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昔日“城中村”变身江南“新天地”）
在徐汇区康健路上，房龄高达70年的康健路341弄7—8号“红砖楼”通过“原拆原建”，克服重重问题挑战，改造为一栋11层现代住宅。年过七旬的居民郑莲仙感慨，终于住上了电梯房，不用再过“一下雨就得打伞烧饭”的生活。
在青浦徐泾，蟠龙“城中村”项目创造性地将“历史文化古镇保护开发”与“国际化中央商务区建设”相结合，在江南文化场景中植入现代商业和生活方式，在繁华CBD里创造了一个宜居、宜乐、宜游的国际大都市“微度假”环境。
昨天，上海市政府新闻办组织“我们的人民城市”专题采访。记者了解到，近年来，上海聚焦“两旧一村”，在多重约束下求解“最优”，探索“可持续城市更新模式”的创新路径，创新群众满意度高、综合效益好、财政可承受的更新模式，更快速度、更高质量推进“两旧一村”改造和城区有机更新。
跑出旧住房成套改造加速度
徐汇区康健路341弄7—8号红色砖木砌成的三层楼小梁薄板房，建于20世纪50年代，居民长期忍受着居住空间狭小、厨卫合用等不便。多年来，居民动迁的呼声强烈，但该楼所处地块的权属关系复杂，是改造迟迟未能启动的根源。
在市相关管理部门和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共同支持下，转机出现了——康健路341弄7—8号房屋产权移交至徐汇区属国企，并于2023年4月启动拆除重建改造。这也是上海首例“产权移交”改造的城市更新案例，为推进后续工程按下了“快进键”。
突破项目瓶颈后，徐汇区又探索实践“承诺方案外搬”模式，让居民外搬和房屋改造的方案设计同步进行。当时，康健新村街道组成了一个突击小分队，并发动党员楼组长主动表态率先外搬，仅用6天就完成了一户一方案的100%签约。
“我们不能辜负居民的信任，一定要在设计上做到最优解。”桂康居民区党总支书记金琳告诉记者，为帮助居民实现“屋里向照得进太阳光”的心愿，改造后的平面布置将主要居住空间(起居室、卧室)全部放在南侧，在北侧设置楼梯电梯交通核，中间设置两处天井和开敞连廊，解决北侧厨房和卫生间的采光通风问题，提升居住舒适度。
2024年4月30日，27户居民兴高采烈地拿到了新房钥匙。项目仅用一年实现建成交付，刷新了旧住房改造更新加速度。
打造上海城市文化新名片
青浦蟠龙村是上海首个结合历史风貌保护的“城中村”改造项目。通过精心改造，昔日“城中村”已变身江南“新天地”，成为上海又一城市文化名片。蟠龙天地项目投入运营以来，开业首月客流达400万人次，节假日客流最高达20万人次，日均客流达6万—7万人次，展现出强劲的市场吸引力。
“小时候听老人讲早年间蟠龙镇是如何繁华，长大后却发现蟠龙村已成为脏乱差的代名词。”老居民陈钢说，如今的蟠龙村让人在感受江南水乡文化的同时，也能享受现代化商业设施的便利。
坚持将“城中村”改造与风貌保护、文化传承紧密结合，是蟠龙“城中村”项目的特点。上海西虹桥商务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谢明告诉记者，在开发前，启动了为期3年的蟠龙历史文化研究、规划编制以及项目报批等各项重要工作，“将历史文脉与城市功能同时植入古镇空间，使其千年文脉得以延续”。
除了城市风貌和功能的美化和提升，更让陈钢感到欣喜的是，产城深度融合，带动新的投资消费，创造更多发展机遇。从壮大村集体经济角度来看，仅蟠龙天地酒店项目就能为村里贡献上百万元的租金，后续还会产生更多发展红利。
寄住城中村
每当我告诉别人我住在城中村的时候，别人先是很诧异，然后再是“哦”的一声岔开话题，我明白那一声“哦”的意思，就是说你怎么会住在那么脏乱差的地方。 实际上，我不止是住在城中村，而且是一住就住了5年。 刚从学校搬来城中村的时候，确实是不适应。 比起校园里安静、整洁、优美的环境来，城中村确实是吵杂的、脏乱的，甚至是令人难以忍受的。 比如说，楼下就是各种卖鱿鱼的，卖烧烤的小摊贩，油烟味时不时的就飘进来，房间顿时充满了火锅店的味道。 比如说城中村就在马路边，深更半夜过往车辆产生的尖锐刹车声，往往让人抓狂。 再比如城中村基本没有绿色，视野所及，尽是一线天和像蜘蛛网一样的电线。 但之所以还是选择住在城中村，一个众所周知的理由，就是城中村的房租便宜，大抵只是同等小区房价格的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的价格，是绝大多数像我这样的打工者无法抵挡的诱惑。 当一个人改变不了环境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适应环境。 如果你想在适应环境的基础上再上一层楼，那就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适当改良，把环境变成自己的朋友。 媳妇在这方面是天才，她总是能在恶劣的环境中开辟出一片新天地来。 比如楼下烤鱿鱼的油烟总是飘进屋子里来，媳妇就在阳台上种满了爬山虎。 密密麻麻圈绕阳台支架生长的爬山虎，既有效的遮挡了油烟的味道，又给房间带来了一片绿色，给人以生机盎然的启示。 尖锐的刹车声是没法消除的，不过在过了最初的适应期后，慢慢的也就对此充耳不闻，而后也就睡的安稳了。 城中村住久了，慢慢的也就住出一些味道来。 除开城中村的固有的缺陷，城中村也有其可爱的一面。 比如像我，晚上爬格子爬饿了，楼下就有炒米粉的，方便的很。 若是犯了烟瘾，就算再晚，便利店也是24小时开的，随时都有货。 媳妇爱吃烧烤，经常是下班后都要去烧烤档买上几串，久而久之，和烧烤档的老板熟得很，以至于老板一看到我媳妇来，都不用问就烤上了几个茄子。 当然他不知道，刚开始的时候，我媳妇怕老板用的油不好，都是买回来给我吃的，看我吃了几天后一点事都没有，她才自己吃。 我们在城中村还交到了一些朋友。 楼下炒米粉的阿姨，是我们的老乡。 她老公原来在工厂里做磨具，后来不小心出了工伤，右手被机器切掉了四个手指，老板赔了一些钱，但是除去七七八八的各种费用，所剩无几。 老两口上有老下有小，老公工伤后又很难再找到工作，夫妇俩一合计，决定出来摆小摊卖炒粉，女方负责炒米粉，男方负责收钱和接待客人。 我问她老公恨不恨那个老板，他说不恨，那是命，命不好，和老板没关系，再说人家也赔钱了。 我听完后，不知为什么心里酸酸的。 还有卖烧烤的老板，是个很有意思的人。 他虽然摆小摊，我看他每次都是穿的整整齐齐的，衣服虽不是什么名牌，却也干干净净。 后来一次晚上在他摊上吃烧烤，我请他一起喝啤酒。 他喝了点啤酒，打开了话匣子。 他原先来深圳做过生意，后来生意失败，欠了很多债，店里的东西都被法院扣押了，他自己就剩下了一辆马上要被抵债的车。 那个时候临近过年，他几乎身无分文，家里老婆和孩子又在嗷嗷叫，他一咬牙，偷偷地把被扣的车晚上开出来拉客赚钱，天亮前再把车子开回。 就这样，靠着晚上开黑车，他赚了几千块回家过年的钱，好不容易把年过了。 后来他老婆和他离了婚，孩子也归了他老婆，他只身一人来深圳打工。 他是个农民，没什么技能，就暂时先摆起了烧烤档。 他常常和我说他的小孩很聪明，不像他，个子长得很快。 他每次寄抚养费的时候都会和儿子打电话，儿子虽然归了老婆，但是和他很亲。 他说将来有条件了，就去租一个店面做烧烤店，再把孩子接过来深圳一起生活。 有一次我下班，他见到我就向我招手，神神秘秘地叫我过去，我以为他要给我烤串，正想拒绝，他却拿出了一个手机。 他央求我教他用微信，他的儿子上初中了，他想和儿子微信视频，这样就能经常看见自己儿子了。 到今天为止，我已经在城中村住了差不多5年。 可是这样的日子就要结束了。 上个礼拜，媳妇告诉我村里贴出了告示，这块地方已经被列入了拆迁的范围。 我看到村门口贴出的改造效果图，这片城中村将被一片高楼取代。 租户们都在陆续搬离，卖米粉的老板和摆烧烤档的老板也应该搬走了，我也在寻找新的住处。 我看了看曾经住了5年的地方，心里不免有些伤感，虽然就环境而言，城中村确实是“脏乱差”的，被更好的花园小区取代也是迟早的事，但是对很多来深圳寻梦的人来说，城中村却是他们梦开始的地方。 城中村虽然面目污浊，但它却海纳百川，向所有来深圳的人敞开了怀抱；虽然风尘仆仆，却充满了人间烟火的味道。 我突然又想起了卖米粉的夫妇和摆烧烤的老板，不知他们怎么样了，梦想是不是实现，未来的日子会不会更好，想到这些，我突然眼眶发红，眼泪就不知不觉地流了下来。
芙蓉新天地价格信息
芙蓉新天地的房价信息如下：
目前的平均售价为每平方米3000元，起价同样为3000元。 购房支持银行按揭贷款的方式进行支付。
根据历史数据，芙蓉新天地的价格走势可以追溯到2011年3月25日。 在那个时期，尽管没有具体的最高价和最低价记录，但当时的平均价格是3000元/平方米。 而在更早的2007年9月30日，芙蓉新天地的价格同样保持在3000元/平方米的水平，无论是最高价还是最低价，当时的记录都是3000元。
请注意，以上价格数据可能随市场变化而有所浮动，建议购房者在实际咨询时获取最新的价格信息。 如有购房需求，务必与开发商或房地产中介进行详细洽谈。
扩展资料芙蓉新天地现代生活住宅小区，位于西安市环城北路尚武门外，总建筑面积8万平方米，占地23亩，框剪结构，由两栋28层和一栋18层建筑群组成，项目总投资1亿6千万人民币，建设工期两年。 开发商陕西纸坊城中村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投资商陕西中汇房地产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芙蓉新天地建设项目是西安市城中村改造建设的样板重点工程。
##广州城中村的30天
广州这波疫情最厉害的是海珠区，而海珠区最厉害的是康乐村、客村、大塘村这一片延绵数公里的城中村。 尤其是康乐村，成为这波疫情的主要发生地。 在广州，城中村不仅记载了各氏族为了躲避战乱南迁、耕垦繁衍直至人丁兴旺成为望族的历史，更加见证了新一代移民在这座城市为梦想而打拼奋斗的艰难历程。 如这次疫情笼罩的康乐村，就聚集了超10万外地人在此打拼。 据有关数据显示，截止2021年底2022年初，广州有293条城中村，分布在广州11个区中，不少城中村的历史都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甚至上千年。 广州另一个著名城中村——冼村旧改目前尚处于如火如荼的建设当中。 广州城中村的30天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跟随我一起看看吧。
广州康乐村30天 有人怕感染不敢转运 有商家求免租金房东不理会
文 | 李晓芳 实习生 杨东海
编辑 | 周航
招工街上的打工妹
招工街安静了。 这很不寻常。
街道长约900米，横贯广州康乐和鹭江两个城中村。 过去它经常因“招工难”新闻出现在公众视野。 沿途挤满制衣厂老板，他们身上搭着样衣，随手撕下一块纸箱皮，写好需要的工种和工价，就是一块招工牌。 制衣工人像潮水一样围过来，问清工序，或是试图将计件工价再抬高一两块。 有时聚集的人群太多，送货的面包车和小三轮陷在人流里，城管不得不拿个大喇叭反复播放提醒：“招工两边靠，别挡路中间”。 喧闹人声能从早上8点持续至深夜，乃至凌晨。
它像一条流动的运河，源源不断地在制衣业每个环节输送劳动力，与满地金钱。
湖北姑娘陈悦第一次到街上，觉得这就是过年时的春运现场，“人山人海，全部是人头。 ”一个多月前，她刚到广州，由同乡领着去了招工街，找了份车卫衣袖子和领子的活。 结果只干了一天，挣了100来块，封控就来了。
10月23日下午4点多，看到楼下的核酸点突然排起长队, 在出租屋里休息的她很是疑惑。 在康乐村，遍布各个角落的小作坊式制衣厂基本不查核酸，平日里也没多少人排队。 官方消息很快就出来了——10月23日，海珠区发现一例核酸检测阳性人员，其活动场所涉及城中村、制衣厂，区域核酸筛查中还存在5份异常样本。
城中村的各个出入口都拦上了水马，只进不出。 招工街已经迅速冷清下来，两旁的许多餐饮、服装店拉下了卷帘门，街上偶尔有行人走过。 到了晚上9点，一位小型制衣厂老板收到社区通知，康乐、鹭江片区内的制衣厂从24日零时开始，停工停产3天。
人们起初在村里还能自由活动，没有太在意。 过去三年，村里也开展过几次全民核酸和临时封控，短则三天，长则一周，就恢复如常了。 在这之前，康乐村还没有出现过一例阳性。
陈悦也不紧张，只是在看到小超市货架上的泡面全抢光了之后，也跟着买了一些。 还囤了点土豆，耐储存。 刚搬来康乐村，出租屋里什么都没有，又买了个电热水壶，一个能下点面条的电煮锅。
更多的准备她也做不了了。 出租屋里没有冰箱，囤不了物资。 所谓厨房，其实也就是一个水槽，铺一张切菜板。
成为制衣工人之前，陈悦进过电子厂，卖过手机，也做过文员。 两年前，她开始跟着表姐学习踩电机，裁衣服。 她28岁，来自湖北荆门，在她的家乡，家家户户都在做衣服。 有几个人的小作坊，也有几十个人的服装工厂，制衣的每道工序在她的家乡铺开，都是一条成熟的流水线。 她觉得做衣服比她过去接触的所有工作都要累，坐在缝纫机前，没有十来个小时下不来，但收入也更高些。
陈悦到广州只是觉得，“外面工价应该比家里高”。 她希望抓紧时间再干两个月，挣一笔钱回家过年。
招工街上的工人们几乎都抱着同样的想法。 他们大多数都是临时工，从早上八点开始等活，干一天活挣一天钱。 一位30岁的制衣工人说：“长工只能拿稳定工资，而临工在旺季有议价空间。 ”他可以因此多挣两三千元，早一点攒够钱回家娶媳妇。
说实在话，陈悦不太喜欢这里的生活。 刚到康乐村时，她的第一印象是“人特别多，废品遍地都是”。 中介带着看房，她得先付二十块看房费。 最后选中一个单间，“很小很小”，房租却还要1000元，每月水电费还得另加三度。 她不知道原因，但问过其他工人，他们都说，“这里都是这样的。 ”她接受了。 康乐村有自己的运行规则，来到这里，就意味着要接受这一切。
也是在康乐村，她第一次知道还有十几块钱一晚的床位房，一个房间能住十几个人，里面的房客许多是上了年纪，很难找到工作，或者是附近布匹市场里的搬运工，他们不会任何制衣技术，只能卖力气。
这段时间，陈悦有时会想到住在这些房子里的人。 这次广州疫情，以康乐鹭江村最为严重。 随着管控升级，超市关了，菜市场也关了。 到10月底，所有楼栋几乎都要求租客“足不出户”。 她和室友好歹有电热水壶、电煮锅，那些挤在一个小房间里的人怎么办呢，很多人平日不做饭，“可能也没有热水没有碗”。
湖北老板的缝纫机
130平的厂房里第一次彻底安静了下来，听不见一台缝纫机的踩踏声，只有手机不定时响起的消息推送。
收到停工通知前，小型制衣厂老板李红刚接了两个客户，有三千件衣服要裁。 她准备赶在双十一前忙活一阵，好歹拯救一下今年惨淡的生意。 赶在封控前，其中一个客户把布料运进了村，催李红偷偷赶工。 但李红可不敢冒险，“开工就罚款3万，封厂半个月。 ”
疫情几年，李红面对最多的就是这种不确定性。 她二十岁出头就离开湖北到了广东，在广东地头上摸爬滚打近30年，在康乐村的打工时间也有10年了。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习惯将康乐村和鹭江村并称康鹭片区。 两个城中村挨得极近，总面积只有大约1平方公里。 它们拥有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旁边就是中大布匹市场，高峰时期，中国有一半衣服出自中大市场。
上世纪90年代，一批服装加工厂涌进两个城中村，租下民宅开设工厂。 老板们早上在中大市场订好布料，拐进康乐村就可以找人加工，晚上取货。 当地村民开始大规模建楼，一幢紧挨一幢，间距极窄，打开窗就能和对面邻居手拉手，因此称之为“握手楼”。 面积不够了，就开始向上生长，从两三层加建至六七层。 公开数据显示，两个村子里只有六七千本地人，却有着超10万的外来人口。
10多万外来人口里，又以湖北人居多。 他们是最早一批淘金客，靠着“老乡带老乡”的传统，给两个村子打下“湖北村”的别称。 他们将青春投掷在一台台缝纫机上，有些人凑够了钱，又买下自己的缝纫机，招牌一拉，做起小老板。
李红和丈夫打了半辈子工，帮儿子结完婚，才在2018年底拿出积蓄，又借了10万，买下一个小厂单干。 在康乐村，哪怕只是缝一颗纽扣，你也能找到专门的熟练工人。 厂里的订单一整年没有停过。 有时货量太大做不完，他们还会分给外头没接到订单的厂家。
头一年，他们还清了借债，2019年过完，买厂的钱也填上了，李红和丈夫计划着继续大干一场，“谁知道疫情来了。 ”即使康乐村没有疫情，但周边地区有疫情，工人少了，抢工人哄抬起来的工资就够她受的了。 有一阵，一个临时工一天得给六百，手脚快的，甚至要给到九百、一千。
李红说，这两年下单的客户谨慎许多，当季需要多少就做多少，不敢备货，生怕遇上封控发不出货。 她接的多是东南亚和非洲的外贸单，有的客户转到了别国下单，她只能到处联系寻找新订单，东拼西凑撑着厂子。
这次老实停工三天，李红觉得自己算是聪明了一回。 “现在看，如果裁了就亏大了，偷偷做完也运不出去，最后只能当成废品货。 3块钱一件卖掉，一件衣服布料就要10块左右，工钱12块，你说三千件衣服亏多少钱？”
然而随着封控持续，她担心的不再仅仅是生意了。 怕出租房出现感染，10月27日，她和丈夫带上被褥，住进了厂里，在一排脚踏缝纫机与一堵水泥墙的过道里，用板凳拼出了两张一米见宽的小床。 唯一的做饭工具是一个电煮锅。
厂里8个长期工，都是李红亲戚朋友，3个主动去了外面隔离，另外两对夫妻住在一块，都不用李红操心。 剩下一个51岁的单身女工，也一起搬到了厂里，跟李红挤一张“板凳床”，李红老公睡另一张。
李红一直睡不好，“睡不着，睡着也好像会惊醒，有几个群随时要看，宿舍的群、厂房的群，消息时时刻刻都在变动。”
房东与“大声公”
房产商冯仑曾设想过一个理想之城，在1平方公里的地方容纳10万人，在他的规划中，要使人们在里面愉快地工作、生活、娱乐，这栋建筑得跟上海金茂大厦一样高。
同样在1平方公里住着10万人，现实中的康乐、鹭江城中村则像完全相反的高密度居住版本。
在这里，天空只是一条狭长的线，被缠绕得像蛛网一样的电线切割得支离破碎。 一楼商铺的雨棚有时将巷道遮掩，阳光透不进来。 在巷道里做核酸，人们甚至没法排成两排。 一位康乐村的租户说，她可以忍受城中村里的老鼠、蟑螂和透过口罩传来的湿废品味，却一直没能习惯狭小出租屋里长年的昏暗，那让她感觉自己“像是坐在深渊里”。
官方统计中，广州本轮疫情约九成感染者出现在海珠区，其中大部分又集中在康乐、鹭江城中村。 要为这个庞大人群提供上门服务，可以想象当地面临的任务有多艰巨。
一位志愿者在接受财新采访时提到，发放生活物资时，他们估摸着一栋7层楼房可能住了50人，实际上却住了六七十人甚至上百人。 “可能只有房东或者二房东才真正知道一栋楼里到底住了多少人。 ”这位志愿者说。
两个城中村所属的凤和经济联合社，试图将房东纳入防疫管理体系。 一份发布于11月4日的通知要求，村内全体社员及出租屋主配合防疫，每栋楼必须提供一名临时管理员，负责本楼栋的联系管理工作，配合发放生活物资。 若未落实，可能予以经济“制裁”，扣发年底分红。
很难说这一举措的效果是否达到预期。 疫情至今，陈悦的房东就没露过面，也没选出临时管理员。
事实上，留在村里的一般是二房东，他们通常花上几万或十几万包下出租屋的经营权，从中获取房租差价。 也有房东雇来的管理员，负责收取水电费，日常替租客维修家具、门窗。 疫情来临，平日的管理员也不怎么发言了，陈悦理解，“特殊时刻他肯定也不想出头。 ”到10月底疫情实在严重了，管理员才将所有租户拉进同一个微信群，起到的作用约等于无。
接下去几天，陈悦收到了两次物资，都是社区防疫工作人员和志愿者送来的。 物资以速食品为主，泡面、自热火锅、午餐肉、牛奶、鸡蛋饼，少许蔬菜。
35岁的湖北武汉人张洋洋在鹭江村拥有一层铺面。 铺面所在的这栋6层楼房，情况更复杂。 楼房是一位本地老头建的，又给了自己的儿子。 “但这儿子是个败家子”，一缺钱，就卖一层楼，六层楼最后有了六个房东，包括张洋洋。 她觉得，即便要管，或许也很难调和出相同意见。
张洋洋13岁就和父母一块住进了康乐村。 她的父母在康乐村经营一家服装辅料店，卖各种你能想到的用在衣服上的配件，比如绣花、钉珠。 她也在这里结婚、生子，同样做起了服装辅料生意。
如今在外地创业的张洋洋，几乎不和自己的租客联系，“我知道那边的租客都不太喜欢房东，所以我基本就是签完合同，就从他面前消失了。 ”她形容村里租客与房东的关系，“既怕又恨，但又离不开。 ”
但她将康乐村看作另一个家乡，时常怀念这片生意场上热络的人情。 在康乐村，人情往往比规则、合同更有用。 “那边的人性格就是我喜欢你，我就让你赚钱。 ”张洋洋说，自己赚的钱，买下的铺面都是靠着他们的热心肠。 这次，她主动给自己的租客发信息，免除一个月房租。
不是所有房东都有这样的好心肠，35岁的徐小珍试探跟房东提出，能否考虑减免房租，房东一直没回复。 他们租的这个档口，每年得多交1万多“进场费”。 张洋洋说，很多房东到期后故意不续签，“不给就让你走，反正不愁租。 ”
徐小珍在附近的布匹市场上班，丈夫在康乐村租下一个12平米左右的档口，专门做服装打版生意，这个档口既是铺面，晚上卷闸门一拉下，也是夫妻俩的宿舍。 她很少见到房东，那个从父亲手里继承了一栋楼的中年男人，“每次来就是抄一下水电费，收个房租。 ”
联合社发布通知后，徐小珍的房东挑了一位租户做楼长。 村里商店都关闭后，租户通过网上软件买菜。 菜送到后，放在城中村出入口的7号岗亭，由防疫工作人员送进村里各个楼栋，再由楼长发放至各家各户。
流程很完美，但徐小珍记得，大约只执行了三天，就没有人送菜进来了。 她听人说，是送菜的志愿者不少确诊阳性，人手大减。
徐小珍说，他们每天得自己留意“大声公”（手持扩音器）。 徐小珍和丈夫的档口在一楼，每天听到声响，他们就会探头出去望一望，看到穿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拿“大声公”喊着做核酸，或是发放物资，就在楼里的微信群提醒一句。
徐小珍认识的一对夫妻还带着两个孩子，住在一条巷子深处。 每次发物资，徐小珍总会记得跟夫妻俩说一声，提醒他们别错过了。 “大家都是异乡人。 ”她说。
封控期间，许多制衣工人窝在出租屋里无事可干，只能睡觉，一不留心可能就会错过核酸检测。 住在低层的制衣工人甚至有些庆幸，能够更清楚地听见“大声公”里传出的通知。 11月5日凌晨1点多，住在二楼的陈悦听见工作人员举着喇叭喊，“本栋楼有阳，全部人大面积转移，收拾换洗衣服去隔离。 ”
她和朋友匆忙拣了两身衣服就下楼了。 巷道里，挨挨挤挤，一片乌压压的人群。 陈悦已经顾不上交叉感染这回事了，“转运出去条件肯定舒服点，起码一天三顿能吃上米饭。 ”还有一些住得更远的工人，没有听清喇叭，但在微信群里看到别人发的转运通知，也不断地下楼，排入队伍末尾。
一直等到早上7、8点，陈悦登上了前往惠州隔离的大巴车。
等待离开的人们
将人们集体转运，此前被多个大城市采用于城中村的防疫，也是广州此次的对策。 据11月5日广州新闻发布会，在周边城市支持下，这座城市近三天转运隔离约3.1万人。
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书记张周斌说，城中村内部多为小街窄巷，整个区域空气流通不畅，病毒极易在区域范围内形成难以短时间内消散的气溶胶。 要解决这一难题，最好的办法就是转运隔离，大幅度降低整个风险区域内的人口密度。
11月6日晚上9点，“大声公”来到了李红厂房的楼下：“大家出去隔离的赶紧收拾东西下楼，早点排队早点上车，迟了又要排长龙了。”
她本来还有点犹豫，靠在窗口询问楼上楼下的邻居，发现原本说不走的人都决定要离开了，于是赶紧和丈夫商量好收拾换洗衣服，下楼，抄近路走到卡口排队。
那晚的康乐村下着小雨，雨伞相互摩擦着。 有戴N95口罩的，也有戴普通口罩的，还有站在李红前头拉下口罩抽烟的，她往边上站了站，用雨伞挡着。 到了凌晨一点，有工作人员挤了进来，用喇叭告知大家没有空位了，但排队的人不愿回去，巷子里开始有抱怨的声音，“昨天等了七八个小时也说没车没酒店，今天又是这样。 ”
不愿离去的人一直挨到了三点，期间每过一会就有工作人员来喷酒精。 李红身边有个四五岁的孩子睡着了，被他妈妈用衣服裹着，坐在屋檐底下。 到了快四点，李红决定放弃，返回厂房。
每天看着新增病例和短视频里排长队转运的人群，李红总说自己害怕。 她怕留在康乐，以后没人来管他们了。 但她也害怕交叉感染，不敢再出去排队。
有确诊去隔离的朋友告诉李红：“好了以后没屁事，开始头疼没力气，就天天喝开水，后来就好了。 ”但也有人跟她说是有后遗症的，李红弄不清，“心理都没有底，不知道什么情况。 ”
在康乐村的出租屋，人们可以接触到阳光的地方仅剩阳台和窗户。 然而随着病例增多，原来获取信息和光线的空间，也成了令人畏惧的存在。
李红关闭了厂房的所有门窗，只在太阳猛烈的时候，打开窗户晾晒衣服。 有时在窗户里面往下看，不断有人拉着箱子去转运。
康乐村里，一对福建夫妇带着6岁的孩子，男主人有喝茶的习惯，特地在窄窄的一条阳台上摆张茶桌，备齐了整套茶具。 后来对面楼出了两家阳性病例。 男主人赶紧将茶几搬进了房间。 女主人同样将门窗关得紧紧的，她说自己担心的是孩子万一感染，会留下后遗症。 但具体是什么后遗症，她也说不上来。
徐小珍没有将窗户封死，她还得盯着窗户，看有没有人发物资，或者是通知核酸检测。 只是她和丈夫除了吃饭睡觉，其余时间在屋里全程戴着口罩。 她担心给防疫人员添麻烦，“他们也很辛苦，我不给他们添乱。 ”
她倒不怕感染。 她怕的是年底前的制衣旺季就这样过去了。 她有四个孩子，最大的刚上高中，处处是用钱的地方。 还有父母在广东河源老家，也等着夫妻俩寄钱回家。
“最害怕的是我关了20多天，到最后阳了，那前面的坚持都白费了。 然后前面阳的人已经痊愈，可以自由活动了，我还要去方舱，去隔离，浪费时间是不是？”她说，“我现在都想着只要能出去，去别的地方找事情做，多多少少有收入，过年能挣点钱回去。 ”
双11过去很多天了，李红也还在怀念它。 她说自己“今年亏得心都碎了”。 这个湖北女人在广东“拼尽了青春”，“孩子也没顾上，孙子也没带”。 如今回望人生，她觉得像回到了原点。
但现在，他们能做的是等待，不仅仅等待离开城中村，也在等待离开广州。
11月13日，凤和经济联合社发布公告告知书，将对康鹭片区开展为期一个月的综合治理工作，要求片区范围内全体出租屋主及居民群众暂时返乡或投靠亲友，待治理工作结束后，居民群众可再返回片区。 同一天，李红在群里看到通知，“原定送回海珠凤阳街的客人统一集中送广州南站”。
告知书还写道，“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经过近30年的发展，康鹭片区已经成为全国闻名的来穗务工人员的创业港。 ”但也提到，因为前期规划欠缺，城中村存在诸多问题。
事实上，康乐村和鹭江村的更新改造早在日程中，计划2023年底前安置房开工建设，2025年底前基本完成安置房建设。 投资之巨，是广州最大旧改项目。
李红不知道，明年那几个亲戚朋友还会不会继续跟着自己干，如果拆迁，她想把厂子卖了，回老家帮儿子办的厂干活。 现在，和徐小珍夫妇一样，她和丈夫填好了返乡申请表和志愿隔离表，等着转运车辆的到来。
几天前，陈悦已经顺利度过7天隔离期，被送往广州南站。 她联系上村委会，那里愿意接收她回家。 只是家乡的服装生意也受到疫情影响，邻居家姐姐已经放假好些天了。 下一份做什么，她还在想，但肯定用不了多久，她又会在干活了。 毕竟，只要生活继续，挣钱就得继续。
（除张洋洋外，其余讲述者为化名）
疫情下的广州城中村
广州这波疫情最厉害的是海珠区，而海珠区最厉害的是康乐村、客村、大塘村这一片延绵数公里的城中村。 尤其是康乐村，成为这波疫情的主要发生地。
在广州，城中村不仅记载了各氏族为了躲避战乱南迁、耕垦繁衍直至人丁兴旺成为望族的历史，更加见证了新一代移民在这座城市为梦想而打拼奋斗的艰难历程。 一个个城中村就像一个个乌托邦，承载着外地人在广州的奋斗与乡愁。 如这次疫情笼罩的康乐村，就聚集了超10万外地人在此打拼。
广州有多少个城中村？
据有关数据显示，截止2021年底2022年初，广州有293条城中村，分布在广州11个区中，不少城中村的历史都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甚至上千年。
城中村是如何形成的？
城中村是在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背景下产生的。 如广州，随着城市用地的扩展，越来越多原在市郊的村庄被吞并进城市用地，被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大厦所包围，出现了独特的“城市包围农村”的现象。 城中村以城乡二元制度、户籍制度进行管理，原居民都是当地土生土长的，土地是属于村集体所有，原居民拥有房屋的产权。
城中村的积极意义
一是推动了城市经济发展：城中村为外来人口留在广州、建设广州、发展广州创造了条件，更好地推动了广州城市经济发展。
二是让历史文脉得以保护：城中村还保留着众多的本地历史文化遗产，城中村保持了一定“村”的特质，宗庙祠堂等历史文脉得以保护，如扒龙舟、乞巧节等习俗都在城中村得以保留。
城中村的问题
广州城中村，是散落在广州繁华都市下的点点星光，城中村的存在为广州城市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同时也带来了治安、交通、消防等城市管理的各方面的问题。 城中村带来的问题及利益牵扯到方方面面，在城市历史的进程中，它终将会逐步走向更美好。
广州城中村的3次成功蜕变
猎德村、杨箕村、琶洲村，分别在天河区、越秀区、海珠区的城中村改造中起先驱示范作用，同时，在广州旧改历史进程中写下了光辉灿烂的浓抹色彩。
1、猎德村
猎德村从宋朝开村，至今已有800多年历史，从当初郊区农村到如今广州第一土豪村，它伴随着珠江新城CBD的兴起和发展。 猎德村于2010年9月全面完成改造,村民顺利回迁。
2016年2月，新华网广东新闻无人机队对2016猎德村大年初十808桌流水席年俗聚餐盛况进行了航拍。
2、琶洲村
琶洲村，明代建村，今已有900多年历史，借广州亚运会契机凤凰涅磐，同时迎来广州琶洲片区发展的历史机遇 ，成为广州东进发展的黄金区位。 2014年11月琶洲村开始整村回迁，完成了全国首个由开发商（保利）主导的规模最大的城中村改造项目。
3、杨箕村
杨箕村，建于明末清初，从一座900多岁的古老村庄到如今珠江新CBD旁的富力东山新天地综合体项目，见证了广州经济中心发展东移的沧海桑田。 2016年10月2日，杨箕村回迁居民摆下1500桌喜宴庆祝他们的回迁。
广州城中村旧改进行时——冼村
广州另一个著名城中村——冼村旧改目前尚处于如火如荼的建设当中。 电影《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就取材于2010年广州冼村强拆案，以一个横跨30年的故事记录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时代。 关于冼村的“故事”，至今网上还流传着《广州百亿村官外逃，背靠副市长掌控冼村33年》、《广州冼村拆迁为何陷入僵局》等文章。 有兴趣的朋友，可自行网络搜索脑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