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隋唐开始实行科举制度，天下平民百姓的面前就有了一条新出口，读书人皆想通过科举考取功名，走上仕途，可官场是那么好混地吗？比现今的“996”还要难，就来说说古代官员上早朝是怎样一番场景。
早朝自西周就已经出现，并且“周礼”又是一种等级制度，明明白白的将人分为三六九等，所受待遇都不一样，而早朝也是一步步发展成了决定重大要事的载体。
但并非像电视剧中所演的那般“有事启奏，无事退朝”，作为最高的决策者，掌管整个国家，皇帝得清楚各个地区的一些大情况，并且面对面交流，皇帝才能够掌握臣子的情况。
培养自己的势力，处理掉对皇位产生威胁的臣子以及解决天下大事等，都能够通过早朝进行，当然，大小官员分布大江南北，并非所有官员都得参加早朝，唐朝时期，《唐六典》规定“凡京司文武职事九品已上，每朔、望朝参；五品已上及供奉官、员外郎、监察御史、太常博士，每日朝参。”
也就是说，每天参加早朝的官员是五品以上的官员以及供奉官、员外郎、监察御史、太常博士，五品以下的官员如果有要事上报，便是呈报给自己的“上司”。
宋朝时期，每天得上早朝的官员则有门下省起居郎、中书省起居舍人及尚书省侍郎、御交中丞以上，即侍从官以上。
到了明朝，在明朝做官可不容易，住在京城的所有官员都得上朝，并且据《大明会典》载：上早朝的官员，午夜就得起床出发，穿越半个京城前往午门，接着在午门排队等候。
大约凌晨5点时，钟声响起，宫门打开，百官依次进入，而官员中若是有咳嗽、吐痰或步履不稳重的，都会被记录下来，然后再听候处理。值得一提的是，如果缺席不到或迟到，也是要罚俸禄或挨板子。
但明太祖朱元璋大概也没有想到过，自己的“不孝”子孙，嘉靖帝和万历帝都数十年不上早朝，而明朝最勤奋的皇帝就莫过于崇祯皇帝了，批改各地奏折到凌晨一、两点是常事，但每天的早朝还是会出席。
据史料记载，崇祯皇帝有次去慈宁宫拜见刘太妃，结果坐着睡着了，刘太妃也是于心不忍，后来崇祯帝醒来，苦涩的说道：“为处理公文，召见群臣，已经两夜都没有睡过了。”
另外，早朝发展至唐朝时，官员上朝奏事，还有座位可坐着，但到了宋朝，官员就得站着奏事，而至明清，就必须跪着了。并且官员赶来上早朝的出行方式也有明文规定，一品和二品，武官可骑马，文官可乘轿；至于小官，那就只准步行了。
早朝结束后，文武百官也不是各回各家，而是各去各的办事处，处理完政事之后再回去，因此官员之间要密谋一些事情，通常也是在晚上进行。那又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过关斩将，考取功名？那是因为上早朝只是一部分辛苦，而做官后即不用缴纳赋税，还能享受到一些特权，因此就算是明朝，朝中文武百官还是有的。
古代朝廷上朝官员数量
现在很难弄清，到底哪些人必须朝参。 “大朝会”即百官朝见天子。 《周礼·春官·大宗伯》载：“春见曰朝，夏见曰宗，秋见曰觐，冬见曰遇，时见曰会，殷见曰同。 ”这便是对“大朝会”的解释。 诸侯、百官朝见天子的时辰是早晨，故称之曰“朝”。 天子接见诸侯、百官的政治目的是“图天下之事”，同时询问地方的治理情况，谓之“图考绩”，类似今天对各级官员的“绩效考核”或曰“目标管理”。 在周代，天子询问诸侯国内的治理情况，诸侯需作详尽汇报，故诸侯朝见天子亦称“述职”，相当于今天领导干部一年一度的“述职报告”。 这“述职”一词西周时便有。 《孟子》有载：“诸侯朝天子曰述职，一不朝则贬其爵，二不朝则削其地，三不朝六师移之。 ”可见“大朝会”既是一种礼制，也是天子对诸侯的一种约束。 两汉时期，皇帝对丞相待之以礼。 丞相觐见皇帝时，皇帝凄厉，赐丞相座。 丞相生病了，皇帝还要亲自前去探视。 隋唐时期的官员上朝奏事也均有座，到了宋代，官员上朝必须站着奏事。 至明清，大臣奏事连站都不行了，必须跪着。 明代自朱元璋起，就明文规定，“大朝仪”须“众官皆跪”。 清朝的官僚上朝时跪地时间特别长，以至于大臣们都有特别的护膝。 从礼仪上的变化可以看出，自宋代以后，皇帝的权威越来越高，而官僚的而地位却不断下降。 百官上朝，唐诗中也有说以鼓声为号令的。 李贺《官街鼓》诗中说:晓声隆隆催转日，暮声隆隆呼月出。 王琦注:《唐书》:“日暮，鼓八百声而门闭;五更二点，鼓自内发，诸街鼓承振，坊市门皆启，鼓三千挝，辨色而止。 ”其制盖始于马周。 旧制:京城内金吾昏晓传呼，以戒行者。 周上书令金吾每街隅悬鼓，夜击以止行李，以备窃盗，时人呼曰鼓，公私便焉。 ”可见置于街坊的鼓，当日暮、凌晨时敲响，主要用于警戒以防盗贼，也兼有报时的作用，以启坊门。 原与百官上朝无关，但百官可以据鼓声判断时辰，所以唐诗中 写到早朝的诗，多写钟声，也有钟鼓一齐写到的。 官街鼓凌晨 五更二点敲起，相当于今日的早上五时左右。 古代天子讲究 勤政，所谓 夙兴夜寐，上朝理事，不敢懈怠。 上朝的百官们当然更要早起，因为他们散居于长安各街坊，距上朝的宫殿还有相当远的一段路程。 《明皇杂录》:五鼓初起，列火满门，将欲趋朝，轩盖如市。 ”是晓色朦胧中百官上朝的真实写照。 唐时帝王每日都要临朝视事。 《唐会要》引《仪制令》:诸在京文武官员职事九品以上，朔望日朝;其文武官五品以上及监察御史、员外郎、太常博士，每日朝参。 预朝官员称“朝参官”、“京朝官”，皆佩牙牌。 为便于上朝，他们多在城南择屋而居，“如东、西长安街，朝官居住最多”。 每晨星月未散，即须赶到皇城，由东、西长安门步行入内。 为方便官员候朝“待漏”，皇城内建有多处朝房，各官在此按品级坐立。 作为对近臣的优礼，“近侍衙门，端门内各有直房”。 右阙门南，是锦衣卫直房；下三间为翰林直房，候朝时，大学士居北楹，众学士中楹，余者南楹。 另外端门内左侧有直房五间，又名“板房”，是詹事府、左右春坊及司经局官候朝之所。 午门乃紫禁城正门，辟有三阙，中为御道，不常启，左右二阙供当直将军及宿卫执杖旗校人等出入；又左右两掖各开一门，称为左、右掖门，为百官入朝之门。 午门上楼名“五凤”，设朝钟朝鼓，由钟鼓司宦官掌管。 《新唐书·百官志三》：“文官五品以上及两省供奉官、监察御史、员外郎、太常博士日参，号常参官。 ”《宋史·礼志十九》：“ 元丰 官制，朝参班序有日参、六参、望参、朔参，已著为令。 ” 唐文官五品以上及中书、门下两省供奉官、监察御史、员外郎、太常博士，每日参见皇帝，称常参官。 宋神宗元丰改制后，门下省起居郎以上，中书省起居舍人以上，尚书省侍郎以上，御史台中丞以上，每日参见皇帝，为“常参官”，亦称“朝官”。 《唐六典·卷二》：“凡京师有常参官，谓五品以上职事官、八品已上供奉官、员外郎、监察御史、太常博士。 ”唐 张籍 《酬秘书王丞见寄》诗：“今体诗中偏出格，常参官里每同班。 ”宋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卷中：“於礼，羣臣无一日不朝者，故正衙虽不坐，常参官犹立班，俟放朝乃退。 ”原注：“唐有职事者谓之常参；今隶外朝不釐务者谓之常参。 ”《宋史·礼志十九》：“至元丰中官制行，始诏侍从官而上，日朝垂拱，谓之常参官。 ”洪武二十四年，以礼部言“朝廷之礼，贵于严肃，而近者文武官入朝，往往争趋竞进，品级紊乱，高下失伦，甚非所以明礼法、振朝纲也”，乃规定入门次第：将军先入，次近侍官员，次公侯驸马伯，次五府六部，又次应天府及在京杂职官员。 不如仪者，从监察御史及仪礼司（鸿胪寺前身）纠劾。 景泰二年，令“自今旗校人等待朝官进，照依资次续进，敢有搀越挤拥者，许纠仪官擒奏发落。 ”但入朝时还是经常发生侍卫与朝参官“争门而进”的情况，天顺元年奏定：门上“鼓三严”，即第三通鼓响，先开二门，放官军旗校先入摆列，百官赴掖门前排队，候钟鸣开门入内。 文武分两班入朝，文由左掖门，武由右掖门。 入内后，先于金水桥南依品级序立，候鸣鞭，各以次过桥，诣奉天门丹墀，文为左班（东班），武为右班（西班），在御道两侧相向立候，称为“起居”。 乐起，皇帝御门，锦衣卫力士张五伞盖、四团扇，联翩自东西升立座后左右；内使二人，一执伞盖，立座上，一执“武备”，杂二扇，立座后正中。 天顺后，执伞、扇力士移到金水桥南夹立，只留座上之伞及夹武备二扇；座上之伞，遇风劲时也撤去。 皇帝安座后，再鸣鞭，鸿胪寺“唱”入班，左右两班齐进御道，再排班。 此时文官“北向西上”，武官“北向东上”，行一拜三叩头礼，是为“大班”。 公侯、驸马、伯自成一班（勋戚班），居武官班前而稍离。 行礼毕，鸿胪寺官对御座宣念谢恩、见辞员数，这些人已于前日在寺具本报名，此时在庭下或午门外遥行五拜三叩头礼。 若边方奏有捷音，“大者宣露布，小者具奏本，俱于早朝未奏事之先宣布，所以张国威而昭武功也”。 然后，进入早朝最重要的环节——奏事。 鸿胪寺官唱奏事，各衙门以次进奏。 俗例，各官奏事之先，“皆预咳一声，文武班中，不约而同，声震如雷，俗私谓之‘打扫’。 ”然后“从班末行至御前跪奏，毕即复位”。 奏事不用口语，而是大声朗读本章，如史云“吕震聪明绝人，每朝兼奏三部尚书事，诵牍如流。 ”通政司、鸿胪寺官除了引奏，有时还代读奏疏，为达到“美观瞻”的目的，在该衙门任职者当“美姿容”、“大音声”，以故北人独多。 奏对之际，班列中有礼节失当者，御史、序班即予举劾。 嘉靖元年题准，纠仪先御史，御史不纠，方许鸿胪寺序班纠。 若无失仪，御史、序班一躬而退，鸿胪寺官唱奏事毕，鸣鞭驾兴，待圣驾退后，百官亦退，各回衙门莅事。 明初，一切政事皆理于公朝，为“不废务”，即便恶劣天气，也很少免朝。 洪武三年，“敕百官自今入朝遇雨雪，皆许服雨衣”。 就连“各庙忌辰”，也照常朝参，只是改服浅淡色衣服，不鸣钟鼓。 如遇大丧，皇帝则“视事于西角门”。 举行重大礼仪活动时，早朝例免奏事；若须遣官行礼，事毕官员仍得赶回来朝参。 如春秋二丁日释奠先师，因为孔庙去朝远，祭又当在夜分，礼毕趋朝，稍缓即误。 各衙门陪祀官为赶着上朝，往往不待子时便匆忙行礼，以至“不能致诚尽敬”。 弘治时，奏准是日免朝，著为令。 但后来官员遣祭，次晨上朝如故。 此见早朝礼体之重！后妃、亲郡王薨逝，例行“辍朝仪”，从一日到三日不等。 起先，文武一品丧，辍朝一日，其后从省，惟于“岁终类辍朝”一日。 对于年老大臣，作为一种优礼，特免其常朝侍班，惟朝朔、望；而对有罪者，则“绝朝请”以示惩处，如欲恢复朝参，须经奏请。 早朝还留下一些旧例，如令节赐食，圣诞、千秋节吃寿面，立春吃春饼，元宵圆子，四月初八“不落夹”，端午粽子，重阳糕，腊八面等，俱光禄寺先期上闻，至日早朝后覆奏，朝罢赐宴。 但并非所有官员都得与宴，官卑禄薄者往往免宴，改折“节钞”。 又如每年三月谕百官穿罗，五月颁扇，十一月传戴“暖耳”，都是行之久远的早朝“故事”。 见君之时，禁例极严，百官须各照品级，第加敬逊，不许搀先越次，且有“私揖之禁”。 遇有圣谕教诫，须专心拱听，不许放肆，驰心外想。 午门之内，不许吐唾。 近侍御前有病咳嗽者，即许退班。 奏对时务必从实，不许妄对。 小大官员如上丹墀，身常朝北，不得向南或左右环转，勿得径行中道并王道，如有旨令行，许侧边随行。 为了警谕百官，从皇城门、承天门到午门，一路都有训诫红牌。 皇城门前牌书：“大小官员面欺者斩。 ” 午门牌书：“官员人等说谎者斩”。 以上是明代早朝的大致情况。 在近三百年的时间里，早朝迭有停格，但每当新朝更始之际，它总会重新振作，始终摇而不坠、辍而不废。 朱元璋建立政权之初，许多制度都直接承袭自元朝，如中书省、御史台等，但朝会制度却不徇元制。 元代朝会极其简略，“每日则宰执入延春阁及别殿奏事而已”。 至末年尚有臣子进言：“今国家有天下百年，典章文物，悉宜粲然光于前代……惟朝仪之典，不讲而行”，建议“参酌古今之宜，或三日二日一常朝”。 因此有学者认为元朝没有朝会，而有的学者则认为“御前奏闻”，是一种特殊的视朝，但范围极小，时间地点都不固定。 元代的御前会议，“得奏事者”只有中书省、御史台、宣政院、枢密院等“二三大臣”以及怯薛近侍“数人而已”。 无疑，这样的“朝会”很不利于扩大皇帝的信息来源，而朱元璋对元主失鹿的一个最重要经验总结，就是权臣蒙蔽、威柄下移，他自然将其视作弊政而予以彻底改造。 应该说，明代朝会制度设计的初衷，是直接受到元代朝会接见面过窄的反面启示的。 元朝朝会的特点，与其游牧民族“行国”、“行殿”的立国传统密切相关。 朱元璋虽反而行之，但他一手创立的朝会，与汉、唐等汉族王朝的朝会相比，仍有极大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三方面：首先，早朝独重，朝会缺乏合理的功能划分。 周天子有几朝，历来说法不一，大体有“三朝”、“四朝”二说，盖因理解不同之故。 但根据不同需要——礼仪、政事、发令、商榷——分别在不同殿廷上朝，则为历朝通例。 明初，朝会原是有功能分布的：礼仪性的大朝会及朔、望朝在正殿，早朝在正门，晚朝在便殿门。 但在发展中，形成早朝独重的局面，这主要是晚朝长期停废造成的。 早朝和晚朝合称常朝，除了必要的礼仪，以处理政事为主。 但晚朝初无定制，以致不少人误以为国初“一日三朝”，丘浚就说：“（早朝后，）至午复出朝，晩亦如之，此每日常朝之制也”。 其实晚朝与午朝实为一事，称谓不同而已。 朱元璋时，晚朝或于奉天门，或于右顺门；永乐时在右顺门，宣德后在左顺门。 早朝与晚朝的政事安排是这样的：“百司皆於早朝奏事，非警急事当奏者不须赴晚朝，听在司理职务，惟通政司达四方奏牍，早晚须朝。 ”也就是说，晚朝以奏“警急事”为主，不需要百司都来赴朝；早、晚必朝的，只是掌管章奏进呈的通政司官。 永乐四年，以“早朝四方所奏事多，君臣之间不得尽所言，午后事简……可从容陈论”，命“自今凡有事当商略者，皆於晚朝来，庶得尽委曲。 ”晚朝仅奏重事，参加者有限，礼仪也较轻简，君臣可从容展论，因此，它是早朝的重要补充。 但晚朝（景泰间定仪注后，乃定称午朝）自英宗即位后长期停废，景泰及弘治初曾试图复兴，但都维持不久。 所以君主听政之所，实只有正门早朝，早朝乃等于常朝。 这是明代朝会与前朝最大的不同。 其次，明代“大小公私之事并令公朝陈奏”，早朝所理之事异常繁碎。 《明会典》载洪武二十八年所定各府部衙门“合奏启事目”，达184款，除了选举、盘粮、建言、决囚、开设衙门等大事，以及灾异、雨泽、囚数等类奏事项，还有许多像“收买牛支农具”、“追赃不足家属”之类的杂事。 凡涉及“军中机密事情及守卫门禁关防等事”，许官旗军人“径奏”；民间词讼，也往往“实封闻奏”。 有司所守之事，亦须一一面请，就连守卫皇城官军搜检出被盗内府财物，也要引到朝门，由皇帝亲自发落。 可谓“烦渎”至极。 像明代皇帝这样，亲坐朝门，一切庶政，不分轻重大小，样样过目亲理，这是前所未有的。 而事岂能持久？但太祖定制又不准变，这实际上已埋下了后世朝会走向虚应故事，“名”存而“实”亡的隐机。 特别是宣德以后，早朝决政方面的内容不断萎缩，上朝不过趋拜行礼，其性质便与大朝、朔望朝没有太大的区别了。 再次，因为凡事都要请旨，旨不发，则政不行，因此皇帝必须日日上朝。 皇帝“日理万机”，与天天坐朝，其实是不同的。 以前朝为例，西汉中期以前的情况不详，自汉宣帝始实行五日一朝的常朝制度。 制度虽如此，但常朝之外，皇帝也于便殿办理公务，接见大臣。 一直到三国时期，“五日视朝之仪”仍被视作旧制。 唐代，除了大朝、朔望朝外，还有“常参”，就是每日朝参。 常参制度后为宋代所继承。 因此，明代的朝会，主要借鉴了唐宋制度。 但每日的朝参又非常不同，如唐制，除文官五品以上及两省供奉官、监察御史、员外郎、太常博士“日参”（每日入朝），号“常参官”，其他官员由“九参”（一月朝九次）、“六参”（朝六次）降及“四时参”（一年仅四朝），而“文武官职事九品以上及二王后，则朝朔、望而已。 ”这显示了前代朝参的一个基本特点，即官员由其地位不同，朝参日数递减，并非不加区别，一体见君。 即便汉代，“朝臣”与“非朝臣”之间也是有清晰界定的，在上奏文书等方面均有体现。 但明代，常朝是大多数京官的义务，从宰辅到九品小吏乃至不入流杂职，每日接踵趋朝，骈首门下，了无亲疏轻重之别；就连在京“仓场卫分”小官，也“日逐随朝”。 现在很难弄清，到底哪些人必须朝参。 洪武初年给赐朝臣公服、朝服，受赐者达2813人。 照理这些人都当朝参。 宣德六年一次早朝，文武官不至者五百余人。 成化二十三年一次失朝官员竟达1118人。 这些人都是当注门籍，每日赴朝的，可见上朝官员相当庞杂。 为什么早朝到明代会发生这样的变化？朝会的性质是由高度集中的专制统治决定的，其设施也为适应其运转需要而服务。 欲求明代朝会变化的原因，仍要从朱元璋利用朝会以尊“主权”，强化“主尊臣卑”关系上找原因。 从历史上来说，朝会制度与宰相制度密不可分。 朱元璋忌相，一人独揽大权，是造成早朝之变的首要原因。 前代，宰相在朝会中扮演重要角色。 唐制，“宰相帅常参官”。 宋制，正衙常参，“宰相一人押班”。 明初，宰相声势赫奕，也见于朝参之时，高启《侯早朝》诗云：“驺吏忽传丞相至，火城如昼晓寒销。 ”这与后来阁臣入朝“仅二灯前引”形成极大反差。 有宰相辅佐，中外之事，先经甄别权衡，小事自决，大者奏请，故早朝事不繁累。 汉代，丞相府或司徒府甚至有“百官朝会殿”，虽如《汉书·黄霸传》颜师古注云：“（朝会殿）丞相所坐屋也。 古者，屋之高严，通呼为殿，不必宫中也。 ”但以臣下而用“殿”字，无疑是极为僭越的。 相权过大正是朱元璋不能容忍的，因此也就造成中国政治史上一次大变革：废除宰相。 但废相后，政事散于六部，无人总其纲，凡事必面君请旨而后行，于是事无大小便如潮水一般涌到朝会上来了。 朱元璋最担心的就是臣下蒙蔽，如今他朝堂高坐，事事过目，人人皆至御前，似乎只有这样，就能做到无“欺弊”了。 洪武时，除了朝参官员，凡奉召来的耆老、人才、学官、儒者等，皆令“随朝观政”，将官子弟年纪稍长也令“随班朝参，以观礼仪”。 当时“四方来者云拥而林布”，早朝的场面极为壮观。 朱元璋坐在门上，亲“试文辞，询问经史及民间政事得失”，往往一语相得，即予优擢，用人“面选者多”。 官员犯法，也常“面责而处之”。 朱元璋还将朝会作为宣化的场所，“每日早朝晚朝，说了无限的劝诫言语。 ”“于大班中，竭气语谕之再三”，必欲臣民“立志成人”。 更将那些“裸形絷手、其状丑恶”的罪囚引于公朝，“使凶顽知警”，起到诫示的作用。 需要强调的是，朱元璋的早朝，正如明初的其他制度一样，深深镌刻了他的个人印记，是完全按照他独特的个性及行为方式创造的；正因为这个制度具有太过强烈的个性，从而具有了某种不可替代性，当它作为祖制被继承下来时，虽外存其“形”，内实乏其“神”，蜕变是不可避免的。 通观早朝的变化史，很像剥笋一样，累加在早朝上的功能逐渐剥离，最后只剩下一副没有灵魂的躯壳。 朱元璋创设的朝会，即便在他生前，已不能维持如初，如每日朝罢后百官赐食（非令节赐食），即以“职事众多，供亿为难”，不得不于洪武二十八年停止。 朱元璋晚年上朝也颇为随便，随驾所在，甚至于右顺门、西宫举行早朝，过去的盛大场景不复再见。 总体来说，早朝有三次大变：一，洪武十三年废相，原有政体解纽，早朝的性质及功用也因之而变；二，宣德十年，英宗冲年即位，规定早朝奏事必须预进事目，并限制每朝奏事件数，早朝政治功能大为弱化。 三，隆庆六年，同样是幼君（神宗）继位，改为每月逢三、六、九日上朝，从此早朝一月只举行九次，不可再称“日朝”了。 另外，明后期长期停朝，也使朝仪不能如旧。 如于慎行说：“自甲午（嘉靖十三年）以后，凡三十余年不视常朝，即岁时肄礼，惟讲会同之仪，而日朝之典，遂至无一人记忆。 穆考登极，始复常朝，鸿胪搜求故实，多所散失，不知于世庙初年合否？”其实，除了具体的形式，早朝最根本的变化是它逐渐失去行政功能。 宣德以前，“百司皆于早朝奏事”，奏事是早朝最重要的内容。 那时，人主亲裁万机，在早朝上发挥着主动作用。 但这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即“国有长君”。 宣德十年正月，宣宗崩逝，接位的英宗还是个九龄稚童，完全不具有当朝处断政事的能力，甚至朝堂久坐都成问题，制度的缺陷顿时暴露出来。 为此辅政大臣提出折衷方案：规定每一早朝，止许言八事；所奏事目，通政司先一日进呈“面帖”，由内阁预先处分，皇帝只须照答即可。 如“内系吏部者，圣旨：‘吏部知道。 ’户、礼、兵、刑、工等部俱如之。 该都察院者，圣旨：‘都察院知道。 ’其云本司奏者，圣旨：‘该衙门知道。 ’”以后就这么沿袭下来。 成化二十一年，又诏盛暑、祁寒日，奏事毋得过五件。 经过如此删省，“公朝决政”的早朝遭到釜底抽薪似的打击，它被架空了。 清朝没有一早就聚集官员站班议事的制度，而是由内阁向皇帝汇报政务。 总的说来，不过是让皇帝知道一下而已，大权实际上都操在内阁大臣手中。 当时未成年的顺治、康熙，早起还要上学，因此召见或者觐见，都安排在皇帝放学之后、午饭之前。 如果有重大政务，则随时召见，地点并不固定，一般选择就近召见。 康熙成年之后，沿袭明制进行“御门听政”，冬春季早上六点，夏秋季早上五点，先在乾清门，后来改在太和门听取官员汇报。 这倒是有点儿像是早朝。 像康熙年间著名的抗击沙俄的雅克萨之战、平三藩等重大决策，其实都是在“御门听政”中决策的。 康熙、乾隆之后的帝王逐渐疏懒，到咸丰年间，“御门听政”完全废止了。
古代的大臣上朝半夜就要起床？迟到还要坐牢？
我国封建制度延续几千年，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古代经常会有这样一个场景，大臣排列的十分有秩序，皇帝坐在高高的象征着权力的龙椅上。
在早朝结束之后，皇帝从后门回到宫殿中，大臣们也毕恭毕敬的离开，可这些大臣在退朝之后去到哪里了呢？是回到家里还是去别处玩乐呢？这些都不是正确答案。在退朝之后，大臣绝对不敢回家，若是违反了这个规则，轻则罚俸禄，重则有牢狱之灾。
古代大臣的生活远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轻松，早朝作为我国封建帝制的一种产物，最早在周朝便出现了。《周礼》中也最早记载了有关事宜。朝会的出现是为了把尊敬天子作为最重要的事情，在唐朝时期，早朝这个活动变得尤为重要，只要是在京城为官的人必须要参加早朝，就算是最低品级的官员也不例外。不过不同的官员见到皇帝的次数也是不同的，一般五品以下的官员，只要每月初一和十五上早朝就可以了。而监察御史等高官都要天天面圣的。
宋朝的时候早朝顺应时代的发展也发生了进步，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制度，官员的机构制度发生了一些改变，管制机构设计了三省六部，监察机构等。这样一来职能部门的人数就增加了很多，加上宋朝的皇帝对早朝不是很看重，所以便不再要求全员参加了，只有高官才有见皇帝的机会。
历朝历代中，这些大臣的工作都是很辛苦，虽然过着光鲜亮丽的生活，不过压力也是很大的。在明朝对早朝的重视程度上升到了一个峰值，朱元璋作为苦出身的皇帝，对官员的管理是很严苛的，因为朱元璋小时候就亲眼看着官员的贪污让底层百姓过得十分艰辛。根据明会典中记载，在天刚破晓的时候，大臣就要和文武百官商量过年大事了，简单点说，这相当于在午夜就要准备起床收拾，穿戴好官服，然后驱马车到皇宫等待皇帝召见。
在开会之前还要检查仪容仪表是否合格，如果有不合格的方面最终会被记下来扣考核分，但是在这样高负荷的工作状态下，这些官员免不得也会迟到，如果这些官员迟到会怎样呢？在唐玄宗时期，如果官员无故不到就要扣除一个季度的俸禄，如果连续旷工还要被判有期徒刑。其他朝代的制度也都大抵如此。
在早朝结束之后，各个部门的官员都要回到自己所属的机关去做一天的工作，在领会了皇帝的思想之后，还要内化给下属传达下去，除此之外还要处理相关的文件。如此看来古代的官员并没有电视剧中表现的那样清闲，反而是很紧张的度过一天的生活。在明朝更是无论大官小官都被制度管的极其拘束。和他们相比当时的百姓也是十分幸福的了，官员的生活比现在“996”工作制度还要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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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的官名：三师、王、三公，为正一品。 上柱国、郡王、国公、开国郡县公，为从一品。 柱国、太子三师、特进、尚书令、左右光禄大夫、开国侯，为正二品。 上大将军、尚书左右仆射、雍州牧、金紫光禄大夫，为从二品。 大将军，吏部尚书，太常、光禄、卫尉等三卿，太子三少，纳言，内史令，左右卫、左右武卫、左右武候、领左右等大将军，礼部、兵部、都官、度支、工部尚书，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等六卿，上州刺史，京兆尹，秘书监，银青光禄大夫，开国伯，为正三品。 上开府仪同三司，散骑常侍，左右卫、武卫、武候、领左右、监门等将军，国子祭酒，御史大夫，将作大匠，中州刺史，亲王师，朝议大夫，为从三品。 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太常、光禄、卫尉等三少卿，太子左右卫、宗卫、内等率，尚书吏部侍郎，给事黄门侍郎，太子左庶子，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等少卿，下州刺史，（已前上阶。 ）内史侍郎，太子右庶子，通直散骑常侍，左右监门郎将，朝散大夫，开国子，为正四品。 上仪同三司，尚书左丞，太子左右卫、宗卫、内等副率，左右监门率，上郡太守，雍州别驾，亲王府长史，太子家令，率更令、仆，内侍，城门校尉，（已前上阶。 ）尚书右丞，上镇将军，雍州赞务，直阖将军，亲王府司马，谏议大夫，为从四品。 车骑将军，仪同三司，内常侍，秘书丞，国子博士，散骑侍郎，太子内舍人，太子左右监门副率，员外散骑常侍，上州长史，亲王府谘议参军事，开国男，（已前上阶。 ）尚食、尚药典御，上州司马，为正五品。 著作郎，通直散骑侍郎，中郡太守，直寝，太子洗马，中州长史，奉车都尉，（已前上阶。 ）都水使者，治书侍御史，大兴、长安令，大理司直，直斋，太子直閤，京兆郡丞，中州司马，中镇将，上镇副，内给事，驸马都尉，亲王友，员外散骑侍郎，为从五品。 翊军、翊师将军，尚书诸曹侍郎，内史舍人，下郡太守，大都督，亲王府掾属，下州长史，（已前上阶。 ）四征将军，（征东、征南、征西、征北。 ）三将军，（内军、镇军、抚军。 ）大理正、监、评、千牛备身左右，左右监门校尉，内尚食典御，符玺监，御府监，殿内监，太子内直监，下州司马，下镇将，中镇副，为正六品。 四平将军，（平东、平南、平西、平北。 ）四将军，（前军、后军、左军、右军。 ）通事舍人，亲王文学，帅都督，左右领军府长史，太子直寝，亲王府主簿，亲王府录事参军事，太子门大夫，给事，上县令，（已前上阶。 ）冠军、辅国二将军，太子舍人，直后，三寺丞，亲王府功曹、记室、仓户曹参军事，城门直长，太子直斋，太子副直监，太子典内，左右领军府司马，下镇副，为从六品。 镇远、安远二将军，员外散骑侍郎，御医，左右卫、武卫、武候、领左右等府长史，亲卫，亲王府诸曹参军事，（已前上阶。 ）建威、宁朔二将军，六寺丞，秘书郎，著作佐郎，太子千牛备身，太子备身左右，尚食、尚药、左右监门等直长，太子通事舍人，左右卫、武卫、武候、领左右等府司马，都督，太子典膳、药藏等监，太子斋帅，上戍主，为正七品。 宁远、振威二将军，左右监门府长史，太子左右卫、宗卫等率，左右虞侯、左右内率等府长史，符玺、御府、殿内等直长，上州录事参军事，左右领军府掾属，亲王府东西阁祭酒，中县令，上郡丞，太子亲卫，将作丞，勋卫，亲王府参军事，上镇长史，（已前上阶。 ）伏波、轻车二将军，太学、太常二博士，武骑常侍，奉朝请，国子助教，亲王府诸曹行参军，太子直后，太子左右监门直长，大兴、长安县丞，太子侍医，侍御史，太史令，上州诸曹参军事，左右监门府、太子左右卫、左右宗卫、左右虞候、左右内率等司马，上镇司马，为从七品。 宣威、明威二将军，协律郎，都水丞，殿内将军，太子左右监门率府长史，别将，下县令，中郡丞，中州录事参军事，上上州诸曹行参军事，亲王府行参军，左右领军府录事参军事，中镇长史，太子内坊丞，太子勋卫，（已前上阶。 ）襄威、厉威二将军，殿内御史，掖庭、宫闱二令，上署令，（公车、郊社、太庙、太祝、平准、太乐、骅骝、武库、典客、钩盾、左藏、太仓、左尚方、右尚方、司染、典农、京市、太官、鼓吹。 ）太子左右监门率府司马，中州诸曹参军事，左右卫、武卫、武候等府录事参军事，左右领军府诸曹参军事，内尚食丞，中戍主，上戍副，为正八品。 威戎、讨寇二将军，四门博士，主书，门下录事，尚书都事，监察御史，内谒者监，上关令，中署令，（太医、右藏、黄庙、乘黄、龙庙、衣冠、守宫、华林、上林、掌冶、导官、左校、右校、牛羊、典牧。 ）下郡丞，下州录事参军事，中州诸曹行参军，备身，左右卫、武卫、武候、领左右等府诸曹参军事，左右领军府诸曹行参军，太子左右卫、宗卫、率等府录事参军事，下镇长史，太子翊卫，（已前上阶。 ）荡寇、荡难二将军，亲王府长兼行参军及典签，员外将军，统军，太子三寺丞，中关令，奚官、内仆二令，下署令，（诸陵、崇玄、太卜、车府、清商、司仪、肴藏、良酝、掌醢、甄官、廪牺。 ）上津尉，下州诸曹参军事，左右卫、武卫、武候等府诸曹行参军，领左右府铠曹行参军，左右监门、太子左右卫、宗卫等率，左右虞候，左右内率等府诸曹参军事，掌船局都尉，上镇诸曹参军事，上县丞，上郡尉，为从八品。 殄寇、殄难二将军，太学助教，太子备身，大理寺律博士，诸校书郎，都水参军事，内史录事，内谒者令，内寺伯，中县丞，下关令，中津尉，下州诸曹行参军，上州行参军，左右监门府铠曹行参军，太子左右卫、宗卫、虞候府等诸曹行参军，太子左右内率府铠曹行参军，左右领军府行参军，中镇诸曹参军事，上镇士曹行参军，中郡尉，（已前上阶。 ）扫寇、扫难二将军，殿内司马督，太子食官、典仓、司藏等令，尚食、尚医、军主、太史、掖庭、宫闱局等丞，上署丞，太子左右监门率府诸曹参军事，中州行参军，左右卫、武卫、武候等府行参军，上州典签，下戍主，上关丞，太子典膳、药藏等局丞，下郡尉，典客署掌客，司辰师，为正九品。 旷野、横野二将军，掖庭局宫教博士，太祝，太子厩牧令，太子校书，下县丞，中署丞，左右监门率府铠曹行参军，下州行参军，中州典签，左右监门府、太子左右卫、宗卫、虞候、率府等行参军，正字，太子内坊丞直，中关、上津丞，下镇诸曹参军事，中镇士曹行参军，上县尉，（已前上阶。 ）偏、裨二将军，四门助教，书算学博士，奉礼郎，员外司马督，幢主、奚官、内仆等局丞，下署丞，下州典签，内谒者局丞，中津丞，中县尉，太子正字，太史监候，太官监膳，御府局监事，左右校及掖庭监作，太史司历，诸乐师，为从九品。 又有流内视品十四等：行台尚书令，为视正二品。 上总管、行台尚书仆射，为视从二品。 中总管、行台诸曹尚书，为视正三品。 下总管，为视从三品。 行台尚书左右丞，为视从四品。 同州总监、陇右牧总监，为视从五品。 行台诸曹侍郎，为视正六品。 上柱国、嗣王、郡王、柱国府长史、司马、谘议参军事，盐池总监，同州、陇右牧总副监，王、二王后国令，为视从六品。 上大将军、大将军府长史、司马，上柱国、嗣王、郡王、柱国府掾属，嗣王文学，公国令，王、二王后大农尉、典卫，为视正七品。 上开府、开府府长史、司马，上大将军、大将军府掾属，上柱国、嗣王、郡王、柱国府诸曹参军事，盐池总副监，盐州牧监，诸屯监，国子学生，侯、伯国令，公国大农尉、典卫、雍州萨保，为视从七品。 上仪同、仪同府长史、司马，上大将军、大将军府诸曹参军事，上柱国、嗣王、郡王、柱国府参军事，诸曹行参军，行台诸监，同州诸监，盐池四面监，皮毛监，岐州监，同州总监、陇右牧监等丞，诸大冶监，雍州州都主簿，子、男国令，侯、伯国大农尉、典卫，王、二王后国常侍，为视正八品。 行台尚书都事，上开府、开府府诸曹参军事，上大将军、大将军府参军事、诸曹行参军，上柱国、嗣王、郡王、柱国府行参军，五岳、四渎、吴山等令，盐池四面副监，诸皮毛副监，行台诸副监，诸屯副监，诸中冶监，诸缘边交市监，盐池总监丞，诸州州都主簿，雍州西曹书佐、诸曹从事，京兆郡正功曹，太学生，子、男国大农、典卫，为视从八品。 开府府法曹行参军，上仪同、仪同府诸曹参军事，上大将军、大将军府行参军，上柱国、嗣王、郡王、柱国府典签，同州诸副监，岐州副监，诸小冶监，盐州牧监丞，诸大冶监丞，诸缘边交市副监，诸郡正、功曹，京兆郡主簿，诸州西曹书佐、祭酒从事，雍州部郡从事，公国常侍，王、二王后国侍郎，公主家令，又视流外，亦有视勋品、视二品、视三品、视四品、视五品、视六品、视七品、视八品、视九品之差。 极于胥吏矣，皆无上下阶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