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月地带的文明之光》近期出版，这本书分成首都、南部、中部、海岸、北部、东部等六个部分，非常详尽地呈现了叙利亚各地的文物古迹和历史沿革。搜狐文化特约本书作者朱慧中老师，详细讲述了本书的创作过程和对叙利亚文化的深度理解。
搜狐文化：您在2004年至2005年，赴大马士革大学进修访学，遍访叙利亚重要的历史古迹和山川河流，请分享下您在叙利亚印象最深的一次旅行经历。
朱慧中：当时互联网刚刚兴起，尤其在04年和05年的叙利亚，能接触到互联网的机会非常有限，更别提移动互联网了。
这导致了什么情况？我当年去了很多叙利亚历史古迹，在去之前对这些古迹了解甚少，甚至只看过一两张图片。那时互联网上能找到的信息很少，上网也很不方便，在叙利亚时只能去网吧上网，自己的电脑根本无法上网。
在这种情况下，前期信息闭塞会带来什么结果？我对这些古迹了解得非常少，这对我本人而言会带来极大的神秘感，因为我对它几乎完全不了解，很大程度上激发了我的探索欲。
如果让我谈论印象最深的一次旅行，那么我可能会选择在本书的最后一个章节，即叙利亚的天涯海角艾因迪瓦尔。我之所以选择这里，是因为这个地方距离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最远。
当时我一个人去旅行，这个地方不仅距离首都很远，而且整个地理和人文环境都相当特殊。
从地理环境上讲，艾因迪瓦尔位于叙利亚、伊拉克和土耳其三国交界处，位于底格里斯河的河边。这个地方的主要居民并非阿拉伯人，而是库尔德人。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库尔德人生活在叙利亚疆域内，他们都学习阿拉伯语。虽然他们的母语是库尔德语，我可以使用阿拉伯语和他们进行交流，交流无障碍。
搜狐文化：2011年叙利亚爆发内战期间，您曾经实地考察很多叙利亚文物古迹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请问最惋惜的是哪处古迹？
朱慧中：第一处古迹是我在书中曾经写到的巴尔米拉，这是一座令人非常惋惜的古城。首先巴尔米拉被公认为“叙利亚最雄伟的历史遗址”。 它位于叙利亚旷野或者荒漠的核心地带，由于周边居民较少，地理位置封闭，因此导致古城能够较好地保存。
巴尔米拉城非常漂亮，受到东方文化的影响。例如大马士革有非常雄伟的朱庇特神庙，而巴尔米拉城不再是朱庇特神，而是巴勒神。巴勒神庙更偏东方，能代表中东地区当地的信仰体系，表达的是中东或者近东地区的信仰主义。
我对这个地方非常震撼，整个城市规模庞大，古迹众多。遗憾的是，这个地方曾经两次遭到袭击，在被破坏的时候，巴尔米拉古城留存至今最核心的古迹，被有选择性地进行破坏，无论是大拱门、巴勒神庙还是罗马剧场的一部分都被破坏。
另一处令我惋惜的遗址是阿勒颇古城，它完整地保存了“中世纪”的概念。
阿勒颇古城的完整程度超过叙利亚任何一个城市，包括大马士革。这座城市非常漂亮，包括城墙、城堡、清真寺、市场、客栈、学校、浴室等。遗憾的是阿勒颇曾经是叙利亚的第一大城市，因为爆发了叙利亚政府军和反政府军的拉锯，所以双方各占其中一部分，互相拉锯、攻击，导致大量古建筑受损。
阿勒颇的古建筑有一个特点，即之前有很多市场，这些市场可能在1000年前已经建好，千年以来一直在市场里进行商品买卖，市场功能延续至今，并没有成为纯粹游客去的地方或者旅游目的地。大家一直在这个地方生活，与古迹共存。并不像国内的某些历史古迹，因为已经完全开发成旅游区，所以没有当地人在这边生活。
搜狐文化：叙利亚地处欧亚非三大.陆的交汇点，这就使它的文化同时兼具欧洲、亚洲、非洲的文化特点，请您结合旅行经历谈下对叙利亚文化的理解。
朱慧中：我认为叙利亚文化的特点有以下几点：第一，时间久远。“新月地带”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类文明发源地，从时间上来讲，能够与之媲美的可能仅仅是尼罗河流域古埃及。在我看来，叙利亚文化内部的丰富程度要超过古代埃及。
叙利亚在时间上非常久远，例如大马士革和阿勒颇，它们被认为是人类可以持续居住的最古老城市之一。准确地说，叙利亚的历史非常久远，甚至比中国可以考证的历史更久远。
叙利亚的历史大概有五六千年，我认为这并不夸张。首先它的时间悠久，其次整个叙利亚文化可以分为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希腊罗马时期之前，即亚历山大大帝完成东征后占领了大量地区，这些地方形成了受到希腊文明和文化影响的国家。
这大概是公元前4世纪之前，也就是希腊和罗马文明之前的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这个地方有很多不同的文明，例如靠近地中海的腓尼基文明，以及叙利亚本土的阿拉马文明。我在这本书里也提到过，他们有自己的语言叫做阿拉马语，直到今天叙利亚仍有少量的人能够讲这种古老方言。
我刚才提到的第二个特点是文化分层：第一是希腊罗马时期之前；第二是希腊罗马时期，大约从公元前4世纪一直到阿拉伯人占领叙利亚，持续了大概1000多年的时间。希腊罗马时期是中间阶段，之后是阿拉伯伊斯兰时期。因此，叙利亚文明总体上分为三个明显的层次，这与中华文明有所不同。通常中国的历史文化是从夏商周持续到今天，一脉相承，没有明显的分层。
第三个特点，叙利亚文化是一个民族和宗教的熔炉。叙利亚位于中东核心地带，总体上位于欧亚非三大洲交界。从民族角度来看，历朝历代有大量不同的民族在这里进行融合，宗教也是如此。例如三大一神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在叙利亚留下了很深的印记，尤其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一直到今天，叙利亚还存在非常多基督教不同的教派，伊斯兰教也是如此。各个不同的民族有阿拉伯人、库尔德人，还有德鲁兹人等，它有很多不同的民族以及宗教教派也都不一样。大家生活在这样的文明古国，形成了多姿多彩、互相包容、相得益彰的盛况。
搜狐文化：您在书中谈到大马士革市是您最熟悉的叙利亚城市，这座城市的城门对应着古罗马神，请谈下如何对应以及相关的含义。
朱慧中：大马士革在罗马时期是完全按照罗马人的理念新建的，是一个全新的城市。因为大马士革在罗马时期是一个重要的地域性城市。大约公元一世纪，在建设大马士革城市的时期，罗马人信仰体系中的主神是朱庇特神，这解释了为什么在罗马时期大马士革城市的城门中第一个门是朱庇特门，位于老城偏西北的位置。这个地方在罗马时期新建了一座非常雄伟的朱庇特神庙。
我不仅在大马士革看到过朱庇特神庙，在叙利亚的邻国黎巴嫩也看到过。罗马初期，这里建立的是朱庇特神庙，后来演变成基督教时期的圣约翰大教堂，最后在伊斯兰时期改建成伍麦叶清真大寺。
除了朱庇特神之外，还有几位当时的罗马神，其中太阳神是索尔，农神是萨图恩，战神是玛尔斯，美神是维纳斯。这座城市完全按照罗马时期的宗教理念修建，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罗马时期人们信仰体系。
搜狐文化：您在书中也谈到叙利亚马赛克博物馆的回忆，请您谈论博物馆最打动您的地方是什么？
朱慧中：我在叙利亚曾经看到过很多博物馆，其中有一个名为马赛克博物馆。这个馆位于今天叙利亚北部的伊德利卜省。我对这个博物馆印象较深的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马赛克博物馆建筑非常美，它是一个客栈，本身是艺术品和历史古迹。我们在这本书中也不止一次提到叙利亚客栈，它不仅是大家进行商品交易的地方，同时还为商旅人员提供食宿，这是叙利亚地区具有特色的一种建筑。
第二点是藏品。马赛克博物馆有少量其他主题的展品，例如伊斯兰时期的瓷器、盔甲武器，但是最主要的藏品还是马赛克画。这些展品具有悠久的历史，产地主要来自叙利亚西北部地区，即曾经的拜占庭帝国或者东罗马帝国的范围内。马赛克画主要用于装饰，最主要的是墙和地板的装饰，它反映了叙利亚西北部在拜占庭时期生活在这里的人民的审美以及生活情绪。
马赛克画本身非常生动，描绘了各种人物、动物和几何图案，充满想象并且美观。最后一点打动我的是当地的文物保护人员为了保护博物馆的藏品，将大量沙袋填充在博物馆中，那种保护文物的精神令我感动。"
朱慧中，毕业于北京大学阿拉伯语系，硕士。作者走访过十几个西亚和北非，曾在叙利亚、苏丹、伊拉克等国长期学习和工作，近年来主要从事油田开发管理、原油贸易等工作。
文/袁立聪 审/钱琪瑶
河姆渡文化
河姆渡遗址（Hemudu Site）中国南方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位于余姚市罗江乡河姆渡村东北，面积约4万平方米，1973年开始发掘。 先说一下新时期时代：新石器时代（Neolithic Period）在考古学上是石器时代的最后一个阶段。 以使用磨制石器（见石器）为标志的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 这一名称是英国考古学家卢伯克于1865年首先提出的。 这个时代在地质年代上已进入全新世，继旧石器时代之后，或经过中石器时代的过渡而发展起来，属于石器时代的后期。 年代大约从1万年前开始，结束时间从距今5000多年至2000多年不等。 基本特征和分期一般认为新石器时代有3个基本特征：开始制造和使用磨制石器；发明了陶器；出现了农业和养畜业。 有的学者特别强调农业起源的意义，认为它才是新石器时代的主要特征，或者说是新石器时代革命的主要内容。 世界各地这一时代的发展道路很不相同。 有的地方在农业产生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里没有陶器，因而被称为前陶新石器时代或无陶新石器时代；有的地方在1万多年以前就已出现陶器，却迟迟没有农业的痕迹，甚至磨制石器也很不发达。 所以并不是3个特征齐备才能称新石器时代。 由于各地新石器时代的情况很不一致，所以没有统一的分期标准。 有的地方分早晚两期，有的分早中晚3期。 有的在晚期出现少量铜器但还不会有意识地制造青铜合金时，单独列出一个铜石并用时代，作为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器时代的过渡期；有的则把这个阶段归入新石器时代晚期。 各地的新石器时代西亚、北非和欧洲西亚的新石器时代发展较早，考古研究也较深入。 这里是农业起源最早的地区，以后又最早出现金属器，最早进入文明时代，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西亚最早进入新石器时代的是利凡特（今以色列、巴勒斯坦、黎巴嫩和叙利亚）、安那托利亚（今土耳其）和扎格罗斯山山前地区，即所谓农业起源的新月形地带。 这一地区具有典型的地中海气候，冬季多雨潮湿，夏季炎热干燥，有适于栽培的野生谷物和易于驯养的动物，从旧石器时代到中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已有相当的基础，因而成为最早出现农业和养畜业的地区。 大约在公元前9000～前8000年，便进入原始新石器时期，有了农业和养畜业的萌芽。 公元前8000～前 7000年，先后进入前陶新石器或无陶新石器时期，已种植小麦、大麦、扁豆和豌豆等，开始饲养绵羊和山羊，有的遗址还有猪骨。 这个时期的典型遗址耶利哥遗址，已出现用土坯砌筑的半地穴式房屋，村外有石砌围墙和濠沟，墙内有石砌的镃望塔。 这在世界上同类建筑中是最早的。 大约在公元前7000～前6000年，西亚各地先后进入有陶新石器或发达的新石器时期。 最早的陶器可称为土器，火候极低；稍后有厚胎的素面灰褐陶，最后出现彩陶。 这时农业已有进一步的发展，有的地方已有灌溉农业。 房子一般为多间式、平顶，有的房内有牛头形塑像。 大约在公元前6000～前5000年，这里的一些遗址有了铜器（个别遗址中用冷锻法制造的铜扣针等，可早到前7500年左右），进入铜石并用时代。 西亚的新石器文化在发展中对周围地区产生过明显的影响，一是向北非尼罗河流域传播，一是向欧洲东南部扩展。 尼罗河流域的新石器文化分为3期，从早期开始即为有陶新石器阶段。 北非其他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分为三大系统：撒哈拉新石器文化、地中海新石器文化和卡普萨传统的新石器文化。 在欧洲的希腊本土、克里特岛以至黑海北岸的克里米亚等地存在过前陶新石器文化。 从陶器出现以后，欧洲南部主要有印纹陶文化，而多瑙河流域则为线纹陶文化，这些地区在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后出现了彩陶文化 （见特里波利耶-库库泰尼文化）。 而东欧较北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则流行小窝篦纹陶文化等。 中亚、南亚和东南亚中亚大约在公元前6000～前5000年进入新石器时代，其代表有哲通文化。 该文化分布于土库曼斯坦境内。 石器大多继承当地的中石器时代传统而多细石器，同时也新出现磨制石斧和磨谷器。 已种植小麦和大麦，饲养山羊。 陶器均为手制，胎中多掺草末，除素面外还有一些彩陶。 从总体文化面貌来看明显受到西亚新石器文化的影响。 中亚北部的新石器文化年代较晚，其代表为克尔捷米纳尔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4000年～前2000年，经济以渔猎和采集为主，陶器多饰刻划或戳印纹，彩陶极少。 南亚次大陆较早的新石器文化大约开始于公元前6000年左右，分布在俾路支和印度河流域一带。 居民种植小麦、大麦，饲养绵羊、山羊和牛。 大约到公元前4500年左右才出现陶器，并且很快出现彩陶。 到公元前3500年左右进入铜石并用时代。 在东南亚，印度尼西亚等地有种植薯芋为主的新石器文化，没有发展起真正的农业经济。 北亚和东北亚 日本是世界上陶器出现最早的地区，蒙古和西伯利亚也有个别遗址的陶器年代接近1万年。 但这个地区的磨制石器一直不很发达，农业出现的年代也很晚，与西亚情况正好相反。 这个地区的陶器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筒形罐特别流行，一般为灰褐色，饰刻划纹或压印纹。 在日本，陶器多绳纹，故日本的新石器时代又称绳纹时代。 朝鲜和西伯利亚的陶器则多施篦纹。 朝鲜的新石器文化因受中国东北新石器文化的影响，在公元前4000多年就已发展起旱地农业，种植粟和黍。 蒙古东部地区在公元前3000年～前2000 年也已种黍，并饲养牛羊等家畜。 日本的农业只是在公元前1000年以后，因受大陆的影响，才急速发展起来的。 西伯利亚则一直以渔猎和采集经济为主。 美洲、大洋洲和非洲中南部这些地方的史前考古通常不使用新石器时代这一概念。 但若用旧大陆考古学的标准去衡量，那里也还存在新石器时代文化。 美洲在欧洲殖民者到达以前基本上处于新石器时代，即使已创立高度文明社会的玛雅王国（见玛雅文明），也基本上不使用金属器。 美洲是农业起源的重要地区，那里最先培植玉米，还有豆类和南瓜，印第安人称之为三姊妹。 家畜仅有骆马一种。 大洋洲在殖民者进入以前基本上仍处于狩猎、采集经济阶段，不会制造陶器，所以那里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界线不大明显。 非洲中南部的新石器时代仍多打制石器，种植薯芋，同东南亚的情况有些类似。 中国中国大约在前1万年就已进入新石器时代。 由于地域辽阔，各地自然地理环境很不相同，新石器文化的面貌也有很大区别，大致分为三大经济文化区：①旱地农业经济文化区，包括黄河中下游、辽河和海河流域等地，这里是粟、黍等旱作农业起源地，很早就饲养猪、狗，以后又养牛、羊等。 ②水田农业经济文化区，主要为长江中下游。 岭南地区农业则一直不发达，渔猎采集经济占有较重要的地位，可划为一个亚区。 本区很早就种植水稻，是稻作农业的重要起源地。 早期饲养猪、狗，以后陆续养水牛和羊。 ③狩猎采集经济文化区，包括长城以北的东北大部、内蒙古及新疆和青藏高原等地，面积大约占全国的2／3。 这个区域除个别地方外基本上没有农业，细石器特别发达而很少磨制石器，陶器也不甚发达。 上述除第③区因考古工作不够深入难以分期外，前两区大致可分为4期：早期约当公元前～前7000年，以华南的洞穴遗址和贝丘遗址为主，有少量磨制石器和陶器，农业已有萌芽，个别地点已会养猪。 中期约当公元前 7000～前5000年，华北的磁山文化等已有较发达的旱地农业，种植粟、黍，养猪，并有较发达的磨制石器和陶器；华中的彭头山文化（见彭头山遗址）等已栽植水稻，养猪和水牛等，磨制石器尚不多见 ，陶器则比较发达。 晚期约当公元前5000～前3500年，华北主要是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农业进一步发展，有较大的聚落，如半坡和姜寨等（见半坡文化，姜寨遗址），流行多人二次合葬，发达的彩陶是一大特色。 华中主要是河姆渡文化和大溪文化等。 河姆渡文化有极为丰富的稻谷遗存和骨耜等水田耕作农具，大溪文化中房屋建筑往往用稻壳掺泥抹墙，陶器胎壁内也掺有大量稻壳，表明稻作农业已有很大的发展。 最后一期是铜石并用时代（也可不归入新石器时代），约当前3500～前 2000年。 这时华北主要是山东龙山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华中主要是良渚文化和石家河文化。 这时已普遍出现小件铜器，有了中心聚落和最早的城址，如山东章丘城子崖城址，河南淮阳平粮台城址，湖北天门石家河和湖南澧县城头山的城址等。 房屋建筑中出现分间式大型建筑，开始用白灰和土坯抹地、筑墙。 陶器普遍采用轮制，出现大量的精美玉器，石器中钺、镞等武器明显增加。 墓葬出现两极分化，大墓往往有棺有椁，有丰富、精美的随葬品；小墓则既无葬具，多数也没有任何随葬物品。 良渚文化中甚至出现大规模的人工堆筑的贵族坟山。 这种物质财富的增加和贫富与社会地位的两极分化 ，预示着文明社会行将来临。 遗址有4个相继叠压的文化层，其中第三、四层是长江下游和东南沿海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最早文化层，距今约6000—7000年。 出土文物内容非常丰富，有人工栽培水稻的大量遗物，带榫卵的木构建筑构件，以及数以千计的陶器、骨器，上刻有比较精细的装饰花纹。 遗址中发现的榫卯，是中国现已发现的古代木构建筑中最早的榫卯。 在动物遗骨中，有人工饲养的猪、狗、水牛骨骸，其中猪骨的数量最多。 人工栽培的水稻遗物，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农作物。 以往的国际文献认为，印度是亚洲水稻的原产地。 但印度最早的稻谷发现于中部的卢塔尔，经C14测定，它的时代为公元前1700年，比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水稻晚3000年。 最令人感兴趣的是骨哨，现在还能吹出动听的音响。 河姆渡遗址大量文物的发现，证明早在6000—7000年以前，长江下游已经有了比较进步的原始文化，它和黄河流域一样，都是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发祥地。 河姆渡文化中国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因在浙江省余姚县的河姆渡遗址首先发现，故于1976年命名。 主要分布在杭州湾南岸的宁（波）绍（兴）平原，并越海东达舟山岛。 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约为公元前5000～前3300年。 河姆渡文化的发现与确立，扩大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领域，说明在长江流域同样存在着灿烂和古老的新石器文化。 该文化目前唯一经过较大规模发掘的是河姆渡遗址，在1973～1974年和1977～1978年，由浙江省文管会、浙江省博物馆主持，进行了两期发掘。 1982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此外，在浙江鄞县辰蛟，宁波八字桥，舟山白泉、大巨等地，都发现有河姆渡文化的晚期遗存。 文化特征陶器主要是夹炭黑陶和夹砂红陶、红灰陶。 除素面陶外，盛行在釜类腹底交错拍印绳纹，陶器的宽边口沿上常刻划平行条纹、波浪、圆圈、叶形、谷穗状等几何图样，偶见白地深褐色纹的彩陶。 以平底器和圜底器为大宗。 代表性器物有釜、罐、带把钵、宽沿浅盘、垂囊式□、支脚等。 与支脚配合使用的陶釜，始终是河姆渡文化的主要炊器。 骨制生产工具丰富，尤其在早期，骨器数量远超过石、木、陶质各种工具的总和，就目前所知，为中国新石器文化中所独有。 木器较精巧多样。 梯形不对称刃石斧、拱背厚体石锛、骨耜、斜铤骨镞、管状骨针、骨哨、木矛、木刀等，都是具有特色的器物。 大批榫卯木构件及干栏式建筑的遗迹，显示了河姆渡文化的住房特点。 分期和年代河姆渡遗址的第4、3层和第2、1层,分别代表河姆渡文化的早、晚两期。 ①早期：约前5000～前4000年。 陶系简单，夹炭黑陶占绝对优势。 除磨平素面外，绳纹较多，刻划的几何图案花纹和动植物图案突出。 主要器形有敛口或敞口肩脊釜、直口筒式釜、颈部双耳大口罐、宽沿浅盘、斜腹盆、环形单把钵、大圈足豆、盆形甑、块状体支脚等。 石器种类少，一般磨制不精，斧、锛较厚硕，主要石器工具中未见穿孔者。 ②晚期：约前4000～前3300 年。 夹砂红陶、红灰陶数量最多。 前段的泥质红陶外壁红内壁黑，常施红陶衣；后段的泥质红陶表里色泽一致,很少施陶衣。 沿用绳纹,出现镂孔纹饰。 新出现鼎、落地式把两足异形□、垂囊式□。 其他主要器形还有敞口鸡冠耳釜、敞口扁腹釜、牛鼻耳罐、折沿罐、镂孔豆、空腹倾斜体支脚。 石器多通体磨光，出现了扁平长条石锛，穿孔石斧、长方形双孔石刀和石纺轮。 农业和家畜饲养河姆渡第 4层较大面积范围内，普遍发现稻谷遗存，有的地方稻谷、稻壳、茎叶等交互混杂,形成 0.2～0.5米厚的堆积层,最厚处超过1米。 稻类遗存数量之多,保存之完好,都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史上罕见的。 经鉴定，主要属于栽培稻籼亚种晚稻型水稻。 它与马家浜文化桐乡罗家角遗址出土的稻谷，年代都在前5000年，是迄今中国最早的两例稻谷实物，也是世界上目前最古老的人工栽培稻。 这对于探讨中国水稻栽培的起源及其在世界稻作农业史上的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 河姆渡文化代表性的农具有骨耜，仅河姆渡一处就出土上百件。 采用鹿、水牛的肩胛骨加工制成，肩臼处一般穿凿横銎，骨质较薄者则无銎而将肩臼部分修磨成半月形，在耜冠正面中部刻挖竖槽并在其两侧各凿一孔。 还发现了安装在骨耜上的木柄,下端嵌入槽内,横銎里穿绕多圈藤条以缚紧，顶端作成丁字形或透雕三角形捉手孔。 此外，还有很少的木耜、穿孔石斧，双孔石刀和长近1米的舂米木杵等。 家畜主要有猪、狗。 破碎的猪骨和牙齿到处可见，并发现体态肥胖的陶猪和方口陶钵上刻的猪纹。 有一件陶盆上刻划着稻穗猪纹图像，大体是家畜饲养依附于农业的一种反映。 此外，还出土较多的水牛骨头，可能牛也已被驯养。 渔猎河姆渡出土大量野生动物遗骨，计有哺乳类、鸟类、爬行类、鱼类和软体动物共40多种。 绝大多数是梅花鹿、水鹿、四不象（麋鹿）、麂、獐等鹿科动物，仅鹿角即有 400多件。 鸟、鱼、龟、鳖遗骨数量也不少。 还发现有极少的亚洲象、苏门犀、红面猴等温热地带动物的遗骸。 骨镞达千余件之多，以铤部不对称的长锋或短锋斜铤镞较富特色，另有窄长锋柳叶形镞、钝尖或锐尖的锥形带铤镞等形制。 未见网坠之类渔具，而存在大量鱼骨，有些骨镞当兼用于射鱼。 其他渔猎工具还有木矛、骨鱼镖等。 柄叶连体木桨的发现，说明已有舟楫之便，除用于交通外，可能也在渔捞活动中乘用。 利用禽类骨管雕孔制成的骨哨，既是一种乐器，狩猎时也可吹音用以诱捕动物。 原始手工业陶器以夹炭黑陶最富特点。 尤其在早期，无论炊器和饮食容器,都属这种陶质。 胎泥纯净,含铁量仅为1.5%左右。 以大量的稻壳及稻的茎、叶碎末为羼和料。 工艺技术上比较原始，器物均为手制，不甚规整；据测试，烧成温度为800～900℃，在缺氧的还原焰中烧制而成。 胎质比较粗厚疏松，重量较轻，吸水性强。 晚期阶段，基本上仍用手制，但有的经慢轮修整。 出现了三足器、袋足器等较复杂的器形，有的陶器烧成温度提高到1000℃左右。 关于编结纺织，在河姆渡发现有芦苇席残片，采用二经二纬的编织法。 质轻的木纺轮，连同大小轻重不一的陶、石纺轮。 可供抽纱捻线之用。 还发现了据认为可能属于原始腰机部件的木质打纬刀、梳理经纱的长条木齿状器、两端削有缺口的卷布轴等。 河姆渡文化的骨器制作比较发达，有耜、镞、鱼镖、哨、锥、针、管状针、匕、有柄匕、梭形器、锯形器、凿、匙等各种器物，广泛使用于生产和生活领域。 有笄、管、坠、珠等装饰品。 还有蝶形器（原料有木、石、骨、象牙4种)、靴形器等暂不明用途的器物。 磨制普遍精细，少数有柄骨匕、骨笄上，雕刻图案花纹或双头连体鸟纹，堪称精美的实用工艺品。 另有20余件象牙制品，其中刻有双鸟朝阳图像的蝶形器、凤鸟形匕状器、雕刻编织纹和似蚕纹的小盅等，显示了当时的精湛技艺。 凤鸟形象牙匕状器木作工艺十分突出。 除木耜、小铲、杵、矛、桨、槌、纺轮、木刀等工具外，还发现了不少安装骨耜、石斧、石锛等工具的把柄。 用分叉的树枝和鹿角加工成的曲尺形器柄，叉头下部砍削出榫状的捆扎面，石斧当是捆绑在左侧，石锛则捆扎在前侧。 河姆渡遗址出土的许多建筑木构件上凿卯带榫，尤其是发明使用了燕尾榫、带销钉孔的榫和企口板，标志着当时木作技术的突出成就。 在河姆渡第3层出土一件瓜棱状敛口圈足木碗,外表有薄层的朱红色涂料，剥落较甚，微显光泽，经鉴定是生漆，这是中国迄今最早的漆器。 房屋和水井河姆渡文化盛行一种栽桩架板高于地面的干栏式建筑。 在河姆渡遗址各文化层，都发现了与这种建筑遗迹有关的圆桩、方桩、板桩、梁、柱、木板等木构件，共达数千件。 第4层的一座干栏式长屋,桩木和相紧靠的长圆木残存220余根,较规则地排列成4行,互相平行，作西北—东南走向。 现存最长一行桩木长23米，由西南到东北的第 1、2、3行之间的距离大体相等，合计宽约7米，推知室内面积在160平方米以上。 第3、4行的间距1.3米,这是设在面向东北一边的前廊过道。 建筑遗迹范围内，出土有芦席残片，许多陶片以及人们食后丢弃的大量植物皮壳、动物碎骨等。 这座大型干栏式建筑当属公共住宅，室内很可能隔成若干小房间。 干栏式建筑是中国长江以南地区新石器时代以来的重要建筑形式之一，目前以河姆渡发现的为最早。 除干栏式建筑外，早期稍后，还出现一种立柱式地面建筑，在柱洞底部垫放木板作为基础，有的则是填塞红烧土块、粘土和碎陶片等，填实加固形成臼状柱础，中间立木柱。 榫卯木构件和企口板在河姆渡遗址第 2层发现一眼木构浅水井遗迹。 这是中国目前所知最早的水井遗迹，也是迄今发现的采用竖井支护结构的最古老遗存。 水井位于一处浅圆坑内，井口方形,边长约2 米，井深约1.35米。 井内紧靠四壁栽立几十根排桩，内侧用一个榫卯套接而成的水平方框支顶，以防倾倒。 排桩上端平放长圆木，构成井口的框架。 水井外围是一圈直径约6米呈圆形分布的28根栅栏桩,另在井内发现有平面略呈辐射状的小长圆木和苇席残片等，可见井上还当盖有井亭。 墓葬在河姆渡第4层的居住区,发现以陶釜、陶罐为葬具的婴儿瓮棺葬2座。 第1至3层有20多座墓,均不见墓坑和葬具,仅有1座以木板垫底。 成人和婴儿多为单人葬。 有3座是两人合葬墓，其中1座是两个儿童。 第2和3层内的墓流行单人侧身屈肢葬,个别的是俯身葬,头向东或东北,大多数无随葬品。 第1层内的墓流行单人仰身直肢葬，也有个别仰身屈肢葬，头向不一，以西北的居多，普遍有随葬品但并不丰富，最多的两座墓各有6件,一般放置釜、豆，少见生产工具。 总的看，不同时期的葬式、头向和随葬品是有所变化的。 居民种属见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的体质特征。 与其他文化的关系以河姆渡遗址第 4层为代表的河姆渡文化早期遗存,与以罗家角遗址第4层为代表的马家浜文化罗家角类型，年代相当，陶器中的六角形口沿的盘盆类和弧敛口双耳钵等形制接近，表明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 河姆渡文化晚期的前、后阶段，分别与马家浜文化马家浜类型和崧泽文化（见崧泽遗址大体同时。 马家浜类型发达的素面腰沿釜（或称宽檐釜），在河姆渡文化晚期前一阶段偶有所见,反之,河姆渡文化晚期数量虽少但富有特征的垂囊式□，在马家浜类型中也有个别发现。 河姆渡文化晚期后一阶段，长条石锛、突棱镂孔豆、花瓣形圈足、凿形鼎足等，均与崧泽文化的风格相同。 河姆渡文化晚期可能受到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的强烈影响。 也有人认为，河姆渡遗址第4层、第3层是新发现的河姆渡文化，第2层、第1层则应分属于马家浜文化马家浜类型和崧泽类型（或单独命名为崧泽文化），并进而提出由河姆渡文化发展为马家浜文化的意见。 河姆渡文化的早、晚期衔接关系及发展去向，有待于在发现更多的材料的基础上进行深入分析；对其晚期遗存的性质和归属，需再作进一步的研讨。 参考书目:浙江省文管会、浙江省博物馆：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1期。 牟永抗：试论河姆渡文化，《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
西方古典文化的传承
古罗马帝国后期，古典文化传统开始走向式微。 随着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教会为了在精神和文化领域获得唯我独尊的地位，便加紧了对古典文化的破坏和毁灭过程。 由于古典文化被教会斥为异教之物，所以许多古典建筑和艺术品遭到破坏，大学和图书馆被关闭，古典作家的著作成为禁书。 当时的一位大主教洋洋得意地宣称：“古代作家的书已经在地球上销声匿迹了，西塞罗、苏格拉底和荷马（更不必说那些被基督教徒恨之入骨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都被扔在顶楼和地窖里被忘却。 ”从此，古典文化也就逐渐被以神学和道统为主的基督教文化所取代，并随之而坠入黑暗的深渊。 但是，在基督教文化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作为古代人类智慧之结晶的古典文化不会也不可能完全丧失。 那么，它在日后的历史中是如何传承的呢？ 8-10世纪，古典文化开始在东方的阿拉伯帝国和西方的加罗林王朝同时复苏。 查理大帝在位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力图实现教育和文化的复兴。 为此，他延聘欧洲各地著名学者加入这一行动，并多次颁布诏令，要求全国各教区和修道院设立学校。 同时，与之相关联的书籍抄写和图书馆也随之兴起，一批拉丁古典书籍得以抢救和复制，如西塞罗、恺撒、维吉尔、塔西佗、李维、卢克莱修、贺拉西、奥维德等古典作家的著作。 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大部分拉丁古典作家的典籍都是依据这一时期的复制本印制而来的。 也正是在抄写、复制古典拉丁著作的过程中，修道士们与古典文化建立起了某种联系。 有些教士甚至因迷恋于古典拉丁作家的著作而不能自拔。 “加洛林文化复兴”虽然并没有出现令人赞叹的学术创新，但它对于古典拉丁文化的传承却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不过，随着维金人的南下，这一复兴运动也告中断。 如果说，加罗林王朝在拉丁基督教世界主要致力于拉丁古典文化的复苏，那么阿拉伯帝国则着重致力于古典希腊文化的学习年的和研究。 在约750-850的100年里，自阿拉伯人掀起了规模宏大的翻译运动，史称“百年翻译运动”。 这是阿拉伯帝国全盛时代的大规模文化建设活动的组成部分之一。 在这次翻译运动中，阿拉伯人不仅翻译了大量古代波斯和印度的典籍，而且还翻译了大量古希腊人的著作。 众所周知，在希腊化时代，希腊人曾将希腊文化的种子播撒于西亚、北非的广大地区。 直到阿拉伯人征服这些地区之时，许多传播希腊文化的城市仍然存在，其中著名的有波斯的军迪沙浦尔、伊拉克的哈兰、叙利亚的埃德萨和安条克、埃及的亚历山大城等。 在这场翻译运动中，精通希腊文化的聂斯托里派基督徒成为其中的中坚力量。 尤其是，帝国的统治者成了这场翻译运动的倡导者和有力的支持者，如曼苏尔、拉希德、麦蒙。 尤其是麦蒙，不仅他本人醉心于古希腊哲学，每当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被翻译成阿拉伯文后，他总是先睹为快，而且为了将学术研究和翻译运动纳入正规，他还于830年在巴格达图书馆的基础上修建了著名的“智慧馆”。 这是一个集图书馆、研究院和翻译中心于一体的综合学术机构。 同时，麦蒙还派人到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等地去搜求古希腊典籍。 于是，从各地运来的古籍不断充实到智慧馆。 这样，在麦蒙的主持下，数百名学者和翻译家进行了大规模的有组织、有计划的翻译活动，从而使“百年翻译运动”步入了鼎盛阶段。 在这场翻译运动中，几乎所有重要的古希腊科学家和哲学家的著作都被翻译成阿拉伯文。 这不仅有力地促进了阿拉伯科学和哲学的发展，而且还对古希腊文化的传承起了巨大的作用。 在对古典文化的保存和传承方面，与大致同时代的“加洛林文化复兴”的成就相比，阿拉伯人的“百年翻译运动”所取得的成就更为辉煌，影响也更为深远。 自11世纪开始，历经劫难的拉丁西方人终于走出了“黑暗时代”，步入复兴和扩张之路。 在扩张过程中，他们重新回到了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地中海世界，并与阿拉伯、拜占庭帝国等展开了富有成效的文化交流活动。 正是在西班牙、西西里和西亚等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前哨，拉丁西方人重又接触到久违的古典希腊文化。 于世从11纪末到13世纪末，一场历时长久、规模宏大的“翻译运动”在拉丁基督教世界如火如荼地展开。 在这次翻译运动中，通过阿拉伯文、希伯来文和希腊文而翻译成拉丁文等西方文字的古希腊典籍达200多部。 而参与翻译运动的翻译家则多多达90多位，其中，有的在其一生中翻译作品达80余部。 可以说，在这场大规模的翻译运动中，几乎所有古希腊的科学和哲学著作都被译为拉丁文等西方文字。 这不仅导致了各门学科在拉丁基督教世界的迅速复兴，而且古希腊文化中的自由和理性精神也得以复活，从而导致普遍的理性在中世纪拉丁基督教世界的确立。 与此同时，罗马法复兴的浪潮也从意大利蔓延到了法国、德意志、西班牙等欧洲大陆各国，罗马式建筑艺术也在拉丁基督教世界走向兴盛。 无怪乎现代西方许多学者将世纪称为“文化复兴”的世纪了。 可以说，这是西方世界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古典文化复兴的浪潮。 文艺复兴时代是西方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时期。 在该时期，新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复兴古典文化的旗帜下，展开了对中世纪基督教会和神学的批判。 于是，一股强劲的古典文化复兴的浪潮再次蔓延西方世界。 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者对古典文化的崇拜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他们以特殊的热情学习古希腊语，并积极投入到搜集、挖掘、整理和重新翻译古希腊原文典籍的运动中。 他们在寺院和教堂图书馆里，耐心细致并满怀希望地从积满厚厚灰尘的故纸堆中寻找他们所需要的东西。 结果，他们在这些被人遗忘的角落里取得了重大收获，发现了一些古典著作的珍本甚至孤本。 这些珍本大都已腐朽、脱落。 他们小心翼翼地修复这些“被野蛮的狱卒囚禁的文雅犯人”。 不甘寂寞的美第奇家族和教皇也加入了这一行列。 科西莫将巨资投入到古希腊典籍的搜集之中。 教皇尼古拉五世还是教士时便因购买古典书籍而破产，做了教皇后依然故我。 他自己曾毫不掩饰地说：“假我以资材，当成就两桩事业，即书籍与建筑，及后为教皇，两者都付诸实施。 ”直到去世时，他仍欠有债务。 但是，他却将800册古希腊手稿留给了世人。 许多人文主义者到希腊做学术旅行，当他们带着数以百计的古希腊典籍回到当意大利时，人们就像迎接凯旋而归的将军一样欢迎他们。 而许多人文主义者则因购买古典稿本而负债累累。 在1453年，当君士坦丁堡在土耳其人的围攻下陷落时，许多拜占庭学者带着抢救出来的古希腊手稿流亡到意大利。 他们在各地教授希腊语，从而为古典文化在西方的复兴增添了一股活力。 正是由于人文主义者的努力，古希腊典籍才得以传世。 而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古希腊著作，大部分就是在这一时期搜集、整理出来的。 同时，拉丁古典文化也对人文主义的文化艺术风格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该时期，“人本主义史学家则把一切思想和一切叙述翻译成装扮成西塞罗体的拉丁文，至少是黄金时代的拉丁文”。 与这种文学上的西塞罗主义相伴行的则是艺术领域内维特鲁威建筑艺术的复活以及古物搜求和收藏之风的盛行。 人文主义者千方百计地探寻古典艺术品，而古罗马城则成为了这一运动的中心。 至文艺复兴时代末期，罗马已聚集了无数的古物，其中大多是古罗马人的作品，但也有少数古希腊后期的原作。 正是这些作品成为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家进行创作的源泉。 中世纪盛期的文艺复兴是一次有限的古典文化的复兴。 基督教徒翻译与研究的只是古希腊哲学和科学著作，而且他们是在信仰至上的前提下，按照那个时代的思维方式去解读古典文化的。 而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者则完全冲破了这一局限，将探寻的目光投向了古典科学、哲学、文学和艺术等各个领域。 他们立足于人文主义的新视角，重新审视和解读古典文化的真义，并站在时代的高度，对之进行了新的阐释。 正是在古典文化的启发下，他们奏响了响亮的“人的颂歌”，而在这片颂歌声中，中世纪的幽灵退到了黑暗的角落里。 实际上，古典文化复兴的浪潮并没有随着文艺复兴时代的结束而终结。 在18世纪，启蒙运动的兴起导致了古典文化的继续复兴。 在该世纪，古物搜求之风不仅有增无减，而且还从罗马扩散到了意大利和欧洲的其他城市。 于是，英、法、德等国家则代替罗马成为了这一运动的新的中心。 这些国家的人们蜂拥到威尼斯、神秘的庞贝古城和希腊本土、小亚细亚去凭吊、猎奇、探宝。 尤其是在德国，一些艺术家还在理性的旗帜下掀起了一场“复古”运动，他们反对罗可可艺术的那种过分注重豪华和享受而缺乏思想的艺术风格，主张回到古典主义去，从而导致了一个新的艺术流派新古典主义的出现。 该流派曾盛行于德国与法国，并在绘画和建筑、雕刻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温克尔曼便是这场运动的积极倡导者。 新古典主义的艺术家注重从古典艺术中获取养分，所以每当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时，他们便从古典文化和艺术中寻求答案。 如法国的新古典主义艺术大师达维德曾谈到，他鼓励学生去创作伟大题材的诀窍是：“快去翻翻普鲁塔克的书。 ”同时，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在高举理性的大旗对传统的基督教神学进行批判时，古典文化再次成为他们赖以获取思想素材的宝库。 所以，古典文化还成为理性主义运动的导师。 19世纪以后，伴随着考古学的出现和发展，古典文化的神秘面纱逐渐被揭开，从而导致古典文化更大规模的复现。 在这一世纪，考古学的篝火在意大利、希腊本土、小亚细亚等地陆续点燃，著名的罗马城、庞贝古城、雅典卫城、奥林匹亚城、克里特和迈锡尼文明等遗址纷纷被发现和挖掘出来，一些古典文物和书籍也时有发现。 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以至今天。 这样，古典文化逐渐显露出它的全貌。 同时，在西方各国，古典学也作为一门学科而逐渐得以确立。
四大文明古国中谁的历史文化起源最早
人族首次接触文明，算是由龙的传人启动。 华夏对文明的定义与别人是不同的，当文明获取了自主权，且人成了全意义的人之时，这样的文明才被华夏定义成真正文明。 进化等级的碾压，人系文明作为天系文明的附属期，也就是羔羊文明，并不列入华夏文明历史的认定。 之所以西东的人神定义，持的是羔羊论，中土的是神为先祖论，这就是源自于古文明不同的演变。 ………华夏(中土)在上五千年时，就获取了独立自主权。 华夏先祖级的奋斗，使整个人族在五千年时，在法理上都获取了自主权，所以说西与东获取这权力比中土晚了五千年，至于大鹏吃了一国的人，那需要时间改变。 ………中华时代(五千年到4100左右)，华夏先祖级，在中土华阳代领全人族的户籍名份，而天系(龙凤麒麟)是借华夏人族而完成的进化升级。 谁的历史文化起源最早，实际上是不用去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