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对话

阿斯麦(ASML)作为全球最大的光刻解决方案供应商,其出货量、销售额甚至财务状况的细微变化都有可能是半导体行业指示灯。

今年,荷兰资深光刻行业观察者,密切关注阿斯麦动向的荷兰记者马克·海金克(Marc Hijink)的新书《阿斯麦:Focus》(副标题:《阿斯麦之道,关于地球上最复杂机器的权力斗争内幕》The ASML Way—-Inside the power struggle over the most complex machine on earth)引发了半导体行业各界人士的热议。

10月22日,海金克先生走进观察者网·心智观察所工作室,分享了他对此书、阿斯麦的成长以及对全球光刻机新生态的最新见解。

心智观察所:欢迎马克来到观察者网。关于你的新书,虽然我们还没有拿到实体版,但听说中文版将在下个月推出,祝贺。你这本书着墨于阿斯麦——欧洲最有价值的高科技公司之一的成长与发展。从写出这本书的第一句话到最后出版,并尝试将它翻译成各种语言,花费了多长时间?

马克·海金克: 我感觉实际的写作过程并没有花很长的时间。可能仅仅3到4个月,这也许是因为我是新闻机构NRC(编者注:NRC《新鹿特丹商报》,荷兰本土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的记者,所以我习惯于写作,但收集信息、采访和研究花了大约3年的时间。我在这本书里所讲述的是关于阿斯麦公司幕后的一些事情。

在报社报道半导体行业的过程中,我特别关注了过去十年阿斯麦的发展,因此我可以很好地跟进这一段经历,并且花了几个月时间访问了阿斯麦供应商的所在地,这些供应商主要在欧洲,但也有亚洲的客户。我还参观了美国的一些地方,阿斯麦为这些美国客户的光刻机提供服务或制造零件。

心智观察所:所以你现在仍在NRC工作,负责科技报道和写作?

马克·海金克: 是的,我撰写有关科技方面的文章,也是一名专栏作家。开始我基本把它当副业来做,但叙述的故事框架变得越来越大。因为这不是关于我或者这本书本身,而是因为阿斯麦对世界很多地区都有很重要的价值。

多年来我一直聚焦于报道阿斯麦,尤其是在2012年阿斯麦收购Cymer之后(注:Cymer为总部在美国圣地亚哥的EUV光源供应商,后被阿斯麦并购),那时公司的高层也发生了变动。

心智观察所:你报道了很多阿斯麦鲜为人知的故事,很好奇你是否有独家消息源?

马克·海金克: 撰写阿斯麦的深度报道是我一开始不得不做出的被动选择。

我曾经报道过很多的大型科技公司,尤其是美国的公司,它们在欧洲也占有市场主导地位。如你能想到的微软、谷歌、苹果、Meta等等。在疫情期间,我无法旅行,所以也没有会议要参加,也没有公司可以参观。那么我就决定对荷兰本土的大型科技公司进行报道,阿斯麦的总部位于荷兰南部,这里有一个庞大的高科技制造业园区和产业集群,阿斯麦是这个区域的最大参与者。

我问他们,能否从公司内部追踪阿斯麦的动向,在疫情期间,每一家企业都不得不去努力克服供应链的麻烦,阿斯麦也不例外。

当然,我也和阿斯麦做了一个交易。我将在幕后跟踪 ASML。我不会在全年撰写短篇新闻报道,而是会在年底撰写一篇涵盖所有内容的深度文章,介绍他们在疫情期间的生活。这确实是一个好的故事点,ASML 对这篇深入的文章感到满意,至少没有不高兴,因为文章对公司内部正在发生的事情掌握了平衡度,而且给与了基于现实的看法。当时全球处于缺芯时刻,从汽车到游戏机的芯片都缺货。而且当时也是地缘政治的动荡期,阿斯麦的业务受到了冲击,为了生存和业务拓展,不得不和各种各样的风险作斗争。

最后的这篇报道在报纸上发表出来之后,一位出版商找到了我,拍了拍我的肩膀说:“这故事可以写成一本书啊。”当时我想,这确实是一个值得写的好题材。我在阿斯麦有很多消息源,彼此有着稳固的信任纽带,他们也知道我报道的方式方法。

于是我返回阿斯麦,告诉他们:现在有出版商给了我一个offer,能否写一本有关阿斯麦历史和领导力方面的书?也就是从阿斯麦局外人视角看公司的领导层如何带领企业发展的,当然,这个“局外人”有不少内部的消息源。

我想写一个客观、中立的故事。我能接触到阿斯麦公司内部的消息来源,但我也想用外部消息来源来进行交叉事实核实。否则故事线会充斥着对阿斯麦的吹捧。但这本书不是,它讲究褒贬平衡。我在描述过程中采用了对事实要有正确认知的写作方式。在某些问题环节上,我还接触了政界人士,例如在海牙的荷兰政府,以及华盛顿的美国政府官员。

在写书期间,我去了白宫访问,问他们对阿斯麦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发展有什么看法。令我惊讶的是,白宫的门很容易就打开了,因为他们也想把消息和观点传递出去。我也试着把它写下来了。

总之,这本书聚焦了一家在荷兰白手起家的小公司的大冒险之旅,这家当年的小公司现在是半导体行业最重要的参与者之一。

心智观察所:很高兴看到来自这么多不同领域,不同行业的人非常支持你的这个项目。

马克·海金克: 是的,在我写书的过程中,我发现有两个独立不同的世界。技术和政治世界并没有真正互相理解对方。所以工程师们发现很难理解政治,反之亦然。

政客们认为光刻机的技术很难掌握,因为它们是非常复杂的机器,它由成千上万个组件组成。阿斯麦花了差不多四十年的时间才制造出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设备体系,这些设备可以在肉眼难以观测的水平上制造芯片。在某种程度上,通过经济成本的计算,某些光刻机的制造和上市是可行的,但是很多机台的制造就卡在了钱上。

心智观察所:你能用简单的语言解释一下什么是光刻机吗?

马克·海金克: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其实你可以把芯片工厂想象成面包店。在面包店里,烤箱是一个核心工具;而在芯片工厂,光刻机是核心工具。它就像一台巨大的复印机,以某种方式复制芯片设计,并将其印在硅晶圆上,这是通过光的技术来完成的。当光源发出紫外线时,紫外线通过准直器、反射镜和透镜等光学元件被聚焦成一束平行光线,然后通过掩膜上的缝隙投射到硅片上。

目前阿斯麦最新的机器称之为EUV,极紫外光刻,目前新设备的波长更短,数值孔径更大,光学镜头由蔡司公司提供。而目前中国使用的光刻机是DUV,波长和光源和EUV不相同。

心智观察所:你在书中用了大量篇幅介绍了阿斯麦和蔡司的合作关系。可不可以这样说,阿斯麦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蔡司的经营模式,让该公司尽可能和阿斯麦的发展步伐同步?

马克·海金克: 是的,你可以这么说。但如果你回顾阿斯麦一开始成立的时候,他们的企业文化有点像牛仔文化。因为刚成立之时阿斯麦什么都没有,而全球在光刻领域已经有了大约十个竞争者,后来阿斯麦一一将其击败。回过头来看,他们必须率先将最好的技术推向市场,所以他们总是很忙碌。这就是公司的DNA,必须要在最后期限到来之前交付产品。要知道我们谈论的可是平均单价数亿欧元或美元的机器,非常昂贵,耗资靡费。除了制造成本之外,速度和时间是核心关键点。阿斯麦总有这样一种感觉,那就是他们必须战胜时间。

但是蔡司和阿斯麦很不一样,总部在德国,有着更加鲜明的管理层级。蔡司的员工是一些杰出的工程师,但他们更像科学家。所以他们需要更多时间做研发,不想承担所有的风险。而另一边有着完全相反的行为模式,那就是拥抱和承担风险。因此,蔡司必须随着半导体行业的步伐重新调整姿态。这是一个更适应半导体圈子的,更好的战斗模式,因为半导体行业每隔几年就有一个周期。

我们经常会看到双方合作的过程中,蔡司不想承担同样的财务风险,比如原本阿斯麦客户需要的光刻机镜头数量突然增加一倍,可能突然又只需要数量的一半或者零,这就很难预测你的营收会是多少。

所以阿斯麦和蔡司必须找到一种新的商业合作方式。还有一个事实是,蔡司需要阿斯麦来帮助他们投资最新一代的物镜研发。我去过蔡司在德国南部斯图加特附近的Oberkochen的生产基地,这里有一个很酷炫的实验室,是专门为这阿斯麦最高端光刻机所建造的,花费了大约10亿欧元。当你走进去的时候,你会感觉你身处詹姆斯·邦德电影中。整个实验室就像两个潜水艇,它来校准和测量系统内部的光学部件。

EUV所需的反射镜必须要极其平整,因为这种机器制造的芯片线宽只有区区几纳米。你可以伸出手看着你的指甲,从一数到三,你数到三的时候指甲生长的长度就是这几纳米。这真的很难以置信。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每一代的高科技都需要更加复杂和苛刻的工艺。

用于高数值孔径 EUV 光刻的蔡司投影光学系统的黑光控制。光刻机的核心由40000多个零件组成,重约12吨(@Zeiss)

心智观察所:因此,蔡司必须以某种方式与阿斯麦建立伙伴关系。

马克·海金克: 但是通过和阿斯麦合作,蔡司也受益于半导体行业的快速增长。你可以去查一查蔡司半导体部门的财务数据,景气度很高,主要是因为蔡司和阿斯麦也在一同成长。

心智观察所: 在介绍阿斯麦和蔡司的合作过程中,你看提到了一个插曲,就是俄罗斯某厂曾经是阿斯麦滤光片的供应商。你对俄罗斯光刻技术的前景有什么看法?是否仍在光刻技术的全球生态系统中发挥作用?

马克·海金克: 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你说的书中提到的部分是蔡司应阿斯麦的要求,不得不紧急联系他们的上游供应商,那是上世纪90年代的事情,当时蔡司仍然依赖于俄罗斯的某些供应商。但这是很小却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至少在当时没有其他供应商可以替代。

这件事还牵扯到供应链的某些障碍。当时俄罗斯供应商有50个滤光片订单,但是延迟发货以便可以贿赂海关官员,他们在寻找更合适有利可图的时机,不过这都是陈年往事了。如果你看看当今科技制造业、半导体等科技产业,俄罗斯中并没有发挥太大作用。

心智观察所:这是一个有趣的插曲,你在书中还提到了阿斯麦收购Mapper的案例,你认为这桩并购案源于一种地缘政治因素吗?

马克·海金克: 我认为地缘政治在这桩交易的背后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之前阿斯麦用的是传统光刻,将掩模放置在光源和硅片之间,光线通过掩模照射到硅片上,使得掩模上的线条图形按一定比例缩小转移到硅片上,其原理就像办公室的复印机一样。

而Mapper用的是电子束光刻。使用电子束不再需要掩模,有很高的分辨率,这是一种更高级的光刻技术,电子束的优势是成本低,但是速度相当慢。你可以将其比作复制文本时逐字逐句地重复输入,或者使用复印机。Mapper没有办法让这种技术大规模商业化,以致企业濒临破产。那时候美国发现了这个问题,他们很注重国家安全,不希望Mapper的技术落到中国或者俄罗斯手中,力图让美国本土或者西方拥有最先进的芯片制造工艺。

当然现在美国本土已经没有最先进的制造工艺了,格芯(Globalfoundries)曾经尝试用EUV技术,但是他们最终放弃了,不再冒险,也就意味着美国本土彻底告别了EUV制造。

英特尔从一开始就非常热衷于EUV技术,但很难在大批量生产中实际使用它。他们最近才开始使用EUV,对于美国政府尤其是美国国防部来说,他们希望能够使用少量的,先进芯片的EUV技术。虽然不用于大批量制造,所以他们向荷兰政府施压:“我们希望拥有这种技术,不希望这项技术最终出现在其他国家。”于是荷兰政府找到了阿斯麦。

另一方面,阿斯麦对Mapper的收购要约的报价让Mapper无法拒绝。但 Mappers 电子束技术还有另一种优势,那就是将其用于量测而非光刻。对于阿斯麦来说,Mapper 技术是对其现有量测系统的重大升级。

光刻技术越先进,元件缺陷状况出现的可能性就越大,阿斯麦已经把电子束量测整合到他们的光刻系统中,为了检测这些缺陷,就需量测技术去预测和防范。另外,还需要的大量的软件计算。

心智观察所:你是否认为地缘政治在个别公司的并购决策中发挥了作用?未来会如何?我们将在这个行业中看到越来越多这样的事件吗?

马克·海金克: 对待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很谨慎。因为我也并没有看到很多这样的案例,我也并没有预知未来的“水晶球”。总的来说,并购的情况有点复杂。

在过去的几年里,荷兰恩智浦半导体公司本应被高通公司收购,由于政治原因,这笔交易并没有通过。在半导体这个行业,并购也是一种突破,制造层面、设备层面上也是如此。

心智观察所:毋庸置疑,阿斯麦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们的合作伙伴,今年英特尔购买了阿斯麦的高精尖EUV设备。许多人认为,这是英特尔夺回技术领先地位的关键一步。但相比之下,像台积电等其他大型公司,他们对这种最新设备保持了一种冷静和克制。立刻上马使用这种新设备,对英特尔来是否有点太冒险了?

马克·海金克: 让我们看看英特尔现在产业链中的位置。仅仅购买一个设备并不意味着它马上可以投入生产。英特尔是第一家真正购买阿斯麦高孔径EUV的客户。我想他们已经买了两台。但是其他所有的客户也都争相购买高精尖EUV机器。所以每家最前沿的制造商最终都会购入,只是时机不同。

英特尔之所以想成为第一家,是因为他们现在处境艰难。他们的技术落后于世界最大的代工厂台积电有几年的距离。并且,根据最前沿工艺节点的演进路线,英特尔想要再次占据领导地位,因为他们曾经是最大、最具有创新性的公司,所以他们需要拥有这些先进的阿斯麦设备,购买高孔径EUV英特尔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跳跃性动作。

这对他们来说有点违反直觉,因为公司目前内部有很多问题。他们曾经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公司,也并没有像亚洲大型芯片制造商那样有拥抱风险的企业文化。

不过这也在很大程度上符合英特尔的思维模式。你可以说,英特尔厌恶风险,买新的高孔径EUV确实是是一个巨大的风险,因为它还不是一项经过验证的技术。我也把这点也写在了这本书中。有趣的是,当你第一次向阿斯麦购买全新的设备时,可以肯定的是确实会有问题产生。所以阿斯麦会帮助他们的客户维护机器设备,并调整它以获得最佳效果,这是一个相互信任的过程,创造了一种真正互信的纽带。

这也和台积电的文化契合,三星也是阿斯麦一个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而英特尔,他们也开始了这一段旅程。英特尔处于他们必须承担风险的位置。否则,他们将会失去对局势的控制。如果你说这有风险,的确是有巨大的风险,但他们必须承担这个风险。

心智观察所:是的,过去英特尔有多次规避风险的经历。

马克·海金克: 回顾过去,多年前英特尔曾经拒绝成为苹果的供应商,当苹果考虑很多事情后说,我们需要一个iPhone的芯片,也许可以让英特尔生产。但英特尔说在移动手机领域没有前途。而现在证明他们错了,英特尔后来也错过了人工智能大潮。

但他们现在正在迎头赶上,英伟达在AI芯片方面拥有巨大的市场份额。所以英特尔肯定要站出来,但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可以制造出最先进的芯片,否则他们就没必要大力发展代工厂业务,或者代工业务会趋于失败。

心智观察所:让我们来谈谈阿斯麦和中国。9月份,荷兰政府声称,适用于先进半导体制造设备的国家出口管制措施将根据半导体制造过程中的一项非常具体的技术而扩大。而目前中国占了阿斯麦总营收的48%。中国市场对阿斯麦有多重要?出口管制制度将如何影响该公司的利润?

马克·海金克: 我认为48%是一个相当准确的数字。在过去的几个季度里,阿斯麦对中国的销售额相对增长,主要是因为其他行业目前正在从低迷中复苏,仍有大量来自中国制造商的订单等待交付。

与此同时,中国正在大力使用DUV光刻机,虽然相对不那么先进,但仍然可以用它们制造相当先进的芯片。如果你使用多重曝光技术,虽然量产的经济性不好但此技术确实是可用的。因此,虽然先进性最终不如EUV,这是一项非常必要的技术,以保持在制造高度先进的芯片方面的竞争力。

中国区业务对阿斯麦来说非常重要,对公司来说也有相当的风险。如果有更多的出口限制措施,这将损害他们的收入。不过我认为阿斯麦的主要担忧不是收入,虽然这部分也损害到他们——同时这也为中国的竞争对手创造了一个经济机会,因为在这里有一个巨大的市场,并且它不会消失。即使阿斯麦的这些竞争对手技术还没有到位,他们也没有像阿斯麦那样拥有高精尖的机器,但他们拥有了机会去积累经验,这在行业中是至关重要。

同时他们也获得了更多的资金来进行研发,并为下一代进行改进。这是向阿斯麦发出的警告。

如果不断限制阿斯麦进入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这会损害公司的创新水平。我认为这才是阿斯麦的主要担忧。我预计从明年开始,来自中国的收入占比将会下降,因为EUV将再次占据市场,因为对人工智能芯片有巨大的需求,大型半导体客户需要EUV。因此,我们将看到阿斯麦的一个不同的收入占比。

这只是故事的一面。而在另一边的中国,正在推动性价比更高的设备突破。在开发国产DUV光刻机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并且在先进技术方面变得更加自力更生。

心智观察所:你认为,中国在光刻机自主可控计划中还有哪些短板要补上?

马克·海金克: 问题的答案也许就在本书的书名中。我认为阿斯麦走到这一步是因为它是只会变一种戏法的小马(俗语含义:指只会一种技能的人),但它也是一匹拥有聪明头脑的小马,只专注于一件事——造光刻机。他们已经这样做了40年,积累了很多经验。因此,他们知道所有的陷阱在哪里,并在此基础上积累经验。

他们获得了巨大的市场份额,也从世界各地收集了大量的数据,因为遍布全球各地的5000台光刻机都来自他们的工厂。他们使用数据来改进他们的系统,因为他们的客户希望他们这样做,他们与客户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这种关系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一个中立的合作伙伴,这就像是光刻机领域的瑞士。不会因为某个客户更为重要而推迟另一个订单,大家都需要排队。会有大量的订单积压,你只需要在队伍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阿斯麦关注的是客户的价值。

还有一个重点是他们的企业文化。你在阿斯麦开始工作时,你真的可以挑战你的领导,因为荷兰人通常都很直率。彼此沟通很直接,他们对人际关系中的地位没有特别在乎。

实际上,书中的主角之一叫马丁·范·登·布林克(Martin van den Brink),他看上去是一号员工,实际上是零号员工,最近才卸任。有人说他的头脑就像公司发展路线的复制品。我认为应该反过来说,公司发展路线是他头脑的复制品。他非常专注,但他也有视野上的盲点,这也是书中所提到的,阿斯麦有时会忽略光刻技术中某些关键且易于被忽视的点。他的这种工程精神必须与另一个人保持平衡,就是前CEO皮特·温尼克(Peter Wennink),最近他也离职了,他们俩都在享受退休后的生活。

马丁·范·登·布林克有着典型的工程师精神,在某种程度上他对员工也非常严厉,他会说“永远不要偷懒,不要认为你已经做到了。即使我们在市场上处于领先地位,也要时刻保持偏执。”这就像在书中关于英特尔的部分——“成长的终结”提到的那样——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

另一方面,皮特·温尼克更像是一个心理学家,他帮助别人和谐相处,协调各种关系,阿斯麦的工程师文化可以说是相当令人生畏的,而且与政府、供应商和客户建立良好的关系非常重要,同时拥有一个有工程文化的人和一个拥有外交手腕的人,这对阿斯麦来说是良好的组成部分,我认为这种合作模式很难复制。

马丁·范·登·布林克(Martin van den Brink),新任CEO 傅恪礼(Christophe Fouquet)和前任CEO 皮特·温尼克(Peter Wennink)(@阿斯麦官方)

这种文化的发扬是因为阿斯麦发明了它,成长于它,甚至可以说是复制了它。你还必须找到像蔡司这样的合作伙伴,以及拥有相同心态的其他供应商。在荷兰,有一种观点认为,当你建立一家公司时,它不仅是为了利润或为股东实现利润最大化,也是为了给合作系统灌输价值观并与供应商们一起分享。

你如果访问荷兰,可以去荷兰南部的一个名叫Veldhoven的小镇上看一看,你会看到一个有着完整产业系统的半导体设备行业在发展,这里的每家供应商都围绕着这个产业向阿斯麦供货,在一个很棒的生态系统中积累成长,我认为这是世界所独有的。

心智观察所:这就涉及到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阿斯麦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去打造它,这不仅仅是每个人和每个合作伙伴的品性的融合,还有价值观的整合。

马克·海金克: 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可能是文化差异。荷兰人反对层级地位,也许是因为我们都生活在一个非常平坦的土地上,下属也希望能挑战你的领导地位。所以当你是被挑战方的时候,要从第一秒就要开始接受挑战了,这就像一场游戏。

心智观察所:你受到过什么挑战吗?

马克·海金克: 我刚踏进办公室,马丁·范·登·布林克就对我喊道:“你为什么要写这本书?”能以这种方式了解对方很棒,这种与人打交道的方式会试图让人们展现出最好的一面。

这些年来,我对他进行了几次采访,这些采访都是长时间、密集的,这对我来说也很有意义,因为他对这个行业有着丰富的知识和战略洞察力。因为人们往往忘记了阿斯麦的工程师精神的内涵。

阿斯麦可以创造出一台酷炫的设备,但你也必须有战略眼光来进行收购,比如收购拥有EUV许可证的美国公司Cymer,这多亏了马丁·范·登·布林克聪明的商业头脑。所以我们真的很欣赏他对未来的展望,即专注于未来,专注于技术发展的路线图,因这些设备往往需要10到15年的时间来打造完成。

心智观察所:在你的书的最后一章展望未来的时候,你特别谈到了阿斯麦的企业文化。当布林克和温尼克都离开时,这些涉及企业文化的规范和价值观将有可能会消失。你认为阿斯麦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传递,以确保企业文化不断地传递下去?

马克·海金克: 这对阿斯麦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这不仅是关于他们领导层的离开,也是关于公司仍然需要保持一种创业的感觉。所以从第一天开始。他们总有走投无路的感觉。但是,当你将规模从40000名员工扩大到80000名时,保持这种创业的感觉是非常困难的。因为系统架构往往会变得更加官僚,而不再有牛仔文化和官僚体系之间的斗争,这需要保持一种非常微妙的平衡。

他们更倾向于牛仔文化的一面,培养了一种冒险精神。我认为他们做出的一个重要决定是任命新的首席执行官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法国人傅恪礼(Christophe Fouquet),在公司工作了大约15年。所以他对阿斯麦的文化了如指掌。当然,他有着不同的个性和行事原则。他知道阿斯麦是如何迅速发展的,这也是企业成长过程的一部分,这不是一个局外人闯进来对员工们咆哮“你在干什么?”

因此,阿斯麦需要找到一种新的精神。我认为Christophe可以引导公司走向未来,但也很难与外界保持平衡,之前阿斯麦曾是一家籍籍无名的中小公司,那时没有人知道光刻是什么,芯片是如何制造的。

但现在大家都知道光刻设备是多么重要的,而这种技术自主可控的意识首先肇始于美国,在疫情期间被推高,当时每个人都渴望能掌控半导体供应链。而现在大家都知道阿斯麦是干什么的了,它成了一家明星级企业,这和以前是不一样的。我认为这本书也可能有所帮助,因为这本书描述了他们公司内部的成长文化。我也收到了阿斯麦的回复,尽管其中有些情节写的不是阿斯麦公司本身的故事,因为这可能有点敏感,但阿斯麦能接受客观事实。

我们来自哪里?我们始于何地?我们的这种企业文化有什么特别之处?我们想要保留和传承什么?这都是阿斯麦所需要思考的。

心智观察所:如果你要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让读者购买你的书并阅读它,那理由会是什么?

马克·海金克: 我个人认为,我个人来说最令人信服的原因是,虽然我写这本书的内容是关于一种非常复杂的技术,但我希望我85岁的母亲能够理解并能够阅读这本书。我力图让每个人都能理解阿斯麦是什么,从基本层面上了解他们的机器是如何工作的,为什么每个人都如此关心这项技术。

我妈妈都快读到这本书的结尾了,所以我认为我这本书算是成功了。

心智观察所: 让我们一起来关注马克的这本新书!非常感谢做客心智观察所。


建筑师说 · 专访 | 独家对话隈研吾

建筑师说 | 独家对话隈研吾东方美学与对自然的尊重是分不开的,这是隈研吾大师对建筑的理解。 “任何一种柔软材质都有无限的潜力等我们发现。 ”明塌他对于使用软性材料充满兴趣,如竹子、木材,甚至是新出现的纤维材料,致力于重塑软性建筑元素。 北京的长城公社项目对大师而言,是确立当前风格的重要里程碑。 这是他在中国的首作,通过与工程师合作,探索了竹子的全新使用方式,展现了建筑与自然材料的和谐共生。 对于建筑的未来,大师提出要为传统材料赋予新生命,利用现代科技辅助,以适应快节奏的社会环境和不断变化的建筑趋势。 他倡导在新建筑中融入人体尺度和传统建筑的亲密感,利用新型材料重现适应多元生活的传统空间。 在当前全球化背景下,大师认为东方美学强调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与西方征服自然的观点形成鲜明对亏槐塌比。 他希望将这一理念传达到西方,推动中西建筑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对于学生的寄语,大师强调不应盲目模仿前人,而要敢于打破既有规则,创造出新的建筑形式。 尊重前人成就的同时,勇于创新,推动建筑领域的发销圆展。 大师推荐的书籍则倾向于音乐、电影等领域的作品,认为这些与建筑同样重要,能够丰富建筑师的视野,提供多元灵感。 音乐对大师而言,是理解世界的一种语言。 他认为聆听和感受音乐,是理解音乐的真谛。 在新冠疫情的特殊时期,大师分享了他对城市建设的见解,展现了其在不同领域间的深厚理解与独到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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