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周是吴门画派的第一代宗师、明四家之首，却终身不仕，选择了隐士的生活。他高超的艺术造诣，妙趣横生的日常生活，对于当代人仍然有着借鉴与启发意义。《不必向长安》以《卧游图册》为轴，解读了沈周的人生片段与珍贵记忆。
沈周 《卧游图册》之《雏鸡》。
西周初至唐末的两千多年间，长安十三度成为中原王朝的首都。虽然后代皆未定都于此，人们却早已习惯以长安之名指代京城。曾经的长安是繁华和秩序的象征，承载了关于功名与富贵的梦想。当它失去往日地理的重要性，便化身为一个精神的地名附身于每一代的都城之上，依旧释放出令所有人难以抗拒的引力，辐射着整片中华大地。在沈周生活的明代，亦不例外。
成化十七年（1481），吴江沈庠（字尚伦）高中进士。兴奋的他找到隐居相城乡下的当世画圣沈周，请其为己所藏之画作题。向来慷慨的沈周没有拒绝，于是就有了下面这首诗：
此图今已不传，从诗中描述来看应是《竹林茅屋图》一类表现隐士田园生活的内容，属于沈画中最常见的主题之一。特别之处在于，沈周的题诗里并没有表示恭贺或预祝大展宏图的客套话，而是暗含规劝：三间茅屋，十亩稻田，便足以安生立命。常听人说起长安种种的好，难道连那里的春天也比江南更美些吗？五十多年里“我”闻见离开长安回到家乡的人，比去往那里的人还要多。
沈周以这样一首诗相赠沈庠，用意在何？“酸葡萄心理”是可以最早排除的。因为一年前明宪宗颁布《征聘诏》点名要沈周出山赴用，被其拒绝。而在沈周二十八岁时，他就卜筮《周易》得《遁》卦第九十五爻“嘉遁贞吉”，婉拒了时任苏州知府汪浒的举荐。如果心向长安，他早就该去了。
客死京城的太医刘溥，没赶上母丧的刑部主事刘珏，在政治斗争中险些丧命、于成化初年侥幸归老的武功伯徐有贞，都是沈周前半生的知交。过去的五十多年里，不曾远离家乡的沈周反而成为一个固定坐标，一个无法真正置身事外的旁观者，像诗中所说的那样，见证了太多无数人的远游与归来。或者再也没有归来。
沈周做了一辈子的隐士，足迹未出“江浙沪”，却也有过相濡以沫的爱情，刻骨铭心的旅行，曾喜极而泣，亦曾痛彻肺腑。他和亲友在虎丘畅饮，亦在虎丘泪别；于西山杖游，亦在西山作奠；于祖宅秋轩内与父辈们举觞为寿，又在亲营的有竹庄内陪儿孙赏月。沉浮乡里的快乐，自是奔波车马间者所无法领略的。至于那世间的悲欢离合，宠辱得丧，青春白发，更是去不去长安都无法逃脱的命中注定。
历来人们写沈周，粗识者爱其风雅而难具其深致，得其深致者又易染其暮气。这是因为沈周诗画优美的笔触下，时常流露出一种淡淡的伤逝的幽情。殊不知，沈周的忧伤源自他的清醒，他的潇洒和温情亦然。清醒地认识到今花之鲜不及昨日，今夜共话之人明日或许天各一方，所以对当下的生活投入特别的关注，细细体会看似寻常的日常，尽情于每一刻的欢愉，珍重每一次的相聚与别离。对后人来说尤为难得可贵的是，所有这些珍贵的记忆都被沈周形之于画图，记之以诗文，而得以大大超越个人的寿命，历百年而不朽。
下文摘编自《不必向长安》中的《终章》《后记》两节，经出版方授权刊发，因篇幅限制，较原文有删节，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
《不必向长安》，作者：金哲为，版本：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24年3月。
作者 | 金哲为
独特的时间观念
《卧游图册》中的《秋柳鸣蝉》《雏鸡》二帧之所以未能独立成篇，而被安排在最后出现，是因为不同于回望过去；它们的视角其实是朝前的，投向了当下和更远的未来。在中国古典文学的语境里，蝉一直都是品性高洁的象征，成为诗人托物言志的对象。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要数唐代两位大诗人的《蝉》：
第一首说蝉无须借助秋风，身居高处自然鸣声悠远。虞世南曾仕于陈、隋，又被挟至窦建德处授以伪职，入唐后受到太宗重用，身边自然少不了嫉妒者的流言蜚语，这栖高饮露的蝉正是他的自比。第二首里李商隐表面在说蝉栖高饮露难以饱腹，鸣叫诉说不平亦无人倾听，实是要烘托出为了飘零异乡、举家清贫的自己。了解了咏蝉诗的传统，再来看沈周的作品（图1），便会有更深的理解。
如雷的蝉鸣是盛夏的象征，随着夏日时光的流逝，那份曾经热烈的激情也随之势减。等到“秋已及一月”，只剩下“残声绕细枝”。我们已见过沈周将人至老年作进入人生之秋的比喻，显然后来的沈周比作《秋轩记》时要更老了，犹如深秋里仅存残声的“老蝉”。
虽然对年龄有清醒的认识，但诗人并未流露出任何明显的焦虑，因为他说自己依然有为孱弱之蝉声歌咏的兴致和诗情。这是沈周对于人应如何面对已至老境的现实和度过所剩无多的光阴的思考，也是作《卧游图册》当下的自白。
成化二十二年（1486）中秋前一夜，沈周与浦舒菴、祝允明及家中子侄共七人赏月，作《十四夜月图》（图2）并诗。所谓“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八月十六才是月色最美之时，60岁的沈周和浦舒庵却从十四夜就开始赏月，这本身就能看出他对待时间异于常人的态度。
图1：沈周 《卧游图册》之《秋柳鸣蝉》。
图2：沈周 《十四夜月图》（局部） 波士顿美术馆藏。
古来以花好月圆写人生有限的名篇无数，沈周的“古今换人不换月，旧月新人风马牛”正从李白《把酒问月》中的“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化来。然不同于李白之后那些老生常谈的诗作，沈周中秋诗的特殊之处在于并非单以己发，而是与“年年见月年年喜”的后生并叙同行。因此沈周所感慨的，也就从个人的衰老，升华为对一段普世的人生历程的回观。
春风属后生
那夜，沈周与浦舒庵同为60岁老人，沈周长子云鸿37岁，祝允明26岁，季弟豳17岁，次子复5岁，亡弟召之子应蟾、应奎亦年少1。对沈家的后辈们，尤其是才5岁的沈复来说，中秋佳节的月亮和平常并没有什么区别，让他们感到开心的是每年这个时候可以暂时放下学业，一家人聚在一起吃筵赏月。
当欢饮至深夜，两位60岁的长辈相递声高唱李白的《把酒问月》，在座的年轻人只觉欢喜融洽，甚至开始期待起下一年的中秋。沈周当然不会责怪沈豳和沈复听不出李白诗里对人间美好的留恋和青春白发的感叹，毕竟年少时的他也曾“年年见月年年喜”，等到识得曲中意，已是曲中人。
未来永远是属于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的，沈周自嘲已到了被老天遗忘的年纪。但此刻的他还有“且把酒波连月吸”的豪迈和“更问中秋赊四十”的贪求。他还没有忘记作诗，没有忘记绘画，而所有艺术表达的本质都是因对具体生活仍保有最真挚的热爱。何况，身边的这些年轻人都让他充满期冀，期冀他们成才，去体味各自的人生。
图3：沈周 《杏花图》 故宫博物院藏。
祝允明因为家庭（祖父祝颢，外祖父徐有贞，有贞孙女徐氏又为沈云鸿妻）的关系，几乎是沈周看着长大的，虽然年龄上的差距如父子，二人却情好如兄弟。他传承了家族的优良基因，“五岁作径尺字，九岁能诗。稍长，博览群书，文章有奇气。当筵疾书，思若涌泉。尤工书法，名动海内”（《明史 ·祝允明传》）。
当年同游者的子孙，除祝允明外，沈周还与刘珏的后辈们亲近相契。刘珏的小儿子不学无术、好吃懒做，还曾不顾沈周的请求强行买走了沈周父亲沈恒的遗墨。在赠给刘珏孙刘传的诗中，沈周称赞刘传聪慧有家风的同时，还劝诫他应以祖父为榜样而不要学舅舅。弘治十五年（1502）的春闱（会试），“完庵先生曾孙”刘布（或许就是刘传之子）高中进士，沈周作《杏花图》（图3）一幅远寄京城为贺。而此前刘布秋闱（乡试）中举，沈周就曾作《桂枝》一幅贺其“折桂”。
图4：沈周、文徵明 《合璧山水卷》（局部） 大都会美术馆藏。
布甥简静好学，为完庵先生曾孙，人以科甲期之。壬戌科，果登第。尝有《桂枝》贺其秋闱，兹复写杏一本以寄，俾知完庵遗泽所致也。与尔近居亲亦近，今年喜尔掇科名。杏花旧是完庵种，又见春风属后生。沈周。弘治二年（1489），沈周在双峨寺，友人文林之子，20岁的文徵明来访，观沈周作《长江万里图》，佩服得五体投地，下定了从其学画的决心（图4）。
晚年沈周作《落花诗》与图，文徵明最先和了十首。他太爱老师的诗与画，也最明白蕴藏其中关于光阴的深意。等他到了同样甚至更老的年纪，抄写《落花诗》依然是经常要做的功课。
见老友的子孙们一个个长大成才，沈周发自内心地为他们高兴，也为亡友的在天之灵感到宽慰。
至于沈周自己的子孙呢？沈云鸿，字维时，为陈慧庄所出。他年幼时便像父亲一样爱书如命，下雨天屋子漏水，竟脱下自己的衣服包住书卷。长大后的他以“文学称家，尝为昆山县阴阳训术”（文徵明《沈先生行状》），“特好古遗器物书画，为江南鉴赏名家”（文徵明《沈维时墓志铭》），可惜52岁便因病去世。然即使作《卧游图册》时沈云鸿尚在，亦年岁不小，最后剩下的这幅《雏鸡》指向的更可能是幼子沈复，或者还有沈周63岁那年抱得的孙子沈履。
儿孙尚年幼，沈周却已经很老了。自知无法再陪在他们身边多久，沈周柔声地告诉这群早早离开母鸡的雏儿们不必惊慌：雏鸡总有一天要肩负起报晓的责任，但不用着急，当下生命之旅才刚刚开始，未来还有一千个、一万个白日，等着他们慢慢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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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用期 一级 1-6 22:22 26．三思而后行。 ——《论语》 译：每做一件事情必须要经过反复的考虑后才去做。 27．多行不义必自毙。 ——《左传》 译：坏事做得太多，终将自取灭亡。 28．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左传》 译：人都有可能犯错误，犯了猎误，只要改正了仍是最好的人。 29．不以一眚掩大德。 ——《左传》 译：评价一个人时，不能因为一点过失就抹杀他的功劳。 30．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中庸》 译：人家一次就学通的，我如果花上百次的功夫，一定能学通。 人家十次能掌握的，我要是学一千次，也肯定会掌握的。 31．知耻近乎勇。 ——《中庸》 译：知道什么是可耻的行为，那就是勇敢的好表现。 32．以五十步笑百步。 ——《孟子》 译：以为自己的错误比别人的小，缺点比别人少而沾沾自喜。 33．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 ——《孟子》 译：君子最大的长处就是用高尚、仁义的心去对待别人。 34．人皆可以为尧舜。 ——《孟子》 译：只要肯努力去做，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那样的大圣人。 35．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 ——《韩非子》 译：千里大堤，因为有蝼蚁在打洞，可能会因此而塌掉决堤；百尺高楼，可能因为烟囱的缝隙冒出火星引起火灾而焚毁。 36．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 ——《诗序》 译：提出批评意见的人，是没有罪过的。 听到别人的批评意见要仔细反省自己，有错就改正，无错就当作是别人给自己的劝告。 37．良药苦于口而利于病，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 ——《孔子家语》 译：好的药物味苦但对治病有利；忠言劝诫的话听起来不顺耳却对人的行为有利。 38．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 ——明代谚语 译：一句良善有益的话，能让听者即使在三冬严寒中也倍感温暖；相反，尖酸刻薄的恶毒语言，伤害别人的感情和自尊心，即使在六月大暑天，也会让人觉得寒冷。 39．千经万典，孝悌为先。 ——《增广贤文》 译：千万种经典讲的道理，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是最应该先做到的。 40．善恶随人作，祸福自己招，——《增广贤文》 译：好事坏事都是自己做的，灾祸幸福也全是由自己的言行招来的。 41．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论语》 译：只学习却不思考就不会感到迷茫，只空想却不学习就会疲倦而没有收获。 42．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论语》 译：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应当说不知道，不弄虚作假，这才是明智的行为。 43．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 ——韩愈 译：事业或学业的成功在于奋发努力，勤勉进取。 太贪玩，放松要求便会一事无成；做人行事，必须谨慎思考，考虑周详才会有所成就。 任性、马虎、随便只会导致失败。 44．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 ——明·朱熹 译：用心思考，用眼仔细看，有口多读，三方面都做得到位才是真正的读书。 45．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论语》 译：努力学习却不感到满足，教导别人不感到厌倦。 46．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荀子·劝学》 译：不把半步、一步积累起来，就不能走到千里远的地方，不把细流汇聚起来，就不能形成江河大海。 47．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唐·王之涣《登颧雀楼》 译：想看到更远更广阔的景物，你就要再上一层楼。 想学到更多更深的知识，你就要比原来更努力。 48．强中自有强中手，莫向人前满自夸。 ——《警世通言》 译：尽管你是一个强者，可是一定还有比你更强的人，所以不要在别人面前骄傲自满，自己夸耀自己。 49．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 ——《礼记·学记》 译：玉石不经过雕琢，不能成为有用的玉器；人不经过学习，就不懂得事理。 50．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 ——《劝学》 译：年轻的时候不知道抓紧时间勤奋学习，到老了想读书却为时已晚。 51．知不足者好学，耻下问者自满。 ——林逋《省心录》 译：知道自己的不足并努力学习就是聪明的人，不好问又骄傲自满的人是可耻的。 52．学不可以已。 ——《荀子》 译：学习是不可以停止的。 53．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论语》 译：学过的知识，在适当的时候去复习它，使自己对知识又有了新的认识，这不是令人感到快乐的事吗？ 54．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论语》 译：学了新的知识又常常温习已学过的知识，不断地学习，温习，学问和修养一定会很快得到提高，这样的人就可以成为老师了。 55．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唐·杜甫 译：读书读得多，写起文章来就会笔下生花，像有神助一样。 56．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汉乐府·长歌行》 译：年轻时不努力学习，年老了只能后悔、叹息。 57．读书百遍，其义自见。 ——《三国志》 译：读书必须反复多次地读，这样才能明白书中所讲的意思。 58．学而不化，非学也。 ——宋·杨万里 译：学习知识但不能灵活运用，不能称为学习。 59．好学而不贰。 ——《左传》 译：爱好学习但不三心二意。 60．学如不及，犹恐失之。 ——《论语·秦伯》 译：学习知识时生怕追不上，追上了又害怕再失去。 61．人而不学，其犹正墙面而立。 ——《尚书》 译：人如果不学习，就像面对墙壁站着，什么东西也看不见。 62、知而好问，然后能才。 ——《荀子》 译：聪明的人还一定得勤学好问才能成才。 63、学之广在于不倦，不倦在于固志。 ——晋·葛洪 译：学问的渊博在于学习时不知道厌倦，而学习不知厌倦在于有坚定的目标。 64．学而不知道，与不学同；知而不能行，与不知同。 ——黄睎 译：学习知识不能从中明白一些道理，这和不学习没什么区别；学到了道理却不能运用，这仍等于没有学到道理。 65．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 ——宋·苏轼 译：广泛阅读，多了解古今中外的人和事，把其中好的部分牢牢记住；积累了大量的知识材料，到需要用时便可以很自如恰当地选择运用。 66．差之毫厘，缪以千里。 ——宋·陆九渊 译：做任何事情，开始一定要认真地做好，如果做差了一丝一毫，结果会发现相差很远。 67．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 ——晋·陶渊明 译：美好的青春年华过去了就不会再来，一天不可能有两个早晨，要珍惜时光啊！ 68、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左传》 译：文章讲的内容或题材都很好，可表达不适当，那么欣赏的人就不会很多，难以传播千古。 69．人之为学，不可自小，又不可自大。 ——顾炎武 译：学习时不要在渊博浩翰的知识面前感到自卑，也不能因为学到一点点知识而骄傲自满。 70．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 ——《中庸》 译：勤奋好学就接近智，做任何事情只要努力就接近仁，懂得了是非善恶就是勇的一种表现。 71．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 ——陈廷焯 译：知识总是在运用时才让人感到太不够了，许多事情如果不亲身经历过就不知道它有多难。 72、笨鸟先飞早入林，笨人勤学早成材。 ——《省世格言》 译：飞得慢的鸟儿提早起飞就会比别的鸟儿早飞入树林，不够聪明的人只要勤奋努力，就可以比别人早成材。 73．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增广贤文》 译：勤奋是登上知识高峰的一条捷径，不怕吃苦才能在知识的海洋里自由遨游。 74．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增广贤文》 译：学习要不断进取，不断努力，就像逆水行驶的小船，不努力向前，就只能向后退。 75．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庄子》 译：我的生命是有限的，而人类的知识是无限的。 76．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明·顾炎武 译：国家的兴旺、衰败，每一个人都负有很大的责任。 77．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孟子 译：逆境能使人的意志得到磨炼，使人更坚强。 相反，时常满足于享受，会使人不求上进而逐渐落后。 78．位卑未敢忘忧国。 ——陆游《病起书怀》 译：虽然自己地位低微，但是从没忘掉忧国忧民的责任。 79．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汉青。 ——宋·文天祥《过零丁洋》 译：自古以来，谁都难免会死的，那就把一片爱国的赤胆忠心留在史册上吧！ 80．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宋·范仲淹《岳阳楼记》 译：为国家分忧时，比别人先，比别人急；享受幸福，快乐时，却让别人先，自己居后。 81．小来思报国，不是爱封侯。 ——唐·岑参《关人赴安西》 82．有益国家之事虽死弗避。 ——明·吕坤《呻吟语·卷上》 83．一寸山河一寸金。 ——金·左企弓语 84．欲安其家，必先安于国。 ——武则天 85．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三国·曹植《白马篇》 86．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明·顾宪成 87．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宋·李清照《夏日绝句》 88．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 ——《晏子春秋》 89．读书本意在元元。 ——宋·陆游 90．时穷节乃现，一一垂丹青。 ——宋·文天祥 91．哀哀父母，生我劬劳。 ——《诗经》 92．报国之心，死而后已。 ——宋·苏轼 93．忧国忘家，捐躯济难，忠臣之志也。 ——三国·曹植《求自诚表》 94．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室乎？——汉·陈蕃语 95．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 ——《庄子》 96．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孟子》 译：尊敬、爱戴别人的长辈，要像尊敬、爱戴自己长辈一样；爱护别人的儿女，也要像爱护自己的儿女一样。 97．见侮而不斗，辱也。 ——《公孙龙子》 98．天下皆知取之为取，而莫知与之为取。 ——《后汉书》 99．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汉·司马迁《史记》 100．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 ——《增广贤文》1.伽利略17岁那年，考进了比萨大学医科专业。 他喜欢提问题，不问个水落石出决不罢休。 有一次上课，比罗教授讲胚胎学。 他讲道：“母亲生男孩还是生女孩，是由父亲的强弱决定的。 父亲身体强壮，母亲就生男孩；父亲身体衰弱，母亲就生女孩。 ” 比罗教授的话音刚落，伽利略就举手说道：“老师，我有疑问。 ” 比罗教授不高兴地说：“你提的问题太多了！你是个学生，上课时应该认真听老师讲，多记笔记，不要胡思乱想，动不动就提问题，影响同学们学习！”“这不是胡思乱想，也不是动不动就提问题。 我的邻居，男的身体非常强壮，可他的妻子一连生了5个女儿。 这与老师讲的正好相反，这该怎么解释？”伽利略没有被比罗教授吓倒，继续反问。 “我是根据古希腊著名学者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讲的，不会错！”比罗教授搬出了理论根据，想压服他。 伽利略继续说：“难道亚里士多德讲的不符合事实，也要硬说是对的吗？科学一定要与事实符合，否则就不是真正的科学。 ”比罗教授被问倒了，下不了台。 后来，伽利略果然受到了校方的批评，但是，他勇于坚持、好学善问、追求真理的精神却丝毫没有改变。 正因为这样，他才最终成为一代科学巨匠。
瞿秋白的<我的自白>全文?
<多余的话>也叫<我的自白>,也叫<我的自白书>多余的话“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 何必说？－－代序话既然是多余的，又何必说呢？已经是走到了生命的尽期，余剩的日子，不但不能按照年份来算，甚至不能按星期来算了。 就是有话，也是可说可不说的了。 但是，不幸我卷入了“历史的纠葛”－－直到现在，外间好些人还以为我是怎样怎样的。 我不怕人家责备、归罪，我倒怕人家“钦佩”。 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主义的。 所以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 而且，因为“历史的误会”，我十五年来勉强做着政治工作。 －－正因为勉强，所以也永远做不好，手里做着这个，心里想着那个。 在当时是形格势禁，没有余暇和可能说一说我自己的心思，而且时刻得扮演一定的角色。 现在我已经完全被解除了武装，被拉出了队伍，只剩得我自己了，心上有不能自已的冲动和需要。 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 布尔什维克所讨厌的小资产阶级知识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气，不能够不发作了。 虽然我明知道这里所写的，未必能够到得读者手里，也未必有出版的价值，但是，我还是写一写罢。 人往往喜欢谈天，有时候不管听的人是谁，能够乱谈几句，心上也就痛快了。 何况我是在绝灭的前夜，这是我最后“谈天”的机会呢！（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七于汀州狱中）历史的误会我在母亲自杀家庭离散之后，孑然一身跑到北京，只愿能够考进北大，研究中国文学，将来做个教员度过这一世。 什麽“治国平天下”的大志都是没有的，坏在“读书种子”爱书本子，爱文艺，不能安分守己地专心于升官发财。 到了北京之后，住在堂兄纯白家里，北大的学膳费也希望他能够帮助我——他却没有这种可能，叫我去考普通文官考试，又没有考上，结果，是挑选一个既不要学费又有“出身”的外交部立俄文专修馆去进。 这样，我就开始学俄文（一九一七年夏），当时并不知道俄国已经革命，也不知道俄国文学的伟大意义，不过当作将来谋一碗饭吃的本事罢了。 一九一八年开始看了许多新杂志，思想上似乎有相当的进展，新的人生观正在形成。 可是，根据我的性格，所形成的与其说是革命思想，无宁说是厌世主义的理智化。 所以最早我国郑振铎、瞿世英、耿济之几个朋友组织《新社会》杂志的时候，我是一个近于托尔斯泰派的无政府主义者，而且，根本上我不是一个“政治动物”。 五四运动期间，只有极短期的政治活动。 不久，因为已经能够查着字典看俄国文学名著，我的注意力就大部分放在文艺方面了。 对于政治上的各种主义，都不过略略“涉猎”求得一些现代常识，并没有兴趣去详细研究。 然而可以说，这时就开始“历史的误会”了：事情是这样的——五四运动一开始，我就当了俄文专修的总代表之一。 当时的一些同学里，谁也不愿意干，结果，我得做这一学校的“政治领袖”，我得组织同学群众去参加当时的政治运动。 不久，李大钊，张崧年他们发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或是“俄罗斯研究会”罢？），我也因为读了俄文的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的某几段，对于社会——尤其是社会主义最终理想发生了好奇心和研究的兴趣，所以也加入了。 这时候大概是一九一九年底一九二○年初，学生运动正在转变和分化，学生会的工作也没有以前那麽热烈了。 我就多读一些书。 最后，有了机会到俄国去了——北京晨报要派通信记者到莫斯科去，来找我。 我想，看一看那“新国家”，尤其是借此机会把俄国文学好好研究一下，的确是一件最惬意的事，于是就动身去（一九二○年八月）。 最初，的确吃了几个月的黑面包，饿了好些时候。 后来俄国国内战争停止，新经济政策实行，生活也就宽裕了些。 我在这几个月内请了私人教授，研究俄文、俄国史、俄国文学史；同时，为着应付晨报的通信，也很用心看俄国共产党的报纸、文件，调查一些革命事迹。 我当时对于共产主义只有同情和相当的了解，并没有想到要加入共产党，更没有心思要自己来做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 因为那时候，我误会着加入了党就不能专修文学——学文学仿佛就是不革命的观念，在当时已经通行了。 可是，在当时的莫斯科，除我以外，一个俄文翻译都找不到。 因此，东方大学开办中国班的时候（一九二一年秋），我就当了东大的翻译和助教；因为职务的关系，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籍不得不研究些，而文艺反而看得少了。 不久（一九二二年底），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到莫斯科（那时我已经是共产党员，还是张太雷介绍我进党的），我就当他的翻译。 独秀回国的时候，他要我回去工作，我就同了他回到北京。 于右任、邓中夏等创辨“上海大学”的时候，我正在上海。 这是一九二二年夏天。 他们请我当上大的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 那时，我在党内只兼着一点宣传工作，编辑《新青年》。 上大初期，我还有余暇研究一些文艺问题，到了国民党改组，我来往上海广州之间，当翻译，参加一些国民党的工作（例如上海的国民党中央执行部委员等）；而一九二五年一月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又选举了我的中央委员。 这时候，就简直完全只能做政治工作了。 我的肺病又不时发作，更没有可能从事我所爱好的文艺。 虽然我当时对政治问题还有相当的兴趣，可是有时还会怀念着文艺而“怅然若失”的。 武汉时代的前夜（一九二七年初），我正从重病之中脱险。 将近病好的时候，陈独秀、彭述之等的政治主张，逐渐暴露机会主义的实质，一般党员对他们失掉了信仰。 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上（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间），独秀虽然仍旧被选，但是对于党的领导已经不大行了。 武汉的国共分裂之后，独秀就退出中央。 那时候，没有别人主持，就轮到我主持中央政治局。 其实，我虽然在一九二六年年底及一九二七年年初就发表了一些议论反对彭述之，随后不得不反对陈独秀，可是，我根本上不愿意自己来代替他们——至少是独秀。 我确是一种调和派的见解。 当时只想独秀能够纠正他的错误观念，不听述之的理论。 等到实逼处此，要我“取独秀而代之”，我一开始就觉得非常之“不合式”，但是，又没有什麽别的辨法。 这样我担负了直接的政治领导的一年光景（一九二七年七月到一九二八年五月）。 这期间发生了南昌暴动，广州暴动，以及最早的秋收暴动。 当时，我的领导在方式上同独秀时代不同了。 独秀是事无大小都参加和主持的。 我却因为对组织尤其是军事非常不明了，也毫无兴趣，所以只发表一般政治主张，其余调遣人员和实行的具体计划等，就完全听组织部军事部去办。 那时自己就感觉到空谈无聊，但是一转念要退出领导地位，又感到好像是拆台。 这样，勉强着度过了这一时期。 一九二八年六月间共产党开第六次大会的时候，许多同志反对我，也有许多同志赞成我。 我的进退成为党的政治主张的联带问题。 所以，我虽然屡次想说“你们饶了我吧，我实在没有兴趣和能力负担这个领导工作了”。 但是，终于没有说出口。 当时形格势禁，旧干部中又没有别人，新干部起来领导的形势还没有成熟，我只得仍旧担着这个名义。 可是，事实上“六大”之后，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者是李立三和向忠发等等。 因为他们在国内主持实际工作，而我在莫斯科当代表当了两年。 直到立三的政治路线走上了错误的道路，我回到上海开三中全会（一九三○年九月底），我更觉得自己的政治能力确实非常薄弱，竟辨别不出立三的错误程度。 结果，中央不得不再招集会议——就是四中全会，来开除立三的中央委员、我的政治局委员，新干部起来接替了政治的最高领导。 我当时觉得松了一口气。 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一年初，整整五年。 我居然当了中国共产党领袖之一，最后三年甚至仿佛是最主要的领袖（不过并没有象外间传说的“总书记”的名义）。 我自己忖度着，像我这样的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 我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积习未除”的。 对于政治，从一九二七年起就逐渐减少兴趣。 到最近一年——在瑞金的一年实在完全没有兴趣了。 工作是“但求无过”的态度，全国的政治情形实在懒得问。 一方面固然是身体衰弱，精力短少，而表现十二分疲劳的状态；别的方面也是几十年为着“顾全大局”勉强负担一时的政治翻译、政治工作，而一直拖延下来，实在违反我的兴趣和性情的结果。 这真是十几年的一场误会，一场噩梦。 我写这些话，绝不是要脱卸什麽责任——客观上我对共产党或是国民党的“党国”应当担负什麽责任，我决不推托，也决不能用我主观的情绪来加以原谅或者减轻。 我不过想把我的真情，在死之前，说出来罢了。 总之，我其实是一个很平凡的文人，竟虚负了某某党的领袖的名声十来年，这不是“历史的误会”，是什麽呢？脆弱的二元人物一只赢弱的马拖着几千斤的辎重车，走上了险峻的山坡，一步步地往上爬，要往后退是不可能，要再往前去是实在不能胜任了。 我在负责政治领导的时期，就是这样一种感觉。 欲罢不能的疲劳使我永久感觉一种无可形容的重压。 精神上政治上的倦怠，使我渴望“甜蜜的”休息，以致于脑筋麻木，停止一切种种思想。 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共产党四中全会开除了我的政治局委员之后，我的精神状态的确是“心中空无所有”的情形，直到现在还是如此。 我不过三十六岁（虽然照阴历的习惯我今年是三十八岁），但是，自己觉得已经非常地衰惫，丝毫青年壮年的兴趣都没有了。 不但一般的政治问题懒得去思索，就是一切娱乐，甚至风景都是漠不相关的了。 本来我从一九一九年就得了吐血病，一直没有好好医治的机会。 肺结核的发展曾经在一九二六年走到非常危险的阶段，那年幸而勉强医好了。 可是立即赶到武汉去，立即又是半年最忙碌紧张的工作。 虽然现在肺痨的最危险期逃过了，而身体根本弄坏了，虚弱得简直是一个废人。 从一九二○年直到一九三一年初，整整十年——除却躺在床上不能行动神志昏瞀的几天以外——我的脑筋从没有得到休息的日子。 在负责时期，神经的紧张自然是很厉害的，往往十天八天连续的不安眠，为着写一篇政治论文或者报告。 这继续十几年的不休息，也许是我精神疲劳和十分厉害的神经衰弱的原因，然而究竟我离衰老时期还很远。 这十几年的辛劳，确实算起来，也不能说怎麽了不得，而我竟成了颓丧残废的废人。 我是多麽脆弱，多麽不禁磨练呵！或者，这不尽是身体本来不强壮，所谓“先天不足”的原因罢。 我虽然到了十三、四岁的时候就很贫苦了，可是我的家庭，世代是所谓“衣租食税”的绅士阶级，世代读书，也世代做官。 我五、六岁的时候，我的叔祖瞿庚韶，还在湖北布政使任上。 他死的时候，正署理湖北巡抚。 因此，我家的田地房屋虽然几十年前就已经完全卖尽，而我小时候，却靠着叔祖伯父的官俸过了好几年十足的少爷生活。 绅士的体面“必须”维持。 我母亲宁可自杀而求得我们兄弟继续读书的可能；而且我母亲因为穷而自杀的时候，家里往往没有米煮饭的时候，我们还用着一个仆妇（积欠了她几个月的工资，到现在还没有还清）。 我们从没有亲手洗过衣服，烧过一次饭。 直到那样的时候，为着要穿长衫，在母亲死后，还剩下四十多元的裁缝债，要用残余的木器去抵帐。 我的绅士意识——就算是深深潜伏着表面不容易察觉罢——其实是始终没脱掉的。 同时，我二十一、二岁，正当所谓人生观形成的时期，理智方面是从托而斯泰式的无政府主义很快就转到了马克思主义。 人生观或是主义，这是一种思想方法——所谓思路；既然走上了这条道路，却不是轻易就能改换的。 而马克思主义是什麽？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人生观。 这同我潜伏的绅士意识、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以及后来蜕变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或者市侩式的意识，完全处于敌对的地位。 没落的中国绅士阶级意识之中，有些这样的成分：例如假惺惺的仁慈礼让、避免斗争……以致寄生虫式的隐士思想。 （完全破产的绅士往往变成城市的波希美亚——高等游民，颓废的、脆弱的、浪漫的，甚至狂妄的人物。 说得实在些，是废物。 我想，这两种意识在我内心里不断地斗争，也就侵蚀了我极大部分的精力。 我得时时刻刻压制自己绅士和游民式的情感，极勉强地用我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智来创造新的情感、新的感觉方法。 可是无产阶级意识在我的内心里是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的。 ）当我出席政治会议，我就会“就事论事”，抛开我自己的“感觉”专就我所知道的那一点理论去推断一个问题，决定一种政策等等。 但是，我一直觉得这工作是“替别人做的”。 我每次开会或者做文章的时候，都觉得很麻烦，总在急急于结束，好“回到自己那里去”休息。 我每每幻想着：我愿意到随便一个小市镇去当一个教员，并不是为着发展什麽教育，只不过求得一口饱饭罢了。 在余的时候，读读自己所爱读的书、文艺、小说、诗词、歌曲之类，这不是很逍遥的吗？这种两元化的人格，我自己早已发觉——到去年更是完完全全了解了，已经不能丝毫自欺的了；但是“八七”会议之后，我并没有公开地说出来，四中全会之后也没有说出来，在去年我还是决断不下，以致延迟下来，隐忍着，甚至对之华（我的爱人）也只偶然露一点口风，往往还要加一番弥缝的话。 没有这样的勇气。 可是真相是始终要暴露的，“二元”之中总有“一元”要取得实际上的胜利。 正因 为我的政治上疲劳倦怠，内心的思想斗争不能再持续了。 老实说，在四中全会之后，我早已成为十足的市侩——对于政治问题我竭力避免发表意见。 中央怎麽说，我就怎麽说，认为我说错了，我立刻承认错误，也没有什麽心思去辩白。 说我是机会主义就是机会主义好了，一切工作只要交代得过去就算了。 我对于政治和党的种种问题，真没有兴趣去注意和研究。 只因为六年的“文字因缘”，对于现代文学以及文学史上的各种有趣的问题，有时候还有点兴趣去思考一下，然而大半也是欣赏的分数居多，而研究分析的分数较少。 而且体力的衰弱也不容许我多所思索了。 体力上的感觉是：每天只要用脑到两三小时以上，就觉得十分疲劳，或者过分的畸形的兴奋——无所谓的兴奋，以致于不能睡觉，脑痛……冷汗。 唉，脆弱的人呵！所谓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需要这种东西吗？！我想，假定我保存这多余的生命若干时候，我另有拒绝用脑的一个方法，我只做些不用自出心裁的文字工作，“以度余年”。 但是，最后也是趁早结束了罢。 我和马克思主义当我开始我的社会生活的时候，正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的浪潮非常汹涌的时期。 为着继续深入地研究俄文和俄国文学，我刚好又不能不到世界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去。 我那时的思想是很紊乱的：十六、七岁开始读了些老庄之类的子书，随后是宋儒语录，随后是佛经、《大乘起星信论》——直到胡适之的《哲学史大纲》、梁漱溟的《印度哲学》，还有当时出版的一些科学理论、文艺评论。 在到俄国之前，固然已经读过倍倍尔的著作，《共产党宣言》之类，极少几本马克思的书籍，然而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是根本说不上的。 而且，我很小的时候，就不知怎样有一个古怪的想头：为什麽每一个读书人都要去“治国平天下”呢？个人找一种学问或是文艺研究一下不好吗？所以我到俄国之后，虽然因为职务的关系，时常得读些列宁他们的著作、论文、演讲，可是这不过求得对于俄国革命和国际形势的常识，并没有认真去研究。 政治上一切种种主义，正是“治国平天下”的各种不同的脉案和药方。 我根本不想做“王者之师”，不想做“诸葛亮”——这些事自然有别人去干——我也就不去研究了。 不过，我对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却比较有兴趣。 记得当时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社会同样是无阶级、无政府、无国家的最自由的社会，我心上就很安慰了，因为这同我当初无政府主义、和平博爱世界的幻想没有冲突了。 所不同的是手段。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要达到这样的最终目的，客观上无论如何也逃不了最尖锐的阶级斗争，以致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统治国家的一个阶段。 为着要消灭“国家”，一定要先组织一时期的新式国家；为着要实现最彻底的民权主义（也就是所谓的民权的社会），一定要先实行无产阶级的民权。 这表面上“自相矛盾”，而实际上很有道理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所谓辩证 法——使我很觉得有趣。 我大致了解了这问题，就搁下了，专心去研究俄文，至少有大半年，我没有功夫去管什麽主义不主义。 后来，莫斯科东方大学要我当翻译，才没的办法又打起精神去看那一些书。 谁知越到后来就越没有功夫继续研究文学，不久就喧宾夺主了。 但是，我第一次在俄国不过两年，真正用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不过半年， 这是随着东大课程上的需要看一些书。 明天要译经济学上的那一段，今天晚上先看一道，作为预备。 其它唯物史观哲学等等也是如此。 这绝不是有系统的研究。 至于第二次我到俄国（一九二八年——一九三○年），那时当着共产党的代表，每天开会，解决问题，忙个不了，更没有功夫做有系统的学术上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部分：唯物论的哲学。 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的理论，以及经济政治学，我都没有系统地研究过。 资本论——我就根本没有读过，尤其对于经济学我没有兴趣。 我的一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常识，差不多都是从报章杂志上的零星论文和列宁几本小册子上得来的。 可是，在一九二三年的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以至一般社会学的人，还少得很。 因此，仅仅因此，我担任了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之后，就逐渐地偷到所谓“马克思主义论家”的虚名。 其实，我对这些学问，的确只知道一点皮毛。 当时我只是根据几本外国文的书籍转译一下，编了一些讲义。 现在看起来，是十分幼稚、错误百出的东西。 现在有许多新进的青年，许多比较有系统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而且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水平也提高了许多。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误会”，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的现代社会，部分的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发端——也不得不由我来开始尝试。 五四以后的五年中间，记得只有陈独秀、戴季陶、李汉俊几个人写过几篇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文，可是都是无关重要的。 我回国之后，因为已经在党内工作，虽然只有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却不由我不开始这个尝试：分析中国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程度，分析中国社会阶级分化的性质，阶级斗争的形势，阶级斗争和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等等。 从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七年，我在这方面的工作，自然，在全党同志的督促，实际斗争的反映，以及国际的领导之下，逐渐有相当的进步。 这决不是我一个人的工作，越到后来，我的参加越少。 单就我的“成绩”而论，现在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可明显地看见，我在当时所做的理论上的错误，共产党怎样纠正了我的错误，以及我的理论之中包含着多麽混杂和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成分。 这些机会主义的成分发展起来，就形成错误的政治路线，以致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不能不开除我的政治局委员。 的确，到一九三○年，我虽然在国际上参加了两年的政治工作，相当得到一些新的知识，受到一些政治上的锻炼，但是，不但不进步，自己反而觉得退步了。 中国的阶级斗争早已进到了更高的阶段，对于中国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形势，需要更深刻更复杂的分析，更明了的判断，而我的那点知识绝对不够，而且非无产阶级的反布尔塞维克的意识就完全暴露了。 当时，我逐渐觉得许多问题，不但想不通，甚至不想动了。 新的领导者发挥某些问题议论之后，我会感觉到松快，觉得这样解决原是最适当不过的，我当初为什麽简直想不通；但是——也有时候会觉得不了解。 此后，我勉强自己去想一切“治国平天下”的大问题的必要，已经没有了！我在十 二分疲劳和吐血症复发的期间，就不再去“独立思索”了。 一九三一年初，就开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极时期，直到现在。 从那时候起，我没有自己的思想。 （我以中央的思想为思想。 ）这并不是说我是一个很好的模范党员，对于中央的理论政策都完全而深刻的了解。 相反的，我正是一个最坏的党员，早就值得开除的，因为我对中央的理论政策不加思索了。 偶尔我也有对中央政策怀疑的时候，但是，立刻就停止怀疑了— —因为怀疑也是一种思索；我既然不思索了——自然也就不怀疑。 我的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知识，曾经在当时起过一些作用——好的坏的影响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不用我自己来判断——而到了现在，我已经在政治上死灭，不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了。 同时要说我已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也是不确的。 如果要同我谈起一切种种政治问题，我除开根据我那一点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推论以外，却又没有什麽别的方法。 事实上我这些推论又恐怕包含着许多机会主义，也就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在内，这是“亦未可知”的。 因此，我更不必狂然费力去思索：我的思路已经在青年时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改变；同时，这思路却同非马克思主义的岐路交错着，再自由任意地走去，不知会跑到什麽地方去。 ——而最主要的是我没勇气再跑了，我根本没有精力在作政治的社会科学的思索了。 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当我不得不负担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的时候，正是中国革命进到了最巨大的转变和震荡的时代，这就是武汉时代结束之后。 分析新的形势，确定新的政策，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阶级斗争最复杂最剧烈的路线汇合分化转变的时期，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 当时，许多同志和我，多多少少都犯了政治上的错误；同时，更有许多以前的同志在这阶级斗争进一步的关口，自觉或不自觉的离开了革命队伍。 在最初，我们在党的领导之下所决定的政策一般的是不正确的。 武汉分裂以后，我们接着就决定贺叶的南昌暴动和两湖广东暴动（一九二七年），到十一月又决定广州暴动。 这些暴动本身并不是什么盲动主义，因为都有相当的群众基础。 固然，中国的一般革命形势，从一九二七年三月底英美日帝国主义炮轰南京威胁国民党反共以后，就已经开始低落；但是，接着而来的武汉政府中的奋斗、分裂——直到广州暴动的举出苏维埃旗帜，都还是革命势力方面正当的挽回局势的尝试，结果，是失败了——就是说没有能够把革命形势重新转变到高涨的阵容，必须另起炉灶。 而我——这时期当然我应当负主要的责任——在一九二八年初，广州暴动失败之后，仍旧认为革命形势一般的存在，而且继续高涨，这就是盲动主义的路线了。 原本个别的盲动现象，我们和当时的中央从一九二七年十月起就表示反对；对于有些党部不努力去领导和争取群众，反而孤注一掷，或者仅仅去暗杀豪绅之类的行动，我们总是加以纠正的。 可是，因为当时整个路线错误，所以不管主观上怎样了解盲动主义现象不好，费力于枝枝节节的纠正，客观上却在领导着盲动主义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纠正了这个错误，使政策走上了正确的道路。 自然，武汉时代之后，我们所得到的中国革命之中的最重要的教训：例如革命有一省或几省先胜利的可能和前途，反帝国主义革命最密切的和土地革命联系着等——都是“六大”所采纳的。 苏维埃革命的方针，就在“六大”更明确地规定下来。 但是以我个人而论，在那个时候，我的观点之中不仅有过分估量革命形势的发展，以致助长盲动主义的错误。 对于中国农民阶层的分析，认为富农还在革命战线之内，认为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在某些大城市取得暴动的胜利等观点，也已经潜伏着或者有所表示。 不过，同志们都没有发觉这些观点的错误，还没有指出来。 我自己当然更不会知道这些是错误的。 直到一九二九年秋天，讨论农民问题的时侯，才开始暴露我在农民问题上的错误。 不幸得很，当时没有更深刻更无情的揭发……。 此后，就来了立三路线的问题了。 一九二九年底，我还在莫斯科的时侯，就听说立三和忠发的政策有许多不妥当的地方。 同时，莫斯科中国劳动大学(前称孙中山大学)的学生中间发生非常剧烈的斗争。 我向来没有知人之明，只想弥缝缓和这些斗争，觉得互相攻讦批评的许多同志都是好的，听他们所说的事情却往往有些非常出奇，似乎都是故意夸大事实，奉为“打倒”对方的理由。 因此，我就站在调和的立场。 这使得那里的党部认为我恰好是机会主义和异己分子的庇护者。 结果，撤销了我的中国共产党驻莫斯科代表的职务，准备回国。 自然，在回国任务之中，最主要的是纠正立三的错误，消灭莫斯科中国同志的派别观念对于国内同志的影响。 只能回答一万字,全文好多呢,去上面看吧,全文和评论都有,上面是文章,秋白茫茫之后是评论
《归去来兮辞》问题探究，理清文章层次。 ①研读第一段思考：陶渊明辞官归田的原因是什么？从辞官归田的
1.1.本文在序和第1段中都对作者辞官归隐的原因作了交代，其归隐的原因是什么？作者在序文中提到的辞官原因有四点：一是“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二是“饥冻虽切，违己交病”；三是“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四是“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 奔程氏妹丧显然只是表层原因，结合全文看，另外三点才是陶渊明辞官的根本原因。 在迫于生计步入仕途后，他发现出仕既不能实现自己的志愿，折腰事人、同流合污又违背了自己的本性，这种违背本性导致的身心交病远比忍冻受饿更让人难以忍受。 污浊的官场生活使他感到“深愧平生之志”，而自己“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又不想强迫自己做不愿做的事，就只能选择归隐躬耕之路，于是借着程氏妹丧之机，便弃官归田。 正如朱自清先生在《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中指出的那样：“妹丧固是实情，然亦去志久决，故藉此急求自免，庶有词以对亲友及执事者耳。 ”2.2.本文的文体特点是什么？本文是一篇辞赋。 辞是一种形式比较自由灵活的古体韵文。 篇幅长短不限，句式散文化。 大体上以四句为一小节，两句为一组；以四言六言为主，间有长短句，在整齐之中有参差，错落有致，韵脚的转换和押韵的方式也灵活而富于变化。 在汉代，人们习惯将辞和赋统称为辞赋，不加区别。 但实际上二者仍是两种不同的文体。 其相似之处在于：辞和赋都注重文采，讲究铺排，善于用典；但赋的句式进一步散文化，关联词语增多。 在内容上，赋以咏物说理为主，而辞则重在抒情。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充分突出了这种文体的特点，利用这种特点为内容的表达服务。 如他对归耕后的农村生活的描写，就极尽铺陈之能事，而这种铺陈是分清主次、有所选择的。 在句式上，整饬对仗之中又包含参差错落。 作者将满腔的感情都寄寓在景物的形象描写之中，词采华美、音韵和谐却又“沛然如肺腑中流出，殊不见有斧凿痕”（李格非《笺注陶渊明集》卷五），鲜明地突出了辞赋在词采和音韵上的特点，这种特点增强了作品的抒情性和感染力，避免了堆砌辞藻、华而不实的弊病。 同时，本文也善于用典，如第2段中“三径”“容膝”分别用了蒋诩归隐不仕和北郭先生辞聘的典故，似信手拈来，语如己出，毫无用典之痕。 关于练习一熟读并背诵课文，探究下列问题。 1.揣摩“心为形役”“已往之不谏”“迷途”“昨非”等词语的含义，说说作者辞官的原因和归途中的心情。 2.中间部分作者从哪些方面写归田的生活乐趣？表达了什么样的思想感情？3.有人认为，“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包含着悲观消极的思想。 你的看法如何？请结合全篇进行探讨。 设题意图：本题按照文章的段落顺序依次设问，强调在逐字逐句阅读文章的基础上，从词语含义、描写、抒情、议论等几个角度对文章的主要内容进行整体上的把握，并熟读成诵。 参考答案：1.词语含义见课文注释。 作者辞官的原因是他看穿了官场的污浊，也认识到了仕途即迷途，他不愿同流合污，也不愿屈心抑志。 当他意识到仕宦生涯是“深愧平生之志”之后，痛苦之余又庆幸自己陷入泥淖还不算深，还来得及从迷途走出以踏上正确的道路。 因已决计归去，作者又有些解脱后的欣喜。 因此在归途中就显得快乐而急切，他水陆兼行，归心似箭，又恨天亮得慢，“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表现了摆脱束缚、重返自然的欢快舒畅，“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又表现了作者归家的急切之情。 2.中间部分作者极力描写归田的生活乐趣，大致分为四个方面：初进家门居室之乐庭园之乐户外之乐。 在第2段写到初见家门之时，“载欣载奔”，一派狂喜之态。 家人等候迎接作者的归来，尔后举家欢庆，其乐融融。 从“引壶觞以自酌”到“审容膝之易安”几句，写饮酒自娱之乐与傲然自得之情。 随后作者将笔锋从写居室转到了写庭园，甚至到高处、远处等目光所及之处，精心选取了园日涉、策杖流憩、抚孤松、出岫之云、知还之鸟等几个画面，再加上前面的引觞自酌、倚窗寄傲等生活场景，创造出一个安乐闲适的意境，表面写景，实则抒怀，表现出隐逸生活的无尽乐趣及作者的孤傲坚贞之志。 第3段中作者听亲人说知心话，以琴书为伴，乐以忘忧。 接着在农事闲暇之余乘兴出游，从出游方式到途中所见之景，作者都娓娓道来，春意盎然，诗意盎然，趣意也盎然。 作者触景抒怀，万物的生机勃勃和欣欣向荣却让他感叹人生的短暂和倏忽即逝，也流露出及时行乐之意，但总的感情基调仍是明快愉悦和乐观的。 3.作者以“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之句收束全文，乐天安命，随着生命的自然变化一直到死，这是作者的人生态度和处世哲学。 这样的思想是有些消极，在历史上也曾引起很多落魄文人的共鸣，但我们不能将这种评价简单化、绝对化，而是要进行深入的理解。 联系陶渊明的经历和志向，是可以理解这种态度的。 “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他本不愿出仕，也不适合为官，他不肯降志辱心与士族阶层同流合污，无法将自己融入污浊黑暗的官场生活中去，弃职归田便成为他必然的选择，投身自然才可享受种种人生乐趣，才能寄托心灵，这也正是他执着追求自己理想的一个表现。 “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这种发自内心的情感直率地表达出来，不加任何矫饰，是作者历经人生曲折之后真实而复杂的感慨，饱含着作者从官场退出后的沉痛反思和过来人的切身感悟及深刻体验。 本题是开放题，只要学生言之成理即可。 二陶渊明诗文的艺术特点是“平淡自然”。 前人说此赋“沛然如肺腑中流出，殊不见有斧凿痕”。 请从情感表达和语言运用两方面谈谈你的理解。 设题意图：本题主要是培养学生对文章艺术特点和风格进行全面把握的能力，学会从思想感情和语言文字两方面出发品味文章的风格特征。 参考答案：本文无论是抒情、叙事、议论，还是结构、语言，都充分体现出了陶渊明诗文平淡自然、清远潇洒的风格特征。 从情感表达上来说，作者写作此文确实是发乎真情的，是为情造文，而非为文造情。 正如前人所说：“公罢彭泽令，归赋此辞，高风逸调，晋宋罕有其比。 盖心无一累，万象俱空，田园足乐，真有实地受用处，非深于道者不能。 ”(〔清〕吴楚材等《古文观止》卷七)正因为陶渊明内心深处真正热爱田园生活、热爱自然，才可能将这种感情表达得如此准确含蓄，如此打动人心。 本文是一篇抒情咏怀之作，并带有相当多的叙事成分，但作者能将议论、叙事与抒情完美地结合起来，自然和谐地融为一体。 情托于物，情寓于景，作者的感慨、喜悦等种种感情不是直接生发，而是在描景叙事中巧妙而自然地流露，在如画的景物展现中，作者那洒落的胸怀、高洁的志趣也得以充分表现。 作者的内心感情和志趣都外化为田园的种种美好景物，自然创造出绝妙的意境。 文中写田园生活的乐趣，看起来都是一些平常的细节，但又处处显示出作者“旷而且真”的感情，在清淡平远的描述中，包含着浓浓的意趣和深刻的人生哲理。 从语言运用上说，本文语言浅切朴素，音节和谐，辞意畅达，情致沛然流出，自然成韵，呈现出天然纯净之美。 “欧阳公言两晋无文章，幸独有此篇耳。 然其词义夷旷萧散，虽托楚声，而无其尤怨切蹙之病云。 ”(〔宋〕朱熹《楚辞后语》)可见前人对此文的语言风格评价甚高。 作者虽也用了不少典故，也化用了不少前人的语句，但都自然地化为己意，语如己出，毫无用典和化用的痕迹。 因此说本文“平淡自然”，“沛然如肺腑中流出，殊不见有斧凿痕”是比较贴切的。 三翻译下列句子，并体会这些句子的表达效果。 1.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 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2.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 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3.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 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 4.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 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 设题意图：本题主要考察学生对句意的理解，在理解的基础上培养学生品味语言的能力，提高语言素养。 参考答案：1.译文：我认识到过去所做错的已经无法挽回，但知道未来的事却还来得及弥补。 我确实已走入迷途但还不算太远，现在已经觉悟到如今归田是对的，以前出仕是错的。 表达效果：作者在此处化用了《论语·微子》中“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之句，这是作者沉痛的自白、决绝的宣言。 “今是而昨非”，前后对比，鲜明有力，“迷途其未远”，悔悟与庆幸之情又溢于言表。 2.译文：船在水中轻快地飘荡前进，微风吹动着我的衣裳。 向行人打听前面的路程，只恨晨光朦胧，天还不亮。 表达效果：前两句对仗工整，语句精练，抑扬顿挫，颇有韵味，且语言有很强的表现力，把诗人解决思想矛盾后在回家途中愉悦畅快的心情表现得真切动人。 后两句则让我们深切感受到了作者归心似箭的急切之情。 3.译文：倚着南窗寄托自己傲岸的情怀，深深感到这简陋狭小之地也可以使人安乐满足。 虽有门却经常关闭着，每天到园子里散步，兴味无穷，已成为了一种乐趣。 表达效果：“审容膝之易安”之句是用了《韩诗外传》中的一则典故。 北郭先生辞楚王聘，其妻表示支持：“今如结驷列骑，所安不过容膝”，后以“容膝”言所居之狭小。 “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两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即精神上的富足、孤高与物质生活的清贫之间的对比。 在这种对比中，作者看重的是自己傲岸的情怀而非物质上的富足，其形象也就跃然于纸上了。 后两句写作者在庭园中的散步，情景交融，作者似已悠然与自然融为一体，悠然地享受涉足庭园的乐趣。 4.译文：云气自然而然从山洞飘浮而出，倦飞的鸟儿也知道飞回巢中。 日光渐渐暗淡，太阳即将落山，我还手抚着孤松，流连徘徊不愿离去。 表达效果：“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是陶渊明诗文中的名句，一方面描写景物自然妥帖，毫无雕琢之痕又极具诗情画意，另一方面又寄托深远，出则无心归则有意，这正是作者出仕和辞官情形的真实写照。 出去做官是无心的，并不是有意追求功名利禄，在这里，“无心”并不是作者的开脱之辞，而是实实在在地表现了作者的反省和自责；辞官归田则是因为“倦飞”，是因为自己已厌倦了官场的污浊和黑暗。 作者触景生情，又能将这种复杂的感情不露形迹地轻点出来，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宋代叶梦得曾对这两句大加赞誉：“此陶渊明出处大节，非胸中实有此境，不能为此言也。 ”（《避暑录话》卷上）而天色已晚作者还手抚孤松不愿离去，则是因为作者借孤松以咏怀，喻自己卓然独立的坚贞气节。 四△结合已学过的《归园田居》《五柳先生传》等，说说你心目中的陶渊明是怎样一个人，并谈谈你对古代归隐现象的看法。 设题意图：这是一道拓展开放题，旨在培养学生综合阅读和整体把握的能力，通过阅读对作家进行深入的理解，并由对作家作品的认识理解拓展到对当时时代背景、文化氛围、文人风尚等的认识，探讨作家作品和时代潮流、文化背景之间的关系。 参考答案：学生只要言之成理、有较为全面的把握和认识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