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国考古学界的一面旗帜”走了
2024年4月14日，是中国考古界的悲伤一天。当晚，一些考古界人士开始在朋友圈转发视频，配以心碎的表情符号。视频中，一位老者面目清瘦，眼窝深陷，而目光炯炯，嘴里讲着“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等概念。年岁似乎榨取了他所有多余的皮肉，剩下干瘦筋骨，如叶芝的一句诗——“萎缩成真理”。
当天20时13分，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资深教授严文明逝世。
2015年，严文明在家中留影。摄影/韩建业
92岁的严文明，出生于1932年，从事考古71年。他担任过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主任、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去年被“第五届世界考古论坛”授予终身成就奖，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考古学家。北京大学称，严文明是中国考古学界的一面旗帜。
比他小6岁、相识66年的考古学者、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郭大顺说，严文明或许是中国考古学理论大师的最后一人。在他身后，将浩如烟海且越积越多的考古发现，提炼成言简意赅的理论和见解，不知还有谁人。
朋辈和学生们回忆起来，严文明从来都不是强势的人。他对学生非常耐心，他的学生、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戴向明想起老师，一个画面总是浮现出来。他1989年拜入严文明门下攻读硕士学位时，严已经是系主任，事务繁忙，学生们有事请教，总是在夕阳西下时到传达室，先给他家里打个电话。严文明在家里等他们，趁晚饭时间跟他们谈谈，谈完饭都凉了。
严文明1958年刚留校当老师，同年郭大顺正好进入北大考古系学习。郭大顺记得，那时严文明就很温和，直至晚年都依然如是。他的温和下藏着细心，郭大顺毕业后到辽宁工作，当时东北考古条件艰苦，严文明一直格外关心郭大顺，东北需要帮助，他从不推辞。编写牛河梁遗址考古报告时，郭大顺请严文明审读，严看得极其细致，意见写了满满五页纸。
严文明不爱争执，但做学问总避免不了观点分歧。严文明独抒己见，从不跟风附和，却从未跟人红过脸。他有自己的处世之道。
对于老师苏秉琦的一些观点，严文明也不赞同。他坦诚说起过，比如苏秉琦的区系类型理论将中国划为六个区系，他有不同意见。“但是我没有一篇文章去驳斥，对老师不尊敬的，我绝对不会那样做。”他在《何以中国》纪录片摄制组的一次采访中说。
戴向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严文明写自己的文章，表达自己的观点，对于对立观点，他不会专门批驳。因此，严文明的观点之别，从未上升到“争”。“和而不同。”戴向明说，他从严文明身上看到传统文人的气质。
“他不会正面发起一个论战，他后面会再写一篇更深刻的文章，如果你仔细琢磨的话，会发现他会对学术上的一些争论有所回应。”严文明的学生、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韩建业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比如1987年严发表的《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就是对一个重要问题的回答。
严文明和苏秉琦的观点之别，事关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认识。一直以来，中原是中华文化中心的观念根深蒂固，但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国各地进入新石器时代遗址大发现时期，尤其是长江下游的良渚遗址、辽河流域的牛河梁遗址和长江中游的石家河遗址等，动摇了中原中心论。苏秉琦提出将全国分为六大区系、各自都有文明起源的区系类型理论。这个观点，后来被归纳为“满天星斗”说。
严文明则始终对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念兹在兹。他觉得即便是满天星斗，星座的亮度也不一样，他也提出一个比喻：重瓣花朵。各个区系是花瓣，但还是有一个花心，那就是中原。他认为早在史前时期，中国文化就基本形成中原为核心，包括不同经济文化类型和不同文化传统的分层次联系的重瓣花朵式格局。
苏秉琦晚年出版《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系统阐述了区系理论，此书由其学生郭大顺协助整理成型。郭大顺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很多人误解苏秉琦否认统一性，其实，区系类型的基础就是有机的统一体。“他们观点不完全一样，但不是完全相反，要具体去看。”郭大顺说。
严文明跟学生说过，不要因为他是老师，就赞成他的意见，如果他错了，学生们还是要反对。“学术是一步一步传下来的，对老先生的观点要有起码的尊重，但也不要机械地去学，承前还要启后，继往还要开来。”严文明说。
去世前一年接受采访，他仍感念地说，一生最重要的老师，就是苏秉琦。
1943年，严文明在故乡湖南华容上高小，不久传来消息，日本侵略军开进了华容城关。炮声隆隆、硝烟弥漫中，老师上了都德的《最后一课》。故事讲的是普法战争时，普鲁士军队占领之前，法国老师给学生上的最后一节法文课。严文明听得流泪。课后，学校疏散，回家途中，敌机已经飞到，在头顶盘旋扫射。他把课本装进陶罐，埋进后院一棵树下，跟随全家逃亡。
颠沛流离中，父亲从未让他放弃学业。学校恢复时，就送去上学，学校解散了，就到处读私塾，跟着长辈学古文。那真是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的时代，他常常在路边见到尸体。1953年，经历了破碎的求学生涯后，终于考上北大，第一志愿是物理，但最终被历史系录取。
一年后分专业时，考古教研室主任苏秉琦找到他，动员他学考古专业，因为考古是“文科中的理科”，也离不开科学。严文明听从了苏秉琦。此后他将用一生，叩问这片大地的前世。
虽然一生身处学院，但他也曾当过很多发掘项目的考古领队，坐镇一线指挥。他的考古发掘生涯最重要的履历之一，当属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
上世纪80年代，浙江余杭的良渚、辽宁建平的牛河梁、四川广汉的三星堆、安徽含山的凌家滩等遗址，纷纷有惊人发现出土。天门的石家河也露出了些许苗头。严文明推动北京大学考古系、湖北省博物馆和荆州博物馆三方联合成立考古队，1987年至1992年，他担任石家河遗址考古总领队，寻找长江中游的新石器晚期高等级文明。
1987年，严文明观察三星堆出土青铜面具。图/北京大学新闻网
严文明最关心的问题是：石家河有没有城？
有城，就有国。在连续发掘了多处遗址后，他派北大考古系两位年轻教师赵辉、张弛，对遗址群又进行了一次全面勘探；1991年，他带领队员们再次找城。两次调查确认，这里果然有一座不太规则的长方形城址，总面积达120 万平方米。此前发现的那些遗址，于是都有了具体身份：有的是宗教活动中心，有的是居民区，有的是墓地……石家河遗址群为代表的长江中游新石器晚期社会，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文明程度。
2021年，石家河遗址入选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石家河遗址考古，至今有一个做法被津津乐道：考古队设计了一整套完整的田野调查流程，成为此后聚落调查工作的蓝本。这次发掘，实则也是严文明聚落考古理念的实践。所谓聚落考古，是以整个原始聚落为研究对象，包括居住地点的环境、资源、经济、建筑、生活方式、社会组织、意识形态等，揭示其中的社会形态，有人类学的色彩。而此前中国考古，一直偏重器物和文化史。
“严先生的聚落考古研究，在中国是开创性的。”戴向明说，“《姜寨》那篇文章至今都是经典。”1981年，严文明发表《从姜寨早期村落布局探讨其居民的社会组织结构》，以陕西临潼姜寨这个新石器时代最完整的聚落遗址为标本，实现他所构思的考古学理念之变。姜寨第一期发现了100多座房屋基址，严文明观察布局和形制，将其分为五群，每一群都有一座最大的房子，所有房子围绕着中心广场，房门都朝广场而开，四周有墓地、围沟、哨所、寨门，一座规整的原始社会公社重见天日。严文明推断，这些房子属于五个氏族，姜寨聚落由家族、氏族和胞族三级社会构成。
当时，他还没有提到聚落考古这个词。《姜寨》发表三年后，考古学者张光直从美国到中国讲学，系统介绍北美聚落考古方法，这个概念在中国考古界风行起来。而严文明数年前就开始了实践，领风气之先。“如果仅就聚落考古研究理念和方法来说，（张光直对北美聚落考古的介绍）并不及早前《姜寨村落》在学理上的贡献。”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张弛撰文指出。
考古中总有些无心插柳的奇遇。1976年，在陕西宝鸡庄白遗址，西北大学考古队挖出了一个西周窖藏坑，青铜器一个接一个出土。严文明去了一趟工地，看到一个裹满泥土的大青铜盘，依稀有字。他慢慢剔除泥土，出现四个字：“曰古文王”。他一惊：这是著史的语气。继续剔下去，一个上午，他揭开了整篇青铜铭文，洋洋洒洒284字。这是西周考古中发现的最长的一篇文章，记载着西周历史。
文章是一个叫“墙”的史官写的，青铜盘遂被命名为史墙盘。这并不是严文明最重要的一类考古发现，但充满了传奇性。那个上午，经由他的手，人们才知道了西周历史中一些从未被知晓的细节。
严文明留校当老师时只有26岁，那是1958年。严文明接到一项任务，为了建设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学校要求突击编写一本《中国考古学》教材，他被安排编新石器时代部分。他初出茅庐，学问还没学到多少，更匪夷所思的是，他要带一批大二的学生一起编书，那些学生一天新石器时代考古都没学过。
最后，书编出来了，但没法用。这阵风过去后，他又独自花了两年时间，编写出一本新石器时代考古讲义。那是新中国第一本成体系的新石器时代考古专著。此后，严文明的考古研究和教学一直集中在新石器时代，这也是文明起源和形成的重要时期，他的关注点，将最终落脚于此。
1980年代，考古学系主任宿白对副主任严文明说起一个想法。各时代考古学一直分时段教学，老师们就像铁路警察，一人守一段，但学生的整体认识被割裂了，宿白希望新开一门中国考古学通论。严文明很同意，问宿白，谁来教？宿白说，恐怕只好我们两个人抬，以后再由年轻人接棒。开课后，严文明教上段，到春秋战国为止；宿白教下段，从秦汉到元代。
这门课成为很多学生记忆深刻的经典课程。多年以后，1987年入学的韩建业回忆道：“严文明先生讲上半部分，讲得逻辑清晰，深入浅出。宿白先生讲下半部分，边讲边写边画，速度很快，字图俱佳，我可以把他说的几乎每个字都记下来。”
除了留在考古学史中的那些经典理论和著作，身为教师，课程也是严文明的作品。
从1962年开始讲授“新石器时代考古”课程，到与宿白合作的“中国考古学通论”，1990年，他又专为本科生开设“考古学导论”。考古发现和资料不断增多，讲义也越来越厚，严文明的讲义变成《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初阶》《走向21世纪的考古学》等著作。这些课程，实际上是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尤其是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科，基本就在他的这些课程中创立。
去世后的讣告中，北京大学总结了他在考古学教育中贡献：北京大学考古学学科和人才培养体系的主要设计者和领导者，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科体系的创建者，中国考古学科发展的引领者，中国考古学与文化遗产保护思想家和卓越的考古学教育家。
本世纪到来前，中国考古学界曾群星闪耀。
在北大考古文博系，数十年来，几位著名学者各自镇守一方。吕遵谔教旧石器时代，严文明教新石器时代，邹衡领衔商周考古，俞伟超坐镇秦汉考古，魏晋至宋元考古由宿白执掌，再往前，则有裴文中、安志敏、郭宝钧、苏秉琦等老先生开宗立派，再加上社科院考古所的夏鼐、尹达、王仲殊、徐苹芳等老学者，他们奠定了中国考古学理论和方法。
这些大师级学者，往往有拨云见日的功力，理论总结和概括能力极强。如今，学科分类越来越细，广泛占有资料，再高度提炼概括，难度越来越高。而资料越多越需要总结，否则如入密林，一叶障目。郭大顺说，某种程度上，严文明是“最后一人”——既是这批理论奠基者中最后走的一个，可能也是最后一位具有高度理论总结能力的学问家。
2006年，严文明(中）与考古学者戴向明(左）、张弛(右）在山西垣曲国博考古工作站。图/戴向明提供
“以后越来越困难，但又必须得有这样的概括。应该通过纪念严先生，来好好总结老先生们形成的体系，考虑下一步怎么发展。”郭大顺说，跟很多其他学院里的学者一样，严文明将大多数精力用在了课堂和指导各地发掘，著述并不算多。
说起严文明的理论功力，一个典型例子是1981年发表的《龙山文化和龙山时代》。在这篇文章里，他为中国考古学留下了“龙山时代”这个命名。
龙山文化得名于上世纪30年代，山东龙山出土城子崖遗址，被命名为龙山文化，主要特征和标志物是黑灰色的陶器。后来，同时期发现黑陶的考古遗址越来越多，比照山东的龙山文化，各地陆续命名为中原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湖北龙山文化等，造成了混乱。
怎么理解这些距今4000年前后的龙山文化呢？严文明在这篇文章中，提出“龙山时代”概念，整体指称那个时代在地域和特征上都有紧密联系的文化。在龙山时代，中华大地从野蛮过渡到文明，它上接仰韶时代，下接早期青铜时代，与中国历史中的夏商周贯通。从此，对中国史前时期的描绘变得异常清晰。
在郭大顺眼中，这正是严文明概括能力的一次体现。“它是一个高度的概括和命名，结束了各方各说各的、乱七八糟的状态，”郭大顺说，“他就是有这种综合的能力。”
另一个例子，严文明晚期对中华文明起源的格局，又提出“三系统”的理论。但在著名的“重瓣花朵”掩映之下，这个理论没有受到太多重视。严文明认为，中国新石器时代可以分为中原、东南、东北三个系统，划分依据是社会经济发展，主要文化特征是鬲、鼎和筒形罐，鬲起源于中原，鼎起源于东南，筒形罐起源于东北。三大系统既独立发展，又有密切联系。
“三系统”想法从80年代萌芽，90年代提出，又经多次修改，2019年收录在文集中。不过，文章最终没有写完，郭大顺说，最后一部分只有提纲，但这个理论同样值得重视。
严文明对每一个关注过的领域，几乎都做出过经典的理论贡献。最早，他研究仰韶文化，全面总结仰韶文化的分期、分区和划分类型等，出版的《仰韶文化研究》是国内研究仰韶文化的唯一一部个人专著。后来，他研究农业起源，从理论上解释为何稻作起源于长江流域。
后来人们常说，建立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分期和谱系框架，严文明有重大贡献，也是他一生致力的方向。这是一项恢弘的工作，要为几千年历史理出脉络。
“严先生一直在思考大问题，”韩建业说，做新石器时代考古的人很多，但能把全国范围内整个新石器时代的东西说得比较清楚、通畅的人极少，“严先生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个”。日本学者宫本一夫曾在严文明门下学习，他评价说，严文明在运用理论、总结归纳方面非常优秀，“至今无人能与其匹敌”。
2007年，戴向明准备启动山西绛县周家庄遗址考古。周家庄遗址所在的晋南是古代中原核心区域。他向严文明汇报了计划，严突然提醒他注意一个生僻的话题——戎狄。一般认为，西至甘肃、青海地区，北至黄土高原，才是戎狄活动的区域。这趟中原腹地的考古，为什么要关注戎狄？那时戴向明还不明白。
此后几年，山西、陕西等地陆续有一些重大发现。2012年，陕西神木发现石峁古城，那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北方民族建立的大型城址。近年，陕西清涧的寨沟发现了规模媲美于商王陵的宏大晚商陵墓，当属戎狄活动区域。这些发现都表明，戎狄的发展程度和活跃区域，都远超传统认知。“严先生那么早就意识到，晋南与相邻的晋陕高原有密切关系。他可能一直在思考中原和少数民族的互动，认为晋南也是一个交融的地区。”戴向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当这些发现清晰地摆在面前时，他才领悟严文明当初的提醒。
而严文明意识到这一点时，这些重要遗址还在沉睡，只有一些零星发现。“这是一种‘捅破窗户纸’的能力，”戴向明说，“没有那么深厚的学术积累，没有非凡的洞察力，就捅不透。”
严文明曾解释，他学过哲学，哲学上说，认识是从局部实践中来，最后进行概括，从低层次概括再到高层次概括。每种概括又可以回到实践检验，总是这么来来回回。所以他特别强调实际工作，总结的概念和认识要拿到实践中检验，“如果经不起检验，尽管说得好像很圆满，实际上你自己都不相信”。
如果学术世界是一座金字塔，严文明就是站在塔尖的那一类人，所有的材料、事实、进展都向塔尖汇聚，最终由他破解谜题。
考古资料再多，最终目的是一致的，严文明始终没有忘记。这或许是他总能总结出大理论的原因。自始至终，严文明对中国考古学根本目标的认识基本没变，就是建立国史——通过考古资料，建立可靠的中国历史，认识中华文明。
中华文明是什么？严文明将目光投向渺远又苍茫、神秘又晦暗的上古岁月，陶片、玉器和断壁残垣里，有先民要说的话。他不断用这些实物的证据逼近谜底。从抗战烽火中走过，品尝过亡国恐惧的严文明，用一辈子去探索和解释中华文明。
去年夏天，纪录片《何以中国》摄制组采访他，问起中国的起源。“没有任何外力，可以把中华文明推倒，”他挥了挥手，斩钉截铁地说，“不可能。”
参考资料：《耕耘记——流水年华》，严文明著；
《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之严文明》，韩建业撰文
发于2024.4.29总第1138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大师严文明：用一生破译中华文明
甲骨文对研究商朝的历史有什么作用
甲骨文是中国发现最早的文献纪录，如今甲骨学已成为一门蔚为壮观的世界性学科，从事研究的中外学者有500多人，发表的专著、论文达3000多种。
它对历史学、文字学、考古学等方面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记载着商王朝的世系和历史的甲骨
司马迁在《史记》中有一篇《殷本纪》，详细记载了商王朝的世系和历史。
过去史学界许多人对这些记载将信将疑，因为没有当时的文字记载和留存的实物资料可作印证。
本世纪初，罗振玉在他搜集的甲骨中，发现了刻有商王朝先公、先王的名字，证实了这些甲骨的出土地小屯就是《史记》中所说的“洹水南，殷墟上”的殷墟所在地。
此后，学者王国维对甲骨卜辞中所见的商代诸先王、先公，对照《史记》记载作了详细的考证，证实了《史记》中《殷本纪》的可信性。
殷墟是商朝第10代王盘庚于公元前1318年，把都城从奄(今山东曲阜附近)迁到殷(小屯村一带)，从此历经至8代12王，在此建都达273年之久。
这些研究成果，把中国有考据可信的历史提早了一千年。
从一片殷商甲骨上文字的发现和认定，由此发展到肯定了一个距今3000多年、长达600多年的朝代，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发现!这样就把本世纪20年代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可信历史始于西周的“疑古”思潮，予以彻底的否定。
殷墟甲骨的大量出土反映了商代占卜风之盛
王室贵族上自国家大事，下至私人生活，如祭祀、气候、收成、征伐、田猎、病患、生育、出门，等等，无不求神问卜，以得知吉凶祸福决定行止。
于是，占卜成了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朝廷设置了专门的机构和卜官。
有刻辞的甲骨，都作为国家档案保存起来，堆存在窖穴之中。
因此甲骨上的卜辞成为研究商代历史的第一手材料，它反映了从公元前1300年到公元前1000年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从1899年甲骨文首次发现到现在，据学者胡厚宣统计，共计出土甲骨多片，其中大陆收藏多片，台湾省收藏有多片，香港藏有89片，总计我国共收藏多片，此外，日本、加拿大、英、美等国家共收藏了多片。
到目前为止这些甲骨上刻有的单字约 4500个，迄今已释读出的字约有2000个左右。
中国的文字萌芽较早，在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陶器上，就发现了各种刻划符号，成为中国文字的雏形，经过二三千年的孕育、发展，到了商代，我国的文字达到基本成熟阶段。
甲骨文具有一定体系并有比较严密的规律，刻划精湛，内容丰富，对中国古文字研究有重要作用。
过去，古文字研究的主要的依据是商周青铜器上的铭文，如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
从甲骨上的文字看，它们已具备了中国书法的用笔、结字、章法三要素。
其用笔线条严整瘦劲，曲直粗细均备，笔画多方折，对后世篆刻的用笔用刀产生了影响。
从结字上看，文字有变化，虽大小不一，但比较均衡对称，显示了稳定的格局。
从章法上看，虽受骨片大小和形状的影响，仍表现了镌刻的技巧和书写的艺术特色。
“甲骨书法”现今已在一些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中流行，就证明了它的魅力。
由于弄清了甲骨出土的地点，从1928年秋到1937年夏抗日战争爆发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在著名考古学家董作宾、李济、梁思永等人先后主持下，在小屯村一带进行了长达10年的15次考古发掘，不仅先后发现了总计多片甲骨，而且发现了商代后期的宫殿、宗庙遗址和王陵区，出土了大量珍贵的铜器、玉器、陶器，从物质文化上提供了殷墟为商代王都的证据。
殷墟成为世界闻名的古文化遗址，又一次震动了中外学术界。
新中国成立后的发掘和研究
考古工作者又进行了多次调查、发掘，大体弄清了殷墟的范围和布局。
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区西北郊的殷墟，它以小屯村为中心，东西约6公里，南北约5公里，总面积30平方公里左右。
洹河南岸的小屯村一带是殷王居住的宫殿区，发掘出宫殿基址数十座，最大的一座面积5000平方米。
洹河北部是殷王陵区，先后发掘出十几座大墓、一千多座小墓，以及大批祭祀坑。
在宫殿附近发现了两座甲骨文档案库和铸铜、制玉、制骨、烧陶等手工业作坊遗址。
殷墟发掘延续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收获之丰，是中国考古史上罕见的。
为了纪念殷墟考古的伟大发现，1987年秋，安阳市在宫殿遗址区东北面修建了一座殷墟博物苑，复原和再现了3000年前殷王宫和一些建筑的风貌。
1976年春，在宫殿区附近，小屯村北偏西100米处，发掘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将军妇好的墓。
甲骨文记载，妇好是商王武丁的王后。
有一年夏天，北方边境发生战争，双方相持不下，妇好自告奋勇，要求率兵前往，武丁犹豫不决，占卜后才决定派妇好起兵，结果大胜。
此后，武丁让她担任统帅，从此，她东征西讨，打败了周围20多个方国(独立的小国)。
有一片甲骨卜辞上说，妇好在征战羌方时，统帅了1?3万人的庞大队伍，这是迄今已知商代对外用兵最多的一次。
妇好墓是殷墟发掘的唯一保存完整的殷代王室墓葬，出土的很多器物上都刻有铭文，是唯一能与甲骨文、历史文献相印证，从而能确定墓主身份、年代的商代王室墓葬。
对殷墟70年的考古，特别要提出来的是对甲骨文的三次重要的考证与发现： 第一次是1936年6月12日，在小屯村北宫殿区发掘出一个甲骨坑，保存着带字甲骨片，记录着商王武丁时期的许多活动，看来这是武丁王室的甲骨文档案库，这批甲骨片的出土，对考证武丁时期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活有极宝贵的价值。
发掘时坑中还发现埋有一个身体蜷曲、侧卧的尸骨，其身躯大部分压在甲骨上，专家认为可能是档案库的看守人。
第二次，1973年在小屯村南地，又发掘出甲骨7150片，其中刻字甲骨5041片。
与这批甲骨同时出土的还有陶器制品，这种甲骨与陶器共存的现象为甲骨文分期及殷墟文化分期提供了宝贵资料。
第三次是1991年秋，在花园庄东地发掘出一个仅2平方米的甲骨坑，但其叠压厚度却达0.8米，出土1583片甲骨，其中刻字甲骨有579片，记载内容丰富，而且问卜者都是武丁时期的王族成员和高级贵族。
说明这个时期，占卜活动已不限于最高统治者国王，王室贵胄都可以利用占卜来预测吉凶了。
甲骨文的发现以及由此引发的殷墟发掘，对中国考古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此之前的学者，只是在书斋中研究碑文和铜器铭文，从不去田野里考察和发掘。
中国的田野考古，最早是1921年对河南渑池县仰韶村遗址的发掘，然后是 1927年开始在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的早期发掘。
但当时对这两处的发掘，不是由我国学术部门独自承当的，而是由当时 *** 聘请外国学者主持，或由中外学术单位合作进行。
真正由中国学术机关独立进行的田野考古，是从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对殷墟的首次发掘开始的。
它对中国田野考古学的产生和发展，都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中国老一代的考古工作者，绝大部分是在殷墟考古工地上成长起来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新一代的考古工作者，又基本上是由他们培训出来的。
因此称殷墟是中国田野考古学的诞生地，确属当之无愧。
甲骨文
关于商代历法与地理的研究
殷墟甲骨刻辞的发现亦为研究商代历法提供了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数十年来在这方面已有较多的研究成果。
1945年在四川石印出版的《殷历谱》是董作宾以12年时间利用甲骨文等资料撰写的研究殷代历法与周祭祀谱的巨著。
在本书第一卷中提出商人采用干支纪日，一直连续至今日而未间断；商人之月为太阴月，有大小月之制（小月29日，大月30日），过14或16月后连置两大月；他认为当时采用阴阳合历之年，故有置闰月之法，19年而7闰，并依其新旧派之分的见解，指出旧派（如武丁）年终置闰（设13月），新派（如祖甲）则为年中置闰。
在第三卷他还讨论了卜辞所见日、月食，企图证明当时已有古四分术与正月建丑之制。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进一步肯定了董氏的一些说法，同时作了修正，认为年终或年中置闰在一个时期（祖庚、祖甲）内曾并行。
但陈氏批评董氏所提出的殷代历法为古四分术及正月建丑之说，认为“是完全错误的”。
1981年出版的由天文史学家撰写的《中国天文学史》肯定了董、陈氏对阴阳合历与大小月的看法及董氏提出的干支纪日从殷代至今未间断的看法，并肯定了年终置闰，但否定了殷代有年中置闰的可能性[142]。
殷代以太阴纪月，治甲骨文的学者如董作宾过去多认为是朔日为首。
上举《中国天文学史》与1984年张培瑜等发表的论文[143]均认为应是以新月出现为首。
同样的看法，日本学者薮内清在1957年即已提出[144]。
但1990年冯时发表《殷历月首研究》[145]一文仍认为殷人是以朔日为月首，因为相对疏阔的朔还是可以通过观测取得。
由此可见对这个问题的争论今后还会继续下去。
有关商代地理的知识对于商代社会历史、文化的研究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殷墟甲骨文发现以前，文献中有关的记载寥寥可数，因此殷墟卜辞中出现的地名便格外引起学者的注意。
开殷墟卜辞地理研究之先河者为王国维，他在1914（或1915）年撰写了一篇很短的文章《殷墟卜辞中所见地名考》，从当时已能见到的200余地名中选了8个距今安阳较近而又见载于文献的地名，考释了其地望。
此时还谈不上地名间系联。
真正为卜辞地理研究创立了一种行之有效而又科学的方法的学者是郭沫若。
他在1933年出版的《卜辞通纂》（日本文求堂）中以商王田猎卜辞为研究对象（此种卜辞多附记当日占卜地名，即田猎驻地），通过同版几条卜辞干支之日差计算地点间的距离，而后又通过异版同名联系其他地名，从而结合文献记载建立起地理区域构架。
此后，虽有不少学者继续开拓商代地理研究领域，但采用的方法皆本自于郭氏的干支系联法。
至80年代末，治商代地理成绩突出的有董作宾、陈梦家、李学勤、岛邦男、松丸道雄与钟柏生[146]。
董氏的成绩在于将黄组卜辞的征人方卜辞中经过地点系统地收集起来，按干支系联，借以考释其地望，并绘出路线图。
陈氏则较全面地讨论了商晚期诸种地理结构，如大邑商所在之王畿地区与沁阳田猎区，勾画了卜辞地名网，并在伐人方路线上修正了董氏之说。
李氏的专著将沁阳田猎区作了更细致的区域分划，更正了郭沫若将“衣逐”之“衣”释为地名的错误，指出“衣”当读为“殷”，训“同”或“合”。
松丸道雄的著作则从理论上讨论了田猎地之间距离的推定方法，这是他超出其他诸家之处。
钟柏生的论文集将卜辞地名作了分类，分为田游地理、农业地理、部族方国地理等。
他详细评析了以前诸家研究的成绩与方法、观点上存在的问题，在田猎地名研究上虽仍主要采用干支系联法，但对辞例的条件作了较严格的规定[147]。
有关殷墟卜辞地理研究的最新成果是1994年出版的郑杰祥的《商代地理概论》[148]，其特点首先是对地名作详细的文字考证，以求字识准确；其次是卜辞资料更为齐全，不仅利用了《甲骨文合集》，而且有《小屯南地甲骨》等新资料，是他书所未采用的；三是书中充分利用了最新的田野考古资料。
商代地理的研究虽然有较多成果，但由于卜辞资料本身的限制，对卜辞中出现的地名之地望的看法分歧仍比较大。
其中最明显的如商王田猎卜辞中所反映出来的主要田猎区究竟在哪里，现在即有河南沁阳、山东泰山、河南濮阳（及新乡以东、山东以西）三个地区三种看法。
编辑本段甲骨文受到的破坏
1、由于药铺老板拒收上面有刻画痕迹的龙骨，小屯村的农民就用小刀将上面的痕迹刮掉，以6文钱一斤的价格，将挖出的龙骨卖给药铺。
于是许许多多的商代史料被磨成粉，当作药吃进肚里，这就是所谓的“人吞商史”。
2、甲骨文发现后，金石学家、古董商人、外国人开始大量搜购。
这些非科学的发掘，往往只取甲骨，而忽略甲骨埋藏的情况，使所出甲骨的价值大失。
据统计，从1889年到1928年，私人挖掘出土的甲骨就达十万片以上。
编辑本段更早的甲骨文
1985年夏，陕西考古研究所镐京考古队西安市西南20多公里的长安县斗门镇花园村一带，发掘出西周名都镐京的大型宫殿建筑遗址时，意外地发现了一处“龙山文化”时期的原始社会部落居住遗址，并且在这个遗址上发现了一批刻有文字的甲骨。
据此，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家认为它是我国迄今所见的最早的甲骨文，这批甲骨文的历史至少可上溯到4500~5000之前，比过去认定的商代甲骨文要早1200~1700年。
编辑本段相关资源
说文解字话甲骨网站
《甲骨文字典》，徐中舒，ISBN，四川辞书出版社 《新编甲骨文字典》，刘兴隆，ISBNX，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甲骨文画帖字典》，刘星池，ISBN，山东美术出版社 《甲骨文编》（考古学专刊，乙种第十四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ISBN：7-101--3/H·43，中华书局出版 甲骨文书法网站
甲骨文的收藏
中国国家图书馆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收藏甲骨最多的单位，共藏有片。
多系名家捐赠和从私人、市肆收购而来。
其中以刘体智先生的庋藏数量最多，装在150个盒内，共余片。
国家图书馆所藏甲骨还曾著录于罗振玉《殷墟书契》、胡厚宣《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郭沫若《殷契粹编》、郭若愚《殷契拾掇》中。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甲骨拓片也很丰富，除正在传拓中的《馆藏甲骨集拓》外，还有《善斋书契丛编甲骨拓本》十八册四函，共余张。
在郭沫若主编的《甲骨文合集》中还收录有该馆所藏甲骨拓本十余种之多。
编辑本段藏品辨伪
甲骨文的作 刻在肩胛骨上的甲骨文
伪并不高明，鉴定时须注意如下几点： 第一，看卜骨之新旧。
甲骨埋入地下三千余年，被有的学者称作“亚化石”，自然有一种古朴感。
作伪者常用大版新鲜牛骨来刻字(因龟甲较难刻契，且易碎裂)，故凡遇大版牛骨刻辞须谨慎。
如英国驻安阳长老会牧师明义士(James Mellon Menzies)于1914年起开始搜集甲骨文，结果初次所购之大骨版，全系新鲜牛骨仿制，收藏不久，即腐烂发臭。
第二，若能目验实物，可看切口之新旧。
即便是利用出土之甲骨新刻文字，因切口新，作伪者常用粘性泥土涂抹。
将甲骨浸泡水中不久，即可用刷子刷去泥土，切口便一目了然。
而真品则因土色深入刻痕内，一般是洗刷不掉的。
第三，看内容是否符合卜辞的文例文法。
因作伪者并不懂甲骨文的内容，多数是胡乱抄袭真片上的文字，东拼西凑，甚至倒写、刻错亦浑然不觉。
因此，在鉴别时要注意看刻辞是否连成文句。
一条完整的卜辞，由前辞(又叫叙辞，写占卜日期，以干支表示，同时又写占卜者名，通常是商王的史官)、问辞(又叫命辞，是要问的事)、占辞(商王看了卜兆以后所下的是非结论)、验辞(占卜后结果的应验情况)这样四部分组成，不过许多卜辞都不完整，一般只具有其中的几部分。
第四，看刻辞格式。
在龟甲上的刻辞，分两种式样：刻在左右边缘部分的，由外向里读，确切地说，刻于左甲边的文字，从左向右读，刻于右甲边的，则从右向左读。
另一种是龟腹甲的中缝两边文字，皆由里向外刻，即在中缝左侧的文字，由左向左读，在右侧的，由右向右读。
在牛骨上的刻辞，一般刻在骨的边缘，是由外向里读。
几条卜辞刻在一起，一般由下而上排列。
第五，看字体。
商代甲骨文跨越了自盘庚到帝辛12位商王计270余年，卜辞年代明确可以判断的是武丁到帝乙8位商王。
在这段时期内，文字写法有过变化。
有学者根据这些变化和其他考古成果将殷墟卜辞分为五期，第一期为武丁时期，字体相对大一些，第五期较小，有些在写法笔划上也有不同，可以从甲骨学工具书(如高明《古文字类编》中华书局1980年版)上查对。
第六，看贞人(卜人)名字。
贞人即当时替商王占卜之人，为史官。
贞人生活于一定的时期，贞人名是断代的依据之一。
早期与晚期的贞人不可能共主占卜之事，故不应在同片甲骨上出现。
不少专著对此有研究，且列表对照，一目了然(如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
总的说，甲骨文辨伪较其他文物的鉴定要简单些，只是遇到利用出土的无字卜骨仿刻全部真片或一片甲骨上真伪参半须倍加小心。
前人在这项工作的研究上已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一般西人所著录的甲骨书中伪刻较多，如《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柏根氏旧藏甲骨文字》、《金璋所藏甲骨卜辞》等，引用时要注意。
如《金璋所藏甲骨卜辞》第668片左上部“癸丑王卜贞旬无祸王占曰吉”等 三条卜辞系真迹，而下半部字虽大而清晰，于文义却不通，系伪刻。
作伪者有的本是刻字出身，便被古董商相中，专干伪刻卜辞勾当。
如董作宾《甲骨学五十年》中提到的蓝宝光，便能仿刻完整的真片，其工细程度几可乱真。
幸而此人不懂文例文法，否则在甲骨上大肆“创作”，会给今日的辨伪工作平添许多麻烦。
除商代卜辞外，1954年起又发现了大量西周甲骨，其中有字的不少，时距殷墟卜辞的发现已半个世纪，作伪之风无存，当然也就谈不上辨伪了。
编辑本段甲骨文股份有限公司
甲骨文股份有限公司是全球大型数据库软件（Oracle）公司，成为仅次于微软的全球第二大软件公司，总部位于美国加州的红木滩，现任行政总裁为公司创办人罗伦斯·艾利森(Lawrence J. Ellison)。
甲骨文1977年硅谷由3人合资，最初一年赚不够百万美金，在10年间迅速冒起，2004年市值达640亿美元。
约在2000年前后，微软的数据库产品，只集中在中小企市场，但微软推出MS SQL 7数据库后，技术上突破，抢占高档软件市场。
IBM亦以DB2数据库，高姿态抢攻市场，令甲骨文面临庞大挑战。
在制定反击策略时，甲骨文以所谓“开心乐园餐”作为反击。
过去甲骨文的数据库只是一个平台，平台上的应用多由其他公司开发，但自2000年底起，该公司自行推出一套叫“电子商务套餐”（e-business suite）的软件，内有人事管理系统、销售系统，全都是植根在数据库上的程序。
不过这仍未挽回甲骨文的颓势，IDC的调查指，在这2000至02年，微软业务增长46%，IBM增长41%，但Oracle却下跌10%。
在数据库市场上，竞争尚不止于此。
除了有数据库对手外，甲骨文踏入应用软件时，亦要面对应用界一哥SAP公司的竞争。
当时在高阶商业软件市场上，SAP公司2003年的市占率高达36%，位列榜首，同期甲骨文仅占13%。
此外，IBM与方案顾问Accenture当时亦以套餐方式，直接向客户提供软件，当中甚至不介绍推介甲骨文本身的产品。
相比甲骨文的策略，IBM倾向以和睦共处为大原则，在业内宣传会议上，多次强调不会走甲骨文之路，成功安抚一批应用软件商。
2009年4月中旬，甲骨文以74亿美元收购SUN公司。
但由于欧盟反垄断机构对本案调查迟迟未决，2010年1月19日才是欧盟决定是否批准这桩收购的最后期限。
北京时间2010年1月21日晚间，欧盟无条件批准了甲骨文斥资70亿美元收购Sun的交易。
甲骨文公司于洛杉矶时间2010年1月27日宣布,已经完成对Sun的收购,并于同日在美国加州红木城总部举行了全天的相关活动。
这对于甲骨文来说，又是一次在收购领域的胜利，但对于以MySQL为代表的开源数据库因此会有更大发展，还是会被削弱，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Oracle是第一个跨整个产品线（数据库、业务应用软件和应用软件开发与决策支持工具）开发和部署100%基于互联网的企业软件的公司。
Oracle是世界领先的信息管理软件供应商和世界第二大独立软件公司。
BEA系统有限公司是企业应用基础架构解决方案的领先提供商，甲骨文已完成对该公司的收购。
由于两家公司具有共同的现代SOA基础架构构想，因此对BEA的收购有望加速创新，并进一步提升Oracle为其客户及其合作伙伴提供的价值。
甲骨文和BEA携手提供了一个互补的一流中间件产品组合，该组合涵盖了Java 应用服务器、事务处理监测器、SOA和业务流程管理、用户交互和Web 2.0、身份管理、商务智能、企业内容管理和特定垂直技术。
北京时间9月7日早间消息，据国外媒体报道，当地时间周一，甲骨文正式任命惠普前CEO马克·赫德(Mark Hurd)为新任联合总裁及董事会成员。
赫德于一个月前因性骚扰丑闻被迫辞去惠普CEO职位。
为此甲骨文CEO拉里·埃里森(Larry Ellison)曾专门写邮件给《 *** 》，称赫德为要好的朋友，并称惠普董事会辞去赫德是“自苹果董事会多年前炒掉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以来最糟糕的人事决定。” 埃里森称，甲骨文试图纠正惠普犯下的错误。
何真临：湖南人把文化当成了改变世界的武器
何真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曾任湖南省企业家协会副理事长，后任三一集团副总裁、党委第一副书记。作为一个“职业企业家”，何真临的职业生涯有着传奇般的经历，在七届人大会上因与李鹏总理的对话，被李鹏总理赞誉为“学者型的企业家”。在八届人大会上，由于对话中引出了朱镕基同志的名言：“又吹哨子又打球，准赢”，引起了全国各大媒体的追捧，被戏称为“职业议员”。20世纪90年代，何真临“企而优则仕”，被提拔为省轻工业厅副厅长、省轻工集团副总经理、省盐务局副局长。2006年退休受邀加盟三一，任三一集团副总裁、党委第一副书记。2013年1月，何真临所著《我与首富梁稳根：揭秘三一》在北京首发，该书全方位解读了与三一和梁稳根有关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及其背后的故事。也就在该书出版之际，何真临践行加盟三一时的诺言，七年之痒，离开三一，再次隐退江湖。我曾经多次与原三一集团原副总裁何真临先生进行会谈。何真临先生博学、深邃而有锋芒，大有“唯楚有才”和舍我其谁的感觉。前不久，我去湖南讲学，再次与何真临先生相逢，老友见面，抚今追昔，感慨万千。
我为什么选择三一
程冠军：您做过官员，又曾长期在国企工作。从官员到国企领导，然后到民营企业三一重工。当时，您是怎么来三一的？
何真临： 我是在体制内画了句号以后9个月才到三一的。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直率，没有隐瞒，不装深沉。我总结自己一生有四句话：第一句：技而优则企。技术干的比较好，结果就当了企业家，99.37%的职工选了我当厂长，完全是民选。而且当时我提出来，如果没有80%以上的选票，我绝对不当，民众不拥护，我当干什么呢？第二句：企而优则事。企业干的比较好，当了领导。第三句：政而劣则民。这是一种自贬，也是一种自嘲。我这个人太学术，太自负，在政界原地踏步了14年，退休是草民一个。第四句：名而回归企。最后又回归到企业了。这四句对我的一生的概括。
七届全国人大的时候，李鹏同志到我们湖南代表团听取发言，这一次，我与李鹏同志进行了对话。那个时候我是个企业家，我跟李鹏总理提出，要重视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的举足轻重地位。当时李鹏给我的评价是“学者型的企业家”。我对李鹏同志说，只有全面提升企业家的政治、经济、 社会 地位，才能够发挥这个群体的作用。在八届人大上，我跟朱镕基同志又有过一次对话，朱镕基有一句尽人皆知的名言叫“又吹哨子又打球”，这句话就是我在与他对话时引出来的，我当时提出了中国政界的四大弊端。当时，朱镕基总理到湖南代表团听取发言，我们湖南团有的代表在朱镕基总理面前发言显得很胆怯。我认为，这就大大地削减了我们湖南团代表的议政的能力和水平。看到这种情形，我们湖南团的其他代表也很着急，这时，一位领导的秘书对我说：“何总，你上吧”，我说：“没有点名要我发言啊”。他说：“你怕什么！”我最怕激将法。就对他说：“怕倒不怕”。结果等大家讲的差不多的时候，我突然说：“朱总理，我作为一个企业界的代表，我讲一分钟。”我的话一出口，全场都愣住了，朱镕基马上睁大了眼睛看着我。这时，我就噼里啪啦，用最快的语速，讲了中国政界的四个问题。第一，官商再度泛起；第二，银行，我为鱼肉，他为刀俎。另外还有两个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我讲到官商再度泛起的时候，就打了一个比方，如果把球场比作一个市场的话，那么交战的双方就是企业，裁判员就是政府，我说：“请问总理，如果裁判员也来打球？”朱镕基马上语出惊人：“又吹哨子又打球，准赢”。
在七届和八届全国人大期间，我既是全国劳模、全国人大的代表，又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还是湖南省企业家协会的副理事长。那时，连南德集团的牟其中也请我去和他交流。牟其中与我从未来中国和世界经济的走向，讲到华尔街，上下五千年，谈了两个小时。牟其中很有气势，大背头、高个子，讲起话来不断打手势，滔滔不绝。他的口才、思维，演讲能力和雄辩都非常杰出。我这个人一生不服输，这次见面，他很佩服我，我也佩服他。
早在那个时候，梁稳根就一直在观察我，看我的锐气和思维，看我的作风和情操。他每次见我都说，你越来越年轻，你的谈话还这么锐利，思想还是那么犀利等。后来他就多次发出邀请，他说：“你当什么厅长，你到我这儿来吧。”我说：“梁老板，你原谅我吧，我跟共产党奋斗了一辈子，我不能中途变节。你要我来可以，那等我把共产党的这个句号画圆了以后。”后来他就跟我们国资委主任讲，何厅长是一个有气节的人。
我退休刚过几天，梁稳根就来电话：“何厅长，我期盼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我说：“老板，你容我再三思一下！”中间又拖了几个月，最后梁稳根请我在三一最有 历史 意义的一个地方——岳麓山爱晚亭跟我谈了很多。此时，我被梁董事长的诚意所打动了，试想，我已经下来了，已经不是什么厅长，已经是一个草民，三一还是非要我来。我不来对不起三一。我说：“来可以，但我有一个条件，我不干经济工作，我说我这一生都是在经济的旋涡里面，进也忧，退也忧。进完不成订单，愧对客户，退无以对员工交代。梁董事长说你干什么都可以，战略、工会、党务、文化。我说干什么都可以，唯独不担经济责任。来到三一，梁董事长就要我分管文化，后来担任党委第一副书记，兼管工会工作，又分管对外联络工作，还有公共关系，还有他交办的一些特殊的任务，很多时候我是他的特使，甚至他的一些私人事务也交我去办理。
国企民企：如何实现角色转换
程冠军：您曾经担任过湖南省轻工厅的副厅长，还担任过大型国有企业的一把手。到三一之后，您是如何实现角色转换的？
何真临： 我当了14年的副厅长，后来又担任轻工盐业集团负责人。从轻工盐业退休以后，没多久我就来到了三一。此前，我对三一认真研究了6年，对三一的经济、政治、文化、党务各个方面，应该说还是有一点点认识的。可以这么讲，我这几年到三一，就是研究三一、诠释三一、提升三一，研究、诠释、提升——这么6个字。此前，我一直想写一本三一的书，但一直没有实现。写“华为”的书有若干，但是写三一的书只出现过两本，而且这个两本都不着边际。真正权威的描述三一的书一直到去年还没有出来。主要原因是因为三一的董事长梁稳根一直保持低调，我每次请示他关于写三一的时候，他总是说，可以准备材料，现在还不着急。他是希望进入世界500强之后，再出版关于三一的书。离开三一之后我写了一本《 我与首富梁稳根——揭秘三一重工 》。这本书可以说是对三一的全面精确解读。
我对三一文化的解读是从学者的角度而言的。三一，不同时候有不同的解读，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大方向基本是一致的，比如说文化的解读，战略的解读，创新的解读，肯定是一致的。
三一是很有趣的一个企业，尽管任正非在民营企业是最低调的，但是任正非也不时地会发表一篇文章，诸如《 我的母亲父亲 》《 乏味的冬天 》《一江春水向东流 》等，明确地彰显了他的文化和战略意图。相比之下，梁稳根是最低调的。第一，他几乎不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除非是党的会议），也很少接受媒体采访。关于三一，清华写过我们的案例，北大写过我们的案例，北方交大写过我们的案例，国内很多知名的学校都写过我们的案例。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学府中央党校也来写过我们的案例。
要真正了解三一，不只单纯的了解经济，还要了解政治，了解文化。因为三一的成长，不是单方面的经济的崛起，而是三一人高度的政治智慧、经济智慧和人生智慧的一个结晶。因此，写三一不是那么好写的，它不单纯是一个经济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三一和主流意识形态完全是融为一体的。董事长梁稳根在当选党的十七大代表的时候就说，我入党以后，就把党的事业和三一的事业融为一体了。
程冠军： 您是一个有思想、敢爱敢恨、敢于承受打击的人。您是湖南企业家中的风云人物，您与两任总理都有过对话。古人说，曾经沧海难为水，我认为您是“曾经湘江难为水”。
何真临： 在三一工作的七年间，我接触的经济学界的著名学者很多，耳闻目染。早在来三一之前，我曾经在国企工作，我是七届、八届全国人大代表，我所接触的都是中国顶尖级的学者和知名人士。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是我非常好的朋友。我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时候，厉以宁为我们讲大课，就是我游说他去的，他本来只给省部级班的讲课，结果我们厅级班的领导知道我和他的交情，就游说我去说服厉教授。我对厉以宁说，您讲小课是讲，讲大课也是讲，为什么不可以讲大课呢？结果他就讲了。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在全国人大期间，我接触的一大批中国学界的泰斗。比如说哲学界的李泽厚先生， 历史 学家刘大年先生，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他们都是我非常好的朋友。我们都是一交谈就是几个小时，有时候甚至通宵达旦。我的市场经济的启蒙理念，就是著名经济学家、中央党校的王珏教授给我灌输的。
说我有理论，有实践，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主要是站在三一这个平台上的。我所讲的每一个经济学的理念，都有三一的案例在支撑，三一是怎么做的？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 我们希望 社会 各界能够全面的、系统的、正确的，从政治的层面、经济的层面、人事的层面、 社会 的层面、战略的层面等多个角度去认识三一、解读三一。 因为三一的成功不是单方面的成功。它抓住了我们国家的发展机遇，深刻领会了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一个企业要能够得到成长，他必须首先认同主流意识形态。主流意识形态造就了三一，其实我的很多解读都涉及这个问题。“三一”人是大智慧、大手笔、大谋略。这个企业之所以办成这样的规模，它是多种智慧的结果。揽天下英才，共举天下大事。简单地说，可以归结为这两个方面，一个是政治智慧，一个是人才谋略。
我跟许多中国学术界的泰斗都有深厚交情。我之所以能够在学术界有一席之地，一是得益于我的历练、思考和与时俱进，更为重要的是，三一给我提供了一个非常大的平台。如果我不是三一的副总，我值什么钱？所以，我感谢三一。
湖湘文化：改造世界的利器
程冠军：湖湘文化对三一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您认为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哪些地方？您认为湖湘文化的最显著特征有哪些？
何真临： 三一的文化的渊源，应该是来源于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第二个是地域文化的影响，那就是湖湘文化；第三个就是舶来文化，即西方文化中对品质的重视。中国文化更多的是一种抽象的、集成的、宏观的、全局的文化。而西方的文化则是不断分解和细分的一种文化。制造业本身就是需要东方文化的支撑，就是需要这种集成的、整合的文化。三一其实是把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精神构建和集成为核心竞争力，然后再用这个核心竞争力去整合西方文化中精工的那些元器件，所以才有了这么一个集大成的三一。三一文化是对全球文化的整合。比如说品质改变世界，这就是中西文化的集成，品质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是没有的，中国人对品质是模糊的。中国没有品质的概念，品质是西方的概念，是西方文化，是西风东进以后的一个新的概念。制造业所代表的是品质的历练。如果不结合西方的品质文化，我们没办法谈制造。因为制造文化的核心是品质。所以，品质改变世界，蕴含了舶来文化的精髓。那么改变世界的本身，又是东方文化的精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平天下不就是改变世界吗？
湖湘文化不同于一般的文化概念，一般的文化是作为一种摆设，一种炫耀，一种士大夫的精神寄托，而没有把文化当成一种改变世界力量， 湖南人把文化当成了改变世界的武器 。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中国的湖南人是把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融为一体了，这就是经世致用。湖湘文化主要有四个特点。第一，心忧天下；第二，经世致用；第三，实事求是；第四，敢为人先。湖湘文化中的实事求是文化源于岳麓书院，毛泽东同志就是从那里走出来的，并把实事求是文化变为我们党的一大法宝；三一的文化，是经世致用的一种文化，三一人是把文化当作一种改造世界的利器，品质改变世界，这就是致用。心忧天下——三一人作为一个制造业的民族品牌，它考虑的不是通过制造业赚钱，而是通过制造来建立一个高品质的中国品牌，去改变世界，这是一种心忧天下的情怀！那么，当中国改革开放还处于一种朦胧状态的时候，梁稳根毅然决然的辞官下海，那要冒多大的风险，这是不是敢为人先？说到实事求是，三一的文化中，更多的不是把它当作束之高阁、津津乐道的一种精神，更重要的是，它把实事求是运用到了制造的每个领域、研发的每个领域，把品质改变世界，作为引领我们各项事业的一面旗帜。在这种文化的理念的指导下，我们才实现了突破。这就全面解读了三一与中国文化、湖湘文化的关系。
程冠军：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方文化也造就了一方人。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涌现出了像宗庆后、南存辉、马云等一批企业家。您能谈谈湘商吗？
何真临： 浙商是小商品起家，湘商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做就做惊天动地的大事。他们没有崛起之前默默无闻，崛起之后会声响很大。厚积薄发，惊天动地。湖湘文化在近代史上所写下的都是浓墨重彩的几笔。湖湘文化名人当中首推曾国藩。蒋中正每天把《 曾国藩家书 》放在自己的办公桌上，《 曾国藩家书 》在今天也是教育子孙后代的重要的典籍。毛泽东则说，曾国藩是用文化打败了太平天国。太平天国提出了不伦不类、不中不洋的主张，而曾国藩则举起了捍卫民族文化的旗帜，因此所有的读书人都响应了。所以曾国藩的厉害不光是在于他的局势和手段，还在于他文化的号召。从湖南走出的新中国领袖毛泽东能够“搅得周天寒彻”，靠的就是6个字：打土豪，分田地。他把中国广大百姓几千年的诉求挖掘出来，满足老百姓，谁不来干革命？因为旧中国大部分老百姓都没有土地。因此，文化是从根本上激发需求的一种动机。毛泽东有与天奋斗的一腔豪情，但他又是一个刚柔相济的人，看到穷苦百姓没有饭吃，他会流泪。他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用伟大的文化改变了中国。 从曾国藩到毛泽东，他们的身上都有湖湘文化的影子。
曾国藩是湖湘文化的领袖，是湖湘文化的集大成者。 湘商是在改革开放中期后期异军突起的，湘商不像浙商，浙商起步比较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已经崛起了。那么，湘商的崛起，是以三位工程机械的领袖为代表的。从生产模式看，浙商是小商品，湘商是重工。三一的总裁项文波说过一句这样的话：原来人们都认为我们湖南人只会种田，只会杀猪，只会打仗。但是，当工业化的滚滚潮流扑面而来的时候，像梁稳根这样的企业家却能够脱颖而出，这就是时势造英雄。
湖湘文化本身孕育了一批敢为人先，心忧天下的仁人志士。他等待着天时的召唤，当天时一到，他就脱颖而出，很豪迈。
程冠军：如何看待企业文化对于企业经营管理的作用？如何看待文化学与管理学之间的辩证关系？
何真临： 一个人是否聪明，是否智慧，关键是他能不能把各门学问打通。 企业也是如此，世界上最伟大的企业，他们的文化是相通的。 乔布斯跟梁稳根是相通的。三一提出的“品质改变世界”，与所有有责任的企业就是相通的。经济学和哲学是可以打通的，为什么？企业文化是价值观，是行为准则。经济学搞的再好，没有明确的价值取向，没有凝聚人的理念、使命、愿景、精神，这个经济学就是没用的。所以陆游说“功夫在诗外”。写诗不是简单的语句的运用，还包括文学、 社会 、民生、哲学等方方面面，包括对鸟鱼虫草的洞察，对每一个细节都细心观察，才能成诗。经济学也是这样，其实它的功夫也是在经济之外的，尤其是要懂得文化学、人才学、领导学。不懂文化学，怎么凝聚人？不懂人才学，怎么领导人？不懂领导学，又怎么组织资源？因此，学问都是相通的。比如，在人格理论、文化理论里面，我认为，要把弗洛伊德、马斯洛，把哲学的真善美和驭世之道等全部打通。如果不打通，你的学问依然是迷茫的。
搞经济一定要把政治学、心理学、管理学打通。打通以后你才会知道，中国的真正的政治是什么。学问是互通的，它只不过是从不同的角度去研究 社会 的一个层面而已，最后它肯定是相通的。经济学里的亚当 • 斯密就是这样一个人，除了对经济学的巨大贡献之外，他还写过《 道德情操论 》。
文化是指引企业的最核心的东西。 中国人的思维是系统、全面的思维，是高屋建瓴的思维。所以它能够吸取世界的精华为我所用，它那种博大包容的胸怀，能够把别人最先进、最美好的东西化为己有 。佛教本来是印度向我们传播的，结果，现在中国的佛教成了世界最大的佛教，就是因为中国人有一颗包容的心。它不像西方文化，西方文化是局部的，而中国文化是整体的，它构筑一个很大的框架体系。文化的发展已经证明，未来世界的文化绝对是东方文化。事实上，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模糊的，中国文化从根本上道出了世界的奥妙。中国的文化的本身最能够呼应集成创新，但中国文化也有其弱点，就是它很难呼应原始创新。
“企业家论语”专栏作家：程冠军
此文刊登在《南方企业家》杂志2020年10月刊
关于大同思想网 ：大同思想网是由大陆新儒家代表、湖南大学法学院原院长杜钢建、青年学者枕戈、天地人律师事务所邹红艳律师、岳麓书院唐宏站博士发起，并有学界代表人物郑佳明、卢德之、陈明、秋风、林安梧、黄玉顺、伍继延、杜文忠、韩星、何真临、曾亦、韩秉欣、黄守愚等一大批学者支持的文化学术网，于2012年9月1日在湖南长沙成立。网站以推动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实践法治中国为当下目标，弘扬王道文化、中道思想、大同理想，并希冀中华文化的全面复兴。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大潮中，大同思想网已成为中国独具特色的国学网站之一。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名师名家
一个学科是否真正的强大，还有赖人才的聚集。 北大考古专业自建立以来，就注重教师队伍的培养，而今考古文博学院师资力量雄厚。 50多年来，在考古专业已逐步形成了一支稳定的、老中青相结合的师资队伍。 其中，60岁以上各研究方向的领头人，均属全国该研究方向的顶尖人物，他们分别担任了中国考古学会的理事、常务理事、副理事长和理事长；由他们主编的教材多年来也一直为其他高校所使用；由他们带出来的中青年教师，已逐渐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崭露头角，并形成了很好的梯次配备，阵容之强大，在全国高校中是仅有的。 考古文博学院的学科分布比较齐全，这种情况在国内也不多见。 考古文博学院已开出各类课程100多门，在全国高校相关专业中是最多的，其中许多课程是国内首开的新课，具有开创性。 一些教材亦为全国各高校相关专业所采用。 50多年来，考古文博学院充分利用北京大学综合性大学的优势，已为国家培养了数千名从事文物考古工作的中、高级专门人才，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建设了一支学有专长且梯次配备的教师队伍，其中有较深造诣的、国内外相关领域有一定知名度的专家教授就有20多名。 这些专家长期在中国考古的第一线，不仅对中国的考古学做出了拓荒的巨大贡献，而且如今已经是桃李满天下了。 苏秉琦、宿白、邹衡、严文明、李伯谦等五位先生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苏秉琦先生所创建的学科理论推动了全国各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 从1934年起，苏秉琦先生在陕西省的渭河流域从事田野调查，并参加了宝鸡斗鸡台墓地的发掘。 在他所著的《斗鸡台沟东区墓葬》（1948）报告中，就周秦文化的面貌进行了分析，并且提出了先周、先秦文化的问题。 1950年，他参加了河南辉县战国墓的发掘和《辉县发掘报告》的编写工作。 1954年，他主持了洛阳中州路（西工段）沿线的发掘工作，这对认识洛阳地区的仰韶文化和商殷、两周、汉唐各时期的物质文化面貌及其发展的阶段性，是一项基础性的有意义的工作。 在《洛阳中州路(西工段)》（1959）报告的结语中，他运用地层学和类型学，对仰韶文化和商、周、汉、唐几种不同文化遗存的分期和性质进行了理论性探索。 其中对东周墓葬的分期研究，为建立中原地区东周墓葬的断代标尺奠定了基础。 1957～1960年间，他先后主持了河北省邯郸市涧沟和龟台龙山—商周遗址、陕西华县泉护村遗址和元君庙墓地以及洛阳王湾遗址的发掘，这些工作对揭示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面貌及其类型划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他发表的《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考古类型学的新课题》等学术论文，就一些考古学文化的渊源、特征、发展途径等问题作了尝试性分析，对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区域分布的格局、系统等问题，提出了创见，并对此赋予研究方法的意义，在考古学界有广泛影响[ ]。 宿白先生是我国历史时期考古和佛教考古的开创者。 曾多次主持北京大学石窟寺遗迹的考古实习，对国内主要石窟都作过测绘或部分测绘、记录和研究。 1959年，还参加对西藏文物的调查。 宿白先生运用类型学方法，对魏晋南北朝隋唐墓葬作过全面的分区分期研究，从而为研究这一时期墓葬制度的演变、等级制度和社会生活的变化奠定了基础。 同时，他结合文献记载，对这个时期城市遗址作了系统的研究。 对当时都城格局的发展、演变提出了创见。 宿白先生对宋元考古曾作过若干专题研究，其中《白沙宋墓》（1957）一书，成功地运用了文献考据与考古实物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是宋元考古学的重要著作。 在佛教考古方面，宿白先生开创性地用考古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石窟寺遗迹。 宿白先生的主要学术论著还有：《中国石窟寺研究》（专著）、《藏传佛教考古》（专著）、《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专著）；《北魏洛阳城与北邙陵墓》、《西安地区唐墓壁画的布局和内容》、《隋唐城址类型初探》等，这些都成为历史时期考古的经典性著述。 邹衡先生素有“商周考古第一人”之称，在国际学术界享有极高声誉。 1952年，邹衡先生大学毕业后考入考古专业攻读副博士研究生，是新中国第一位考古学研究生。 50多年来，他一直从事夏商周考古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对商周考古工作有开拓之功，在大量田野考古实践的基础上，创立了夏商周三代考古学的体系和基本框架，提出了一系列在世界考古界和史学界引起震动的学术观点。 如提出二里头文化即夏文化、郑州商城即商汤毫都、先周文化为姬姜二姓文化的融合等论点。 他最早提出并论证了河南二里头遗址1至4期均为夏文化，首次对殷墟进行了文化分期，发现了西周燕国与晋国的都城遗址，指导和参与过西周晋侯墓地等重要遗址的考古发掘。 主要著作有《商周考古》、《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天马——曲村1980—1989》等，并参与编写了由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 其中《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被学术界认为“在20世纪后半叶的夏商周研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严文明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新石器时代考古专家。 从1958年起长期从事考古教学与研究，并且与田野考古紧密地结合起来。 教学方面，他先后开设了新石器时代考古、中国考古学（上）、田野考古学、考古学导论和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等8门课程，绝大部分为首次开设。 培养了数十名硕士、博士、博士后研究人员和外国留学生，曾获北京市高校教学一等奖。 田野考古方面，严文明先生主持或参与主持了河南洛阳王湾、邓州八里岗、山东长岛北庄和江西万年仙人洞等数十处考古发掘项目，发现了中国最早的陶器和稻作农业遗存，揭示了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多种类型的聚落遗址，为复原中国史前和早期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科研方面，首先提出了比较全面的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分期与分区方案，对农业发生、聚落形态演变、文明起源、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等主体文化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初步建立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比较完整的体系。 对考古类型学和考古学文化等基础理论也有所充实和发展。 先后发表的著作主要有《仰韶文化研究》（1989）、《远古时代》（合著，1994）、《走向21世纪的考古学》（1997）、《史前考古论集》（1998）、《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2000）和《长江文明的曙光》（2004）等。 李伯谦先生自1961年以来，一直在北大讲授中国考古学课程，参与建立完善了中国考古学相关课程的教学体系，培养了30多位硕士、博士研究生。 1993年，获得教育部颁发的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李伯谦先生参加和主持过河南偃师二里头、安阳小屯殷墟、山西曲沃晋侯墓地、江西吴城、湖北盘龙城、青海柳湾等遗址的发掘。 30多年来，围绕教学开展科学研究，李伯谦先生累计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对夏文化、先商文化、西周晋文化、燕文化及中国北方与南方地区的青铜文化进行过深入研究。 出版有专著《中国青铜器文化结构体系研究》，系统勾划出了以夏商周文化为中心的中国青铜文化网络体系，探讨了中国文明起源、发展的进程。 1995年，李伯谦先生提出考古学研究的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广泛应用。 同年出任国家“九五”国家科技攻关重大课题“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首席科学家、专家组副组长。 2000年又参与主持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重大课题“中国文明探源工程：华夏文明的形成及其早期发展研究”项目的工作。 2000年，出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 他们不仅为中国的考古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且如今都已桃李满天下。 北大考古文博学院不但拥有老一辈学者的高山仰止，而且如今中青年教师也已经在各个领域独领风骚或崭露头角。 目前，考古文博学院有教授19人（其中博士生导师16人），副教授12人，讲师9人。 另有客座教授2名，兼职教授2名。 老一辈学者的学术传统在他们身上得到真实的再现。 他们通过教学和科研又在实现着中国考古学学脉的传承。 长期坚持在田野考古第一线的他们，涌现出不少感人事迹。 刘绪、赵化成和王迅等三位教授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他们尽管身体有恙，却始终坚持在考古工地指导学生，不仅保障教学工作的顺利进行，而且也屡有重大考古发现。 刘绪教授自从1985年毕业留校任教以来负责田野考古实习的课程，累计野外工作时间有10多年。 1997年，他主持的北京琉璃河燕国都城考古发掘获国家文物局优秀工地奖；1999年获北京教学成果一等奖。 在2002年“北京大学十佳教师”选举活动中，他以216票高居榜首。 2006年，赵化成教授更获得“中国十大教育英才”的至高荣誉。 在田野考古的日子里，考古文博学院师生跟当地村民也结下了深情厚谊。 2007年暑假期间，学院20余名师生在河北邢台市临城县临城镇补要村发掘。 8月26日深夜，某村民家因电线橡胶燃烧而起火，学院师生在领队王迅教授的率领之下，迅速赶到火场，与村民一起分工提水、运水灭火，并数次冲进火海抢救财产。 经两个多小时将大火扑灭，保全了该村民的大部分财产，参加救火的村民与师生毫无伤亡。 次日，补要村村委会代表全村两千多户村民向考古文博学院考古队赠送一面写有“夜半民宅扑火，村民有口皆碑”的锦旗。 临城县政府领导也前往补要村，对考古文博学院师生表示感谢，并为考古队送来了米面粮油等给养表示慰问。 考古文博学院师生的行为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也得到北京大学的表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