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作家出版社接连推出两部“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作品《东山坳》与《极顶》。
《东山坳》系吉林省作家杨逸创作的长篇小说，首发于《中国作家》2023年长篇小说专号。该作品立足于东北大地，紧密关照现实，用生动的笔触、独特的视角和真挚的情感，把一群平凡的韩屯人放在一起，以一幅充满北方风土人情味的长卷，书写了一众村民命运的轮回和改变。
书中主人公韩松花深陷泥淖却鼓起勇气踏上养猪致富之路；乡镇干部左天伦的纠结和矛盾真实得一如你我；庞大海被命运扭曲变形的爱恨令人唏嘘；郑四方渴望温暖家庭的心愿与现实的一路相悖让人叹惋……一个村子里长大的四个孩子，用他们的命运轨迹展现了这块土地上的贫穷苦难、亲情爱情、觉醒奋斗、别离与乡愁。
与老一辈命运的交织，让作品深刻厚重的同时，也散发着真切的人情冷暖，令人动容。作者很好地把握了“过去”与“现在”，呈现给读者新时代北方农民的鲜活形象，也展现了一幅幅城乡融合的生动画面。《东山坳》倾注了作者对吉林周边村屯和村民的深情，是新时代背景下北方山村一场动人心弦的“山乡巨变”，也是一部书写到人性深处的纯文学长篇佳作。
《东山坳》出版前，作家出版社组织专家对作品开展了改稿会。各位专家在给予作品高度评价的同时，也提出了相应的修改意见。会后，作者会同责任编辑就内容修改进行了充分讨论，通过对情节的增设和细节的改动，使全书更加动人心魄、血肉丰满，也赋予了作品更深刻的思想意义和更绵长的艺术感染力。
另一部“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作品《极顶》由山东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王宗坤创作。这部作品同时入选“齐鲁文艺高峰计划”重点项目（首批）。小说塑造了新一代基层官员的执政形象，与乡民血肉相连，与大地同根共生。
小说中，“林二代”禹奕泽在遭遇中年“十字路口”之后，毅然回归自己的人生始发地——泰山碧峰管理区。面对这座有着二十五亿年历史的文化圣山，在“老炮台”、老迟等一批林业前辈的引领感召之下，在对泰山上的生灵、草木、山石的深情凝望中，他前行的步履逐渐被理想之光照亮，勇于担负起自身的历史使命和现实责任，深刻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禹奕泽在获得个人心灵救赎和精神成长的同时，他彻底找回了自己，在涌动着无尽春潮与璀璨霞光的新时代征程上，继续奔赴极顶。
在《极顶》后记中，作者王宗坤谈及这部作品背后的创作计划时称，2019年春天，他准备写一部关于泰山的长篇小说，当时这仅仅是一个大方向，既不知道具体要写什么，也不知道怎么去写。后来，在朋友的推荐下，他来到泰山东麓的天烛峰管理区进行所谓的体验生活，之所以冠以“所谓”，是因为在以往的写作经验中，他一直对“体验生活”的说法不太感冒，原因很简单，我们每天都在生活，对于作家来说，几乎每一种生活都应成为写作的源头，刻意去体验反而显得矫情。
王宗坤表示，但这次却颠覆了他的观念，认识到了体验的重要性，体验生活不是去看他者风景，不是走马观花地到此参观，也不是亦步亦趋地去过别人的生活，而是一种彻底的融入，在融入中挖掘出新发现，在融入中升华出新精神。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张恩杰
经典文学作品插画-没有宝典，你打算怎么看国际安徒生奖世界插画大展
你最喜欢哪部轻小说的插画？在我看来，我最喜欢这两部部轻小说的插画：《虚空之盒与零之麻理亚》、《变态王子与不笑猫》。
首先，我想推荐的小说是《虚空之盒与零之麻理亚》。当我接触到这本书时，我偶然在书店的书架上瞥见了它。看到女主黑长直很漂亮，这部小说应该被视为推理小说。我个人不喜欢剧透，所以跳过情节介绍，直接谈谈这部轻松小说的优点。首先，就主从地位而言，男女都是日本高中生，公众路人的常识和生活方式与现实世界中的相同。然而，这部小说中有一些不科学的东西，男主和女主主要反对那种不科学的东西。
然而，它不属于权力斗争部门。男女主没有任何特殊能力。他们主要依靠智力来解决问题。这部小说最大的吸引力在于超越肤浅爱情的男女主人之间的革命友谊和与“零”的艰难斗争。最终的结果应该被认为是好结局。男主既不是无用的，也不是龙傲天。他们有好人的特质，但他们应该做的不是墨迹。女主并不矫情、迷人或粘人，但我非常喜欢她与男主人的互动，总之，这是一本好小说，插画制作非常精美。相乐总的《变态王子与不笑猫》相信很多人看过动画
。这部动画制作得很好，而且设计甚至比插图还要好，这确实令人惊讶但公平地说，我认为这部动画没有任何特别的感觉，也没有激起我填满这部小说的欲望。我只是认为这部小说可能是一部妻妾成群的喜剧。这部轻动漫也许有些卷充满了喜剧气氛，但后几卷的气氛沉重而令人沮丧。许多笑话都认为男主人以受苦为乐男主也出奇地讨人喜欢。
这部小说侧重于人物，人物塑造相当不错，作者的技巧也不错，主人公是一个戴着变态面具的心灵脆弱的男人。所以在我看来，我最喜欢这两部部轻小说的插画：《虚空之盒与零之麻理亚》、《变态王子与不笑猫》。以制作红旗为插图的名著在小说界，作为一种约定俗成的说法，“红色经典”指的是革命历史题材的“革命历史小说”。狭义上，仅指新中国成立初期即1949年至1966年间创作的一大批“革命历史小说”。在红色经典长篇小说中，封面、插图、地图等图像，与小说正文，形成了一种奇妙的互动。李跃力，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著有《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革命话语”研究——以1930年代为中心》《革命与文学的深层互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革命话语”研究》等。近日，在“2022中国小说论坛”上，李跃力就“红色经典”中的文图互动展开精彩讲解。封面与插图建构红色经典的重要部分红色经典长篇小说常常拥有封面、插图、地图等图像副文本，这些副文本与小说正文本图文互渗，图文互补，建构出一种新的具有整体性的综合文本。特别是“十七年”时期的出版社，利用多种形式的美术作品不断更新着小说的封面、插图以及其他视觉设计，累积了丰富的副文本。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四川美术家宋广训、吴凡、徐匡、李焕民等集体创作的《红岩》封面及插图；涂克、刘旦宅创作的《红日》插图，孙滋溪创作的《林海雪原》插图；古元、贺友直分别为《山乡巨变》创作的套色木刻插图和连环画等。可以说，这些封面和插图与正文本一起，构成了红色经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实际上，对这些作品封面和插图的重视，文艺界经历了一个过程。1954年，人民美术出版社举办了书籍装帧设计展览会，共展出各种书籍封面二百余幅。随后，《美术》杂志刊发了著名版画家邹雅的观点，他尖锐地指出展出作品存在的问题：“有些封面设计不仅不美观，而且有不少地方存在着严重的政治、思想上的错误有好多封面设计简单潦草、平淡乏味、构图死板、色彩单调”文艺理论家王朝闻也在《人民日报》呼吁改变“文学书籍缺少插图和插图简陋的状况”。正是在这一背景中，“十七年”文学作品的封面和插图工作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与发展，涌现了不少经典佳作。值得一提的是，1961年，为了创作小说《红岩》的插图，中国美协四川分会专门设立了创作小组，进行了一个多月的集中创作。画家们通读小说原稿，各自对小说历史背景、人物事件等进行前期资料查阅，随后集体研究创作计划，统筹安排每个人具体的创作任务，并按分配分头起稿，其间互相参谋建议。最后画稿由创作小组集体审定后再分别上版雕刻、拓印。可以说，红色经典小说的封面设计和插图，汇集了黄胄、侯一民、贺友直、古元、顾炳鑫等知名艺术家的智慧，也体现出了这些艺术家此时的最高水平，构成了红色经典的经典性的一个重要部分。图像是对文学的写意、抽象和提炼在对红色经典长篇小说庞杂的审美资源的取材中，图像主要遵循了写意、提炼、突出三个原则，由此形成了一套特定的充满隐喻性的视觉语言和符号。如红色象征革命、牺牲、正义；黑色象征逆境、反动；青松、红日、高山象征着永恒、希望和伟大等等。而大量的图像元素也因为高度的隐喻性成了与文学作品中经典情节、经典人物形象对应的特定符号系统，如朱砂红岩寓意战士的鲜血，挺拔的青松寓意万古长青，红缨枪寓意土改农民的斗争等。红色经典中的风景几乎都可以视作政治隐喻，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抽象性，形成了一套固定的表意系统。《红岩》这一小说名字本身就是隐喻性的，宋广训设计的封面以简洁的绘画语言表达了这一深广的内涵，他曾回忆：“《红岩》的书名给了我很大启发，当时我的画室在重庆美协大院二楼，背依山城雄伟的浮图关、虎头岩，站在画室窗前，能看到嘉陵江和江对面的山、山上的树。早晨太阳升起来，长空、江水都被染红，使人心情格外开朗向上，感受着自然的壮丽浩然，我决定采用巍巍岩石、傲然苍松、顶天立地这三个元素来构成画面，背景是黎明的天际，长天流云，荡气回肠，天就要亮了！烈士们为革命、为真理献身的英雄气概与天地长存。我平常喜欢临习魏碑，封面上‘红岩’这两个字，就是我从魏碑中集的。”因而，《红岩》封面在构图上将一棵傲然挺立在山顶的苍松作为视觉的中心，背景是血红的长空和浩瀚的江水，色彩由红、黑、黄三大板块构成。作者用曲折的岩石象征恶劣严酷的环境，用红色的曙光象征胜利即将到来，用青松江水象征革命精神的永恒，其内在的政治隐喻和外景物的选择融为一体，构成了一个图像对文学写意、抽象和提炼的极佳范例。红色经典长篇小说的插图大部分都以人物为表现核心，对人物的刻画和情节的展示并不局限于小说本身，而是展开创造性的想象和加工，对人物进行再创造。黄胄为《红旗谱》所作的人物插图《春兰》最为知名。在小说中，春兰找运涛教自己写“革命”，并将这两个字绣到自己衣服的怀襟上表示自己一心向往革命，不怕困难。其中并没有春兰在地上画写“革命”的情节。而黄胄改编了小说的情节，创造性地刻画了一袭黑衣黑裤、微微低头，在地上写“革命”的农村少女春兰的形象。春兰的着装以及她身边的小鸡，在小说中均有零散的描绘，但黄胄将这些因素集中在一起，创造出来一个相对独立的艺术空间，但满腹心事、充满期待的春兰却和小说是一致的。除了表现重点人物之外，图像还经常选择融合自然风貌、时代背景的人物群像来表达对小说文本的整体理解，这本身就是对文本的概括、提炼和抽象。这一点突出表现在一些红色经典小说的封面上。如王荣宪为《青春之歌》设计的封面，截取小说的示威游行情节，男女革命青年迎风招展的白色围巾和背景的红色旗帜成为人物内心和小说主题的绝佳载体。强烈对比凸显图像戏剧性图像对红色经典长篇小说情节的再现或再造，常选择小说中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对立、冲突的时刻，通过构图上的高低，色彩上的明暗来强化二者之间的矛盾，使得整个画面充满紧张和戏剧性。我们可以把这种图像特有的构图方式称为“戏剧性构图”。在小说《青春之歌》中，详细描绘了林道静和余永泽思想裂痕越来越大终至分手的过程，但插图作者侯一民在创作插图时，却别具只眼地选择了一个读书的场面来表达二人思想追求上的巨大差异。小说对这个场景有如下描绘：“就抱着书本贪婪地读着她的精神飞扬到广阔的世界里去了。可是余永泽呢，他这几天可没心思去上课，成天憋在小屋里窥伺着道静的动静。他暗打主意一定要探出她的秘密来。可是看她的神情那么坦率、自然，并无另有所欢的迹象，他又有点茫然了”侯一民的插图打破了小说中时空和情节链条的限制，将小说中不同时空的情节浓缩在一个时空之中。林道静身体前倾、如饥似渴地伏案读书；余永泽手拿线装书却无心去读，眼睛茫然地瞥向正在伏案读书的林道静。插图着意于对二人神态的描摹，突出和强化了“读书”这一情节所揭示的二人之间的深刻矛盾，画面富有戏剧性，视觉语言是意味深长的。除了将小说情节进行浓缩突出矛盾冲突之外，红色经典的小说插图还常常用正反构图的方式，辅以光线、色彩上的特殊处理，来凸显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的矛盾。刘旦宅为《红日》创作的插图在处理沈振新审讯俘虏这一情节时，在构图上将俘虏和沈振新处理为斜一字形，沈振新面对观众，俘虏则侧对观众。置于方桌上的蜡烛恰好照亮了沈振新，俘虏因为背光则处于暗处。这样的构图很好地将双方的立场和敌对性展现了出来。孙滋溪1958年创作的《林海雪原》插图“舌战小炉匠”在构图上也是戏剧性的。他在构图的大和小上做文章。构图的中心位置是身形高大挺拔的杨子荣，小炉匠则侧身居于边缘，显得异常矮小；座山雕更是只露出半边身子。英雄人物的高大，反面人物的矮小是画面造成的视觉效果。这种大小的巨大反差形成了画面特有的张力。孙滋溪后来总结道：“把形态和性格截然不同的人物放在一起，使人物形象在对比中更鲜明，这也是我常用的一种表现手法。把形态和性格各异的人物放在一起，就会使他们的形象在对比中都得到加强。这种手法在文学和戏剧中，尤其是中国古典文学和戏剧中也是常见的。”正是在强烈的对比中，图像的情节性、戏剧性才得以显现。图像改编人物走向“高大全”红色经典长篇小说建构了英雄叙事的审美范式，这在其图像改编中被更加强烈地凸显出来。红色经典确立的人物形象与价值取向，在图像改编这一二度创作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以魅化主题、魅化人物为主要特征的图像表达体系。这里的魅化，不仅体现为对于主流意识形态和英雄人物的强化、深化，还有一种明显的神化特质。在图像的表现内容上，具体的人物和情境都着力于凸显英雄主义的主旨，人物皆为最著名最悲壮的人物或者主人公，场景也多集中在胜利、游行、牺牲、斗争这些高度戏剧性和煽情性的情节。《青春之歌》描写卢嘉川在“三一八”纪念集会上演讲时采用了林道静的视角，“从容不迫”“炯炯有神”“低沉的有节奏的”等对卢嘉川神情语言的描绘，以主观视角，尽显卢嘉川的英勇形象。在侯一民为这个场景所作的插图中，林道静隐而不显，卢嘉川的高大形象得到了强化。他高立于人群之中，一袭黑袍，围巾迎风摆动，双手握拳高举，成为众人的中心也成为整个画面的视觉中心。《红旗谱》对在“反割头税”大会上演说的江涛的描绘也是通过女性严萍的视角，女性视角充满了感性，却饱含着动人的情愫，使得江涛的英雄形象更能打动人心。而且，女性视角还有一个作用，它使得人物的英雄特质尚有一定的生活基础和情感基础，女性特有的感性和细腻对英雄气质的强化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到了《林海雪原》和《红岩》中，无论是被老百姓奉若神明的少剑波，还是身受酷刑意志坚定的江姐，小说对他们的塑造常常抽空生活内涵和现实基础，几乎被神化；而其图像，也无端地将人物置于高处，夸大其身体形态，营造出视觉上仰望的效果，用以表现人物的高大伟岸，由此而呈现出魅化的特征。吴强年为《红岩》所作的插图《红色的岩石》用大量的黑色留白来表现高耸的山岩，将齐晓轩置于山岩之上，且将其处理为白色，他身形虽然瘦削，但高大需要仰望的视觉效果却营造了出来。无论是红色经典小说还是图像中的英雄人物，都是非写实的，都在意识形态的渲染和主宰下走向“高大全”。而在图像魅化的过程中，文学作品中一些生活化、细节化的背景和故事情节，以及人物身上诸如传统农民特征、人性基本需求和表现等等这些却隐迹。正威所作《成岗的“自白”》中最为触目惊心的是他高高举起的两只大拳头，画家明显将其放大了。不仅如此，作者还在成岗手中的笔的上方设置了一束光，光芒将成岗笼罩了。图像对英雄人物的魅化，慢慢由“高大全”走向了“高前亮”。没有宝典，你打算怎么看国际安徒生奖世界插画大展10月4日，文艺老母亲琢磨着已完美错开国庆出游高峰期，遂提议前往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观看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大展。然而，无人响应。姐姐看向弟弟：“绘本插画展啊，小学生看多没劲，弟弟去看吧！”弟弟看向妈妈，一脸蒙：“嗯，嗯～什么展？”妈妈早有准备，翻出插画展宣传海报《丑小鸭》：姐弟俩立马心动了：“丑小鸭，我要去，我要去！”于是，妈妈带着姐弟俩欣然前往插画展。其实妈妈这次是有备而来。自打从朋友那里听说这个展览，妈妈就提前做了不少功课，不仅把本地艺术教育机构游艺家米妈的观展攻略烂熟于心，还啃完由美国著名儿童早期教育家丹尼丝所编著的《图画书宝典》。一路幻想着妈妈在展厅现场对着俩娃侃侃而谈各插画大师的经典作品，老母亲不禁志满意得。走进展厅，幻想破灭。但见一个个煞费苦心的文艺老母亲，挤在画前焦急呼唤娃：“快来看，快来看，这不是你最喜欢的绘本插画吗？”而熊孩子们充耳不闻，簇拥在几个互动区，上翻下滚，你推我搡，不亦乐乎。我家的娃，当然——也不例外。妈妈刚刚叮嘱姐弟俩不要走散，弟弟就一刺溜挤进互动区。妈妈只好丢下姐姐，围追堵截成功后，领着弟弟找到《丑小鸭》。乘着弟弟对画发呆，妈妈迅速打开宝典：作者罗伯特·英潘，南方大陆的写实插画大师，擅长以细腻写实的画风叙述故事宝典还没念完，弟弟已经看腻丑小鸭，启动满场与作品互动游戏。与俄罗斯民俗艺术的炼金师塔吉娜·玛丽娜作品互动：与优雅的奥地利绘本女王莉丝白·茨威格作品互动：电子屏涂鸦：由此看来，经常带孩子观展大有裨益，以前满场乱窜不知所终的弟弟，如今进步到摆拍与场景自然融合阶段。当弟弟互动得精疲力尽之时，一个人孤单看展的姐姐找到了我们：“妈妈，走吧，我已经看完所有作品了。”就这么结束了吗？不，妈妈尴尬又不失慈祥地一笑，是时候启用宝典了：“怎么样，姐姐最喜欢哪几位大师，带我们去看看？”姐姐点点头，先带我们来到《兔子先生和美好的礼物》面前。这是著名儿童文学图画书作家及插画家莫里斯·桑达克的作品，画风唯美细腻。他曾经五度获得美国图画书最高荣誉凯迪克奖，同时也是第一位获得国际安徒生插画大奖的美国人。童年时期体弱多病的桑达克，在绘本创作中反映出孩子成长过程中的种种焦虑不安、恐惧、挫折等复杂情绪，这在当时是颠覆性的革命。《野兽国》、《厨房之夜狂想曲》、《在那遥远的地方》，这三部桑达克自己眼中的代表作起初毁誉参半。《野兽国》一度是图书馆禁书，后来却被改编成动画、音乐剧，成为备受推崇的经典，被誉为“一本奇特的、前所未有的图画书”。有心理学研究者专门结合荣格的人格理论中自我、阴影、人格面具和阿尼玛等原型，来解读《野兽国》里麦克斯的形象。现场看到插画里野兽的形象颇为可怕，仿佛小时候做的恶梦，而主人公麦克斯悠然自得：了解到莫里斯·桑达克曾经拥有的可怕童年，似乎能够进一步明白作品蕴含的意义：一个孩子在探险中逐渐学会克服自己的恐惧心理。“真正塑造我们的，是那个我们很少有人有勇气去面对的孩子——那个远在教化到达你的心灵之前，没有耐心的、索取无度的孩子，那个想要爱和权利，又总是嫌不够，总是在生气和哭泣的孩子。”莫里斯·桑达克这句话或许是他创作一系列经典作品的初衷。姐姐最喜欢的第二位大师是超现实的儿童心理代言人安东尼·布朗。被归为英国超现实写实派画家的安东尼·布朗，凭借其绘本成就成为“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英国“凯特·格林威奖”双料得主。其作品构图利落，色彩鲜明，并擅以对比营造画面的戏剧性，带有超现实的成分。最酷的猩猩“威利”是安东尼·布朗笔下最有人气的角色。“威利”有愤怒、悲伤、喜悦等各种孩子们熟悉的表情，犹如儿童情绪心理的代言人。这次插画展的另一张宣传海报取自他2008年著名绘本《大猩猩和小星星》。安东尼·布朗说：“对我来说，设计一本图画书就好像拍一部电影，书的结构是特写和远景的结合体。而我的工作，则是天分（冒险这么说）和思考的结合体，两者很难分开。”见两个孩子看得入迷，妈妈继续开讲：“每幅插画都是一件艺术品，一个插画大师仅凭绘画技巧是做不出成功作品的，他还要深入了解孩子们的精神世界。而且，一副经典的插画作品会超越国界，超越时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妈妈最喜欢的大师吧！”妈妈最喜欢的第一位大师是斯堪的那维亚的自然主义者斯凡·欧特。斯凡·欧特的画作有一种清新的气息，用透明水彩塑造出来的层次，微妙又丰富，一如北欧国度的冷冽空气。就像是迎着森林中的雾气或暖阳，透出干净的光，写实场景也散发着空灵的艺术性。斯凡·欧特多为安徒生经典童话绘制插画，比如《拇指姑娘》、《丑小鸭》等。他特别擅长捕捉童话中忧郁、悲伤或幽默的场景，并用清新的画笔描摹出来。妈妈最喜欢的第二位大师是优雅的奥地利绘本女王莉丝白·茨威格。1990年，莉丝白·茨威格赢得“国际安徒生奖”时年仅36岁。美丽、奇幻、怪诞、愉悦的感伤情怀，掺揉了动作、舞蹈、自然、幻想，全都加在一起后，成就了茨威格的艺术。她的画里有一种梦的特质，很魔幻，但又很含蓄、很优雅。妈妈小时候所处的年代，国内绘本尚未起步，大多数同龄人没接触过绘本的概念，基本上直接从小人书跳转到文字书的阅读。童年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书里的插图，那些美丽的公主，梦幻的风景，动人的故事，给了我们莫大的勇气去追寻现实世界看不到的美好。打着分享最喜欢插画大师的旗号，我们把插画展厅又细细转了一遍。最后，孩子们带着对大师绘本作品的无限期待，恋恋不舍地离开展馆。文末彩蛋：《图画书宝典》揭示绘本的秘密1、什么是绘本？绘本，即图画书，取自日文中图画书的叫法。图画书是一件艺术作品，它靠插画和文字共同叙事，由对开的页面来展现场景，靠翻页呈现戏剧效果。全球最著名的图画书奖——凯迪克奖界定的图画书标准如下：2、有插图的书也是绘本吗？广义的绘本包括有插图的书，但通常我们提及的绘本与有插图的故事书不同，一般是指图画重于文字，图画主导叙事的绘本。3、为什么要看绘本？看文字书或插图书是否有同样作用？绘本不仅可以促进孩子的读写启蒙，增加孩子的美学体验和艺术经验，更关键的是可以发展孩子的视觉素养。而视觉素养的发展，是文字书或插图书无法做到的，也容易被我们忽视。4、选择什么绘本阅读？方式一：阅读某位作家的全部作品。方式二：选择10种或以上同一题材/类型的作品。方式三：选择所有获奖的作品，比如凯迪克奖和波士顿环球报号角图书奖历届获奖作品。5、怎样研读绘本？附1:国际安徒生奖获奖插画家名单附2:获奖大师部分经典作品平凡的世界简单插画-《平凡的世界》这部书为什么会成为经典如何分析这部作品
以制作红旗为插图的名著在小说界,作为一种约定俗成的说法,“红色经典”指的是革命历史题材的“革命历史小说”。 狭义上,仅指新中国成立初期即1949年至1966年间创作的一大批“革命历史小说”。 在红色经典长篇小说中,封面、插图、地图等图像,与小说正文,形成了一种奇妙的互动。
李跃力,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 著有《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革命话语”研究——以1930年代为中心》《革命与文学的深层互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革命话语”研究》等。 近日,在“2022中国小说论坛”上,李跃力就“红色经典”中的文图互动展开精彩讲解。
封面与插图
建构红色经典的重要部分
红色经典长篇小说常常拥有封面、插图、地图等图像副文本,这些副文本与小说正文本图文互渗,图文互补,建构出一种新的具有整体性的综合文本。 特别是“十七年”时期的出版社,利用多种形式的美术作品不断更新着小说的封面、插图以及其他视觉设计,累积了丰富的副文本。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四川美术家宋广训、吴凡、徐匡、李焕民等集体创作的《红岩》封面及插图;涂克、刘旦宅创作的《红日》插图,孙滋溪创作的《林海雪原》插图;古元、贺友直分别为《山乡巨变》创作的套色木刻插图和连环画等。 可以说,这些封面和插图与正文本一起,构成了红色经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实际上,对这些作品封面和插图的重视,文艺界经历了一个过程。 1954年,人民美术出版社举办了书籍装帧设计展览会,共展出各种书籍封面二百余幅。 随后,《美术》杂志刊发了著名版画家邹雅的观点,他尖锐地指出展出作品存在的问题:“有些封面设计不仅不美观,而且有不少地方存在着严重的政治、思想上的错误有好多封面设计简单潦草、平淡乏味、构图死板、色彩单调”文艺理论家王朝闻也在《人民日报》呼吁改变“文学书籍缺少插图和插图简陋的状况”。
正是在这一背景中,“十七年”文学作品的封面和插图工作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与发展,涌现了不少经典佳作。 值得一提的是,1961年,为了创作小说《红岩》的插图,中国美协四川分会专门设立了创作小组,进行了一个多月的集中创作。 画家们通读小说原稿,各自对小说历史背景、人物事件等进行前期资料查阅,随后集体研究创作计划,统筹安排每个人具体的创作任务,并按分配分头起稿,其间互相参谋建议。 最后画稿由创作小组集体审定后再分别上版雕刻、拓印。 可以说,红色经典小说的封面设计和插图,汇集了黄胄、侯一民、贺友直、古元、顾炳鑫等知名艺术家的智慧,也体现出了这些艺术家此时的最高水平,构成了红色经典的经典性的一个重要部分。
图像是对文学的
写意、抽象和提炼
在对红色经典长篇小说庞杂的审美资源的取材中,图像主要遵循了写意、提炼、突出三个原则,由此形成了一套特定的充满隐喻性的视觉语言和符号。 如红色象征革命、牺牲、正义;黑色象征逆境、反动;青松、红日、高山象征着永恒、希望和伟大等等。 而大量的图像元素也因为高度的隐喻性成了与文学作品中经典情节、经典人物形象对应的特定符号系统,如朱砂红岩寓意战士的鲜血,挺拔的青松寓意万古长青,红缨枪寓意土改农民的斗争等。
红色经典中的风景几乎都可以视作政治隐喻,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抽象性,形成了一套固定的表意系统。 《红岩》这一小说名字本身就是隐喻性的,宋广训设计的封面以简洁的绘画语言表达了这一深广的内涵,他曾回忆:“《红岩》的书名给了我很大启发,当时我的画室在重庆美协大院二楼,背依山城雄伟的浮图关、虎头岩,站在画室窗前,能看到嘉陵江和江对面的山、山上的树。 早晨太阳升起来,长空、江水都被染红,使人心情格外开朗向上,感受着自然的壮丽浩然,我决定采用巍巍岩石、傲然苍松、顶天立地这三个元素来构成画面,背景是黎明的天际,长天流云,荡气回肠,天就要亮了!烈士们为革命、为真理献身的英雄气概与天地长存。 我平常喜欢临习魏碑,封面上‘红岩’这两个字,就是我从魏碑中集的。 ”
因而,《红岩》封面在构图上将一棵傲然挺立在山顶的苍松作为视觉的中心,背景是血红的长空和浩瀚的江水,色彩由红、黑、黄三大板块构成。 作者用曲折的岩石象征恶劣严酷的环境,用红色的曙光象征胜利即将到来,用青松江水象征革命精神的永恒,其内在的政治隐喻和外景物的选择融为一体,构成了一个图像对文学写意、抽象和提炼的极佳范例。
红色经典长篇小说的插图大部分都以人物为表现核心,对人物的刻画和情节的展示并不局限于小说本身,而是展开创造性的想象和加工,对人物进行再创造。 黄胄为《红旗谱》所作的人物插图《春兰》最为知名。 在小说中,春兰找运涛教自己写“革命”,并将这两个字绣到自己衣服的怀襟上表示自己一心向往革命,不怕困难。 其中并没有春兰在地上画写“革命”的情节。 而黄胄改编了小说的情节,创造性地刻画了一袭黑衣黑裤、微微低头,在地上写“革命”的农村少女春兰的形象。 春兰的着装以及她身边的小鸡,在小说中均有零散的描绘,但黄胄将这些因素集中在一起,创造出来一个相对独立的艺术空间,但满腹心事、充满期待的春兰却和小说是一致的。
除了表现重点人物之外,图像还经常选择融合自然风貌、时代背景的人物群像来表达对小说文本的整体理解,这本身就是对文本的概括、提炼和抽象。 这一点突出表现在一些红色经典小说的封面上。 如王荣宪为《青春之歌》设计的封面,截取小说的示威游行情节,男女革命青年迎风招展的白色围巾和背景的红色旗帜成为人物内心和小说主题的绝佳载体。
强烈对比凸显图像戏剧性
图像对红色经典长篇小说情节的再现或再造,常选择小说中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对立、冲突的时刻,通过构图上的高低,色彩上的明暗来强化二者之间的矛盾,使得整个画面充满紧张和戏剧性。 我们可以把这种图像特有的构图方式称为“戏剧性构图”。
在小说《青春之歌》中,详细描绘了林道静和余永泽思想裂痕越来越大终至分手的过程,但插图作者侯一民在创作插图时,却别具只眼地选择了一个读书的场面来表达二人思想追求上的巨大差异。
小说对这个场景有如下描绘:“就抱着书本贪婪地读着她的精神飞扬到广阔的世界里去了。 可是余永泽呢,他这几天可没心思去上课,成天憋在小屋里窥伺着道静的动静。 他暗打主意一定要探出她的秘密来。 可是看她的神情那么坦率、自然,并无另有所欢的迹象,他又有点茫然了”
侯一民的插图打破了小说中时空和情节链条的限制,将小说中不同时空的情节浓缩在一个时空之中。 林道静身体前倾、如饥似渴地伏案读书;余永泽手拿线装书却无心去读,眼睛茫然地瞥向正在伏案读书的林道静。 插图着意于对二人神态的描摹,突出和强化了“读书”这一情节所揭示的二人之间的深刻矛盾,画面富有戏剧性,视觉语言是意味深长的。
除了将小说情节进行浓缩突出矛盾冲突之外,红色经典的小说插图还常常用正反构图的方式,辅以光线、色彩上的特殊处理,来凸显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的矛盾。 刘旦宅为《红日》创作的插图在处理沈振新审讯俘虏这一情节时,在构图上将俘虏和沈振新处理为斜一字形,沈振新面对观众,俘虏则侧对观众。 置于方桌上的蜡烛恰好照亮了沈振新,俘虏因为背光则处于暗处。 这样的构图很好地将双方的立场和敌对性展现了出来。
孙滋溪1958年创作的《林海雪原》插图“舌战小炉匠”在构图上也是戏剧性的。 他在构图的大和小上做文章。 构图的中心位置是身形高大挺拔的杨子荣,小炉匠则侧身居于边缘,显得异常矮小;座山雕更是只露出半边身子。 英雄人物的高大,反面人物的矮小是画面造成的视觉效果。 这种大小的巨大反差形成了画面特有的张力。
孙滋溪后来总结道:“把形态和性格截然不同的人物放在一起,使人物形象在对比中更鲜明,这也是我常用的一种表现手法。 把形态和性格各异的人物放在一起,就会使他们的形象在对比中都得到加强。 这种手法在文学和戏剧中,尤其是中国古典文学和戏剧中也是常见的。 ”正是在强烈的对比中,图像的情节性、戏剧性才得以显现。
图像改编人物走向“高大全”
红色经典长篇小说建构了英雄叙事的审美范式,这在其图像改编中被更加强烈地凸显出来。 红色经典确立的人物形象与价值取向,在图像改编这一二度创作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以魅化主题、魅化人物为主要特征的图像表达体系。 这里的魅化,不仅体现为对于主流意识形态和英雄人物的强化、深化,还有一种明显的神化特质。
在图像的表现内容上,具体的人物和情境都着力于凸显英雄主义的主旨,人物皆为最著名最悲壮的人物或者主人公,场景也多集中在胜利、游行、牺牲、斗争这些高度戏剧性和煽情性的情节。
《青春之歌》描写卢嘉川在“三一八”纪念集会上演讲时采用了林道静的视角,“从容不迫”“炯炯有神”“低沉的有节奏的”等对卢嘉川神情语言的描绘,以主观视角,尽显卢嘉川的英勇形象。 在侯一民为这个场景所作的插图中,林道静隐而不显,卢嘉川的高大形象得到了强化。 他高立于人群之中,一袭黑袍,围巾迎风摆动,双手握拳高举,成为众人的中心也成为整个画面的视觉中心。
《红旗谱》对在“反割头税”大会上演说的江涛的描绘也是通过女性严萍的视角,女性视角充满了感性,却饱含着动人的情愫,使得江涛的英雄形象更能打动人心。 而且,女性视角还有一个作用,它使得人物的英雄特质尚有一定的生活基础和情感基础,女性特有的感性和细腻对英雄气质的强化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到了《林海雪原》和《红岩》中,无论是被老百姓奉若神明的少剑波,还是身受酷刑意志坚定的江姐,小说对他们的塑造常常抽空生活内涵和现实基础,几乎被神化;而其图像,也无端地将人物置于高处,夸大其身体形态,营造出视觉上仰望的效果,用以表现人物的高大伟岸,由此而呈现出魅化的特征。 吴强年为《红岩》所作的插图《红色的岩石》用大量的黑色留白来表现高耸的山岩,将齐晓轩置于山岩之上,且将其处理为白色,他身形虽然瘦削,但高大需要仰望的视觉效果却营造了出来。
无论是红色经典小说还是图像中的英雄人物,都是非写实的,都在意识形态的渲染和主宰下走向“高大全”。 而在图像魅化的过程中,文学作品中一些生活化、细节化的背景和故事情节,以及人物身上诸如传统农民特征、人性基本需求和表现等等这些却隐迹。 正威所作《成岗的“自白”》中最为触目惊心的是他高高举起的两只大拳头,画家明显将其放大了。 不仅如此,作者还在成岗手中的笔的上方设置了一束光,光芒将成岗笼罩了。 图像对英雄人物的魅化,慢慢由“高大全”走向了“高前亮”。
路遥《平凡的世界》主要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发生了什么事情？《平凡的世界》主人公是孙少平,主要内容是以孙少安和孙少平两兄弟为中心,讲述少年的成长,以及经受生活中的苦难,最终过着平凡却知足的日子。 全景式表现了改革时代中国城乡的社会生活和人们思想情感的巨大变迁。
全书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写1975年初孙少平到原西县高中读书,他贫困自尊学习和劳动都好,与地主家庭出身的郝红梅互相爱怜,后来郝红梅却与家境优越的顾养民恋爱,少平又高考落榜,回乡生产。 但他并没有消沉,与县革委副主任田福军女儿回晓霞建立了友情,在晓霞帮助下关注着外部世界。
少平的哥哥少安一直在家劳动,与村支书田福堂女儿,县城教师润叶是青梅竹马,却遭到田福堂反对。 经过痛苦的煎熬,少安到山西找到了勤劳善良的秀莲,润叶也只得含泪与向前结婚。
这时农村生活混乱,旱灾又火上加油,田福堂为加强自己威信,组织偷挖河坝与上游抢水,不料出了人命,为了“学大寨”,他好大喜功炸山修田叫人搬家又弄得天怒人怨。 生活的航道已到了非改变不可的地步。
第二部:写1979年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百废待兴又矛盾重重,田福堂连夜召开支部会抵制责任制,孙少安却领导生产队率先实行接着也就在全村推广了责任制。 少安又进城拉砖,用赚的钱建窑烧砖,成了公社的“冒尖户”。
少平青春的梦想和追求也激励着他到外面去“闯荡世界”,他从漂泊的揽工汉成为正式的建筑工人,最后又获得了当煤矿工人的好机遇,他的女友晓霞从师专毕业后到省报当了记者,他们相约两年后再相会。
润叶远离她不爱的丈夫到团地委工作,引起钟情痴心的丈夫酒后开车致残,润叶受到内疚回到丈夫身边,开始幸福生活。 她的弟弟润生也已长大成人,他在异乡与命运坎坷的郝红梅邂逅,终于两人结为夫妻。 往昔主宰全村命运的强人田福堂,不仅对新时期的变革抵触,同时也为女儿、儿子的婚事窝火,加上病魔缠身,弄得焦头烂额。
第三部:写1982年秋少平到了煤矿,尽心尽力干活,成了一名优秀工人。 少安的砖窑也有了很大发展,他决定贷款扩建机器制砖,不料因技师根本不懂技术,砖窑蒙受很大损失,后来在朋友和县长的帮助下再度奋起。 润叶也生活幸福,生了个胖儿子,润生和郝红梅的婚事也终于得到了父母的承认,并添了可爱的女儿。
但是祸不单行,少安的妻子秀莲,在欢庆由他家出资两万元扩建的小学会上口吐鲜血,确诊肺癌。 晓霞在抗洪采访中为抢救灾民光荣献身。 少平在一次事故中为救护徒弟也受了重伤。 但他们并没有被不幸压垮,少平从医院出来,又充满信心地回到了矿山。
扩展资料:
《平凡的世界》是中国著名作家路遥创作的一部百万字的长篇巨著。
这是一部全景式地表现中国当代城乡社会生活的长篇小说,作者在中国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近十年间的广阔背景上,通过复杂的矛盾纠葛,刻画了当时社会各阶层众多普通人的形象;劳动与爱情、挫折与追求、痛苦与欢乐、日常生活与巨大社会冲突纷繁地交织在一起,深刻地展示了普通人在大时代历史进程中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
读来令人荡气回肠,不忍释卷,被誉为“茅盾文学奖皇冠上的明珠,激励千万青年的不朽经典”。
参考资料:
-平凡的世界
《平凡的世界》这部书为什么会成为经典？如何分析这部作品？《平凡的世界》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它通过简单的生活和情感传达了一种积极的精神。 无论是孙少安还是孙少平,只要他承诺一件事,永远不会改变,他们执着地追求最简单、最真实、最美好的未来。 这是一部伟大时代背景下充满正能量的作品。 《平凡的世界》是路遥的一部描写当代中国城乡社会生活的小说。 它以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这十年为背景,描绘了当时各行各业许多普通人的形象。 在这一时期,劳动与爱情、痛苦与幸福、挫折与追求、城市与乡村、日常生活和巨大的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深刻地展现了普通人艰难曲折的人生道路。 小说以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为中心。 每次阅读都会上瘾,有一种回味无穷的感觉。 《平凡的世界》被大多数读者所喜欢的原因如下:
1、平凡中的伟大。 小说描绘了一系列普通的人物,如孙少安、孙少平、田晓霞和孙玉厚等等,然而,在他们的普通人身上,我们感受到的是处处为别人着想的简单劳动人民的本质。 他们代表了中华民族勤劳、善良、艰苦、朴素、助人为乐的美德。 他们是龙的传人,是中国的脊梁。
2、在痛苦中快乐的生活。 小说中的人物或多或少印证了当时中国农村的现状。 他们贫穷落后,信息闭塞,思想保守,因此,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的做法和思想得,这促使他们不压抑自己的内心,他们改变生活的决心,不会轻易放弃。 因此,他们在寻找机会的过程中,往往孕育着各种欢乐,推动着他们孜孜不倦地前进。
3、现实的生活写照。 《平凡的世界》是一部故事情节更贴近乡村生活的小说。 然而,中国仍有近6亿人生活在农村地区。 甚至很多在大城市工作的人,小时候也是在农村长大的,他们都对农村有着强烈的友谊。 因此,这部小说符合读者的胃口,它是许多农村人生活的再现和缩影。 看完之后,读者都会感觉这部作品很经典。
书中几个主角都有出色的表演,这是我们社会中一种朴实真诚的精神,《平凡的世界》中对贫困的描写,对渴望改变自己命运的农村有志青年的奋斗经历的描写,对城乡青年追求爱情的矛盾与冲突的描写,都非常感人,令人印象深刻。
‘四杆铁笔’指？
孙犁、赵树理、周立波和柳青四位作家，被誉为描写农村生活的“四大名旦”和“四杆铁笔”。 孙犁（1913-2002）原名孙树勋，曾用笔名芸夫，河北安平人。 现、当代小说家、散文家，被誉为“荷花淀派”的创始人。 1927年开始文学创作。 1933年毕业于保定育德中学，研究生。 1937年参加工作，任安新县同口镇小学教师，1939年后参加抗日工作，曾任河北抗战学院教官，晋察通讯社、晋察冀边区文联、晋察冀日报社及华北联合大学编辑、教师，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教师，《平原杂志》编辑。 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4年在延安发表《荷花淀》《芦花荡》等短篇小说，以其清新的艺术风格引起了文艺界的注意，被称为“诗体小说”。 此外，还有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三集），中篇小说《铁木前传》，文学评论集《文学短评》。 《白洋淀纪事》是作者最负盛名的一部小说和散文合集，其中的《荷花淀》《芦花荡》等作品，成为“荷花淀派”的主要代表作品。 1949年后历任天津日报社副刊科副科长、报社编委，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主席，天津市文联名誉主席，中国作协第一至三届理事、作协顾问，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顾问、第五届名誉副主席，中国文联荣誉委员。 其中一篇文章《芦花荡》在中学课本中出现，因此得名。 赵树理（1906——1970）原名赵树礼，山西沁水县尉迟村人。 现代著名小说家、人民艺术家。 “山药蛋派”的创始人。 1906年9月24日出生在山西省沁水县贫苦农民家庭。 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历任中国文联常务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曲艺协会主席，曾任《曲艺》、《人民文学》编委、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 他的作品乡土气息浓厚，有一种新鲜活泼、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大众化风格，形成一个俗称“山药蛋派”的文学流派。 赵树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致力于革命文艺的通俗化、大众化工作，写出了许多反映农村社会生活、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的小说，如《小二黑结婚》（1943）、《李有才板话》（1943）、《李家庄的变迁》（1946）、《三里湾》、《福贵》、《登记等。 全国解放以后，继续深入农村生活，耕笔不辍，驰骋于中国文坛。 短篇小说《锻炼锻炼》、长篇评书《灵泉洞》（上集），以及《实干家潘永福》、长篇小说《三里湾》（1955）等，都令人爱不释手。 十年浩劫中，赵树理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于1970年9月23日含冤而死，终年64岁。 赵树理是我国真正熟悉农村、热爱人民的少有的杰出作家之一，他的作品真实地再现了我国农村几十年来的巨大变革，而且具有独特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在弘扬我国优秀民族文艺的传统、促进革命文艺的大众化方面，作出了富有成果的贡献。 赵树理以其巨大的文学成就被称为现代小说的“铁笔”、“圣手”，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重要地位。 他取得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植根于晋东南这片家乡的土壤，熟悉农村，热爱人民，大量描写了晋东南独特的区域民俗事象，或作为作品深厚的民俗文化背景，或作为塑造人物形象，揭示人物心理，推进人物性格发展的手段，表现出了鲜明的民族特色。 周立波(1908-1979)原名周绍义，字凤翔，又名周奉悟。 湖南益阳人。 现代著名作家。 1908年8月9日生出生于私塾教师之家。 1924年秋考入长沙省立第一中学，在师长王季范、徐特立等影响教育下，思想追求进步，喜爱新文学。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辍学回县在高小任教。 1928年春随周起应(周扬)到上海，后考入江湾劳动大学经济系学习，参加革命互济会活动。 1930年春因散发传单被校方开除。 不久返乡，开始从事文学写作和翻译。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到上海神州国光社当校对员。 1932年一二八事件后，因参加工人罢工被捕入狱。 1934年7月被保释出狱。 后在上海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1935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负责编辑左联秘密会刊，任中共左联党团成员，并任《时事新报》副刊《每周文学》编辑。 他积极从事左翼文艺运动，翻译了《被开垦的处女地》、《秘密的中国》，译著近百万字。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赴华北抗日前线八路军前方总部和晋察冀边区参加抗日战争工作，任战地记者，写出报告文学与散文集。 1938年冬到湖南沅陵参与地下党领导工作，并参加编辑《抗战日报》。 1939年5月被周恩来调到桂林，任《救亡日报》编辑，并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筹备委员。 同年12月到达延安，任鲁迅艺术文学院编译处处长兼文学系教员，被选为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执行委员、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理事。 1942年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 1944年任《解放日报》社副刊部副部长并主编文艺副刊，同年冬任八路军南下第一支队司令部秘书，随军南征。 1945年日本投降后，任中原军区《七七日报》、《中原日报》社副社长。 1946年后被调往东北，先后任中共区委宣传委员、松江省委宣传处处长等职，参加土地改革运动，并编辑《松江农民报》。 1947年开始创作《暴风骤雨》。 1948年调任东北文协《文学战线》主编。 1949年7月被选为全国文联和全国文协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沈阳鲁迅艺术学院研究室主任、政务院文化部编审处负责人、湖南省文联主席兼中共党组书记等职，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连续被选为全国文联委员和全国作家协会理事，并兼《人民文学》编委和《湖南文学》主编。 他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和参与编剧拍摄的《解放了的中国》影片，先后获得斯大林文学奖金，《湘江之夜》获全国短篇小说一等奖。 他是中国现代卓有成就的优秀作家。 1979年9月25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出版有《周立波短篇小说集》、《周立波散文集》、《周立波选集》、《立波文集》。 主要作品有：《暴风骤雨》（获斯大林文学奖）《铁水奔流》《山乡巨变》，短篇集《铁门里》《禾场上》，散文报道集《晋察冀边区印象记》《战地日记》，译著《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部等。 1978年发表的《湘江一夜》获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一等奖。 柳青（1916-1978）本名刘蕴华，字东园，笔名柳青，陕西省吴堡县人。 早年从事革命活动，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奔赴延安。 1943年在米脂县一个乡政府任文书，历时3年。 抗战胜利后，任大连大众书店主编。 解放战争后期，又辗转回陕北深入生活。 解放初期，任《中国青年报》编委、副刊主编。 1952年任陕西省长安县副书记，并在长安县皇甫村落户达14年。 “文革”期间，遭受“四人帮”残酷迫害，被迫停止工作。 1978年6月13日因病逝世。 柳青历任第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副主席等职。 柳青是当代著名小说家。 他一贯深入生活，几十年如一日生活在农民中间，有着丰厚的生活积累。 他的小说大都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生活气息浓厚，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近几十年历次重大历史时期农民的现实生活和精神面貌。 其代表作品是《创业史》第一部。 由于“四人帮”剥夺了他10多年最宝贵的创作时间，《创业史》的全部创作计划未能如愿完成，这是当代文学史上的一大憾事。 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地雷》（光华书店1947年2月初版），中篇小说《咬透铁锹》（载《延河》1958年4月号），长篇小说《种谷记》（山东新华书店1950年3月初版）、《铜墙铁壁》（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年9月初版）、《创业史·第一部》（中国青年出版社1960年第：版，该小说最早在《延河》1959年第4—11期上连载）、《创业史·第二部上卷》（中国青年出版社1977年6月第：版）、《创业史·第二部下卷》（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6月第：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