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谭其骧，历史地理学家
大约从本世纪十年代中期五四运动前夕起，中国思想界掀起了一场持续达十多年之久的关于中西(或作东西文化)比较的论争，比较两种文化的差异，阐述其特点，并评议其高下优劣。这场论争名为中西或东西文化的比较，实质上并没有比较中西文化发展的全过程，只是比较了中国封建的文化和西方的文化。也就是说，主要不是中西或东西的对比，而是封建与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对比；比的主要是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文化，而不是不同地域、民族的文化。这种讨论逐步引导人们注意到当时的中国社会是什么性质，因而到了二十年代后期，中西文化的讨论随即为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所取代。整个中国学术界不谈中西文化比较差不多已有六十年之久。解放前，大学里都还开有“中国文化史”一课，解放后，连这门课也撤销了，在中国通史、断代史课中，一般也都侧重于军事而忽视文化。这对于正确、透彻地认识我们这个国家、民族的历史和现状当然都是不利的。近几年来，风气有所转变，又有人谈论、探索中国文化的特点和中西文化的比较了，本次讨论会（1986年1月6日至10日由复旦大学主办的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也以此为主题，这是很可喜的。
不过，我觉得我们现在再来讨论中西文化(东西文化)比较，首先对中国文化、中西文化或东西文化这几个词义的认识应该和六十年前有所不同，更要正确一些，紧密一些：
1．无论是评议中国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应该包括其全部文化发展过程，“中国文化”不应专指中国封建时代的文化，“西方文化”不应专指其资本主义社会文化。最好能将双方全部文化发展过程进行对比，不能的话，也该以双方的相同发展阶段进行对比。这要比过去那种以不同社会发展阶段进行对比合理得多，有意义得多。
2．中国文化不等于全部东方文化，西欧文化不等于全部西方文化。不宜将中国和西欧文化的对比看作是中西文化的比较，更不能视同东西文化的对比。
3．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在未完全融合为一体之前，各有本族独特的文化。 所以严格地说，在采用“中国文化”这个词时，理应包括所有历史时期中国各族的文化才是。 只是由于汉族占中国的极大多数，整个历史时期汉族文化较其他各族为先进，所以通常都将“中国文化”作为汉族文化的代名词，这等于是习称汉文为中文，为中国话一样，也未始不可通融。但是，犹如讲中国通史不应局限于中原王朝的历史一样，今后我们开展中国文化的研究与讨论，或编写一部中国文化史，切不可置其他兄弟民族的文化于不问，专讲汉族文化。
4．姑以“中国文化”专指汉族文化， 汉族文化几千年来是在不断演变中的，各个不同时代各有其不同体貌 ，也不能认为古往今来或整个封建时代一成不变。中国文化各有其具体的时代性，不能不问时代笼统地谈论中国文化。
5．姑以“中国文化”专指历代中原王朝境内的文化， 任何王朝也都存在着好几个不同的文化区，各区文化不仅有差别，有时甚至完全不同。 因此，不能把整个王朝疆域看成是一个相同的文化区。也就是说，中国文化有地区性，不能不问地区笼统地谈论中国文化。
五四前后一般认为中国文化就是思想，就是的学说，就是纲常名教那一套，我看不能这么说。儒学孔教从来没有为汉族以外的兄弟民族所普遍接受，例如藏族早先信苯教，后来改信藏传佛教即喇嘛教；蒙族本信萨满教，后来也信了喇嘛教；维吾尔族在蒙古高原时本信摩尼教，西迁新疆后改信佛教，宋以后又自西向东逐步改信了伊斯兰教。所有少数民族都各有其独特的信仰与文化，只有少数上层分子在入居中原后才接受儒家思想。
那末能不能说儒学、礼教是以汉族为主体民族的历代中原王朝境内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文化呢？我看也不能。 这一方面是因为几千年的汉文化在不断变化，有时代差异，另一方面是因为同一时代汉民族内部文化又因地而异，有地区差异，所以不存在一种整个历史时期或整个封建时期全民族一致的、共同的文化。 本文想专就历代中原王朝范围内的文化简略陈述一下两方面的差异，希望能引起研究中国文化的同志们的注意。
一
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这几乎是读史者人所共知的常识，本用不着我在此辞赘，但也不妨概括地指陈一下：
1．上古姑置不论。 自孔子以后，经战国、秦到西汉初期，儒家学说一直未取得思想界的支配地位 ；战国是儒、墨、道、名、法、阴阳、纵横等百家争鸣时代，秦代尊尚法家，同时又盛行阴阳神仙之术，汉初则以黄老为显学。
秦朝疆域
2．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后的两汉号称为儒家的经学极盛时期。 但经学大师董仲舒、刘向所宣扬的实际上是以阴阳五行附会儒术的一套，大谈其天人相应、祸福休咎、灾异，与孔孟以仁政、礼教为核心的学说已大异其趣。 至西汉末乃发展为虚妄荒诞的谶纬之学。一般儒生治经专重章句，支离破碎，一经说至百余万言。所以两汉经学根本谈不上弘扬了儒家思想。当时人们头脑中的主导思想是鬼神、符瑞、图谶。王充在其《论衡》里痛诋这一套世俗虚妄之言，读其书者颇为之折服。但王充是僻处江东的会稽人，《论衡》这部书是直到汉末建安中才由会稽太守王朗带到中原的许都后才得到的，所以王充其人，《论衡》其书，对东汉的思想文化发生不了多大影响。
3． 魏晋时代思想界的主流是玄学 ，先是何晏、王弼祖述老庄，并用老庄来解释儒家的经典《周易》，使之玄学化，《老》《庄》《易》遂并称三玄。既而发展到嵇康阮籍“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其时佛教已初步得到传播，道教开始形成。儒家经典尽管仍为京师及地方各级学校里的必修课目，但支配人们精神世界的，释、道、玄的势力已压倒了儒家的礼教。
4． 到了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代，佛道大行 。梁时单是首都建康就有五百寺，由于僧尼不登户籍，“天下户口，几亡其半”。梁武帝、陈武帝、陈后主，都曾舍身佛寺为奴，由群臣出钱赎回。北魏孝文帝时，“寺夺民居，三分且一”。东西魏、北齐周对峙时期，两国僧尼总数达三百万左右，占总人口数的十分之一。茅山道士陶弘景是梁武帝的“山中宰相”。北魏自太武帝信奉寇谦之的天师道后，后此诸帝初即位，都要去道坛受符篆。南北世家甲族如南朝的琅玡王氏、北朝的清河崔氏，都世代信奉天师道。儒家的经学在南朝的国学中“时或开置”，“文具而已”，“成业盖寡”。北朝在北魏盛时重视学校与经学过于南朝，至孝昌以后，“四方求学，所存无几”。北齐时国学“徒有虚名”，“生徒数十入耳”。儒学在这个时期显然已极度衰微。
5． 隋唐时期佛道二教发展到执思想界之牛耳 ，一时才智之士，往往以出家为安身立命的归宿。儒学亦称昌明，孔颖达的《五经正义》，是一次经学注疏的大结集，举世传习，历久不衰。统治者三教并重，一统政权并不要求思想统一。民间信仰则趋向于佛道。
6．理学是宋儒所创立的新儒学。自宋以后，这种新儒学对社会上层分子的思想意识确是长期起了相当深巨的支配作用。 但理学虽以继承孔孟的道统自居，其体系实建立在佛教禅宗和道教《参同契》的基础之上，以儒为表，以释道为里，冶三教于一炉，所以无论是程朱还是陆王，宋明的理学绝不能与孔孟的学说等同起来。 宋以后儒者主张排斥二氏者尽管代有其人，那是极个别的所谓“醇儒”，多数士大夫则都是既读圣贤书，同时又出入甚至笃信佛道。纲常名教这一套固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人们所毕生追求的却是功名利禄，他们所顶礼膜拜、崇信敬畏的不是儒教中的先圣先贤，而是佛、菩萨、玉皇大帝、十殿阎王以及各色神仙鬼怪。
明代理学之盛不亚于宋，且看谢肇淛所撰《五杂俎》所描述的明代士大夫精神面貌：
世之人有不求富贵利达者乎？有衣食已足，不愿赢余者乎？有素位自守，不希进取者乎？有不贪生畏死，择利避害者乎？有不喜谀恶谤，党同伐异者乎？有不上人求胜，悦不若己者乎？有不媚神谄鬼，禁忌求福者乎？有不卜筮堪舆，行无顾虑者乎？有天性孝友，不私妻孥者乎？有见钱不吝，见色不迷者乎？有一于此，足以称善士矣，我未之见也。(卷十三事部)
可见当时极大多数士大夫嘴上讲的尽管是修、齐、治、平、仁、义、道德，头脑里却无非是富贵、鬼神、钱财、女色。
北京是当时的首都，江南是当时最发达的地区，而苏州为其都会，按理说，北京、苏州两地的风尚，即便不能完全遵守周孔的礼教，总该相去不远，实际情况却大相径庭。
“京师风气悍劲，其人尚斗而不勤本业”，“士人则游手度日，苟且延生而已”。“奸盗之丛错，驵侩之出没，盖尽人间不美之俗，不良之辈，而京师皆有之”。“长安有谚曰：‘天无时不风，地无处不尘，物无所不有，人无所不为。”’
姑苏“其人儇巧而俗侈靡。士子习于周旋，文饰俯仰，应对娴熟，至不可耐。而市井小人，百虚一实，舞文狙诈，不事本业。盖视四方之人，皆以为椎鲁可笑，而独擅巧胜之名”。(卷三地部)
在这两个封建文化最发达的城市里，谢氏似乎并没有闻到一点点忠、孝、仁、义、温、良、恭、俭的周孔之教的气息。
如上所述，可见中国文化一方面随着时代的演进而随时在变，各时代的差异是相当大的，决不能认为存在着一种几千年来以思想为核心或代表的一成不变的文化。另一方面，五四以前，无论是从以诗书礼乐教三千弟子以来的二千三四百年，还是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的二千年，还是从宋儒建立以来的七八百年，儒家思想始终并没有成为任何一个时期的唯一的统治思想。两汉是经学和阴阳、五行、谶纬之学并盛的时代，六朝隋唐则佛道盛而儒学衰，宋以后则佛道思想融入儒教，表面上儒家思想居于统治地位，骨子里则不仅下层崇信菩萨神仙远过于对孔夫子的尊敬，就是仕宦人家，一般也都是既要参加文庙的祀典，对至圣先师孔子拜兴如仪，更乐于上佛寺道观，在佛菩萨神仙塑像前烧香磕头祈福。 总的说来，控制当时整个社会精神世界的，是菩萨神仙，而不是周公孔子孟子。 《五杂俎》里有一条对这种情况说得极为精采明白：
今天下神祠香火之盛，莫过于关壮繆，……世所崇奉正神尚有观音大士、真武大帝、碧霞元君，三者与关壮缪香火相埒，遐陬荒谷，无不尸而祝之者。凡妇人女子，语以周公孔子，或未必知，而敬信四神，无敢有心非巷议者，行且与天地俱悠久矣。(卷十五事部)
除了崇信菩萨神仙之外，还有形形色色数不清的各种迷信，如算命、看相、起课、拆字、堪舆、扶箕、请神、捉鬼等等，无一不广泛流传，深入人心。甚至如近代史上负盛名的进步思想家魏源，也是一个堪舆迷。他在江苏做官，在镇江找到了一块“好地”，竟不惜把他已在湖南老家安葬多年的父母骸骨，迢迢千里迁葬过来．我们怎么能说五四以前中国封建社会文化就是孔孟一家的儒家思想呢？
二
中国史上自秦汉以后中原王朝的版图都很广大，各地区的风土习尚往往各不相同。 任何时代，都不存在一种全国共同的文化。 过去研究文化史的同志们，对这种文化的地区差异一般都没有予以足够的注意，在此我举几个朝代为例，简要指出各区间的显著差异。
(1)在汉武帝独尊儒术约百年之后的成帝时，刘向将汉朝全境划分为若干区域，丞相张禹使僚属朱赣按区叙次其风俗，后来为班固辑录于《汉书·志》的篇末。根据此项资料，其时全国只有齐地“士多好经术”，鲁地“其好学犹愈于他俗”，三辅(京都长安附近，今关中平原)的世家“好礼文”， 此外各地区全都没有提到有儒家教化的影响，相反，到处流播着各种不符合儒学礼教习俗。 例如：
三辅“富人则商贾为利，豪杰则游侠通奸”。“濒南山近夏阳多阻险，轻薄易为盗贼，常为天下剧”。“郡国辐凑，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贵人车服僭上，众庶放效，羞不相及，嫁娶尤崇奢靡，送死过度”。六郡(今甘肃东部、宁夏、陕北)则“不耻寇盗”。蜀士以文辞显于世，但“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以上为秦地。
中原的河内则“俗刚强，多豪杰侵夺，薄恩礼，好生分。”周地则“巧伪趋利，贵财贱义，高富下贫，喜为商贾”。郑地则“男女亟聚会，故其俗淫”。卫地“有桑间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会，声色生焉，故俗称郑卫之音”。陈地则“其俗巫鬼”。南阳则“俗夸奢，上气力，好商贾”。宋地虽“重厚多君子，好稼穑”，但沛、楚“急疾颛己”，山阳“好为奸盗”。
河北的赵、中山则“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椎剽掘冢，作奸巧，多弄物，为倡优。女子弹弦跕厢，游媚富贵，偏诸侯之后宫”。太原、上党“多晋公族子孙、，以诈力相倾，矜夸功名，报仇过直，嫁聚送死奢靡”。锺代以北“民俗懻忮，好气为奸，不事农商，……故冀州之部，盗贼常为它州之剧”。燕地则还保留着战国以来“宾客相过，以妇侍宿，嫁娶之夕，男女无别”之俗。
楚之江南则“信巫鬼，重淫祀”。吴人以文辞显，“其失巧而少信”。
就是儒教比较最昌盛的齐鲁二地，齐“俗弥侈”，其士“夸奢朋党，言与行缪，虚诈不情”，鲁地“去圣之远，周公遗化销微，孔氏庠序衰坏”，“俭啬爱财，趋商贾，好訾毁，多巧伪，丧祭之礼，文备实寡”，也不能算是风俗淳厚的礼义之邦。
(2)《隋书》的《志》本为《五代史志》，以南北朝后期梁、陈、齐、周和隋五代为论述对象。其《地理志》将隋炀帝时全国一百九十个郡按《禹贡》九州编次，各于州末略叙其风俗。
九州之中，兖、徐、青三州十五郡(今山东和河南河北与山东接境的一小部分，江苏淮北部分，安徽淮北的东部)被肯定为教化最良好的地区。兖州五郡，“有周孔遗风，多好儒学，性质直怀义”。徐州四郡，“贱商贾，务稼穑，尊儒慕学，得洙泗之俗”。青州四郡，“多务农桑，崇尚学业，归于俭约”；但齐郡(今济南)“俗好教饰子女淫哇之音”，东莱“朴鲁少文义”，是其缺失。
尚儒风气次于兖、徐、青三州的是豫、冀二州。豫州十六郡(今河南大部分、安徽淮北的西部、山东西南的一部分、陕南东部及鄂西北一部分)基本被肯定为“好尚稼穑，重于礼义”，独帝都所在的河南(洛阳)则被讥为“尚商贾，机巧成俗”。冀州三十郡，在今河北中南部的七郡“人性多敦厚，务在农桑，好尚儒学，而伤于迟重”；今河南黄河以北的河内、汲二郡“俗尚于礼”，基本被肯定；惟介在其间的魏郡、清河则被讥为“浮巧成俗”，“轻狡”；在今山西中南部的七郡基本被肯定为“重农桑，朴直少轻诈”，惟“伤于俭啬，其俗刚强”；自今山西北部北至河套东北五郡和河北北部东至辽西六郡“地处边陲”，其人“劲悍”“勇侠”，风教异于内郡；惟涿郡(今北京)、太原“人物殷阜”，“多文雅之士”。
以上五州是黄河下游两岸即所谓关东地区。
自关以西的雍州，即基本为儒家声教所不及。长安附近关中平原三郡，风气很坏：“人物混淆，华戎杂错；去农从商，争朝夕之利，游手为事，竞锥刀之末；贵者崇侈靡，贱者薄仁义；豪强者纵横，贫窭者穷蹙；桴鼓屡惊，盗贼不禁”。三辅以北以西的古“六郡”之地，比较淳朴，“性质直，尚俭约，习仁义，勤于稼穑，多畜牧，无复寇盗”。自此以北缘边九郡(陕北、宁夏至河套)及河西诸郡则“地接边荒，多尚武节”。
秦岭以南长江上游的梁州，惟蜀地“颇慕，时有斐然”；“人多工巧，绫锦雕镂之妙，殆侔于上国”；“然多溺于逸乐”，“贫家不务储蓄，富室专于趋利，其处家室则女勤作业，而士多自闲”；“小人薄于情礼，父子率多异居”；“其边野富人，多规固山泽，以财物雄使夷僚，故轻为奸藏，权倾州县”。汉中与巴地则“质朴无文，不甚趋利；性嗜口腹，多事田渔，虽蓬室柴门，食必兼肉；好祀鬼神，尤多忌讳；崇重道数，犹有张鲁之风”。汉中以西蜀郡以北诸郡则“连杂氐羌，人尤劲悍；性多质直，务于农事，工习猎射，于书计非其长矣”。
长江中游的荆州，“率敬鬼，尤重祠祀之事”；“丧葬之节，颇同于诸左云”；全州二十二郡中，只有南郡襄阳“多衣冠之绪，稍尚礼义经籍”。
以长江下游为中心的扬州地区比梁州荆州更为广大，东北起今苏皖鄂豫的淮南，中间为长江以南的今苏皖沪浙闽诸省市，南至五岭以南的今两广和越南北部。其中淮南八郡被誉为“尚淳质，好俭约，丧纪婚姻，率渐于礼”。江南岭北十八郡则大抵“信鬼神，好淫祀，父子或异居”，又分为二区：“吴中”七郡(以太湖流域为中心、西包皖南宣城一带，南包浙江宁绍金衢)“君子尚礼，庸庶敦庞，故风俗澄清，而道教隆洽”，评价最高；此外十一郡(今江西福建二省及皖南浙西之旧严徽二府。浙南之旧温处台三府)风教皆不及“吴中”，尽管也“君子善居室，小人勤耕稼”，但豫章等郡有妇女“暴面市廛，竞分铢以给其夫”，丈夫举孝廉即逐前妻，庐陵宜春等郡又往往有畜蛊害人的恶习。五岭以南十九郡风气更差，“人性轻悍，易兴逆节”，而俚僚则既“质直尚信”，又“重贿轻死，唯富为雄”，“父子别业，父贫乃有质身于子者”，“俗好相杀，多搆仇怨”。
总括《隋书·志》所载，当时被誉为尊儒重礼的，只有中原二十一郡荆扬十七郡共三十八郡，仅占全国一百九〇郡的五分之一；就是在这三十八郡中，也还夹杂着不少违反儒教的风俗。 至于其他五分之四的地区(按郡数计)，则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儒教的影响：中原发达地区则机巧轻狡侈靡成俗，边郡则失之于刚强劲悍；南方梁荆扬三州则普遍信鬼神奸淫祀。长江流域尊儒重礼的郡数已接近中原，这当然是永嘉乱后中原士族南迁的结果。
(3)《通典·州郡典》载天宝年间的三百多府郡，也是按《禹贡》九州分区记叙，州末各记上一段风俗。据此，其时：
冀州的山东(今河北)“尚儒”，“仗气任侠”，而邺郡(今安阳附近冀豫接壤一带)“浮巧成俗”；山西人勤俭，而河东(今晋西南)“特多儒者”；并州(太原及迤北)“近狄，俗尚武艺”。兖州(今冀东南鲁西)“人情朴厚，俗有儒学”。青州(今山东济南以东)“亦有”。徐州(鲁南苏皖淮北)“自五胡乱华，数百年中，无复讲诵，况今去圣久远，人情迁荡”，但又说“徐兖其俗略同”。豫州只说“周人善贾，趋利纤啬”，而不及他郡。中原这几州儒学的声势，比百五十年前《隋志》所载，大致并没有什么进展，惟山东、河东多世族，故独擅儒术。
关中的雍州京辅因“五方错杂，风俗不一，称为难理”；其西北诸郡“接近胡戎，多尚武节”；“其余郡县，习俗如旧”。
长江流域上游梁州的蜀土“学者比齐鲁”。下游扬州“人性轻扬而尚鬼好祀”如旧，而江东因永嘉之后“衣冠避难，多所萃止，艺文儒术，斯之为盛”。中游荆州“风俗略同扬州”，杂以蛮僚，率多劲悍”。
五岭以南于九州外别为一区，“人杂夷僚，不知教义，以富为雄”，“民强吏懦，豪富兼并，役属贫弱，俘掠不忌”，“轻悍易兴逆节”。
总的说来，盛唐时代的儒学兴盛地区，北方则山东、兖州，南方则吴中，略如隋旧；惟以蜀土比齐鲁，可能比隋代有所发展。
(4)《宋史·地理志》将崇宁时的二十四路合并为十二区，区末各有一段论风俗，较《汉志》《隋志》更为简略，兹参以《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所载，略述如下：
中原诸路中，京东“专经之士为多”，河北“多专经术”，京西洛邑“多衣冠旧族”，文教称盛。京东二路大率“皆朴鲁纯直”，“重礼义，勤耕纴”；惟兖济“山泽险迥，盗或隐聚”，登莱高密“民性惟愎戾而好讼斗”。京西二路“民性安舒”。河北二路“质厚少文”，“气勇尚义，号为强忮”。此外河东则“刚悍朴直”，“善治生，多藏蓄，其靳啬尤甚”。陕西二路“慕农桑、好稼穑”，“夸尚气势，多游侠轻薄之风，甚者好斗轻死”；惟蒲解本隶河东，“俗颇纯厚”；被边之地，“其人劲悍而质木”；“上洛多淫祀，申以科禁，其俗稍变”。
南方的江南东、西，两浙，福建四路是当时全国最发达的地区，尤以福建为最，多响学，喜讲诵，好为文辞，“登科第者尤多”。但这几路普遍“信鬼尚祀，重浮屠之教”；两浙“奢靡，奇巧”；江南“性悍而急，丧葬或不中礼”；江南福建皆“多田讼”．此外则淮南二路“人性轻扬”。荆湖南路“好讼者多”，此路“俗薄而质”，归、峡“信巫鬼，重淫祀”。川峡四路“民勤耕作，…其所获多为遨游之费”，“尚奢靡，性轻扬”；“庠塾聚学者众”，文士辈出，而“亲在多别籍异财”。涪陵之民，“尤尚鬼俗”。广南二路“民婚嫁丧葬多不合礼，尚淫祀，杀人祭鬼”，“人病不呼医服”。
这里有值得注意的两点：一、两宋是最昌盛的时代，可是除福建一路的“喜讲诵”当即指此外，其他各路记载里竟概未涉及。当然，京东、河北、两浙、江南和蜀中的“文学”“经学”，不可能完全与理学无涉；要之，由此可见，即使在宋代，理学怕也未必已为读书人所普遍接受。二、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两浙、江南、福建，同时又是普遍信鬼、尚祀、重浮屠之教的地区， 可见宋代的尽管已“冶三教于一炉”，但至少在民间佛道的权威显然还是比周孔之教高得多。
(5)《元史》、《明史》、《清史稿》的《地理志》不载风俗；元明清三代的《一统志》中《元统志》今残存已不及百分之一，《明统志》、《清统志》所载风俗一般仅趂录前代旧志陈言，不反映当代情况。所以中国文化在这六百多年中的地区差别并无现成资料可资利用，现在我只能就明朝一代，杂采诸书零星，略事阐述：
据清人黄大华所辑《明宰辅考略》，自永乐初至崇祯末，历任内阁大学士共一百六十三人。兹按明代的两京十三布政使司，表列这一百六十三人的籍贯如下：(内一人待考)
明制内阁大学士皆由翰林出身，所以这张表大致可以反映各地区文化程度的高下：南直、浙江、江西三省共得七十五人，占全国总数45％；加福建省共得八十六人，四省占总数53％，是全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其中又以相当今苏南、上海的五府得十九人，浙江的嘉湖宁绍四府得二十人，江西吉安一府得十人，福建泉州一府得五人，尤为突出。中原的北直、山东、河南、山西四省合四十六人，占总数28％。此外陕西、湖广、四川、广东、广西共得三十人，占18％。其中陕西二人都是最接近中原的同州人，广西二人都是地接湖广、省会所在的桂林人。十五省中，云贵二省全都不出一人。所以全国人才分布的总形势是东南最盛，中原次之，西北西南最为落后；西北的陕西当今陕甘青宁四省区之地只出二人，西南的广西和云贵三省也只出二人。
嘉庆二十五年地图（1820年）
致位宰辅必须经由科举，应科举必须读儒家的经典；但当时的儒学代表人物不是位极人臣的大学士或名魁金榜的三鼎甲，而是以道义名节自励，讲求修、齐、治、平之道的理学家。《明史》将一代著名理学家除少数几个有事功列于专传者外，编次为《儒林传》二卷，共著录一一五人。兹表列到——五人的籍贯如下：
东南四省占了全国总数76．5％，北方四省仅占16％，此外中南西南三省合占7％。除西南广西、云、贵三省无人外’奇怪的是，畿辅之地北直竟亦无人，十五省中缺了四省，总的分布形势基本与宰辅相同，而荣枯之差更大。这应该是由于宰辅出自科举，科举各省有定额，故分布面比较广，比较平衡，而理学的授受则自应由近而远，僻远处更难为传播所及。可见科举和儒术虽然是两回事，二者都足以代表当时文化盛衰的地区差异。
为了企求早日完成这篇讲稿，我未能为《明史·文苑传》中人物作出分省；逆料做出来的结果与宰辅儒林不会有多大差别。
多出卿相、名儒、文入学士的地区，一般当然就是儒术礼教最昌盛的地区。如上表，《明史·儒林传》中的人物以江西为最多，这是与明人著作《文武库》①中所记江西风俗正相符合的。全省十三府，其中南昌、饶州、广信、九江、建昌、抚州、临江、吉安、袁州九府，都被赞许为“家有诗书”，“人多儒雅”，“比屋弦诵”，“尚礼崇德”，“力学知廉耻”等等。万历中王士性所著《广志绎》，备载十四省(不及福建)民俗，他省皆不及儒术，独称“江右讲学之盛，其在于今，可谓家孔孟而人阳明矣”(卷四)。但江右风俗悖于礼教者亦不在少。通省则“少壮者多不务穑事，出营四方，至弃妻子而礼俗日坏，奸宄间出”(《文武库》)。其外出又不是经营正经业，往往用堪舆星相等术数，赖谭天悬河的辩才以骗取钱财(《广志绎》卷四)。各府则南昌“薄义而喜争”，建昌“性悍好争讼”，瑞州“乐斗轻死，尊巫淫祀”，赣州“好佛信鬼，嗜勇好斗，轻生致死”，南安“多讼”(《文武库》)。
浙江出宰辅仅次于南直，理学之盛仅次于江西，而绍兴一府科名儒学之盛，又甲于浙江。然为顾亭林詈为“天下之大害”，“百万虎狼”，窟穴于自京师各部至各级地方衙门的胥吏(《郡县论》)，正是浙江的绍兴人。
南直的文化中心，首推南京苏州扬州三处。成书于万历晚期的谢肇涮《五杂俎》，痛诋苏州人的儇巧，已见上文。南京则以秦淮烟月、旧院名妓著称(《广志绎》卷二)。而扬州人多以买童女经过一番如何做好姬妾的专业教养后以厚直出售为业，俗称“养瘦马”。以致“广陵之姬”，成为名闻四远的名产，达官巨贾，“欲纳侍者类于广陵觅之”。且业此者并不限于平常人家，“即仕宦豪门，必蓄数人，以博厚糈，多者或至数十人”(《广志绎>>卷一、《五杂俎》卷七、《野获编》卷二三》。三处如此，则南直风尚之多弊可见。
南宋朱熹家居建阳，一生活动长期皆在闽中，故世称其学为“闽学”，其影响直到明代还很深。建宁、延平、邵武、汀州上四府，有“小邹鲁”之称(《灰画集》引《方舆胜略》)。谢肇涮是福州长乐人，自诩“吾邑虽海滨椎鲁，而士夫礼法，甲于他郡。…市不饰价，男女别于途，不淫不盗，不嚣讼，不逋赋。”但谢氏又承认“今之巫觋，江南为盛，江南又以闽广为甚。闽中富贵之家，妇女敬信无异天神”。“惑于地理者，惟吾闽为甚”。“最可恨瘟疫一起，即请邪神”。而闽广人好男色，尤甚于他处；福州又往往“乘初丧而婚娶，谓之乘凶”(《五杂俎》)。丘濬又指出“溺子之俗，闽之建剑为甚”(《大学衍义补》)。沈德符极言闽人之重男色，至以“契兄弟”比之于伉俪；甚者又有壮夫娶韶秀少年，与讲衾裯之好，称“契父子”(《野获编补遗》)。如此种种恶俗在福建的广泛流行，可见所谓“小邹鲁”，所谓“最讲礼法”，只是一些士大夫闭目塞听所作的自我吹嘘而已。
封建文化最发达的东南四省尚且不能按儒学的要求澄清风尚，其他地区当然更谈不上了。 看来山东的“士大夫恭俭而少干谒，茅茨土阶，晏如也”，河南的风俗有“淳厚质直”之誉，多半是由于地瘠民贫而导致的，与儒学的教化未必有多少关系。所以山东、河南皆多盗，“宛洛淮汝睢陈汴卫”一带，又有“同宗不相敦睦”，“同姓为婚多不避忌，同宗子姓，有力者蓄之为奴”这一类违反礼教的陋俗。“又好赌，贫人得十文钱，不赌不休，赌尽势必盗，故盗益多”(《广志绎》卷三)。中原如此，西南广西云贵等地民夷杂处，诸夷仍其旧俗，华人什九皆各卫所的戍卒，其不谐于名教更可想见。
三
总上所述，可见姑且不讲全中国，即使未讲秦汉以来的历代中原王朝，专讲汉族地区，二千年来既没有一种纵贯各时代的同一，更没有一种广被各地区的同一文化。 虽然学说一直是二千年来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却从没有建立起它的一统天下，犹如基督教之于欧洲诸国，伊斯兰教之于穆斯林国家那样。各时代风俗习尚的地区差异，更充分说明了好儒尚礼的地区一般只占王朝版图的一小部分，很难到得了一半。而在这小部分地区内，即使能做到“家有诗书，人多儒雅，序塾相望，弦诵相闻”，支配人们精神世界的，却不可能是纯正的孔孟思想，不杂二氏之说，不信鬼神。他们的行为准则，也不可能完全符合于儒家的标准、观念。
自五四以来以至近今讨论中国文化，大多者似乎都犯了简单化的毛病，把中国文化看成是一种亘古不变且广被于全国的以儒学为核心的文化，而忽视了中国文化既有时代差异，又有其地区差异，这对于深刻理解中国文化当然极为不利。 今天我在这里讲的虽然很粗疏，很浅薄，若能因而引起一些同志们的注意，稍稍改变一下过去那种中国文化长期不变、全国统一的看法，则不胜幸甚！
我强调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和地区差异，不等于我否定中国文化有它的共同性。共同性和差异性是辩证地同时存在的。中国毕竟是一个长期统一的国家，汉族毕竟是一个悠久的具有强烈的共同意识的，不可能没有文化的共同性。什么是不因时而变因地而变的共同的中国文化呢？这个问题不包括在我今天的讲题之内，本可以不讲。不过凡是热情参加中国文化的讨论的同志们，大概没有一人不是在迫切关心中国文化的发展前途的。 中国文化的共同性何在？这是直接关系到中国文化的前途的关键问题。
我以为中国在一个国家里，汉族在一个民族里，一贯对待不同文化采取容许共存共荣的态度，不论是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都是如此，因此儒佛道三教得以长期并存，进一步又互相渗透，同时又能接受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其他宗教，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共同性。也就是中国文化的特点。 因此，中国(汉族地区)尽管发生过三武之厄，佛教皆不久即复兴，：尽管在朝廷上发生过几次佛道之争，却从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即使最高统治者皇帝非常虔诚地信仰某一种宗教，却从没有强迫过他统治下的任何一民族一地区的人民改变信仰。尽管有一些和尚道士受到统治者备极尊崇的礼遇，也曾参与治政，却从没有搞过政教合一。 这种早已形成，长期坚持的兼收并蓄的文化开放传统，使整部中国史只能出现上的封建集权大一统，任何时期都做不到思想文化的统一。 秦始皇不能汉武帝不能，唐宗、宋祖、成吉思汗、朱元璋也不可能。这些帝王不是不想做，但做不到。秦汉一统王朝做不到，一到魏晋南北朝时代，专制政权的衰落，使思想文化更得到了自由发展的机会，所以这一政治上的分裂时期，在学术思想上、上的活跃与进步，远远超过秦汉。隋唐以一统王朝而能在文化发展上取得丰硕的成果，那是由于输入、吸收、融合了多种周围各族各国的文化之故。中国之所以能长期继续发展，汉族之所以能长期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繁衍为占全国大多数的主体民族，对不同文化采取兼收并蓄的开放态度，应该是主要原因之一。 中国的封建统治在政治上以专制著称，但从来并不严格限制其臣民的思想文化倾向与宗教信仰。 范缜坚持他的神灭论；虔诚的佛教徒萧子良、萧衍以帝王之尊，无可他奈何。就是到了君主专制发展到最高度的明清时代，统治者也只要求应试的士子在试卷上必须按经义代圣贤立言，却并不管你所信仰的到底是圣贤还是神仙，是周公、、孟子、程、朱，还是释迦牟尼、耶稣基督或安拉真主。我认为这正是中国文化的主要优良传统。今后我们必须继续遵循这条道路去推进中国文化在新时代新形势下健全地向前发展。当前我国在上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政策，理所当然，在文化上也应该采用同样的政策。文化上的对外开放，就是大胆地接受吸收外国的优良文化；对内搞活，就是真正地做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本文原刊于《复旦学报》198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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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 谭其骧 《中国历史地图集》，学习历史地理专业必备的书。 以中国历代疆域政区为主的地图集。 谭其骧主编。 自原始社会至清末，按历史时期分为8册、20个图组，共304幅地图（插图未计在内）。 地图全部采用古今对照。 本图集从20世纪50年代起开始编纂，文化大革命时期受到严重干扰，1975年出版了内部版更是错误百出。 1982年起陆续出版了1-8册是研究我国历代行政区划不可多得的资料！内容内容包括：已公布的原始社会遗址和其他时期的重大遗址，各民族政权的疆域或活动范围、政区和一些部族的分布，秦以前可考地名、秦以后全部可考县以上政区（含县）和县以下重要地名的位置或范围，可考的长城、关津、堡塞、谷道、陵墓、庭帐等，主要的河流、湖泊、山岭及海岸线、岛屿等。 各册都有编例和地名索引，共收地名约7万个。 由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 底图图集采用高精度的今地图为底图，以19世纪40年代前的清朝版图为基本范围，历史时期的各个政权均编绘上图；总图和分幅图都确定其标准年代或标准时期，尽可能地反映同一个年代或时期的疆域和政区；大量吸收国内外历史学、考古学、地理学等方面的成果。 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纠正了前人许多错误。 目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图 原始社会遗址图 夏时期全图 安邑、帝丘附近 商时期全图 商时期中心区域 西周时期全图 西周时期中心区域 春秋时期全图 战国时期全图 秦时期全图 西汉时期全图 东汉时期全图 三国时期全图 西晋时期全图 东晋十六国时期全图 附十六国 宋 魏时期全图 齐 魏时期全图 梁 东魏 西魏时期全图 陈 齐 周时期全图 隋时期全图 唐时期全图（一） 唐时期全图（二） 唐时期全图（三） 元和方镇图 五代十国时期全图 五代十国时期分国图 辽 北宋时期全图 金 南宋时期全图（一） 金 南宋时期全图（二） 元时期全图（一） 元时期全图（二） 明时期全图（一） 明时期全图（二） 清时期全图（一） 清时期全图（二） 中华民国时期全图（一） 中华民国时期全图（二） 地名索引概述原始社会遗址图三幅，一幅显示全国所有已发表的原始社会时期的遗址，另二幅用扩大比例尺分布显示遗址比较稠密的东部地区的旧石器时代遗址 和黄河流域及其附近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夏、商、周三代各有全图一幅，商，周二代各加一幅用扩大比例尺显示地名比较稠密的中心区域图。 周代另加一幅王畿附近地区图。 若干幅自春秋战国至明清各重要历史时期都制成分幅图若干幅，尽量容纳见于各该时期记载的各种地名，这是本图集的主体图幅，比例尺小或六、七、八、九百万分之一，大至二、三百万分之一。 一幅若有部分地区地名过密难以容纳，则另制放大比例尺的插图附见图幅四角。 每一图组另制全图一至四幅，用以显示每个时期某一年代或前后几个年代的全国概貌，内容从简，比例尺为二千一百万分之一。 分幅图春秋、战国二图组的分幅图，凡见于这两个时期的地名，不分先后，一概入图。 秦以后各图组的分幅图，其疆域和政区建制各选取该时期中某一年代为准，根据该时期的总志、地理志和其他有关记载，排出这一年代的政区建制表，据以画出各级政区。 凡此年已废或始建于此年以后的郡县，一般只选画前后朝所没有的，采用聚邑注记符号予以表示；如其驻地当时已有别的地名，则在该地名旁括注郡县名称。 聚邑除确知为后起者外，凡见于各该时期记载的，一律入图。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辖境难以详考，全图、分幅图都不画国界；惟战国中叶公元前350年左右可大致钩勒，另制诸侯形势图一幅，画出国界。 断代年代秦以后各图组的政权疆界和政区建制的断代年代，其选择的条件是：一、该时疆域政区相对比较稳定，并具有代表性。 二、有比较详确明细的文献依据。 若不具备这两个条件，一般采用这一时期后期的某一年。 同时期并存几个大政权，尽可能采用同一年代编绘，但有时为资料所限，或为了要显示边区政权强盛时期的情况，亦得另选不同年代。 同一政权的直辖地区，一律按同一年代编绘，惟羁縻地区间或另选不同年代。 一个图组的分幅图如年代相同，全图亦即采用这个年代，径以各分幅删节缩拼成图。 如分幅图年代不同，全图采用多数分幅的年代加以缩绘，对其不同年代分幅的地区，则依所定年代的情况改绘。 一个图组或需要二至四幅全图用以显示这一时期前后疆域政区的变化，则各全图自选一有代表性的年代编绘。 所选择的年代只有一部分地区与分幅图的年代相同，其余不属于这一年代的地区都按这个年代另编。 全图年代不要求与分幅图完全取得一致。 秦以后各时期的分幅图都画出县级以上政区的治所，郡级（秦至隋的郡、唐至宋金的府州、元代的路和直隶府州，明清的府和直隶州厅）以上政区的辖境。 县治以下的聚邑、关津、堡寨等，隋以前凡见于记载的基本商都画出，唐以后则画出其一部分。 各时期只画出见于当代记载的地名，凡只见于后代记载而不见于当代记载的地名一律不画。 府州郡县治所无确址可考而大致方位可指者，不画符号，作无定点注记于适当方位；凡大致方位无也可指者，列名于图框外或图幅背后。 列目于《地理志》的名称因断限年代不同而不见于图的，均列表附于图后。 东晋十六国图、南北朝时期，或因前后朝变化不大，或资料不足，故只取南齐、北魏画分幅图，画全州、郡、县三级，以窥一斑。 其余各朝皆画简图，或只画一级政区界，或只画政权界，各级政区只选画一部分；五代十国也同样处理。 各时期边区政权，也因资料不足，或只在全图中表示，或一个、几个政权合一幅简图。 除渤海、南诏、大理画出一级政区界线外，其他政权内部皆不画界线。 结语各级政区治所一般根据《水经注》、《元和郡县志》和《太平寰宇记》等唐宋至明清的总志所载故址考定入图，一部分查对了地方志和其他专著，一部分采用了近代考古学者的调查和发掘报告。 边区部分主要根据各史“四夷”传和有关边陲资料。 政区界线除有明确记载者外，一般根据该政区当时领有哪几个县，这几个县相当于现今哪些县钩出，有时还参考了志书上所载州县的四至八到。 有些地区缺少当时可资定线的依据，则袭用前一时期或后一时期的界线。 有些边地州郡定点太稀，无法钩勒，则画其可画部分，允许中断，不强求连接。 图上只标出具有政区性质的部族分布注记，凡有政区建制的地域，一般不再标当地部族名称。 河流湖泊当代有记载的按记载选择一部分入图，无记载的按前代或后代画。 海岸线根据今人的研究画出。 山川不见于当代记载的，一般即不作标注，有时不能不注，则采用前代或后代名称。 画出战国、秦、汉、辽、金和明代的长城、边塞，有遗址的和没遗址的采用不同符号。 北魏、北齐、北周和隋代的长城记载过于简略，又无遗址可寻，故不画。 分幅图多数系在内部本原版上修补挖改而成。 全图多数出自新绘。 今行政区划改用1980年的建制。 十八世纪五十年代清代完成统一之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帝国主义入侵以前的中国版图，是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形成的中国的范围。 历史时期所有在这个范围之内活动的民族，都是中国史上的民族，他们所建立的政权，都是历史上中国的一部分。 这套图集力求把这个范围内历史上各民族、各个政权的疆域政区全部画清楚。 有些政权的辖境可能在有些时期一部分在这个范围以内，一部分在这个范围以外，那就以它的政治中心为转移，中心在范围内则作中国政权处理，在范围外则作邻国处理。 全图凡中国内部各政权分别着不同的较深色，邻国皆着同一淡色。 分幅图主区着比较鲜艳色。 邻区有与主区同属一政权者，有属于另一政权而仍在中国范围内者，有不在中国范围内者，分别着色。 历史上有些地区本属两个政权间的瓯脱地带，不应勉强划属某一政权，图中不画界，用着色示意或为两不管地带，或为双方势力交错地带。 各图组图幅的排列，若同时有几个政权，先中原，后边区，或依政权建立先后为序；同一政权内各政区，按当时官书或正史《地理志》中的次序排列。 《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历史1954年，毛泽东主席提议编绘一本历史地图。 次年春，应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先生的推荐，谭先生应召到北京，负责改编、修订清末杨守敬编绘的《历代舆地图》。 由于工程过于浩繁，1957年初谭先生回到复旦大学，组织班子，进行《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纂工作，1959年建立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室。 1966年文革开始，谭先生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关入牛棚，三年以后始恢复工作。 1974年《中国历史地图集》始告完成，先出内部本，以后经最后修订公开发行。 这部八巨册的历史地图集，以历史文献资料为主，吸收了迄今已发表的考古研究成果，包括了我国自商周至清代全部可考的县级和县级以上的行政单位，主要的河流、湖泊、山脉、山峰、运河、长城和海岸线、岛屿；除中原王朝，还包括了各兄弟民族在历史上建立的大小边疆政权，完整地体现了我国各历史时期的疆域、政区、城市、重要村镇和自然地理面貌。 所有的地图都以今天的地图为底图，分色套印，古今对照，并附有地名索引，便于查找。 它集中体现了我国八十年代初的历史地理研究成果，被视为建国以来社会科学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数次得奖，复旦大学还以之作为礼物赠送来访的美国总统及其他国家的领导人。
中国各地域间文化形式的差异 中国文化与中国地理之间的关系 中国文化传承与中国地理之间的关系
一、中国历史地理环境的基本特征 中国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地理生态环境，是指中国进入文明社会以来的整个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即历史地理环境。 地理环境包括两个主要方面：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 一般说来，自然地理环境，如气候、地形、地貌、水文、植被、海陆分布等，发展变化的速度比较缓慢，有时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为人们所觉察。 但在某些阶段和某些局部地区自然地理环境的变化也可能发生得非常迅速，非常剧烈，造成巨大的影响。 人文地理环境，如疆域、政区、民族、人口、文化、城市、交通、农业、牧业等方面，发展变化的速度比自然地理因素发展变化的速度要快得多。 当然，这两方面的是相互作用，不能截然分开的。 1、疆域、政区 自秦至清的疆域范围，以鸦片战争前的清疆域为极盛。 秦汉实行郡县制，唐朝逐渐演变为道-州-县三级制，宋朝主要为路-州-县三级制，元朝实行行省制，明清沿袭，基本形式为省-府-县。 2、民族、人口 中国历来是多民族国家，各族共同缔造中国，中国领土也由各民族共同开拓和巩固。 公元初已有6000多万人口，几经起落，至19世纪中叶达4.3亿。 人口分布极不均衡，迁移频繁，移民众多。 3、地形、地貌 一些湖泊消失，或发生巨大变化；水道、水系的变迁，如黄河改道，海河水系形成；海陆变迁，一些沿海地区陆续成陆，另一些地区又沦入大海；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地貌破碎；沙漠扩大或范围变动等。 4、气候 温度变迁，有过多次反复，由寒转暖，又由暖转寒；湿润状况的变迁，由湿润而逐渐干燥，旱情增加。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诞生在中国这一特定的地理环境里,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性,地理环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1、具有连续性和持久性 在数千年的人类文明进程中,中国文化是唯一不曾中断的、具有连续性的文化,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这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归功于中国拥有一块完整而广阔的地理环境。 中国传统文化在对周边外来文化进行潜移默化中,始终保持着自己完整的风格和日趋完善的系统,长期绵延不绝,使中国文化具有较强的自信心和稳定的发展过程。 中国与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同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但不同的是:中国文化的发展从一开始便依托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内部拥有广阔的回旋余地。 历史一再表明,当北方强悍的游牧民族挥师南下,中原王朝在失去黄河流域时,还可以以长江流域及珠江流域为依托延续着自己的文化。 因而在中国历史上,西晋、北宋灭亡,随后还能在东南一隅分别建立了东晋、南宋,并且都延续一百多年。 正是因为拥有这种回旋余地较大的空间,使得中国文化不像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等古文化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或是被取代而中断了,或是湮灭、消失了。 2、具有多样性和包容性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内生文化, 内部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 使生息于黄河流域的汉民族率先发展了自己的文化, 随后便不断融合了中国境内其他的地区及民族的文化,中国少数民族如匈奴、鲜卑、羯、契丹、辽、金等最终自觉或不自觉的接受了中华文化并融入她的血脉之中, 没有这种融合, 就没有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中国文化的这种融合力和同化力正是一个独立的古文化系统得以保存和延续的先决条件。 3、具有保守性和封闭性 中国文化是在三面陆地、一面临海,四周较为封闭的地域里发展起来的。 自然障碍将古代中国人与外界隔开,形成了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 这样很容易造成一种隔绝机制,阻断了中国同外部世界更多的交往。 加上内部优越的自然条件,几乎完全可以自给自足,再加上因早熟的农业文明,周边地区的相对落后,使一向以“天朝自居”的中国人更不愿主动与外部世界打交道。 在中国历史上,虽有张骞开辟“丝绸之路”、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但大多数朝代基本上都是奉行闭关自守的对外政策,与外部世界交往较少,到了近代更是采取愈发严重的闭关锁国。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性及封闭性,使得中国在近代没能及时地吸收和受容外来的优秀文化,导致中国近代历史上出现屈辱。 三、地理环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1、地理环境对中国文化形成和延续的影响 中国是一个素称“以农业立国”的国家,各朝统治者都是高度重视农业的发展。 究其原因，地理环境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 “以农业立国”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古代文化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文化。 中国有极为广袤的疆土，其内部平原广阔，特别是黄河，长江两流域平原毗连，没有明显的天然的屏障，因此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军事上都易于统一，所以历史上强悍的游牧民族南侵，中国纵使丧失了首当其冲的黄河流域，仍有广大的退路可供周旋。 其他古文明地区沦亡于外族的入侵，即一蹶不振，独中国能对边族潜移默化，始终保持着自己文化的独特风格和完整系统，并使之绵延不绝。 2、地理环境对中国文化多样性的影响 中国复杂的地形和多样的气候,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缘文化和区域思想观念。 早在先秦时代就形成了各具特色、对后世影响深远的齐鲁文化、燕赵文化、三秦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及岭南文化等。 中原地区由于对农业的重视而养成重土安迁的观念;东南沿海一带由于耕地有限,重视海外贸易,思想观念开放,西北的绿洲地区因土地限制和地处交通要道,商业发达较早;北方游牧民族由于环境恶劣,不得不以频繁的迁徙和战争来对付环境的压力。 中国的区域文化虽然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但又并存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体多元结构。 随着中国农耕经济向周边的扩张,中国传统文化固有的包容性又促使区域文化的相辅相成、渐趋合一。 儒、道、佛三教的并行而立,盛唐时的胡汉交融,都充分的说明了这一点。 正是由于这种多样性及包容性,中国传统文化始终保持着生机与活力。 3、地理环境对开放和封闭的影响 地理环境的开放与封闭是相对的，不能一概而论，不同生产力对环境有不同要求，也会产生不同结果。 中国有较易于隔离的地理环境。 东面临海，西北横亘漫漫沙漠，西南有世界上最大的青藏高原。 这些都是地理上的阻绝地带，给予农业民族无法突破的限制。 这种一面临海，其它三面陆路交通极不便利，而内部回旋余地又相当开阔的环境，形成一种与外部世界半隔绝的状态，使中国没有向外部拓展的野心，养成了独自经营，和平温顺的国民性格。 所以，中国文化大体上是在本土独自酝酿成长，虽偶有外来文化成分由西域或海上传入，皆能雍容消纳，使中国文化的发展稳定而富于自信。 四、结束语 中国传统文化上下数千年,历史悠悠不绝,不仅包含丰富的内容,覆盖了辽阔的国土,还一直影响到今天的现实生活。 现在,在整个世界连成一体、世界文化不断交融的新形势下,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在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要求下,我们必须努力建设自己的新文化。 既要结合自己的国情,引进一切优秀的、有价值的世界文化遗产,始终保持开放的心态,善于吸收外来的新鲜的文化成分,更要充分发挥、合理利用和有效保护自身的传统文化资源,使中国传统文化发扬光大、长期延续,并用其解决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避免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暴露出来的许多弊病,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健康向上的、积淀深厚的精神文化做保证,并使各国在世界文明的进程中分享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贡献。 探讨中国传统文化与地理环境关系的意义,在于充分吸取和利用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有价值思想,加深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强化对文化环境的热爱和保护,在强调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同时,更要注重区域文化的建设与协调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和发展于中国这一特定的地理舞台,它已经而且必将在这一舞台上、甚至在整个世界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从文学作品看中西方文化差异论文
一、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
中国的文学起源可以追溯到先秦的《诗经》，它是中国文学起源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诗经》来源于民间题材，是广大劳苦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强烈地抨击了当时残酷的社会现实。到春秋、战国时期，文学创作的主要方式是哲学散文，这一阶段为中国思想意识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屈原的《楚辞》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后来的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以及明清小说都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和变化。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大学生解放思想、争取自由的思潮运动为我国的现代文学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鲁迅的《呐喊》《彷徨》和郭沫若的《女神》都体现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写作手法的结合，为现代的文学创作风格开创了先河。这些文学巨匠都受到了西方文学意识的影响，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在当代，我国的文学作品创作数量非常多，但质量却不高。究其原因是现代社会的物欲膨胀，拜金主义意识强烈，很多作家难以静下心来，脱离现实的名利诱惑去创作。大多数的文学创作者趋于名利，写作内容商业化，将文学创作变成了一种职业，而不是发自肺腑地去引领思想潮流的进步。例如，80后作家郭敬明，备受90后的年轻人追捧，同时也遭到很多人的质疑和批评。尤其是由郭敬明指导的电影《小时代》的上映和其高票房的收入，引得众人对当今的快餐文化进行了大肆的批评。中国历史悠久，文学成就也是硕果累累，不同时期的文学作品体现了不同时代的文化。因此，可以说文学作品就是历史的体现、文化的体现。
二、西方文学的发展历程
西方国家的文化起源可以追溯到希腊的神话寓言以及罗马神话，这一时期是西方古典文学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时期。恩格斯说：“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可见，希腊和罗马神话对西方国家的文学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体现了“人神合一”的思想意识，以及夸张的文学手法与现实描写的结合。在西方中世纪的文学作品上体现了宗教文化，当时文学创作的形式多是圣经故事、赞美诗、宗教剧等，深刻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宗教文化。在中世纪的后期，兴起了文艺复兴运动，人们极大地解放了思想，追求自由，文学作品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如《巨人传》《十日谈》《羊泉村》等，凸显了当时人们的人文主义精神。到了18世纪，现实主义小说开始风行，文学创作者通过文学创作积极地反映封建宗教礼法、资产阶级压迫、社会不公平等社会现实，同时赞颂自由主义的爱情、女性主义的妇女解放等伟大的精神。这一时期的经典文学作品层出不穷，如《鲁滨孙漂流记》《汤姆·琼斯》《阴谋与爱情》《浮士德》等，都为人们思想意识的解放、人文精神的追求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美国的文学发展主要体现了战争背景和西部牛仔的自由主义精神，具有独特的西部文化内涵，为西方文学的发展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三、文学作品中的中西文化差异
（一）中西方文化差异之历史差异
在上文我们介绍了中西文学史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出中西的文学发展路径存在很多不同，这些差异产生的原因归根结底就是历史背景的不同。中国历经奴隶社会和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最后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华民族文学发展最长的阶段是封建社会时期，人们的思想感情也是对封建社会的反抗和鞭挞。反封建思想是中国文学作品里蕴含最多的思想感情。西方国家的历史主要是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最后到资本主义社会。西方国家在14—15世纪就进入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经历了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其间的`工业革命以及独立战争都对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由于中西方的地域和民族的差异，其历史发展阶段存在很大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意识形态。在郭敬明的小说《小时代》中，描写了新时代的四个大学生的个人成长蜕变和对爱情的追求精神，并且在整部小说中都大量地描写了奢华的生活且塑造的人物形象几近完美。这样的小说之所以受到许多90后的追捧，是因为其反映了当今时代物欲横流的特点以及人们对完美人格和生活的向往。同名电影一经上映，票房就突破亿元大关。这样备受争议的一部作品为什么受到众多青年的喜爱呢？原因很简单，此部作品反映了21世纪的拜金主义且迎合了青年学生不切实际的愿望，满足了当今时代人们对快餐文化的需求。经过早期移民、独立战争、南北战争的美国人世世代代坚信，只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就可以获得更好的生活，人们坚信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价值。这种“美国梦”的精神来源于美国人通过战争取得民族独立的历史，因此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主人公盖茨比来自贫穷的家庭，却通过自己的不断努力获得了巨大的财富，这就是“美国梦”精神的体现。《了不起的盖茨比》是美国作家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写于20世纪20年代的一部作品，美国正处于经济大发展时期，人们积极地发展生产，创造财富，这些历史元素在小说中都有很明显的体现。因此，不同的文学作品体现了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精神。
（二）中西方文化差异之心理差异
中西文化差异还表现在人们的心理差异，这种差异主要来源于宗教和哲学思想的影响。以儒、道、释合为一体的东方文化一直影响着中国人，中国人最原始的认知在于悟自身，从自身的道德修养出发，儒家的“仁”、道家的“道”、释家的“空”是它的思想核心。而西方人以基督教教义为主要思想核心，相信主的恩赐和宽恕。这种宗教心理在中西方文学作品中都有明显的体现。《牡丹亭》中的杜丽娘渴望追求自己的爱情和生活，却因为现实的原因不能实现，杜丽娘死后化成魂魄与心上人柳梦梅终得圆满结局，这符合了中国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以及期盼圆满结局的心理。在西方文学作品的研究中，我们不难发现，多数的文学作品都以悲剧结束。《呼啸山庄》中的主要人物都以悲剧收场，凯瑟琳难产而死、辛德雷惨死、希斯克利夫自杀而死，受到封建礼制和物欲阻挠的爱情，没有得到喜剧的结局，就是西方人“悲剧体现伟大”的心理。
（三）中西方文化差异之价值观差异
中国的传统文化一直奉行集体主义精神，崇尚集体利益大于个人利益。中国人的民间俗语有“众人拾柴火焰高”“团结就是力量”等，这些都反映了中国人的集体主义价值观。而西方国家则是追求个人主义价值，推崇强者、英雄。由于西方国家受“天赋人权”的思想影响，人们认为只要不侵犯别人的利益，个人的一切追求都是天经地义的，追求个人价值最大化。在《小时代》里，作者着重描写了四个女大学生之间的友谊，以及为了集体利益牺牲个人利益的精神。在《愚公移山》里，愚公带领家庭成员挖土移山，为了子子孙孙的后代利益，不惜牺牲个人利益的精神，都体现了中国人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盖茨比认为黛西是因为金钱才跟布坎南结婚的，所以他立志要成为有钱人。经过几年的艰难坎坷，盖茨比获得了巨额财富，这是个人主义的一种体现。西方人认为，通过个人的不懈奋斗一定会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在小说中，盖茨比与布坎南发生争执的时候，盖茨比说道：“你的妻子不爱你。“”她从来也没有爱过你。她爱我！”通过盖茨比的话语，我们可以看出，盖茨比认为黛西爱的人是自己，他们就应该生活在一起，他没有顾忌到给别人带来的影响和伤害。这就是个人主义价值观的体现。
四、结语
总之，由于中西方地域、历史的差异，导致了文学发展的不同且文学作品中又体现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包括历史背景、心理认知、价值观的差异。文学作品就是民族文化的映射，我们可以通过不同文学作品欣赏不同的地域文化。因此，我们应该多学习、多阅读不同地域的文学作品，以了解不同的风土人情和民族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