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之所以延续5000年不中断，除了自身有强大传统外，还在于不断与周边地区进行交往融合。”
◇“5000多年前，源自西方的小麦和源自中国的粟、黍以阿勒泰为中转站，一个东传，一个西进，为生存和繁衍提供物种资源，造福东西方人民。”
◇“展览中展出的文物正是文化交流中的‘翻译’。”策展人劳拉·韦格说，“通过展出一系列不同历史时间段、不同国家的文物，展现材料、图案、造型等文化艺术元素是如何在东西方之间传播的。”
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杨一苗 张玉洁 张瑜 张馨文 王强 王峰
王建新（中）在新疆石人子沟遗址进行考古调查（资料照片）丝绸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供图
今年是“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十周年。丝绸之路是经济交流之路，也是文明互鉴之路。它让异域珍品纷至沓来，也使中国瑰宝走向世界。
欧亚大陆间延续千百年的交流往来，留下许许多多文明的印记。这些文明交流的印记该怎样解读？主要分布在黄河上游及其支流、距今5000多年的马家窑彩陶风格，竟与黑海地区、南亚次大陆上的彩陶“撞衫”。这是历史选择还是偶然巧合？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从古之长安、今日西安出发，途经甘肃、新疆，一路向西，到达意大利首都罗马，在行走中寻找答案，体验多元文化的独特魅力；走进博物馆，与丝绸之路沿线的文化遗迹、文物古迹“相遇”，一览文化与思想、科技与艺术交融交汇碰撞出的绚烂火花，憧憬这条千年友好合作之路续写世界文明交流新图景。
从长安出发：
寻找丝绸之路的“引子”
考古学家、西北大学教授王建新已经在古丝绸之路上寻迹文化遗存20余年。
作为丝绸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从2000年开始，王建新带领学术团队，从西安出发，在甘肃河西走廊和新疆天山沿线经过大量的考古调查和文献考证，逐渐发现了游牧民族文化遗存的特征和分布规律，并初步确认新疆东天山的美丽草原是大月氏人的原始故乡。
“大月氏可以说是丝绸之路缘起的‘引子’，”王建新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但是长期以来，古代月氏的考古学文化遗存一直没有得到确认。对古代月氏的研究，是国际学术界关注的重大学术课题。”
2200多年前，原本居住在中国新疆东部的游牧民族——月氏人受到匈奴人的打击后，踏上漫漫迁徙之路。其中人数较多的一支——大月氏沿着天山一路向西，最终在中亚阿姆河北岸、西天山西段建立新的家园。公元前139年，张骞受命从长安出发，前往西域，寻找大月氏。
2100多年前“寻找大月氏”促成的凿空之旅，开辟了一条始于长安、经河西走廊、穿越天山南北、横跨中亚、直达波斯和罗马的陆上丝绸之路，为欧亚大陆带来了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深度交流。
如今，为进一步印证新疆东天山沿线的文化遗存属于历史记载中的月氏人，必须找到西迁之后大月氏人的考古遗存。从2009年开始，中国考古学家陆续与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的考古学家合作，在西天山地区开展联合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
联合考古的成果让人惊喜不断：在西天山地区新发现了一批古代游牧文化和农业文化的聚落遗址；确认了中亚地区古代月氏、康居和早期贵霜文化的特征及分布范围；建立了《史记》《汉书》等文献中的相关记载与考古遗存之间的联系，出土了大量铁制兵器、陶器、珠宝等。
2023年，丝绸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实现了在中亚五国考古工作的全覆盖，考古工作取得了新突破。例如，在乌兹别克斯坦苏尔汉河州拜松市拉巴特遗址开展了补充发掘，发掘出古代月氏人的墓葬42座，为进一步研究古代月氏文化提供了新资料。
近期，丝绸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正与撒马尔罕考古研究所合作，对乌兹别克斯坦苏尔汉河州苏尔汉河东岸新发现的契纳尔特佩遗址进行发掘，有望为研究贵霜文化提供新的资料，进一步厘清古代月氏与贵霜的关系。
考古工作者在接连出土的文物遗存中看到了多处“相似”，成为文明之间交流对话的标记。在库勒特佩一座墓葬中发现的马蹄形带扣，其外形与吉林榆树老河深鲜卑墓出土的铜鎏金神马纹带扣酷似；在考克特佩出土的四乳四虺镜与长安汉镜形制纹饰雷同，近乎同范；在阿克塔姆发现的昭明连弧纹铭带镜也与长安汉镜几乎相同……
王建新说：“这些文物既有突出的草原特色，又有鲜明的中原风格。千百年来，丝绸之路上的人们互通有无、互学互鉴，共同创造了延续至今的辉煌历史。”
甘肃马家窑：
5000多年前的“撞衫”
丝绸之路的故事，远在“丝绸之路”之前。
张骞只是有史可据的“凿空”西域第一人。在张骞之前，丝绸之路上就已经有了许多先行者。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据证实，这一连接欧亚大陆的陆上通路，在汉代之前，就留下了诸多文明交流的印记。
将时间指针拨回到100年前。
1924年，刚刚完成河南渑池仰韶遗址发掘的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来到甘肃省临洮县马家窑村。在这里，他对史前人类遗址进行考察，并命名为“甘肃仰韶文化”。安特生在马家窑发现了中国彩陶与中亚和黑海西岸彩陶的相似性。
彩陶，是马家窑文化最显著的特征。在甘肃马家窑彩陶文化博物馆，记者看到，浓亮如漆的黑彩、红彩、白彩，绘制在橙黄色的陶底上，形成灵动的水波纹、漩涡纹、网格纹。罐、壶、盆等丰富的器形和光滑细腻的外表，让马家窑彩陶更多了几分优雅之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新伟长期研究马家窑文化，曾赴数千公里之外的罗马尼亚、乌克兰一带开展工作。他发现，以黑海西部和西北部为中心的库库特尼—特里波利文化，几乎在同一时期也出现了彩陶的大繁荣。这种相似，被近年来考古研究工作不断印证。
李新伟说：“令人称奇的是，两地彩陶在纹饰和器型上都高度相似，风格相近，它们常运用弧线三角和平行斜线的组合，也都做陶塑人头像。”
李新伟认为，“库库特尼—特里波利文化和马家窑文化后来走上不同的发展历程，但在5000多年前，它们位于欧亚大陆两端，相距数千公里，却几乎同时兴起、同时衰落，相似的彩陶文化背后，是相似的史前农耕文明特征。”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韩建业认为，马家窑文化在早期中国的对外交流中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马家窑文化经新疆传至中亚，源自中国的粟、黍也随之向西传播。中亚的锯齿纹等纹饰出现在马家窑彩陶上，来自西方的绵羊、黄牛最早也是在马家窑文化的区域中发现的。他说：“中华文明之所以延续5000年不中断，除了自身有强大传统外，还在于不断与周边地区进行交往融合。”
新疆阿勒泰：黍麦在这里相逢
新疆地处中国西北，位于亚欧大陆腹地，周边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八国接壤。“丝绸之路”使新疆成为多种文明交流融汇之地。新疆各地发现的彩陶、铜镜、海贝、玻璃珠饰、凤鸟纹刺绣等文物已清晰地昭示，在夏商周时期，就已存在经由新疆天山廊道和河西走廊，连接中原和亚欧草原的通道；殊方异域的各类奢华珍奇和冶金、农业、畜牧技术及物品，通过这条绵延不绝的通道交流传播。
新疆阿勒泰地区位于阿尔泰山脚下，额尔齐斯河奔腾而过，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文明交汇、传播的重要枢纽，也是东西方粮食作物传播的通道。
在阿勒泰地区博物馆，记者看到通天洞遗址中发掘出土的产自约5200年前的碳化麦粒。这是国内发现最早的麦粒遗存，在同一个遗址，还发现新疆境内最早的碳化黍粒遗存。
黍，又叫糜子，去皮叫黄米，是商代的重要农作物，最早在我国华北、西北、东北等地种植。
麦，是今天北方的主要粮食作物，但它不是本地植物，数千年前从中、西亚传入我国，商代很少见。
“5000多年前，源自西方的小麦和源自中国的粟、黍以阿勒泰为中转站，一个东传，一个西进，为生存和繁衍提供物种资源，造福东西方人民。”阿勒泰地区博物馆研究馆员卓娅·巴合提说。
在经济、政治的密切往来中，东西方文化在新疆交流荟萃，形成文化百花园。
在吐鲁番博物馆，一幅出土于吐鲁番巴达木墓地的伏羲女娲像绢画格外引人注目，绢画上的女娲深目高鼻，伏羲络腮卷须，他们身着对襟的胡人服装，俨然是少数民族形象。
吐鲁番学研究院副院长、研究馆员陈爱峰说：“在吐鲁番出土的众多《伏羲女娲图》中，除了有少数民族形象，也有汉人形象的伏羲女娲，生动反映了当年吐鲁番盆地各民族杂居、交融的情景。”
联合特展：欧亚大陆的“翻译”
欧亚大陆间延续千百年的交流往来，留下许许多多文明的印记。这些印记该怎样解读，又应该由谁来“翻译”？从意大利都灵今年新开设的联合特展“欧亚大陆的‘翻译’”中，可以找到答案。
展览在意大利都灵东方艺术博物馆举办，这座博物馆也是意大利以及欧洲最重要的东方艺术博物馆之一。其拥有的文物藏品时间范围从新石器时代到20世纪初，平均每年接待访客超过10万人次。
“展览中展出的文物正是文化交流中的‘翻译’。”策展人劳拉·韦格说，“通过展出一系列不同历史时间段、不同国家的文物，展现材料、图案、造型等文化艺术元素是如何在东西方之间传播的。”
劳拉·韦格最“偏爱”的展品是一组蒙古金织锦风格的织品碎片，它们来自13世纪中亚地区。令人称奇的是，从这些曾经被用作地毯、窗帘等的织物上，可以识别出中国古代经典神兽麒麟和龙的造型。
劳拉·韦格评论称：“织锦上的麒麟图案说明，中国元朝流传来的纺织品受到西方各阶层珍视。虽然相距遥远，但欧洲和亚洲都属于欧亚大陆这一个整体，文明之间的联结十分紧密，商贸、文化、艺术等领域交流密切。”
在这个展览上，还有两件展品相映成趣、互为“解读”。一件是明代月型青花瓷瓶，产于中国的景德镇，瓶上的几何形装饰布局和八角星形图案，则与西亚和中亚地区使用的器物具有相似性。研究者认为，这是当时中国陶艺家顺应西方买家的需求和口味，对中国青花瓷进行了融合创新。
另一件是意大利画家乔凡娜·加佐尼的青花瓷静物画，画作中精美的青花瓷瓶，不仅是中国瓷器和艺术在欧亚大陆流通的明证，也再现了15世纪以来欧洲宫廷对东方情调的热爱。
劳拉·韦格说：“这些画属于荷兰静物画流派，画面上瓷器的蓝色部分闪闪发光，这是画家刻意塑造的颜色质感。当时欧洲还生产不出青花瓷，中国青花瓷在欧洲不是普通的餐具花瓶，带有一定神奇的‘魔法’光环，画家由此做了特殊处理。从加佐尼的画可以看出，中国和欧洲的交流并不是单线程的，而是网状的，在各个国家、各个领域、各个阶层都有互相影响。”
中国瓷器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特殊的“使者”。在意大利罗马的文明博物馆，珍藏着一款中国南宋凤首长颈瓶，这件珍品肚圆长颈，瓶口外翻，饰以凤头。据博物馆介绍，其“凤头”像是一种凤凰与仙鹤的结合体，而仙鹤是波斯神话中的一种神鸟，这是东西之间商品和文化密切交流的证明。
土耳其古都伊斯坦布尔托普卡帕宫（又称老皇宫），珍藏着许多沿古丝绸之路而来的中国瓷器。
老皇宫博物馆馆长伊尔汗·科贾曼告诉本刊记者，中国瓷器在奥斯曼帝国史中的重要性不可低估。博物馆藏有1.2万件中国瓷器，属于中国元、明两代的青瓷就有1354件。目前展出的约400件藏品多是苏丹及皇室成员的御用品，以及招待外国使节时使用的餐具。
科贾曼说，在馆藏精品中，一些中国瓷器的表面，装饰有伊斯兰宗教祈祷和赞美铭文，这些瓷器显然是奥斯曼帝国向中国专门订制的产品，经由古丝绸之路的驼队，运至欧亚交界处的土耳其。
近年来，中土两国文化及文物交流日益频繁。中国的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陕西各博物馆的文物精品就曾组团到托普卡帕宫展出。科贾曼向记者透露，可以展示近3000件古代瓷器精品的新瓷器馆正在建设中，有望在年内开放。
更多更广泛的文化交流正不断推进，王建新介绍，今年丝绸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将与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伊朗、蒙古国、俄罗斯、尼泊尔等国开展联合考古工作，发掘文明往来之史，见证文明融合之美，启迪文明发展之路。
（《瞭望》2024年第23期 ）
有关丝绸之路的文章
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一条银色飘带，把中国、印度、希腊、古罗马和波斯文化联结起来。 把古老中国发明的丝绸、火药、造纸、印刷术传到西方。 又把古代西方的黄瓜、胡萝卜、芍药、石榴、核桃等，沿这条古道传入我国。 这条主要运送丝绸的路，人们把它称之为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也是对古代中国与外部及西方往来通道的通称。 它随着历史长河流淌而变化万千。 它不是今天公路贯通的概念，实际上，也不是只有一条固定的道路。 从广义上讲，是指古代中国丝绸输入西方的通道，也是中西方古代文化交流、物资贸易互动的一条时间跨度久远、宽而大的线路。 丝绸之路东起中国西安（古长安），西至地中海的东岸。 长安是汉、唐都城，各地丝绸集中于此组成驼队，用数月甚至数年，经甘肃河西走廊敦煌一带进入新疆。 然后分南、中、北道穿越新疆，共分三条主要线路出境：一是南道，自敦煌沿昆仑山北麓，经若羌、和田（古代称于阗）抵莎车，越帕米尔高原；二是中道，沿天山南麓经吐鲁番（古称高昌）、焉耆、库车（古称龟兹）、喀什（古称疏勒）翻越帕米尔；三是北道，经哈密（古称伊吾卢）沿天山北麓过吉木萨尔（古称北庭）、伊犁（古称阿力麻里）出境，西抵里海沿岸。 丝绸之路中道、南道、北道在新疆境内蜿蜒万余里，代代相传。 成千上万的使者、商人、僧侣不畏艰险，奔波于此道；无数将士为保卫它的畅通，洒下斑斑血迹，方使这条路成为连接欧亚大陆的绚丽彩带，传送人类古老文明的万里长桥。 历史上的兴衰在沿途留下无数的古城、烽燧、石窟寺庙等，也有无数的宝藏深埋地下或大漠中，一直吸引着世界各地人们的目光。 丝绸之路在历史上促进西域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作用古今一直被人们肯定。 今天，新疆的重要城镇，几乎都处在古丝绸之路的交通线上。 现代城镇的建设焕发了丝绸之路的生机，古城与现代城镇既有空间、时间、距离，又彼此相连相依，这是历史的必然，客观规律。 位于最高的帕米尔高原上的塔什库尔干新城与石头城相连，最低洼的吐鲁番城与高昌、交河故城相伴。 昔日美丽牧场的乌鲁木齐如今成为现代大都市。 当今，不知有多少人慕名而来，在新疆广阔无垠的土地上旅行，访古探幽，体味丝路城镇新貌，博览浓郁的民族风情。
我国丝绸之路上的文化遗址
丝绸之路遗迹1986年夏,离成都北郊不远的广汉三星堆文化遗址,发现了大批精美的青铜器,以及来自缅甸、印度温暖海域的齿贝,有力地证明古蜀文化的极高水平,并且早在三千年前就已经与沿海地区有了交往.中国境内的三条丝绸之路（西北的路上丝路、南方的海上丝路和西南方的路上丝路）中,以西南方的路上丝路发展得最早,在公元前四世纪时便已开通.这条丝路在汉代时称为“蜀——身毒道”,蜀是四川,身毒是印度的古称,既是指从四川出发,经过云南、缅甸直至印度的商路.此“道”通常被称为滇西“古西南丝绸之路”,其遗迹主要位于保山市的水寨、官坡及大理州水平的博南山等地. 古西南丝绸之路形成于两千多年前的汉代,比我国西北丝绸之路的形成早两百多年.它和西北丝绸之路一样,曾经对世界文明作出过伟大的贡献.据史书记载,公元前122年,张骞奉命出使西域（今阿富汗、伊朗等地）,看到从印度输入的四川蜀布和筇竹杖,得知四川商人早已从云南经缅甸到印度去从事贸易活动了.张骞回朝将所见所闻上奏汉武帝,具有雄才大略而又好大喜功的汉武帝听后十分惊喜,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打通从西南到印度的官道,由官方参与商业贸易,扩大疆土.武帝即封张骞为博望侯,命其以蜀郡（治所在成都）、踺为郡（治所在宜宾西南）为据点,派遣四路秘密使者,分头探索通往印度的道路,但都遭到西南少数民族的阻拦未获成功.武帝又从内地广征士卒,举兵攻打西南夷、夜郎、滇等国及许多部落.但由于封建统治者造成的民族隔阂太深,以及昆明、隽等族的头人酋长为了垄断丰厚的过境贸易而拼死抵抗,历经十余年,结果仅打通了从成都到洱海地区的道路,官方使者未能超过大理至保山一带,只能通过各部族作中介与印度商人间接贸易.到了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哀牢人内附、东汉王朝“始通博南山、渡澜沧水”,滇缅通道才算打通了,并与缅甸的掸族有了经济文化来往,又通过缅甸进入了印度.汉武帝孜孜以求的“通蜀,身毒国道”才算全线畅通. 文化“古西南丝绸之路”的川滇段有两途：一条走“古牦牛道（零关道）,从成都出发,经双流、新津、玒崃、名山、雅安、荣经、汉源（窄都）、越西、喜德、冕宁、西昌、到达会理以后,折向西南行,经攀枝花,渡金沙江至云南大姚,最后到达大理.另一途从成都出发,经彭山,沿岷江而下,经乐山、宜宾,再沿秦代开凿的“五尺道”南行,经高县、筠连、向西折入横江河谷,经豆沙关、大关、昭通、曲靖、昆明,最后到达大理.两条路在大理会合后,经保山、腾冲、盈江到达缅甸境内的八莫,从八莫出发又有水陆二途到印度.从印度又可通中亚、欧洲.通过“古西南丝绸之路”,中国的丝绸、蜀布、筇竹杖、工艺品、铁器等源源不断的输出,国外的琉璃、宝石、翡翠、光珠等又输入.到了唐代,这条丝道更加兴旺发达,经久不衰.它是中印两个文明古国最早的联系纽带,对中外社会、经济、文化的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后来由于又发现和开辟了新的道路,这条古道才逐渐人稀. 斗转星移,日月交替,古西南丝路的绝大部分道路,已淹没在时间的风雨之中,但一些雄关险道,骡马蹄印,诗联题刻,至今仍留下深深的历史印痕.最典型的如保山的兰津古渡,霁虹桥遗址及附近的摩崖诗、词、题刻.保山的水寨、官庄等路段,都是当年用人工凿岩开山而成的路基,至今仍保存完好.水寨一段自澜沧江边至长湾长约10余公里,原设平坡铺、山达铺、水寨铺等邮驿站点,现尚存平坡铺的小街宽3米,长50米,两端有街门等遗迹.由平坡西上罗阳山至水寨,山腰大石坎长三、四公里的路段是在悬崖峭壁上开凿而成的.路径曲折陡峭,有500余级台阶犹如天梯,史称“梯云路”.石阶上犹存骡马攀踏的累累蹄印,最深者达13厘米,可见当年要攀越这段路途是多么艰难啊!
丝绸之路的历史作用
通过丝绸之路，中国与中亚、西亚、南亚诸国进行了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 中国的铁器、丝绸和养蚕缫丝技术，以及铸铁术、井渠术、造纸术先后西传。 两汉之际，佛教也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 丝路的开辟大大促进了东西方经济、文化、宗教、语言的交流和融汇，对推动科学技术进步、文化传播、物种引进，各民族的思想、感情和政治交流以及创造人类新文明，均作出了重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