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一家在海外大杀四方的中国公司传音，突然遭到了美国科技巨头高通的起诉。高通要求传音缴纳近百亿的专利费，否则将面临全球禁售的惩罚！
手机公司被追缴专利费，并不稀奇，毕竟高通是全球无线通讯技术的巨头，手握几万项专利，只要你生产手机，就绕不开高通。
但传音被告的时间点实在有点奇怪，要知道，传音已生产了18年的手机，出货量超10亿部。为什么之前的18年高通不起诉，非要等到今天才起诉？难道这又是一起养肥了再杀的闹剧？
近几年，传音发展的势头有点猛，赚了很多钱，一边给员工加薪，一边给股东分红，成功引起了美国的注意。
比如，去年全球手机需求下降，各大手机品牌的销量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
传音却实现了逆市增长，营收增长了33%，利润翻番，惊艳了一众同行。更可怕的是传音的毛利率，高达25%，仅次于iPhone的30%，远高于小米的10%。
看完这些数据，估计美国人有点懵：打压了中国制造这么多年，为什么中国手机非但没垮，反而越来越强——不仅华为还在，又冒出个传音来！
每当提起传音，我们第一时间能联想到的关键词应该是“非洲之王”。5年前，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中国品牌，以年销百亿的规模称霸非洲，占据了当地40%的市场。
刚开始，美国人没把传音当回事。毕竟，整个非洲加起来，一年卖出的iPhone不及中国的一个省多，没必要花心思经营非洲市场。
2019年，上市后，传音终于冲出了非洲，先是进入印度、东南亚，然后进入拉美，深耕穷国市场，逐渐摸索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短短5年，传音的销售额成长了6倍，不仅成为巴基斯坦、孟加拉排名第一的手机品牌，世界排名也首次进入前五。
在美国企业懒得投入的穷国市场，只有中国企业愿意倾听当地消费者的需求，为他们定制用得起的产品。
即便这样，美国媒体还要丑化我们说：中国企业愿意为穷国设计手机的原因是国内 太卷 了，挣不到钱，以至于连穷人口袋里仅剩的一点钱也要搜刮，运回国内。
等到传音在非洲、东南亚、拉美、南亚等市场取得了成功，年入600亿后，美国人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些穷国有这么多油水！不能让中国企业独享，要让他们给我们交“保护费”！
于是，一连串针对传音的打击开始了。
首先是今年5月，非洲受邀访问美国。拜登用最高规格接待了这位穷国总统，并拉着他的手说：准备在肯尼亚投资几家芯片工厂，共享高科技发展的红利。
肯尼亚总统激动得泪流满面，回国后的第一件事就下令追查传音手机的偷税问题，声称传音逃了30亿的税款。
然后，高通在欧洲、印度、拉美同时起诉传音，讨要专利费。传音积极寻求与高通和解，但高通的价码实在太高了，
要求传音支付的专利费是行业平均标准的4倍！
传音据理力争表示：不应当按照发达国家的标准收取专利费，应该根据当地市场的实际情况，双方商议出一个合理的价格。
高通傲慢地拒绝了这个提议，回应：“那就法庭见吧！”
不仅如此，高通还串联飞利浦、诺基亚、爱立信等欧洲通信企业一起
飞利浦积极响应，已发起诉讼。诺基亚和爱立信也派人到传音总部协商，索要每部手机2.5美元的专利费。
传音卖了18年手机，没有专利费的问题。刚刚做大就被几家通信巨头同时盯上，会不会有点太巧了？要说这背后没人策划、指挥，鬼都不信。
传音的遭遇并不是孤例。过去的很多年，微软一直在中国纵容盗版windows系统的使用。有些股东不理解，便问微软高层：为何不起诉使用盗版系统的人？
微软的答复是先给中国人免费用，等他们对windows产生了依赖，离不开时，再收取版权费。
传音也是一样的，高通先不收专利费，毕竟他们也没在非洲赚到过专利费。等到传音做大了，有钱了，便来分一杯羹，坐享其成。
这就是商业霸权。高通没生产过一部手机，但它制定了手机的标准，所以全球每卖出一部手机，他就能抽取一部手机的专利费，全球所有手机厂都在为它打工。
可这套美国人制定的游戏规则，一旦被我们学会，他们又不想承认了。比如，华为在5G专利上取得了优势地位，逼得高通要向华为支付专利费。
急得特朗普抓耳挠腮，竟然说“华为窃取了美国的5G技术”。
倒是高通的人挺诚实，辟谣说：“华为不可能窃取我们的技术，因为美国压根没有5G技术。没有的东西怎么偷？”狠狠地打了特朗普一巴掌。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特朗普归来的概率越来越大，未来几年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处境会越来越难，类似传音这种“养肥了再杀”的事情会越来越多。
但要记住：越难越不要放弃，越难越要加强对技术的投入，一旦我们的技术强大到超越美国人的水平，他们就会乖乖地坐回谈判桌前。
只要我们有实力，美国人才会跟我们讲道理。否则，任何让步都是美国人的“恩赐”，他们随时可以反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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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班人马，同一个套路，资本骗局的那些事儿
这是一个师傅、两个高人、三个徒弟联合主演的诈骗版“华尔街之狼”，自曝家丑又给这部剧添加了“无间道”情节；这是神州三巨头与瑞幸三剑客在追逐资本过程中与时间赛跑的江湖往事。
认真看完本文，你脑海中关于瑞幸的所有谜团和中国的资本套路全部解开。
2004年的北京，有三个雄心勃勃而又倍感苦闷的人：现瑞幸的三位董事陆正耀、刘二海和钱治亚。
陆正耀创业已经有11年，却没有闯出什么名堂。 他做通讯代理赚了点小钱，但也仅此而已，公司没有前景，他也没有自己的品牌。 当年自己辞掉公务员“金饭碗”、“挪用”办婚礼的钱来创业，立志做一番事业，眼下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境地，离自己的初心太遥远。
刘二海刚在山东参加完一个创投论坛，一位大佬说：风险投资这行没什么积累，我们公司新来几个年轻人已经投了好几个项目了。 刘二海虎躯一震；我从实业转向金融、加入联想投资（君联资本的前身）已经一年了，一个项目都没投。
钱治亚放弃武汉的副总职位，北上京城。 但是顺风顺水的她，在北京整整一年找不到工作。 她只是个二本学历，又没有家庭背景，空有一身抱负的她陷入迷茫：难道要打道回府？
此时三人互不相识
2005年，陆正耀卖掉通讯公司，用自己的500万美元，模仿美国AAA创立了UAA（华夏联合 汽车 俱乐部），做车辆保险代理。 自此，三个人的命运开始交织在一起。
2005年，在神秘人物引荐下，钱治亚入职华夏联合 汽车 俱乐部，担任总裁助理，做一些端茶倒水打字的杂活。 但由于一直近距离接触一把手，钱治亚 的见识不断增长，开始掌管公司运营，逐渐成为陆正耀最得力的干将。
“ 关键是与时间赛跑，尽快把规模做出来 。 如果将市场份额做的很大，其他市场竞争者要想进入，也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这是陆正耀的想法。 UAA便选择了选择了低价策略， UAA的车险报价比一般4S店便宜100—200元 。 很快积累了150万会员。
陆正耀没有想到的是，有人盯上了UAA。 刘二海专门对UAA做了一次暗访，在北京南二环一家破宾馆找到了UAA的一个业务部门，调研完之后他对UAA的商业模式很有信心，坚持认为：UAA可以成为 汽车 服务行业的领军企业。
刘二海就去望京总部主动拜访了陆正耀，贵客造访也让陆正耀懵了一下，他不太敢相信创办没多久就有人上门投资，一度认为是骗子。
两人的大学专业都是通信自动化，都从事过通信行业，一来二去熟了后，两人越谈越投机，商业理念也一致 ：尽快做出规模是创业关键 。 刘二海，就成为陆正耀认识的第一位资本界朋友。
擅长资本运作的刘二海，遇到了擅长企业运作的陆正耀，可谓一遇风云便化龙，二人开始了双剑合璧。 2006年，刘二海给UAA投了 800万美元 ，在当时，这不是一个小数目。
从这个时候起， 低价、扩张、融资 ，三位一体的策略组合，在他们三人的心里砸下了根，以后不断复制，包括瑞幸。
但是，造化弄人，规模刚开始扩张，保监会的一纸规定，让UAA的保代业务直接完蛋。
钱治亚在哭，陆正耀在痛哭，刘二海在嚎啕大哭！
三位主角经历了悲喜起落，似乎要以悲剧收场。 但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必先……”、“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UAA积累的200万会员是他们的最大财富，转型还得围绕车来展开。 为了挽回损失，陆刘二人天天见面，商量继续干什么好，修车、洗车、雨刷器经常出现在他们的讨论中。 最终二人决定进军租车领域。
2007年9月，神州租车成立。 刘二海注资2200万美元，陆正耀任CEO，钱治亚任COO。 刘二海负责打钱，陆正耀负责管理，钱治亚负责经营，分工明确、各司其职。
三人意气风发，从一开始，就立志做一个全国性的企业。 当年10月，就宣布要在全国11家城市同步开业，到08年7月就覆盖了30个城市。
但是，又是造化弄人， 金融危机爆发了 ，融资困难，才铺了几百辆车，钱就见底了，公司连工资都发不出来。陆正耀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难不成又要付诸东流、从头再来？
他天天跟刘二海哭穷：没钱没法干活，钱不够用，兄弟赶紧来凑。 这个时候的神州租车，是死是活，全看刘二海了。
危难之际，刘二海再次出手，联想投资对神州租车进行了一次追加投资。 神州租车起死回生，还投放了1000辆车，规模冲到全国第二。
2010年8月， 联想投资再投12亿元 。 利用这笔巨资，神州租车宣布三个月内将车队扩充到1万辆，五年内达到10万辆，并发起疯狂的价格战和广告营销，以30-50%的降价幅度抢占市场，震惊同行，陆正耀的“租车狂人”“价格屠夫”称号不胫而走。
有钱就降价，赔钱我也干；广告铺天盖地，花钱如流水。 富贵险中求，陆正耀的“七伤拳”打法，使得神州的市场份额不断上升，但现金流捉襟见肘，随时都有墙倒众人推的风险。
当时， 神州租车的负债率达到90% ，岌岌可危。 陆正耀甚至卖了自己的几套房来填补窟窿，但杯水车薪。
陆正耀慌了，赶紧去找刘二海。 二人一合计，感觉要完了，但还是决定赌一把——上市。 2012年1月，被称为“神州第一股”的神州租车， 决定赴美上市 。
但是，陆正耀挑错了时机。
2010年中资企业为了赴美上市不惜财务造假的行为，深深打击了中资企业的信用。 直到2012年，美国证监会还在指控普大煤业、开元 汽车 等中概股企业造假，并狙击了迅雷的上市。
2012年4月，神州租车宣布暂停赴美IPO。
时过境迁，当年神州租车为中资企业的造假行为买单，现在则是中资企业为瑞幸的造假买单。 当年深受恶龙之害的少年，一旦闯入龙潭，屠戮恶龙之后，自己却成为新的一条恶龙了。
美国人没上当，神州租车走入绝境 。
事在人为，陆正耀遇到了人生中第二个贵人—— 黎辉 ，担任华平投资的亚太区总裁。 黎辉的老婆就是大名鼎鼎的凤凰卫视主持人 曾子墨 。
陆正耀、刘二海，天天约黎辉吃饭、喝酒、唱歌。 一来二去混熟后，2012年7月， 神州租车拿到了华平投资2亿美元的“救命钱” 。
神州“铁三角”正式形成！
钱一到账，神州租车再次祭出 价格战大旗 ，发起“50元新车大风暴”，展开新一轮的市场攻势。
神州租车前面还是亏损，几轮钱砸下来，不少竞争对手都被打死或打残，只有神州的市场份额芝麻开花节节高。 2014年，神州租车便实现盈利（至少财报是这样写的）。
在联想控股、华平投资的加持下，2014年9月神州租车赴港IPO，最高市值达到466亿港元。
一年后，黎辉所在的华平投资减持了7.09%的股票，套现3.96亿美元，减去2亿的本金， 净赚1.96亿 。 目前仍持有10.11%的股权。
刘二海所在的联想投资 套现2亿美元 ，目前还是神州租车的大股东。
陆正耀有了神州租车这个品牌，大肆收购，展开资本运作，打造自己的商业帝国。
每个人都赚得盆满钵满。 经历过血与火淬炼的男人情谊，再用金钱来见证，正所谓一起扛过枪、一起同过窗、一起分过赃，这样的友谊再牢固不过了。
陆正耀从零起步，到神州租车上市的这8年，钱治亚亲身经历这一切，她见识到资本帮陆正耀攻城拔寨、杀出重围从而一举奠定江湖地位的全过程。 这为她做瑞幸积累了丰富经验。 事实证明， 钱治亚创办瑞幸，基本是模仿神州租车。
回头看陆正耀做神州租车，基本可以说这就是 一场赌局 。 如果不是刘二海的屡次挺身而出和黎辉的江湖救急，负债率90%的神州租车一定是无力回天的，早就破产清算了。
如果这几笔投资没有撑到上市，神州租车就会和戴威的ofo一样，被维权者堵在公司门口，用户连押金都退不出来。
从神州租车的案例中，我们也能看到陆正耀的打法： 价格战+规模扩张+融资烧钱，迅速做大，上市圈钱 。 整个过程，上市是他的唯一目的和唯一救命稻草，不上市便成仁。
做大企业，为什么不拼品质要拼价格呢？因为提升服务品质太慢，投入成本高，而且难以量化，远不如价格战来得短平快。 而价格战又需要资本的配合，资本是逐利的， 被资本绑架的企业已经没有了自主选择权，丧失了慢下来的权利 ，它只能像一头猛兽一样冲到终点，除非中途累死，否则不会停止奔跑。
讽刺的是，上市套现之后，神州租车完成 历史 使命，没有了更进一步提升服务品质的动力。 业绩开始断崖式下滑，2019年营收77亿，但净利润只有3000万，同比下滑90%，只剩下渣了。 而神州租车退押金难、慢、条件苛刻，用户怨声载道。
铁三角无意提升神州租车的品味，无意做出有品牌价值的百年老店， 他们没有情怀，想的就是赚钱、赚钱、再赚钱 ，将目光投向下一个商业模式。
神州租车上市后，陆正耀没有闲下来。 2015年1月，看好网约车行业，创办神州专车，后改名神州优车。
然后将神州租车的历程重演了一遍。 只是这一次，他们没有耐心等待七年再上市。 神州专车从诞生开始，就被不断投喂巨额资金，直接催熟。
短短11个月就完成了三轮融资， 总金额逾110亿元 ，其中华平资本、联想投资是最早的投资者。 A、B两轮共完成8亿美元融资， 创造了国内互联网公司前两轮融资额的最高纪录。
2016年7月，神州优车登陆新三板，估值369亿，在整个新三板排名老二，距离企业成立也就一年半而已。
铁三角已经在股价的最高点套现成功， 然后业绩就开始变脸了 。 2018年营收腰斩，2019年上半年营收继续腰斩，公司市值已经缩水至不足150亿。
到现在，神州优车的市场份额只排在第四位，而且还在不断缩小。 它的专车业务比例正在逐步减小，网贷金融业务正在逐步加大。
业绩下滑，不务正业，神州优车的下跌之路才刚开始 。
神州优车上市时，钱治亚跟随陆正耀已有12年，从打杂到公司二把手，职业发展堪称平步青云，上演了一出现实版的《杜拉拉升职记》。 她将陆正耀的一招一式都记在心里 ，就连陆正耀雷厉风行的业务风格也学到手了。
钱治亚声音柔和，长发披肩，本来知性沉稳，与“女强人”并不沾边。 但经过一番磨练，作风凌厉，治下极严，同事们送她“ 铁娘子 ”称号。 神州优车的高管用两个词形容她：菩萨面庞，雷霆手段。
在做神州优车的过程中，陆正耀挖掘了两名新面孔。
首先是2015年3月担任神州优车的CMO（市场总监）杨飞。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杨飞是刚从局子里出来。 2015年，杨飞因“有偿删帖”被朝阳法院判处一年半的有期徒刑。
但事实证明，陆正耀眼光独到： 杨飞是个营销天才 。 他到处演讲，做直播，将营销天分发挥得淋漓尽致。 他在天猫、淘宝策划的营销案例，多次获得冠军，杨飞所著的《流量池》成为了互联网运营的必读商业书。 他后来成为了瑞幸的CMO。
然后是收益管理负责人刘剑。 刘剑也是神州元老 ，2008年就加入创办仅1年的神州租车，担任车辆管理中心副主任和收益管理负责人，一干就是7年。 2015，调到神州优车担任收益管理负责人，一干又是3年。 默默无闻的刘剑后来成为瑞幸COO。
自此，瑞幸“三剑客”在神州优车正式集齐！陆正耀是他们每个人遇到的共同伯乐。
不得不说，陆正耀的看人眼光真毒。
在这个过程中，刘二海和黎辉也没闲着。 2015年，刘二海创办了自己的 愉悦资本 ；2017年。 黎辉创办了大钲资本 。 这两个投资机构，就是瑞幸的金主。
其中，大钲资本没有任何投资案例，专门为瑞幸准备的。
2017年11月，钱治亚从神州“辞职”，创办瑞幸，担任CEO。 “疯子”杨飞同时辞职，担任CMO。 2018年5月，“老实人”刘剑担任COO。 三星归位，一个草根“女强人”、一个重新做人、一个无名小卒，他们要在资本寒冬逆境突袭，带领瑞幸实现18个月上市的创业神话，打造世界上从公司成立到IPO最快的公司。
三剑客幕前操作，陆正耀、刘二海、黎辉组成的神州三巨头，在幕后给予年轻人支持，要钱给钱，要人给人。 据瑞幸员工透露，连面试地点都是在神州租车办公楼进行的。
说干就干，套路不变： 低价+扩张+烧钱 。
瑞幸咖啡的单杯销售均价为11元，只有星巴克的1/3，实际上就是卖一杯亏一杯。 再加上大量的优惠券、折扣和补贴，瑞幸已经达到了 卖一杯亏两杯 的恐怖节奏。
依靠这种低价策略，瑞幸将对咖啡品质要求不高而对价格敏感的大量中产阶级吸引过来。 这种屌丝经济和长尾效应，是瑞幸规模扩张的基础。
成立仅5个月，瑞幸的店面就达到525家。 2018年新开1500家。 2019年宣布再新开2500家，在2019年5月上市之前，门店总数已经达到2500家。 这个扩张有多夸张呢？
星巴克1999年进入中国，到现在也才3600家，平均每天0.5家， 瑞幸是它的10倍 ；Costa2006年进入中国，到现在也才450家，成立五个月的瑞幸咖啡就赶超了对手10多年的扩张之路。这种速度，令无数同行艳羡和咋舌！
瑞幸敢这么激进，是因为铁三角在后面提供金钱弹药。
2018年7月，A轮融资2亿美元，投资人就是黎辉的大钲资本、刘二海的愉悦资本、“老相识”君联资本（联想投资）、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是大钲资本的LP，出钱给大钲资本）
2018年12月，B轮融资2亿美元，投资人只不过是把A轮的GIC置换成中金资本，其他投资人不变。
中金资本和“神州铁三角”又有什么关系呢？
中金资本总裁丁玮是神州租车独立董事，中金资本的CFO陈良芸是神州租车董秘。
毋庸置疑， 资金方全都是自己人 。
整个过程，就是神州铁三角和瑞幸三剑客组成的神州系自己布的一个局。
到了2019年4月，瑞幸已经18个月了，用金钱攒的泡沫局也够大了，该启动IPO了。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陆正耀玩了一个伎俩。
4月18日，也就是申请IPO的前五天， 星巴克的最大股东贝莱德突击入股 ，投资1.5亿美元。这笔融资相当关键，就是在告诉美国投资者，星巴克的大股东都投我了，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当然，贝莱德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瑞幸上市后，贝莱德全部清仓，赚得盆满钵满。
万事俱备，东风也不缺，2019年5月17日，瑞幸在美国纳斯达克顺利上市。
在瑞幸之前，中资企业上市的最快时间，是空中网的2年2个月，瑞幸则刷新到了一年半！
在上市仪式上， 神州铁三角和瑞幸三剑客全部出席，陆正耀站C位。
在股权比例上，陆正耀和姐姐合计持股42.93%，钱治亚持股19.68%，黎辉的大钲资本持股11.9%、刘二海的愉悦资本持股6.75%。
瑞幸上市，实现了华丽变身，但并不是就大功告成了。
首先， 股票都有禁售期 ，瑞幸是6个月，也就是要到2019年11月才能卖出股票。
其次， 股价不够高 ，上市首日的股价17美元，瑞幸市值42亿，比上市前的29亿估值没有高出太多，套现不能实现收益最大化。
所以，2019年下半年，瑞幸只有一个任务： 拉升股价 。 这才有了22亿财务造假的惊天阴谋。
因为上市之后就不能只画饼了，必须把收入做起来，让投资者看到盈利的前景，这样才能提高股价。 比如京东，年年大额亏损，2014年上市，仅仅三年就实现全面盈利，盈利的当年股价就达到 历史 最高点。
我们先来捋一捋瑞幸的盈利情况。
上市之前，2018年营收8.41亿元，亏损高达16.19亿元，几乎是营收的两倍；2019年一季度，营收为4.8亿元，亏损为5.5亿元。
上市之后，2019年第二季度，营收9.1亿，亏损为6.1亿元，相比一季度，收入增加近1倍，亏损小幅增加， 盈利情况改善明显 ；第三季度实现收入15.4亿元，相比二季度增长70%，亏损5.32亿元，还下降了， 盈利进一步改善 。
那么，瑞幸的股价是什么时候开始攀升的呢？就是11月份！
在11月之前，股价一直在20美元附近徘徊。 11月7日公布三季度报表后，股价一路高涨，1月7日报价44美元，市值突破100亿，1月13日达到最高点50美元。
11月份刚好是股票禁售期到期的时间！
说不是筹划已久的阴谋，简直是对不起“阴谋”这两个字。
到2019年底， 贝莱德全部清仓 。
1月，股价达到高点，黎辉的大钲资本减持了3840万股， 套现2.3亿美元 ，收回本金。 然后继续减持4416万股， 套现10多亿美元 ，赚得盆满钵满。
陆正耀和钱治亚没有减持，因为大股东和创始人减持股票是比较明显的利空，但已经分别将他们持有的瑞幸股份抵押了30%和47%， 质押的总价值25亿美元 ，以股权质押的形式成功套现。
杨飞没有股权，但他成为新三板公司“氢互动”的联合创始人，这家公司是陆正耀的关联公司，根据瑞幸的招股书，瑞幸付给氢互动的广告费用为 4290万元 。
刘剑也没有股权，但拥有4.7万股期权，按照25美元股价计算， 价值741万美元。
铁三角与三剑客，唯一的“被坑者”是刘二海的愉悦资本，他一股也没卖，至少亏损8000万美元。 作为陆正耀的恩人和贵人，我们无法理解刘二海操作失常的逻辑所在， 假设他没被陆正耀坑，那就只能是投资失算 ，常在河边走，这次鞋湿了。
很多人不理解的是，玩得好好的，怎么突然要自爆财务造假呢？这不是自杀吗？
其实， 虚增收入是行业潜规则，根本就不是新鲜事 ，把握好度就行，但瑞幸玩得太过火了。 瑞幸1-9月营收29.3亿元，造假个四五亿也能搪塞过去，但瑞幸一下子造假22亿！这就太恐怖了。
安永作为审计机构，是无论如何也不敢签字的，因为签字就会砸招牌、甚至关门大吉。 2001年，安然公司财务造假，世界第一的安达信作为审计机构，直接倒闭。
美国证监会规定，如果不能提交年报，是要退市的，瑞幸几十亿美元的市值就会打水漂。 如果承认财务造假，公司最高赔偿2500万美元，外加10-25年刑罚的可能。
孰轻孰重，一目了然。 关键是刑罚谁来承担，COO刘剑就成了背锅侠。
10-25年的刑罚是有可能避免的，毋庸置疑，神州铁三角和瑞幸三剑客正在熬夜加班加点，研究怎么避免刑罚。 与此同时，陆正耀肯定已经跟刘剑谈好了入狱价格，一旦判刑，用金钱了却刘剑的后顾之忧。
当我们用愤慨的文字对瑞幸口诛笔伐时，其实，所有的创业公司，都是这个套路：
1、创始人投1亿，企业估值1亿，持股100%；
2、投资人A进，投1亿，企业估值10亿，持股10%；
3、投资人B进，投2亿，企业估值20亿，持股10%；
4、投资人C进，投5亿，企业估值50亿，持股10%；
5、创始人与投资人总共投入9亿后，企业IPO，估值200亿；
6、创始人与投资人累计套现100亿，实现数十倍的收益；
7、企业一旦出事，股票暴跌，现有的股票持有者成为接盘侠。
区别仅仅在于， 有没有上市成功，上市后有没有出事 。
王思聪找不到投资者，灰头土脸；滴滴打车没能实现上市，心急如焚；李泽楷有奶爸罩着，一直顺风顺水。结局不同，但他们的手段和目的有什么不同吗？
UAA-神州租车-神州优车-瑞幸，同一班人马，同一个套路，屡试不爽的背后是资本对人性的完胜，越来越激进的背后是人性对资本的贪婪。你很难说，是人控制了资本，还是资本控制了人？
无论财务造假的处罚结果如何，无论瑞幸会不会退市、会不会倒闭，都不会对大佬们造成什么本质影响，更不会使他们走向自我毁灭，不管他们有没有上岸。 受害者只有一种：瑞幸周围的弱小者。 道德上的批判无法改变这个残酷的事实。
一年之后的今天来看，始作俑者陆正耀被中国证监会处罚了30万元的巨款，中国投资者在厦门中级人民法院的诉讼无果而终，网络网页上搜索瑞幸相关信息， 新闻大都停留着2020年4-5月 ，甚至“背锅侠”刘剑，也不知道去了哪里，消失了一样，但肯定没有去服刑。
而公众，早就淡忘了这件事，继续追逐其他热点。
一切如故。
郎咸平说,一个没有危机感作文
郎咸平: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边缘时间：2012年05月09日 07:31:26 中财网学者 郎咸平（资料图）一个没有危机感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 我说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绝不是危言耸听、故弄玄虚!在我的新书《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中,我要告诉那些只要面子不要里子的国人和官员,今天的中国经济有多危险、多可怕。 我们身处世界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却浑然不知,我们习惯低估我们的对手,又习惯高估我们自己的实力。 我今天就是要把我们的危机说清楚,以唤起国人的危机感。 否则,我们的经济就要真的翻车了。 看看美国,今天之所以强大,靠的就是危机意识;危机意识,已经成为美国精神的一部分了。 因为只有危机才能凝聚人心,才能增强国家的向心力。 有危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对危机视而不见,粉饰太平;更可怕的是,当危机来临的时候,我们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制造更大的危机。 我们常说成绩是主要的,这些我们的媒体已经说得够多的了,我就不说了。 我在本书中,将专门谈我们在经济方面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危机。 我经过研究发现,今天中国经济的问题,仅仅依靠现行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手段,是无法解决的,我们还应该寻找其他办法。 功夫在诗外,对此,读者可以详细阅读本书。 同时,通过本书我也试图理清一条中国下一步经济改革路线图来,供大家评判。 我在此再强调一遍,我的预言从来没有错过。 在2010年初出版的《郎咸平说:新帝国主义在中国2》中,我就告诫大家美国要对我们发动汇率大战、成本大战和贸易大战,多少人觉得我是痴人说梦,多少人说我是杞人忧天。 当时,我还告诫大家不要以明天的产能过剩解决今天的产能过剩,否则等我们花光了财政积蓄,经济肯定又要二次探底。 如今呢？汇率大战导致中国出口失去竞争力,高端就业岗位回流到美国,低端就业转移到东南亚。 成本大战导致中国进口持续飞增,2011年石油进口消耗的美元激增了45.3%;贸易大战导致中国从光伏到轮胎的每一种快速增长的出口产品都被精确斩首。 不仅仅是外贸企业被折腾得一塌糊涂,成本大战也精确狙击了4万亿受益的企业,比如铝业60%的铝土矿都靠进口,钢铁行业80%的铁矿砂都靠进口,这些在4万亿拉动下风生水起的产业,如今无不陷入全行业的巨亏。 更可怕的是,4万亿引发的严重通货膨胀,又直接导致老百姓的财富严重缩水;内需因而欲振乏力,又造成劳动力成本迅速上涨,进一步打击了制造业。 直接结果就是中国制造业出现一场静悄悄的大裁员,这次裁员的力度和经济下滑的幅度在很多行业甚过2008年金融危机。 而带头大裁员的竟然是行业领军企业,裁员的重点又往往是其核心业务的制造环节,比如美的和小天鹅的家电业务、比亚迪()的手机和电池代工业务、雅戈尔()的服装业务,而不敢裁员的国企只好选择大幅度降薪。 直接反映内需冷暖的零售行业更是一片狼藉,从李宁陨落到国美利润衰退,都说明老百姓的购买力在大幅下挫。 但是即便如此,很多国人还是很有优越感,总是喜欢把别人的威胁当成自己强大的证明。 美国战略重心重归亚洲,从军事、贸易、经济等方面全面遏制中国,可是我们很多人对这种威胁视而不见。 无论是南海危机、东海危机,还是中东变天,都无法唤醒这些人自大的美梦。 反倒是美国,之所以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就是因为长期以来一直有危机意识。 可以说,美国危机意识之强甚至已经到了妄想狂的病态。 当初,美国之所以捏造证据,诬陷萨达姆,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也要单边主义行动、发动战争,就是因为美国觉得萨达姆是威胁。 其实这才是美国的常态。 回望历史,美国不只是对英国、德国、苏联和日本这样的大国奉行遏制战略,对小国也从不手软。 只要美国觉得你对它的地区利益构成了挑战。 各位晓不晓得,世界著名的旅游工业城市夏威夷就是美国武装侵略得来的。 美国带领军队直接推翻了当地王室,其导火索就是在夏威夷的美国糖商利益受到了威胁。 此外,美国对尼加拉瓜、危地马拉、智利、秘鲁、阿根廷这些拉美国家都搞过颠覆,甚至怂恿军人武装推翻民选政府。 遗憾的是,我们国人对这些历史似乎从来都不感兴趣。 我说点儿国人比较感兴趣的吧,还记得1999年美军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吗？也许,很多人会说记得,但是,在我看来,我们根本就忘了。 首先,北约这次行动根本没有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其次,事后所谓前南国际法庭对南联盟领导人米洛舍维奇指控了60多项罪行,审了五年,也没审出什么结果。 美国甚至拒绝批准其保外就医,2006年米洛舍维奇惨死狱中。 这种以空袭打垮正规军、扶植反对派颠覆现有政权的手法,随后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都曾上演过。 冷战结束后的20多年,美国的军事行动从来没有消停过。 我们总是指责美国是冷战思维,其实我们完全搞错了,这种危机意识从来都深植于美国精神,它不仅深刻影响了美国的国际政策,也时刻作用于美国的国内政策。 在奥巴马的国情咨文中,2009年提到四次挑战、四次威胁;2010年提到三次挑战、一次威胁;2011年提到三次挑战;2012年提到四次挑战、四次威胁。 而在美国眼中,中国既是挑战,又是威胁。 让人担忧的是,面对危机四伏的局面,我们并没有危机意识,反而充满了错误思维,比如非左即右、非公即私、宏观调控,微观搞活以及跨越式发展(其实就是大跃进式思维)。 就好像妄想症、迫害症与美国如影随形一般,这四种错误思维一直困扰着中国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
美日韩在芯片领域的霸权是如何一步步确立的
2020年8月7日，华为余承东公开表示海思麒麟高端芯片已经“绝版”，中国最强的芯片设计公司，就在我们眼皮子底下被锁死了未来。
华为海思推出第一款麒麟（Kirin）芯片是在2009年，虽然当时反响一般，但奏响了麒麟腾飞的乐章，随后每一年都有不小的进步：麒麟925带领Mate7打入高端阵营；麒麟955助力华为P9销量过千万……自己研发的芯片，成为华为手机甩开国内友商的最大武器。
然而到了2020年8月7日，麒麟系列的高端芯片却被迫提前退休，余承东表示麒麟系列中最先进的Kirin 990和Kirin 1000系列，在9月15日之后将无法生产，华为Mate40将成为麒麟高端芯片的绝唱。 绝版的原因很简单：受到美国禁令影响，台积电将不再为华为代工。
台积电并非没有抗争。 全球高制程工艺一线难求，台积电话语权其实很强，而且几周前刚刚超过英特尔成为世界第一大半导体公司。 所以面对美国禁令，台积电也曾斡旋过，但只要美国提起一个公司的名字，就能让台积电高管们吓出冷汗。 这个公司就是： 福建晋华。
福建晋华成立于2016年，目标是在存储芯片领域实现突破。 福建晋华是IDM一体化工艺，即设计、制造、封装都要做，一旦产品落地，对大陆整个半导体工艺的都会有所带动和提升。 晋华一期投资款高达370亿元，还和台湾第二大代工厂台联电进行了技术合作。
研发人员日夜奋战，成立一年多后，晋华就打造出了一座12寸的生产线，并准备投产，不料却迎来了 资本主义的铁拳。
2017年12月，美国镁光 科技 即刻以窃取知识产权为由开始狙击晋华，晋华也不甘示弱，双方在中国福州和美国加州互相起诉。 就当局势焦灼之时，早就虎视眈眈的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10月29日发起了闪电战： 将福建晋华列入实体名单，严禁美国企业进行合作。
禁令发出后，和晋华合作的美国应用材料公司（Applied Materials）的研发支持人员当天就打包撤离，另外两家美商科磊和泛林也迅速召回了前来合作的工程师。 更严重的是，由于设备中含有美国原件，欧洲的阿斯麦、日本东京电子也暂停了对晋华的设备供应。
晋华员工回忆外资撤退场景时，总结说：“这些人根本给我们时间道别。”
福建晋华官网上的生产进度，停留在了2018年试投片日，迟迟没有更新，而产品页则直接显示“页面在建设”中。 去年5月10日，英国《金融时报》称，晋华已经开始寻求出租或者出售自己的工厂。 仅仅一个回合，担当中国存储突破的种子选手，就被打倒在了起跑线上。
“实体名单”就像是一份死刑通知书，可以瞬间让企业坠入地狱。 美国制裁的决心、打击的力度，令同样采用美国核心零部件和核心技术支撑的台积电不寒而栗。 同样，本来兴致勃勃要来抢台积电蛋糕的三星没了下文；中芯也含蓄地表示，可能不能为“某些客户”代工。
为什么这些公司不愿意去触碰美国“逆鳞”？半导体领域，美国真的就独霸天下吗？其实并不然。
虽然美国半导体行业产值大约占全世界的47%，体量上处于绝对优势；但韩国、欧洲、日本、中国台湾、中国大陆等其他“豪强”也各有擅长，与美国的差距并不是无法越过的鸿沟。
比如， 韩国 在产值1500亿美金的存储芯片领域，占据压倒性优势，双强（三星、海力士）占据65%市场；
欧洲 在模拟芯片领域有三驾马车（英飞凌、意法半导体、恩智浦），从80年代起就从未跌出全球二十强。
日本 不但有独步天下的图像识别芯片，以信越日立为首的几家公司，更是牢牢扼住了全世界半导体的上游材料。
中国台湾在千亿美元级别的芯片代工领域，更胜美国一筹，台积电和联电占据60%的规模，以日月光为首的封测代工也能抢下50%的市场；
中国大陆依托庞大的下游市场，近年芯片设计领域发展迅速，不但诞生了世界前十的芯片设计巨头华为海思，整体芯片设计规模也位居世界第二。
这些企业从账面实力来看，甚至可以让芯片行业“去美国化”，合力搞出一部没有美国芯片的手机。 但美国515禁令一下，各路豪强却莫敢不从。
一超多强的局面似乎就像“纸老虎”，在美国霸权之下，众半导体商分封而治可能才是目前的“真相”。 大家忌惮的，其实是美国手握的两把利剑：芯片设备和设计工具 。 这两把剑又和日本的材料一起，组成了威力极强的美日半导体霸权三张牌： 设备、工具和材料。
那么，美日手中握的这三把剑究竟可怕在何处？是如何能挟制各路 科技 巨头豪强？了解这些答案，才能了解华为们的突围之路。
一、设备：芯片制造的外置大脑
设备商对于一般行业而言，就是个卖铲子的，交钱拿货基本就完事儿了；但 半导体设备商却不同，不仅提供设备卖铲子，还要全程服务卖脑子，可谓是芯片制造商的外置大脑 。
芯片制造成本高昂，只有将良品率控制在90%上下，才不会亏本。 但要知道，芯片制造，工序一千起步，这就导致，哪怕每一步合格率都有99%，最终良率都会在0.9*0.9的多次累积下，趋近于0。 因此，要想不亏本， 每个步骤的合格率就得控制在99.99%乃至99.999%以上。
要达到这个状况，就对设备的复杂度提出了超高要求。 就目前最先进的EUV光刻机来说，单台设备里超过十万个零件、4万个螺栓，以及3000多条线路。 仅仅软管加起来，就有两公里长。 这么一台庞大的设备，重量足足有180吨，单次发货需要动用40个货柜、20辆卡车以及3架货机才能运完。
而更为重要的是，即使设备买回来，也远不是像电视冰箱一样，放好、插电就能开动这么简单。 一般来说，一台高精度光刻机的调试组装，需要一年时间。 而零件的组装、参数的设置、模块的调试，甚至螺丝的松紧、外部气温都会影响生产效果。 哪怕一里外的一辆地铁经过，都能导致多数设备集体失灵。
这也是所有精密仪器的“通病”。 比如，十年前，北京大学12个高精度实验室里价值4亿元的仪器突然失灵，而原因居然是位于地下13.5米深的北京4号线经过了北大东门产生了1Hz~10Hz的震动，为此北大高精度实验室不得不集体搬家。
因此， 半导体制造设备每开动一段时间，就必须联系专门原厂服务人员上门调校。 荷兰光刻机巨头ASML阿斯麦曾有一个客户，要更换光器件；由于当时阿斯麦的工程师无法出国，便邀请客户优秀员工到公司学习，用了近2个月，才仅仅掌握了单个零部件更换的技能。
因此，阿斯麦、应用材料等半导体巨头，不只是把设备卖掉就结束了，更是在中国建立了2000人左右的庞大支持团队。 其中应用材料的第二大收入就是服务，营收占比超过25%，而且稳定增长，旱涝保收。
而设备厂的可怕之处正在于， 不但通过“一代设备，一代工艺，一代产品”决定了制造厂的工艺制程，更是通过售后服务将制造厂牢牢的拿捏在手中 。 随着工艺越来越越高精尖，设备商的话语权也正在进一步提升。
设备商的强势，可以从利润上明确的反映出来。 过去5年，芯片制造厂的头部效应越来越明显，但上游设备商的净利润率反而大幅提升：泛林利润率从12%提升到22%，应用材料从14%上升到18%。 代工厂想要客大欺店，那是根本不存在。
也正因如此，在长达六十年的时间里，美国一直都在以各种手段，来保证自己在设备领域的绝对主导地位。
根据2019年全球顶级半导体设备厂商排名，全球前五大半导体设备商占据了全球58%行业营收。 其中，美国独占三席；其余两席，一席是日本的东京电子，另一席荷兰的阿斯麦，恰巧，这两家又都是美国一手扶持起来的。
具体来说，应用材料（AMAT）和泛林（LAM）、科磊（KLA），是根正苗红的美国企业。
其中，泛林在刻蚀机的市场占有率高达50%以上。 应用材料则不仅在刻蚀机领域与泛林平分秋色，在离子注入、化学抛光等等细分设备环节也都占据半壁江山，甚至高达70%。 科磊则在半导体前道检测设备领域占据了50%以上的市场，并在镀膜测量设备的市占率达到了98%。
而光刻机巨头阿斯麦，看似是一家荷兰企业，其实有一颗美国心。 早在2000年前后，光刻机市场还停留在DUV（深紫外）光刻阶段，日本尼康才是真正的霸主，但到了EUV（极紫外）阶段，尼康却在美国的一手主导下被淘汰出局。
原因很简单，EUV技术难度登峰造极： 从传统DUV跨越到EUV，意味着光源从193nm剧烈缩短到13.5nm。 这需要将20KW的激光，以每秒5万次的频率来轰击20微米的锡滴，将液态锡汽化成为等离子体。 这相当于在飓风里以每秒五万次的频率，让乒乓球打中一只苍蝇两次。
当年，全球最先进的EUV研发机构是英特尔与美国能源部带头组建的EUV LLC联盟， 这里有摩托罗拉、AMD、IBM，以及能源部下属三大国家实验室，可谓是集美国科研精华于一身。 可以说，只有进入EUVLLC联盟，才能获得一张EUV的门票。
美国彼时正将日本半导体视为大敌，自然拒绝了日本尼康的入会请求，而阿斯麦则保证55%零部件会从美国供应商处采购，并接受定期审查。 这才入了美国的局，从后起之秀变成了“帝花之秀”。
美国不仅对阿斯麦开了门，还送了礼：允许阿斯麦先后收购了美国掩罩技术龙头Silicon Valley Group、美国光刻检测与解决方案玩家Brion、美国紫外光源龙头Cymer等公司。 阿斯麦技术心、研发身，都打上了星条旗烙印。 那还不是任凭美国使唤。
而早年的东京电子，只是美国半导体始祖仙童半导体（Fairchild）的设备代理商，后来又与美国Thermco公司合资生产半导体设备，直到1988年才变成日本独资，但东京电子身上也已经流着美国公司的血。
因此，在2019年六月，面对第一轮美国禁令，东京电子就表示：“那些被禁止与应用材料和泛林做生意的中国客户，我们也不会跟他们有业务往来”，义正词严表明了和美系设备商共进退。
至此，美国靠着多年的“时间积累”和超高精密度“工艺技术”，在设备领域形成了牢牢的主动权。 而时间和技术，都不是后进者可以一蹴而就的。
二、EDA(设计软件）：生态网络效应下的“幌金绳”
如果说设备是针对芯片生产的一把封喉剑，那么 EDA无疑是芯片设计环节的“幌金绳”，虽不致命但可以令“孙悟空”束手束脚、无处施展。
EDA这根“幌金绳”分三段： 首先，它是芯片设计师的“PS软件+素材库”， 可以让芯片设计从几十年前图纸上画线的体力活，变成了软件里“素材排列组合+敲敲代码”的脑力活。 而且，现在仅指甲盖大小芯片，也有几十亿个晶体管，这种工程量，离开了EDA简直是天方夜谭。
20年前的英特尔奔腾处理器的线路图一角，目前晶体管密度已经上升超过1000倍
其次，EDA的奥秘，在于其丰富的IP库。 即将经常使用的功能，标准化为可以直接调用的模块，而无需设计公司再重新设计。 如果说芯片设计是厨师做菜的话，软件就是厨具，IP就是料包。
而事实上，EDA巨头公司，往往是得益于其IP的独占。 比如Cadence（楷登电子）拥有大量模拟电路IP，而其也是模拟及混合信号电路设计的王者；而Synopsys（新思 科技 ）的IP库更偏向DC综合、PT时序分析，因而新思在数字芯片领域独占鳌头。
而在全球前三的IP企业中，EDA公司就占了两个，合计市场份额高达24.1%。 在Synopsys的历年营收中，IP授权是仅次于EDA授权的第二业务。
EDA还有一项重要的功能是仿真 ，即帮设计好的芯片查漏补缺。 毕竟一次流片（试产）的成本就高达数百万美金，顶得上一个小设计公司大半年的利润。 业内广为流传一句话： 设计不仿真，流片两行泪。
加州大学教授有一个统计测算，2011年一片SoC的设计费用大概为4000万美元，而 如果没有EDA，设计费用则会飙升至77亿美元，增加了近200倍。
因此，EDA被誉为半导体里的最高杠杆，虽然全球产值不过一百多亿美元，但却可以影响全球五千多亿集成电路市场、几万亿电子产业的发展。
EDA如此高效好用，那我国自主化状况如何呢？很可惜，比操作系统还尴尬 。
我国最大的EDA厂商华大九天在全球的份额差不多是1%，而美国三大厂商Synopsys（新思 科技 ）、Cadence（楷登电子）以及Mentor Graphics（明导 科技 ，2016年被西门子收购）则占据了80%以上的市场。
这也就导致了虽然我国芯片设计位居世界第二，但美国一声令下，芯片设计就会面临“工具危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不过，既然软件已经交过钱了， 用旧版本难道不行吗？
很可惜，并不能。
因为这背后有一张EDA商、IP商、代工厂们互相嵌合的生态网。 EDA是不断更新的。 新的版本对应更新的IP库和PDK文件。 而PDK即工艺设计包，则又包含了芯片工艺中的电流、电压、材料、流程等参数，是代工厂生产时的必备数据。 新EDA、新IP、新工艺，互相促进、互为一体。
因此，用旧版的软件就会处处“脱节”：做设计时无法获得最新的设计IP库，找代工厂时又无法和工艺需要最新的EDA、PDK进行匹配。 长此以往，技术越来越落后，合作伙伴也越来越少。 不过既然EDA不过是0101的代码，从破解小组里找几个高手不就好了吗？
很遗憾，也几乎不可能。
每个EDA软件出厂时都会内嵌一个Flexlm加密软件， 把EDA和安装的设备进行一一锁定 ，包括主机号、设备硬盘、网卡、使用日期等信息。 而Flexlm的密钥长度达239位，暴力破解的难度非常大。 如果用英特尔高性能的CPU来破解的话，需要4000左右的核年（core-year），也就是说 用40核的CPU，需要100年 。
当然，也可以采用分布式的方式，继续增加CPU数量减少时间。 然而，即使破解成功了，来到了全新的IP库门前时，也会被EDA厂商通过“修改时间、文件大小、确认IP来源”等方式，再次进行验证，然后被拒绝。 油然而生一股挖了百年地下隧道、却撞到石头上的酸爽。
破解并不有效，也不敞亮，还和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态度相违背。 因此，依然还是要靠华大九天等公司自研崛起。 那么， 这条出路有多宽呢？ 其实单纯写出一套软件，难度并不大。 关键还是要有海量丰富的IP、PDK，以及产业上下游的支持配合。 单点突破未必有效，需要军团全面突围，而这并非一朝一夕之功。
三、材料：工匠精神最后的堡垒
2019年，日韩闹了矛盾，双方都很刚，但日本断供了韩国几款半导体材料后，没多久韩国三星掌门人李在镕就飞往日本恳请松口了，后来他更是跑到比利时、中国台湾，试图绕道购买或者收点存货过日。
按理说，韩国也是半导体强国，三星在设计、制造领域更是主要玩家，但面对区区几亿美金的材料，却被闹得狼狈不堪。
材料真的有这么难吗？讲真，半导体原始材料是非常丰富的，比如硅片用的就是满地球的沙子。 但要实现半导体的“材料自由”，却并不容易，必须打通任督二脉： “纯度”、“配方” 。
纯度是一个无止境之路。 我国已经实现自产的光伏硅片，一般纯度是6-8个9，即99.%，但半导体的硅片纯度却是11个9，而且还在不断提高。 小数点后多3到5位，就意味着杂质含量相差了1000到10万倍。
这个差距有多大呢？ 假设，光伏硅片里包含的杂质，相当于一桶沙子洒在了操场上；那么半导体硅片的要求则是在两个足球场大的面积里，只能容下一粒沙子。
那么， 为什么必须将杂质含量降到这么低呢？ 因为原子的大小只有1/10纳米，哪怕仅有几个原子大小的杂质出现在硅片上，也会彻底堵塞一条电路通道，导致芯片局部失灵。 如果杂质含量更高的话，甚至会和硅原子混在一起，直接改变硅片的原子排列结构，让硅片的导电效率完全改变。
经过刻蚀后的硅表面和锡颗粒，如同明月在金字塔后升起
要达到如此纯度，需要科学和工艺的完美结合。
一方面，需要大量基础科学仪器来辅助。 比如在材料生产过程中，设备自身就会有金属原子渗透影响纯度，因此需要不断改良。 而要确认纯度，也是高难度。 就像特种气体，就需要专门的仪器来检测10亿分之一（PPB级）的杂质含量水平。 实现这个难度，就不仅需要半导体企业，还需要奥林巴斯等光学企业出马助力。
另一方面，从实验室到工厂车间也需要工艺积累。 材料制造，不仅对生产设备要求高，就连工厂里的地垫、拖把，也都是高级别特供。 而且，生产车间温度、湿度的不同，也会影响材料纯度，就不得不反复尝试后得出标准。
而高纯度只是第一步，复合材料（比如光刻胶）的配置更是难以跨越的鸿沟。 如果说 “纯度”是个艺术科学的话，那么“配方”就是玄学科学 。
其实，无论提纯、还是配置，基本的理论原理、工艺技术都不是难事儿。 但如何选材、配比，从而实现极致的效果，却需要高度依赖经验法则，即业内常说的 “know-how” 。
同样的材料，不同的配比就会有不同的效果；就像我们用红黄蓝三色去搭配，不同的配比就能得到不同的颜色。 而即使用同样的配方、采用同样的工艺， 在不同的湿度、温度甚至光照下，也会有不同，甚至相差很远的效果。
这些影响材料效果的参数，无法通过精密计算获得，只能是实验室、车间里一次次调配、实验、观察、记录、改良。 有时候，为了得到10%的效果改良，可能需要花费几年。 然而，这提升的10%，虽然抢占的只是几百亿规模的市场，但却影响着万亿半导体行业。
因此， 无论是提纯，还是配方，其实需要的都是超长的耐心待机、极致专注。 这不禁令人会想到日本的寿司之神，一辈子只做寿司，而一个学徒仅拧毛巾就要练五年。 虽然在生活中，这种执着看起来有些迂腐可笑，但事实上，材料领域做得最好的，正是日本企业。
据SEMI推测，2019年日本企业在全球半导体材料市场，所占份额达到66%。 19种主要材料中，日本有14种市占率超过50%。 而在占据产值2/3的四大最核心的材料：硅片、光刻胶、电子特气和掩膜胶等领域，日本有三项都占据了70%的份额。 最新一代EUV光刻胶领域，日本的3家企业申请了行业80%以上的专利。
日本在材料产能上占据优势后，又用服务将客户捆绑得死死的 。
许多半导体材料都有极强的腐蚀性和毒性，曾有一位特种气体的供应商描述，一旦气体泄漏，只需一瓶，就可以把整个厦门市人口消灭。 因此，芯片制造商只能把材料的运输、保存、检测等环节，都交给材料的“娘家”材料商。
而另一方面，材料虽小、威力却大。 半导体制造中几万美金的材料不达标，就能让耗资数十亿美金生产线的产品大半报废，因此制造商们只会选择经过认证的、长期合作的供应商。 新进玩家，几乎没有上桌的机会。
而对于材料公司而言，下游用得越多，得到的反馈就越多，就有更多的案例支持、更多的验证机会来提升工艺、改善配比，从而进一步拉大和追赶者的差距。 对于后进者而言，商业处境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一步赶不上、步步都白忙。
日本能取得这个成就，其实离不开日本“经营之圣”稻盛和夫在上世纪80年代给日本规划的方向：欧美先进国家不愿再转让技术的条件下，日本人除了将自己固有的“改良改善特质”发扬光大之外，别无出路；各类企业都要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内做彻底，把技术做到极致，在本专业内不亚于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任何企业。
这种匠人精神，令日本在规模不大的材料领域，顶住美国、成为领主。
四、何处突围
我们在做产业研究的时候，有个强烈的感受， 中国似乎在美国的打压中，陷入一个被无限向上追溯的绝境：
发现芯片被卡脖子后，我们在芯片设计领域有了崛起的华为海思，但随后就发现：还需要代工领域突破；当中芯国际攻坚芯片代工制造时，却又发现：需要设备环节突破；当中微公司、北方华创在逆袭设备、有所收获时，却又发现：设备核心零部件又仰人鼻息；当零部件也有所进展时，又发现：芯片材料还是被卡脖子。
而当我们继续一步步向前溯源、“图穷匕见”时，才发现一切都回到了任正非此前无数次强调的 基础科学 。
回顾来看，如果没有1703年建立的现代二进制，那么两百年后的机器语言就无从谈起；如果没有1874年布劳恩发现物理上的整流效应，那么就没有大半个世纪后晶体管的发明和应用；而等离子物理、气体化学，更是刻蚀机等关键设备的必备基础。
而在美国大学中，有7所位列全球物理学科排名前十，有6所位列全球数学学科排名前十，有5所位列全球材料学科排名前十。 基础科学强大的统治力，成为美国半导体公司汲取力量的源泉。
在强势的基础学科背后，却又是1957年就已经埋下伏笔的美国基础学科支持体系—— 对大学基础学科进行财政支持；通过超级 科技 项目带领应用落地。
当年美苏争霸，苏联的全球第一颗人造卫星升空刺激了美国执政者，这也成为美国 科技 发展的重要转折点：
一方面，为了保持“美国领先”，政府开始直接对研究机构发钱。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给大学的基础研究经费从1955年的700万美金，飙升到1968年的2亿美金。 在2018年，NSF用于基础研究的经费，更是高达42亿美金。 这长达50年的基础研究经费里， 美国联邦政府出了一半 。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NSF每年为数以千计的基础学科研究生提供奖学金，这其中诞生了 42位 诺贝尔奖得主。
另一方面， 美国启动了超级工程来落地研发成果。 1958年，NASA成立，挑战人类 科技 极限的阿波罗登月和航天飞机工程也就此启动。
在研究需要250万个零件的航天飞机过程中（作为对比，光刻机零件大约是10万个，一辆 汽车 只有1万多个零件），大量尖端技术找到用武之地；而这些当时“冷门”的尖端技术，又在条件成熟时，相继转化为杀手级民用品（比如从航天飞机零件中诞生的人造心脏、红外照相机）。
航天飞机的技术外溢，并不是孤例。 医院核磁共振设备中采用的超导磁铁，也正是在美国粒子加速器“Tevatron”的研发中应用诞生。 美国的超级 科技 工程，成为基础学科成果的试验田、练兵场和民用转化泉。
事实上，通过基础研究掌握源头 科技 ，随后一步步外溢建立产业霸权，这条路径并不只是美国的专利，也应该是各个产业强国的选择，更是面对美国打压时一条真正可行的道路。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避免无穷尽的“国产替代向上突破”的陷阱，实现和“基础研究向下溢出”的大会师。
事实上，我们面临的困难、打压，日本也经历过。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美国对日本半导体产业发起突袭：政治封杀、商业打压、关税压迫无所不用其极，尤其是培养了“新小弟”韩国来挤压日本半导体产业。 没几年，日本就从全球第一半导体强国宝座上跌落了。 日本半导体引以为傲的三大楷模，松下、东芝、富士通的半导体部门先后被出售。
面对美国的压制，日本选择 进军高精尖材料，用时间换空间、用匠心换信心。
1989年，韩国发力补贴存储芯片，而日本通产省制定了投资160亿日元的“硅类高分子材料研究开发基本计划”，重点补贴信越化学为首的有机硅企业。
1995年，韩国发动第二轮存储价格战前夕，而日本东京应化（TOK）则实现了 KrF光刻胶商业化，打破了美国IBM长达10余年的垄断，并在随后第五年，其产品工艺成为行业标准，全球领先。
2005年，三星坐上存储芯片老大的位置，而日本凸版印刷株式会社以710亿日元收购了美国杜邦公司的光掩膜业务，成为光罩龙头。
在韩国全力扩张产能，和其他半导体下游厂搏杀的日子里，日本一步步走到了材料霸主的宝座前。 从看似掌握着无解优势的美国人手里，硬生生抢下了一把霸权剑。
但日本的成功仅仅是因为换了一个上游战场吗？显然不是。 在过去30年，三大自然科学领域， 日本共计收获了16个诺贝尔奖，其中有6个都属于是化学领域 ，而这些才是日本崛起的坚实地基。
我国的基础研究怎么样呢？2018年，我国基础研究费用，在全年总研发支出中仅占5%，而这还是10年来占比最高的一年。 而同期美国基础研究占比则是17%，日本是12%。 在国内各个学校论坛上，劝师弟师妹们从基础学科转向金融计算机等应用学科的帖子，层出不穷。
所以有人笑称，陆家嘴学集成电路的，比张江还多。
今年7月份，更是爆出了中科院某所90多人集体离职的迷思。 诚然，每个人都有择业的自由，但需要警示的，是大家做出选择的理由。 基础学科研究的长周期、弱转化、低收入，令研究员们在日益上涨的房价、动则数百亿利润造假套现面前，相形见绌。
任正非曾经感叹道：国家发展工业，过去的方针是砸钱，但钱砸下去不起作用。 我们国家修桥、修路、修房子……已经习惯了只要砸钱就行。 但是芯片砸钱不行，得砸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
64年前，苏联率先发射的一颗卫星让美国惊醒。 美国人一边加码“短期对抗”，一边酝酿“长期创新”，从而开启了多个领域的突破、领先；而今，一张张禁令也让我们惊醒，我国不少产业只是表面上的大，急需要的是骨子里的强。
这些危机之痛，总是令人后悔不已。 过去几十年，落后就要挨打的现实一次次提醒着我们， 要实现基础技术能力的创新和突破，才能赢取下一个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