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报道记者 李萌】美国彭博社29日报道称，美国国务院成立了一个8人小组，以协助各国应对中国用经济和贸易武器回应政治争端，即美国及其盟友口中所谓的“经济胁迫”。29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美国国务院作为外交部门，却成立团队分析中国的经济措施，为其他国家“出谋划策”，这体现出美国拉帮结派的本质。
报道称，这个由8人组成的国务院小组非正式名称为“公司（the firm）”，由主管经济成长与环境事务的副国务卿费尔南德兹办公室的中国政策协调员哈特领导，其运作方式就像一家咨询公司。该小组为“客户”工作的第一步，是由国务院的经济学家分析这个国家或地区在贸易上哪些领域“受制”于中国，然后找出出口市场多样化的方法，如果“客户”提出请求，美方还会在对方受到所谓“经济胁迫”时表达公开支持。知情人士说，这个团队还进行桌面推演，以研究对北京作出不同反应。
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卡特勒认为，促成这项策略的因素之一是认识到美国没有在中国“企图胁迫”韩国或澳大利亚时向这两国展现足够的支持。彭博社报道称，美国国务院正为菲律宾农业在北京抵制的情况下，就潜在新出口市场和其他支持提供建议。这些措施可能包括在菲部署冷藏设施来存放中国可能抵制的农产品。
报道提到，美国政府同样在外交事务上利用经济影响力，这被中国反控为“经济胁迫”。美国越来越多地寻求在与中国的竞争中使用经济和贸易工具。然而，内部的政治分歧意味着美国基本难以通过新的贸易协定，以向盟友开放国内市场。彭博社引述分析人士的说法认为，“在经济方面，美国政府向当前或潜在的合作伙伴提供的东西并不多”。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国友29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的行为就是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打压遏制他国，胁迫盟友搞排他性小圈子，而且效果还不明显。正是由于美国经常对别国搞经济施压，才会恶意揣测中国的想法。美国这种行为对中美关系未来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美前财长警告：与中国竞争时应该专注提升自己，而不是攻击对手
报道说，萨默斯在彭博电视台“华尔街周刊”节目中对主持人戴维·威斯汀表示：“如果我们把注意力从提升自己转向摧毁中国，我认为我们将做出一个非常危险且非常不幸的选择。 ”相反，他说，美国应该专注于自身的创新、基础设施、教育、阿片类药物危机等挑战。 彭博社提到，拜登政府上个月宣布限制对华出售半导体技术的全面新措施，标志着美国政策的重大转变，甚至令美国的一些盟友感到不安；报道还说，萨默斯还对华盛顿在台湾问题上的激进行为表示担忧，认为美国在这问题上必须非常小心，如果让中国感觉美国在改变传统的一个中国政策，“很可能会引发灾难性的冲突”。 谈及中美两国在印尼巴厘岛G20峰会期间的进展，萨默斯表示“受到鼓舞”。 “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告诉中国他们应该如何组织他们的整个社会，”萨默斯补充说，正确做法是“捍卫我们在安全和公平经济竞争方面的一些根本利益”。 针对美国政府早些时候要求日本等国采取措施，对中国实施半导体出口限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1月2日在记者会上回应称：一段时间以来，美方一再滥用出口管制措施，对中国企业进行恶意封锁和打压，胁迫盟友参与对华经济遏制，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造成极大破坏，严重违反自由贸易规则，严重损害各国经济发展和民生福祉。 我们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反对美方的经济胁迫和霸凌行径，共同维护世界经济体制、规则和基础的稳定。 我们也希望相关国家从本国长远利益和国际社会根本利益出发，独立自主作出正确判断。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11月14日表示，必须指出，中方有自己长期坚守的原则和底线，有必须坚定维护的正当合法利益，不会屈服于任何霸权霸凌。 美方应该把拜登总统的积极表态切实体现到具体的政策和行动中，停止对华遏制打压，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同中方相向而行，共同搭建有利于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四梁八柱”，共同夯实中美关系行稳致远的“坚实地基”。 延伸阅读：媒体:拜登称无意围堵中国的第2天美新一轮攻击开始了就在美国副总统哈里斯飞往曼谷准备参加APEC领导人会议的时候，国际主要媒体的关注点却是：拜登总统为了参加孙女的婚礼缺席这个重要的国际多边场合。 一些美媒担心，这会向亚太地区发出“错误信号”，是在把“赢得亚太”的机会让给了中国。 但这哪是什么错误信号，华盛顿对亚太尤其东南亚的态度早就再清楚不过。 从拜登缺席APEC，到此前在东盟峰会和G20峰会上的口误、迟到、承诺打折尤其是美国国内这几天多部门的涉华消极动向，反映出美方不过是在借“印太战略”之名，实施对华遏制之实。 01美国总统拜登缺席这次APEC领导人会议“会令人失望”。 泰国前外交部长卡席特最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将在东南亚强化一种看法，即美国“太忙太疏远、太冷漠”，无法有效地与泰国和更广泛的地区进行经济或其他方面的接触。 连一些美国学者都意识到，拜登这次不去曼谷是向亚太地区发出错误信号，“让人担心美国对东盟的经济承诺”。 但事实上，这可能也算不上什么“错误信号”。 毕竟，美国对亚太包括东南亚的假承诺真利用，一直就是实质。 早在今年9月，就有泰媒曝出，美国总统拜登因今年曼谷APEC会议日程与孙女婚礼冲突，决定缺席会议。 前面已经参加了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和G20峰会，接着却以孙女婚礼为由缺席APEC，也无怪乎连一些美国舆论都觉得有点说不过去，特别是考虑到明年美国将接管APEC东道主的角色。 这个行动表明，美国虽然嘴上把东南亚地区抬高到“印太战略”核心的位置，但此次缺席还是显示出了在美国心中，有更多其他“优先事项”。 美国方面，副总统哈里斯将代表拜登出席APEC，并要在会议上告诉亚太国家和企业“没有比美国更好的伙伴”。 漂亮话是这样说，但事实呢？有分析称，从拜登选择出席东盟和G20峰会却缺席APEC会议来看，哪些国际组织对当前的美国比较重要，不言而喻。 作为一个经济合作组织，APEC是一个在名字上和事务上都强调“亚太”的国际多边组织，这与美国日益强调“印太”格格不入。 有学者说，从战略重要性上来讲，APEC不一定是美国还愿再花很多时间和精力的地方。 这个迹象从特朗普时期就已开始显现。 2017年的会议是特朗普唯一线下参加的一次会议，2020年则是参加的线上会议。 有美媒担心，美国总统缺席APEC，意味着美国会把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拱手让给中国”吗？很显然，哈里斯的出访是就为了给一颗“定心丸”。 除了哈里斯外，美国还派出国务卿布林肯、贸易代表戴琦等其他高官出席本次会议，目的也是所谓“促进自由、公平和开放的贸易与投资”。 白宫一位高级官员声称，哈里斯的工作是建立在拜登总统的东南亚之行基础上的。 他说：“这表明我们在该地区的参与度正在加深，表明总统和副总统为加强我们与该地区的联盟以及加强对该地区关键机构的投入所做的努力。 ”除了给“定心丸”，哈里斯此行还不减“火药味”。 根据白宫新闻稿，哈里斯将在11月22日访问菲律宾巴拉望岛，这将使哈里斯成为到访毗邻南沙群岛岛链的最高级别美国官员。 稍微回顾一下，其实拜登这次出访，不但没有表现出美方对东盟国家的重视像承诺的那样坚如磐石，反而暴露了深刻的地缘政治私心。 12日，拜登在美国-东盟峰会上口误将东盟轮值主席国柬埔寨说成了哥伦比亚；13日，东盟峰会开幕式上，拜登迟到半个多小时才入场，是唯一一位在会议开始后迟到的领导人。 15日，G20峰会上，拜登再度迟到半小时以上。 由于美国代表团迟到，其他国家代表团都在会议厅里坐等，整场会议不得不推迟开始。 在东盟峰会讲话中，拜登宣布，2023年美国将为东南亚提供8.5亿美元的援助。 尴尬的是，拜登在峰会上大谈特谈的这个8.5亿，在随后白宫的实录中竟被“打了折扣”——改为8.25亿。 迟到、口误、承诺打折对于华盛顿嘴上喊的“中心地位”的口号，实际行动却处处是“美国优先”，东南亚国家想必已经看得清楚。 02副总统哈里斯还没启程前往曼谷，美国FBI和国会反华议员就已释放出了一波涉华消极动作。 15日，也就是总统拜登在巴厘岛做出无意围堵和反对中国等承诺的第二天，FBI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就在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的一场听证会上，攻击中国对美进行所谓网络数据盗窃。 这个“雷局”声称中国短视频应用程序“抖音”引发“国家安全担忧”，污蔑中国政府“可能用它来控制数百万用户的数据收集”，或是通过“控制推荐算法”来进行影响力操作等。 克里斯托弗·雷老调重弹地对华一阵攻击抹黑，但就连美媒都注意到一个细节：他拒绝在公开会议上回答关于中国政府是否一直在用抖音收集美国公民数据的问题。 为什么拒绝回答？一个正常合理推测，就是他根本没证据。 就在“雷局”上演反华表演当天，美国国会内的跨党派机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也跳了出来。 它在15日发布一份年度报告，建议国会指示拜登政府评估中国是否遵守1999年与美国达成的入世协议，如果发现北京未兑现承诺，“国会应立法取消中国的正常贸易伙伴待遇”。 该委员会还想只给拜登政府90天时间完成相关评估调查。 总统拜登前脚刚承诺美方无意寻求同中国脱钩，这个据称一直对华持鹰派态度的国会跨党派机构，就抛出这份找茬儿报告，提出明显是唆使甚至有些迫使政府寻求对华脱钩的建议：在报告发布会上，该委员会主席挑明，如果成为现实，“这将导致中国进口产品的关税大幅增加”。 至于报告建议美国成立一个跨机构办公室，负责加强关键产品的供应链以摆脱对中国依赖，就是更明显的怂恿脱钩了。 0315日这些反华鼓噪还没消停，16日就又有人续上回声。 美国国会的另一个专门委员会，由国会两党、两院议员领导的“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当天发布了一份“关于中国人权和法治现状”的所谓2022年度报告。 别的暂且不说，光看该委员会的俩主席，参议员杰夫·默克利和众议员詹姆斯·麦戈文，都是言行恶劣的反华政客，再看主题“中国人权和法治”，这就基本能够预料报告是啥调子了。 这些反华派带头炮制的报告，又把“新疆存在种族灭绝”“香港民主自由遭到破坏”等一些陈旧乏味的对华造谣抹黑之辞翻弄出来。 看得出来，它们是实在编不出什么新黑料，所以就厚着脸皮炒冷饭了。 一位国际问题学者分析，美国国内接连传出这些对华消极声音并不奇怪。 毕竟，美方实际行动与总统拜登对华承诺或美方其他表态之间，一直存在较大差距。 美国国会也一直是反华派作妖的地方，FBI近年来则是一直在鼓噪“中国间谍威胁”。 但是，毕竟拜登是前一天刚刚才对中国做出一系列相对积极的表态，在甚至还没踏上返回华盛顿行程的时候，美国国内就连着两天出来这些反华论调，这没法不让人质疑其落实元首承诺的诚意。 这位学者认为，这一方面是因为美国国内政治斗争产生外溢效果。 中期选举之后，共和党控制众议院，肯定想借机彰显自己影响力，因此故意对民主党政府找茬儿、作对。 另一方面，美国两党对华都有强烈的战略焦虑。 这次巴厘岛虽然释放出一定积极信号，但不可能改变美国寻求打压遏制中国的冲动，美国反华派们也不会因此被劝退。 美国总统拜登这次东南亚之行以及不参加APEC会议，已经暴露华盛顿对亚太名为加强经贸参与、履行持久承诺，实则主要想榨取该地区的地缘政治价值，用以加大对华遏压的本质。 这与美国国内最近两天再度掀起的这波鼓噪以及中国对抗的里子，倒是一致。 图片来自网络
苏联演变对中国的一点启示
80年代，东欧国家除了阿尔巴尼亚外，都进行着新一轮的改革。 推动改革的因素很多，重要的有这样两点：一是东欧国家国民收入平均增长速度下降，1966-1970年7.4%，1971-1975 6.4%，1976-1980为41%，1981-1985年下降到了34%。 国民收入的下降反映了生产的衰竭，说明粗放型经济体制已经不能适应东欧国家生产力的发展；二是世界能源危机对东欧经济的沉重打击，使东欧国家外债迅速上升。 80年代初罗马尼亚外债达140亿美圆，1981年南斯拉夫外债达201亿美圆，1986年，波兰欠西方的外债达382亿美圆，人均1000美圆，1988年匈牙利的外债高达180亿美圆，人均1800美圆。 80年代的东欧改革，是此前进行的各个阶段改革的继续和发展，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起到了积极作用。 其次，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各国在新一轮的改革过程中，不断摸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建设道路，打破了苏联模式对东鸥的一统天下，东欧出现了经济体制多样化的趋势。 苏联的改革是由赫鲁晓夫发起的，因此赫鲁晓夫可以称的上是苏联的第一代改革家。 但是，正是由于其改革属于第一次，所以赫鲁晓夫的改革缺乏论证而显粗糙，其政策也带有冲击性。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为了克服赫鲁晓夫的缺点，不再那么鲁莽了，这影响了勃列日涅夫 后来在苏联进行的改革。 1965年勃列日涅夫推行“新经济体制”改革，但没过几年，苏联在扼杀捷克斯洛伐克改革运动的同时，其自身的改革也来了个急刹车，新经济体制和“布拉格之春”同归于尽。 勃列日涅夫的改革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苏联生产力的发展。 但是，由于其大搞个人迷信，以他为核心的政治局老化，80年代初的改革没有起到搞活经济的作用。 加上苏联与美国的挣霸斗争如火如荼，苏联的经济越来越军事化。 1985年3月11日：戈尔巴乔夫入主克里姆林宫，在其上台执时苏联已经处于内外交困之中。 在国内，国民经济的发展也陷入停顿状态，社会的各种矛盾日趋严重。 在外部，70年代苏联所奉行的全球进攻战涅开始遭到西方集团的全面反击，美国提出的“星球大战计划”是苏联面临着新的一轮军备竞赛中被拖垮的危险，阿富汗战争饿长期化也使苏联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可以认为，在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之时，苏联原有的外交政策已难以为续。 为了配合国内的政策，戈尔巴乔夫对苏联 的外交政策实行了大幅度的调整，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27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大声及呼”：“形势要求改革。 ”而“加速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是解决我们所有问题的关键；苏联社会的崭新状况只有通过这种途径才能达到。 他还说到“完善社会阶级关系饿民族主义”“扩大公开性”等问题，不时地引来雷鸣般的掌声。 ”然而，戈尔巴乔夫不分阶级的“民主化”。 没有限度的“公开性”和“抽象的”的“人道主义”。 在国内形成了一种不正常的社会舆论，并逐渐把改革引向误区，对苏联社会造成了较大的思想混乱。 社会主义国家饿改革首先是从东欧开始的，东欧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后，都套用了苏联模式，从而形成了一种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 苏联模式本来是一种在非常状态下实行的特殊模式，但苏联领导人战后不家思索地“输入”到东欧，其弊端日益显露，因而也就陆续出现了改革苏联模式，走自己的路的改革现象，因此，包括苏联在内的苏东地区先后不同程度地卷入了社会主义改革的浪潮之中，形成了不可逆转的态势。 然而，苏联东欧的的改革并没有达到完善社会主义的目的，相反，改革走进了死胡同，各种矛盾的激化达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最终使社会主义失去了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共产党政权丧失。 1988年夏，苏联的改革面临复杂形势。 一方面经济改革陷入停滞状态，另一方面左翼激进有了较快发展。 到了1990召开的苏共28次代表大会后，苏联的形势发生剧烈变化，各种政治势力纷纷进行组合，基本形成了以叶利钦等为首的“激进派”，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中间派“和以利加乔夫为首的”传统派的三种势力。 再此背景下，爆发了8，19事件，因当说，亚纳耶夫等发动的819事件诣在阻止苏联的演变。 但是，819事件的迅速失败，却加速了苏联演变的步伐。 具有93年党史，执政74年的苏共顷刻土崩瓦解，曾在苏联各地飘扬的苏共党旗降落了，苏共的瓦解是苏联演变的“里程碑”。 没有苏共苏联的苏联，必将走上解体之路。 东欧聚变首先从波兰开始，其次是匈牙利，民主德国……虽然各国演变的过程基本一致，但东欧国家政权转移方式却大不相同，大体上可分为三类：一是执政的共产党最高层内部发生了裂痕，自己搞垮了自己，最终丧失了国家政权，比如匈牙利。 二是执政的共产党在国内外的综合作用冲击下曾试图加以抵抗甚至回击，但在“团结，和睦，合作，共事”的口号下一步步地妥协退让，从而被逼交出政权下台，如波兰，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 三是通过袜子冲突的斗争形式实现政权的更替和突变，这是东欧聚变中最为激烈和尖锐的一种，如罗马利亚。 综上所诉不难看出，苏联东欧放下红旗，重新选择社会制度，并不是一开始的革命不应该爆发，而是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内外因素合力所至。 同样是社会主义革命，中国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功，从另一方面证明：革命是正确的是不容怀疑的。 以史为鉴，可知兴谴，虽然我们伟大的国家在那场浩劫中“辛免于难”，但也付出了血的代价。 但实践证明，我们的领导人是高瞻远瞩的。 虽然那代价过于沉重。 可是我们要知道在那样一个年代，已没有什么比我们的社会主义主国更重要的了。 苏东聚变还映证了这样一个道理：在发生重大事件或国家遇到巨大挫折的时候。 采取了“联邦”或“邦联”制的国家，很可能分崩离析。 况且，这两种制度本身就是不安定的应素，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谁会和我们患难与共呢？而现在台湾岛内大炒特炒的“联邦”制我们不可放松警惕。 我们还要明白：发展是硬道理，把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放在第一位，不搞对抗，不搞军备竞赛，不拉帮结派，时刻严防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 还有，由于我国是民主集中制的国家，万一出现了戈尔巴乔夫型的领导人，后果不堪设想。 在20世纪70-80年代间苏联就曾为领导人的年龄和健康问题大伤脑筋，而我国领导人的年龄问题也不容小觑。 因此，我们必须要有有效的监督体制和合理的符合我国国情的民主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