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体系
面对“去美元化”思潮，美国正在建立“科技美元”体系以巩固美元全球本位币地位。从机制上讲，“科技美元”可以形成类似“石油美元”的全球资金环流，且巨大的贸易额也媲美“石油美元”。
目前全球科技竞争呈现“三足鼎立”格局，“科技美元”受到欧盟、中国科技发展的挑战。美国及其发起的“芯片四方联盟”暂时具有优势，但中国科技实力的突飞猛进使得其相对优势已经显著缩小。
中长期看，美元指数与欧美科技实力指标差异有较高正相关性，但未能充分反映中国科技实力突飞猛进的影响。相对于中国科技实力的增长，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定程度被低估。从金融市场看，美国相对德国、美国相对中国的科技股表现与汇率也有较高相关性。这些证据表明，“科技美元”已经初具雏形。
2020年美国事实上采取了“财政赤字货币化”的一系列救市措施，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联合盟友冻结俄罗斯海外资产，这些事件使得全球再次兴起“去美元化”思潮。面对美元本位币地位动摇，美国通过《瓦森纳协定》、“芯片四方联盟”等方式构建“科技美元”体系，试图继续保持美元的主导地位。海外对于“科技美元”并无太多的研究或分析，国内代表性观点是王晋斌（2022）提出了“芯片美元”或成为美元霸权的新工具。本文尝试分析全球科技竞争格局及其对于美元体系的影响。
一、“石油美元”体系简史
1973年10月，因美国向以色列提供武器，帮助其发动针对埃及、叙利亚的“赎罪日”战争（又称“10月战争”、“阿以战争”），OPEC宣布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实施石油禁运。面对国内高企的通胀和持续恶化的贸易赤字，1974年7月，美国派出财政部长William Simon前往沙特秘密谈判建立石油美元体系。美国提出的基本框架非常简单，美国从沙特购买石油并向其提供军事援助和装备，沙特则将石油出口收入用于购买美国国债[1]。沙特国王要求沙特购买美国国债的行为必须“极度保密”。经过数轮谈判后双方达成协议，主要内容包括[2]：（1）沙特利用自身在OPEC的主导地位，保证未来的全球石油贸易只能以美元结算。（2）沙特将石油出口收入的大部分用于购买美国国债，并将利息所得用于支付美国公司承建的沙特基础设施现代化改建。（3）沙特不参与美国财政部的公开国债拍卖，而是以非公开“额外发行（add-ons）”的形式秘密购买美债，美国财政部也不能在TIC报告中公布沙特的美债持仓情况。（4）保证油价处于美国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并防止OPEC再次发生石油禁运。
在沙特与美国达成石油美元协议后，更多的产油国与美国达成了类似协议，石油美元体系逐步形成。由于石油在全球商品贸易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此后全球主要大宗商品多以美元定价和结算。从美国财政部2016年公布的产油国美债持仓历史数据看，美国贸易赤字的持续扩大与产油国美债持仓增长高度同步，同时也为美国财政提供了融资，这使得美国能够长期保持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并存，即“孪生赤字”。
二、“芯片贸易”成为美元新支柱
在美国页岩油革命后，美国石油进口依赖度下降，近年甚至转变为石油净出口国。这意味着美国通过石油贸易输出的美元减少，对于石油美元体系产生负面影响。此外，在俄乌冲突爆发后，更多的经济体开始尝试使用非美货币进行石油贸易结算，例如欧元、人民币、俄罗斯卢布等。美国亟需为美元体系找到新的贸易支柱。
目前看来以芯片为代表的高科技产品可能是接棒石油贸易的最佳选择，其至少具有以下优势：
（1）高科技产品需求具有刚性。芯片、通讯设备等电子产品是一国发展科技、现代化建设的必须品，战略意义不亚于石油。近年来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甚至已经超过石油制品。
（2）美国能够高度把控供给。美国在芯片研发具有领先甚至垄断地位，且可以通过《瓦森纳协定》[3]、 “芯片四方联盟”等方式限制其他国家获取先进技术。与其他贸易领域不同，在高科技产品贸易中，中国大陆[4]在多数细分产品类型都是净进口国（见附表1），只有信息通讯产品有明显的对美顺差。因此美国能够以多种方式限制中国获得先进技术。
（3）在高科技产品贸易中，美国依然是贸易逆差国，更多是通过专利、出口管制、跨国公司等方式把控全球产业链，生产环节并未高度本土化。美国的高科技产品贸易逆差规模与石油贸易逆差规模接近，不会颠覆当前美元环流机制。只是相较于“石油美元”体系，资金流向会出现转移。除信息通讯产品较多从中国大陆净进口，美国高科技产品净进口来源多为美国盟友或亲美经济体（见附表1），例如日本、韩国、加拿大、欧盟成员等，这些经济体往往也是重要的美国国债投资者。因此科技美元也可以形成类似石油美元的资金环流，高科技产品生产国地位类似于石油出口国。
三、科技竞争的“三足鼎立”态势
正如上文所述，如果美国能够凭借其科技优势建立起“科技美元”体系，美元对于其他经济体仍有相当的吸引力。和“石油美元”类似，“科技美元”体系下高科技产品的定价、贸易支付结算必然也是美元主导，因而美元资产储备对于各经济体仍是必要的。此外，高科技企业中大量是美国跨国公司，或选择在美国上市，美股可以使得“科技美元”高度金融化。对于贸易顺差国而言，除了投资美国国债，也可以选择投资美国科技公司。当资金回流美国科技公司，将有助于进一步加强美国科技公司的优势地位，形成正向反馈。
不过“科技美元”体系建立依然面临挑战。当前全球的技术竞争是中、美、欧三足鼎立的格局。根据OECD对47个经济体的研发投入统计，以购买力平价的美元不变价衡量，近10年累计研发投入最大的经济体为美国，紧随其后的是中国大陆、欧盟，分别达到了美国研发投入的73%、65%。此外，“芯片四方联盟”中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研发投入均名列前茅。考虑到美国对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的政治影响力和密切的高科技产业关联度，如果将“芯片四方联盟”作为整体看待，对中国大陆、欧盟优势进一步扩大。中国大陆作为后起之秀，近10年研发投入增速显著高于其他经济体，但研发支出在GDP中占比仍有较大上升空间。
如果以专利数量衡量科研成果，美国和“芯片四方联盟”的优势依然显著，但中国大陆正在奋起直追。OECD主要统计了Triadic、PCT（Patent Cooporation Treaty）、ICT（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三类专利。Triadic专利为同时获得美国专利和商标办公室、欧洲专利办公室、日本专利办公室三方认可的同一专利。PCT专利即所谓的“国际专利”，受到国际专利法律条约的保护。ICT专利即信息和通讯技术相关专利，包括算力、电子通讯、人工智能等领域，这也是近年来最热门的专利类型之一，但ICT是按产品类型分类，并非以认证机构分类，包括国际及国内认证。2021年中国大陆申请的PCT和ICT专利数已经居于世界第一，美国、欧盟、日本也继续保持较高水平。如果以每件专利的研发投入衡量科研转化能力，中国大陆的转化能力已经取得长足进步，与欧美相当，而中国台湾地区的研发转化能力明显弱于其他经济体。
四、“科技美元”已具雏形
按照传统的金融市场逻辑，当美国政策利率水平相对更高、经济增长相对更快时，美元往往升值。将此逻辑套用在“科技美元”，则是当美国科技相对优势更强时，美元应趋于升值。美元指数定价主要考虑发达经济体货币，因此美国相对发达经济体，尤其是相对欧盟、日本、英国的相对科技优势应对美元指数会产生中长期影响。从知识产权资本形成额和专利总数（包含Triadic、PCT、ICT三类专利）两个角度考察，我们发现美国的科技相对优势与美元指数中长期走势具有较高的正相关性。次贷危机后美国保持了较高的科技研发强度和科研转化能力，这使得美元指数中枢较次贷危机后的低谷明显抬升。
不过在考虑中国因素后，上述情况会发生巨大变化。由于美元指数并不包含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我们将其替换为美元实际有效汇率（REER）。因中国国民账户中并未公布知识产权资本形成额，我们对比美国和欧盟、中国大陆的研发支出与美元REER关系。2015年之前，研发支出与美元REER保持了较高相关性，2015年后，两者走势背离。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大陆研发投入激增；同时，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在“811”汇改后依然以美元指数为主要定价参考，底层定价逻辑仍是更多反映美国与发达经济体的基本面差异，未能充分反映中国科技进步的市场影响。从专利总数的角度也是类似的情况，加入中国大陆专利数后美国的科技优势明显减弱，美元REER显得高估。
如果从美国主导的“芯片四方联盟”和中国大陆科技竞争的视角看， “芯片四方联盟”相对中国大陆依然有着相对优势，其研发投入、专利总数均超过中国大陆150%。不过，随着近年来中国大陆加大研发投入并迅速实现科研转化，无论是以研发投入还是以专利成果衡量，“芯片四方联盟”的相对优势已经显著缩小。如果将科技相对实力作为汇率的定价参考，人民币相对美元汇率呈现一定程度的低估。
从金融市场的角度看，美国科技股相对德国科技股的表现与美元指数有较高的正相关性，即美元指数的定价更多是反映美国相对德国或欧洲核心经济体的相对科技实力。美国科技股相对中国科技股的表现和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在2015年“811”汇改后也有一定正相关性，且在2020年后这种相关性有所强化。即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未来可能不再仅以美元指数为定价基准，开始更多地将中国因素，尤其是将中国的科技实力增长纳入考量。
五、结语
从上述分析不难发现，继“石油美元”之后，美国正在通过“芯片四方联盟”、“瓦森纳协定”等建立“科技美元”体系，以维护美元的全球本位币地位。中长期看，美元指数与欧美科技实力差异指标有较高正相关性，但未能充分反映中国科技实力突飞猛进的影响。相对于中国科技实力的增长，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定程度被低估。从金融市场看，美国相对德国、美国相对中国的科技股表现分别和美元指数、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有较高正相关性。这些证据表面，“科技美元”已经初具雏形。不过限于数据可得性，本文主要是从科研投入和专利的“数量”上加以分析，对于“质量”难以量化评估，这是未来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附表
注：
[1]Andrea Wong, The Untold Story Behind Saudi Arabia’s 41-Year U.S. Debt Secret,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features/2016-05-30/the-untold-story-behind-saudi-arabia-s-41-year-u-s-debt-secret#xj4y7vzkg
[2] Tyler Durden, End Of An Era: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Petrodollar System, http://www.zerohedge.com/news/2016-07-22/end-era-rise-and-fall-petrodollar-system
[3] 全称为《关于常规武器与两用产品和技术出口控制的瓦森纳协定》（The Wassenaar Arrangement on Export Controls for Conventional Arms and Dual-Use Good and Technologies），目前有42个缔约国，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中国并非缔约国。协议包含两份控制清单：一份是军民两用商品和技术清单，涵盖了先进材料、材料处理、电子器件、计算机、电信与信息安全、传感与激光、导航与航空电子仪器、船舶与海事设备、推进系统等9大类；另一份是军品清单，涵盖了各类武器弹药、设备及作战平台等共22类。“瓦森纳安排”规定成员国自行决定是否发放敏感产品和技术的出口许可证，并在自愿基础上向其他成员国通报有关信息。但“安排”实际上完全受美国控制，美国经常直接干涉他国技术出口。
[4]本文所有中国大陆统计数据不含港澳地区数据。
国际油价突破120美元大关全球市场将经历“痛苦期”
才消停2个月，国际油价又悄无声息地突破了120美元大关。 历史上，高油价时期往往意味着经济衰退、资本市场面临“痛苦期”。 在美股经历了短暂的空头回补后，更多机构开始认为新一轮下跌即将开始。
与此相伴的还有投资环境的“范式转换”。 自1980年以来，低通胀、央行独立、全球化浪潮、低波动率、更长周期和更高的GDP驱动的“现代周期”带来了投资界的“黄金年代”。 展望未来，高盛近期在研报中表示，“现代周期”已成往昔，“后现代周期”(ThePostmodernCycle)正在开启——通胀风险将大于通缩，且伴随着经济区域化，劳动力、商品价格上升。 在此期间，由于较高的利率将导致估值对收益的贡献减小，股市的总体回报率将下降。
高油价暂时无解
继布伦特原油价格在3月一度飙升至139美元附近后，油价因中国疫情、全球衰退预期等因素而回撤。 两个月过后，油价在6月突破了120美元大关。 截至上周收盘，布伦特原油报121.08美元/桶，WTI原油报120.26美元/桶。 随着上海复工复产、美国夏季出行高峰到来以及原油供给失衡，各国很可能要为高油价、高通胀继续头疼。
上周，OPEC+增产的事实也不能缓解这一矛盾。 当时OPEC+已经同意在7月和8月增产64.8万桶/天，而预期为63.2万桶/天。 看似增产大于预期，其实不然，而且市场早前对增产的预期更强。
早前有传言称，一些OPEC+国家正在考虑暂停俄罗斯加入OPEC+，这将允许它们增加自己的产量。 然而，上周五的会议并没有提到这一点，实际石油产量增加不大，增产的原因是OPEC+决定将9月的预期产量增加分摊到8月。 事实上，OPEC+自去年以来很少真正完成增产目标，产能不足是主要原因，高盛预计未来许多国家将继续落后于其增产配额，并重申今年下半年布伦特原油价格125美元/桶的预测。
“相比后续原油产量的下行风险，此次OPEC+的增量是很小的，我们预计，相较于俄乌冲突之前的预测，OPEC+产量在2022年下半年将净下降50万桶/天。 我们曾预计伊朗石油产量将在下半年平均增加50万桶/天，但现在看来，这在明年之前都不太可能实现。 此外，利比亚和委内瑞拉的产量远低于预期，合计产量比我们6月22日的预测低了60万桶/天。 ”高盛原油分析师库瓦林(DamienCourvalin)表示。
全球油价飙升，其中一个原因在于主要产油国伊朗不急于达成伊核协议。 有观点认为，若伊核谈判各方能尽快达成协议，将能缓解目前能源市场极度动荡的态势。 若伊朗石油重返市场，油价或能下跌至少10%。
俄乌冲突无疑加剧了油价的上行压力。 除了美国，欧洲也异常痛苦。 当地时间5月30日晚，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欧盟已就对俄实施石油禁运达成共识，“将立即覆盖三分之二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的石油”。
欧盟高度依赖俄罗斯的能源供应。 在2021年，俄罗斯天然气供应占欧盟总需求的比例超过40%，原油及其产品占比27%，煤炭占比46%。 俄乌冲突发生以来，欧盟加强了对俄制裁，导致其能源供应中断的风险增加。 欧盟计划到今年冬天可以降低700亿立方米的俄天然气进口。
此外，当地时间5月30日晚，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欧盟已就对俄实施石油禁运达成共识，“将立即覆盖三分之二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的石油”。
欧盟高度依赖俄罗斯的能源供应。 在2021年，俄罗斯天然气供应占欧盟总需求的比例超过40%，原油及其产品占比27%，煤炭占比46%。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加强了对俄制裁，导致其能源供应中断的风险增加。 欧盟计划到今年冬天可以降低700亿立方米的俄天然气进口。 这也加剧了原油短期的上行动能。
嘉盛集团资深分析师佩里(JoePerry)告诉记者：“如果油价要突破目前的水平，下一个阻力位是122.75美元，在此之上，价格可以达到3月8日的高点129.42美元。”
机构预测原油或上冲至130美元
加拿大皇家银行(RBC)全球大宗商品策略主管HelimaCroft表示，目前阿联酋经充分利用了自身闲置的产能，该国自去年三季度以来一直达到生产配额水平。 即使是一些之前增产的国家，可能现在也面临近期出口限制，比如OPEC第二大产油国伊拉克。
现在倒是沙特7月和8月有望增产至1100万桶/日(较该国5月产量增产约50万桶/日)，OPEC+增加供应协议落实任务最终将落到沙特肩上。 Croft表示，目前美国政府官员担心，俄罗斯可能通过今年夏季削减出口，在今年底以前有序推升油价，以此对欧洲给予尽可能大的经济打击。
不过，能源咨询公司FACTSGlobalEnergy主席Fesharaki却认为，指望欧佩克释放数百万桶石油来满足能源市场买家的需求是不现实的。 如果欧佩克每天增加150万桶原油供应，那么一到两个月后需求增加时，就不会有任何额外的产能。 除非伊朗的供应(可能会立即将油价拉低10至15美元/桶)因伊核协议而恢复，否则俄油的大量减产将使油价维持在100美元/桶以上。
全球市场将经历“痛苦期”
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能源价格在经济衰退前平均上涨了17.5%。 高油价经常被认为是经济衰退的原因。 更准确地说，高油价或石油冲击应该被描述为经济衰退的催化剂，而非唯一原因。
关于是否以及何时会出现衰退，人们众说纷纭。 近期，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JamieDimon)表示，这种情况确实有可能发生，尤其是如果美联储继续加息的话。 在戴蒙看来，有三分之一的可能性出现持续6到9个月的“温和”衰退，但他表示，也有可能会比这严重得多。
尽管早前有观点认为，美联储可能在今年9月讨论暂停加息，但就目前的通胀态势和油价走势，这一观点并不成熟，货币紧缩周期无疑将伴随着经济需求的下降和股市市值收缩。
第一财经此前报道，自2021年底达到超120万亿美元的峰值至今(5月22日)，全球股市总市值已蒸发20万亿美元，自疫情暴发以来总市值增幅中的三分之二蒸发殆尽。 由于市场出现技术性超卖，因而交易员普遍认为，一场“空头回补”的反弹正在酝酿。 过去两周，纳斯达克100指数反弹了10%以上。
但经历了短暂的反弹，市场对经济衰退的担忧大幅上升，这也与投资者对通胀的担忧相匹配，投资者情绪转差。
“两周前，我们由看跌转为中性，自那以后，标普指数和NDX100指数上涨了10%以上。 但我们现在再次转向看空。 美国国债利率正威胁到此前的高点(上周已经接近3%)，我们认为，美联储货币紧缩的举措才刚刚开始影响劳动力市场和消费者支出的弹性。 随着夏季的临近，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面临越来越多的阻力，金融资产的潜在复苏将取决于全球经济能否避免衰退。 此外，中国经济复苏的时机和美联储未来暂停加息的前景将是风险资产复苏的潜在催化剂。 但在我们看来，现在对这两件事进行定价还为时过早。 ”渣打全球首席策略师罗伯逊告诉记者。
该机构目前预计，风险资产将再次下跌，标普500指数将跌至3600点，较当前水平低近12%，美元指数将重新测试5月高点。
乍一看，目前很难不把美国劳动力市场形容为坚如磐石。 过去3个月平均每月新增就业岗位超过40万个，过去6个月平均每月新增就业岗位超过50万个。 目前失业率为3.6%，接近疫情前3.5%的低点。 但美元去年的强势对标普500成分股公司未来的收入发出了强烈的警告信号。 罗伯逊表示，科技股占标普500指数市值的近30%，如果算上非必需消费品领域的一些知名科技公司，权重接近35%。 虽然纳斯达克100指数已从2021年11月的高点下跌了近25%，但该行业日益增长的盈利能力挑战将导致失业。
罗伯逊提及，2000年美国科技股的下跌导致失业率大幅上升大约存在9个月的滞后期，纳斯达克指数在2000年达到顶峰，失业率从一年前的3.8%上升到4.3%，而且最终在两年内升至高达6%。 失业率增长最初是缓慢的，但最终，随着经济放缓在整个行业蔓延，失业劳动力就将超过可用的工作岗位。 目前，美国消费者也已经面临着来自抵押贷款利率飙升以及食品和能源价格的强大挑战。
无独有偶，摩根士丹利也认为，根据公允价值框架，标普500在当前成长环境下的定价仍然是错误的，公允价值显示的点位应该在3700~3800点之间，而且仍可能向下超调。
未来，随着投资者越来越注重稳定的复合回报，高质量、可持续股息的公司将变得更有价值。 同时，派息较低但资产负债表强劲的公司也将会在高盛所说的“后现代周期”中“更有吸引力”。 这也不难解释，为何像Peloton这种疫情受益公司的股价已较最高点跌去了90%。 未来，无法创造真实价值、动不动就拿2030年现金流贴现来估值的公司，很可能被市场无情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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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原因让美元贬值？
经济学上讲，可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依据：第一，人民币汇率自1994年以来已近10年没有进行调整，而这10年中国经济和国力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第二，90年代以来，一些权威的国际机构和贸易伙伴一直就认为人民币存在不同程度的价值低估。 第三，按照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外汇节余过多本身就表明外币定价过高，本币定价过低，本币有升值压力。 第四，从2001年以来，世界各主要货币包括东南亚国家的货币对美元都大幅度升值，只有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一直没有调整，即人民币实际上也跟随美元对其他货币大幅度贬值。 且不说90年代人民币是不是过度贬值或定价过低，单说近年来其他国家的货币对美元都大幅度升值，只有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没有动，仅此一条，就可以判断人民币对美元的价值有可能低估。 (三) 国际政治分析人民币汇率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国际政治问题。 有学者特别指出，一些西方国家频频呼吁人民币升值，背后还另有原因。 有的是出于嫉妒，有的是为了转移国内对当局的指责，有的则是为了争取国内制造业的选票。 如西方国家简单地将人民币币值水平与其本国制造业的衰退联系在一起，试图强迫人民币升值。 造成美国就业机会减少的因素不是中国，而是全球化竞争的无形之手。 国外鼓噪人民币升值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一是人民币汇率过低。 有人提出应将人民币汇率确定在1美元兑4.2元人民币左右的水平。 二是中国外汇储备过高，中国入世以来，并没有出现进口激增，相反贸易顺差大幅增加。 三是中国廉价商品大量出口造成世界通货紧缩。 有人认为，近年来，中国廉价产品大量出口导致日本和欧美通货紧缩，中国应使人民币升值，在世界经济中担负相应责任。 美国之所以施压人民币升值，是认为中国实行的“盯住美元汇率”政策，使美元贬值的积极效用没能全面发挥，只是“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企业的出口竞争力，刺激了中国产品的出口”，尤其是2002年美元贬值的同时，美国外贸逆差却创出了4352亿美元的历史峰值，对华贸易逆差达到1031亿美元。 实际上美国外贸逆差剧增的原因不在于中国的人民币汇率政策本身，而是美国产业结构调整、对外直接投资扩大、个人消费支出的增长、以及美元贬值的J曲线效应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金融霸权作为军事霸权和经济霸权的延伸，美国凭借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随意按照自己的意志强制性地推行其政策，不断获取霸权利润，维护其“金融霸权国”地位。 美国通过美元贬值，既能减轻其外债负担，每次美元大幅贬值都能使美国债务减少三分之一，又能刺激其产品的出口，还能转嫁其各种经济危机，成为其对其他国家进行剥削的主要形式。 人民币汇率之争的根本目的，就是美国希望通过人民币升值，阻碍中国商品大规模进入美国。 施压人民币升值与美国对华反倾销政策一起，构成了布什政府对华经贸政策调整的新内容。 近年来，关于“亚元”问题的讨论已越来越热，谁能成为未来亚元的主导，已变成一个日益敏感的话题。 日本由于其经济十年来的萎靡不振，日元充当亚洲货币主导的可能性在变小。 而中国由于经济高速增长，已经逐渐成为亚洲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因此人民币的价值日趋明显，在中国周边国家已经开始形成一个“人民币地带”，导致日本对此忧心忡忡。 在2002年日本对华出现50亿美元顺差的背景下，日本财长盐川正十郎提出议案，提请七国集团通过“与1985年针对日元的‘广场协议’类似的文件”，逼迫人民币升值，将全球压制人民币升值的声浪推至顶峰，目的就在于想通过人民币升值，打垮人民币对日元的挑战，确保日元的未来主导地位。 近年来，中国对外经济摩擦日益加剧，但更多的还仅仅局限于微观经济摩擦。 加入WTO以后，中国处于制度大调整阶段，制度性因素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越来越受到关注。 美日欧等国施压人民币升值，使得制度性经济摩擦在中国对外经济摩擦中的份额开始加重。 (四)人民币升值的客观作用1、 加强经济自循环的能力当汇率变化反映了外币的供求程度之后，企业和家庭就能及时调整其策略，更为有效地利用外币。 而且，如果国内企业长期借助有利汇率带来的成本优势，通过出口低端产品赚取利润越容易，国内企业投资于产品研发的动机就越小。 这不利于国家的竞争力的长期发展。 2、 增加货币政策的自由度为了维持人民币对美元的固定汇率，人民银行必须从市场中买入美元、投放人民币。 这使央行难以将货币供应控制在目标区间之内。 为抵消外汇占款的影响，人民银行必须进行所谓的“本外币对冲操作”，即在买入美元的同时，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卖出政府债券或央行票据，从市场中回笼资金。 适度扩大人民币波动范围能增加货币政策的自由度。 3、 与缓解目前“经济过热”的顾虑相一致在固定汇率下，升值压力会被转化为通涨压力——外汇占款导致货币供给量上升，带来通涨压力。 而通过发放央行票据来回笼外汇占款的做法不具持久性，并将导致政府财务负担的上升。 扩大人民币浮动范围会缓解升值压力向通涨压力的转换——人民币升值会对国内价格形成向下的压力，由于：1) 外汇占款减少导致货币供应量的减少；2) 货币升值将使进口价格降低，因此可能压低国内价格。 人民币升值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中央政府做出的决定，不会是因为某一个原因，除非这个原因的压力大到让政府无法回避或阻挡。 我觉得原因有三：第一：化解各国以及各种资金对人民币升值的期望和压力；第二：逐渐摆脱盯住美元的模式，为人民币成为硬通货做准备；第三：借此机会，缩小港币和人民币的汇率差，争取达到1：1，然后，在适当时机下，人民币、港币和澳元将融合，形成单一货币。 人民币实行的是盯住美元汇率制。 人民币近10年都处于升值趋势中，人民币升值是以人民币汇率下降形式反映出来的，即1美元兑换的人民币金额减少。 1994年人民币平均汇率为8.6212，1995年为8.3490，1996年为8.3143，到2003年为8.2770（国家统计局，2004），人民币汇率近10年下降了4.1％。 从2001年开始连续3年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在8.2770，2004年1—5月人民币汇率累计平均仍为8.2770.2003年以来，人民币再一次面临升值压力，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美国、欧盟、日本等不断施压，希望迫使人民币升值。 国内外理论界也有人依据各种模型估算出人民币“应升值的幅度”，高的估计达到50％以上，低的估计也有15％以上。 人民币升值的原因来自中国经济体系内部的动力以及外来的压力。 内部影响因素有国际收支、外汇储备状况、物价水平和通货膨胀状况、经济增长状况和利率水平。 从1994年至今，中国国际收支中的经常项目均为顺差，中国的外汇储备2002年达到2864亿美元，比1994年增长了5.55倍。 从人民币购买力评价（PPP ）看，中国的物价水平只相当于美国的21％（世界银行，2002）。 从通货膨胀率差异看，美国自1998年以来的平均通货膨胀率为2.23％，中国同期的平均通货膨胀率（CPI ）为-0.3％，比美国低2.53％。 1978—2003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 ）年均增长9.3％。 这25年间，我国的经济增长无疑是世界上最快的。 从中美两国的利率差异看，中国同业银行拆借利率2002年底为2.7％，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为1.25％。 中国的短期利率比美国利率高1.5个百分点。 在国内，人民币存款利率也比美元存款利率高1.4个百分点。 此外，2002年上半年开始，美元由强走弱，人民币跟着美元一起贬值，和人民币升值的趋势相背离。 在中国相对劳动生产率快速增长的情况下（1993—1999年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至少比同期美国制造业高1.5个百分点），人民币反而随着美元贬值，使得贸易逆差国的贸易逆差越来越大，这些都构成了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 对策：一、缓解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压力汇率升值的压力来自于多个方面，而出口的快速增长、资本流入、外汇储备迅速增加，都是重要影响因素。 但是，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很高，从对外贸易入手，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较为不易。 不过，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伙伴中，对美顺差最大，来自于美国的压力也最大，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调整对外贸易地理结构来减轻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针对资本流入所带来的压力，在继续鼓励外资流入的同时，我们的企业可以适度考虑以对外直接投资方式进入他国市场。 针对外汇储备迅速增长所带来的压力，我们可以采取措施适当控制其增长速度。 另外，也可以考虑推行QDII制度。 通过这些措施，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为渐进式调整人民币汇率水平打下基础。 二、在全球化背景下权衡人民币升值问题，适时调整汇率水平与汇率制度从国际经验来看，既然经济大国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面临汇率升值的内部压力与外部压力是不可避免的，而人民币升值是大势所趋，在人民币未来的升值过程中，避免出现类似“广场协议”那样的大幅度汇率调整极为重要。 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要签订类似“广场协议”式的国际性文件。 为此，要让汇率始终能够反映经济基本面。 我们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对人民币汇率适时做出适当的调整，使汇率水平既能真实反映中国的经济状况，又能避免未来人民币快速升值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我们要认识到，成功地调整人民币汇率政策，对于未来的宏观经济稳定、贸易品部门与非贸易品部门产业间的平衡发展以及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都具有深远而积极的意义。 而这一点，有待于政府采取果断措施，消除升值预期。 三、要综合处理汇率升值影响物价水平所产生的问题对于人民币未来走势，基于巨大的升值压力，我们必须对其可能对物价水平的影响引起足够的重视。 我们要实事求是,具体深入地分析他国汇率波动的历史教训,才能真正有助于我们借鉴。 汇率问题,涉及面甚多,在我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各种国际交往的情况下,汇率变动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从整个日元的升值中，就长期来看，日元的升值导致了日本物价的整体下跌，日本CPI指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持续保持低水平，90年代中期以来多年出现负增长。 所以说看本币升值对物价的影响不能只看眼前，而要着眼于长期，着眼于对未来物价的影响，对长远的整体经济的影响。 那种认为人民币升值可能抑制当前通货膨胀趋势的观点，短期来看也许可行，长期来看，还可能进一步形成通货紧缩趋势，不利于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 我们不能单从本币的升值来看对物价和对整体经济的影响，不能因为眼前出现的通货膨胀趋势而寄希望通过人民币升值来抑制短期通胀压力。 在短期内，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毕竟，通过人民币对外升值来抑制通胀的短期作用也是有限的，但汇率升值对宏观经济所造成的影响是整体的，且宏观经济政策对物价的影响也会抵消本币升值对通胀的抑制作用。 所以说，要认真研究综合处理汇率升值通过影响物价，进而影响经济系统的问题，为未来人民币升值后减轻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做好准备。 四、其他减轻人民币升值负面影响的对策针对人民币升值对出口贸易的不利影响，我们可以适时调整我们的贸易战略，减少经济增长对外需的依赖程度。 作为出口企业来说，要努力增加出口产品的附加值，逐步改变原来低劳动力成本、低价格进入国际市场的做法。 针对出现人民币升值对物价水平下调的压力，以及对总需求的负面影响，我们可以通过西部大开发的措施，扩大内需来解决。 针对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储备风险，我们要深入研究未来世界主要货币的变动趋势，根据我们进口规模，适时调整中国的外汇储备币种结构和总量规模。 针对人民币升值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我们可以大力发展多元化的金融市场，增加投资、融资渠道。 一、人民币升值之利：（一） 人民币升值可能意味着人民币地位的提高，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提升。 1）中国老百姓手中的财富更加值钱，人民币一升值，老百姓手里的钱就更值钱了，中国的人均GDP全球排名也可以往前挪一挪。 2）中国外债压力的减轻和购买力的增强等等。 例如：谁在掏钱维持号称“全球老大”的美国政府的日常运转？想当然的回答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广大纳税人。 这个回答并不全对。 因为当前的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巨大，光*纳税人的贡献还不够开销，因而不得不大量举债。 而最大的债主是谁？是日本和中国。 中国30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很大一部分买的是美国政府公债。 中国成为了全球最强大的帝国的最大债主之一。 这个事实本身显示了中国日益增强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 去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仅次于美国；对全球贸易增长的贡献，仅次于美国和日本。 *经济实力说话的人民币自然而然也就获得了更大国际事务话语权，这是好事。 3）有利于进口产业的发展：中国石化副董事邵金扬在接受采访时称：“如果人民币升值，海外资产对我们来说会较便宜。 ”如果人民币升值5%，中国石化2003年进口的石油，以目前的价格计算，成本将减少逾1亿美元。 （二）人民币升值的前景还是越来越清晰的。 这是因为，正如1994年以前人为高估人民币币值的政策被迫放弃一样，人为低估人民币币值也是难以持续的，因为在汇率的问题上，政策干预，虽能一时起作用，但最终还是市场说了算。 只要中国能够保持经济高增长，同时推动人民币完全可自由兑换进程，那么，人民币升值，成为区域乃至世界货币将为时不远。 而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会在不远的将来突然停步；中国的货币当局也一再表示，人民币将走向完全可自由兑换。 实际上，人民币的上升之旅已经开始，起点就是1994年1月1日的大幅贬值。 这一年，人民币官方汇率向市场汇率并拢，由上一年的1美元兑5.80元人民币调整为1美元兑8.70元人民币，贬值幅度为33%。 从那时起到去年末，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的情况是，人民币相对于美元、欧元(1999年以前为德国马克)和日元名义升值幅度分别为5.1%、17.9%和17%；考虑通货膨胀因素，实际升值分别为18.5%、39.4%和62.9%。 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的结果也反映了同样的趋势。 虽然如此，但在当前，试图诱导人民币大幅升值，不具备现实条件。 二：人民币升值之弊：（一）受人民币升值的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将会放缓。 表现在三个方面：1） 人民币升值会影响到我国外贸和出口。 人民币升值，就会提高中国产品的价格，加大资本投入的成本，带来的是我国出口产品竞争力的下降，从而引发国内经济的不景气。 一国货币的升值，带来的是该国出口产品竞争力的下降，从而引发国内经济的不景气。 在这个问题上，日本是有血的教训的。 在1985年，为了遏制廉价日货出口狂潮，美、法、德、英的财政首脑就采取过相应的手段，迫使日本签署了“广场协议”，从而逼迫日元升值30%。 此后，从1985~1996年的10年间，日元兑美元比率由250：1升至87：1，升值近3倍。 而“广场协议”被公认是引发日本经济衰退的罪魁祸首。 现在日本无非是想把这一悲剧转嫁到中国。 2） 还会影响到我国企业和许多产业的综合竞争力。 因为尽管“中国制造”已经成为世界市场的主要产品，但中国产品的一个致命弱点是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品牌，目前所占的市场份额，主要依*中国产品价格的低廉，在竞争中并不处于主导地位，如果竞争力受到打击是很可怕的。 《中国企业家》这次调查的最大发现是：82.4%的企业认为，人民币汇率的变化，会对企业的经营活动产生影响。 对于正在中国经济舞台上活动着的企业来说，人民币就像空气和水一样。 例如：创维集团董事局主席黄宏生，这位中国彩电出口大户的老总面对升值的前景忧心忡忡，他认为，中国出口的大多是技术含量低的产品，高科技产品很少。 人民币如果升值，中国的国际地位也许提高了，但制造业在全球的竞争力将逐步丧失。 他算了一笔账，如果人民币升值10%，就等于出口价格提升了10%，而中国国内制造企业好一些的利润也只有5%左右，加上一些财政贴息，中国企业盈利水平平均也不到3%。 平均3%的利润率怎么可能调节10%的升值压力？肯定会出现大面积亏损。 黄宏生以创维为例，勾划出中国企业对人民币升值的最高心理底线：“现在我们在美国市场很难有大的提升，很大原因是其他世界工厂产品跟我们的价格一样低。 比如来自墨西哥的彩电、欧洲土耳其的产品很便宜，我们提一美元都不可能。 我们今年在美国市场希望能提高三千万美金销售，但是如果人民币升值了，那么这个计划就流产了。 ”又如：与制造企业相比，那些在汇率风险最前沿的外贸企业，是变化的最强烈的感知者。 对于出口型企业来说，出口的量，相对进口，要大得多。 因此，黄宏生才说，人民币升值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东方科学仪器进出口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黄方宁，向记者讲了一个因为欧元升值——也就是人民币贬值，导致亏损的例子。 2003年年初，他们有一笔交易，签约时欧元和美元的汇率还是1:0.9，等到交货时，涨到了1:1.1了，他们又没有采取锁定汇率的措施，于是赔了。 “即使我们有10%、20%的中间利润，也都抵不上升值的损失。 只能自己补上去了。 ”再如：一些原来在中国进行生产的跨国企业，可能会将投资转移到墨西哥或马来西亚，20世纪80年代，台湾也曾经历过中国现在的压力，在台币对美元的汇率从1:40涨到1:25后，一些传统的低附加值产业，纷纷转移到东莞。 同样，有专家分析，如果人民币升值，这些传统产业又会从东莞转移到像中亚、越南等更不发达的地区。 本来，中国还有很多地区，比如西部，可以容纳这些产业，但因为货币的调整是针对所有企业的，可能使得中国被迫提早经历产业空洞化的过程。 3） 还会破坏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使我国的金融距爆发危机的边缘越来越近。 升值业可能葬送我国多年辛苦造就的良好投资环境，新增的海外投资则会减少，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将被大大消减，因为这种投资变得相对昂贵。 另一方面，国际游资的投机活动可能增加，使我国的金融距爆发危机的边缘越来越近。 例如：从墨西哥金融危机到亚洲金融危机，显而易见的是这些国家的政府均是以高利率的货币政策，以吸纳国内资金，但其效果却适得其反，由于内部资金乏力，又吸引了大量的国际游资流入，使资金流向出现偏差而形成资金结构上的矛盾，埋下了货币危机的隐患；同时又产生了外资流入推高了本币汇率的矛盾，触发了经济结构问题的暴露，或出现泡沫经济或出现经济滑坡，从而被迫实行本币贬值政策，直接导致货币市场和证券市场的交易风险，并最终引发金融危机。 何为金融危机？这就好比是一户本来很穷的人家，来了一个巨富亲戚，为他们带来了暂时的“富裕”生活，因而外人便因其阔而借给这家人巨资，不料这户人家的富亲戚突然消失，留给这户人家的只有高筑的债台，并因此导致了借其巨债的朋友。 一时间危机四起。 可见，如果人民币升值，则会导致：由于内部资金乏力，又吸引了大量的国际游资流入，使资金流向出现偏差而形成资金结构上的矛盾，埋下了货币危机的隐患4） 还有，升值后导致投机不可避免地盛行：由于以美元表示的国民财富迅速增加，股市和房地产达到高潮，一些“泡沫”进一步膨胀或造就新的“泡沫”，两极分化继续扩大，导致投机不可避免地盛行。 例如：美国许多散户投资者纷纷在当地开立人民币储蓄帐户，希冀有朝一日人民币汇率制度变化会让他们受益。 当然，这些散户帐户并非是真正的人民币帐户，因为依照中国不可自由兑换的汇率体制，在海外开立人民币帐户是非法的。 他们开立以人民币计价的储蓄帐户，帐户内的存款是美元，但基于人民币的现货汇率，这些帐户将因人民币兑美元现货汇率的波动而升值或贬值。 Everbank首席执行长Frank Trotter称，公司此举在一些客户中产生了很大反响。 自一年多以前人民币汇率开始显示失衡迹象以来，这些客户一直在要求开立人民币计价帐户。 Everbank于7月1日推出了此类新帐户，并在随后的几周内将逾650万美元投入该类帐户。 （5）此外，人民币升值之不利多多：人民币升值会给中国的通货紧缩带来更大的压力；人民币升值物价肯定会降下来，因为进口品的价格会下降。 人民币升值增大就业压力，恶化当前就业形势：外商投资企业对吸引国内劳动力是一个重要的渠道，尤其是现在的情况更是如此，所以此时人民币升值不仅会影响吸引外资，而且也会加剧当前就业形势的恶化。 财政赤字将由于人民币汇率的升值而增加，同时影响货币政策的稳定。 人民币升值会对中国的优势产业产生严重损害。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是以劳动力成本为优势的。 中国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很容易受到反倾销措施的限制，出口形势并不乐观。 如此时人民币升值则会是使目前这种状况更加恶化所以此时人民币升值不仅会影响吸引外资，而且也会加剧当前就业形势的恶化。 三：世人在全球通货紧缩压力面前再次聚焦人民币。 汇率的变动与各国国内的利率水平、货币供应量、国民收入水平以及物价水平等因素是密切相关的，一种货币到底是升值还是贬值应该由市场说了算，而不是由政治说了算。 然而：盐川正十郎的提案则更像一场政治阴谋。 手拿一张一百元的人民币，如果是一个小孩问：这值多少？那么，这个小孩一定还幼稚到没有学会用钱。 如果是日本财长盐川正十郎问，这值多少？那么，这就会引发一场风波。 而这场风波就是在七国集团财长会议上的一项提案——日本要求人民币升值。 最近人民币是否应该升值的讨论成为国际上一个十分关注的话题。 先有日本财相在七国财长会上提出要求，后有美国财长斯诺讲话和印尼召开的亚欧会议的声明，都呼吁人民币升值，近日，美国“健全美元联盟”又提出欲通过“301条款”促使人民币升值，格林斯潘的讲话，更是让世人在全球通货紧缩压力面前再次聚焦人民币。 可谓是官民联合、齐心协力向人民币汇率问题发难。 这场由日本挑起、美国担纲主演的人民币汇率之争全面上演，再次使中国成为世界关注的中心。 其实，站在日本人的立场上考虑，盐川正十郎提出这个问题并非没有道理。 首先，日本经济一直处于低谷，凭什么你中国却一枝独秀？中国的一枝独秀我们日本也有贡献，你看，日本从你们那里进口了多少商品。 其次，人民币只有升值，日元才能够贬值，这样日本的出口产品才有竞争力。 中国经济具有廉价劳动力、高技术水平和廉价的货币3大优势，而三大因素中日本可能干涉的，只有最后一点——人民币汇率。 日本甚至想借人民币升值的“利空”阻止本国企业到中国来投资，但因为在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干预不了企业的行动，所以他们就要求人民币升值。 他们认为，这样就可以提高中国产品的价格，加大资本投入的成本，使他们在国内达不到的目的，通过对人民币施加压力来达到。 迫使人民币升值，是日本争夺未来“亚元”主导权的战略举措。 近年来，关于“亚元”问题的讨论已越来越热，谁能成为未来亚元的主导，已变成一个日益敏感的话题。 日本由于其经济十年来的萎靡不振，日元充当亚洲货币主导的可能性在变小。 而中国由于经济高速增长，已经逐渐成为亚洲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因此人民币的价值日趋明显，在中国周边国家已经开始形成一个“人民币地带”，导致日本对此忧心忡忡。 在2002年日本对华出现50亿美元顺差的背景下，日本财长盐川正十郎提出议案，提请七国集团通过“与1985年针对日元的‘广场协议’类似的文件”，逼迫人民币升值，将全球压制人民币升值的声浪推至顶峰，目的就在于想通过人民币升值，打垮人民币对日元的挑战，确保日元的未来主导地位。 美欧方面的动机似乎更为明显，就是为了通过人民币升值消弱中国的经济实力，进而打击中国的国际影响。 人民币汇率之争本质上仍然是贸易问题之争。 美国之所以施压人民币升值，是认为美元贬值只是“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企业的出口竞争力，刺激了中国产品的出口”，尤其是2002年美元贬值的同时，美国外贸逆差却创出了4352亿美元的历史峰值，对华贸易逆差达到1031亿美元。 美国希望通过人民币升值，阻碍中国商品大规模进入美国。 升值的国际压力日大。 尽管从长期来看，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民币升值是必然趋势，但在没有形成中国真正的出口优势(品牌)之前，人民币名义汇率不宜进行大幅调整；即使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中国也应该按照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对汇率进行控制，否则，就会像日本和德国
获取氢气的理想途径研究人员发现了一种从石油中提取氢气的气候友好的方法
这个过程不会释放任何温室气体。 科学家们找到了一种从石油中提取氢气而不释放温室气体的方法，他们称之为气候问题的“银弹”。 一些汽车制造商已经使用氢来为他们的车辆提供动力，并且也燃烧氢来发电。 然而，大部分氢气来自天然气，这涉及到提取过程中甲烷的产生。 氢技术的大规模推广也受到限制，因为从碳氢化合物中分离氢的成本很高。 加拿大研究人员表示，他们直接从油砂和油田中提取氢气，将二氧化碳和甲烷等气体留在地下。 此外，这种方法比现有方法更经济。 该团队在巴塞罗那的戈德施密特地球化学会议上宣布了其研究成果。 该方法每公斤氢气可生产0.10-0.50美元，而目前的生产成本约为每公斤2美元。 “来自油田的低成本氢气，没有排放，可以利用现有的大部分基础设施为整个世界提供电力，”质子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格兰特斯特姆(GrantStem)告诉法新社，该公司将这种提取方法商业化。 “这是清洁能源和清洁气候的银弹。 ”Steam补充说，这项技术很可能满足加拿大未来330年的所有电力需求。 尽管一些专家仍然保持警惕，但这一发展可能会对氢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作用产生重大影响。 霍斯菲尔德教授将需要德国GFZ研究中心在地质法新社上进行大量的现场测试，以了解该系统在工业规模上是如何工作的。 然而，他称该项目“极其创新和令人兴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