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义乌创业的第180天，27岁的李华低价把采购来的服饰、硬纸箱转卖给了库存街。清点了一下账目，他在自己的社交媒体无奈地调侃：“义乌创业180天，倒贴13万元，就当是交第一笔学费了。”
义乌，这座以“全球小商品中心”闻名的城市，成为了年轻人的“创业天堂”。
如果在小红书上搜索“义乌创业”，往往会看到“一夜爆单”、“月入五万”的各种暴富故事，似乎只要来了义乌，人人都能赚得盆满钵满。
但另一方面，平台自动关联的词条“义乌创业失败”中，也记录着无数创业者踩过的坑、走过的弯路和不为人知的心酸。
来义乌搞钱的年轻人，同样经历着内卷、迷茫和失意。
商贸城的“蚂蚁商人”
义乌国际商贸城，往往是创业者来到义乌淘金的第一站。
老局在几年前去过一次商贸城，第一印象是“根本逛不完”。这里的经营面积超过640万平方米，聚集了7.5万家商户，服饰、箱包、家电、五金、厨卫、各种工艺品等小商品玲琅满目，而根据当地人的说法，如果在每个商铺中停留3分钟，逛完整个商贸城也至少需要1年半的时间。
第二个突出的感受是便宜。在上海10元3双的白色运动袜，这里只卖7毛一双；电商平台上几十元的小家电，这里可能9.9元包邮；100元放在北上广深的商场，或许只够买一 件衣服，这里却能凑齐一身行头。
从表面上看，只要从义乌低价拿货、再以几倍的价格卖到别的城市，似乎就能轻松赚取差价。但是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
31岁的小朱，就是在网上看到“在义乌100元能买多少东西”的帖子来到义乌。实地考察却发现，商贸城的商品柜台，往往在醒目的位置贴着告示：“概不零售”。
从杭州来义乌做玩具生意的小王也察觉到，当老板、老板娘们在得知他只需要200件商品时，顿时态度冷淡下来。最终，他的拿货价是一件4元，远高于1.5元/件的批发价，甚至比1688上同款商品的价格还高出两元。
“商贸城的批发价确实便宜，但老板们有七成都是做外贸生意的，订货几百到上千件才能起批，很少卖散货。”义乌本地人告诉老局。
在义乌做跨境电商已经十年有余的卡卡认为，义乌小商品市场竞争激烈，对客源、货源、销售能力都有很高的要求，并不是什么“创业天堂”，反而不利于小成本创业者。
“门槛越高的产品，卖家话语权越大，生意越好做。而义乌的产业大部分都是红海竞争的微利产品，商家对厂家的议价空间很小，利润率也并不高。”
“价美物廉”是义乌小商品最大的竞争优势。而低价背后，则是被压缩到极致的利润率。
义乌小商品的利润率究竟有多夸张呢？以被称为“吸管大王”的义乌商人楼仲平为例，他创立的“双童吸管”，每件货的售价仅为8厘；除去原料、物流、销售等成本之后，利润率仅 有10%，也就是0.0008元。
尽管利润微薄，但建立在巨 大销量的基础上就很可观了。双童吸管目前已经占据全国吸管市场的龙头地位，年产吸管达到7000多吨，年产值超过2亿元，每个月至少会带来40万的纯利润。
义乌商人们深谙“薄利多销”之道：卖100根牙签，利润只有1分钱；但如果每天卖出一亿根牙签，就能稳定进账一万元。
像这样靠着只赚一分钱的生意起家的老板，在义乌被称为“蚂蚁商人”。他们家家户户都拥有自己的工厂，把成本降到最低，所以即使几百个商品只赚一分钱，也能维持生意运转。
“电商第一村”北下朱
对于年轻人而言，与线下实体动辄几十上百万的前期花销相比，低成本的网络电商蕴含着更多机会。因此，以直播电商起家北下朱村也成为了不少人的义乌创业第一站。
这里被称为“网红直播电商第一村”，与国际商贸城相距仅2.2公里，居住着7000多家商户和5000多名网红主播，电商从业者超过两万人。
村子里随处可见“直播网红培训”、“直播拍摄基地招租”之类的广告牌。从清晨起，就陆陆续续有人在街边、在地下室的仓库中开始直播；熙熙攘攘的人群直到晚上十点左右才开始散去。
北下朱村之所以能迅速崛起，是因为刚好踩中了“直播”和“电商”两个风口。
2018-2019年，当直播还是新鲜事物的时候，北下朱村就敏锐地捕捉到机会，大力引进和培育视频直播机构。疫情期间，线上直播迎来了空前的机遇，北下朱村也随之扶摇直上。
另一方面，义乌的电子商务产业也在蓬勃发展。根据数据统计，在义乌每 5个创业者之中就有3个在从事电商行业，全市电商经营主体达到65.97万户。在北下朱村，94%的人都在从事电商行业，日均快递单量100万件，年交易规模近两百亿元。
价格低廉的供应链和成熟的仓储服务，使得这里成为电商创业者的天堂。但是，这里留给年轻人的机会也并不多了。
在国内做电商，年轻人一般会选择在淘宝、拼多多等平台开店，通过义乌小商品的工厂价和平台售价的差额，从中赚取利润。
然而，随着传统电商平台增速放缓，淘宝、京东、拼多多等电商平台之间的价格战愈演愈烈，中小商家的利润也变得越来越微薄，甚至沦落到“赔本赚吆喝”的境地。
来义乌做手工饰品生意的李阳感觉到，今年淘宝平台对商家的态度明显转变了。在以往，平台往往还会在大促开始前提醒商家注意店铺服务质量、商品质量等，而在今年，“全网最低价”逐渐变成了平台唯一的要求。
在大促开始之前，淘宝、拼多多、京东等商家通过内部比价系统，来计算出消费者愿意买单的价格区间，再推荐给参与大促活动的卖家。而今年，他发现平台推送过来的产品定价，比自己的成本价还低了5元。
但李阳还是选择参与大促活动。因为按照电商平台的建议调价，店铺才有机会拿到更多的流量扶持。 而对于通过国内电商创业的年轻人来说，流量往往意味着销量。
在抖音上开店铺售卖贴画的甜甜曾表示，抖音上新开店铺的自然流不够，付费推广也会面临前期客户不精准、交易额较低等问题。对此，品牌店铺能够长期烧钱推广，创业的中小商家却只能在流量中辛苦挣扎，勉强维持经营，等待下一个“爆单”的机会。
另一方面，随着越来越多商家卷入价格战，中小商家的利润也如毛巾里的水一样被挤干。一名销售灯饰的商家向老局透露，他所经营的同一家电商店铺，2014年-2018年的利润率能达到接近20%，但今年的利润率已经降至不足1%。
如今，摆在电商从业者面前的头等难题已经从盈利变成了“活下去”。
爆单却不赚钱，已经成为了业界常态。李阳描述道，在义乌，任何一款产品“爆了”，马上就会被同行迅速跟进模仿、以更低的价格上架，然后在一个月内迅速降价到所有商家都难以承受的程度。
“几个月前，我的店铺里有一款 车内摆件卖爆了，第二天起床就发现同行也上架了一摸一样的产品，价格还更便宜；其他同行也跟着降价，每天的最低价都会比前一天降低一两块，直到所有人都无利可图。”他说。
“爆品始于流量，火于低价内卷，止于价格探底，最终过气的那部分成为死库存。”一名电商创业者在朋友圈中总结道。
追逐爆品导致产品同质化严重，产品缺乏竞争力又只能靠降价拼销量，许多电商行业的中小商家陷入了这样的恶性循环。然而降价并不能给店铺带来稳定的客源，只要有同行店铺抛出更低的价格，低价带来的流量也会随之退去。
博主“风中的厂长”曾经这样描述义乌电商的内卷困境：商家朋友去年在某平台卖日用品，流水高达2亿元，但利润只有55万元。正在博主感叹利润太低的时候，却被告知，其实光靠卖货是亏损的，全靠游戏公司在快递包裹里塞广告卡片所给的推广费，才能覆盖卖货的亏损。
商家和工厂进入两难境地——不降价，店铺流量下降，商品卖不出去；降价，店铺经营的不稳定因素太太，一旦碰到仅退款、原材料价格上涨之类的市场变化，就很容易资金链断裂，随时面临倒闭的风险。
卷到最后，消费者的利益成了牺牲品。 一名日用品小老板提到2023年义乌的大爆品，9.9元包邮的大水壶：“壶盖的生产线出了问题，几乎都漏水，退货率高达90%。”
在极端的低价竞争下，工厂几乎赚不到钱，商家赔本赚吆喝，顾客买到质量差强人意的产品，最终无人获益。
在义乌打包全世界
在传统生意难以突破、电商行业又容易陷入低价竞争的困境下，许多中小型创业者纷纷将目光投向海外市场。
尽管在仓储物流、文化背景等方面有着许多困难，但相比于已经成为竞争红海的国内， 海外市场的客源更加广阔，利润率也更高。这使得许多年轻人一来到义乌，就选择了“All in 跨境电商”。
专注于手工饰品市场的小杨就是其中的代表。曾在大厂有过十年左右的电商经验的她，瞄准了手工耳饰这个赛道，在 Etsy 上迅速赚到了第一桶金，利润达到数千美元。
她表示，看中 Etsy这个平台，是因为客户群体属于中高端人群，喜欢个性化商品定制，商品的利润空间更大。比如商贸城十几元进货价的耳饰，在她的美国店铺上转手就能以十几美金的价格卖出。
“已经有几十个跨境电商平台入驻义乌了，跨境电商创业小白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平台。”小红书用户@ 小洋姐 在小红书主页总结出在义乌做跨境电商的经验之谈：零售生意可以选择亚马逊、Wish、Lazada、速卖通、eBay等，这些平台有庞大的客户群和完善的仓储物流服务；批发生意可以选择阿里国际站、环球资源、京东国际站、中国制造等网站。
对于缺乏资金积累的年轻人来说，创业初期选择保证金低、仓储物流完善的平台，能够减轻不少店铺运营的压力。
比如来经营家居用品的小林，在深入考察市场后选择在 Temu 上开店。与其他平台相比， Temu 不仅开店保证金低，前期投入小，对中小商家的半托管服务也更全面，能大大减轻店铺运营压力。通过精心选品和优化运营，他的店铺很快就打开了市场，订单量不断攀升，毛利率已达40%。
一名做进出口生意的年轻人认为，跨境电商最大的难题在于回款时间长，资金回转风险大。“第一次创业时在北美开店，回款时间常常需要十几天左右。有时候需要自己垫付五六十万的货款，最后因为资金链断裂闭店了。”
因此，第二次创业时他选择了风险最低的阿里国际站，“顾客先付钱再发货，不会有退换货时间长、资金难以回笼的风险”。
另一方面， 义乌的传统产业也在通过“跨境电商”实现转型。
商贸城的工作人员向老局谈到近几年观察到的现象： 义乌商人正面临着“新老交替”。 相比于父辈挨家挨户“鸡毛换糖”辛苦开辟销路的创业史，义乌“厂二代”们的思维更灵活，更倾向于通过直播、短视频等方式，把互联网流量转化为销量。
00后留学生小邹就是这样一名“厂二代”。毕业之后，她选择回义乌接班，通过TikTok的带货视频和直播相结合的方式，给自家的酒杯、盘子等带货，在短短的几个月内赚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五十万。
但互联网流量来得快去得也快。小邹说，随着直播流量见顶，店铺已经很久没有产出新的爆品了，她也在寻找别的出路。
“用电商思维做外贸，更能适应订单碎片化的趋势。” 一名外贸转内贸的义乌本地老板表示，尽管他不懂英语、也没有出过国，但多年积累的电商运营思维，为他做跨境生意提供了捷径。
他表示，做跨境电商时面临最大的问题主要就是语言、信息差和平台差异等。但现在，不仅能通过AI实时翻译来解决语言问题；还能通过海外社交媒体获取信息，运营能力不足也有AI工具帮忙。
此外，速卖通、国际站和 Temu 等跨境电商平台推出的“半托管”、“全托管”服务，也为传统电商从业者踏入跨境电商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2023年，Temu就在海外推出了全托管模式；随后，阿里国际站、速卖通、Shein等海外电商也相继跟进，先后推出了半托管模式。这大大降低了出海生意的门槛，商家坐在办公室里就能和全世界做生意。
但也有人认为， 自从“全托管”、“半托管”模式成为主流之后，明显感觉到自家店铺的生意大不如前，跨境电商的生意比以前更“卷”了。
“我家楼下有几十家做阿里国际站、Shein、Temu的人，现在赚到钱的人屈指可数，大部分人都是不赚不亏，或者略有盈利而已。”做装饰品生意的多多说，“跨境电商也开始卷起来，感觉只是时间问题。”
结语
时至今日，社交媒体上“义乌创业”、“义乌电商”主题的讨论仍然热度不减。
可以预见，尽管义乌创业者中有80%的人都会失败，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会有大批怀着创业梦的年轻人从全国各地奔赴义乌。
创业固然需要勇气，但年轻人面临的“35岁危机”、裁员风险、生活压力等，也让他们不得不开始未雨绸缪，寻找新的出路。
如果真能脱下孔乙己的长衫，或许就会发现，人生处处是旷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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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持平的人物轶事
两只苍蝇刘持平有个习惯，每天早晨5点多起床，打一个小时的篮球，早上7点到办公室看报纸、剪报。 他拿出一份前不久刊载“镜面人”报道的《扬子晚报》告诉记者，他正在千方百计打听这位“镜面人”的情况，因为“镜面人”的生理构造极为独特，积累相关资料可更好地应用于刑侦工作。 刘持平告诉记者，他曾看到一则“两只苍蝇一团迷雾”的报道，说的是2004年5月，常州有两名消费者称购买的冰红茶中发现了两只苍蝇，他们要求商家赔偿。 看完报道，刘持平紧锁眉头，报纸照片上的那只苍蝇，从外观和状态看来都栩栩如生，看上去很新鲜。 而且，绿头苍蝇在江南只有到6月份后才破蛹而出，而“消费者”所出示的那瓶饮料生产日期却是当年4月，难道苍蝇还没出生就已“作案”啦？刘持平的“玩瘾”上来了。 他安排民警将那瓶冰红茶取回做了技术鉴定：这只瓶子瓶盖上的12个防伪点大部分是断开的；瓶盖野陵内侧还发现许多被擦划的痕迹。 接着，警方对当事人的住所进行了搜查，果然触目惊心：在嫌疑人住所的柜子里，不仅搜出了放在饮料瓶子里的苍蝇，还有蟑螂等。 警方当即将恶意敲诈者逮捕，遏制了当地类似的恶搞案件。 1/8枚指纹那是2001年7月12日，在常州新区江边发生了一起凶杀分尸案。 最初，警方在现场的纸箱上提取了一枚残缺不全的指纹，这枚指纹只有1/8大小，而且血迹斑斑模糊不清。 按痕迹学的指标要求，这是一枚不具备鉴定条件的指纹。 因为，人的指纹虽仅方寸之大小，但却密布着100至120处细节特征。 截止到04年左右，国内司法界认可的鉴定数据为8个细节特征以上，而本案的这枚指纹却只能提供3个比对特征。 这是刘持平从警30年来从未遇到过的情况。 以往，以刘持平的技能，看一个条件具备的指纹不超过3分钟就出结果；而那天，面对这枚残缺的指纹，他用了整整3个小时。 之后，他召集了专案组会议宣布，“行了，这个案子就这样了。 ”熟悉他的人马上就明白了——案子破了。 可是那天，他的部下们却都一动不动地看着他发愣。 其实，只有刘持平毫不知情，而现场在座的人都知道这枚指纹已经被三家省级以上鉴定机构否定过了。 然而，事实验证了刘持平的结论。 1/8枚指纹案，对刘持平来说，是一次精彩，但对刑侦工作来说，却是首次将拓扑学理论引入痕迹检验领域，对指纹学研究有重要贡献。 创新需要积累。 刘持平参与过2000多起重、特大案件的痕迹鉴定，破获凶杀案超过500起，30多年里作出的鉴定无一错误。 47条染色体由于基因异常，使先天存在着神经系统隐性缺陷的事件当事人，突发暂时性的思维混乱开枪杀人，然后又以自杀的方式来结束生命——这是刘持平破获的最为独特的案件，而破获这一案件的最重要的证据就是指纹。 故事发生在1998年的8月23日。 当时，经济民警王华（化名）站在他的同伴李新（化名）的对面，被李新贴着额头开了一颂锋戚枪，紧接着李新把枪举到自己的太阳穴开了一枪。 为什么？动机何在？刘持平，作为“8·23涉枪命案”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在种种假设和分析被推翻之后，陷入了深深的思索。 但当看到李新指纹的时候，刘持平找到了线索。 李新的指纹非常少见：双手十个手指上面一共有四个弓形纹，两个反箕、四个正箕，这种指纹的组合，高度异常。 为什么呢？因为弓形纹和反箕本身量就很少，占到整个指纹总量的2.5%，因此在同一个个体上面，同一个人身上，十个手指，出现了弓形纹，就不会出现反箕，出现了反箕也就不会出现弓形纹。 刘持平敏感地意识到，指纹和神经系统发育有关。 人体每个细胞内有23对染色体，而李新的指纹和患有47条染色体综合征患者的指纹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基誉李新不仅患有不育症，而且内向性格，不善言谈，他遇到事情的时候，不能一下子表白，或者爆发。 震惊常州的“8·23涉枪命案”的发生原因，最终依靠指纹分析破解了。 华南虎事件2008年01月，陕西省镇坪县的“华南虎事件”引起了众人的关注，因为华南虎珍贵程度不亚于国宝大熊猫。 对于人们普遍怀疑周正龙是否真的拍到老虎的问题，中国刑侦专家——常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刘持平近日运用侦查学理论对“华南虎事件”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解读。 “复原现场”现四大疑点“假如周正龙真的遇到了老虎，那么是周正龙先发现了老虎还是老虎先发现了周正龙呢？”刘持平首先提出了这样的疑问，然后他运用侦查学里的“现场分析”又叫“重建、复原现场”的理论进行了分析。 刘持平认为，一、老虎的视觉、听觉、嗅觉是非常灵敏的，老虎在巡逻中主要依靠嗅觉来辨别有无“不速之客”入侵。 因此就现场环境而言，应该是老虎先发现了周正龙，但老虎发现了周正龙后，竟然没有任何反应，那是很难理解的。 二、刘持平认为，周正龙如此近地靠近老虎，而且照相机的闪光灯又刺激了老虎的眼睛，老虎应该有比较大的反应，至少在不同的照片中老虎的姿势应该有所变化。 就算是老虎静止没动，拍摄者动了，画面也会有所变化。 三、据周正龙称其与老虎最近的拍摄距离约在20米左右，由于自然环境下，往往有大量的植物会遮挡在镜头前或遮挡住拍摄的目标，特别是低角度拍摄，但照片中居然没有明显的草木遮挡物，这似乎不大可能。 四、在光照条件不佳的树林里，目标物是一只随时可能伤害人的成年虎，当事人又处在一种高度兴奋和极度恐惧的状况下，周正龙能用刚买的、运用还不太熟练的佳能EOS 400D数码相机成功拍出目标物。 作为一个农民，要做到这一点很难。 与“年画虎”拓扑性质相同周正龙拍摄的华南虎本来是一个独立的事件，上网公布后，引起了很多网友的质疑。 从2007年11月16日起，陆续有报道称，“周老虎”和“年画虎”相同，“周老虎”源自“年画虎”。 那么两个独立的事件是否有内在的关联呢？刘持平用刑事侦查学的理论，对这两个事件予以了“并案侦查”。 2007年11月20日，刘持平接受常州一家媒体委托，对记者从网上下载的、广为流传的一张“周老虎”和一张“年画虎”的照片，运用拓扑学原理做了同一鉴定。 由于每只老虎的斑纹都是特殊的、唯一的，绝对没有两只老虎的斑纹是相同的，刘持平说，“这就如世界上没有两个人具有相同的指纹的道理是一样的”。 通过对两张虎照的鉴定发现，“周老虎”和“年画虎”不是“一个图形的连续变换”，就是“一个图形的重复”，所以鉴定的结论很明确，两张照片上“老虎躯干部位的图形的拓扑性质相同”，这就是说两张照片上的老虎形象同一。 两方证据哪个更可信“挺虎派”与“打虎派”说到底目的都是保虎派，但针尖对麦芒，各不相让，公众期盼有一个明确的结论。 那么我们如何来客观地评判事件的真伪和是非呢？对此，刘持平认为，应该用侦查证据学的理论来分析与评判。 根据掌握的资料来看，周正龙的证据是只身赴虎穴，拍到了“华南虎”的照片，但没有其他的旁证。 这在证据学上，对这类证据称之为“孤证”。 而“年画虎”的证据是，从2007年11月16日起，分别在四川省的攀枝花市、广东省的东莞市和广州市、浙江省义乌市、北京市文化市场等地，先后发现了相同画面的“年画虎”。 甚至有网友还查到了印刷“年画虎”的拷贝等，也就是说围绕“年画虎”，已经形成了一“证据链”。 不过，双方对证据其实都还可以进行深入的调查。 刘持平说，周正龙的证据，从证据链的角度还可挖掘。 根据照片显示，周正龙所拍摄的老虎的身后是一洞穴，按照老虎的习性，这个洞穴极可能是老虎临时的栖息地，那么在该洞穴中可能会存在老虎生活所产生的排泄物，新陈代谢所脱落的毛发，吃剩的动物的遗骨残渣等，如能找到，无疑是一个有力的证据。 而对于“年画虎”生产、销售的时间、地点的调查，也可访问生产单位的职工、销售单位的人员，销售发票、税单等加以证明，以扩大证据链，增强证明力。 刘持平认为，按照证据学的原理，当一个事件的证据只有孤证时，我们既不能盲从，也不能贸然否定。 要做的工作，一是分析它是否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即逻辑上通不通；二是分析它出现的概率大小，即可能性大小；三是分析它是否符合现场情况，即是否与现场情况有直接的、尖锐的、大的冲突，如果有，对孤证的采信就要十分的小心；四是设法寻找其他证据，以形成证据链。 当一个事件出现一方是孤证，一方有较多证据的情况下，无疑绝大多数人都偏向证据较多的一方，这应该说是符合证据采信原则的。 在这一事件中，周正龙的证言几乎是孤证，拍摄的过程和提供的照片均出自他一人之手。 同时又出现了许多反方的证据，所以我们在评判时，一是坚持全面分析，辩证分析。 二是具体分析某一证据的分量，是直接证据还是间接证据？是原始证据还是传来证据？是证言还是物证？各个证据间的关联性如何？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对事件有一个较为清醒、较为科学的认识。 刘持平说，根据他几十年的办案实践和经验体会，当正反两方面的证据发生尖锐矛盾时，当证据的一方仅有孤证时，我们在使用该证据时，要特别的小心，它很容易使我们误读有关的信息，导致判断的失误。 拍到真虎概率几乎为零对于周正龙拍摄到老虎的概率，刘持平分析说，该地区没有华南虎的音讯已经43年了，但从2007年7月26日当地发动群众调查寻找华南虎起，到2007年10月3日周正龙拍到虎照为止，仅仅只有69天的时间。 对此，刘持平用公式计算了一下这件事的成功概率，结果是只有17.8亿分之一的概率。 这就好比说是周正龙在69天的时间里，中了两次七位数的彩票特等奖。 所以从概率来看，几乎没有可能。 06年12月27日，国家林业局新闻发言人、新闻办主任曹清尧表示，华南虎照片的鉴定已取得突破性的一步。 陕西林业厅已经将照片送到了国家权威机构去进行鉴定。 相信要不了多长时间，华南虎照片的真伪就将水落石出了。 南京枪击案江苏省公安厅8日在全省统一部署巡逻布控工作，将巡防等级全部升至一级。 曾担任过江苏省公安厅首席刑侦专家的刘持平说，一旦警方获得了嫌犯的详细行踪，“抓捕（他）将指日可待”。 嫌犯的行踪“已经暴露”尽管已退居二线，刘持平对发生在南京的“1·6持枪抢劫案”仍比较关注。 昨天，这位“指纹专家”、“老刑警”对早报记者说，他在网上也观看了南京警方最新公布的嫌犯逃跑时的视频画面，他觉得嫌犯的行踪“已经暴露了”，“抓住他的日子也不远了”。 这是刘持平基于南京、江苏警方能力及南京强大防控系统而做出的判断。 有媒体报道，几年来，南京加快推进城市“天眼”监控系统的建设，2003年至今，南京已在全市安装了至少11.3万台监控摄像机，“初步覆盖了市区大多数治安复杂区域、治安卡口、交通要道、社区和重点单位”。 2009年4月18日，南京发生了一起类似案件。 2名男子携带尖刀，尾随取款人并实施抢劫，该案在短短48小时内侦破。 警方事后披露，案发现场周围300多部监控录像提供了嫌疑人的逃离路径和几十幅清晰图像，“监控视频对破案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刘持平说，像“1·6持枪抢劫案”，嫌犯在动手前至少会提前两三天进行踩点，对作案地点、逃跑路线进行谋划甚至演练。 而这个踩点的过程及其行踪，将不可避免地会被监控设备记录下来。 “犯罪嫌疑人有种心理，越是接近中心现场，他越警惕，但是，远离中心现场，他就会放松警惕，从而暴露行踪。 ”因此，在往返作案现场的几条线路中，嫌疑人都会遗留下很多信息。 公安机关只要综合研判、梳理这些信息，就会捕捉到嫌疑人的线索。 “但是，面对着大量的监控视频的画面，要从成千上万的人、茫茫人海中辨识出那一个嫌疑犯，这绝不是件轻松的事。 ”刘持平说，因此，公众要给警方一定的时间。 他相信，随着警察对监控视频画面信息破解的越多，“会有更多、更高质量的犯罪信息暴露出来”。 嫌犯可能是“左撇子”昨天，早报记者再次查阅了南京警方发布的嫌犯逃跑时的视频画面以及长沙警方此前发布的嫌犯在2010年10月25日上午的多个视频画面。 经过比对，早报记者发现，除了警方已通报的嫌疑犯走路或跑步时有“外八字”特征外，他在拎包时也有个很典型的动作——用左手拎包或者左肩挎包，多幅画面均是如此。 那么，嫌犯是不是一个“左撇子”呢？刘持平对早报记者说，有这种可能性。 因为，南京公布的嫌犯的画面是他作案后、逃跑时，在那种紧急情况下，其身体动作多表现的是一种本能或者习惯性动作，而难以伪装。 另外，长沙的视频画面也验证了其左肩背包、左手拎包的习惯。 然而，在长沙警方公布的一段嫌疑人乘坐公交车的视频中，他虽然也是左肩背包，但是用右手投币。 对此，对指纹颇有研究的刘持平说，在现实生活中，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教育原因，只有少数“左撇子”是典型的特征，更多的则是非典型性的“左撇子”。 譬如，一个人可能用右手写字、右手拿筷子吃饭（童年期间父母和老师教导、纠正的结果），但在日常娱乐运动中如打篮球、打扑克牌中可能更喜欢用左手。 嫌疑人可能是属于这一种情况。 因此，普通公众也可以记住嫌疑人“左肩背包、左手拎包”的这一显著特征，来加以甄别。 此外，有网民根据嫌犯走路时“外八字”特征来推测嫌犯并没有过当兵的经历。 对于该说法，刘持平并不认可。 他说，当兵时严格的训练的确可以纠正一些“外八字”的力度，但是想完全地纠正过来并不太现实。 此外，那也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退役后“外八字”也会有反弹。 嫌犯或与南京“有缘”为何嫌犯从千里之外的长沙作案后，会来到南京再次作案？刘持平说，对于系列犯罪的嫌疑人来说，他在作案地点的选择上通常会有以下考虑：一是不在本地作案；二是，选择自己熟悉的环境作案。 若自己熟悉的环境（如长沙）不能作案，会选择相对熟悉的环境（如南京）再作案。 据此，刘持平推测，江苏南京与嫌犯有一定的关系，他过往的生活经历中很有可能与南京有过交集。 早报记者查询资料发现，该嫌犯在2009年12月4日在长沙天心区芙蓉南路的农业银行门口，将乘私家车取钱的郭某一枪打死。 据媒体报道，41岁的郭某就是江苏人。 但郭某是不是南京人，则不得而知。 此案发生后，长沙当地也一度传闻此案是否涉及“雇凶杀人”或者“生意纠纷”等猜测。 此外，从常理推断，嫌犯若与南京“无缘”，则南京不会是其持枪抢劫优先选择的城市。 因为南京几年来社会治安状况良好，对犯罪案件（特别是重大犯罪）打击力度和破案率均全国领先，破获率保持在98%以上，有时甚至是100%。 此外，南京发生过数起类似的抢劫银行（取款人）案件，均全部破案，且破案速度非常快。 这对潜在的犯罪嫌疑人而言是一种巨大的威慑力。 鉴于嫌犯很爱上网的特点，且在作案时肯定会有过周密的行动部署和方案，应当会知悉上述不利条件。
假设给你3000块钱到义乌，你打算怎么生存下去？
作为一个一个高中雀镇迹毕业生旅启，没有学问，没有社会经验，给我三千元在义乌生存，是一件挺难的事情。 活人还能让尿给憋死啊，我会拿着这三千元，做点小生意，毕竟义乌是批发市顷并场，我摆地摊，把东西卖的相对便宜一些，薄利多销，一样可以发家致富的。 一步步来吧，只要肯吃苦，肯动脑子，我的未来不是梦，只能越来越好的。
温州人有钱还是义乌人有钱?
义乌是浙江县级市，温州是地级市，经济体量上，义乌的年生产总值不如温州，但是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义乌领跑浙江。 简单地说，从个人方面，义乌人比温州人有钱。 义乌是浙江省辖县级市，由金华市代管，2020年义乌生产总值1485.6亿元，比上年增长4.0%，其上级市金华市生产总值4703.95亿元，排浙江省第七，均低于排全省第三的温州市6870.9亿元。 2020年，义乌市实现财政收入162.3亿元，温州市实现财政收入962.5亿元。 温州市的规模经济优势明显，在产业分工协作和门类齐全以及推动技术创新、应用和市场化等方面比都强于金华市以及义乌市。 通俗地说，就是温州有钱更能办大事。 金华市虽然整体经济体量低于温州市，但是其代管的义乌市在2020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元，高于温州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元，领跑浙江所有县级市，甚至排全国第一。 从上世纪80年代起，温州市抓住改革开放的机遇，以家庭工业和专业察扮化市场的方式发展非农产业，从而形成“小商品、大市场”的发展格局，经济飞速发展，创造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奇迹”：从1978年到2017年，温州全市GDP从13.2亿元提高到5453.2亿元，增长了412倍；人均GDP增长248倍；财政收入增长575倍俗称“温州模式”。 义乌的经济发展，轨迹与“温州模式”十分接近。 从市场化与工业化的关系来讲，都是“专业市场＋农村工业化”；从原有的经济基础看，两者都是工业基础薄弱，国家投资极少，都处在传统计败脊灶划经济体制野仿的边缘，不得不在计划经济壁垒的缝隙中寻找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从所有制角度看，都是民间资本主导，两者的原始资本主要是通过个体工商户走南闯北逐渐积累起来；从制度变迁对经济发展的深层机理来说，两者的核心都是自发和内生的经济发展，带有强烈的自组织特征。 因此，在本质上讲，“义乌经验”是“温州模式”的变种，即今天的义乌经验脱胎于浙南的温州模式。 义乌作为县级经济强市，各类经济总量指标并不出众，但关于民富的数据都能位居我国强县的领头羊。 其原因在于义乌的产业发展全面，快递物流、机场客运、高铁班次、进出口贸易额等方面有着相对其他县市更明显的优势，更是依托互联网平台，成为闻名的国际小商品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