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近期北约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活动显著增强，企图通过武力遏制中国。北约加速东进亚太的步伐，暴露出其被美控制、固守帝国主义和冷战思维、鼓吹集团对抗的特征，将侵蚀地区地缘政治生态，威胁亚太安全稳定，对以东盟为核心、以对话协商为主的区域治理模式构成挑战。地区国家对此保持警惕，中国的战略定力也面临考验。
北约寻求向东扩张至亚太地区的计划似乎是多此一举——因为在这一地区搞军事演习的外国军队已经太多了。
从亚洲到澳大利亚，从陆地、海洋到空中，都充斥着军演的声音。在最近举行的“环太平洋2024”军演中，来自29个国家的军舰齐聚太平洋，来自20个国家的战斗机在澳大利亚北部参加模拟空战。同期在澳大利亚举行的“捕食者行动2024”军演也有四个国家的地面部队参与。
澳大利亚媒体在报道“环太平洋2024”军演时，配上了耸人听闻的大标题：“29个国家准备与中国、俄罗斯和朝鲜开战”，但却对这些演习自身的挑衅性质视而不见。中国的政策立场与朝鲜和俄罗斯的政策立场并不相同，但强行将它们混为一谈、扰乱视听，正是北约国家及其盟国想要的效果。
即使美国的亚太盟友没有正式派出武装力量参加北约军演，也难掩北约事实上的扩张，其后果不容忽视。其背后的推动因素，一是人为制造的恐华情绪，二是西方国家对昔日帝国主义历史的怀念——当然，这一点不能明说。
对中国的恐惧，经常被用来解释为什么北约要不断扩张和对外干涉。但这只是一层表象，其下还有更深层次的不安全感和历史原因。有一种说法认为，当帝国的荣光褪去，人们对帝国的浪漫主义想象就会增长。
最近英国重返亚太，派军舰在东南亚地区穿行，并在澳大利亚建立联合军事基地的行动，就是这种思维的反映。而法国也至今仍不愿放弃对其在太平洋殖民地的控制。
这种修正主义心态适用于更广泛的领域。北约既汇集了历史上所有的欧洲殖民大国，也有最新的帝国主义大国——美国。出于对过去辉煌历史的执念、今日产业发展的需求和对“帝国”的浪漫主义想象，北约的目光正在东移，瞄准了它们昔日的殖民据点——亚洲。
旧时的殖民主义粗暴掠夺早已没了市场，随着二战的结束，就已经被扔进了历史的“废品堆”。现在，21世纪已经走过了近四分之一，没有人愿意看到西方式的傲慢再次出现。
对于亚太地区的许多人来说，他们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革命先辈通过流血牺牲换来的反殖民斗争成果，决不能轻易放弃。东盟自成立以来，其和平解决地区问题的模式也令人自豪，而北约向亚太的扩张被视为对几十年地区和平的威胁。
新加坡资深外交官马凯硕曾说：“北约在太平洋地区只会带来麻烦。”他给出了三个原因：
首先，北约作为一个地缘政治组织，其存续至今本就是不明智的。冷战早在30多年前就结束了，现在北约为了维持其军工和官僚机构的运转，必须拼命寻找新的任务和目标。在这个过程中，它已经破坏了欧洲的稳定，未来还将破坏亚太的稳定。
第二，北约的野心很大，但总是计划不周。它频繁发动军事行动，但经常在造成了灾难性后果后就“拍拍屁股走人”。这是北约可能给亚太地区带来的潜在风险。
第三，冷战结束的30年，是东亚地区远离战火的30年。如今北约插手亚太，将令东盟谨慎务实的地缘政治文化受到威胁。
马凯硕警告说，北约有可能将军国主义文化输出到东亚相对和平的环境，最终带来灾难性后果。
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也赞同马凯硕的观点，反对西方在亚太地区搬弄是非。他说：“我关心的问题是，不要挑起不必要的冲突升级。我们希望地区保持中立，不受超级大国竞争的影响。”
西方对中国的持续挑衅令许多国家感到担忧，这些国家对北约的穷兵黩武和西方国家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充满忧虑。东帝汶总统若泽·拉莫斯·奥尔塔指出：“对于我们邻国敏感的问题，中国人实际上也很敏感。所以说，中国更尊重澳大利亚的立场，而澳大利亚却不那么尊重中国的立场。”
最近，中国和菲律宾就“坐滩”军舰马德雷山号补给和人员轮换问题达成协议，表明双方都认识到有必要“使南海局势降温，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这种合作解决问题的态度与北约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
作为北约的主要国家，美国有着漫长而肮脏的冲突历史。美国前总统卡特曾恰如其分地将美国描述为“世界历史上最好战的国家”。
北约的组织模式是对亚太地区和平与安全的潜在威胁，因为它意味着美国以军事手段遏制中国的做法将被复制到其他国家。在美国的支持下，韩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地区国家已经开始着手加强遏制中国的能力，这进一步推动了亚太地区的军事化。
北约及其潜在盟友试图为战争制造借口。从亚太地区安全的角度来看，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在北约的挑衅面前保持战略定力。
本文原文发表在中国日报国际版，原标题为 "Heralding wrack and ruin"
出品：中国日报中国观察智库
责编：宋平 栾瑞英
编辑：张钊
是谁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苏联解体的原因比较复杂，不能片面的说是谁导致的。 1991年以来，国内外政治界、学术界许多人士对苏东剧变的原因、影响和后果进行了多视角的探视和研究，已经出版的著述和发表的论文数量浩繁，观点各异。 大体上有以下几种主要观点：思想理论上，教条主义禁锢、思想僵化，唯书抄上，照抄照搬脱离本国国情；政治领域中，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忽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官僚主义盛行、严重脱离群众；在经济发展上，计划经济体制一统天下，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片面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国防工业，收入分配长期搞平均主义，人民生活改善十分缓慢；在对外关系上，搞大国主义、霸权主义，干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内政，全面扩军备战，与美国争霸，消耗和削弱自身实力，等等。 体制僵化史称“斯大林模式”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是一种高度集中和集权的体制。 这种体制，为应对国内外紧张局势，能集中一切人力、财力、物力，适应备战和应战的需要，取得工业化和增强国防实力的显著成果，在短短十多年时间里使苏联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强国。 然而这种体制严重背离现代经济的发展规律，压抑了地方、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加上它在政治上无情地消灭各种反对派和压制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严密控制，使整个社会处于僵化、封闭和麻木的状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时代主题逐渐向着和平与发展转移，这种体制使经济发展缓慢，国民经济发展比例失调更加严重，制度性的弊端进一步凸现。 显然，这种体制不但不能完成把俄国建成现代化民主国家的历史性任务，反而使俄国在同资本主义的世界性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 如果说十月革命后出现了“一球两制”的新格局的话，那么，半个多世纪的比较和竞赛，没有显示苏式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种体制未能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因而失去越来越多的民众的支持和拥护。 苏联的体制，基本特征是高度集权、中央集权。 在经济上，主要有以下特征：1、单一的公有制。 主要是由没收大银行和大资本家的企业的全民所有制和农业集体化的集体农庄形式的集体所有制。 2、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 1925年苏共十四大把实现工业化作为全党的中心工作，作为当前时期的总路线。 以牺牲农民的利益来换取工业化，农业、轻工业严重落后，满足不了人民的需求。 3、否认和限制商品货币关系的指令性计划经济。 不允许商品货币的流通，全靠中央各部门下发的生产指标进行生产，没有市场。 严重浪费和效率低下。 在政治上，有以下特征：1、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 在党和国家的关系上，长期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权力高度集中于党中央的执行机构，党中央的权力又高度集中于苏共总书记一人，斯大林长期独揽党政军大权。 2、一党专政，苏共是唯一的执政党。 原因有三：第一苏共领导了十月革命，取得了政权。 第二，十月革命后，在苏维埃政府中也曾有与左派革命政党联合执政，后者推出并武装反苏。 第三，后来阶级斗争尖锐，党逐渐对政府实行高度集中领导。 3、党内民主严重破坏。 苏共年会制被破坏，长达13年之久没有召开。 苏共中央政治局成为凌驾于全党之上的最高权力机关。 斯大林1922-1941年是党的总书记。 1941年5月后斯大林集党的总书记，人民委员会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于一身，独揽党政军大权。 1928发生的沙赫特案件，斯大林对苏共党内的反对派以托洛茨基为首进行了大清洗。 苏联的一大批政治局委员、元帅、将军、省委书记、科学家、作家、音乐家等被克格勃暗杀，流放，迫害。 个人崇拜极其严重，全党只听斯大林一人，全国各地把斯大林神化。 大清洗的后果极其严重，希特勒发动苏德战争初期，苏联的大量部队由于将军、军师长被清洗，没有战斗力。 在文化上，施行高度集中管理体制。 各种文化单位有国家包办下来。 文化上学术上的是非，往往有党组织或者党的领导人说了算。 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由斯大林亲自审定，才能出版。 补充：在即将过去的这个世纪里，俄罗斯有3/4的时间是在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标志下生活的。 看不到这一点，甚至否定这一时期不容置疑的成就是错误的。 然而，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社会和人民在这一社会试验中付出了巨大代价，那就更是大错特错了。 主要的错误是：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 用意识形态的方式搞经济建设，导致苏联经济远地落后于发达国家。 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但是苏联将近七十年都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这条道路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 摘自《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作者是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首次刊登在1999年12月30日的俄罗斯《独立报》上。 领导失职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他所面对的是一个动荡的世界和困难重重的国内环境。 有人比喻此时的苏联犹如一艘满载军火的航船，船体锈蚀，方向不明，运转缓慢，在茫茫大海中濒临下沉。 这就决定了戈尔巴乔夫受命之时，必须实行改革，以挽救这艘航船危亡的命运。 可是，这名“船长”很不称职，缺乏一个大国领导人应有的胆略和能力，面对种种困难和压力，他仓促应对，在领导改革中出现种种失误和错误的导向，致使整个国家迷失方向，危机骤增，秩序失控。 在此危急关头，戈尔巴乔夫又只顾自己的得失，在复杂的政治较量中节节败退，主动放弃阵地，提出改革要从根本上“改造整个社会主义大厦”，改革的目的“是要使社会有质的更新”，就是要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进行全面改造，改革的含义已经不是自我完善而是根本变更现存制度。 直至八一九事件发生，苏联共产党处境到了危难关头，“戈尔巴乔夫自动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使苏共迅速走向衰败。 苏共衰败，是苏联剧变的前兆；苏联解体，是苏共垮台不可避免的结果。 然而，有一种观点值得商榷，国内外有些学者把苏联解体的原因过多地甚至全部归咎于戈尔巴乔夫一个人。 例如，博尔金认为，“苏联是被人从内部攻破的，是被一小撮有影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葬送的，是被反对派搞垮的”。 国内也有学者提出一个所谓“叛徒论”，认为戈尔巴乔夫是苏共亡党、苏联亡国的罪魁，是社会主义的叛徒。 对内政策上，苏联经济学家格里高利·亚夫林斯基为戈尔巴乔夫制定了所谓500天计划，在尚未有完整的市场经济理论支持下，想利用短短500天将苏联原来的计划经济彻底转变为市场经济，结果是国内在价格固定的情况下生产者不愿意亏本出售商品，导致生产力下降，商品供应不足，最终政策被迫终止，但此时黑市充斥着美元，卢布已经贬值到接近崩溃的边缘，1990年的劳动节，苏联领导人在人民的谩骂声中走下红场主席台。 对外政策上，戈尔巴乔夫太过于求助西方社会，不断让步，放弃东德，以期待获得西方的经济援助，结果以英国首相梅杰为代表的西方阵营作壁上观，致使苏联失去了被拯救的机会。 美国向苏联承诺德国统一后加入北约，美国将停止北约东进的步伐，结果轻易相信了美国的戈尔巴乔夫眼看着继德国之后，波兰、捷克、匈牙利也纷纷蠢蠢欲动计划加入北约。 第28届共产党大会上，保守派受到少数派沉重打击，叶利钦宣布推出共产党。 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在政治上也犯下了严重的错误，他向由于废除一党治而已经成为敌人的苏联共产党妥协，任命了亚佐夫等大批保守强硬派为政府高官（包括副总统、国防部长、克格勃主席、总理、内务部长），导致自己的亲信盟友，已经通过KGB嗅到政变危险的谢瓦尔德纳泽外交部长愤怒离开政坛，并在辞职时痛斥戈尔巴乔夫和整个苏联政府。 和平演变和平演变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颠覆的一种战略，即以武力为后盾对社会主义国家遏制的同时，强化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手段，全面推出西方世界的价值观，或明或暗地支持苏联国内的反对派和民族分立主义势力，加速美国式全球民主化进程。 应该说，和平演变战略对苏联的剧变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只有当苏联国内出现政治、社会危机和动荡的时候，外因才能发挥一定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开展了意识形态上的宣传大战，把苏联称为“邪恶的帝国”，号召对苏联进行意识形态上的“十字军讨伐”。 1983年，美国国会拨巨款，以支持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反共政党和组织，资助“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的活动，加强宣传攻势。 长期的争霸，给苏联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拉大了苏联与发达国家的距离。 自戈尔巴乔夫改革以来，东西方交流大幅度增加，使苏联人民得到一个了解西方、与西方国家生活水平作比较的机会，由于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存在短缺经济，也使国内民众看到自己国家与西方世界的差距。 民族问题苏联是在沙俄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以民族为特征的邦联制国家。 因而，苏联民族问题由来已久。 从1547年莫斯科大公伊凡四世称沙皇建立沙皇俄国开始到1917年被推翻，在长达370多年中，沙俄先后扩张占领了外高加索、中亚、西伯利亚和远东（含侵占中国的150万平方公里）等地，使其版图扩张了8倍，征服的民族达120多个。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虽然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建立起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旧俄疆域上形成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体及其民族问题却历史地遗留给了苏联。 苏联党和国家为解决民族问题作了不少努力，也曾取得一些成绩，但由于历史上传袭下来的民族问题的严重性和民族关系的复杂性，加在处理民族问题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上的失误，使民族问题未能得到根本解决。 苏联存在的69年中，其民族问题可谓头绪纷繁、盘根错结。 军备竞赛美苏两国间的军备竞赛使国家财力过多地投入国防军事预算，加剧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特别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穷兵黩武，发动侵略阿富汗战争，使国防军事开支猛增，国内各类矛盾积聚。 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苏联扩军备战，开展两国间的军备竞赛，使国家财力过多地投入国防军事预算，加剧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苏联在数十年的时间里，与西方对抗花费了7000亿美元，与中国对抗花费了2000亿美元，其它军费开支约100亿美元，这严重消耗和削弱了苏联国力，成为苏联解体原因之一。
苏联解体是谁造成的
苏联解体的原因比较复杂，不能片面的说是谁导致的。 1991年以来，国内外政治界、学术界许多人士对苏东剧变的原因、影响和后果进行了多视角的探视和研究，已经出版的著述和发表的论文数量浩繁，观点各异。 大体上有以下几种主要观点：思想理论上，教条主义禁锢、思想僵化，唯书抄上，照抄照搬脱离本国国情；政治领域中，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忽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官僚主义盛行、严重脱离群众；在经济发展上，计划经济体制一统天下，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片面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国防工业，收入分配长期搞平均主义，人民生活改善十分缓慢；在对外关系上，搞大国主义、霸权主义，干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内政，全面扩军备战，与美国争霸，消耗和削弱自身实力，等等。 体制僵化史称“斯大林模式”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是一种高度集中和集权的体制。 这种体制，为应对国内外紧张局势，能集中一切人力、财力、物力，适应备战和应战的需要，取得工业化和增强国防实力的显著成果，在短短十多年时间里使苏联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强国。 然而这种体制严重背离现代经济的发展规律，压抑了地方、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加上它在政治上无情地消灭各种反对派和压制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严密控制，使整个社会处于僵化、封闭和麻木的状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时代主题逐渐向着和平与发展转移，这种体制使经济发展缓慢，国民经济发展比例失调更加严重，制度性的弊端进一步凸现。 显然，这种体制不但不能完成把俄国建成现代化民主国家的历史性任务，反而使俄国在同资本主义的世界性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 如果说十月革命后出现了“一球两制”的新格局的话，那么，半个多世纪的比较和竞赛，没有显示苏式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种体制未能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因而失去越来越多的民众的支持和拥护。 苏联的体制，基本特征是高度集权、中央集权。 在经济上，主要有以下特征：1、单一的公有制。 主要是由没收大银行和大资本家的企业的全民所有制和农业集体化的集体农庄形式的集体所有制。 2、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 1925年苏共十四大把实现工业化作为全党的中心工作，作为当前时期的总路线。 以牺牲农民的利益来换取工业化，农业、轻工业严重落后，满足不了人民的需求。 3、否认和限制商品货币关系的指令性计划经济。 不允许商品货币的流通，全靠中央各部门下发的生产指标进行生产，没有市场。 严重浪费和效率低下。 在政治上，有以下特征：1、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 在党和国家的关系上，长期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权力高度集中于党中央的执行机构，党中央的权力又高度集中于苏共总书记一人，斯大林长期独揽党政军大权。 2、一党专政，苏共是唯一的执政党。 原因有三：第一苏共领导了十月革命，取得了政权。 第二，十月革命后，在苏维埃政府中也曾有与左派革命政党联合执政，后者推出并武装反苏。 第三，后来阶级斗争尖锐，党逐渐对政府实行高度集中领导。 3、党内民主严重破坏。 苏共年会制被破坏，长达13年之久没有召开。 苏共中央政治局成为凌驾于全党之上的最高权力机关。 斯大林1922-1941年是党的总书记。 1941年5月后斯大林集党的总书记，人民委员会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于一身，独揽党政军大权。 1928发生的沙赫特案件，斯大林对苏共党内的反对派以托洛茨基为首进行了大清洗。 苏联的一大批政治局委员、元帅、将军、省委书记、科学家、作家、音乐家等被克格勃暗杀，流放，迫害。 个人崇拜极其严重，全党只听斯大林一人，全国各地把斯大林神化。 大清洗的后果极其严重，希特勒发动苏德战争初期，苏联的大量部队由于将军、军师长被清洗，没有战斗力。 在文化上，施行高度集中管理体制。 各种文化单位有国家包办下来。 文化上学术上的是非，往往有党组织或者党的领导人说了算。 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由斯大林亲自审定，才能出版。 补充：在即将过去的这个世纪里，俄罗斯有3/4的时间是在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标志下生活的。 看不到这一点，甚至否定这一时期不容置疑的成就是错误的。 然而，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社会和人民在这一社会试验中付出了巨大代价，那就更是大错特错了。 主要的错误是：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 用意识形态的方式搞经济建设，导致苏联经济远地落后于发达国家。 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但是苏联将近七十年都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这条道路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 摘自《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作者是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首次刊登在1999年12月30日的俄罗斯《独立报》上。 领导失职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他所面对的是一个动荡的世界和困难重重的国内环境。 有人比喻此时的苏联犹如一艘满载军火的航船，船体锈蚀，方向不明，运转缓慢，在茫茫大海中濒临下沉。 这就决定了戈尔巴乔夫受命之时，必须实行改革，以挽救这艘航船危亡的命运。 可是，这名“船长”很不称职，缺乏一个大国领导人应有的胆略和能力，面对种种困难和压力，他仓促应对，在领导改革中出现种种失误和错误的导向，致使整个国家迷失方向，危机骤增，秩序失控。 在此危急关头，戈尔巴乔夫又只顾自己的得失，在复杂的政治较量中节节败退，主动放弃阵地，提出改革要从根本上“改造整个社会主义大厦”，改革的目的“是要使社会有质的更新”，就是要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进行全面改造，改革的含义已经不是自我完善而是根本变更现存制度。 直至八一九事件发生，苏联共产党处境到了危难关头，“戈尔巴乔夫自动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使苏共迅速走向衰败。 苏共衰败，是苏联剧变的前兆；苏联解体，是苏共垮台不可避免的结果。 然而，有一种观点值得商榷，国内外有些学者把苏联解体的原因过多地甚至全部归咎于戈尔巴乔夫一个人。 例如，博尔金认为，“苏联是被人从内部攻破的，是被一小撮有影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葬送的，是被反对派搞垮的”。 国内也有学者提出一个所谓“叛徒论”，认为戈尔巴乔夫是苏共亡党、苏联亡国的罪魁，是社会主义的叛徒。 对内政策上，苏联经济学家格里高利·亚夫林斯基为戈尔巴乔夫制定了所谓500天计划，在尚未有完整的市场经济理论支持下，想利用短短500天将苏联原来的计划经济彻底转变为市场经济，结果是国内在价格固定的情况下生产者不愿意亏本出售商品，导致生产力下降，商品供应不足，最终政策被迫终止，但此时黑市充斥着美元，卢布已经贬值到接近崩溃的边缘，1990年的劳动节，苏联领导人在人民的谩骂声中走下红场主席台。 对外政策上，戈尔巴乔夫太过于求助西方社会，不断让步，放弃东德，以期待获得西方的经济援助，结果以英国首相梅杰为代表的西方阵营作壁上观，致使苏联失去了被拯救的机会。 美国向苏联承诺德国统一后加入北约，美国将停止北约东进的步伐，结果轻易相信了美国的戈尔巴乔夫眼看着继德国之后，波兰、捷克、匈牙利也纷纷蠢蠢欲动计划加入北约。 第28届共产党大会上，保守派受到少数派沉重打击，叶利钦宣布推出共产党。 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在政治上也犯下了严重的错误，他向由于废除一党治而已经成为敌人的苏联共产党妥协，任命了亚佐夫等大批保守强硬派为政府高官（包括副总统、国防部长、克格勃主席、总理、内务部长），导致自己的亲信盟友，已经通过KGB嗅到政变危险的谢瓦尔德纳泽外交部长愤怒离开政坛，并在辞职时痛斥戈尔巴乔夫和整个苏联政府。 和平演变和平演变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颠覆的一种战略，即以武力为后盾对社会主义国家遏制的同时，强化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手段，全面推出西方世界的价值观，或明或暗地支持苏联国内的反对派和民族分立主义势力，加速美国式全球民主化进程。 应该说，和平演变战略对苏联的剧变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只有当苏联国内出现政治、社会危机和动荡的时候，外因才能发挥一定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开展了意识形态上的宣传大战，把苏联称为“邪恶的帝国”，号召对苏联进行意识形态上的“十字军讨伐”。 1983年，美国国会拨巨款，以支持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反共政党和组织，资助“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的活动，加强宣传攻势。 长期的争霸，给苏联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拉大了苏联与发达国家的距离。 自戈尔巴乔夫改革以来，东西方交流大幅度增加，使苏联人民得到一个了解西方、与西方国家生活水平作比较的机会，由于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存在短缺经济，也使国内民众看到自己国家与西方世界的差距。 民族问题苏联是在沙俄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以民族为特征的邦联制国家。 因而，苏联民族问题由来已久。 从1547年莫斯科大公伊凡四世称沙皇建立沙皇俄国开始到1917年被推翻，在长达370多年中，沙俄先后扩张占领了外高加索、中亚、西伯利亚和远东（含侵占中国的150万平方公里）等地，使其版图扩张了8倍，征服的民族达120多个。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虽然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建立起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旧俄疆域上形成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体及其民族问题却历史地遗留给了苏联。 苏联党和国家为解决民族问题作了不少努力，也曾取得一些成绩，但由于历史上传袭下来的民族问题的严重性和民族关系的复杂性，加在处理民族问题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上的失误，使民族问题未能得到根本解决。 苏联存在的69年中，其民族问题可谓头绪纷繁、盘根错结。 军备竞赛美苏两国间的军备竞赛使国家财力过多地投入国防军事预算，加剧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特别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穷兵黩武，发动侵略阿富汗战争，使国防军事开支猛增，国内各类矛盾积聚。 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苏联扩军备战，开展两国间的军备竞赛，使国家财力过多地投入国防军事预算，加剧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苏联在数十年的时间里，与西方对抗花费了7000亿美元，与中国对抗花费了2000亿美元，其它军费开支约100亿美元，这严重消耗和削弱了苏联国力，成为苏联解体原因之一。
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苏联解体的原因比较复杂，具体如下：1991年以来，国内外政治界、学术界许多人士对苏东剧变的原因、影响和后果进行了多视角的探视和研究，已经出版的著述和发表的论文数量浩繁，观点各异。 大体上有以下几种主要观点：思想理论上，教条主义禁锢、思想僵化，唯书抄上，照抄照搬脱离本国国情；政治领域中，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忽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官僚主义盛行、严重脱离群众；在经济发展上，计划经济体制一统天下，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片面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国防工业，收入分配长期搞平均主义，人民生活改善十分缓慢；在对外关系上，搞大国主义、霸权主义，干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内政，全面扩军备战，与美国争霸，消耗和削弱自身实力，等等。 体制僵化史称“斯大林模式”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是一种高度集中和集权的体制。 这种体制，为应对国内外紧张局势，能集中一切人力、财力、物力，适应备战和应战的需要，取得工业化和增强国防实力的显著成果，在短短十多年时间里使苏联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强国。 然而这种体制严重背离现代经济的发展规律，压抑了地方、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加上它在政治上无情地消灭各种反对派和压制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严密控制，使整个社会处于僵化、封闭和麻木的状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时代主题逐渐向着和平与发展转移，这种体制使经济发展缓慢，国民经济发展比例失调更加严重，制度性的弊端进一步凸现。 显然，这种体制不但不能完成把俄国建成现代化民主国家的历史性任务，反而使俄国在同资本主义的世界性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 如果说十月革命后出现了“一球两制”的新格局的话，那么，半个多世纪的比较和竞赛，没有显示苏式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种体制未能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因而失去越来越多的民众的支持和拥护。 苏联的体制，基本特征是高度集权、中央集权。 在经济上，主要有以下特征：1、单一的公有制。 主要是由没收大银行和大资本家的企业的全民所有制和农业集体化的集体农庄形式的集体所有制。 2、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 1925年苏共十四大把实现工业化作为全党的中心工作，作为当前时期的总路线。 以牺牲农民的利益来换取工业化，农业、轻工业严重落后，满足不了人民的需求。 3、否认和限制商品货币关系的指令性计划经济。 不允许商品货币的流通，全靠中央各部门下发的生产指标进行生产，没有市场。 严重浪费和效率低下。 在政治上，有以下特征：1、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 在党和国家的关系上，长期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权力高度集中于党中央的执行机构，党中央的权力又高度集中于苏共总书记一人，斯大林长期独揽党政军大权。 2、一党专政，苏共是唯一的执政党。 原因有三：第一苏共领导了十月革命，取得了政权。 第二，十月革命后，在苏维埃政府中也曾有与左派革命政党联合执政，后者推出并武装反苏。 第三，后来阶级斗争尖锐，党逐渐对政府实行高度集中领导。 3、党内民主严重破坏。 苏共年会制被破坏，长达13年之久没有召开。 苏共中央政治局成为凌驾于全党之上的最高权力机关。 斯大林1922-1941年是党的总书记。 1941年5月后斯大林集党的总书记，人民委员会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于一身，独揽党政军大权。 1928发生的沙赫特案件，斯大林对苏共党内的反对派以托洛茨基为首进行了大清洗。 苏联的一大批政治局委员、元帅、将军、省委书记、科学家、作家、音乐家等被克格勃暗杀，流放，迫害。 个人崇拜极其严重，全党只听斯大林一人，全国各地把斯大林神化。 大清洗的后果极其严重，希特勒发动苏德战争初期，苏联的大量部队由于将军、军师长被清洗，没有战斗力。 在文化上，施行高度集中管理体制。 各种文化单位有国家包办下来。 文化上学术上的是非，往往有党组织或者党的领导人说了算。 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由斯大林亲自审定，才能出版。 补充：在即将过去的这个世纪里，俄罗斯有3/4的时间是在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标志下生活的。 看不到这一点，甚至否定这一时期不容置疑的成就是错误的。 然而，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社会和人民在这一社会试验中付出了巨大代价，那就更是大错特错了。 主要的错误是：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 用意识形态的方式搞经济建设，导致苏联经济远地落后于发达国家。 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但是苏联将近七十年都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这条道路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 摘自《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作者是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首次刊登在1999年12月30日的俄罗斯《独立报》上。 领导失职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他所面对的是一个动荡的世界和困难重重的国内环境。 有人比喻此时的苏联犹如一艘满载军火的航船，船体锈蚀，方向不明，运转缓慢，在茫茫大海中濒临下沉。 这就决定了戈尔巴乔夫受命之时，必须实行改革，以挽救这艘航船危亡的命运。 可是，这名“船长”很不称职，缺乏一个大国领导人应有的胆略和能力，面对种种困难和压力，他仓促应对，在领导改革中出现种种失误和错误的导向，致使整个国家迷失方向，危机骤增，秩序失控。 在此危急关头，戈尔巴乔夫又只顾自己的得失，在复杂的政治较量中节节败退，主动放弃阵地，提出改革要从根本上“改造整个社会主义大厦”，改革的目的“是要使社会有质的更新”，就是要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进行全面改造，改革的含义已经不是自我完善而是根本变更现存制度。 直至八一九事件发生，苏联共产党处境到了危难关头，“戈尔巴乔夫自动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使苏共迅速走向衰败。 苏共衰败，是苏联剧变的前兆；苏联解体，是苏共垮台不可避免的结果。 然而，有一种观点值得商榷，国内外有些学者把苏联解体的原因过多地甚至全部归咎于戈尔巴乔夫一个人。 例如，博尔金认为，“苏联是被人从内部攻破的，是被一小撮有影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葬送的，是被反对派搞垮的”。 国内也有学者提出一个所谓“叛徒论”，认为戈尔巴乔夫是苏共亡党、苏联亡国的罪魁，是社会主义的叛徒。 对内政策上，苏联经济学家格里高利·亚夫林斯基为戈尔巴乔夫制定了所谓500天计划，在尚未有完整的市场经济理论支持下，想利用短短500天将苏联原来的计划经济彻底转变为市场经济，结果是国内在价格固定的情况下生产者不愿意亏本出售商品，导致生产力下降，商品供应不足，最终政策被迫终止，但此时黑市充斥着美元，卢布已经贬值到接近崩溃的边缘，1990年的劳动节，苏联领导人在人民的谩骂声中走下红场主席台。 对外政策上，戈尔巴乔夫太过于求助西方社会，不断让步，放弃东德，以期待获得西方的经济援助，结果以英国首相梅杰为代表的西方阵营作壁上观，致使苏联失去了被拯救的机会。 美国向苏联承诺德国统一后加入北约，美国将停止北约东进的步伐，结果轻易相信了美国的戈尔巴乔夫眼看着继德国之后，波兰、捷克、匈牙利也纷纷蠢蠢欲动计划加入北约。 第28届共产党大会上，保守派受到少数派沉重打击，叶利钦宣布推出共产党。 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在政治上也犯下了严重的错误，他向由于废除一党治而已经成为敌人的苏联共产党妥协，任命了亚佐夫等大批保守强硬派为政府高官（包括副总统、国防部长、克格勃主席、总理、内务部长），导致自己的亲信盟友，已经通过KGB嗅到政变危险的谢瓦尔德纳泽外交部长愤怒离开政坛，并在辞职时痛斥戈尔巴乔夫和整个苏联政府。 和平演变和平演变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颠覆的一种战略，即以武力为后盾对社会主义国家遏制的同时，强化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手段，全面推出西方世界的价值观，或明或暗地支持苏联国内的反对派和民族分立主义势力，加速美国式全球民主化进程。 应该说，和平演变战略对苏联的剧变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只有当苏联国内出现政治、社会危机和动荡的时候，外因才能发挥一定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开展了意识形态上的宣传大战，把苏联称为“邪恶的帝国”，号召对苏联进行意识形态上的“十字军讨伐”。 1983年，美国国会拨巨款，以支持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反共政党和组织，资助“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的活动，加强宣传攻势。 长期的争霸，给苏联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拉大了苏联与发达国家的距离。 自戈尔巴乔夫改革以来，东西方交流大幅度增加，使苏联人民得到一个了解西方、与西方国家生活水平作比较的机会，由于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存在短缺经济，也使国内民众看到自己国家与西方世界的差距。 民族问题苏联是在沙俄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以民族为特征的邦联制国家。 因而，苏联民族问题由来已久。 从1547年莫斯科大公伊凡四世称沙皇建立沙皇俄国开始到1917年被推翻，在长达370多年中，沙俄先后扩张占领了外高加索、中亚、西伯利亚和远东（含侵占中国的150万平方公里）等地，使其版图扩张了8倍，征服的民族达120多个。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虽然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建立起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旧俄疆域上形成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体及其民族问题却历史地遗留给了苏联。 苏联党和国家为解决民族问题作了不少努力，也曾取得一些成绩，但由于历史上传袭下来的民族问题的严重性和民族关系的复杂性，加在处理民族问题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上的失误，使民族问题未能得到根本解决。 苏联存在的69年中，其民族问题可谓头绪纷繁、盘根错结。 军备竞赛美苏两国间的军备竞赛使国家财力过多地投入国防军事预算，加剧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特别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穷兵黩武，发动侵略阿富汗战争，使国防军事开支猛增，国内各类矛盾积聚。 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苏联扩军备战，开展两国间的军备竞赛，使国家财力过多地投入国防军事预算，加剧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苏联在数十年的时间里，与西方对抗花费了7000亿美元，与中国对抗花费了2000亿美元，其它军费开支约100亿美元，这严重消耗和削弱了苏联国力，成为苏联解体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