使用过程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明确了城墙防御系统经历了始建（晚唐）—修补墙体扩建城台并对城台进行包砖（五代）—失去防御功能（北宋初年）—对城台继续利用（宋金元）的过程。 发掘结果表明在城墙始建及使用时期，墙体南侧地势要高于墙体北侧，这为探讨城墙是北墙还是南墙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证据。 《河朔访古记》在描述开元寺位置时说“开元寺，在真定路城中，鼓角门天禄坊西。 ”这说明开元寺旁有“鼓角门”。 在夯土城台南侧300米的阳和楼，曾进行过考古清理。 在阳和楼元代基础之下发现有更早的夯土台基，其年代可追溯至五代。 元代《修阳和楼记》云“世传此门为子城南门”。 《河朔访古记》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宋高僧传》在介绍居住于阳和楼东南侧临济寺的义玄禅师时用了“住子城南临济焉”的描述。 这表明在历史上阳和楼曾被认为是子城的南门。 阳和楼下的早期夯土遗迹与开元寺南广场遗址发现的夯土城台同位于正定古城中轴线燕赵大街一线且二者年代有重合。 据此认为可以作这样一种推测，即开元寺南广场遗址发现的夯土城台与阳和楼下的早期夯土基址分别为子城的北门和南门。 通过对遗址的大面积揭露使得对民居街巷系统的内涵和演变过程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 对发掘区西侧的揭露新发现了隋至唐代早期的文化层堆积和灰坑、水井等遗迹现象，完善了开元寺南广场遗址的年代序列以及城墙修建之前的遗存布局。 新发现了大量宋金至元明时期的房址和道路，对遗址范围内的街道系统的变化有了清晰的认识。 遗址范围内的街道可分为南北向与东西向两类，二者相互连通形成路网。 这些道路中有的沿用至今，燕赵大街作为古城中轴线甚至可以追溯到唐代。 遗址内发现的大量房址以宋金元时期为主，存在多处跨越多个时代的几套房址墙基相重合的情况。 这些现象显示了城内街巷布局的稳定性。 尽管多数房址因为破坏较严重而难以确定其功用，但部分保存较好的房址以及灰坑地层中发现的遗物表明，遗址范围内在宋金元时期存在一定数量的手工业作坊和商铺。 由于发掘区位于开元寺的南部边缘，因此除金元时期开元寺南门外未能发现其他开元寺建筑遗存。 本阶段关于开元寺的工作重点集中在对唐代布局的探讨上。 对唐代池沼G3的发掘明确了G3的东部边缘，否定了前期勘探过程中G3东部疑似沟渠现象的存在。 对池沼的勘探表明池沼向北延伸至开元寺内现三门楼附近，这也表明复建之后的唐代三门楼并非位于原址，这一点在桑原骘藏于上世纪初拍摄的开元寺照片中也得到了印证。 开元寺南侧至城墙之间的范围大部分已发掘至唐五代地层，暂未发现唐代的道路，唐代开元寺的朝向也成为一个值得重新考虑的问题。 开元寺南广场遗址是河北地区目前发掘面积最大的古今叠压型城市遗址，跨越隋唐至明清的丰富文化遗存不仅可以作为区域范围内城市考古的年代标尺，也为华北地区中古以降的城市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材料。 （作者：陈伟 翟鹏飞 佘俊英 房树辉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正定县文物局 正定县文保所）（图文转自：“文博中国”公众号 原文发表于：2019年11月29日《中国文物报》第8版）
西安有考古新发现！这对历史研究有何帮助？
考古是一种历史的研究，非常有意思的一项活动，当然，有时候感觉也很枯燥。考古新发现可以探索未知的以往世界，把历史揭示出来，寻找本源。古代历史由于没有记录完整，或者被某种程度篡改，出现了许多未知领域。这样的挖掘工作任重道远，在文明起源中寻找出真实的世界。我们可以从以下方面知道。
一、加强对历史文献的辨析。西安有考古新发现，我看可以知道这些考古学家正在夜以继日的考古，让我们看清世界的本源，并且加强对历史文献得以证实，也可以知道西安的历史还有它的相关文献，所以这是很重要的。
二、与政治史、制度史、社会史相联系，结合作为主体的人，进行“透物见人”的考古学研究。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考古不单单是去挖掘古人留下的东西，还是一个非常累和苦的职业，通过考古学家对古代的文献资料去发掘历史真相，去剖析这个显存的世界。
三、利用分期成果研究制度的具体运行、形成过程。 以往所产生的分区、分期研究结果，每一期都是一个定格静态的状态，这个到现在我们都不好证实，所以这也是新发现，而这个定格及其形成过程就需要通过若干细小案例进行考察，分析制度具体的运行，也得以去了解。
四、利用分区成果考察考古学研究中的地方性知识。 考古学本身就是实践性很强的科学，其研究当然也具此性质，纸上功夫只能处理一些鸡毛蒜皮，要想彻底解决一些问题，必须亲自到现场调查。 历史时期因为有大量文献为佐证，似乎考古学的作用显得不重要，其实不然，这是极为重要的。
所以说考古新发现很重要，可能是一个时代的发现。
距今约4000年！山西碧村遗址有新发现，这一发现有哪些意义？
对于这个遗址最大的意义就是能够加强考古人员对这个遗址的挖掘，而且还能够更加具体的的了解到古代的时候，这个地区在鼎盛时期是怎样的，更能了解过去的一些知识，对于历史的考察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相关的一些开发人员在这个地方的医学当中发现了差不多距离，现在有4000年的一些防御系统，这是在考古界当中一个非常重大的突破和成就，经过这次对于一直开发的了解，这个一直是在黄河这些地方交汇处。它的面积能够达到70多万平米。最主要的是这个遗迹距离现在有4000多年的历史，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这个一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发现，能够加强对于当时的一些建筑的揭露。而且这一发现也能够为以后长期的发展提供一些数据的支撑。
在这个业界当中，整个城门是形成了一个品字形，这种建筑能够起到多层保护的一个作用，而且在南北两都能够处在一个封闭的状态，是整个一致的结构，非常的紧密，造型很独特。这做一只的防御系统有非常重要的布局，这次对于一致的发现是非常重要的，对于黄河当地的关口，也起到了很重要的影响。这座一直是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战略地位，在当时人们通过这一个防御系统来防御外人，整个设计非常的严密，并且在各个城墙之间也有很多非常有特性的布局。
这个一直的发现也说明了当时人类是特别有智慧的，能够运用当时的一些比较有限的材料去进行防御，也能够突出当时的这些人思想觉悟是很高的，对于建筑的一些布局有着独特的思维，这在现在都有着很大的借鉴意义，所以这做一直的发现具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它的考古价值是非常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