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
最早的中国在哪里？
发现
在这里
南临古洛河、北依邙山、背靠黄河
最早的双轮车辙，牵引着思绪，望见了最早的宫城
这里有最早的青铜器铸造作坊
也有最早的绿松石器加工作坊
还有最早的青铜礼器群
这片古老的土地
见证了夏、商王朝的辉煌
孕育出了这举世闻名的二里头文化
在这里
感知到了“最早的中国”
策划：李志晖
监制：万方 王子晖
执行策划：袁晗 樊珊珊
记者：刘璐 谷婷婷
设计：程媛媛
鸣谢：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
新华网新闻中心 河南分公司 联合出品
二里头出土最早夏代青铜鼎，会是大禹铸造九鼎的「 ”山寨版”吗？
大禹雕像 二里头出土的夏代「 ”方格纹铜鼎” 「 ”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象九州。……夏德衰，鼎迁于殷;殷德衰，鼎迁于周;周德衰，鼎迁于秦。”（《汉书・郊祀志》） 中国历史上，器型沉雄厚实，饕餮纹饰神秘的青铜鼎，一向是王权至高无上象征，被誉为青铜时代的礼器领袖和国之重器。 而在汉语中，早已被赋予「 ”显赫”、「 ”尊贵”、「 ”盛大”、「 ”诚信”等含义的大名鼎鼎、三国鼎立、一言九鼎、定鼎中原等成语词汇，无不彰显着鼎文化曾经的一段鼎盛和辉煌。 一、大禹铸九鼎的由来和传说。 鼎最早是史前时期华夏先人最常见的炊器，基本上为陶土烧制。 相传4000多年前，大禹治水即将大功告成之际，将天下划分为九州（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令九州州牧贡铜，收九州之铜铸成九鼎，并将各地山川奇异之物刻于鼎身。以九鼎象征九州，表明自己乃九州之主。此后，象征天下一统的九鼎遂成中国的代名词。 由于有了禹铸九鼎九州一统的象征含义，鼎就从一般的炊器而逐渐升华为传国重器。 到了公元前21世纪大禹儿子启开创的夏代，青铜鼎逐渐发展成为最重要的礼器，成为国家政权、王权至上的象征，该传统甚至承袭了数千年。鼎在则国盛，国灭则鼎迁，由此反复易手，争夺不已。 大禹铸造九鼎，很可能在历史上由来已久、真实存在过。因为西周初期的文献便有「 ”九鼎”的详细记载。 「 ”乃命南宫百达、史佚迁九鼎三巫。” （《逸周书・克殷篇》） 在其后出现的古代典籍《左传》，第一次把九鼎和夏朝联系在了一起。 「 ”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左传・宣公三年》） 再往后的《史记》、《汉书》也把大禹与铸九鼎联系在了一起。 「 ”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皆尝亨上帝鬼神。”（《史记·封禅书》） 夏商周三代，九鼎一直是王朝统一天下的标志，是王朝至高无上的象征。定鼎，即标志国家建立和国都所在。 「 ”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义士犹或非之。”（《左传・桓公二年》） 铸有「 ”成周”（洛邑）金文字样的成周鼎 夏商周三代在用鼎礼仪制度上，存在一脉相承的密切关系。到了西周，则以列鼎制度彰显使用者的身份地位（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 东周以来，王室衰微，诸侯国势力崛起，从西周时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转为自诸侯出，自卿大夫出，进而陪臣执国命。反映在用鼎制度上便是贵族阶层对鼎制的逐级僭越，此种僭礼行为最终导致整个用鼎礼制的彻底崩溃。 史书记载，秦灭周后第二年即把周王室的九鼎西迁咸阳。但到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天下之际，九鼎已不知下落。 「 ”遭圣则兴，鼎迁于夏商 。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没，伏而不见。”（《史记》） 上古时代祭祀场景 天子九鼎 二、九鼎形状究竟是圆的还是方的？ 01 方鼎说可能更占上风。 根据仰韶文化遗址、龙山文化遗址、二里头文化遗址相继出土的文物实锤表明，鼎在中国的历史极为悠久，可以追溯到5000多年前的上古时代，之后延续使用数千年。 鼎最早是生活用具，多为圆形陶鼎，后来出现青铜圆鼎，成为祭祀先祖、国家象征之礼器后，鼎的形状由圆变方，规矩方正。 古人推崇「 ”天圆地方”理念，可见代表九州大地的「 ”九鼎”应该以方形为主。要知道，在距今3800年前的二里头夏代文化遗址已多次出现陶方鼎。 二里头出土的夏代陶鼎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方鼎是一个模范，二里头人是东亚大陆第一个掌握了复合范法铸造青铜器工艺群体，而这件陶方鼎就是二里头用来铸造青铜鼎的内模范。这件陶方鼎折射出的一个信息就是，二里头时代应该有很多这样的方鼎，只是限于发掘范围至今还未找到。由于方鼎比圆顶鼎的规格要高，如果九鼎存在，那它必然更多是方鼎。 考虑到在祭祀等礼仪上商承夏制，二里头出土的毫不起眼的小小夏代陶方鼎，无疑是后世司母戊青铜大方鼎等的老祖宗。 殷墟出土的司母戊青铜大方鼎，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重逾832公斤，是至今国内出土最大最重的青铜重器。 02 大鼎有圆有方说，可能更有历史文献依据。据《史记· 楚世家》 记载，九鼎由3件圆鼎、 6件方鼎组成。圆鼎和方鼎的同时出现，在理论上可能性更大。当时夏朝初期的青铜礼器制度正属于形成过渡期，也就是说鼎的形状正由圆形向方型转变过渡，出现「 ”九鼎”方圆相间、参杂出现既有时代背景，也有渐变可能。 从距今3800年的夏代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残存「 ”青铜器陶范”内壁判断，所铸铜器多为圆形，最大直径可达30厘米以上。二里头文化早期与大禹铸九鼎时间相隔200多年，很难说相互间不受影响。 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 ”龙纹陶范” 三、九鼎尺寸大小怎样，到底有多重？ 大禹铸成的九鼎，其命运随着国运昌盛，争夺流转，起伏不定。 「 ”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左传》） 西周攻克殷商都城朝哥之后，那九尊高大浑厚、庄严沉稳，象征着至高无上王权的九鼎，被胜利者的周人移放于成周城的明堂当中，寓意定鼎中原，统令天下。 「 ”成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史记·周本纪》） 东周时期诸侯大国兼并加剧，周边势力膨胀，争相打听、觊觎周王室的「 ”九鼎”的尺寸和重量，凸显其问鼎中原的勃勃雄心。 「 ”定王元年，楚庄王伐陆浑之戎，次洛，使人问九鼎。王使王孙满应设以辞，楚兵乃去。”（《史记·周本纪》） 周定王使王孙满劳楚王。楚王问鼎小大轻重，对曰：「 ”在德不在鼎。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楚王乃归。 可见，远在东周时期，九鼎因为国之重器，深藏深宫，秘而不宣，其尺寸大小和重量俨然成为天下诸侯感兴趣的谜团（有实力诸侯王想窃取、实力弱的诸侯王想仿制，显示自己受命于天，问鼎中原）。 商代早期的圆鼎 那么，群雄割据诸侯眼里的香饽饽——九鼎到底有多重呢？ 《战国策》在首篇「 ”秦兴师临周而求九鼎”中就曾关注过这个热门话题。 彼时秦国想借口向东周索要九鼎，从而霸占地盘。战国七雄的齐国也是当仁不让。周臣颜率便出使齐国，答应如果齐国将秦军杀退就将九鼎送与齐国。事后齐国向东周索要九鼎，颜率却对齐王说：「 ”九鼎不像普通的物品，拿着就可以走，一个鼎就需要九万人才能抬动，九鼎就需兴师动众的九九八十一万人，当路过梁、楚两国时一定会被夺去。”齐王听罢打消了索取九鼎的非分想法。 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万人挽之，九九八十一万人，士卒师徒，器械被具所以备者称此。（《战国策》） 一个鼎居然要9万人才能抬动，这显然是后人臆想杜撰，荒谬不可相信。 秦武王四年（公元前307年），秦国攻占东周门户——韩国重镇宜阳后，秦武王引任鄙、孟贲一班勇士直入东周太庙明堂中欲窥九鼎。 秦武王欲取九鼎之一的「 ”雍鼎”，借口道：「 ”此雍州之鼎，乃秦鼎也，寡人当携归咸阳。” 守鼎的官吏说：「 ”此武王定鼎于此，未曾移动，每鼎有千钧之重，无人能举。” 史书记载，逞强好胜、有图霸天下野心的秦武王当着周赧王面子，任性举鼎结果不慎失手被砸断小腿致死，说明九鼎分量不轻。 「 ”十八年，秦武王与孟说举龙文赤鼎，绝膑而死。”（《史记·赵世家》） 不难想象，要是九鼎有千钧之重，象商朝重达832公斤的司母戊鼎一般雄浑厚重，秦武王肯定是望而却步。而类似201公斤的大克鼎，估计勉强能举起来，但是还是有点吃力，最后撑不住就落了个「 ”搬起石头砸了自己脚”的历史笑柄。 而史书记载秦始皇兴师动众千人「 ”泗水捞鼎”的典故，也从侧面印证九鼎分量着实不轻。 (始皇)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史记》） 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司母戊大方鼎 四、大禹铸造的九鼎与二里头出土的夏代「 ”方格纹铜鼎”有无关联？ 1975年，在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夏代「 ”方格纹铜鼎”，轰动考古界，第一次在实物上为夏代九鼎的考证提供了具体样式和尺寸依据。 夏代「 ”方格纹铜鼎”，造型和纹饰风格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陶鼎形制一脉相承，但材质却是当时罕见的贵金属一一青铜。二里头遗址青铜鼎的出现，无疑是王权礼制萌生的象征。 这件罕见的3800年前铜鼎，圆腹、平底、锥状三足，沿上铸二环形立耳，腹饰不规整的方格纹。与后世出土的精美复杂大鼎相比，其看上去着实有些稚拙，纹饰也略显简单朴素。但它却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青铜鼎，号称「 ”华夏第一鼎”。 二里头方格纹铜鼎的惊世献身，等于九鼎在铸造上上已有了可靠的技术支撑。 考古发掘证明，仰部文化等新石器时代晚期即已出现了铜器。龙山时代考古发现的铜器或冷铜、铸铜遗物更多，但主要限于小件工具、饰品。 从夏代开始，华夏的青铜冶炼技术开始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夏商周更被称为中国的「 ”青铜时代”，到了3800年前的二里头文化时期，二里头遗址不仅发现了若干前所未有的青铜器，还发掘了大规模的青铜治铸作坊和大量与青铜治铸有关的遗物。 在二里头遗址官营作坊区南侧，发现有面积1.5万-2万平方米的青铜器铸造作坊，使用时间从二里头文化早期至末期，这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器铸造作坊。 二里头出土的陶鼎 二里头出土的铜斝 发现与青铜冶铸有关的器物有陶范、石范、坩埚、炉壁、炼渣、铜矿石、铅片、木炭和小件铜器。数量最多的是陶范，多为铸造后废弃的破碎外范，其内表光洁，有的还刻有兽面纹等花纹。 二里头遗址迄今已经发现铜器200多件，包括容器、兵器、乐器、礼器和工具等， 出土的礼器有鼎、爵、觚、斝、盉；兵器有戈、戚、箭；工贝有凿、锛、锥、钻等，两外还有铜铃、铜饰牌等，这些器物的工艺复杂，有的用了复合范法浇铸，还有分铸、接铸等技术，凸显了二里头青铜冶铸技术的领先地位。 有专家据此预测，当时的夏人能够制造出更大更复杂的青铜器，可能躲藏在迄今尚未找到的未知神秘大墓之中。 从治铸技术来看，「 ”龙山末期至夏初可能已使用复合陶范铸造礼器和容器类器件”。所以夏代初期完全可以制造青铜鼎，也就是说大禹铸造九鼎在技术上是完全有可能的。 因为早在此前，已有黄帝铸造铜鼎记载。可能形状也应该是圆形陶鼎类似的青铜圆鼎，与二里头的「 ”方格纹圆形铜鼎”器型相似，不排除影响到了大禹铸造九鼎的形状。 「 ”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后世因名其处曰鼎湖。” （《史记・封禅书》） 那么，世人关注的九鼎最终那去了呢？ 霍小姐大胆推测，由于九鼎单体分量重，数量多，最有可能被在秦末的农民起义战争中，被不信奉「 ”国之重器、礼器之首”这一套传统礼教的、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民军将领攻占秦都咸阳后当战利品掳掠而去，因搬运不便，融化铸造钱币、打制兵器，从此湮灭、消失在滚滚的历史尘埃之中。 参考书籍：《史纪》、《战国策》、《何以中国》、《左传》等 《天工开物》描述的冶炼铸铜场景 二里头出土的夏代乳钉纹铜爵 二里头出土的浅绿松石铜牌饰 二里头夏都博物馆许宏的出版物介绍
1,、《最早的中国》许宏教授主要利用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辅之以出土与传世文献及相关学科的材料，以二里头遗址为切入点，系统地阐述了东亚历史上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即早期“中国”形成的过程。 全书既有宏阔的视野，又不乏细致入微的观察，小到二里头王都内遗迹遗物的描述，大到对全球文明史总体框架，以及距今万年以来的中国史前社会的发展历程的勾画。 以下为图书目录：解题——[中国]的由来什么是[中国]?看看文献怎么说西周金文把最早的[中国]指向洛阳盆地开创纪元——由[多元邦国]到[一体王朝]“满天星斗”的英雄时代文明时代的三大台阶：邦国、王国与帝国“中国”诞生于二里头时代一点一面：最早[中国]的两大特质全球视野——中国文明兴起的世界背景六大文明，影响世界历史的两大体系[旧大陆]的大河文明还有学者认为，爱琴海也是一大发祥地文明古国异同观全球文明史中的中国文明历史清晰度：另一视角的比较为什么早期中国的纪年不确切寻梦之旅——发现与研究历程由已知推未知的探索徐旭生寻[夏墟]找到二里头半个世纪的巨大收获雾里看花——都邑的王朝归属之谜文献记载的早期王朝史可信吗王系的疑窦[古史辨]扫荡传统古史现代考古学在中国应运而生二里头：究竟姓夏还是姓商研究史的启示地灵中原——[第一王都]的诞生背景东方[大两河流域]：农业起源的温床中原：重瓣花朵中的花心四方辐辏的交通战略要地两大农业区的交汇带两大自然和文化板块的结合部洛阳盆地：形胜甲天下的[地理王国]二里头：[文化杂交]的硕果王都气派——城市规划的先端绝妙的都邑选址二里头的今昔：聚落演变大势扫描人口高度集中的超大型都邑都邑的复杂化与功能分区中心区的路网系统大[十字路口]的发现前所未有的城市规划建中立极——宫廷礼制的形成中国最早的[紫禁城][想]出来的宫城中轴线规划的官室建筑群中庭可容万人的朝堂建筑规模浩大的[凝聚力工程]宏伟的宫城南大门东路建筑群：宗庙与祭祖场所?宫室建筑的[营造法式]早期宫室的冰山一角[朝廷]与[礼制]的形成国之大事——祭祀与战争祭祀遗存区的发现礼器：中国青铜时代的徽标从陶酒器到铜酒器陶鬶与[鸡彝]第一青铜酒器爵的发明从祭玉到礼玉东风西渐：大型有刃玉礼器群柄形器之谜昭示等级秩序的玉器无乐不成礼：乐器一瞥有骨无甲的占卜习爷中国最早的礼兵器钺·军事统帅权·王权小箭头的大启示都邑社会——人口构成与层级文明气象——世界管窥巧夺天工——官营手工业的高度城市民生——经济生活举隅海纳百川——对外交流的兴盛强势辐射——[中国]世界的雏形2、《何以中国》“中国”的称谓从何而来？为什么我们的国家叫做“中国”？在古老而神秘的青铜器何尊上，最早出现了“中国”二字。 这一重器于上世纪60年代出土于陕西宝鸡，长达122字的铭文讲述了周武王在灭商之后计划营建东都的重大决策，其中“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薛（乂）民”，意思是想要建都于天下的中心，在这里统治人民。 然而这已经是西周的事情了，其实早在西周王朝建立之前很久远的时间——公元前2000年，在中原地区，最早的中国已经开始展开她广袤而悠长的画卷了。 “何以中国”是对最早的中国如何产生的追问，本书为读者展开了一个时间长线，打开了一个扇面，向大家一一讲述始于公元前2000年，中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通过陶寺的兴衰、嵩山地区文化的星罗棋布、新砦遗址的崛起等，最后辐辏到二里头遗址——中国最早广域王权国家的横空出世上来，进而解构中国第一个王朝——夏王朝的诞生。 目录：解题一 陶寺的兴衰陶寺“革命”了都城与阴宅的排场龙盘、鼍鼓和特磬“革命”导致失忆？“拿来主义”的硕果大邑小国小铜器的大问题是字吗？什么字？寻“夏墟”找到陶寺禹都乎？尧都乎？衰亡的谜团与意义二 嵩山的动向“地理王国”出中原两大集团林立的聚落群扑朔迷离话城址城邑分布有玄机危险来自邻人？近看大邑王城岗“王城”是怎样造出的大洪水，传说还是史实大禹在哪儿治水？“王城”下游有大邑大邑瓦店的气派方正城池的由来“贵族社区”平粮台不可小瞧古城寨暴力：现象与动因三 新砦的发轫新砦的分量众说纷纭话新砦困惑与收获从围垣到环壕铜礼器的讯息古书中“挖”出铜鬶龙形象，权贵的秘符？墨玉璋的来龙去脉那年月，有国家吗？逐鹿何以在中原四 大邑二里头山北的政治图景二里头人从何而来？此洛河非彼洛河一水冲三都“半岛”上的新居民都邑大建设走向全盛持续辉煌与都邑终结不堪重负的陶器难哉，一刀断夏商五 中原与中国文化大扩张二里头国家的“疆域”“畿外”的殖民据点？长江边的“飞地”铜与盐，扩张的动因？国家群与“国上之国”软实力催生“中国”世界余论
为什么找不到夏朝存在的遗迹
夏朝，这个朝代一直出现在我们的认知当中，认为它是一个在商朝之前的时期，商汤灭夏之后建立起了商朝。 只不过，夏朝的存在一直以来都是人们争议很大的一个点，很多人认为夏朝可能只是虚构出来的，并非是真实存在，因为一直都没有找到和夏朝有关的历史遗迹。 但是，尽管这样就能证明夏朝不存在吗？那又是为什么一直都没有找到夏朝遗迹？1.夏年简单理解就是夏的存续时间。 按古本竹书纪年，自禹至桀是17世、471年(五百或六百年说不足取，因为每王世的平均在位年数长到不可接受)，这是夏的积年。 这个年代跨度如果很短的话，比如类似秦朝、隋朝，是有可能由于物质文化本身的发展规律没法很精确的与其之前、之后的朝代区分开，不过夏并不存在这个问题。 关于绝对年代，由于比夏晚的商代、甚至包括西周前期也没有共和元年以后那样精确的纪年，所以如果具体到公元前X年至X年的话，夏的绝对年代也是不确定的，取决于商积年以及武王伐纣之年等一些关键点的理解，大体上是公元前21世纪至前16世纪(断代工程给出的方案是约前2070-前1600)。 2.夏人活动地域文献上主要是记载夏后都邑或者夏后在某个地点，终夏之世屡有变迁，个别如《战国策》和《史记》则提到夏桀之国居的四至范围。 一般理解夏人主要活动区域是在河南黄河沿线地区(豫西，以及豫北、豫东)，势力范围涉及晋南和山东西部。 既不是一个点，也不是全中国到处都是，这么个状态。 3.遗址在上述时空范围内，其实已经做了很多考古工作、发现了很多遗址。 而不是说比夏早的文化发现了、比夏晚的商发现了，唯独夏没有被发现。 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上述区域之外，也有很多同一时期的考古发现，通过比较，可以看出禹域内外文化的差别。 这是考古工作者在论证夏文化时最重要的基础。 当日中国远非大一统(其实，即便晚至秦汉帝国，不同区域文化之间的差别仍能被考古学家观察到)，如果有这么一群夏人，那么他们的文化也应该和其他族群有所不同(这一点并非所有学者都认同)；考虑到夏的时间跨度，那么也应该与之前和之后的文化都有所不同。 考古学最擅长的工作不就是比较文化间的异同嘛，这也是考古工作者敢于在没有确凿出土文字发现的情况下论证夏文化的底气所在。 遗憾的是由于陶器类型学的研究成果表述起来很晦涩，这一点是最容易被一般人忽视的。 概括说来相对主流的认识是，以殷墟文化作为基点(确定是晚商)往前追溯，其来源被认为是二里岗文化(和二里头分布区基本重叠、年代在二里头和殷墟之间，被认为是早商)，再往前追是豫北冀南的下七垣(可能是先商，先商不是商以前的意思，而是特指商先王先公及其人群所创造的考古学文化)，和下七垣同时的二里头很可能就是夏。 郑洛地区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大师姑、望京楼等含商文化因素城址的批量出现，再加上二里头的衰落，可能就是夏商更替的反映。 至于夏的建立，最常被用来论证的是，河南龙山文化的南扩、江汉地区石家河与后石家河的更迭，与禹征三苗有关，所以夏的上限不应早于河南龙山。 4.证明当然，随着二里头大型建筑基址、铸铜作坊、城墙等重要遗存的发现，在某种程度上更增强了学者们的信念——考古学界在引用文献来证明二里头是夏桀所居的同时，历史学界也在引用二里头的新发现来证明夏的存在是铁证如山。 按某些不中听的话说，就是双方在互相利用。 如果二里头或其他夏文化探索对象所显示的文明程度不高，可能学界主流会比现在更谨慎和保守一些。 既然二里头已经体现出极为强势的王朝气象，相对周边文化来说有压倒性的优势和辐射能力，而且一般认为是代表了早于商的政治实体，再要从考古学上否认夏已经显得很不靠谱了(如果否认夏的存在，肯定还是要走30年代疑古派的老路)5.文化考证除了大范围比较文化异同以及从考古学上研究文明程度之外，还有很多考古证据被用来和夏相联系。 比如《礼记·明堂位》： 灌尊，夏后氏以鸡夷，殷以斝，周以黄目。 鸡夷何指历代不得其解，邹衡论证了它就是二里头文化中的封口盉(现代命名的一种陶器类型，周代已绝迹)。 又比如孙庆伟论证了从龙山晚期到二里头起源于中原、并进而扩散到整个东亚的玉礼器牙璋，可能就是《尚书·禹贡》中禹锡玄圭的玄圭。 6.结论固然，应该承认这种条件下所得出的关于夏文化的结论，不如殷墟=商代晚期那么可靠，或者说锤没有那么实。 但是除非坚信夏不存在或不可证明，反过来观察其他知乎常见论证夏文化的方式，其逻辑不自洽的地方更多。 比如说因为夏在很遥远的西方某地，所以考古学家在中原发现不了夏。 比如说因为夏的年代没有文献中所记载的那么早，所以考古学家在那个时间段发现不了夏比如说因为夏没有文献中描述的那么强大或文明，可能只是不起眼的小国甚至部落，所以目前还没有发现夏。 其实夏这个概念的唯一源头就是文献，研究历史确实不能尽信书，但如果有选择地信，就要讲证据。 为什么同样是文献，相信夏的存在，却不相信共存的其他关于地域、时间和政治发展程度的描述，文献根据到底在哪儿？相比之下，被认为是疑古过甚的学者倒是更坦荡一些，信什么疑什么好歹还给出了系统论述(如陈梦家：《商代的神话与巫术》；杨宽：《说夏》；艾兰：《龟之谜》)，而不是那种莫名其妙的半信半疑。 还有很多人都对考古材料一知半解。 如某大V放言夏朝晚期都城，即二里头文化，影响区域小，比起商朝来说没啥王朝气象，找不到夏的原因是几乎所有人都偏执地认为，中后期的夏朝应该也像武丁之后的中后期商朝那样强盛。 这明显是对考古研究的误读。 从考古材料看，二里头二期至四期的对外影响力，并不亚于殷墟二至四期。 如果二里头是中后期的夏，那它确实是和武丁以来的商是一样强的。 这位还多次拿东周举例、如果没有文字发现的话如何如何。 实际上在许宏看来，二里头是应该和殷墟、西周这样的核心文化相提并论，而不是那种徒有其名的天下共主，这一点凡是认真看过《最早的中国》《何以中国》《大都无城》都很明白。 而且，如果没有出土文字+文献，实际上仍能单靠考古材料得出，二里头之前是满天星斗，二里头出现后月明星稀，从二里头、二里岗、殷墟，到周原-丰镐文化，保持着一脉相承的向外强势扩散态势，这种势头到了公元前八世纪下半叶才随着周原和丰镐两个特大型聚落的衰亡而结束，接下来华夏的扩张就依靠从宗周分裂出去或者继承吸收宗周因素的列国文化了，直到咸阳、长安出现之前整个天下就是多级世界，这和二里头时代有哪门子可比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