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
现代快报报道的三国东吴“首席文臣”张昭墓在南京找到的消息，登上了热搜。11月5日，现代快报记者来到南部新城油库公园地块实地探访，整个工地被围墙包围，外人不许进入，可以看到里面有几个巨大油罐。与地块相隔一条马路的是两个新开发的楼盘。最近，不少网友前来探访。
此前，南京不止一次为文物“让路”，六朝博物馆、正在打造的通济门遗址公园就是生动的案例。张昭墓在南部新城的发现，也把这一现实课题放在城市建设者和文化保护者面前。
专家建议，张昭墓应原址保护，在其基础上建遗址公园；将东吴文化连成串，设“东吴时期文物主题游径”。
“张昭墓是考古重大发现”
何以江南，何以南京？三国是一段绕不开的历史。
南京是三国时东吴的国都，吴大帝孙权葬在梅花山，东吴传奇将军、都乡侯丁奉家族墓在鼓楼区幕府山南麓，东吴晚期名臣、威远将军薛珝葬在江宁区薛家边。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贺云翱表示，这次张昭墓的发现是东吴时期考古史上的一次重大发现。“从某种程度来说，它的历史重要性比丁奉墓还要重要。”
贺云翱说，这次考古并不是为了寻找张昭墓而进行的，是在配合南部新城房地产开发，根据考古先行法则进行的基建考古，“是偶然也是必然。”
在这批考古发现中，张昭墓的身份锁定，其中一个重要佐证是墓中出土的两枚金印。这两枚金印与《三国志·吴书》中记载的张昭身份完全相符。他说：“考古与历史文献的互相印证，使这一发现更加具有科学价值。”
贺云翱说，尽管张昭的生平事迹在史料中多有记载，但他去世后的墓址在历史文献中一直是空白。
贺云翱分析了张昭墓的发现地点，认为该区域曾在历史上被称为“娄湖”，而张昭封号为“娄侯”，两者之间或有密切关联。他还回顾了早年研究南京历史时的相关成果，当时很多学者认为娄湖位于南京东南方向，接近明代南京都城的东南角。如今南部新城的张昭墓地点与娄湖的方位相符，为考古证据和历史记载之间建立了新的联系。
“张昭墓是南部新城的文化亮点”
张昭墓的发现对油库公园的规划建设会不会有影响？
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浙江大学考古学研究所所长林留根和贺云翱都认为影响不大。他们认为，张昭墓的发现不仅填补了历史空白，也让南京的三国东吴文化得以进一步丰富，为南京南部新城的历史文化内涵注入了新的力量，是南部新城的文化亮点。
“我建议张昭墓能够原址保护，名人墓如果迁移了位置，就没有意义了。”林留根说。
贺云翱也认为应该原址保护下来，他表示，如果能在张昭墓的基础上建立遗址公园，让这块区域和1700多年前南京的建都史相关联，对促进地区的文化发展，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提升地块的开发价值，都是一件利好的事情。
南京南部新城的土地上不仅有张昭墓等三国时期的遗址，还保留有民国时期的大校场机场航站楼、油库及铁路设施等工业遗产。他建议，南部新城的开发应将地下的孙吴遗址和地上的民国建筑有机结合，实现历史与现代、物质与精神的统一。“既能展现南京的历史底蕴，又能提升南部新城的生活品质，实现文化传承与城市发展的共赢。”
可以设一条“东吴时期文物主题游径”
如何看待张昭墓发现的影响力？林留根认为，不应该是点状的，而应该线性来看。
他说：“吴韵汉风是江苏的文化特点，吴指的是东吴。东吴作为六朝的开端，不仅是南部新城，整个南京、江苏都很需要东吴文化。”
伴随着考古发现，东吴时期的名人墓葬、现场文化遗产点也越来越多地出现。放眼长三角，安徽游朱然墓、天子坟、南京的江宁有上坊大墓（孙吴某一皇室）、南部新城有张昭墓、鼓楼幕府山有丁奉墓、梅花山有孙权墓，镇江丹阳有孙坚墓，再加上马鞍山的采石矶、镇江铁瓮城、南京石头城，这些东吴时期的文物遗迹点，可以组成文物主题游径。
“人们都说三国，三国真正的历史在哪？这就是真三国、真面目。”林留根说，做文物保护要有整体观，如果把文物遗迹串成线来看，它们为公众了解三国，提供了非常好的途径。
南京城市规划多次为文物“让路”
近年来，南京在全国率先实施“先考古、后用地”的考古前置模式，实现保护与建设双赢。
2007年，南京考古人员在汉府街车站发现一段古城墙，经考证是东晋建康宫城遗址。这一重大考古发现，让南京市随即调整原地块用途并进行原址保护，决定建一座六朝博物馆。经过多轮论证，最终才有了公众看到的“一日之光阴现于光影，百代之流转存于文物博览”的六朝博物馆。
2016年初，当时的南京市考古研究所在龙蟠路东城水岸小区北面广场地下发现了通济门瓮城西北角。当时该地块已出让给了一家开发企业，工程很快便暂停下来。近几年，该地块完成了收回工作。今年，南京城墙通济门遗址文物保护与展示工程方案公示，开建通济门遗址公园，通济门城墙遗址拟采用露天保护与展示方式，与大家见面。
再如梁南平王萧伟墓阙遗址公园，如今，这里供居民观光、休闲，并能够了解这段历史文化，充分发挥了文化遗址的作用。
据了解，南京油库公园的规划设计，将会根据张昭墓的保护价值和保护措施进行优化调整，张昭墓将成为公园重要展示节点。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裴诗语 胡玉梅 赵丹丹/文 刘畅/摄
列表归纳东晋南朝时期江南发展情况
列表归纳东晋南朝时期江南发展情况
东吴、东晋、宋、齐、梁、陈是相继建都于我国长江以南建康的六个朝代，史称六朝。 六朝经历的时间从公元3世纪至6世纪，整整300余年。 与六朝对峙的是北方中原地区的曹魏、五胡十六国及北朝。 其中只有西晋短期统一了中国，但时间只有36年。 在三个多世纪的时间内，北方中原地区的分裂、割据时间在一个半世纪以上；而南方长江流域以南，在六朝存在的300余年中，却基本上是统一的，是我国南方经济得到开发和发展的重要时期。 众所周知，以荆、扬二州为代表的我国南方地区，在春秋战国时期，虽然也产生了以楚、吴、越为代表的强大的诸侯国，与中原诸国争霸，并在局部开发与发展南方经济中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楚文化与吴越文化。 但是直至东汉末年，就江南地区的总体而论，其经济的开发与发展远远落后于中原地区。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描述这一地区说：“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蓏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 ”这与当时经济发达的关中地区是不能相比的，《货殖列传》云：“关中之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但是，经过东吴、东晋，至南朝刘宋元嘉末，南方地区的经济有了迅速的发展，《宋书》卷五十四“史臣曰”描述这一时期经济的发展情况时说：江南之为国盛矣，虽南包象浦，西括邛山，至于外奉贡赋，内充府实，止于荆、扬二州。 自汉氏以来，民户凋耗，荆楚四战之地，五达之郊，井邑残亡，亮耐万不余一也。 自义熙十一年司马休之外奔，至于元嘉末，三十有九载，兵车勿用，民不外劳，役宽务简，氓庶繁息，至余粮栖亩，户不夜扃，盖东西之极盛也。 既扬部分析，境极江南，考之汉域，惟丹阳、会稽而已。 自晋氏流迁，迄于太元之世，百许年中，无风尘之警，区域之内，晏如也。 及孙恩寇乱，歼亡事极。 自此以至大明之季，年逾六纪，民户繁育，将曩时一矣。 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 会土带海旁湖，良畴亦数十万顷。 膏腴上地，亩值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 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渔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 从齐、梁时人沈约的这一大段描述中，可以看出：经过这一时期的开发，我国南方地区的经济，以荆、扬二州的精华地区而言，已经赶上并局部地超过了北方。 这一状况的出现，为隋唐以后我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奠定了基础。 根据现有文献和考古资料，六朝时期，南方地区经济发展的大致概况是：在农业方面，主要表现在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水利事业的兴修和荒芜土地的首键雹垦辟上。 三国以后，中原地区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技术在南方开始得到推广。 东吴时，南方已普遍应用耦耕。 孙权曾亲自将驾车的八头牛改充耕牛，“以为四耦”。 东晋时，区田法已传入南方，并已使用粪肥。 宋武帝刘裕时的功臣广陵人到彦之微时以挑粪为业，说明粪已用作肥料①。 水稻栽培技术有了提高，东吴时已出现“再熟之稻”②，东晋后又出现了“冬种春熟，春种夏熟，秋种冬熟”的“三熟之稻”③。 麦的种植也得到了推广，东晋和刘宋时都曾以 *** 命令推广种麦④，麦类逐渐成为南方仅次于水稻的主要农作物。 与农业关系密切的水利事业，在六朝时也有很大的发展。 东吴时，张昭在江宁创建娄湖，“溉田数十顷”⑤。 西晋末、东晋初，陈敏据有江东，“务修耕织，令弟谐遏马林溪以溉云阳，亦谓之练塘，溉田数百顷”⑥；会稽勾章(浙江慈溪县西)所复汉旧陂，溉田二百余顷⑦；吴兴乌程(浙江吴兴县)新筑狄塘，溉田千顷⑧；丹阳曲阿新丰塘，“溉田八百余顷，每岁丰稔，葛洪为其颂”⑨；宋时在荆州的获湖，“堰湖开渎，通引江水，田多收获”⑩；对汉时旧堰芍陂(今安徽寿县)，宋、齐、梁三代都重加修葺。 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445)在江苏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①见《晋书·隐逸郭文传》，《南史·到彦之传》。 ②《文选》卷五左思《吴都赋》，者帆李善注引《异物志》：交趾稻夏熟，农者一岁再种。 ③徐坚：《初学记》卷八引《广志》。 ④《晋书·食货志》载大兴元年(318)诏：“徐、扬二州，土宜三麦，可督令旱地，投秋下种”云云。 又《宋书·文帝纪》元嘉二十一年(444)诏：“南徐、兖、豫及扬州浙江西属郡，自令悉种麦，以助阙乏”云云。 又《宋书·孝武帝纪》大明七年(463)诏：“近炎精亢序，苗稼多伤。 今二麦未晚，甘泽频降，可下东境郡勤课垦殖，尤贫之家量贷麦种。 ”⑤《元和郡县志》卷二五《江南道一》。 ⑥《嘉定镇江志》丹阳县练湖引《元和郡县图志》。 ⑦《晋书·孔愉传》。 ⑧《太平寰宇记》卷八四江南道。 ⑨《晋书·张闿传》。 ⑩《太平寰宇记》卷一四六山南东道。 内的武进县修阳湖堰，齐明帝在句容县开赤山塘①，用于灌溉。 梁武帝时，还在丹阳修建思湖、长塘湖、高湖等以溉水田②。 这个时期在太湖、鄱阳湖、洞庭湖以及浙江会稽郡一带，已经出现了旱涝保收和高产的湖田。 刘宋时谢灵运求会稽回踵湖，又求始宁(浙江上虞县西南)休蝗湖作湖田，孔灵符也表请于余姚、鄞(浙江鄞县)、郧(鄞县东)三县界“垦起湖田”③。 湖田土质肥沃，又接近水源，便于灌溉，特别适宜于水稻的种植。 从当时南方经济的开发和发展而言，已大体形成若干经济区，其中以三吴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是当时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以江陵为中心的荆州地区成为与下游扬州有同等地位的重要开发区；包括鄱阳湖流域的豫章地区、南方的交广地区、福建的闽江流域，都成为当时新的重要开发区④。 位于这些经济区的三湖流域渐次成为鱼米之乡。 手工业方面，六朝时期，南方手工业也有很大的发展，其中代表性的部门有冶炼、纺织、瓷器、造船和造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①《南史·循吏沈璃传》。 ②《太平寰宇记》卷八九江南东道。 ③《宋书·谢灵运传》，《宋书·孔灵符传》。 ④参见冯君实《六朝时期南方的开发》，载吉林师大学报编辑部编《中国古代史论文集》。 虽然早在春秋时期，南方已发展了冶铁事业，但比之北方要落后得多。 汉铁官44，多在北方，淮南只有广陵、庐江，江南一无所设。 三国以后，原来落后的山越和广州夷人也都掌握了冶铁技术。 当时无论官冶或私冶都很发达，官冶以梅根冶(今安徽贵池县东)和冶塘(今湖北武昌东南)最为著名，此外，扬州、石城、茅山、郯县、冶城、广州等地都有冶铁业的记载，特别是会稽郡，是南方冶铁技术较高的地方。 东晋初年，会稽郡民为逃避赋役，从海道流入广州，刺史邓岳大开鼓铸，广州一带的少数民族因此知造兵器①。 这时冶炼技术的最高成就是炼钢技术的提高。 东晋以后，不仅有称为“百炼钢”的锻钢技术的提高和热处理“淬法”的应用，而且出现了新的“灌钢”技术。 梁代丹阳秣陵(今南京)人陶弘景发明的“灌钢”，即在炉中杂置生、熟铁，生铁熔后注入熟铁中，然后反复加热锤打，炼成质量较纯的钢铁，不仅可以打造刀剑，也可以打制镰刀等农具，对发展生产起了很大的作用。 齐、梁时建康的著名匠师谢平(浙江上虞人)和黄文庆(皇室作坊的匠师)并称为“中国绝手”，曾在茅山(江苏句容县)为皇室造出两批高级刀剑。 丹阳郡永世县(今江苏溧阳)的铁岘山、郯县(今浙江嵊州)的三口山、江爰(今湖北武昌)的冶塘山都出产丰富的铁矿，是冶制兵器和农具的重要场所。 梁武帝用建康东西冶数千万斤铁堵塞淮水上的浮山堰决口，可见南朝的铁产量是很可观的。 纺织业方面。 南方原来有基础的是麻葛织业。 左思《吴都赋》中关于纺织品的描写大都指麻葛织品。 东晋以后南方纺织业的发达，一方面表现为葛麻制品品种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不仅有所谓越布、香葛、西葛、南布、花练等不同品种，而且高级织品织造极为精巧，以至刘裕曾憎其“精丽劳人”而下令禁织②。 南朝末年还出现了“夜浣纱而旦成布”的“鸡鸣布”③。 另一方面是丝织业的大发展。 刘裕灭后秦姚兴时，曾把关中锦工迁往江南，于建康设立锦署，为日后金陵织造业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与丝织业密切有关的蚕桑养植业在江南得到了普遍推广。 优良的桑种，在鲜卑慕容魔通使于东晋时，被移植至辽东④。 南方的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①《晋书·庾亮附弟翼传》。 ②《南史·武帝纪》载：“广州尝献入筒细布，一端八丈，帝恶其精丽劳人，即付有司弹太守，以布还之，并制岭南禁作此布。 ”③《隋书·地理志》。 ④《晋书·慕容宝载记》：“先是辽川无桑，及廆通于晋，求种江南，平川桑悉由吴来。 ”章、永嘉、闽中等地，还出现了“四熟”、“五熟”和“八熟”之蚕①，江南地区逐渐成为除齐、蜀之外一个新的纺织业中心。 六朝时期是我国青瓷器发展的重要阶段。 青瓷无论在胎质、釉色、纹饰和烧制技术等方面，都有了显著的提高。 这一时期南方大部分墓葬都有青瓷出土，尤其以浙江、江苏为最多。 江苏六朝墓内出土的青瓷器，有许多在烧造工艺和造型技巧上都有出色的成就，南京栖霞山甘家巷出土的带褐斑或褐色釉的瓷器，宜兴周鲂、周处、周玘墓出土的青瓷神兽尊等极为工巧。 南京出土的东晋青瓷四系罐、羊首双复系盘口壶、青瓷天鸡壶、青瓷莲花尊，镇江出土的青瓷扁壶，苏州出土的青瓷人物飞鸟罐等造型也都非常美观别致②。 特别是1972年3月在镇江市郊发现的东晋隆安二年墓中出土的青瓷博山炉，釉色滋润，呈青绿色，通高20．8厘米，盖作山峰重叠状，分为三层，每层五峰、交错排列，在二、三层的峰后有十个镂孔为出烟用，圆顶上附扁平半球纽，下部由腹、承柱和盘组成，高10．3厘米，腹半球形，腹间有平行弦文两组，承柱矮，承盘平底，显得十分瑰丽多姿③。 六朝的造纸业相当发达，纸的名目繁多，且在利用南方当地资源上，取得了极大成就。 藤皮纸即是利用当时南方所产的桑皮、藤皮作原料的，浙江郯县和余杭由拳都是这种纸的产地，除了白纸，还有青、赤、缥、绿、桃花等各色纸，最有名的是齐朝建康城中的“银光纸”。 技术的改进和原料来源的扩大，也提高了纸的产量。 王羲之曾一次赠谢安9万张纸，而桓玄则曾明令废除竹简。 竹简的废除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反映了南方经济的发展对文化所起的促进作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①《隋书·地理志》，《太平御览》卷八二五引《永嘉记》。 ②参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江苏部分。 ③《文物》，1973年第4期。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当时商业和贸易的发达。 江南地区众多的河流和湖泊，为商品的流通、航运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东吴时的造船业本来就很发达，装载物资可达万斛，万人大舰队北航辽东，南到儋耳(海南岛)，东到夷洲(台湾)。 东晋、南朝的造船业，在东吴的基础上继续发展。 刘裕攻灭后秦时，王镇恶率水师诉渭水而上，乘坐的蒙冲小舰，行船者都在船内，秦人只见舰进而不见行船者，“莫不惊以为神”①。 卢循起义军也曾“作八漕舰九枚，起四层，高十余丈”②。 起义军的庞大船队不仅回溯航行于长江里，而且驰骋于波涛汹涌的大海上。 梁时江东有军舰千余艘，其中“鸼*[舟+了]”大船，“两边悉八十榷，榷手皆越人，去来趣袭，捷过风电”③。 南朝时已能造载重2万斛的大船，比东吴时期的海船扩大了一倍。 横贯东西的长江是南朝东西交通的大动脉。 把上、中游的益、荆二州与下游扬州联系起来，由首都建康往河道稠密的太湖流域与浙东地区，已由运河网贯通起来。 吴大帝赤乌八年(245)“使校尉陈勋作屯田，发屯兵三万，凿句容中道，至云阳西城，以通吴会船舰，号破岗渎，……晋宋齐因之”④。 破岗渎是隋代江南运河的前驱。 处于这条交通运输大动脉上的建康，不仅是当时政治的中心，而且它与江陵、夏口(今汉口)、京口(镇江)、广陵(扬州)等一起，也是长江南北上下的交通枢纽，货物的重要集散地，它“贡使商旅，方舟万计”⑤。 梁时，“城中二十八万户，东西南北各四十里”⑥，如以每户5口计，当时建康已达140万人，俨然成为南北朝最大的城市。 处于大动脉附近的山阴是三吴经济的中心，寿春为南北贸易中心，豫章是长江中下游新兴商业城市，地处交广的番禺则是南方经济中心和国际贸易口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①《南史·王镇恶传》。 ②《北堂书钞》卷一六三引《义熙起居注》。 ③《梁书·王僧辩传》。 ④唐·许嵩：《建康实录》卷二。 ⑤《宋书·五行志》。 ⑥《太平寰宇记》卷九○引《金陵记》。 当时的中西海上交通也有发展，东晋、南朝加强了与外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1970年1月，南京市新民门外象山东晋王氏墓地7号墓，出土了一只镶嵌金刚石的金指环和两只玻璃杯，金刚石直径仅1．5毫米。 据文献记载，晋代已有金刚石指环输入中国。 因此，这一发现为当时中外交流提供了最有力的实物佐证①。 六朝时期，南方经济的开发和发展，使汉族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与南方原有文化相结合，逐渐形成了新的具有时代特色的“六朝文化”，这与当时北方民族的融合，同为这一历史时期最有积极意义的两个成果，无论对当时和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都有毋容忽视的重要影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①《文物》，1972年第11期。
制作一张东晋南朝时期江南发展情况简表
东吴、东晋、宋、齐、梁、陈是相继建都于我国长江以南建康的六个朝代，史称六朝。 六朝经历的时间从公元3世纪至6世纪，整整300余年。 与六朝对峙的是北方中原地区的曹魏、五胡十六国及北朝。 其中只有西晋短期统一了中国，但时间只有36年。 在三个多世纪的时间内，北方中原地区的分裂、割据时间在一个半世纪以上；而南方长江流域以南，在六朝存在的300余年中，却基本上是统一的，是我国南方经济得到开发和发展的重要时期。 众所周知，以荆、扬二州为代表的我国南方地区，在春秋战国时期，虽然也产生了以楚、吴、越为代表的强大的诸侯国，与中原诸国争霸，并在局部开发与发展南方经济中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楚文化与吴越文化。 但是直至东汉末年，就江南地区的总体而论，其经济的开发与发展远远落后于中原地区。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描述这一地区说：“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蓏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 ”这与当时经济发达的关中地区是不能相比的，《货殖列传》云：“关中之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但是，经过东吴、东晋，至南朝刘宋元嘉末，南方地区的经济有了迅速的发展，《宋书》卷五十四“史臣曰”描述这一时期经济的发展情况时说：江南之为国盛矣，虽南包象浦，西括邛山，至于外奉贡赋，内充府实，止于荆、扬二州。 自汉氏以来，民户凋耗，荆楚四战之地，五达之郊，井邑残亡，万不余一也。 自义熙十一年司马休之外奔，至于元嘉末，三十有九载，兵车勿用，民不外劳，役宽务简，氓庶繁息，至余粮栖亩，户不夜扃，盖东西之极盛也。 既扬部分析，境极江南，考之汉域，惟丹阳、会稽而已。 自晋氏流迁，迄于太元之世，百许年中，无风尘之警，区域之内，晏如也。 及孙恩寇乱，歼亡事极。 自此以至大明之季，年逾六纪，民户繁育，将曩时一矣。 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 会土带海旁湖，良畴亦数十万顷。 膏腴上地，亩值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 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渔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 从齐、梁时人沈约的这一大段描述中，可以看出：经过这一时期的开发，我国南方地区的经济，以荆、扬二州的精华地区而言，已经赶上并局部地超过了北方。 这一状况的出现，为隋唐以后我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奠定了基础。 根据现有文献和考古资料，六朝时期，南方地区经济发展的大致概况是：在农业方面，主要表现在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水利事业的兴修和荒芜土地的垦辟上。 三国以后，中原地区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技术在南方开始得到推广。 东吴时，南方已普遍应用耦耕。 孙权曾亲自将驾车的八头牛改充耕牛，“以为四耦”。 东晋时，区田法已传入南方，并已使用粪肥。 宋武帝刘裕时的功臣广陵人到彦之微时以挑粪为业，说明粪已用作肥料①。 水稻栽培技术有了提高，东吴时已出现“再熟之稻”②，东晋后又出现了“冬种春熟，春种夏熟，秋种冬熟”的“三熟之稻”③。 麦的种植也得到了推广，东晋和刘宋时都曾以 *** 命令推广种麦④，麦类逐渐成为南方仅次于水稻的主要农作物。 与农业关系密切的水利事业，在六朝时也有很大的发展。 东吴时，张昭在江宁创建娄湖，“溉田数十顷”⑤。 西晋末、东晋初，陈敏据有江东，“务修耕织，令弟谐遏马林溪以溉云阳，亦谓之练塘，溉田数百顷”⑥；会稽勾章(浙江慈溪县西)所复汉旧陂，溉田二百余顷⑦；吴兴乌程(浙江吴兴县)新筑狄塘，溉田千顷⑧；丹阳曲阿新丰塘，“溉田八百余顷，每岁丰稔，葛洪为其颂”⑨；宋时在荆州的获湖，“堰湖开渎，通引江水，田多收获”⑩；对汉时旧堰芍陂(今安徽寿县)，宋、齐、梁三代都重加修葺。 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445)在江苏境
东晋南朝时经济发展情况
由于战乱频频，但是相对具有稳定性，所以各方面是有所发展，手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在原基础上是有很大进步的，发明了一些促进手工业和农业发展的工具．但文学上的发展是很改观的，百花争艳，士学风气犹浓，晋末宋初，的名士谢灵运，就是代表．其它记不清了，你查查吧．
东晋南朝时期
打仗，南北方的融合。 北方战乱，难民逃往南方。 北方的人民将先进的生产力带到南方，促进南方的发展。 在唐朝的时候京杭运河再次推动南方的发展，在北宋时期达到平衡，南宋因为迁都，南方经济逐渐超越北方，成为中国经济的命脉
东晋南朝时期江南农业迅速发展，其主要原因是?
应该是北方的农业发展到江南
东晋南朝时，江南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是
给个教案
东晋南朝时期江南地区经济发展呈现怎样的状态
表现：初步形成稻麦兼种、水陆互补的作物体系，耕地面积和产量大幅度提高。 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发展，出现了建康这样拥有上百万人口的大城市。 特征：江南得到初步开发。
东晋南朝时期,哪些因素促进了江南经济的迅速发展
1.北方人民大量南迁,为南方增加了劳动力2.带去了中原的先进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南北方人民的共同劳动3.北方人口南迁与南方人口逐渐融和 经济文化风俗的交融前两点必写
东晋南朝时期，江南开发的原因有哪些
东晋南朝时期，江南地区得以开发的最主要原因是（A） A．北人南迁，带去先进技术 B．南方自然条件优越 C．南方少战乱，社会安定 D．统治者调整统治政策
东晋南朝时江南经济为什么会得到发展
东晋南朝时期，也就是西晋发生八王之乱后，引来五胡乱华惨剧，当时的 *** 一度沦为胡人的奴隶甚至是粮食（这是真的，纯粹当作储粮）。 这个背景下导致了北方 *** 大量南逃，而有能力南逃的这些人大多都是官绅阶级，他们逃入南方的同时也给南方带来了资金。 随着晋王朝的南迁使政治和经济的中心由北方南迁。 同时北方战乱，北方大量农民南迁，为南方增加了劳动力，也带来了比较进步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 而南方气候的温暖更适合农作物的种植。 同时，相较于北方五胡的肆虐与冉闵建国后与胡人的抗争，江南一代的环境比较安稳，人民的心态在这种安稳的环境下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与开发建设。
三国演义。边城。呐喊。雷雨。老人与海的作者简介，作品的思想和艺术成就以及经典故事情节与结构？
罗贯中（约1330—约1400），汉族，名本，字贯中，号湖海散人。 山西太原人。 元末明初著名小说家、戏曲家，是中国章回小说的鼻祖。 一生著作颇罗贯中像丰，主要作品有：剧本《赵太祖龙虎风云会》《忠正孝子连环谏》《三平章死哭蜚虎子》；小说《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粉妆楼》，和施耐庵合著的《水浒传》，代表作《三国演义》等。 罗贯中，元末明初生于山西太原祁。 元代中期，由于灭宋战争的创伤逐渐平息，社会的经济、文化重心也开始由北方转移到了南方。 南宋的故都杭州不仅成为人口云集、商业发达的繁华城市，也成为戏剧演出和「说话」艺术发展的重要中心。 因此，不少北方的知识分子。 罗贯中生于元末明初的封建王朝时代。 作为与“倡优”、“妓艺”为伍的戏曲平话作家，当时被视为勾栏瓦舍的下九流，正史不可能为他写经作传。 惟一可看到的是一位明代无名氏编著的一本小册子《录鬼簿续编》，上写：“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 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 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天各一方。 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 ”罗贯中的传世之作《三国演义》中，体现出罗贯中的博大精深之才，经天纬地之气。 他精通军事学、心理学、智谋学、公关学、人才学……如果没有超人的智慧，丰富的实践，执著的追求，何以能成为这般全才？他主张国家统一，热爱中华民族，弘扬民族传统美德，痛恨奸诈邪恶。 在《残唐五代史演义》中，我们看到了罗贯中依恋故土、缅怀英雄、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操，他动情地写道：两岸西风起白杨，沁州存孝实堪伤。 晋中花草埋幽径，唐国山河绕夕阳。 鸦谷灭巢皆寂寞，并州尘路总荒凉。 诗成不尽伤情处，一度行吟一断肠。 他根据自己看法，将历史艺术化，写成了《三国演义》。 【艺术成就】《三国演义》不仅是较早的一部历史小说，而且代表着古代历史小说的最高成就。 小说采用浅近的文言，明快流畅，雅俗共赏；笔法富于变化，对比映衬，旁冗侧出，波澜曲折，摇曳多姿。 又以宏伟的结构，把百年左右头绪纷繁、错综复杂的事件和众多的人物组织得完整严密，叙述得有条不紊、前后呼应，彼此关联，环环紧扣，层层推进。 《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更重要的是在战争描写和人物塑造上。 小说最擅长描写战争，并能写出每次弊掘战缓卜睁争的特点。 注意描写在具体条件下不同战略战术的运用，指导作战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而不把主要笔墨花在单纯的实力和武艺较量上。 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等，每次战争的写法也随战争特点发生变化，在写战争的同时，兼写其他活动，作为战争的前奏、余波，或者战争的辅助手段，使紧张激烈、惊心动魄的战争表现得有张有弛，疾缓相间。 如在赤壁之战前描写孙、刘两家的合作、诸葛亮、周瑜之间的矛盾，曹操的试探，孙、刘联军诱敌深入的准备等等，在人物塑造上，小说特别注意把人物放在现实斗争的尖锐矛盾中，通过各自的言行或周围环境，表现其思想性格。 如曹操的奸诈，一举一动都似隐伏着阴谋诡计；张飞心直口快，无外不带有天真、莽撞的色彩；诸葛亮神机妙算，临事总可以得心应手，从容不迫。 著名的关羽“温酒斩华雄”、“过五关斩六将”、张飞“扰岁威震长坂桥”、“赵云”单骑救幼主、诸葛亮“七擒孟获”等更是流传极广的篇章。 《三国演义》虽以历史为题材，但它毕竟不是史书而是文学作品。 因为它经过了艺术加工，有不少虚构。 《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 1.它成功地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 全书写了四百多人，其中主要人物都是性格鲜明、形象生动的艺术典型。 各类人物各有共性；同类人物各有个性。 作者描写人物，善于抓住基本特征，突出某个方面，加以夸张，并用对比、衬托的方法，使人物个性鲜明生动。 这是作者塑造人物的一条基本原则。 小说中运用这一原则的最好说明，就是向来人们所谓的“三绝”，即曹操的“奸绝”——奸诈过人；关羽的“义绝”——“义重如山”；孔明的“智绝”——机智过人。 小说刻画人物的主要方法是：把人物放在惊心动魄的军事、政治斗争中，放在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中来塑造。 对于主要人物，往往通过一系列的故事情节和人物语言表现其复杂的性格。 2.它长于描述战争。 全书共写大小战争四十多次，展现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 其中尤以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最为出色。 对于决定三国兴亡的几次关键性的大战役，作者总是着力描写，并以人物为中心，写出战争的各个方面，如双方的战略战术、力量对比、地位转化等等，写得丰富多彩，千变万化，各具特色，充分体现了战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既写出了战争的激烈、紧张、惊险，而又不显得凄惨，一般具有昂扬的格调，有的还表现得从容不迫，动中有静，有张有弛。 3.它的结构，既宏伟壮阔而又严密精巧。 时间长达百年，人物多至数百，事件错综，头绪纷繁。 而描述既要符合基本事实，又要注意艺术情节的连贯。 因此，在结构的安排上是有很大困难的。 可是作者却能写得井井有条，脉络分明，各回能独立成篇，全书又是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 这主要得力于作者构思的宏伟而严密。 他以蜀汉为中心，以三国的矛盾斗争为主线，来组织全书的故事情节，既写得曲折多变，而又前后连贯；既有主有从，而又主从密切配合。 4.语言精练畅达，明白如话。 今天看来，这种语言似乎半文不白，但在当时它却近于白话；用这种语言来写长篇小说，是一种创举，和过去某些小说粗糙芜杂的语言相比，是一个明显的进步。 《三国演义》在艺术上的最大缺点，一是人物性格固定化，缺少发展变化。 这可能是受了民间传说人物定型化的影响和历史材料的局限。 二是想像、夸张有时不合情理。 鲁迅先生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 ”这批评是很中肯的。 《三国演义》是古代历史小说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它广泛流传，魅力无穷，在中国文学史上和人民生活中都有着难以估量的深影响。 《三国演义》中的人物性格与《三国志》中的人物真实性格也是有很大差距的。 现举几个人物说明。 诸葛亮：诸葛亮治国治军的才能，济世爱民、谦虚谨慎的品格为后世各种杰出的历史人物树立了榜样。 历代君臣、知识分子、人民群众都从不同的角度称赞他，歌颂他，热爱他。 可以说，诸葛亮在历史上的巨大影响已超过了他在三国历史上的政治军事实践。 《三国演义》虽然突出了诸葛亮一生性格、品德、功业等的积极方面，但又把它无限夸大，把他描写成智慧的化身、忠贞的代表，并将其神化成了半人半神的超人形象。 鲁迅评论说：“状诸葛亮之智而近于妖。 ”因此，《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不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而是历史小说人物。 刘备：陈寿对刘备的评价是：“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 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二，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 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 ”但他“折而不挠，终不为下”。 在《三国演义》中，作者把刘备描写成“仁”的代表，汉室皇权正统的继承者，因而对刘备的仁爱、宽厚和知人善任的性格特征着力描画，极尽夸张，但在突出其“仁爱”时却又落入了“无能”一面，给人以“无能”和“虚伪”的感觉。 电视剧中的刘备常常以泪洗面，哭与泪虽然表现了刘备的“仁”，但又给人以刘备的天下是哭出来的印象，扭曲了刘备是“枭雄”、“人杰”的真实形象。 关羽：历史上的关羽为“万人之敌”一虎将，傲上而不悔下，恩怨分明，以信义著称，但“刚而自矜”，勇猛有余，智略不足。 马超投降刘备后，封为平西将军。 时关羽督荆州，修书与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诸葛亮答信时，称马超虽为一世之杰，但不如关羽的“绝伦逸群”，关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 这是典型的有勇少谋的武将性格。 但在《三国演义》中，因为他是刘备阵营中的人，又有讲信义的特点，所以，就被塑造成“义”的化身。 他跟随刘备，不避艰险。 下邳被俘，投降曹操，但心系刘备，只是有感于曹操待他甚厚，因而在离曹归刘前为曹操杀了袁绍的大将颜良，解白马之围。 但是《三国演义》中写关羽下邳投降时相约三事、曹操以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的厚礼待他等却是子虚乌有。 总之，在《三国演义》中，作者是不惜笔墨，把关羽刻画成“义重如山之人”，因而其形象也被严重的扭曲了。 曹操：历史上的曹操性格非常复杂，陈寿认为曹操在三国历史上“明略最优”，“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 曹操御军三十余年，但手不释卷，登高必赋，长于诗文、草书、围棋。 生活节俭，不好华服。 与人议论，谈笑风生。 “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 但是，在《三国演义》中，曹操性格品德中这些好的方面被忽略了，而对他残忍、奸诈的一面又夸大了。 因此，罗贯中笔下的曹操是奸诈、残忍、任性、多疑的反面人物典型。 周瑜：历史上的周瑜“性度恢廓”，谦让服人，有“雅量高致”。 刘备称他“文武筹略，万人之英”。 孙权则赞他有“王佐之资”。 但在《三国演义》中，周瑜成了诸葛亮的垫底人物。 写周瑜，是为了抬高诸葛亮。 因此，《三国演义》中的周瑜气量狭小，智谋也总是逊诸葛亮一筹，根本不像苏轼所歌颂的周瑜“雄姿英发”，是“千古风流人物”。 鲁肃：如果说在《三国演义》中，曹操、刘备、诸葛亮、关羽等人的性格、形象虽被扭曲，但多少还有些根据的话，那么，鲁肃这个人在《三国演义》中除了名字外几乎就全是杜撰了。 历史上的鲁肃“虽在军阵，手不释卷”，“思度宏远”，“有过人之明”。 他初见孙权，就提出了建国方针：鼎足江东，北拒曹操，待机剿除黄祖，进发刘表，竟长江而有之，然后建号称帝以图天下。 这与诸葛亮的《隆中对》有相似之处。 曹操大军南征荆州时，孙权部属都主降，唯独鲁肃主张抗曹，劝孙权召回周瑜，共商战守大计。 赤壁战后，他又力主扶刘抗曹。 在东吴历史上，鲁肃实为诸葛亮式人物，孙权对他也极为欣赏。 吴国的建立和发展基本上是按照鲁肃提出的政略、战略方针进行的。 但在《三国演义》中，鲁肃成了诸葛亮与周瑜两人智斗的牺牲品，被愚弄、受欺侮的典型。 沈从文是本世纪最为优秀的文学家之一，也是著名的物质文化史专家。 对于许多人来说他还是个谜：学历高小，行伍出身，有着传奇般的人生经历。 时间证明，他许多作品今天依然显出极强的生命力。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 著名小说家、散文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以《边城》等作品享誉文坛，蜚声海外。 沈从文生于湖南凤凰一个旧军官家庭，后因家境转入困顿，刚刚小学毕业、年龄还不满十五岁时，即厕身行伍，到人世间去“学习生存”。 其后数年间，他随当地军阀部队辗转于湘、川、黔边境及沅水流域各地。 三十年代初，沈从文在创作的同时，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并以其在文坛的广泛影响，被视为“京派”作家年轻一代的领袖。 一九四九年以后，由于“历史的误会”，改行从事古代文物研究，并先后出版《明锦》（与人合作）、《中国丝绸图案》、《唐宋铜镜》、《龙凤艺术》等古代文物图案集及学术论文集。 一九六四年，受周恩来之嘱，着手编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填补了我国文化史上的一项空白。 沈从文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 沈从文先生的文学作品《边城》、《湘西》、《从文自传》等，在国内外有重大的影响。 他的作品被译成日本、美国、英国、前苏联等四十多个国家的文字出版，并被美国、日本、韩国、英国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选进大学课本，两度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候选人。 沈从文1988年5月，因心脏病突发，在其北京寓所逝世。 故居于1991年被列为省人民政府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拨款进行了整修。 故居现陈列有沈老的遗墨、遗稿、遗物和遗像，成为凤凰最吸引人的人文景观之一，每天来瞻仰者络绎不绝。 《边城》寄托着沈从文“美”与“爱”的美学理想，是他的作品中最能表现人性美的一部。 这部小说通过对湘西儿女翠翠和恋人傩送的爱情悲剧的描述，反映出湘西人民在“自然”“人事”面前不能把握自己命运的惨痛事实。 翠翠是如此，翠翠的母亲也是如此，她们一代又一代重复着悲痛而惨淡的人生，却找不到摆脱这种命运的途径。 沈从文通过《边城》这部爱情悲剧，揭示了人物命运的神秘，赞美了边民淳良的心灵。 关于《边城》的主旨，用沈从文自己的话说就是，“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边城》以撑渡老人的外孙女翠翠与船总的两个儿子天保、傩送的爱情为线索，表达了对田园牧歌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这种宁静的生活若和当时动荡的社会相对比，简直就是一块脱离滚滚尘寰的“世外桃源”。 在这块世外桃源中生活的人们充满了原始的、内在的、本质的“爱”。 正因为这“爱”才使得川湘交界的湘西小城、酉水岸边茶峒里的“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得的一份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 《边城》正是通过抒写青年男女之间的纯纯情爱、祖孙之间的真挚亲爱、邻里之间的善良互爱来表现人性之美的。 作者想要通过翠翠、傩送的爱情悲剧，去淡化现实的黑暗与痛苦，去讴歌一种古朴的象征着“爱”与“美”的人性与生活方式。 翠翠与傩送这对互相深爱着对方的年轻人既没有海誓山盟、卿卿我我，也没有离经叛道的惊世骇俗之举，更没有充满铜臭味的金钱和权势交易，有的只是原始乡村孕育下的自然的男女之情，这种情感像阳光下的花朵一样，清新而健康。 作者不仅对两个年轻人对待“爱”的方式给予热切的赞扬，而且也热情地讴歌了他们所体现出的湘西人民行为的高尚和灵魂的美。 《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展示给读者的是湘西世界和谐的生命形态。 《边城》发表于1934年，小说描写了山城茶峒码头团总的两个儿子天保和傩送与摆渡人的外孙女翠翠的曲折爱情。 青山，绿水，河边的老艄公，16岁的翠翠，江流木排上的天保，龙舟中生龙活虎的傩送…… 沈从文先生一生写下很多部小说和散文集，但是在他众多的著作之中，《边城》则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边城》奠定了沈从文先生在文学史上的历史地位。 1999年6月，《亚洲周刊》推出了“20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排行榜”，对20世纪全世界范围内用中文写作的小说进行了排名，遴选出前100部作品。 参与这一排行榜投票的均是海内外著名的学者、作家，如余秋雨、王蒙、王晓明等。 在这一排行榜中，鲁迅的小说集《呐喊》位列第一，沈从文的小说《边城》名列第二。 但如果以单篇小说计，《边城》则属第一。 《边城》被译成日本、美国、英国、前苏联等四十多个国家的文字出版，并被美国、日本、韩国、英国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选进大学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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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瑜（175-210），字公瑾，东吴四英将第一位，庐江舒城人。 幼年与孙策相识，结为生死之交。 后孙策脱离袁术自立后，周瑜主动投奔孙策。 在孙策平定江东的战争中起到了谋士和武将的双重作用，用计谋收服了太史慈。 孙策平定江东后，周瑜任水军都督。 200年，孙策早逝，临死前对孙权说“外事不决问周瑜”。 孙权继位后，也十分信任周瑜。 208年，孙权西征黄祖，周瑜立下了大功。 208年，曹操南下，目标直指江东，孙权战和未定。 周瑜及时从鄱阳湖赶回，正确分析了曹操远来的种种弊端，使孙权决定与曹操一战。 周瑜身为水军大都督，用火攻之计大破曹操，这就是有名的赤壁之战。 赤壁之战后，周瑜攻打南郡时中毒箭，但还是拼死取下了南郡。 随后周瑜割长江南岸给刘备，但刘备至京口见孙权，要求得到整个荆州，闷档贺孙权同意，因此周瑜只得退往柴桑郡养伤，在生病期间周瑜提醒孙权要提防刘备。 210年，周瑜领兵攻打西川，行至巴丘城时箭伤发作，英年早逝，年仅36岁。 孙权闻讯后，立即素服迎接周瑜灵柩回柴桑。 历史上的周瑜风姿英发，心胸广阔。 东吴老将程普，早年跟随孙坚，自以功高，瞧不起年轻的周瑜。 但周瑜并不与程普计较，最后使程普自己折服，程普说道：“与周公瑾交，如饮醇缪，不觉自醉。 ”到宋代时，世人还是很喜欢周瑜，这一点从苏轼的《念奴娇》一词中就可以看出。 但到了元代以后，人们就逐渐对周瑜进行丑化，至到《三国演义》成书时，周瑜就完全成了另一个人了。 这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周瑜和刘备的关系，周瑜一方面主动割长江南岸地给刘备，但这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外交行为；另一方面周瑜蚂派又看出刘备的枭雄本色，不愿刘备一天天壮大，因此上书孙权，要求孙权将刘备软禁在京口（这就是《三国演义》中美人计的由来，但其实周瑜本人并未施美人计，孙尚香也是由孙权主动嫁给刘备的），但孙权不愿。 在对刘备一方的态度上，周瑜和鲁肃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方法，周瑜是激进派，而鲁肃则眼光看得更远。 遗憾的是，千百年之后，这两个人都成为了当时还默默无闻的诸葛亮的垫背人，周瑜成了心胸狭窄的代名词，而蠢薯鲁肃则变成了一个老实得笨得出奇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