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新华时评｜来中国，“展”现文明对话的魅力）
新华社北京6月20日电 题：来中国，“展”现文明对话的魅力
新华社记者于帅帅 李蓉
近日，“古波斯的荣耀——伊朗文物精华展”在上海博物馆启幕，该博物馆7月还将迎来“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苏州博物馆的亚述文明展、南京博物院的古希腊文明展、故宫博物院的“紫禁城与凡尔赛宫”展眼下也正向观众开放，这些展览的规格之高、规模之大、策展之精、布展之巧令人叹为观止。海外高端文物展密集在中国举办，让中国观众近距离感受和欣赏华夏之外的人类文明瑰宝，领略文明对话的魅力。
6月17日，在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萨卡拉考古遗址的彩绘人形棺开箱亮相。当日，来自埃及国家博物馆的埃赫那吞半身像、萨卡拉考古遗址的彩绘人形棺，率先在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进行开箱亮相。“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将于7月18日在人民广场馆启幕，并于7月19日向公众开放。展览汇集492组788件古埃及不同时期的珍贵文物，其中95%以上的文物是首次来到亚洲。展览将持续至2025年8月。新华社记者刘颖摄
文明对话的魅力在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流光溢彩的波斯文明金银器、玻璃制品、青花瓷器，包括图坦卡蒙、阿蒙涅姆赫特三世以及拉美西斯二世等法老雕像等重磅埃及文物，丰富的中外交流交往史料和实物例证不仅为中国观众奉上一场场美的盛宴，也让其更深刻了解相关文明发展繁盛的历程。不同文明在互学互鉴中取长补短，拉近各国民众心灵的距离、增进彼此理解，实现和合共生的文明态势。伊朗国家博物馆馆长杰布拉尔·诺坎德表示，希望能为热爱文化的中国人民提供一个近距离感受和欣赏伊朗文化与文明之美的机会。法国凡尔赛宫文物部负责人玛丽-洛尔·德罗什布吕讷表示，希望能让更多人体会到文明交流的重要性。
这些海外文物来华展出，反映出各国对加强文明对话交流的高度重视与强烈意愿。埃及旅游和文物部最高文物委员会秘书长伊斯梅尔介绍，“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是近20年来埃及在世界范围内举办的最大规模出境展之一。人类文明史是一个相互学习、交流互鉴的发展过程。当前，全球多重危机挑战交织叠加，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总结人类文明发展历史经验，通过文明对话消除歧视偏见、增进理解信任、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团结合作，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寻找化解之道。希腊爱奥尼亚大学哲学副教授埃莱娜·阿夫拉米祖说，当前全球面临的挑战不断，如果不知道、不理解和不尊重彼此，各国就无法进行有效合作。埃及中国友好协会理事阿卜杜法塔赫·伊扎丁说：“通过文明对话，我们从古老文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能够学习到解决当今世界错综复杂问题的最高价值观。”
4月1日，观众在北京故宫参观“紫禁城与凡尔赛宫——17、18世纪的中法交往”展览。新华社记者金良快摄
近年来，通过文明古国论坛、亚洲文明对话大会、“良渚论坛”等机制平台，中国积极深化与其他国家的文明对话；中希文明互鉴中心、中匈文明交流互鉴合作研究中心相继成立，文明对话的贯彻和落实更加具体而入微；中外旅游年精彩纷呈、考古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不断丰富拓展……中国积极探索文明对话新路径的诚意和做法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
行动的背后是理念。中国去年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议，倡导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得到国际社会积极响应。不久前，第78届联大协商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决议，再次彰显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正越来越多地成为国际共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指出，“文明互鉴对促进世界和平发展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中国将在这方面为世界作出很多贡献”。
文明如水润物无声。一场场精彩纷呈的展览架起了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见证着中国携手各国共赴文明之约。在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的今天，中国将继续与各国一道促成更多文明交流与对话，汇聚不同智慧和经验，为人类社会团结应对共同挑战注入正能量。
跪求10篇时评
步行街是非建不可的吗？2月1日，郑州市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上，郑州市市长赵建才做政府工作报告，公布今年将要实施的一系列民心工程和经济领域的重大措施，其中有一条规定“为培养夜间消费，市内各区至少建设一条夜市步行街”（2月2日《河南商报》报道）步行街确实能够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德化夜市步行街更是成了郑州市的城市坐标。 郑州市政府每每夸耀德化步行街，自豪之心溢于言表，希望郑州市的每个区都要像德化街一样，可见德化夜市步行街不但对经济起到了刺激作用，更是撩拨了官员们建功立业的急迫心情。 但现实情况是，在郑州市的每个城区都建设一条步行街是否合理？ 郑州市德化步行街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不外乎一个重要的原因：地利！德化街位于郑州市的中心，周围有中原区、二七区和金水区遥相呼应，购买能力相对较强，能够在郑州市政府口上夸耀，并非不无道理。 而政府工作报告却要求每个区都要向德化街学习，试问金水区和二七区能够有德化街这样的条件吗？在每个区建设一条步行街明摆着就是赶鸭子上架嘛！再者说，建设那么多的步行街对郑州市的市民有什么好处？诚然，步行街能够带来一个城市的消费新热点，带来的利益直接有效。 政府的一句“为培养夜间消费，市区内至少建设一条夜市步行街”也看似大手笔、大气派，今年郑州市的GDP又向前推进了多少多少……只是，因为这些夜市步行街的建设，郑州市在某些民生建设方面会显得捉襟见肘，改善民生之类的建设只能“押后规划”……但是，与政府不同的是，老百姓关心的不是今年的GDP又增长了多少，而是有足够的住房没，够钱看病没，城市基础设施完善没等等，在老百姓眼里，没用到老百姓身上的GDP再怎么增长也是白搭。 就在郑州市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宣布市区内各区至少建设一条夜市街的当天，郑州市西大街与南顺城街交叉口南路东人行道上发生了坍塌事故，附近的商户证实去年这里就曾经出现过较大面积的塌方，而市政人员虽在塌方洞口摆放警示标志并定时巡查，但却一直没有修复塌方路面。 郑州市有心为市民们办实事，为了不将预算用在改善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民生问题上呢？多建几条步行街确实能够促进了刺激了经济的增长，可是对老百姓来说有什么用，该塌方的还是照样塌方，不因为几条步行街的出现而有所收敛，把钱用在改善老百姓的民生问题上有何不可，为什么死较真非要规定每个区都要建设一条步行街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讲讲1号文件或春节习俗。 1号文件的二代农民工也称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生活，他们生在城市，长在城市，然而他们没有城市户口，习惯了城市生活确无法融入这个社会。 春节的就跟多了。 “新生代农民工”又称“农二代”，他们没有“富二代”、“官二代”那么多可以仰仗或继承的资源，因而对社会公平和平等竞争的渴望格外强烈，权利意识也比父辈明显要强很多。 社会转型期以及城乡二元体制的打破，让“农二代”得以走出土地和大山。 但“农二代”的生活质量不是拥有几件名牌、有一套城市住房就能改变，他们需要在就业、择偶、交友、求学等权利生活层面，拥有和城市人同样的机会。 如果只是把他们定位于农民工的后代、城市基础建设力量的接棒者，则注定他们还将延续父辈的命运轨迹，更强化社会固有的出身论和血统说等不良观念。 “新生代农民工”之“新”，不仅“新”在年龄，更应“新”在群体生态和生活质量。 “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更应成为一个权利进步符号。 进城打工，对于老一辈农民工来说，既意味着生产方式的转变，也带来打破原有简单社会关系，融入陌生和新鲜城市生活的新希望。 而他们的后代生活得如何，则是这一群体最为关心的问题。 毫无疑问，“新生代农民工”的崛起，对城市文明、公民意识是个考验，更催生社会公平和权利制度向深层次迈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1. 在诺奖面前，我们更需要自省今年的诺贝尔奖已陆续颁出，又没中国什么事儿，唯一让不少人稍感安慰的是，获物理学奖的高锟是华裔。 对此，大家好像已经习惯了，因此基本听不到有关官员和科技精英们反思的声音，倒是杨振宁先生又说话了：在20年内，中国本土包括香港、澳门一定会有诺贝尔奖级的科技成果出现。 感谢杨振宁先生！他的预测，像打气，也像安慰，更像精神按摩，来得又及时，听着让人心里舒服。 不过如果因此而把眼光投向这个“20年内”，对眼前的绊脚石视而不见，或者视而不愿见，那这个“20年内”过后，恐怕还得再来一个“20年内”也说不定。 我的意思是说，别太把杨振宁先生的话当回事，对中国来说，他毕竟是个旁观者。 在诺奖面前，我们还是多一点自省更牢靠些。 可这一点，恰恰是我们一些人的短板。 不是吗？请看有关人士的眼光：去年，科技部发展计划司一官员与网友在线交流时指出，到2008年国家科研院所3775个，中国科技人力资源420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媒体报道时的标题是“我国科技人力资源居世界第一位”；内地虽然尚没有一所大学排名进入世界20强名校，但不久前教育部有关人士却宣布，“中国科研能力世界第五”，依据的却是论文数量。 这个“世界第一位”和“世界第五”已是了不得的成就，好像世界科技水平的高低是称体重称出来的，而不是诺奖评出来的。 而另一方面，我们却对学术腐败保持高度的宽容，仿佛“士林之耻”也成了摸不得的老虎屁股。 不是吗？涉嫌论文抄袭的广州中医药大学校长徐志伟、辽宁大学副校长陆杰荣、武汉理工大学校长周祖德等人，至今没听说他们有谁丢了校长职位。 中国科学家拿不到诺奖，我们痛心、焦虑，但这些抄袭了人家的论文还顾盼自雄的大学校长们，在基本学术良知和规范面前“王顾左右而言他”，甚至整个社会都对他们轻耸双肩，显出一脸无可奈何状，那就更令人痛心、焦虑！轻松愉悦地展望未来，比清除学界的积弊要容易得多，也更容易获得掌声，但却未必有多大的用处，反而容易麻痹人的神经：好像这诺奖也会搞“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那一套，风水轮着转，就是轮也该轮到中国了似的。 如果连对揭露出来的学术腐败都没有痛下狠手的决心，要从根本上遏制学术腐败恐怕也得来个“20年内”了，这只能让我们离诺奖越来越远，而不是越来越近。 我们从来不缺少表扬和自我表扬，不缺少安慰和自我安慰，我们缺少的是深刻的自省精神。 中国又一次在诺奖面前失落了，当此之时，我们最需要听到的是自省的声音——当然没有“20年内”的算命听着舒服，但这样的声音更能给人希望。 （张金岭）2.公开真相会引发恐慌？荒唐！新华网北京7月21日电（记者周芙蓉）近日，“钴60将爆炸”的谣言在河南杞县流传，造成部分群众恐慌，逃离家乡，前往附近县市“避难”。 网上谣言源于一个多月前杞县利民辐照厂发生的卡源故障。 6月7日，该厂在完成辐照辣椒粉作业后，因被辐照的货物倒塌，造成放射源护源架倾斜，致使放射源未能降入源井内，发生了卡源故障。 卡源故障会不会造成辐射和污染、会不会影响群众生命健康，是群众最急切想知道的。 然而故障发生后一个多月内，当地政府始终没有公开发布信息。 直到7月13日，开封市政府才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而正是在这一个多月里，“钴60将爆炸”的谣言借助互联网在当地传播，部分群众逃离家乡“避难”。 迟到的政府新闻发布会，面对已经四处蔓延的谣言，显得软弱无力。 17日，“杞县发生核泄漏”“杞县核泄漏造成多人死亡”等谣言仍在通过互联网和手机短信流传。 当天下午，一些群众乘坐出租车、三轮车、拖拉机等交通工具从多个方向离开杞县。 为什么事发一个多月，政府不公开发布信息辟谣？开封市环保局有关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解释：一方面是因为情况不严重，没有辐射和污染；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引起恐慌。 对这样的解释，人们恐怕只能报以荒唐可笑的评价。 谣言止于公开真相，这是极其浅显的道理。 杞县利民辐照厂卡源故障是否属于“核泄漏”、是否会造成环境污染、是否危及当地群众生命健康，政府最有条件了解事情真相，最有责任及时、详细地公布事情真相。 只要及时公布真相，群众自然会作出正确反应。 即便真的发生了“核泄漏”事故，及时公布真相也有利于及时疏散群众、保护群众。 反之，掩盖问题、回避矛盾，只能使谣言满天飞，社会秩序混乱。 杞县部分群众选择相信谣言，不是他们不愿意相信当地政府，而是当地政府不相信群众、不尊重群众的知情权。 在中央高度关注民生问题的今天，当地政府的这种行为令人痛心3. 公车送新生是最糟糕的“开学第一课”一组曝光湘潭大学门口大量公车送新生上学的图片在网上热传，照片显示，湘潭大学门口简直是公车大聚会，从公检法用车到国土、卫生监督用车，甚至血防专用车，无所不有。 同时，记者还注意到这样一个学生，一个人担着行李，走了10多公里来报到的新生。 因为怕迟到，这个农村男生早上6点多就起身了，他之所以不搭车，就是因为怕花钱，走10公里路，至少把中午的饭钱省出来了（9月2日《广州日报》）。 新学年开学了，各式各样的“开学第一课”也纷纷走入了课堂，教育部甚至组织全国中小学生收看专题片《开学第一课》。 在这种开学气氛之下，“公车送新生”在全国各地集体上演的闹剧，无疑是最为糟糕的“开学第一课”。 不必讳言，对于国内的绝大多数寒门学子来说，每年的新学年开学之际，都会亲眼目睹到“公车送新生”这一幕。 此时此刻，寒门学子一定会在心中打翻了“五味瓶”：是艳羡，是妒忌，是不平，是辛酸，是屈辱，还是愤怒？与此同时，那些脱离了普通学生身份的权贵子弟，悠然端坐于父辈权力所驱驰的公车中，一瞥之间望见窗外肩扛手拎的寒门学子，又会升腾起怎样的心情呢？是骄傲，是得意，是不忍，是羞惭，还是麻木？无论如何，一条根植于“代际效应”的“心理代沟”，已不经意地在校门口一划而过，把同一个屋檐下的学子划分得泾渭分明：一边是“富二代”，另一边是“贫二代”；一边是少数特权家庭的成员，另一边是大多数普通民众的阵营。 一瞬间，我们心中仿佛于无声中听见一声惊雷，所有关于诸如“人人生而平等”的教育，都将在公车驶过之后被碾压得一地粉碎。 在显意识或潜意识里，学子们会再次确认自己的“身份”和“权利”，明白自己位于不公平处境中的哪一端。 一年又一年，类似的一幕总是在不断上演，所有的学子也都会渐渐麻木。 无论是车中人还是车外人，都对呼啸而过的公车见惯不怪。 然而，所有的学子也许都会认定：这个社会是不公平的，并且也是不可改变的。 这正是最糟糕的结果。 事实上，面对最为强有力的社会现实，一切说教和口号都是苍白无力的。 学校外堂而皇之呼啸而过的一辆公车，顿时让学校内的谆谆教导都变得可笑。 这对于学子们树立人生观、世界观，无疑将会造成极为深刻的隐伤。 所以，“公车送新生”是最糟糕的“开学第一课”，关键在于它确认并强化了社会不公正，不利于广大学子树立积极向上的信念。 这一点，必须引起教育部门的高度重视，会同全社会一起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取缔这个最糟糕的“开学第一课”。 （浙江宣华华）4. 少用“不明真相”是地方政府和媒体的责任云南省陆良县近日发生群体性事件，百余群众与维持秩序的民警发生冲突。 在当地个别新闻报道中，称“不明真相的群众在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农村恶势力煽动下……”。 借此，云南省委宣传部下发通知，要求省内媒体在报道类似突发公共事件时，禁用“刁民”“恶势力”等称谓，不得随意给群众贴“不明真相”“别有用心”“一小撮”等标签。 近年来，一些地方在发布有关群体性事件的信息时，爱用“不明真相人员”“不明真相群众”等词句。 像云南如此明确媒体在群体性事件中禁用“不明真相”等形容词，在我国还是头一次。 云南省委宣传部要求当地媒体，“对于没有充分事实依据就给群众乱扣帽子、乱贴标签的行为，即使是一些地方和部门提供的新闻稿或召开新闻发布会的说法，新闻媒体也应该拒绝报道”。 此做法值得其他地方在处理群体性事件中借鉴。 对于群体性事件，一些地方至今还有“捂”的惯性思维。 云南省委宣传部提出“快报事实”的主张，有利于避免谣言传播，有利于消除群众怨气，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 人民内部矛盾中大多数群众的共同诉求都有合理的地方，在互联网普及、信息传播便捷的今天，掩盖矛盾往往是掩耳盗铃，其结果不利于及时制止损害百姓利益、忽视群众诉求现象，反而有可能使“小事拖大，大事拖炸”。 发布群体性事件原因，不能张嘴就来。 云南省委宣传部提出，各种公共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虽然诱因复杂，但往往与党委政府决策不当、工作不力、作风不实等问题有关。 《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明确，要对“在行政活动中滥用职权，强令、授意实施违法行政行为，或者不作为，引发群体性事件或者其他重大事件”的党政领导干部进行问责。 在事件尚未完全平息、人民群众合理诉求尚未得到圆满解决、权威调查结论尚未做出的情况下，一些地方领导干部随意用“不明真相”等词句给事件“定性”，有敷衍视听、推卸责任之嫌。 这不利于社会稳定，不利于事件处理，不利于相关责任人吸取教训。 当群体性事件发生时，少用“不明真相”等词句、少指责成百上千的群众，实际有利于及时化解矛盾、平息民怨。 这是新闻媒体的责任，更是对地方政府提出的要求。 5. 风险时期考验治理真智慧当前我国发展正处于一个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 频繁发生的集体上访和群体性突发事件，以及关乎公共安全的卫生、环境和灾难等事故，昭示着高风险时期的来临，对各级政府应对危机的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 从近期发生在湖北石首、吉林通钢的群体性事件可以看出，有些地方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仍然欠缺，利益协调、信息公开和风险预警等机制亟待完善。 群体性事件和公共安全事故频繁发生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国人均GDP迈上了1000美元的台阶。 从一些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这意味着社会公共安全进入了高风险时期。 从整体上看，当前我国社会是和谐稳定的。 但也必须看到，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人们的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导致影响社会稳定的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高风险发展阶段特征明显。 风险时期的主要标志是各种群体性事件呈高发态势，规模和影响不断扩大。 仅在过去一年，全国就发生了一系列轰动性群体性事件，如贵州瓮安、云南孟连、甘肃陇南先后发生激烈的警民冲突……今年初，中央综治办主任陈冀平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当前涉及农村土地征用、城镇房屋拆迁、国有企业改制、涉法涉诉、退伍军人安置等方面的上访和维权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因非法集资、大学生就业、医疗养老和环境污染等诱发群体性事件的因素正在增多。 遏制群体性事件多发态势是一项艰巨任务。 值得警惕的是，一部分群体性事件往往因一些偶然事件引发，参与人员没有明确的组织，许多人并非利益相关者，主要是发泄不满情绪，而冲击对象往往是党政机关或国家工作人员。 贵州瓮安事件、湖北石首事件都呈现出以上特征。 风险时期的另一特征是涉及公共安全的卫生、环境和灾难等事故频繁发生。 从非典危机到甲型流感，对我国传染病控制体系提出了严峻考验；松花江苯污染、阳宗海砷污染，对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忽略生态环境保护的发展思路敲响了警钟；地震、洪涝和台风等自然灾害及安全生产事故，对政府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应对公共危机，消极懈怠必酿大祸从去年以来先后发生的一些影响较大的公共安全事件可以看出，有些地方政府应对危机的能力仍然欠缺，化解矛盾消极懈怠，贻误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致使矛盾激化酿成大祸。 以三鹿奶粉事件为例，石家庄市政府于2008年8月2日接到三鹿集团公司关于三鹿牌奶粉问题的报告后，在8月2日～9月8日的38天中，未采取积极补救措施，从未就三鹿牌奶粉问题向河北省委、省政府做过任何报告，也未向国务院和国务院有关部门报告，导致事态进一步扩大，酿成举国震惊的重大食品安全卫生事件。 今年6月17日晚，湖北省石首市某酒店门前发现一具男尸，当地警方调查后初步认定为自杀。 由于对死因表示怀疑，亲属将死者尸体停放在酒店内，引起数千名群众聚集围观，随后引发激烈的警民冲突。 一起非正常死亡案件迅速演变成重大群体性事件，深刻教训是：事发后民间谣言流布，政府却没有及时出面澄清事实；围观群众开始聚集时，政府也没有足够重视，主要领导更没有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当然，也有些地方领导很委屈，因为公共危机发生后，他们很卖力地“迅速反应”过。 今年5月湖南省浏阳市镇头镇发生镉污染死人事件后，浏阳市委市政府迅速组织专家进行镉检测，随后湘和化工厂被永久性关闭，工厂法人代表被刑事拘留，浏阳市环保局局长和分管副局长被停职。 与此同时，浏阳市积极对话村民和死者家属，协调治疗、赔偿等相关善后事宜。 尽管如此，7月29日，仍有数百名村民涌到镇政府，要求检查身体与生活补助。 第二天，上千村民围堵镇政府、派出所。 政府为何吃力不讨好？浏阳市副市长蒋国平在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认为，化解民怨需要准确理解群众诉求，否则也是一种消极懈怠。 镉超标到底对身体有多大影响，应该怎么治疗？当地村民未来生产生活会受到多大影响，如何修复？在对群众进行物质补偿的同时，是不是应该更多一些精神安慰？这些更需要政府深入了解受害群众真实诉求，才能把问题解决到点子上。 利益协调和信息公开是关键高风险时期，预防和处置各类风险，首先必须要有高度的预见力，及时制定各类风险应急和长期预案。 尤其对于目前群体性事件频发的态势，各级党政部门要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和调处工作，将隐患排除在萌芽状态。 云南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李汉柏总结说：“各种群体性事件虽然诱因复杂，但矛盾的焦点都集中在党委、政府和群众的关系上，往往与党委政府决策不当、工作不力、作风不实等问题有关。 ”其次，在各类风险“变现”之时，政府应该加强执行力，迅速作出反应化险为夷。 特别是在资讯传播速度空前加快的高风险时期，各级政府化解危机的执行力正在经受严峻的考验。 有专家指出，很多让网络炒得沸沸扬扬的事件，原本可以低成本收场，却始终没有出手，最后变成了网民做主政府埋单，付出了极大的社会治理成本和政府形象修复成本。 此外，沟通能力也是一些地方政府目前存在的很大弱项。 领导干部应该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积极主动为群众排忧解难。 综观各种群体性事件的背后，往往存在领导干部作风飘浮、漠视群众利益和干群关系紧张等问题。 云南省委副书记李纪恒曾就孟连事件痛斥道：“说话没人听，干事没人跟，群众拿刀砍，干部当到这份儿上，不如跳河算了！”决策透明、信息公开是对政府沟通能力的又一有力考验。 杭州“飙车案”一审判决后，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立即召开新闻发布会，由审判长对判决结果进行详细解读，供公众议论、审视、评判。 一些社会事件发生后，公众之所以不信任事发地执法、司法机关，正是因为这些部门长期以来总是认为自己对事件的处置具有天然的权威性，极端漠视群众的知情权。 西湖区人民法院的上述做法，正是在改变这种心态，以坦诚换取公众信任。 （记者伍晓阳）6. 水价上涨的最大推力并非“外资”据《经济观察报》报道，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官员及有关专家正在就水价在部分城市调研。 此前，中国多个城市上调水价，外资水务企业被认为是涨价的操纵者，并被指垄断了中国水务市场。 关于水价上涨的各种说辞，已谈论颇多。 此次住建部出面将外资作为重点对象展开调研，足见水价上涨一事已经引起中央的高度关注。 其实，关于“水价上涨乃外资操纵之嫌”的论调早前也有人提过，但是，基于我国目前水务市场现状，外资虽占有份额但仍然较低，能否达到垄断之势有待考证，若说间接影响或不为过，然致以“操纵”一词，或冠以“外资威胁论”之名，恐言之过重。 单从市场行为角度来看，外资进驻我国部分城市的水务市场，对效益低下的企业实施合并重组属于正常的市场行为。 虽说操纵之嫌言之过重，但论及水价上涨的幕后推手，倒确实有些问题值得深思。 首先，出于战略考虑，外资自然要不惜血本拿出远高于企业净资产的价钱实现其跨期收益，但是，深入思考，受益者绝不只是外资一家。 诚然，长期来看，外资在既定的特许经营期限内，的确要通过提价来收回成本，但这与水价上涨的关系间接性强，而直接性弱。 近几年来，大规模的外资高溢价战略之所以屡试不爽，根本上是地方政府短期行为所致。 一方面，外资合并让地方政府攫取了短期的溢价收益，并巧妙地利用水价上涨将外资水价成本转给了消费者；另一方面，外资合并以后，水务企业冗员庞大的包袱，也同时转让给了外资。 其次，供水的根本症结尚未破题。 从公共用水的受益范围来看，属于全国性公共品，若再加上国家安全的战略考虑，水资源供应理应由中央政府来提供。 而从我国当前的情况来看，水务行业管理重心却在地方，水价调整的决策权归于各地省级政府。 而更值得注意的是，绝大部分省又把决策权下放到城镇政府。 地方政府提供供水的公共服务能力各异，且供水服务本身盈利水平低下，受政绩观的影响，地方政府自然更愿意把这个包袱转出去。 再次，水价形成机制透明度低，监督缺乏依据。 从理论上看，构成自来水水价的基本公式为：水价＝水资源费＋（成本＋正常利润）＋污水处理费。 但是，具体到每个环节都离不开地方政府和供水企业的“捂捂盖盖”。 目前，我国关于水价成本监审的法律法规尚未形成，无形之中又扩大了地方政府在调整水价时讨价还价的空间和自由裁量权。 如果外资的利益诉求与地方政府政绩捆在一起，恐水价上涨的暗箱操作可能更大。 因此，水价上涨其背后最大的推力来自于谁，还不能简单地以外资操纵妄下定论。 但也从另一个侧面给我们敲了一个警钟。 一是作为具有国家战略安全的水资源供给，政府要么创新机制，寻求更为有效的供给方式，要么在有效方式尚难找到的情况下，需要中央政府的积极介入，负责起全国水资源的分配和供给；二是，地方政府的短期行为是与中央博弈的结果，政府失灵比市场失灵更可怕，治理水务市场，要下大改革力度，与地方政府政绩挂钩，供水企业减员增效是改革必经的过程，不可回避之；三是，中央对于水务行业要上升到战略高度全面考虑，尽快采取措施，制定可行性办法，建立有效的监管机制，否则，长此以往，地方政府定会竞相将城市供水企业纷纷外包。 待到日后，外资大规模进驻之势形成之时，恐“外资威胁论”就不再是今天的“狼来了”。 6. 从昆明立法保障谈如何看待舆论监督最近，昆明市拟将保障新闻舆论监督列入地方法规，有专家认为，将“文件支持”转为“立法支持”，是“破冰之举”。 由此回首舆论监督之路，不禁感慨万千。 进而想到我们对舆论监督究竟该怎么看的问题，以期能进一步形成共识，为舆论监督创造良好环境。 首先，舆论监督应当纳入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的制度设计。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这个阳光，首先应当是一种制度环境，指的是在制度设计上要充分体现对权力的制约、协调与监督。 这个监督毫无疑问应包括舆论监督。 同时，舆论监督应当作为监督权的一部分，和决策权、执行权一道，进入权力结构与运行机制的制度设计，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其威力与作用。 其次，舆论监督应被摆在重要位置。 温总理曾经说过：“只有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 ”由于舆论监督特别是媒体的舆论监督具有其先天性的内在优势，因而舆论监督是各类监督中最有活力和魅力也更具有潜力的部分。 只有充分赋予媒体舆论监督的权力，只有充分发挥媒体舆论监督的作用，权力才不会不作为、乱作为、私作为、选择性作为和恣意妄为。 其三，舆论监督也是主旋律。 一味的称颂只会让被称颂的人陶醉，身处危境、困境而不自知。 对危险、矛盾、问题的视而不见，当驼鸟，只会坐等社会情绪发酵，等来的不会是社会的和谐稳定，反而是不和谐不稳定。 惟有无处不在的眼神和声音，在睽视、在提醒、在提防、在了望，我们才能避过航行途中的险滩暗礁，风正气顺一帆悬。 因而，主旋律，应当既包括报道真、善、美，也揭露假、恶、丑。 对前者的崇尚和对后者的鞭挞，有机统一于社会的主旋律。 二者的相互作用、协调、配合，才会形成一种精神，体现一种气度，凝聚一种力量，成为主流、主导，达致和谐、和美。 对真善美的弘扬会激励人向上，对假恶丑的批评会迫使人向上，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也是社会进步的辩证法。 其四，只有敢于进行舆论监督的媒体才更有公信力和影响力。 在互联网、手机等新技术条件下，一个地理位置上极为偏僻的地方发生的一件事，只要其本身具有足够的社会关注度，要不了多久，地球人都会知道。 在这种情况下，主流媒体如果对一些不正常的现象、问题不揭露，对一些事件背后的隐性矛盾不分析，公众就不太会信任你，最终还会离开你。 不断失去读者，主流媒体就会逐渐边缘化。 而这，将直接导致党和政府的主张、意图、决策等不能有效地传递。
杂文是什么
杂文是散文的一个分支，是议论文的一个变体，兼有议论和抒情两种特性，通常篇幅短小，形式多样，写作者惯常用各种修辞手法曲折传达自己的见解和情感，语言灵动，婉而多讽，是言禁未开之社会较为流行的一种文体。 杂文概念的种种界定及归属杂文的概念及其归属众说纷纭，大致分为以下几种：1、属于文学中的散文类。 这类分法占绝大多数。 如（1）《文学概论自学辅导》（第135页）[1]把文学作品分为小说、诗、散文、戏剧四类，则明确把杂文归到散文。 摘录如下：“杂文：文艺性的论文，属于散文的一种，以抒情与政论相结合，不拘一格，迅速反映生活事变和人们思想感情为特点，熔逻辑力量与战斗激情于一体，把精辟论述寓于形象之中。 以短小、精悍、明快、锋利见长，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尖锐的战斗性和充分的艺术说服力。 在中国文学史上，历代许多具有进步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的古文，多是著名的杂文作品。 在现代，由于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作家的提倡和实践，杂文成为揭露敌人、打击敌人的极为犀利的投枪和匕首，也是批评人民内部不良倾向的武器。 杂文主要用于讽刺和暴露，亦可用来赞颂新思想、新品格、新风貌。 ”（2）《20世纪中国杂文史》[2]（第5页）：“杂文是以议论和批评为主的杂体文学散文；杂文以广泛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为主要内容，一般以假恶丑的揭露和批判来肯定和赞美真善美；杂文格式笔法丰富多样，短小灵活，艺术上要求议论和批评的理趣性、抒情性和形象性，有较鲜明的讽刺和幽默的喜剧色彩。 ”（3）《新华词典·2001年修订版》[3]：“杂文，散文的一种，是以议论为主，夹以叙事、抒情的文艺性论文。 以短小精悍、明快锋利见长，样式较多，如随笔、杂感、杂谈、笔记等。 ”（4）《辞海》[4]：“杂文，散文的一种，是随感式的杂体文章。 一般以短小活泼、犀利为其特点。 内容无所不包，格式丰富多样，有杂感、杂谈、短评、随笔、札记等。 中国自战国以来诸子百家的著述中多有这类文章。 “五四”以后，经鲁迅等人努力，成为一种直接而迅速地反映社会现实生活或表现作者思想观点的文艺性论文，它以思想性、论战性见长；艺术上言辞机警、行文情感饱满，常借助形象比喻来议论人或事，有强烈的震撼力。 ”（5）《现代汉语词典》和《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5]：“杂文，现代散文的一种，不拘泥于某一种形式，偏重议论，也可以叙事。 ”2、属于文学类，但不属于散文。 如：（1）《中国杂文史》[6]（第8页）：“杂文，是和小说、戏剧、诗歌、散文一起登入文学大雅之堂的一种文学样式。 可以说是一种边缘文学。 ”（2）刘锡庆《艺术散文：当代散文走向的审美规范》[7]：“报告文学、史传文学和杂文、随笔，应从散文‘母体’中分离出去，‘自立门户’予以独立。 新的‘文学分类’可采用十分法：诗歌；小说；戏剧文学；影视文学；报告文学；史传文学；杂文、随笔；艺术散文；民族、民间文学；儿童文学。 ”（3）著名杂文编辑兼评论家刘成信的《杂文是什么》[8]：“简言之，（杂文）具有艺术性的短篇批判、讽剌文学作品，但又不是小说、散文。 ”3、属于“交叉型”文学体裁。 （1）《文学概论》[9]把杂文和报告文学都归于“交叉”型文学，亦称“边缘”型文学体裁，即具有文学属性，又具有非文学属性。 （见P86、P87）“杂文是一种既有政论的性质，又有文学的特点的‘交叉’型文学样式。 ”4、属于“文艺性议论文”（1）《现代汉语规范词典》[10]对“杂文”定义如下：“杂文，以议论为主，夹以叙事、抒情的文艺性议论文，特点是能迅速反映社会问题，生动活泼、富于战斗性。 ”对杂文概念的种种界定，虽在内容上众说纷纭，各有侧重，但有关杂文的归属方面，大部分人都一致认为杂文归类于文学体裁，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杂文具有文艺性或文学性！导致教育领域也是把这一观点灌输给学生，导致全社会都接受这一杂文概念而产生许多错误认识与混乱发生。 杂文的本质特征杂文主要是通过“说理”来表达作者的思想观点的，亦即通过“说理”达到社会批判、文明批判、政治批判的目的。 作者就某一（类）事物、或思想观点意识形态、或某人物言行、或某类客观存在（如社会制度、政治秩序等）进行剖析，阐明自己的爱、憎、赞同、反对、评价等观点看法，并解释这种观点看法的原因和后果。 “说理”是杂文的目标和过程。 以下我们来分析一下杂文是如何“说理”的（1）杂文的常用说理方法① 演绎法：即用作者的思想观点（当然必要时还要解释观点的来源、理由等）去评判、分析事件、某人物的言行、思想意识形态、及存在的各种体制秩序等，从而得出某一独特的观点与看法。 例如：徐怀谦《盛世下的沉思》[17]，作者用这样一个标准（“真正的盛世不仅仅有经济发达、民生殷实这样的经济指标，而且应有一个人文指标，即是否允许每个公民能葆有自己的个性，允许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 ”）去衡量历史称为盛世的时代（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因而得出除了唐代外，其它时代都不能称为盛世，特别推论出：对于今天的“盛世”更应借鉴这一观点。 同样的还有束学山《“要是国家背叛了她的人民呢”》[18]等。 ② 层推法：由所发生、所存在的事件生发开来，提出疑问，首先作了较浅的、表面的、大多数人认为的答案，随后又对这个答案产生疑问或质疑，于是再作进一步深入的剖析，这样引导读者深入到问题的根源和实质。 如层层剥笋壳一样，最后把核心昭示读者。 例如：章明《由赵薇谈到我国历史教科书》[19]，首先借群众对赵薇（穿日本军旗）的道歉（“自己很不了解那段历史”）的怀疑：电影学院的大学生对侵华和抗日战争一无所知吗？然后经分析作了肯定的回答，为何如此呢？终于归结到我们中学的历史教科书重点不是如实记载日寇的侵略暴行和我国军民的英勇抵抗，而是着重论证国内两党派谁积极谁消极，谁打得多谁打得少，这样当然难以使孩子收到理应收到的教育效果。 同样的还有刘兴雨《岳飞死因探微》[20]等。 ③ 归纳法：通过对某一类多个事件或同一事件的多个方面进行分析，找出其共同的原因或结果，得出一个新的观点，例如：胡彬《悲剧的根源》[21]，对“11·24”大舜号船烟台海难的全过程的各个方面（如：媒体报道、路过的商船、海事局收到求救后的行动、救援行动、事后处理等）分别进行揭露剖析，昭示给世人一个共同的特点：漠视生命、冷酷、麻木！于是作者得出这样一个结论：280个生命是被遍布社会的麻木、冷酷、病态机制所葬送的，因而作者找到了悲剧的根源。 同样，张雨生《腐败与体制》（在国企改革中：卖、资产重组、产权改革、股份化、抓大放小、盘活国有资产等等每一种改革，都有一个特点：以严重的资产流失作代价）[22]④ 对比法：望文生意，也即是通过两者（或多者）的比较，发现它们的差异，然后对这种差异及成因进行分析评议。 有以外国同本国的比较；新的材料学说与旧的材料学说比较；相似的问题，不同的处理方式的比较等等。 例如：张心阳《美国人的英雄观》[23]，以美国人那种人性化的英雄观，审视并批判了国人长期以来的那种献身的、壮烈的、无我的、英雄观。 又如：冯伟《拿破仑如是说》[24]，王得后《“伤人乎不问马”》[25]以上的方法，在杂文创作中常是两种或多种综合使用的，这些方法是杂文创作中较常见的方法。 不可置疑，杂文亦存在其它一些特殊的说理方法：例如：用一些蕴含了特别的“理”的特别形象来说理（下文提到）等等。 （2）一些杂文中的形象分析杂文有没有形象呢？有一些杂文是有形象的，但杂文中的形象主要是为“说理”服务的，以增强生动、活泼、幽默等风格，是为增强说服力服务的。 ① 借形象。 一些杂文的“形象”是借助于已有的文学形象或历史人物形象甚至动物等形象来进行说理的，如：《未庄一民致戴安娜王储妃》[26]，以鲁迅曾塑造过的小说人物——阿Q，写信给英国王妃，表现两国不同的官民关系。 又如张峰《黑猫纵鼠》[27]，借猫、鼠之形象实讽当今我们社会的现状。 ② 一般是较概括、较粗略、不完整、不太细致的形象。 也就是说，不可能与文学作品中的形象相提并论。 例如李昌平《孙志刚替我而死》[28]，里面有一段作者目睹一次北京警察街头拦人、查证、捉无证民工上车的过程描写，用了不足300字，所以，与其说是描写，不如说是简明的目击记录或新闻报道更恰当。 对于文学来说，这算不上成功的形象塑造、情节描写，然而对于杂文来说，却是普遍得很。 杂文是为了说理而进行形象塑造的。 杂文一般篇幅较小，而且要说明道理，完成社会批判、文明批判、政治批判的目的，因此不可能进行细致的人物外貌、对话、动作、心理等描写去塑造人物形象，也不可能设计各种矛盾冲突、波澜起伏的情节，也很难去进行环境描写、意境的营造等。 所以，一般地，杂文中的形象一般是较概括、较粗略的。 ③ 用一些蕴含了特别的“理”的特别形象来说理。 有没有不用说理，只用形象来写的杂文呢？答：有！这类杂文必须有一个条件，就是这个形象所蕴含的道理是众所周知的，不需要去说的，也就是说观点不但没有了创新，而且隐藏于形象之中，极其“曲笔”。 一般地，这类杂文成功的例子仍不太多。 如：王大海《白头宫女说玄宗》[29]，作者因看了一篇一个女文工团员写的回忆录《和中央首长跳舞的日子》后，（她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调到首都执行“重大政治任务”——陪中央首长跳舞，过着精神和物质都很丰富的生活）产生联想：联想延安王实味因抨击抗战艰苦岁月里的夜夜笙歌、舞回金莲步，因而被枪决；联想在她个人“精神和物质都很丰富”的时代，遍地饿殍数以百万计；联想唐诗：寥落古行宫，宫花寂莫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文章就象电影中的一个个画面呈现出来。 它作为杂文的最大成功在于敢于展现独具震憾力的“画面”（形象），并运用这些“画面”所蕴含的深刻又被世人所理解的思想武器，矛头直刺五、六十年代的中央首长（很多现在还活着），揭露首长官员的腐败以及“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强烈阶级反差，使文章有了极其尖锐的力度。 不可否认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用特殊形象来说理的成功杂文。 （3）造成一些杂文干巴巴的真正原因有人批评：“有些说理杂文干巴巴，原因在于作品缺乏文学性（即形象性）。 ”是耶？非耶？其实造成杂文干巴巴有两个原因：一是没有深刻的思想以及理论基础。 二是没有掌握好说理的规律和技巧（包括逻辑论理能力和运用“形象”说理的技巧）。 相反，很多作品注重了文学性，却通篇在写小说讲故事，却无法把道理阐明深刻，淡化了批判的力度。 例如刘征的《妙语录音》、《庄周买水》[30]就有这种倾向。 （4）杂文亦不全属于政论语体或议论文体① 政论语体的概念及其特点[31]：书面语体分成： 事务语体、科技语体、政论语体、文艺语体。 政论语体又叫宣传鼓动语体，它通过对社会政治生活领域的各种问题的论述，向群众进行宣传和动员。 政论语体包括社论、时评、宣言、短评等。 政论语体的特点：a、由于在阐述各种问题时要求具体的分析、系统的论述、严谨的论证、诉诸读者的理性思维，所以它必须有很强的逻辑性。 b、为了达到宣传鼓动的目的，往往要使用形象生动或幽默讽刺的言语表达形式，比喻、排比、用典、反问、反语、对偶等修辞手法常被采用。 c、在词语选用上，除大量书面语词外，间或也运用一些生动的口语词、古语词。 大量使用政治术语和专业术语。 ② 议论文的概念及其特点[32]：凡发挥自己的主张，批评别人的意见，以及辩论事物之利害得失、使人承认为目的的文字，称为议论文。 议论文是在陈述辩驳意见，提出自己主张，使读者信服。 议论文的结构要求严整，立论、证明、结论三部分明确，论点、论据、论证过程缺一不可。 ③ 有些杂文不符合政论语体和议论文的概念及其特点从现时大量的杂文来看，应该说，大部分的杂文是符合政论语体和议论文的性质特点的，是属于政论语体或议论文体；但仍有部分的杂文不符合政论语体和议论文的性质特点的，不属于政论语体或议论文体。 例如：以会议纪要形式：陈巧林《禁白酒研讨会纪要》（1996年第5期《杂文选刊》）以问答形式：魏明伦《小鬼补白》（1997年第7期《杂文选刊》）以荒诞故事形式：曾颖《死神的账单》（2001年第7期《杂文选刊》）以故事新编形式：张峰《铁杵磨针新传》（2004年第9期《杂文选刊》上）以改写报道的形式：朱健国《改写叶乔波》（1998年第1期《杂文选刊》）以书信形式：贾平凹《辞宴书》（1998年第4期《杂文选刊》）以对偶对仗形式：苏中杰《新编〈声律启蒙〉》（2000年第2期《杂文选刊》）以拟人童话形式：四毛《一张百元钞的一生》（1999年第8期《杂文选刊》）以手册条文形式：陈章《新编〈干部手册〉》（2000年第5期《杂文选刊》）以小学生造句作业形式：叶大春《但是歌》（2000年第10期《杂文选刊》）以年谱并加注形式：黄一龙《评注“成克杰年谱”大纲》（2001年第2期《杂文选刊》）以哲理名言形式：王大海《思想的落叶》（2001年第4期《杂文选刊》）以医院诊断报告形式：苏中杰《患者吴良知先生的就诊报告》（2001年第7期《杂文选刊》）以新闻稿形式：张心阳《替跟班儿记者写篇稿》（2002年第1期《杂文选刊》）以日记形式：燕赵客《乐和日记》（2004年第9期《杂文选刊》上）以说明文中简介的形式：牟丕志《人科动物简介》（2004年第9期《杂文选刊》上）以文学小论文的形式：李方《假如梁山泊没受招安》（2003年第2期《杂文选刊》）以及前面提到的王大海的《白头宫女说玄宗》，通篇都没有一句议论，只有一幅幅画面。 …………够了！足以看到杂文的形式特点已超出政论语体或议论文体形式特点的范围，连手册、年谱、医院诊断报告等形式都可被杂文采用了，并且不一定都具备严密的逻辑性。 由此可见，认为杂文属于政论语体或议论文体的说法是不全面的并难以立得稳脚的。 所以，杂文也不属于政论语体或议论文体。 总之，杂文就是“杂”，根本不能归到某一类文体中，只能归于文章类。 （5）现今杂文与历史上的讽谏、谏诤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虽然现今杂文与历史上的讽谏、谏诤有些方面有相似之处，但历史上的讽谏、谏诤是在封建等级制度下孕育的，体现的正是封建等级制度下“忠”、“义”文化。 而现今我们所言的杂文，是在现代民主、民本、人权以及权力必须接受约束、监督等的现代西方文化中产生和发展的。 因此，我不同意吴兴人《中国杂文史》中认为的：杂文源自古代的诸子百家们的讽谏、谏诤学说，并一直发展到鲁迅集大成。 我认为杂文应源自新文化运动时期鲁迅的杂文。 它们是两种不同文化的体现，有着不同和功能和作用，这是它们本质的区别。
杂文究竟是什么文体
杂文（essay）杂体文章。 狭义的杂文指现代散文中以议论和批评为主而又具有文学意味的一种文体。 是随感录、短评、杂说、闲话、漫谈、讽刺小品、幽默小品、知识小品、文艺政论等文体的总称。 中国现代杂文产生于五四文学革命中，最初以“随感录”的名称出现在《新青年》杂志上。 20年代已有可观的成就，进而在30、40年代风靡文坛。 在这以后时起时落，80年代又兴盛起来。 杂文以广泛的社会批评、文明批评为基本内容，带有强烈的理性批判精神和思想启蒙色彩。 在艺术上普遍追求说理的形象化和抒情化，一般有较鲜明的讽刺、幽默的喜剧色彩和机智、论辩的哲理品格，有着警世、审丑、益智、移情的多重功能。 鲁迅是中国杰出的杂文作家，他把杂文推到高度成熟的境地。 此外，周作人、林语堂、瞿秋白、郭沫若、茅盾、徐懋庸、唐弢、聂绀弩、夏衍、巴人、邓拓、林放等人，是中国各个时期较有代表性的杂文作家。 杂文是短小的文艺性社会评论。 它既是说理的，又具有文学的因素。 它短小精悍，以幽默、讽刺的文笔，鞭挞丑恶，针砭时弊，求索真理，剖析人生。 好的杂文，被誉为“匕首”或“投枪”。 阅读杂文，要联系时代背景，领悟形象的阐述中所蕴涵的道理，品味言外之意，感受寓庄于谐的情趣，还要细心揣摩生动、诙谐、犀利的语言。 杂文的由来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提出“杂文”这个概念，并把它当作一种独立的文体的人，是南朝(梁)文艺理论家刘勰。 他在《文心雕龙》中专门写了题名“杂文”的一章。 他一方面总结前人的杂文创作情况，并总括其名为“杂文”，另一方面又历述秦汉以来杂文有三类，以泉玉的《答楚王问》、枚乘的《七发》、扬雄的《连珠》等为最早的代表作。 但事实上早在先秦散文兴起之时，杂文也已随之出现。 秦诸子百家的文章，实际上就是杂文。 后来，杂文又有新的发展。 唐代韩愈的《杂说》、柳宗元的《桐叶封弟辨》、晚唐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的杂文，明代刘基的《卖柑者言》等，都是有名的代表作品。 杂文不仅源流最早，而且它的地位最初也很高。 诚如班固所说：“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 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比其所长也。 ”可见，杂文对于当时社会的作用之大。 “五四”运动以后，许多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都写过优秀的杂文。 其中最杰出的当首推鲁迅，他是开创一代杂文新风的大家。 他说：“在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时候”，杂文是“匕首和投枪，要锋利而切实”，是“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也“是在对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 ”这就将现代杂文的作用作了准确的说明。 简单讲“杂文”：散文的一种。 它是直接而迅速地反映社会事变或社会倾向的一种文艺性论文。 以短小、活泼、锋利为特点。 内容广泛，形式多样。 有关社会生活、文化动态以及政治事变的杂感、杂谈、杂论、随笔，都可归入这一类。 杂文特征杂文是文艺性的论文,它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战斗性与愉悦性的和谐统一。 杂文具有战斗性，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杂文又有愉悦性，它使读者在笑声中愉快地和那些旧事物告别，获得美的精神享受。 愉悦性伴随战斗性而生。 第二，论辩性与形象性的有机结合。 杂文的本质是论辩的，它有“论”的色彩。 它以逻辑力量制服论敌，作者的最终目的是论是非，辨正误，揭示真理。 然而，杂文的论辩是形象性的论辩。 杂文的形象性，最主要的是“砭锢弊常取类型”。 它虽然写的是“一鼻，一嘴，一毛”，其“形象”却是可知可感的；把它们合起来读，不仅某一形象更加鲜明，而且可以从中看出“时代的眉目”。 第三，幽默、讽刺与文采的巧妙运用。 幽默，是通过影射、讽喻、双关等修辞手法，在善意的微笑中，揭露生活中乖讹和不合情理之处。 讽刺，是以含蓄的语言或夸张的手法，讥刺、嘲讽落后、黑暗的人或事。 杂文笔法，就是以讽刺、幽默为主的笔法。 杂文语言还要有文采，精练、别致，往往庄谐并用，骈散结合，妙趣横生，令人叫绝。 此外，杂文还有一个特征：短小精悍。 鉴赏杂文，首先要把握杂文的文体特点，从杂文的特点出发，容易理解、欣赏杂文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 杂文本质上是说理的，可以运用逻辑思维去阅读杂文；杂文又是形象地说理的，因此又要运用形象思维去阅读杂文。 欣赏杂文要注意如下几个方面：选材立意的“大”与“小”，大中取小，小中见大；艺术构思的“虚”（讲道理）和“实”（举实例），以虚统实，以实带虚；行文布局的“开”与“合”，合而能开，开而善合；语言文字的“庄”与“谐”，庄而能谐，庄谐并作。 一般来说，鉴赏杂文，要熟悉杂文的时代背景。 然而，优秀的杂文，它所概括出来的社会“类型”具有超越时代的普遍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读者不熟悉时代背景，也可以把握杂文的实质性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