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是军医大的学生
他却改行去当空军飞行员
现已成为轰-6K机长
还加入了“神威大队”
网友感叹：
这是什么“神仙”剧本？！
不想当飞行员的“准军医”
成不了轰-6K机长
中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团
多架“战神”轰-6K
结束实弹飞行训练
执行当天任务的二号机组机长
邱镕
在现场对训练进行了复盘
邱镕从小的梦想
就是当一名空军飞行员
驾驶战鹰翱翔在蓝天之上
高考前
他报名参加空军招飞
却因视力条件不达标
与梦想失之交臂
后来他凭借优异成绩
考入空军第四军医大学
上学期间他一边认真完成学业
一边利用所学专业恢复视力
希望有朝一日能再续飞行梦
念念不忘必有所得
在大五实习期间
邱镕得知
空军在即将毕业的优秀军校学员中
遴选人才学习飞行的消息
他再一次报了名
经历层层选拔后
成为一名空军轰炸机飞行员
来到“神威大队”后
邱镕致力于研究
前沿作战理论
和武器装备技术
邱镕说：
“在飞行中
机长、副驾驶
或者武控员失能了怎么办？
现在讲究规模打击
提倡一专多能
未来作战
一架飞机不可能只打一枚导弹
可能要打多枚导弹
所以飞行员要和武控员一样
具备操作导弹的能力
我进行过两次这样的实弹打击”
如今的空军“神威大队”
“90后”“00后”成主力
“神威大队”所在部队
作为我军中远程战略轰炸机部队
自组建以来
先后列装7种轰炸机机型
2017年换装轰-6K后
更是成为了新的战略重拳
前出岛链、战巡南海、砺剑高原
他们总是出现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常年在任务一线
任务中与外国军机相遇时有发生
但飞行员们说“肯定不会怂”
该团作为空军
首支蝉联“金飞镖”的部队
连续3次取得“金飞镖”荣誉
在一次次实践中
创新设计了一批战法训法
如今在这支部队
“90后”飞行人员
占比已经超过半数
“00后”飞行人员近20%
年轻的队伍承载使命与梦想
接续奋飞
听轰-6K飞行员们的心声↓
为勇敢追梦的青年点赞
为人民空军点赞
监制丨刘一鸣
主编丨徐蕾莹
总台记者丨秦祎 赵振凯 乔子阳 陈嘉启 朱姜海 高思峰 于宝杰 曹巍 叶荣彬 杨田星宇 田天
编辑丨谷帅 郑旖旎（实习）
视频编辑丨杨超
帮忙翻译一下
第一次世界大战规模浩大的钢铁搏杀将大国间国力的较量推到一个极致。 在德国为摆脱凡尔赛和约而苦心重整军备的同时，“总体战”思想逐步成形。 德军副总参谋长鲁登道夫1935年出版的《总体战》一书，总结了萌芽于“一战”的战争经济理论，强调战争需要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方面对国家进行改造;要动员包括精神和经济在内的全民力量参战，不惜采取任何手段消灭敌方军队和平民。 同时，针对德国的国情，必须扩大战争资源自给程度，预先储备战略原料，保证海外来源。 这些思路无疑是后来纳粹战争实践的重要参考。 希特勒并非“一战”后德国军国主义暗流的正统接班人，而是发迹于经济危机。 在1920年慕尼黑“啤酒馆暴动”时作为纳粹党纲提出的《二十五点纲领》中，这个小人物就以民族复仇主义和迎合中小资产阶级社会改革要求为核心，猛烈抨击资本主义、托拉斯、大工业家和大地主，主张“取缔不劳而获的收入，取缔和没收一切靠战争发财的非法所得，分享大工业利润，将大百货公司收归国有，租给小商人”。 随后，纳粹党不断以国家定货、解决就业、取缔土地投机等政策主张，拉拢中小企业、手工业者、中小农和社会下层。 希特勒的理论是，“国家社会主义是维护私有财产的。 个人为社会牺牲，这是国家主义;社会为个人服务，这是社会主义。 这两点结合，便是国家社会主义”。 希特勒不打算同英法争夺海外殖民地，而是确立了“中欧—欧洲大陆—全球”的扩张顺序。 因此，首先令他愤愤不平的就是欧洲的现状。 在《我的奋斗》中，他提出:“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必须努力消灭我国人口与我国面积之间的不平衡状态，不仅把后者视为粮食的来源，而且也视为强权政治的基础。 ”“领土政策是不能在喀麦隆实现的，今天几乎完全只能在欧洲实现。 要想在欧洲取得领土，只有在主要是牺牲俄国的情况下才有可能。 新帝国必须……用德国的剑为德国的犁取得土地，为德国人民取得每天的面包。 ”“我们要把目光转向东方的土地，这片土地是为有力量占有它的人民而存在的。 ” 1933年2月3日，刚上台5天的希特勒在对高级将领的讲话中表示:“德国惟一的生存可能是移民，但德国人民的生存空间太小……因此，首要任务是建设国防军，依靠国防军。 ” 重整军备的前提是经济转入战争轨道。 1933年7月，纳粹命令一切工业组织都要成立辛迪加，控制国内市场和价格。 同日成立的“德国经济总会”要求所有私人企业必须加入工业、商业、能源、银行、保险和手工业6个大组之一，同时将全国分为18个经济省。 1934年，纳粹规定经济部有权设立、解散或合并所有工业组织，并向企业派出领导人，在经济部门实行“领袖原则”。 在扩军过程中，德国中央财政只能负担军费开支的2/3，为此，纳粹除了没收“国家敌人”的财产（仅剥夺犹太人资本就获得60亿～80亿马克），还动用了一切财政手段:控制德意志银行、德累斯顿银行和商业银行，政府有权在紧急情况下处置所有公众资本存储中心的养老基金、社会保险基金等大规模公众资本;削减福利开支;发行国库券、特种汇票和税票。 在1933～1939年9月的德国政府收入中，国内税收、海关关税等占了818亿马克，“冶金研究所”信贷105亿马克，税票31亿马克，加上短期信贷69亿马克，长期信贷167亿马克，共1190亿马克，其中军费开支占了600亿马克。 1939年9月～1945年5月的战争期间，德国军费开支总额达6220亿马克，占同期国家预算的92%，全部税收累计为1827亿马克，国家预算赤字平均每年34%，1945年春，国债总额达3793亿马克。 尽管政府负债累累，还是可以通过征用令其获得所有物资，代价是战争结束时货币体系已面临崩溃边缘。 但纳粹并不依靠高税率，因为这可以给大众一种稳定的假象，1941年，1万马克个人年收入的所得税率为13.7%。 德国的另一个财源是“要大炮不要黄油”政策。 “熟练的工人进兵工厂，不熟练的修高速公路”，军工及相关产业的繁荣解决了德国严重的失业问题，社会总体购买力得以增加，成为第三帝国标榜的成就之一。 当然纳粹的首要目标并非改善生活，食品生产由国家控制，德国人之所以乐于接受纳粹所提倡的农民式简朴生活，很大程度上出于和大萧条的对比，以及对纳粹勾画的强大帝国美好未来的期待。 1932～1938年，德国生铁产量由390万吨提高到1860万吨，钢产量由560万吨上升到2320万吨。 1934年初，德国国防工作委员会批准了动员24万家工厂供应战争订货的计划。 1933～1936年，德国新建300多家兵工厂，包括55家飞机厂、40家汽车和坦克厂、70家化工厂、15家造船厂和80家火炮厂。 到1939年入侵波兰前夕，德国工业产量已超过英国，仅次于美苏。 汲取“一战”时期食品严重不足造成后方不稳的教训，德国到1938年已实现粮食自给，并将粮食储备从上年的308万吨激增至913万吨，足够全国食用两年多，油脂储备也从13万吨增至47万吨，土豆储备高达1546万吨。 但扩军备战并不能真正解决危机，反而使1939年德国出口下降，财政恶化，外汇和黄金储备仅五六亿马克，国债却高达600多亿马克。 希特勒在1937年11月5日说:“对德国来说，经济上的困窘也同样变成了推动力。 通过军备生产去刺激世界经济的做法，绝不能在一个长时间里为经济的安排奠定基础……惟一的，或许对我们值得梦想的补救办法，就是要争取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 ”战争已不止是一种诱惑，也是一种必然。 1940年7月31日开始准备侵苏时，德军估计需要120个师，8月2日总参谋长凯特尔要求战时经济与军备局制订装备180个陆军师的军备计划。 到1941年2月，半年之内德国军火生产增加近60%，其中弹药增加100%，坦克增产25%，全国及占领区钢产量3180万吨，石油480万吨，煤4.39亿吨，整个西欧还有4876家工厂在为德国生产军火，一时间德国工业基础超过苏联50%以上。 同年，德国获得812万吨燃油，基本满足军队需要，加上法、比、荷等国880万吨的石油储备，可以维持7个月的战争。 苏德战争爆发前，德国已控制24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为本国领土的三倍，人口2.7亿，其欧洲盟国还有80万平方公里领土和7800万人口。 在兵员方面，虽然苏联20～39岁男性为3150万，同年龄段德国男性只有1550万，但德国可以利用仆从国军队和被外籍劳工、战俘替换出来的工业劳动力。 苏联的备战 苏联的备战要追溯到1926年的工业化。 作为利用“一战”乱局革命成功的惟一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和平建设带有超强的备战色彩。 1928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标志着苏联工业化的全面展开，1931年世界机器设备出口总额有1/3是苏联购买的，次年更高达50%，这一年工业在总产值中的比重也上升到70.7%。 1933年开始的“二五”计划建成工业企业4500个，工业总产值增加1.2倍，跃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 战前13年，苏联累计国防开支1701亿卢布，只略低于1850亿卢布的工业投资总额。 苏联工业布局也充分考虑了战略纵深。 “一五”计划在乌克兰、高加索、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等地建立了新的工业基地，“二五”计划将半数的重工业投资用于东部，“三五”计划以伏尔加河流域、乌拉尔和西伯利亚为重点。 1927年斯大林在讲话中断言:“新的帝国主义战争，这一问题是现时的基本问题，这是几乎不能怀疑的了。 ”苏联将面临“一场长期的、残酷的竞赛，交战双方的全部经济和政治基础都将在这场竞赛中受到考验”。 1933年他又表示:敌人“随时都可以利用我国技术上、经济上的弱点来进攻我们”。 战前一个月，斯大林在红军指挥学员毕业典礼讲话中明确指出:“德国将是敌人。 ” 苏军的战争准备，特别是计划的机械化装备规模之大，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已达脱离实际的地步。 苏军人员从1933年的85.5万扩编到1939年初的194.3万人后，1941年6月增加到500余万人，陆军计划从98个师增加到303个。 1941年3月，苏军总参谋部拟定了工业转入战时生产的计划，但装备生产严重滞后。 改编要求坦克部队扩充到61个坦克师和31个摩步师，每个师分别应配备375和275辆坦克，共计多辆，战前一共只得到7000多辆，其中新型坦克只有26%。 改编要求一年内新建25个航空兵师部和106个航空兵团，其中半数装备新式飞机，但到1941年夏，苏联航空工业生产能力比德国高约50%，总产量特别是新机型产量却远远跟不上需要，直到德军入侵时，也只有19个团完成改装。 年初开始组建的5个空降军技术兵器严重不足，新的防空体系也尚未真正建成。 结果战争爆发一个月，苏军原有编制计划就被迫大幅缩减，航空兵师由4～6个团减为两个团，每团飞机从61架减为22～32架，步兵编制缩小25%，火炮减少52%，汽车减少64%，摸索之中的机械化军则全部撤销。 1940年3月，勉强取胜的苏芬战争，暴露了苏军在大清洗后的虚弱与混乱。 “肃反”后提拔的大批军官缺乏训练和作战经验，造成许多部队训练水平下降。 德军作战部队中最年轻的士兵是1940年秋入伍的，1941年春入伍的派往后备军团。 而苏军士兵一入伍就充实到一线，战前边境军区竟有2/3以上士兵是第一年服役的，其中又有一半当年才入伍。 用一位英国历史学家的话说:战争前夜的苏军是一台功能强大，但还未组装完成的机器。 这也是为什么希特勒急于动手，而斯大林竭力避免在1941年交战的原因。 苏德开战后双方的实力 “踹开破旧的门板，整个房屋就会轰然倒塌。 ” ——希特勒对侵苏战争的预言 正因为总体战需要动员全民之力，深知德国国力的鲁登道夫在《总体战》中特别强调速决战的重要:“必须从一开始就毫无顾忌地投入‘最后一兵一卒’。 对许多已知的、可能产生的威胁置之不顾，听从战争的安排。 ” 希特勒也深知苏联的实力，战前两个月，德国空军代表团曾参观了几个苏联航空轴承、合金和发动机厂，在给戈林的报告中，他们承认苏联的飞机制造业是全欧洲最大、最先进的。 从定下侵苏决心到1941年春，只剩不到一年，高估了自己的希特勒和德军统帅部把赌注押在了速决战上，认为侵苏战争只需5个月，不必也不可能全部换装和总动员，只需继续执行“四年计划”和“宽度军备”（即军事工业的面铺得很宽，但规模不是很大）方针，主要通过现有军工力量的全速运转来满足需要。 希特勒更大的赌注在于:“如果（对苏作战）胜利，可能造成迫使英国媾和的形势”，同时“消灭俄国之后就会大大增加日本在远东的力量”，整个世界都会因苏联的崩溃“屏住呼吸”。 1941年6月22日战争爆发，苏联在各方面损失惨重。 当年9月，失去150万平方公里国土，约7500万人口沦陷敌后，一年内苏军战斗减员804万，其中死亡250万人，被俘434万人，伤残120万人。 开战半年，工业总产值跌至战前的48%，黑色/有色金属板和轴承等关键武器材料的生产一度停顿。 到1942年，煤、生铁和钢的产量分别从1940年的万吨、1500万吨和1800万吨下降到7500万吨、500万吨和480万吨。 但是，苏联的后方动员机制很快运转起来。 战争爆发两小时，最高苏维埃就发布了“关于战争状态”的命令，规定了公民劳动义务、征用运输工具、生活必需品定量供应等措施，26日发布了“关于战时职工工作时间制度”的命令。 6月30日，苏联成立国防委员会，作为战时最高权力机构，7月，将综合性的国防工业人民委员部改组为航空、造船、军械和弹药4个专业人民委员部，并从中型机器制造人民委员部中分离出专门的坦克制造人民委员部，11月，将普通机械制造人民委员部改建为火箭装备人民委员部，专门负责火箭炮和迫击炮生产，原有的经济委员会被改组为国防、冶金、燃料和机械制造4个专业经济委员会。 工业东迁是苏联战时动员的重要措施。 6月24日成立的疏散委员会从6月29日就安排了11个航空厂搬迁的计划，到1941年下半年从西部搬迁了2593个工业企业的设备和大量物资。 1942年5月，基本完成乌克兰、白俄罗斯、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企业的转移，第二阶段又疏散了斯大林格勒和北高加索等南部地区企业。 整个东迁过程中，铁路共运输工业设备150万个车皮，运送职工1000多万人，其中日俄战争后建成、工业化中得到完善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发挥了重要作用。 不少内迁企业平均不到两个月就在新址开始运转，有些甚至在中途或露天就部分开工。 在1941年第三季度的国民经济动员计划中，苏联迅速增加煤、石油和金属的生产，调整军事工业的原料、电力和设备分配，到1941年下半年坦克产量比上半年增加1.8倍，飞机增加60%，火炮增加两倍，8月通过的1942年战时经济计划要求动员伏尔加河流域、乌拉尔、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和中亚地区的全部物力，增加军火产量。 1941～1945年，仅乌拉尔地区就生产了44万门火炮、13.6万架飞机、10万辆坦克和自行火炮。 力量的消长 “我们曾估计敌人大约有200个师，现在已经查明番号的就有360个……如果我们消灭十几个师，俄国人就会再投入十几个。 时间……对他们有利，他们靠近自己的资源，而我们却一步步远离自己的资源。 ” ——德国陆军参谋长哈尔德1941年8月的日记 苏德战争爆发6个月后，德军被阻于莫斯科城下，伤亡近75万人，4000辆坦克损失2750辆，到1942年3月底，伤亡增加到100多万人，占东线总兵力的1/3，其中至少损失1.5万名军官，还有大量非战斗减员。 40万“后备军”在1941年8月就已抽调一空，而前线还需要13.2万人。 在1942年开春前，德军不惜抽调工人、后方人员和西线部队，为东线补充了40多个师，但到当年7月仍只有284.7万兵力，夏季攻势开始时只有8个师完全做好了进攻准备，主攻部队也只有一半的实力。 到年底，虽然德国的仆从国军队增加到72.5个师，使总兵力达到266个师620万人，仍低于苏军的659.1万人。 而且苏军一直没有两线作战的压力，1942年11月的390个师只有47个部署在远东，而德国的264个师却有71个必须驻扎在西欧、南欧和北非。 由于连年消耗、急功近利的军备方针、组织管理不善和劳动力及原料的制约，德国的战争经济并未达到预期水平，弹药产量大幅降低，火炮和反坦克武器生产不足，步兵火力受到削弱，空军缺少战略轰炸的远程兵器，海军装备差距更大。 苏联也面临巨大压力。 首先是食品供应极为困难，其次是劳动力缺乏。 为此最高苏维埃实行了配给制，并通过了《战时动员有劳动能力的城市居民参加生产和建设的法令》，成立了劳动力登记分配委员会。 到1942年夏，苏联完成了国民经济战争转轨，有1200家东迁的工厂和850家新建工厂投产，东部地区工业产值的比重从1940年的28.4%上升到70%，仅东部的军工产量就达到战前全国水平，主要军工产品产量超过德国。 1944年，苏联飞机年产量达到架，坦克辆，火炮门，均数倍于德国。 第三帝国的黄昏 1942年年初，希特勒不得不承认，闪电战没能击败苏联。 同时，德国占领区开始缩小，所能获得的战略资源已达极限，“以战养战”后继乏力，重工业原料和人力资源短缺严重，不得不实行国家经济的总动员，“战争经济”真正开始。 1942年2月，施佩尔被任命为军备与军需部（1943年9月改组为军备与战时生产部）部长，开始德国工业的大改组。 在集中权力的同时，施佩尔也鼓励私人企业的自治、委托代理和联营，这些措施使德国军工管理中的种种争权夺利和随意性有所克服，大规模生产体系得以标准化，无论是克虏伯大型兵工厂，还是西里西亚只有十来个人的家族小厂，都可以协作起来，这对在盟军轰炸不断加强的情况下保持产量有特别的意义。 另一方面，德国加紧了掠夺，1942年从仆从国获得物资20.08亿马克，1943年从西欧被占领国运走物资42.3亿马克。 应该说，这一时期德国军火工业显示了惊人的适应与生存力，1944年保持了增长，7月武器生产达到顶峰，比1939年扩大5.3倍。 这一年的飞机厂从1943年的80家增加到550家，上半年飞机产量增加19.4%，全年飞机产量架，其中战斗机架，分别是1941年的3.4倍和6.6倍，坦克产量增长33.9%，达到2.7万辆，火炮增加50.3%，达到8.7万门。 然而这一结果也是杀鸡取卵，战争经济畸形发展，1943年德国产品有4/5为军用品，农牧业生产不断下降，工业生产在1943年短暂地达到顶峰后开始下滑，钢铁、煤炭和电力等重要基础产业陷入停滞，到1944年上半年，除电力、钢和铝外，德国多数重工业产品产量下降，战略物资储备越来越少，加上运输困难，都从根本上动摇了军工生产的基础。 1944年4月，苏军打出了战前边界，6月盟军登陆西欧，两线受敌的德国进一步陷入困境，战火很快进入德国本土。 双方战争经济的实力对比迅速倾斜，1944年，苏美英三国军火产量与德国之比达9∶2。 以空军为例，1943年下半年德国生产作战飞机架，修理5144架，1944年上半年分别为架和5491架，但战场的损失使实际飞机保有量反而从架下降到架，整个空军只能为本土防空疲于奔命。 盟军不断升级的战略轰炸将潜艇厂、飞机厂、滚珠轴承厂、炼油厂、合成橡胶厂和汽车厂依次作为六类最重要目标，施佩尔后来承认:“抢救空袭造成的破坏动用了数十万士兵。 ”戈培尔在经历一个相对平静之夜后写道:“真是荒谬绝伦，只不过十架喧闹的轰炸机，就足以把1500万到1800万德国人从床上赶下地来。 ”战前德国人平均每人每天食品配额可得到热量约3000卡，到1942和1944年分别降至2500和2200卡。 到1945年3月，柏林战役前夕，德国钢的平均月产量只有1944年的15%，煤为16%，坦克月产量也从705辆跌至333辆。 至此，德国已谈不上战时经济问题。 苏德战争的启示 纵观苏德战争，苏联人没有什么特别高明的战略战术和冒险行动，决定因素是自己像北极熊的体量一样庞大的人力物力，以及超强的意志和忍耐。 开战头几个月德军俘获苏军就达360万，大出意料之余，也以为苏联后备力量已经不多，在莫斯科城下精疲力竭的中央集团军群总司令博包克说:“此时谁投入最后一个营，谁就能取得胜利！”不料苏军统帅部又动员了9个集团军的预备队。 开战不久，希特勒也对苏军的实力深感震惊，他曾对古德里安说:“如果我早知道你那本书（指《坦克，前进！》）列举的苏联坦克数字是真的，也许就不会发动这场战争了！”在纽伦堡受审时，纳粹的外长冯·里宾特洛甫将“红军意想不到的强大力量”列为德国失败三大要素之一。 德国不光经不起作战力量的对等消耗，甚至经不起不对等消耗，苏军在东线损失30万人以上的战役不止一次，但仍能动员出更多的力量，而德军在莫斯科一役便无力全线进攻，斯大林格勒一役便陷入被动。 如果说对苏联动员潜力的估计受苏联军事建设的绝对保密所限，那么希特勒和德军将领们认为苏联民心会很快瓦解，只能说是种族主义的狂妄和对苏联国情缺乏了解。 在谈及工业化的代价时，斯大林曾说:“如果德国是已经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那苏联的工业化当然可以从轻工业入手。 ”以严厉的契卡工作法在经济管理中闻名的捷尔任斯基也有名言:“工农的俄国，难道能是别的样子？只能是金属的。 ”于是，苏德战争的沉重教训和伟大胜利都成为标本，“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论”成为真理，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和“军事生产力布局”成为红色圣经。 苏德双方在武器装备上体现出的两种不同技术哲学也对战时生产有重要影响。 苏联设计师始终坚持一个最朴实的真理——武器必须简单可靠，易于大批生产、训练和维修，才能适应战争需要。 武器生产必须讲究单位投入所产出的总作战效能最高，而不是单纯地追求性能，这正是苏联坦克和飞机数量优势的原因。 德国当然也曾投入过装甲厚度、火炮威力的数量角力，为与T-34中型坦克和KB-1重型坦克对抗，研制过越来越重的“豹”、“虎”和“虎王”等重型坦克。 但国力不如苏联的现实，始终使以质胜量的思想贯穿德国军备发展，甚至出现过188吨的“鼠”超重型坦克等“先进”得无法实现的设计。 纳粹的种族主义赶走了大量科学家，但德国在“二战”末期赶制出来或即将问世的新式武器仍令后人瞠目结舌，喷气式飞机、制导炸弹、防空导弹、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的雏形都源自德国，还有一大批匪夷所思的方案，这与那个疯狂的党魁有一定关系。 虽然这些武器一般不用于对付苏军，相比之下，战争中苏军基本上没有追求过比较新颖的武
斗战神怎么卡等级
那几个人一见，在太后的脖子上一用力，太后的脖子上的血已经往下流了，肖峻这时已经无法再忍受了，他们要是不对太后动手，怎么也好说，要是一动手这肖峻可就不和他们谈了，这见身子一晃人已经到了太后身边，右手锁喉咙制人、左手已经把刀拿在了自己的手中，那边的秋月手下更快，纤手点上了对方的穴位，刀也到了自己的手中，一抬脚，点在了他的腿弯上那人就跪在了地下，秋月反过来用刀制住了对方。 有几张照片是照地我们地医疗队转移时地照片。 一张是整齐地德国士兵全体向坐在汽车上地医疗队队员们敬礼地镜头。 还有一张是几个法军士兵拉着医疗队员地手在哭鼻子。 后面还有一个小花园，一个小操场，花园就是他们一家没事玩一玩的地方，这三人对于这个花呀、草的不太感兴趣，都每天忙的什么也顾不过来，只是由一个花匠和他的老婆来管理，老俩口很尽心，把个小花园弄得很好，要说是很有情趣的，可兴趣不再这儿也就没法了。 那个小操场倒是被主人非常重视，秋月本是练武之人，就不说了，那个翠儿原来没练过武，可是由于和肖峻、秋月每天在一起，她不但自己练武，干脆把一帮子侍女也全都轰了起来，让他们每天练武，虽说打仗用不上，可是这体质却是强多了。 这些小丫头们每天的事不多，除了练武，就是学习文化，肖峻也没意见，就是以后要把这些孩子也派出去，让她们能顶点事。 骆秉章也劝太后不要去了：“太后您是千金之体，那里条件太差了，光是那个高原反映，一般人就受不了的，还是让肖大人自己去吧。 ”接见结束以后。 由皇帝设宴招待各国和地区地来宾们。 皇帝地祝酒词很简单：“祝贺大家能在一个和平地环境中。 更好地建设自己地国家。 中华帝国愿意与一切爱好和平地国家和平共处。 让我们地这个人类生活地地球。 能够永远充满和平地阳光。 ”于是他们加快了自己的行军速度，快速向那个无形的口袋里面冲进去了。 从昆明给安南的国王安排了一处地方，让他在那里安渡晚年就可以了。 肖峻的双眼向下面看去，所有军官地眼睛都在盯着他，他在这些人中看到了大部分的熟人，有地是他从一开始在山西剿匪时的手下，有些是在原来水师地弟兄们，有的是打击八国联军时的战友，他还看到了一位女将军，她是一位准将军医，她是一位外科医生，在抗击八国联军的战斗时，她三天三夜为一百多位伤员作了手术，她还为一位伤员抽了三百毫升的鲜血，最后是因为太累了，晕倒在了手术台前，后来在和平时期，因为工作出色，多次立功受奖，成为了帝国的第一位女将军。 斗战神配置要求检测 这当中要数美国、德国最积极，回复也是最快的，其次是法国，而英国则是拖的最长了，主要是他们心中有鬼，光是这个问题他们就开会研究了好几天，有同意的也有拒绝的，后来终于统一了认识，同意让大清国的皇太后前来访问。 肖峻请他坐下来，一起吃饭，他说道：“不好意思，怎么能随便吃您的呀。
求柯南道尔的成功之路
本世纪初的一天夜晚，十几个客人周末在苏格兰打猎后，围着餐桌坐下，讨论一些未破获的著名罪案。 其中一位客人约瑟·贝尔医生畅谈他的演绎侦探术，语惊四座。 这位著名外科医生的神奇推论，影响了作家柯南·道尔，罗勃·路易·斯蒂文生，与戏剧家詹姆斯·巴里。 “一般人都会看，却不会观察，”他说“其实只要一瞥，就可以从一个人的脸上看出他的国藉，从手上看出他的行业；其余一切，也可以从他的步伐、举止、表链装饰物、以及粘在衣服上的线头看出来。 一位病人走进屋里来，我正在那里教几个医科学生。 诸位，我说：“这位先生在苏格兰高地部队当过兵，大概是一个军乐队队员。 ”我指出他走路大摇大摆的样子，象是苏格兰高地部队的风笛手；他身材矮小，如果当过兵，大概是做军乐队员。 可是他坚持说自己是鞋匠，从未入伍。 “我请他脱下衬衫，看到他皮肤上烙有一个蓝色的小小的‘D’字。 在克里米亚战争时，逃兵照例都烙上这个标记。 他终于承认在高地部队当过乐队队员。 简单得很。 ”有一个人听了说：“贝尔医生几乎可以做福尔摩斯。 ”贝尔医生立即叫道：“亲爱的先生，我就是福尔摩斯。 ”柯南·道尔在自传里承认，的确是从贝尔医生那里得到灵感，写出小说中那位不朽的大侦探。 福尔摩斯的演绎与分析法则都是贝尔医生在实际生活中常常讲起的。 “我一向教学生注意观人于微的重要性，琐碎事物里所含的意义无穷，”贝尔医生有一次对一位新闻记者说，“无论做那一种手工艺，几乎都会在手上留下记号。 矿工手上的疤痕和石匠的不同。 木匠手上的胼胝和泥水匠的又不一样。 军人的走路姿态和水手有分别。 特别是妇女，善于观察的医生往往可以准确地猜出她身体哪一部分有病。 ”贝尔医生相信医生和侦探都必须培养观察力，又说任何人发展了这种能力都可以使生活丰富有趣。 他去世后，他的妹妹斯提士德夫人回忆说：“一家人坐火车出去旅行，他便会告诉我们车上的其他乘客从什么地方来，到什么地方去，以及他们的职业和习惯。 他不必跟他们谈话，就什么都知道。 后来他证实果然观察无误，我们都认为他是个魔术师。 ”一天下午，贝尔医生在皇家医院里办公，忽然有人敲门。 “进来，”他说，一个人进来了。 贝尔医生瞪着眼睛看他。 “你为什么烦恼？”“你怎么知道我烦恼？”“敲门时连敲四下。 普通人敲两下就够了，顶多三下。 ”那个人确有烦恼。 道尔有一次对访问他的人说：“贝尔医生坐在他的会客室里，喜欢在病人开口之前先作一番诊断。 说出他们的病症，甚至道出他们过去生活中的琐节。 几乎百不失一。 ”贝尔医生每天对学生作事实证明，观察力不是魔术，是科学。 在皇家医院里，有一个人走进来，他一看就说：“是个鞋匠。 ”后来他对学生解释说：“他的裤子膝部内侧磨损，是鞋匠独有的特征。 那是他们放鞋砧的地方。 ”道尔年轻时，是贝尔医生的学生助教。 一次，有个病人进来了。 贝尔医生问道：“你今天从南城来，穿过高尔夫球场，一路散步，很快活吧？”病人说：“咦，你看见我了吗？”贝尔医生并未看见他，但是解释说：“今天下了一场暴雨，所以高尔夫球场的红泥粘在靴子上了。 别处是没有这种泥土的。 ”道尔曾在自传里提到过贝尔医生观察入微的一个例子。 这位医生默默地对一位门诊病人看了一会，说道：“你从前在陆军服役，隶属苏格兰高地部队，不久前才退役。 ”“是的。 ”“是士官阶级，驻扎在巴贝多斯？”“是的。 ”贝尔医生转过面来对他的学生说：“你们看出了吧，他是位有礼貌的人，但并不脱帽。 陆军是不脱帽的，如果退役已久，应该已经学会了平民的习惯。 他气概威严，又显然是苏格兰人。 至于巴贝多斯，他患的是象皮病，这就证明他驻在西印度群岛。 ”若干年后，道尔对这件事印象犹新，曾在福尔摩斯侦探小说《希腊通译》里做详尽的复述。 道尔一八八一年毕业于爱丁堡大学。 挂起眼科医生招牌。 转眼六年，仍然门可罗雀。 因急于增加收入，改行写作。 开始不甚得法，后来受了法国小说家加波儒与爱伦坡的影响，决心试写侦探小说。 他要写出个不落前人窠臼的侦探。 “我想起了我的老师贝尔，”道尔在自传里回忆说，“如果他做侦探，一定会把这有趣味而没有组织的行当改造成近于严密科学的事业。 我越想越发生兴趣。 我该给这个人物取个什么名字呢？”他想到英国板球家和另一位著名美国作家，都叫福尔摩斯，便替他的侦探取名为歇洛克·福尔摩斯。 一八八七年第一部福尔摩斯小说《壁顿的圣诞年鉴》出版，并未立即轰动。 但却引起了一位美国编辑的注意，于两年后向他定购更多的福尔摩斯小说，从此这位侦探就成了文学上不朽的人物。 道尔文笔生动，每一部福尔摩斯小说都引起欧美无数热心读者的讨论。 在《诺乌建筑师传奇》里，一个近似疯狂的年轻人闯进了福尔摩斯贝克街的寓所，声称他名叫约翰·马克法兰，福尔摩斯懒洋洋地回答说：“你这样宣布姓名，好象我应该久仰大名似的，其实我对你所知有限，只知道你还没有结婚，是位律师，也是互助会的会员，有哮喘病。 ”贝尔医生并不是永远没错的。 但他有幽默感。 每逢访客请他讲述他的演绎奇谈，他最喜欢说他诊视一位卧床病人的故事。 “你不是一个军乐队队员吗？”贝尔医生俯身对病人发问。 “是的，”病人说。 贝尔医生很神气地转身对学生说：“诸位，你们看出来了吧，非常简单。 他脸上筋肉瘫痪，是吹奏乐器过度所致。 只要问他一声即可证实。 你奏弄什么乐器？”病人用肘撑起身体说：“医生，我打大鼓！”阿瑟?柯南道尔，英国杰出的侦探小说家，剧作家，被誉为英国的“侦探小说之父”。 他1859年5月22日生于苏格兰爱丁堡，排行第三，上有两位姐姐。 自幼即喜爱文学，14岁时已能阅读英、法文学作品，诗歌创作上表现杰出，中学时主编校刊。 1882年（23岁）毕业于爱丁堡大学医学院，开始行医；1885年取得同校医学博士学位。 柯南˙道尔在索思西开业行医时，不断向《康希尔》杂志投稿。 爱丁堡大学医院里的外科医生约瑟夫?贝尔为了使讲解生动有趣，鼓励学生像观察判断左撇子修鞋匠或由高原兵团退役的中士那样，对病人进行精确的观察和逻辑推理，作出必要的判断。 柯南道尔受到很大启发，在脑海里形成一个故事：一个具有高度科学头脑的侦探，遇到一起谋杀案，作案人化装成车夫……这个故事就是《血字的研究》的腹稿。 经过仔细琢磨，侦探被命名为歇洛克?福尔摩斯。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共有四部长篇及56个短篇：第一部长篇《血字的研究》完成于1886年，隔年与其它作品合集出版于《比顿圣诞年刊》。 作为一个小说家，柯南道尔认识到他的主人翁必须有一个陪衬人物出现。 就这样，《血字的研究》便以华生医生的回忆形式来进行描写，为今后许多侧面的评论埋下伏笔。 《利平科特杂志》的编辑看到这篇小说后，邀请柯南?道尔继续写一篇关于福尔摩斯的侦探故事。 1890年问世的《四签名》，客观上反映了对印度的殖民掠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逐渐地，歇洛克?福尔摩斯立刻成为英国文学的著名人物。 柯南?道尔连续写了6个短篇故事：《波宫秘史》、《红发会》、《身分案》、《博斯科姆比溪谷秘案》、《五个橘核》及《歪唇男人》，这些故事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岸边杂志》约柯南道尔为他们写更多类似的故事。 于是柯南道尔开始写第二批故事。 第二批也是6篇，连同第一批，在1892年汇编成《冒险史》。 与此同时，《海滨杂志》也向柯南?道尔邀稿，1892年以《银色马》为首的12个故事陆续发表，1894年汇集成《回忆录》出版。 这时，柯南?道尔决心停止写作这类故事，因此在《最后一案》中，让福尔摩斯坠入深渊身亡。 此举使读者大哗，有超过两万人取消订阅连载故事的《岸边杂志》（TheStrandMagazine），连他母亲也提出抗议。 1901年，柯南?道尔听到一个朋友讲述达特摩尔的传奇，于是构思了一个家庭遭受一只鬼怪似的猎犬追逐的神奇故事，这就是1902年出版的第三部长篇《巴斯克维尔的猎犬》，这个作品成功唤起了读者和出版者对福尔摩斯的希望；1903年44岁，柯南?道尔终于在《空屋》中安排福尔摩斯归来，并完成12个短篇，1905年结集成《归来记》。 《恐怖谷》是他第四部长篇，于1915年完成；1917年结集的《最后致意》收录8个短篇，由于故事背景充分结合了当时政经情况，推出后轰动一时，许多人甚至以为真有其人其事。 1927年发表的《新探案》是他晚年最后一部作品，共12个短篇；此后柯南?道尔“安排”福尔摩斯到“英国南部乡间隐居，专心研究养蜂事业了。 ”1900年，柯南?道尔以军医身份到南非参与布尔战争（TheBoreWar）。 因在野战医院表现出色，获封爵士。 1930年7月7日过世，享年71岁。 南方网讯 当柯南道尔在《血字的研究》的第18页才道出福尔摩斯是如何第一眼就看出华生医生到过阿富汗时，我的好奇心已经像华生一样，被撩拨得心痒难捺了。 但老实说我对福尔摩斯的答案很有些不满意，他是这样说的：“这位先生，具有医学工作者的风度，却是一副军人气概……”尽管他后面用了诸如皮肤的颜色等等非常“实在”的观察，但“风度”、“气概”这样的词汇实在太虚了，让人多少觉得这是作者无能为力之下的故弄玄虚。 我的这种想法在参加工作几年后受到了挑战。 比如说我是个理工科大学毕业的学生，却进入了新闻界，而我的大学同学则大部分都从事着和专业有关的研究、技术或商业的工作。 三年后我们再聚时，我发现了彼此因为“职业”而产生的“不同特征”。 因为工作的关系，我经常需要和很多人打交道，因此我不会穿写字楼里白领们的那种职业装，但也不会太马虎。 我穿的是带点休闲特色却并不太随便的衣着，而我的皮鞋跟的高度决不会超过三厘米。 我的在学校里继续读研究生的同学则穿得很模糊。 比如一件墨绿色的棉袄和一件紫红色的羊毛衫，下面是早已过时且因为穿得太久而有些变了形的条绒裤。 我的从事经营活动的同学虽然不会在同学聚会上也西装笔挺，他可能取下领带或者穿一件不需要领带的休闲西装，也可能是一件质地好的羊毛衫加一件风衣，但既不会很古怪也不会很模糊，而皮鞋，则永远是干净而光亮的。 当然更多的差异表现在我们关心的话题、对待同一事物的角度和看法、说话时的语言习惯和语气上。 以上种种综合起来，就成了“气质”、“风度”这样的“模糊词汇”。 我们不能说作为“大学同学”，我们原本的气质风度就是相同或类似的，但毫无疑问，进入工作阶段后人们在这方面的变化，则更多地跟职业有关。 而当你在一职业领域深入之后，这样的塑造不仅仅是形貌上的变化，更多地则体现在你对事物的看法和针对同一件事情的角度和做法。 崔健在《自由风格》对话中举例《保镖》，他说那个保镖最后用身体挡住了子弹，他会说：“这是我的职业，我应该比你先死。 ”而同样的事，在别人看来，则可能说是因为爱情或者“你是伟大的音乐家”。 这其实意味着，在相同的情况里，如果你不是保镖，你不去挡那颗子弹是顺理成章的；如果你是保镖而不去挡那颗子弹，你至少不是一个最好的保镖。 这是职业操守。 我的一个朋友，她的老公是新华社的摄影记者，被派驻香港已经两年半，再有半年就可以回家与妻子和刚刚两岁的可爱的儿子相聚。 但“9·11事件”之后，美国向阿富汗发起攻击时，他被亚太分社直接调到阿富汗。 对他来说，是否希望或愿意做一个随时有生命危险的战地记者并不重要，真正决定其使命的是，他是一个记者，需要服从职业的安排。 这种职业特征对人们的左右并不像法律那样严格，却是判定你是否合格或者优秀的职业标准。 比如说美国轰炸南联盟时，所的记者都奉命撤离，只有CNN的记者自愿留在轰炸区——没有人责难那些撤离的记者不应该或者不对，但几乎所有人都敬佩CNN记者的职业操守，那就是视新闻为第一生命。 同样的道理，人们尊敬在“9·11事件”中那些冲入火场的消防队员，是因为在那一刻，他们遵从了自己的职业操守。 人们可能尊敬他们，但对于他们来说，只是遵从了自己的职业操守。 就这么简单。 人们越来越多地用“职业操守”来衡量一个人或一件事，而在不同职业中，因为强调“职业操守”而塑造的不同人的不同个性，甚至有的时候，它塑造了你的思维方式。 我的一个台湾朋友，大学学的是计算机，确切地说是资讯管理———帮助公司设计管理软件，比如说财务管理、人事管理什么的。 她说学到后来，她发现这已经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你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方式的问题，和世界观、方法论有关。 比如说当她帮助一个公司设计一资讯管理软件时，她首先需要了解该公司的管理模式，然后用一种方法去分析，从而建立适合该种管理方式的软件模型。 她可以选择运用“结构”（STRUCTURE）法，也可以选择“物件”（OBJECT）法。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方法，而这两种方法，实际上在改变或者说塑造了你看待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 这是职业教给你的。 无独有偶，我的另一个学表演的朋友，后来完全转行做起了导演和制作人，一做就是十年。 他的体会是：我原本是一个感性化的。 虽然表演也有理论，但更多的时候，做表演的人依据的不是什么理论，而是感觉，甚至就是对人物直觉的理解。 而有的时候，当你刻意地去分析一个人物时，你会发现原本表演的激情已经没有了，表演得反而不如不分析的好。 当然这不是完全绝对的，“但对于一个好演员来说，保持并随时调动起表演的激情是绝对必要的。 ”他说。 但是当他把方向转向制片工作时，他发现以往那种绝对成分的感性化在一点点被扭转为理性———这扭转既是职业选择上的自觉，也是在职业特性方面给他的训练。 “这个变化是苦难的，却是非常有益的。 我想今天我回头去做一个演员，我会比以往做得更好———更好地调节感性和理性之间的矛盾，更好地利用和发挥它们的长处。 如果我一直在做演员且满足于仅仅做一个演员，我可能无法像现在这样受到训练。 而事实上，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个优秀的演员，往往是那些能够保持表演的激情，而同时又能够像导演那样思考问题的原因。 ”一个人的改变，一种人格特性的塑造，不可能完全来自于职业，可能用“生活”这样一个词汇更精准些。 但毫无疑问，人们通常是以职业来定位社会角色，而不是套用空泛了的生活。 在一个正在进入职业化的社会里，职业比生活具有更具体也更准确的代表性。 甚至我们可以这样说，当一个人选定自己职业时，他就选择了自己的生活，选择了自己要做一个怎样的人。 (编辑:dicki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