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5月21日电 题：“你来我往”中拉紧中国与世界纽带
新华社记者高文成
今年一季度，全国出入境人员超1.41亿人次，同比上升117.8%；“五一”假期入出境游客合计达367.2万人次，其中入境游客177.5万人次，出境游客189.7万人次……近期公布的一组组数字展现出中外人员往来的密度和“双向奔赴”的热度。得益于航线恢复、入境便利化措施落地以及互免签证国家增多等多重利好，中国与世界在“你来我往”中看见真实的彼此，拉近心与心的距离，发现和创造合作的机遇。
“中国欢迎你”不只是一个口号。去年12月，中国对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马来西亚6个国家试行免签政策。今年3月，中国又进一步对瑞士、爱尔兰、匈牙利、奥地利、比利时、卢森堡6国试行免签政策，近日又实施外国旅游团乘坐邮轮入境免签。与此同时，随着今年一系列互免签证协定等出入境政策逐步落地，中国与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多国迈入“免签时代”。来到中国的外国游客发现，在华旅游、支付更加方便，越来越多的机场、景点、购物场所支持境外银行卡刷卡支付，很多城市专门发布入境游支付服务指南和宣传视频。
为了欢迎中国游客，许多国家和地区也对中国公民推出免签和落地签，并配套各种暖心服务。马来西亚在多个入境点聘请能说普通话的工作人员，新加坡旅游局与微信支付和银联国际等机构签署谅解备忘录，古巴在宣布对持普通护照中国公民免签同时也为中国游客量身定制旅游产品……法国欧洲新闻电视台认为，一条“双向奔赴”的快捷畅通之路正在铺就。
人流中有信息流，“你来我往”为民心相通注入新动力，让世界看到真实中国。宏伟的历史古迹、新奇的现代科技，乃至独具风情的小众乡村、私房餐厅都成为外国游客到中国“打卡”的选项，“眼见为实”刷新了不少外国游客对中国的认知。新加坡《联合早报》刊文说，不少外国博主都表示亲眼所见的中国打破了他们原有的印象。他们对上海市容的整洁大方印象深刻，对满街跑的新能源车充满好奇，有人爱上了茶叶蛋和豆浆，还有人感叹一路遇到的中国人都是热心肠。
去法国品尝红酒，去瑞士滑雪，去非洲看动物大迁徙……中国游客走出国门，在了解不同国家文化、历史、风俗习惯的同时，也在展示中国形象，在与当地人交往的一言一行中，展现中国人昂扬向上的姿态、开放包容的胸怀。正如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所说，中外游客正在加速进入彼此的日常生活场景，人们在旅途中感悟文化、增进了解、加强人文交流。
人流中也有机遇流，伴随着人员流动，互利共赢的机遇不断涌现。旅游业的兴旺带动酒店、餐饮、交通、购物等各行业发展，创造大量就业机会。据中国旅游研究院预测，今年入出境旅游人数合计将超过2.6亿人次，助推国际旅游收入重新攀上千亿美元关口。跨境游快速带火一方经济，比如张家界受韩国游客青睐，韩式餐馆上座率明显上升，一些饭店日营业额可达万元以上。泰国曼谷市长差察·西迪汶表示，抵泰中国游客数量不断增加，泰国游客也赴华旅游，有利于泰国经济发展和增进两国人民友谊。“这不仅是为了娱乐，也加强了两国合作”。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欧洲企业人士希望借机拓展中国市场。他们可以更加灵活地参加各类商贸展会和洽谈活动，更加便利地拓展合作伙伴和商业网络。许多欧洲游客表示，15天的免签非常实用，不论是去中国旅游还是商务考察等都能很从容地完成。或旅游观光，或学习工作，或投资兴业……“你来我往”的人群怀揣的目标不同，但都在热烈的交流中找寻人生机遇，共享中国与世界“双向奔赴”的时代红利。
无论是受到热情款待，还是刷新“固有印象”，或是开拓合作机遇，一个又一个交流互动的故事正在不断上演，共同组成了新时代中国在世界舞台上以开放求共赢、以合作促发展的宏大图景，生动展现了中国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的政策逻辑：一个国家越开放就越发展、越自信，越开放就越能够推动世界各国共同发展。这是中国的深刻认识，也是中国的笃定实践，更是中国向世界发出的真诚邀约。（完）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采取了哪些行动？
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我们知道，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全球价值观包含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
那么，我国构建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了哪些事？
一、中国为追求世界的持久和平作出贡献
作为历史上曾经遭受外强凌辱的国家，中国尤为懂得和平的珍贵。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新型大国关系等和平外交理念，中国还提出了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以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理念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世界观的与时俱进，也反映了中国人民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美好追求；既彰显了中国外交的大国担当，也表达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勇于占领道德制高点的美好愿望。
二、中国为实现世界的普遍安全作出贡献
当今世界充满希望，但并不太平。尤其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人类社会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中国正不断推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中国拥有近14亿人口，因此，实现本国发展就是对世界的贡献，实现本国安全稳定就是对世界的贡献。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安定有序，人民安居乐业，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三、中国为世界繁荣作出贡献
中国人民深知，和平是发展之基，发展是和平之本。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因此，为世界繁荣作贡献，是中国人民赋予自己的神圣职责。中国为世界繁荣作出的贡献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事实上，中国乐于为其他国家的发展提供“搭便车”的良机。中国人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旗，发奋图强，勇于创新，始终不渝地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提升发展的内外联动性，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更多惠及其他国家和人民。
总而言之，以上就是中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做出的的努力。
如何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全球化成为当今时代世界发展趋势。 马克思与恩格斯早在1844年《共产党宣言》中就有关于全球化的描述：“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由于资本内在的发展逻辑，资产阶级不满足与本国市场的开拓，他们把眼光放到整个世界，于是各个国家无一例外地被卷入世界体系当中来。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起史无前例的“金融海啸”席卷到世界各国，更是印证了历史的发展趋向。 我们还发现文化也逐渐具有“世界性”了。 随着交通、通讯的发展，文化的交往和联系也越来越密切。 不同民族的文化在世界舞台上的交流也日益增多，相互影响也日益增强，因此从全世界范围来看，文化日益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 但是我们也看到文化霸权的行为也逐渐显现出来，所以保持一国民族文化的民族性和独特性，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一课题也提上了日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也具有了战略性的意义。 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战略地位1.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有利于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 文化竞争力日益成为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化日益渗透到经济和科技等各个方面，并对它们起到关键性的影响。 纵观世界，我们不难发现国家综合国力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它们的文化实力也不容小觑。 十七大报告指出：“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 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力发展文化事业，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增长点，提高综合国力。 文化根植于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深处，并从民族的语言、心理等方面体现出来。 文化具有民族性。 历经五千冲刷、正在逐渐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身份的标志，是各个民族团结统一的精神纽带，是激励各族人民投身到祖国的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 2.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我们党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任务，就是要求全党同志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更加自觉地加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使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发展。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适应了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有助于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所以加大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力度，提高公民的文化素质水平和思想道德水平，扩大公民政治参与力度，最终能够发挥公民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自觉性和自发性，推动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全面进步。 3.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利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仅仅指的是一国经济和科技水平居于现代先进水平，它的文化水平也应该有现代工业化的特点。 我国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列入到十七大工作报告当中，文化建设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未来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之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可以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保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确保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不动摇，那就必须要求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既要借鉴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也要批判的看待外来文化，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为我国的发展创造一个稳定的文化环境，确保社会主义的性质。 第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 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海内外中华民族儿女的共同心愿和共同理想。 正是这一共同的理想将我们紧紧团结到一起，为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中国特色社会主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一部分，能够凝聚中华儿女十几亿人的力量，是我们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支柱。 第三，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 文化能够提高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为经济的发展提供高素质的人才，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持和智力支持。 二、经济全球化下背景下中国特色的社主义文化的建设在指导思想上，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及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文化也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坚持为人民大众服务。 坚决的抵制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给我们带来的负面影响。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拥有世界上文化传媒的先进技术和平台，在宣传它们普世价值的同时，享乐主义等腐败堕落的文化进入我国，在人群中产生了不良影响。 这明显是与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所坚持的集体主义原则相悖的。 所以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科学地分析西方文化思潮中的糟粕成分，与西方的文化思潮的侵袭作斗争。 同时我们还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及西方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发展文化的多样性，创造百姓喜闻乐见的题材、形式、内容，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 在方针上，坚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当今世界由于新技术及互联网的应用，各国的文化也不断发生碰撞和交融。 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要以兼容并包的宽阔胸襟学习全球各民族先进的文化成果，以我国的文化为主体，改造外来文化，最终为我国文化吸收和运用。 同时，我们也要从中国文化的传统中中吸取精华、去其糟粕，正确处理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遇到的文化继承性与创新性的关系。 在战略上，要与时俱进地大力发展文化产业。 党的十六大强调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提出“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要求，指出“发展文化产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需求的重要途径”。 推进文化产业的发展要注重内容的创新，积极开拓和培育文化市场，并能树立法律法规规范文化市场的秩序，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 最重要的一点是发展文化产业要抓住我国的特色，发挥我国民族的优势，逐步走向规模化、规范化，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和发展。 文化深深地烙印在一个民族之中，文化也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 文化也对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发展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应该得到全民族的支持，在文化改革中能够处理好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的关系、文化继承性和创新性的关系及文化输入和输出的关系，紧紧把握住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不动摇，制定文化发展战略，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为中华民族树立一面精神力量的旗帜！ 在全球化迅猛发展条件下，中国的文化经济如何应对全球化的挑战成为一个崭新的研究课题。 我们要充分利用我们所具有的发达国家所不具有的文化资源优势，高度重视全球化为我国的文化建设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把我国的文化建设放在全球化的坐标中进行科学的历史定位，从而制定相应的文化经济发展战略。 中国的文化经济要适时地融入世界经济文化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交流和互动使文化在全球的传播速度和规模空前增加，各民族文化都将在与他族文化的交往中吸收他族文化的精华来优化自己民族的文化，进而又会出现不同文化的相互融合趋势，全球文化也就会在冲突与融合的交互中走向与经济全球化相适应的新阶段。 我们在文化建设中要积极吸取国际上的优秀文明成果。 要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 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 这不仅是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世界文化的发展方向。 将市场和计划两种体制文化有机结合起来，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在全球化进程中，市场经济法则成为世界经济规则和相同的制度语言。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由市场经济派生出来的与其相适应的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等文化要素逐步得以确立，进而形成市场经济体制文化。 刺激吊带睡裙而与此同时，应当认识到中国长期以来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一些观念，如重视社会公平的理念、大公无私的胸怀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并没有过时，不仅不能被抛弃，还应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予以发扬光大。 在经济全球化这一背景下，我们在制定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战略时，首先就是要将这两种体制文化有机地进行整合，将市场经济的优秀理念与计划经济的优秀理念有机地揉合在一起，形成有机统一的新型文化。 抓住机遇，实施经济文化一体化战略，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性跨越。 经济文化一体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大趋势。 经济发展离不开人的文化素质的提高，一定的经济土壤必然生长出与之相适应的文化。 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当代产业结构中的重要一环，具有极大的经济潜力，对于丰富文化生活、提高公民素质，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大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虽然取得了巨大成绩,但由于自然、历史、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与发达国家比较仍有较大差距。 崭新的经济文化一体化发展模式为我国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性跨越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我们必须牢牢把握这一趋势,大力促进我国经济与文化的协调发展,着力培育文化力,提升经济力，这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性跨越的重要途径。
跪求10篇时评
步行街是非建不可的吗？2月1日，郑州市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上，郑州市市长赵建才做政府工作报告，公布今年将要实施的一系列民心工程和经济领域的重大措施，其中有一条规定“为培养夜间消费，市内各区至少建设一条夜市步行街”（2月2日《河南商报》报道）步行街确实能够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德化夜市步行街更是成了郑州市的城市坐标。 郑州市政府每每夸耀德化步行街，自豪之心溢于言表，希望郑州市的每个区都要像德化街一样，可见德化夜市步行街不但对经济起到了刺激作用，更是撩拨了官员们建功立业的急迫心情。 但现实情况是，在郑州市的每个城区都建设一条步行街是否合理？ 郑州市德化步行街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不外乎一个重要的原因：地利！德化街位于郑州市的中心，周围有中原区、二七区和金水区遥相呼应，购买能力相对较强，能够在郑州市政府口上夸耀，并非不无道理。 而政府工作报告却要求每个区都要向德化街学习，试问金水区和二七区能够有德化街这样的条件吗？在每个区建设一条步行街明摆着就是赶鸭子上架嘛！再者说，建设那么多的步行街对郑州市的市民有什么好处？诚然，步行街能够带来一个城市的消费新热点，带来的利益直接有效。 政府的一句“为培养夜间消费，市区内至少建设一条夜市步行街”也看似大手笔、大气派，今年郑州市的GDP又向前推进了多少多少……只是，因为这些夜市步行街的建设，郑州市在某些民生建设方面会显得捉襟见肘，改善民生之类的建设只能“押后规划”……但是，与政府不同的是，老百姓关心的不是今年的GDP又增长了多少，而是有足够的住房没，够钱看病没，城市基础设施完善没等等，在老百姓眼里，没用到老百姓身上的GDP再怎么增长也是白搭。 就在郑州市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宣布市区内各区至少建设一条夜市街的当天，郑州市西大街与南顺城街交叉口南路东人行道上发生了坍塌事故，附近的商户证实去年这里就曾经出现过较大面积的塌方，而市政人员虽在塌方洞口摆放警示标志并定时巡查，但却一直没有修复塌方路面。 郑州市有心为市民们办实事，为了不将预算用在改善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民生问题上呢？多建几条步行街确实能够促进了刺激了经济的增长，可是对老百姓来说有什么用，该塌方的还是照样塌方，不因为几条步行街的出现而有所收敛，把钱用在改善老百姓的民生问题上有何不可，为什么死较真非要规定每个区都要建设一条步行街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讲讲1号文件或春节习俗。 1号文件的二代农民工也称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生活，他们生在城市，长在城市，然而他们没有城市户口，习惯了城市生活确无法融入这个社会。 春节的就跟多了。 “新生代农民工”又称“农二代”，他们没有“富二代”、“官二代”那么多可以仰仗或继承的资源，因而对社会公平和平等竞争的渴望格外强烈，权利意识也比父辈明显要强很多。 社会转型期以及城乡二元体制的打破，让“农二代”得以走出土地和大山。 但“农二代”的生活质量不是拥有几件名牌、有一套城市住房就能改变，他们需要在就业、择偶、交友、求学等权利生活层面，拥有和城市人同样的机会。 如果只是把他们定位于农民工的后代、城市基础建设力量的接棒者，则注定他们还将延续父辈的命运轨迹，更强化社会固有的出身论和血统说等不良观念。 “新生代农民工”之“新”，不仅“新”在年龄，更应“新”在群体生态和生活质量。 “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更应成为一个权利进步符号。 进城打工，对于老一辈农民工来说，既意味着生产方式的转变，也带来打破原有简单社会关系，融入陌生和新鲜城市生活的新希望。 而他们的后代生活得如何，则是这一群体最为关心的问题。 毫无疑问，“新生代农民工”的崛起，对城市文明、公民意识是个考验，更催生社会公平和权利制度向深层次迈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1. 在诺奖面前，我们更需要自省今年的诺贝尔奖已陆续颁出，又没中国什么事儿，唯一让不少人稍感安慰的是，获物理学奖的高锟是华裔。 对此，大家好像已经习惯了，因此基本听不到有关官员和科技精英们反思的声音，倒是杨振宁先生又说话了：在20年内，中国本土包括香港、澳门一定会有诺贝尔奖级的科技成果出现。 感谢杨振宁先生！他的预测，像打气，也像安慰，更像精神按摩，来得又及时，听着让人心里舒服。 不过如果因此而把眼光投向这个“20年内”，对眼前的绊脚石视而不见，或者视而不愿见，那这个“20年内”过后，恐怕还得再来一个“20年内”也说不定。 我的意思是说，别太把杨振宁先生的话当回事，对中国来说，他毕竟是个旁观者。 在诺奖面前，我们还是多一点自省更牢靠些。 可这一点，恰恰是我们一些人的短板。 不是吗？请看有关人士的眼光：去年，科技部发展计划司一官员与网友在线交流时指出，到2008年国家科研院所3775个，中国科技人力资源420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媒体报道时的标题是“我国科技人力资源居世界第一位”；内地虽然尚没有一所大学排名进入世界20强名校，但不久前教育部有关人士却宣布，“中国科研能力世界第五”，依据的却是论文数量。 这个“世界第一位”和“世界第五”已是了不得的成就，好像世界科技水平的高低是称体重称出来的，而不是诺奖评出来的。 而另一方面，我们却对学术腐败保持高度的宽容，仿佛“士林之耻”也成了摸不得的老虎屁股。 不是吗？涉嫌论文抄袭的广州中医药大学校长徐志伟、辽宁大学副校长陆杰荣、武汉理工大学校长周祖德等人，至今没听说他们有谁丢了校长职位。 中国科学家拿不到诺奖，我们痛心、焦虑，但这些抄袭了人家的论文还顾盼自雄的大学校长们，在基本学术良知和规范面前“王顾左右而言他”，甚至整个社会都对他们轻耸双肩，显出一脸无可奈何状，那就更令人痛心、焦虑！轻松愉悦地展望未来，比清除学界的积弊要容易得多，也更容易获得掌声，但却未必有多大的用处，反而容易麻痹人的神经：好像这诺奖也会搞“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那一套，风水轮着转，就是轮也该轮到中国了似的。 如果连对揭露出来的学术腐败都没有痛下狠手的决心，要从根本上遏制学术腐败恐怕也得来个“20年内”了，这只能让我们离诺奖越来越远，而不是越来越近。 我们从来不缺少表扬和自我表扬，不缺少安慰和自我安慰，我们缺少的是深刻的自省精神。 中国又一次在诺奖面前失落了，当此之时，我们最需要听到的是自省的声音——当然没有“20年内”的算命听着舒服，但这样的声音更能给人希望。 （张金岭）2.公开真相会引发恐慌？荒唐！新华网北京7月21日电（记者周芙蓉）近日，“钴60将爆炸”的谣言在河南杞县流传，造成部分群众恐慌，逃离家乡，前往附近县市“避难”。 网上谣言源于一个多月前杞县利民辐照厂发生的卡源故障。 6月7日，该厂在完成辐照辣椒粉作业后，因被辐照的货物倒塌，造成放射源护源架倾斜，致使放射源未能降入源井内，发生了卡源故障。 卡源故障会不会造成辐射和污染、会不会影响群众生命健康，是群众最急切想知道的。 然而故障发生后一个多月内，当地政府始终没有公开发布信息。 直到7月13日，开封市政府才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而正是在这一个多月里，“钴60将爆炸”的谣言借助互联网在当地传播，部分群众逃离家乡“避难”。 迟到的政府新闻发布会，面对已经四处蔓延的谣言，显得软弱无力。 17日，“杞县发生核泄漏”“杞县核泄漏造成多人死亡”等谣言仍在通过互联网和手机短信流传。 当天下午，一些群众乘坐出租车、三轮车、拖拉机等交通工具从多个方向离开杞县。 为什么事发一个多月，政府不公开发布信息辟谣？开封市环保局有关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解释：一方面是因为情况不严重，没有辐射和污染；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引起恐慌。 对这样的解释，人们恐怕只能报以荒唐可笑的评价。 谣言止于公开真相，这是极其浅显的道理。 杞县利民辐照厂卡源故障是否属于“核泄漏”、是否会造成环境污染、是否危及当地群众生命健康，政府最有条件了解事情真相，最有责任及时、详细地公布事情真相。 只要及时公布真相，群众自然会作出正确反应。 即便真的发生了“核泄漏”事故，及时公布真相也有利于及时疏散群众、保护群众。 反之，掩盖问题、回避矛盾，只能使谣言满天飞，社会秩序混乱。 杞县部分群众选择相信谣言，不是他们不愿意相信当地政府，而是当地政府不相信群众、不尊重群众的知情权。 在中央高度关注民生问题的今天，当地政府的这种行为令人痛心3. 公车送新生是最糟糕的“开学第一课”一组曝光湘潭大学门口大量公车送新生上学的图片在网上热传，照片显示，湘潭大学门口简直是公车大聚会，从公检法用车到国土、卫生监督用车，甚至血防专用车，无所不有。 同时，记者还注意到这样一个学生，一个人担着行李，走了10多公里来报到的新生。 因为怕迟到，这个农村男生早上6点多就起身了，他之所以不搭车，就是因为怕花钱，走10公里路，至少把中午的饭钱省出来了（9月2日《广州日报》）。 新学年开学了，各式各样的“开学第一课”也纷纷走入了课堂，教育部甚至组织全国中小学生收看专题片《开学第一课》。 在这种开学气氛之下，“公车送新生”在全国各地集体上演的闹剧，无疑是最为糟糕的“开学第一课”。 不必讳言，对于国内的绝大多数寒门学子来说，每年的新学年开学之际，都会亲眼目睹到“公车送新生”这一幕。 此时此刻，寒门学子一定会在心中打翻了“五味瓶”：是艳羡，是妒忌，是不平，是辛酸，是屈辱，还是愤怒？与此同时，那些脱离了普通学生身份的权贵子弟，悠然端坐于父辈权力所驱驰的公车中，一瞥之间望见窗外肩扛手拎的寒门学子，又会升腾起怎样的心情呢？是骄傲，是得意，是不忍，是羞惭，还是麻木？无论如何，一条根植于“代际效应”的“心理代沟”，已不经意地在校门口一划而过，把同一个屋檐下的学子划分得泾渭分明：一边是“富二代”，另一边是“贫二代”；一边是少数特权家庭的成员，另一边是大多数普通民众的阵营。 一瞬间，我们心中仿佛于无声中听见一声惊雷，所有关于诸如“人人生而平等”的教育，都将在公车驶过之后被碾压得一地粉碎。 在显意识或潜意识里，学子们会再次确认自己的“身份”和“权利”，明白自己位于不公平处境中的哪一端。 一年又一年，类似的一幕总是在不断上演，所有的学子也都会渐渐麻木。 无论是车中人还是车外人，都对呼啸而过的公车见惯不怪。 然而，所有的学子也许都会认定：这个社会是不公平的，并且也是不可改变的。 这正是最糟糕的结果。 事实上，面对最为强有力的社会现实，一切说教和口号都是苍白无力的。 学校外堂而皇之呼啸而过的一辆公车，顿时让学校内的谆谆教导都变得可笑。 这对于学子们树立人生观、世界观，无疑将会造成极为深刻的隐伤。 所以，“公车送新生”是最糟糕的“开学第一课”，关键在于它确认并强化了社会不公正，不利于广大学子树立积极向上的信念。 这一点，必须引起教育部门的高度重视，会同全社会一起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取缔这个最糟糕的“开学第一课”。 （浙江宣华华）4. 少用“不明真相”是地方政府和媒体的责任云南省陆良县近日发生群体性事件，百余群众与维持秩序的民警发生冲突。 在当地个别新闻报道中，称“不明真相的群众在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农村恶势力煽动下……”。 借此，云南省委宣传部下发通知，要求省内媒体在报道类似突发公共事件时，禁用“刁民”“恶势力”等称谓，不得随意给群众贴“不明真相”“别有用心”“一小撮”等标签。 近年来，一些地方在发布有关群体性事件的信息时，爱用“不明真相人员”“不明真相群众”等词句。 像云南如此明确媒体在群体性事件中禁用“不明真相”等形容词，在我国还是头一次。 云南省委宣传部要求当地媒体，“对于没有充分事实依据就给群众乱扣帽子、乱贴标签的行为，即使是一些地方和部门提供的新闻稿或召开新闻发布会的说法，新闻媒体也应该拒绝报道”。 此做法值得其他地方在处理群体性事件中借鉴。 对于群体性事件，一些地方至今还有“捂”的惯性思维。 云南省委宣传部提出“快报事实”的主张，有利于避免谣言传播，有利于消除群众怨气，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 人民内部矛盾中大多数群众的共同诉求都有合理的地方，在互联网普及、信息传播便捷的今天，掩盖矛盾往往是掩耳盗铃，其结果不利于及时制止损害百姓利益、忽视群众诉求现象，反而有可能使“小事拖大，大事拖炸”。 发布群体性事件原因，不能张嘴就来。 云南省委宣传部提出，各种公共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虽然诱因复杂，但往往与党委政府决策不当、工作不力、作风不实等问题有关。 《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明确，要对“在行政活动中滥用职权，强令、授意实施违法行政行为，或者不作为，引发群体性事件或者其他重大事件”的党政领导干部进行问责。 在事件尚未完全平息、人民群众合理诉求尚未得到圆满解决、权威调查结论尚未做出的情况下，一些地方领导干部随意用“不明真相”等词句给事件“定性”，有敷衍视听、推卸责任之嫌。 这不利于社会稳定，不利于事件处理，不利于相关责任人吸取教训。 当群体性事件发生时，少用“不明真相”等词句、少指责成百上千的群众，实际有利于及时化解矛盾、平息民怨。 这是新闻媒体的责任，更是对地方政府提出的要求。 5. 风险时期考验治理真智慧当前我国发展正处于一个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 频繁发生的集体上访和群体性突发事件，以及关乎公共安全的卫生、环境和灾难等事故，昭示着高风险时期的来临，对各级政府应对危机的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 从近期发生在湖北石首、吉林通钢的群体性事件可以看出，有些地方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仍然欠缺，利益协调、信息公开和风险预警等机制亟待完善。 群体性事件和公共安全事故频繁发生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国人均GDP迈上了1000美元的台阶。 从一些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这意味着社会公共安全进入了高风险时期。 从整体上看，当前我国社会是和谐稳定的。 但也必须看到，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人们的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导致影响社会稳定的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高风险发展阶段特征明显。 风险时期的主要标志是各种群体性事件呈高发态势，规模和影响不断扩大。 仅在过去一年，全国就发生了一系列轰动性群体性事件，如贵州瓮安、云南孟连、甘肃陇南先后发生激烈的警民冲突……今年初，中央综治办主任陈冀平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当前涉及农村土地征用、城镇房屋拆迁、国有企业改制、涉法涉诉、退伍军人安置等方面的上访和维权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因非法集资、大学生就业、医疗养老和环境污染等诱发群体性事件的因素正在增多。 遏制群体性事件多发态势是一项艰巨任务。 值得警惕的是，一部分群体性事件往往因一些偶然事件引发，参与人员没有明确的组织，许多人并非利益相关者，主要是发泄不满情绪，而冲击对象往往是党政机关或国家工作人员。 贵州瓮安事件、湖北石首事件都呈现出以上特征。 风险时期的另一特征是涉及公共安全的卫生、环境和灾难等事故频繁发生。 从非典危机到甲型流感，对我国传染病控制体系提出了严峻考验；松花江苯污染、阳宗海砷污染，对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忽略生态环境保护的发展思路敲响了警钟；地震、洪涝和台风等自然灾害及安全生产事故，对政府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应对公共危机，消极懈怠必酿大祸从去年以来先后发生的一些影响较大的公共安全事件可以看出，有些地方政府应对危机的能力仍然欠缺，化解矛盾消极懈怠，贻误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致使矛盾激化酿成大祸。 以三鹿奶粉事件为例，石家庄市政府于2008年8月2日接到三鹿集团公司关于三鹿牌奶粉问题的报告后，在8月2日～9月8日的38天中，未采取积极补救措施，从未就三鹿牌奶粉问题向河北省委、省政府做过任何报告，也未向国务院和国务院有关部门报告，导致事态进一步扩大，酿成举国震惊的重大食品安全卫生事件。 今年6月17日晚，湖北省石首市某酒店门前发现一具男尸，当地警方调查后初步认定为自杀。 由于对死因表示怀疑，亲属将死者尸体停放在酒店内，引起数千名群众聚集围观，随后引发激烈的警民冲突。 一起非正常死亡案件迅速演变成重大群体性事件，深刻教训是：事发后民间谣言流布，政府却没有及时出面澄清事实；围观群众开始聚集时，政府也没有足够重视，主要领导更没有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当然，也有些地方领导很委屈，因为公共危机发生后，他们很卖力地“迅速反应”过。 今年5月湖南省浏阳市镇头镇发生镉污染死人事件后，浏阳市委市政府迅速组织专家进行镉检测，随后湘和化工厂被永久性关闭，工厂法人代表被刑事拘留，浏阳市环保局局长和分管副局长被停职。 与此同时，浏阳市积极对话村民和死者家属，协调治疗、赔偿等相关善后事宜。 尽管如此，7月29日，仍有数百名村民涌到镇政府，要求检查身体与生活补助。 第二天，上千村民围堵镇政府、派出所。 政府为何吃力不讨好？浏阳市副市长蒋国平在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认为，化解民怨需要准确理解群众诉求，否则也是一种消极懈怠。 镉超标到底对身体有多大影响，应该怎么治疗？当地村民未来生产生活会受到多大影响，如何修复？在对群众进行物质补偿的同时，是不是应该更多一些精神安慰？这些更需要政府深入了解受害群众真实诉求，才能把问题解决到点子上。 利益协调和信息公开是关键高风险时期，预防和处置各类风险，首先必须要有高度的预见力，及时制定各类风险应急和长期预案。 尤其对于目前群体性事件频发的态势，各级党政部门要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和调处工作，将隐患排除在萌芽状态。 云南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李汉柏总结说：“各种群体性事件虽然诱因复杂，但矛盾的焦点都集中在党委、政府和群众的关系上，往往与党委政府决策不当、工作不力、作风不实等问题有关。 ”其次，在各类风险“变现”之时，政府应该加强执行力，迅速作出反应化险为夷。 特别是在资讯传播速度空前加快的高风险时期，各级政府化解危机的执行力正在经受严峻的考验。 有专家指出，很多让网络炒得沸沸扬扬的事件，原本可以低成本收场，却始终没有出手，最后变成了网民做主政府埋单，付出了极大的社会治理成本和政府形象修复成本。 此外，沟通能力也是一些地方政府目前存在的很大弱项。 领导干部应该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积极主动为群众排忧解难。 综观各种群体性事件的背后，往往存在领导干部作风飘浮、漠视群众利益和干群关系紧张等问题。 云南省委副书记李纪恒曾就孟连事件痛斥道：“说话没人听，干事没人跟，群众拿刀砍，干部当到这份儿上，不如跳河算了！”决策透明、信息公开是对政府沟通能力的又一有力考验。 杭州“飙车案”一审判决后，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立即召开新闻发布会，由审判长对判决结果进行详细解读，供公众议论、审视、评判。 一些社会事件发生后，公众之所以不信任事发地执法、司法机关，正是因为这些部门长期以来总是认为自己对事件的处置具有天然的权威性，极端漠视群众的知情权。 西湖区人民法院的上述做法，正是在改变这种心态，以坦诚换取公众信任。 （记者伍晓阳）6. 水价上涨的最大推力并非“外资”据《经济观察报》报道，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官员及有关专家正在就水价在部分城市调研。 此前，中国多个城市上调水价，外资水务企业被认为是涨价的操纵者，并被指垄断了中国水务市场。 关于水价上涨的各种说辞，已谈论颇多。 此次住建部出面将外资作为重点对象展开调研，足见水价上涨一事已经引起中央的高度关注。 其实，关于“水价上涨乃外资操纵之嫌”的论调早前也有人提过，但是，基于我国目前水务市场现状，外资虽占有份额但仍然较低，能否达到垄断之势有待考证，若说间接影响或不为过，然致以“操纵”一词，或冠以“外资威胁论”之名，恐言之过重。 单从市场行为角度来看，外资进驻我国部分城市的水务市场，对效益低下的企业实施合并重组属于正常的市场行为。 虽说操纵之嫌言之过重，但论及水价上涨的幕后推手，倒确实有些问题值得深思。 首先，出于战略考虑，外资自然要不惜血本拿出远高于企业净资产的价钱实现其跨期收益，但是，深入思考，受益者绝不只是外资一家。 诚然，长期来看，外资在既定的特许经营期限内，的确要通过提价来收回成本，但这与水价上涨的关系间接性强，而直接性弱。 近几年来，大规模的外资高溢价战略之所以屡试不爽，根本上是地方政府短期行为所致。 一方面，外资合并让地方政府攫取了短期的溢价收益，并巧妙地利用水价上涨将外资水价成本转给了消费者；另一方面，外资合并以后，水务企业冗员庞大的包袱，也同时转让给了外资。 其次，供水的根本症结尚未破题。 从公共用水的受益范围来看，属于全国性公共品，若再加上国家安全的战略考虑，水资源供应理应由中央政府来提供。 而从我国当前的情况来看，水务行业管理重心却在地方，水价调整的决策权归于各地省级政府。 而更值得注意的是，绝大部分省又把决策权下放到城镇政府。 地方政府提供供水的公共服务能力各异，且供水服务本身盈利水平低下，受政绩观的影响，地方政府自然更愿意把这个包袱转出去。 再次，水价形成机制透明度低，监督缺乏依据。 从理论上看，构成自来水水价的基本公式为：水价＝水资源费＋（成本＋正常利润）＋污水处理费。 但是，具体到每个环节都离不开地方政府和供水企业的“捂捂盖盖”。 目前，我国关于水价成本监审的法律法规尚未形成，无形之中又扩大了地方政府在调整水价时讨价还价的空间和自由裁量权。 如果外资的利益诉求与地方政府政绩捆在一起，恐水价上涨的暗箱操作可能更大。 因此，水价上涨其背后最大的推力来自于谁，还不能简单地以外资操纵妄下定论。 但也从另一个侧面给我们敲了一个警钟。 一是作为具有国家战略安全的水资源供给，政府要么创新机制，寻求更为有效的供给方式，要么在有效方式尚难找到的情况下，需要中央政府的积极介入，负责起全国水资源的分配和供给；二是，地方政府的短期行为是与中央博弈的结果，政府失灵比市场失灵更可怕，治理水务市场，要下大改革力度，与地方政府政绩挂钩，供水企业减员增效是改革必经的过程，不可回避之；三是，中央对于水务行业要上升到战略高度全面考虑，尽快采取措施，制定可行性办法，建立有效的监管机制，否则，长此以往，地方政府定会竞相将城市供水企业纷纷外包。 待到日后，外资大规模进驻之势形成之时，恐“外资威胁论”就不再是今天的“狼来了”。 6. 从昆明立法保障谈如何看待舆论监督最近，昆明市拟将保障新闻舆论监督列入地方法规，有专家认为，将“文件支持”转为“立法支持”，是“破冰之举”。 由此回首舆论监督之路，不禁感慨万千。 进而想到我们对舆论监督究竟该怎么看的问题，以期能进一步形成共识，为舆论监督创造良好环境。 首先，舆论监督应当纳入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的制度设计。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这个阳光，首先应当是一种制度环境，指的是在制度设计上要充分体现对权力的制约、协调与监督。 这个监督毫无疑问应包括舆论监督。 同时，舆论监督应当作为监督权的一部分，和决策权、执行权一道，进入权力结构与运行机制的制度设计，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其威力与作用。 其次，舆论监督应被摆在重要位置。 温总理曾经说过：“只有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 ”由于舆论监督特别是媒体的舆论监督具有其先天性的内在优势，因而舆论监督是各类监督中最有活力和魅力也更具有潜力的部分。 只有充分赋予媒体舆论监督的权力，只有充分发挥媒体舆论监督的作用，权力才不会不作为、乱作为、私作为、选择性作为和恣意妄为。 其三，舆论监督也是主旋律。 一味的称颂只会让被称颂的人陶醉，身处危境、困境而不自知。 对危险、矛盾、问题的视而不见，当驼鸟，只会坐等社会情绪发酵，等来的不会是社会的和谐稳定，反而是不和谐不稳定。 惟有无处不在的眼神和声音，在睽视、在提醒、在提防、在了望，我们才能避过航行途中的险滩暗礁，风正气顺一帆悬。 因而，主旋律，应当既包括报道真、善、美，也揭露假、恶、丑。 对前者的崇尚和对后者的鞭挞，有机统一于社会的主旋律。 二者的相互作用、协调、配合，才会形成一种精神，体现一种气度，凝聚一种力量，成为主流、主导，达致和谐、和美。 对真善美的弘扬会激励人向上，对假恶丑的批评会迫使人向上，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也是社会进步的辩证法。 其四，只有敢于进行舆论监督的媒体才更有公信力和影响力。 在互联网、手机等新技术条件下，一个地理位置上极为偏僻的地方发生的一件事，只要其本身具有足够的社会关注度，要不了多久，地球人都会知道。 在这种情况下，主流媒体如果对一些不正常的现象、问题不揭露，对一些事件背后的隐性矛盾不分析，公众就不太会信任你，最终还会离开你。 不断失去读者，主流媒体就会逐渐边缘化。 而这，将直接导致党和政府的主张、意图、决策等不能有效地传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