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是一所集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于一体的专科性博物馆。这里收藏有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各类史前遗物、历史文物以及民族学标本等。其中，以有段石锛、高山族泰雅人贝珠衣为代表的、种类丰富的台湾地区文物，是馆藏的一大特色。
暑期，该馆吸引大量师生、市民游客参观游览。这些珍贵的台湾地区文物，让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两岸文化的同根同源。
跟随博物馆的志愿者讲解员，来这里一探究竟。
记者：陈旺
新华社音视频部制作
古越族的文化介绍
我国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有丰富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但迄今仍未见八千年以前的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存在明显的缺环。 这一情况，只能作两种假想：其一是尚未有发现的机会，寄希望于未来；其二是受客观条件的限制，确是不存在，成为永久的缺陷。 无论如何，只能等待历史的检验。 华南地区自旧石器时代就有“马坝人”、“柳江人”等古人类在这里生息繁衍，现已发现多处可靠的新石器早期洞穴文化遗址。 其中年代最早的是广东阳春独石仔遗址上文化层，出土贝壳经碳14测定年代距今±300年（注：丘立诚等：《广东阳春独石仔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发掘》，《考古》1982年第5期。 ），突破了一万年大关，令人瞩目。 与此年代相近的有广东封开黄岩洞遗址（注：丘立诚等：《广东黄岩洞洞穴遗址发掘》〈《考古》1983年第1期。 〉， 广东英德（原属翁源）青塘墟朱屋岩、仙佛岩、吊珠岩、黄门岩等遗址（注：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翁源青塘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1年第11期。 ）。 在广西则有柳州白莲洞遗址上文化层，经碳14测定年代距今±150年（注：周国兴：《白莲洞遗址的发现及其意义》，《史前研究》1981年第4期。 ）， 亦在万年以上。 这些遗址的共同特点是叠压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层之上，打制砍砸器与磨制石斧、石锛并存，以打制石器为主，磨制仅及刃口，有大量的螺丝壳和兽骨堆积。 其中英德青塘遗址还发现火候不高的夹砂粗陶和泥质软陶片，手制，施绳纹、编织纹等纹饰。 时代再往前发展就到距今八、九千年前的广西桂林甑皮岩洞穴遗址（注：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等：《广西桂林甑皮岩洞穴遗址的试掘》，《考古》1976年第 3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等：《石灰岩地区碳14样品年代的可靠性与甑皮岩遗址的年代问题》，《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 ） 和江西万年大源仙人洞洞穴遗址（注：江西省文管会：《江西万年大源仙人洞洞穴遗址试掘》，《考古学报》1963年第 2期。 《第二次发掘报告》，《文物》1976年12期。 ）。 值得注意的是甑皮岩与仙人洞遗址相距数千里，而文化内涵却颇多相似之处，如打制与磨制石器并存，均有火候不高的夹砂粗陶片，有穿孔砾石，有螺丝壳堆积等。 这表明在距今一万年左右的全新世之初，我国南方已从旧石器时代开始向新石器时代过渡。 其过渡的动因是人类从采集经济向早期的园圃和刀耕火种农业过渡，开始了新石器时代的“农业革命”。 华南古越族的先民，得天时地利，成为步入新石器时代的先驱（注：黄崇岳：《华南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领先性与滞后性初探》，载《东南亚考古论文集》，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1995年版。 ）。 我国中原地区尚未发现超过一万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 在中华民族远古历史上，传说“神农区耕而作陶”（《太平御览》卷833引《周书》）。 这把发明农耕与制陶连在一起的古史传说， 正是新石器时代“革命”的象征。 考古材料证明，在新石器时代，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至珠江流域，都逐渐孕育出农业文化。 农耕与制陶是中华民族先民的发明创造，也是后来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特征，使中国成为农业之国、陶瓷之国和丝绸之国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由于自然条件的差异，新石器时代的黄河流域，发展的是粟作文化，如仰韶文化遗址所见然。 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则发展稻作文化。 这些地区正是古代楚人与越人活动的地区，也是农史界确认的最早从野生稻发展到人工栽培稻的稻作农业起源地。 在七十年代初，于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发现了距今七千年前的稻谷遗存，还有“干栏式”房屋遗迹和木船桨等遗物（注：浙江省文管会等：《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1 期。 ）。 这正是古越族先民对早期稻作文化的重要贡献。 1988年秋，在湖南澧县彭头山又发现了距今八千多年前的稻谷遗存（注：裴安平：《彭头山文化的稻作遗存与中国史前稻作农业》，《农业考古》1989年第2 期。 ）。 湖南是传说中“三苗”活动地区，以后的楚人和越人与三苗均有渊源关系。 华南古越族地区，无疑也是稻作文化的起源地。 早在四、五十年代，华南农学院院长、著名农学家丁颖教授就提出中国稻作起源华南说（注：丁颖：《中国稻作之起源》，中山大学农学院《农艺专刊》1949年第7期。 ）。 据农学界的调查，华南地区从更新世晚期到21世纪，都有全国最丰富的野生稻分布（注：全国野生稻资源考察协作小组：《我国野生稻资源的调查与考察》，《中国农业科学》1984年第6期。 ）。 这些野生稻成为古越族先民在新旧石器时代交替时期从事采集经济的重要来源，进而发展为刀耕火种和锄耕的稻作文化。 距今四千多年前的粤北曲江“石峡文化”遗址中下层，发现有大量石斧、石锛、石铲等农耕工具和稻谷遗存（注：广东省博物馆等：《广东曲江石峡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7期。 ）， 表明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这里已进入较发达的锄耕稻作农业阶段。 在广东佛山、博罗等地汉代遗址或墓葬中，出土不少“井田”式水田模型及耕牛模型，表明从新石器时代至秦汉时期，华南古越族地区的稻作文化，一直向先进的犁耕农业发展。 陶器的发明与发展，是农业民族的重要历史贡献，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陶器适应了农作物熟食和农业民族的定居生活，从新石器时代开始，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不同类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产生了不同类型的丰富多彩的陶器，如仰韶文化的彩陶，龙山文化的黑陶，而南方新石器时代晚期最具特色的是几何印纹陶，其兴盛时间约距今3500—2200年间，即商周至汉初，陶器上各种几何形图案花纹达五、六十种之多。 经解放前后几十年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大多数学者认为几何印纹陶与双肩石斧和有段石锛共存，分布范围自长江下游至东南沿海和华南地区，正与古越族及其先人的活动地区相吻合，可以说几何印纹陶正是古越族及其先人创造的文化。 值得注意的是，几何印纹陶与原始釉陶和原始青瓷的发展，有一脉相承的关系，曾给中原地区华夏族的商周文化以有力的影响。 关于几何印纹文化问题，引起我国历史、考古和民族学家的广泛兴趣，作了相当深入的探讨。 其中江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博物馆馆长彭适凡先生的《中国南方古代印纹陶》（《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堪称力作。 书中集前人研究之大成，对南方几何印纹陶的起源、发展、分类、衰退、传播和工艺均作了深入的探讨。 同时，他还把几何印纹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论证了南方古越族是几何印纹陶文化的主人。 我们基本同意他的观点，毋庸赘述。
什么是古越文化
追踪古越文化的变迁足迹张学勤 颜越虎2003-9-22今年夏天，12名学者冒着酷暑在浙、闽、桂、粤、琼五省区追寻古老的越文化。 在22天的实地勘察中，学者们接触了大量越文化的活资料，实地考察了许多古越文化遗址，其间，他们感触最深的是：台湾与祖国大陆，文脉相承，地脉相连，血脉相通——追踪古越文化的变迁足迹由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和绍兴越文化研究所共同发起的这项研究课题全称为“古代越文化传播分布地域实勘研究”，参与研究的专家学者来自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省区。 浙江大学终身教授、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先生是该课题的设计者。 说到越文化，人们自然会把目光落到浙江的绍兴，毕竟绍兴曾经是越国的统治中心。 但是，这次参与研究越文化的学者们却更多地将目光落到了浙江以外的东南沿海诸省，包括台湾省，这种学术上的指向是以丰富的史实为基础的。 百越文化遍布东南沿海绍兴越文化研究所名誉所长、知名越文化研究者车越乔是该研究课题的总策划人。 他说：“这项研究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通过运用各学科取得的最新成果，来综合研究越文化，此次确定实勘地区也是建立在这一点上。 ”有关专家分析我国历史文献资料后认为，春秋战国时期，在今浙江绍兴崛起的越国（当时称“于越”），只是越人中的一支。 而与此同时崛起的吴国（当时称“句吴”）也是越人的支系。 随着越王句践灭吴，并北上称霸后，越的名称开始大显于世。 东南沿海地区以后又陆续出现了干越、扬越、南越、闽越、瓯越、骆越、夷越等称呼。 由于越人都居住在我国长江下游的东南沿海地区，所以古书就将这一地区称之为“百越之地”；居住在这一地区的人也被称之为“百越民族”。 细心的读者如果对比《史记》和《汉书》对百越的记载就会发现，《史记》全写作“越”，而《汉书》则都写作“粤”。 其实，在古书中“粤”与“越”相通，越人就是粤人。 “百越”就是“百粤”。 所以，在这次的越文化实地勘察中，学者们的一个重要的发现是：在福建武夷山下有一个古村落的门楼上赫然有“古粤”两个大字，这是一个古越人的聚落遗存。 参加实勘研究的广东省博物馆研究员杨式挺先生说：“广东的简称是粤，但是，广东也有‘越’的地名，著名的越秀山就是其中之一。 ”近些年，一些专家还注意到，古书在记载百越历史时还提到“内越”和“外越”的概念。 经考证后，目前专家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内越就是居住在东南沿海地区的越人；外越则是居住在台湾等岛屿上的越人。 由此可见，台湾高山族人与祖国大陆同宗同族，血肉相连。 这次的“古代越文化传播分布地域实勘研究”项目不只是研究“大越”的文化，还要研究“内越”和“外越”的文化。 但是，今天的人们可能会感到困惑：面对宽阔的台湾海峡，古代的越人是如何登上台湾岛而成为“外越”的呢？越人祖先轻松去台湾台湾地区的考古资料表明，台湾目前发现的最早古人类化石是距今2万年左右的“左镇人”。 那么，2万年前的“左镇人”是从哪里来的呢？答案是来自“百越大地”。 根据古地理学和第四纪等科学的研究成果表明，在更新世，台湾海峡曾几次成为陆地。 最近的一次发生在距今年至年间。 当时，海平面下降至今天海平面的-155米以下，包括台湾海峡在内的整个东海大陆架都变成了广阔平坦的大平原。 浙江、江苏、广东、广西曾发现距今5万年至10万年的古人类化石，可见越人的祖先在东南地区居住的年代相当久远，他们曾目睹台湾海峡沧海桑田的变化，当整个东海大陆架都变成了广阔平坦的大平原时，越人的祖先就曾迁移至这个富饶的“东海大平原”上生活。 至于今天的台湾岛，当时则成了东海大平原东南方的一片山地和丘陵。 当时的越人祖先要去这些山地和丘陵，还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吗！大约在1万年前，随着卷转虫海侵，海平面开始不断上升，东海大平原最后成为华夏大地上沉没的古陆。 生活在东海大平原上的越人祖先，有的向内地迁移，有的则留在了舟山、澎湖、台湾等岛屿上。 在实地勘察中，学者们对古人将越人分为“外越”和“内越”有了进一步的理解。 作者： 59.38.125.*2006-3-19 13:24 回复此发言--------------------------------------------------------------------------------2 追踪古越文化的变迁足迹1999年，福建泉州的考古爱好者曾从台湾海峡中打捞起数千件动物化石，其中有一个化石似乎是人类化石，后经专业考古研究人员检测，这是一个距今1.1万至2.6万年间的古人右肱骨化石。 著名人类学家贾兰坡将其命名为“海峡人”。 这项考古新成果，也证明了台湾海峡曾经成为东海大平原的历史，更为海峡两岸古人类之间的血脉关系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物证。 海峡两岸使用相同石器在近几年的考古发掘中，人们已经注意到，大凡在东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都会发现一种叫“有段石锛”的石器，这种安装在“7”字形木柄上的石锛，是百越文化的一大特色。 浙江的河姆渡遗址曾出土7000年前的有段石锛，曾经被专家视为有段石锛的发源地，但是，近年杭州萧山跨湖桥遗址出土的原始有段石锛更是将此石器的年代上推了1000年。 所以，确切地说，浙江的宁绍平原是有段石锛的发源地。 有段石锛随着越文化的流动，从浙江走向江苏、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等广大百越之地。 台湾岛上的大坌坑遗址、圆山遗址等许多新石器遗址中都曾出土不少有段石锛。 作为越人特有的有段石锛究竟有何用处呢？考古学家经过多年的研究后已形成比较一致的看法：这些有段石锛的一个很重要的用处是挖制独木舟。 去年，跨湖桥遗址在出土有段石锛的同时，更出土了一艘7000多年前的独木舟，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专家经考证后，再次确认“石锛是制作独木舟的工具”。 古书称百越民族“善于用舟”。 越王句践曾描述越人为“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所以，今天也有人称百越民族为“海洋民族”，称“百越文化”为“海洋文化”。 东海大平原被海水淹没后，海峡两岸越人的来往遇到台湾海峡的阻隔，但是，在水边成长的百越民族，早已练就了应对水的本领。 他们凭借自己独特的工具——有段石锛，挖制独木舟，来往于海峡两岸，尽管台湾海峡宽度达上百公里，但是，它阻隔不了内越与外越的来往，阻隔不了越文化的传播。 海峡两岸的考古新成就，向我们展示了数千年前两岸的越人使用着相同的工具。 小小石锛见证了两岸文化的一脉相承。 文化特色传承海峡两岸厦门大学博士生导师吴春明先生是著名的越文化研究专家。 他说：“其实，百越民族确切地说就是东南土著民族。 ”秦汉以后，随着部分越人的内迁，和大量汉人的南下，东南土著民族在与汉族人民的共同生活中，渐渐融为一体。 如今，大部分越人的后裔都已经汉化。 那么，我们又将如何寻找越人的后裔，如何实地勘察越文化呢？吴春明先生说：“今天，许多学者都已注意到东南地区有些少数民族就是百越民族的后裔。 由于他们居住在高山等偏僻地区，与外间的接触较少，一直保持并发展着自己的独特文化和习俗，这里面就曾保留着不少古代的越文化。 ”语言学、民俗学、考古学等学科的研究资料表明，壮族、苗族、瑶族、黎族、台湾高山族等东南地区的少数民族都是百越民族的后裔。 因为他们都或多或少地保留有古代百越文化的特色。 前些年，有学者将清朝《台湾府志》中所列台湾土著民族的特殊风俗习惯100条，与祖国大陆南方少数民族，特别是与古越人有密切渊源关系的壮侗语族的各族比较，发现相同或接近的占82%。 如“断发文身”是古代百越民族的特有习俗，台湾的高山族和海南的黎族都曾长期保持着这一习俗。 拔牙也是古越人的风俗，台湾的高山族和广西的壮族也都曾长期保持着这一习俗。 参加这次实勘的广西博物馆研究员蒋廷瑜先生说：百越民族是稻作文化的开创者，两岸都有史前稻谷遗存发现。 台湾的营浦遗址中发现了史前稻谷遗存，这里的文化与福建昙石山文化就很相近。 此外，海峡两岸作为百越民族后裔的少数民族，在语言、信仰等许多方面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这次的实地勘察中，学者们非常注重在这些少数民族的资料中收集有关古代越文化的信息。 陈桥驿先生说：随着人类学、考古学、第四纪学、语言学、古地理学等许多学科不断取得新成果，加上碳14、铀系、热释光等科学测年法的逐步具备，今天，全面综合地研究古代百越文化的条件已经成熟。 这次学者们之所以将研究的主要目光落在了海峡两岸，也正是因为各门学科的新成果已经为这项研究指明了方向。 陈桥驿先生认为，运用各门学科的成就综合研究越文化，不仅能把握海峡两岸文脉相承，地脉相连，血脉相通的历史，更能了解海峡两岸的百越民族，在中华文明的进程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据悉，“古代越文化传播分布地域实勘研究”项目，将用3年的时间来完成。 这些天，学者们正在整理从浙、闽、桂、粤、琼五省区实地勘察后得来的资料，明后两年，专家们还将赴华南沿海省区，他们的实勘脚步将踏上祖国的宝岛台湾。 作者： 59.38.125.*2006-3-19 13:24 回复此发言--------------------------------------------------------------------------------3 回复：追踪古越文化的变迁足迹海内外专家学者在绍兴研讨越文化新华网 （2002-06-17 16:43:28）稿件来源：新华网--------------------------------------------------------------------------------新华网杭州6月17日电（记者潘海平）今天，来自韩国、日本、美国、中国的80多位专家学者聚会浙江省绍兴市，参加在此间召开的“越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在3天会议期间，与会者将围绕越国的兴衰、早期都城的地望、墓地形式及其文化遗存、越国的政治体制与思想领域等主题展开研讨，以揭示这个远古王国的瑰丽文明。 据专家介绍，浙江省历史的序幕揭开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浙江先民早已过上以水稻耕作为主的农业定居生活，并创造了享誉海内外的“马家浜文化”、“河姆渡文化”和“跨湖桥文化”。 古越国是以绍兴为核心地域建设的，从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开始，经历了近2千年的发展历程。 公元前473年，越国灭其邻国吴国后，势力范围曾经北抵山东，南入闽台，东到大海，西达皖南、赣东，是中国古代东南沿海一个强盛的大国。 据史料记载，越国先民不仅是中国青瓷的发明者，而且其青铜铸剑和造船的技术也名扬天下。 越文化的影响力不仅限于大江南北、黄河上下，而且涉及到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和东南亚地区。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关于古越国的考古发现，让人们再次感受到惊奇。 其中，印山越王陵即越王勾践之父的陵墓，就以巨大的墓坑、形制奇特而豪华的木椁、构筑缜密防腐设施而轰动一时。 为了弘扬浙江悠久的历史文化，揭示浙江深厚的文化内涵，诠释越文化对海内外的影响及其重要地位。 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绍兴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了这次讨论会。 （完）作者： 59.38.125.*2006-3-19 13:31 回复此发言
林惠祥的人物生平
1901年6月1日(农历4月15日)，林惠祥出生于福建晋江县的一个小商之家。 自幼聪颖好学，特别喜欢听大人们讲神话、传说之类的故事。 九岁入私塾，即能熟读所学诗文。 1926年毕业于厦门大学。 1927年秋，林惠祥考入了菲律宾大学研究院人类学系，并跟从美国教授拜耶（H·O·BEYER）作人类学的研究工作，1928年毕业，获人类学硕士学位。 1929年任中央研究院特约编辑员，后参加该院民族学组研究工作。 1931年任厦门大学历史社会学系主任、教授。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厦门大学历史系主任、人类博物馆（我国第一个人类博物馆）馆长、南洋研究所副所长（所长由厦门大学校党委书记兼任）。 他从事东南亚和中国东南地区考古发掘和民族调查研究，是中国对台湾省高山族最早进行调查研究的学者，著有《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 他对民族文化和中国民族的来源及划分系统等问题，颇多创见。 他的《文化人类学》一书确立了中国人类学体系，受到当时学术界的普遍重视与欢迎；另一著作《中国民族史》获得国内外学者好评。 他还先后参加调查和发现武平、龙岩、长汀、闽侯等地的新石器，并撰写了有关台湾新石器、福建古民族、中国与东南亚古民族的关系等方面的论文。 1929年和1935年他两次冒险只身深入日本侵占下的台湾，调查高山族(当时称番族)，获得圆山新石器和高山族文物。 1934年，为普及人类学知识，他运用自己搜集、发现的考古和民族文物，创办了厦门市人类博物馆筹备处。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携带文物避难南洋，继续从事东南亚的考古和民族研究。 曾祖父在台湾经商，事业发达，至父亲林毓鉴时家道已衰落，仅经营小商业。 惠祥自幼随父在台湾生活，至宣统元年(1909年)回故乡蚶江入私塾读书。 民国元年，考入福州东瀛学堂，学业成绩全班第一。 毕业后，因家贫不能升学，在家自修，经过两年刻苦攻读，中英文都达到中学毕业程度，还能翻译英文小说。 民国8年(1919年)，惠祥随父回台湾，又转往菲律宾，在一家米厂任书记员，因对商业不感兴趣，工余仍自学诗文不辍。 民国10年（1921年），陈嘉庚创办厦门大学。 惠祥以同等学历考取文科社会学系，为厦门大学招收的第一批学生之一。 在厦学习期间，成绩优良，连获甲等奖学金2次，并在厦门中华中学兼任史地和社会科教员。 民国15年，获文学士学位，为厦门大学第一届毕业生。 先在该校预科任教1年，然后到菲律宾大学研究院人类学系跟随美国导师拜尔教授学习人类学，仅1年时间，就取得人类学硕士学位。 民国17年(1928年)5月回国，先在南京中央研究院任研究员，致力于人类学(包括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和博物馆学等)的研究，除了撰写专著，还深入台湾等地作民族学和考古学的野外调查工作。 民国18年，受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之托，冒着生命危险，到日本占据下的台湾调查台北圆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和高山族文化遗俗，后写成《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一书，由中央研究院出版，为国内系统调查研究台湾高山族第一人。 他把在台北基隆圆山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贝冢和高山族地区所发现的新石器等民族文物都带回大陆，分别收藏于南京博物院和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筹备处。 民国19年(1930年)9月，惠祥回到厦门大学，担任文学历史社会学系教授兼主任。 民国24年(1935年)，再次冒险到台湾高山族聚居地区调查，又带回一批高山族文物，并将两次到台湾调查所搜集的考古、民族文物，陈列于校中人类博物馆。 民国19～26年抗日战争爆发这段期间，致力于人类学专著的写作和出版，其中《文化人类学》一书，对人类学总论、略史以及物质文化、社会组织、宗教艺术、语言文字等，都有精辟的论述；对于中国原始社会组织、婚姻制度等问题，也有独到的见解，民国23年(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列为“大学丛书”之一。 同期，他又撰著《中国民族史》(上、下两册)，对中华民族的来源、历史发展、分类系统等问题，颇多创见，民国25年(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是当时中国民族学专著中最完整详尽的一部。 后来该书被日本学者中村、大石合译成日文，受到国内外民族学界的重视与引用。 此外，他还先后出版《民俗学》、《世界人种志》、《神话论》等专著，为奠定中国研究人类学有关分科基础作出重要贡献。 民国23年(1934年)，惠祥在厦门大学西侧顶澳仔住家二楼，创办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筹备处，将自己历年搜集的考古、民族、民俗等文物，连同华侨、热心人士捐赠的文物一起陈列，供校内师生及校外各界人士参观，为中国第一家人类学专科博物馆。 民国26年(1937年)暑假，惠祥自费到闽西考察，发现武平新石器时代的石器和印纹陶等文物。 这是中国东南地区最先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 他从武平新石器时代文物的研究中，认为石锛、有段石锛和印纹陶，是东南古越族及其先民的遗物，是中国东南地区古文化的特征。 这些创见，为他后来的考古发现所证实，得到其他考古学家的承认。 是年，抗日战争爆发，惠祥携带文物、图书避往南洋。 民国27年(1938年)1月，他在参加新加坡远东史前学家第三届国际学术会议上，宣读《福建武平之新石器时代遗址》论文，受到与会各国教授专家的重视。 在新加坡期间，任新加坡南洋女中教员和《星外》半月刊编辑，虽然生活环境困苦，仍坚持考古和民族问题研究，先后撰写《马来人与中国东南方人同源说》、《南洋人种总论》、《南洋民族与华南古民族的关系》等论文，还编译《菲律宾民族志》、《婆罗洲民族志》、《苏门答腊民族志》等专著，成为中国研究南洋问题，尤其是研究南洋和南洋考古的开拓者和倡导者之一。 年底，他陪同菲律宾侨领李俊承到印度游历，同时作考古和民族调查，从恒河流域到尼泊尔边境，历时两个多月，获取大量印度考古和民族文物等资料。 民国28年(1939年)冬，担任槟榔屿钟灵中学校长，积极提倡、参与捐资筹赈活动，支援祖国的抗日战争。 民国30年(1941年)，他发现马来亚吉打史前洞穴遗址，挖掘出一批旧石器时代的遗物。 日本侵略军侵占南洋后，他避居后港务农，生活极其艰苦，仍千方百计保存文物图书。 当时，外国学者要用高价收购他所藏的文物图书，他始终拒绝，不为金钱名利所动。 有一次，日本宪兵无理搜查他的住宅，他家里收藏有一箱古武器(内有日本刀枪)，若被查出，将有生命危险。 在搜查中，他面对强暴，毫无惧色，安然端坐在箱子上面，结果未被查出，侥幸逃脱劫难。 民国34年(1945年)秋至民国36年(1947年)夏，在新加坡参加陈嘉庚主持的有关南洋华侨筹赈会活动资料的整理编辑工作，协助整理出版刊物，参加《南侨回忆录》一书的编辑出版工作。 民国36年(1947年)夏，重返祖国，仍到厦门大学任教，担任历史系教授。 任教期间，因积极支持进步学生运动，反对内战，并在他主持历史系举办的人类学标本展览会中，传播进步刊物，掩护进步学生活动，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注意。 民国38年(1949年)，厦门国民党当局在溃败撤退前夕，将惠祥拘捕入狱。 不久，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厦门，方幸免于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惠祥任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并被选为厦门市人民代表、厦门市侨联副主席。 他以满腔热情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1951年，他将搜集的人类学珍贵文物图书捐献给厦门大学。 同时，积极倡导、主持建立厦门大学人类学博物馆，并任馆长。 1955年惠祥当选为福建省政协委员。 1957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1年，惠祥在参加惠(惠安)东土地改革中，根据调查采访和搜集的实物资料，撰写《长住娘家风俗的起源及母系制到父系制的过渡》，论证惠安“长住娘家”(不落夫家)婚俗的特点及起源。 他又应厦门市有关部门的要求，调查厦门港渔民(疍民)的习俗。 他还经常到福建各地进行考古调查，先后发现龙岩、惠安、永春、闽侯、长汀等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除了撰写各地遗址研究论文外，经过宏观研究，撰写并发表《中国东南区新石器文化特征之一：有段石□》等多篇重要考古论文，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 为了丰富人类博物馆陈列内容，惠祥亲自和技术人员一道，塑造原始社会与古人类大模型，编写人类博物馆陈列品说明书，利用考古发现、民族调查、社会搜集各种途径，增添陈列品。 惠祥生活非常俭朴，经常利用废纸作稿纸，一张纸要两面都利用。 为了节约公家开支，出差不坐软卧只坐硬卧；住旅馆也不住大旅社，而住小客店，经常是三四人挤在一间。 他常将家中物品拿到馆中使用。 1956年，惠祥接受国家高教部委托，培养考古学副博士研究生。 他一生培养的学生遍布国内外，其中不少人已成为教授、专家。 同年10月以后，惠祥发现自己患有高血压病症，仍带病工作，白天到人类博物馆上班，晚上坚持撰写书稿论文。 1958年，还把自己仅有的1幢楼房捐赠给厦门大学。 他爱好武术，经常在学校运动会上表演，屡获奖状。 他一生留下专著18种，论文和译文70～80篇。 1958年2月13日晚上，猝然脑溢血逝世。 骨灰安葬在厦大校园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