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姜萍事件】今年6月引发舆论大规模关注时，我们就写过《》的新闻评论，认为这场“造神运动”实在过于浩荡狂热，媒体与公众热衷于为一位女孩标榜上身份反差巨大的标签：天才、中专、数学竞赛，编排一场狂欢式的舆论表演，将她捧上“神坛”。 如今，阿里巴巴全球数学竞赛组委会发表声明称，江苏省涟水中等专业学校教师王某某在预选赛中对其指导的学生提供帮助，违反竞赛规则，并未入围决赛。 这代表着姜萍“从来不是天才”，而这一场关于她的讨论也最终落到“公然撒谎、新闻反转、后真相、媒体公信力缺失”等问题上。
☆ 无论是对姜萍的批判，对媒体热衷于“造神”的追求，或是对新闻反转下的不信任感，都构成了今年社会舆论场中无法回避的重点事件之一。虽然临近考试，研究生考试试卷出题进程已逐渐走向尾声，但这件事能够充分反映出当前舆论场中新闻报道的困境、公共讨论的情绪化倾向、网络治理问题的挑战，即使不从这件事入手出题，这些要点依然格外重要。
☆ 热点押题
1、反转新闻与反转新闻产生的原因
2、后真相与后真相带来的社会影响
3、网络舆论环境与网络舆论环境的表现
4、“姜萍事件”中的媒体报道是假新闻吗？（这道题真的骂得很爽谢谢）
5、如何更好地进行网络治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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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转新闻
【定义】 反转新闻是在新闻迭代过程中出现事实的突然反转现象，以及与之相伴的公众态度的180度改变。具体是指媒体发布的新闻事实或观点在传播过程中，由于公众的质疑和事实的更正，从而与原初新闻大相径庭，同时伴随着舆论反转的新闻报道形式。
【原因】 反转新闻不是社交媒体时代的特有现象，但以社交媒体时代为甚，尤其是在碎片化、情绪化、实时化的信息传播平台中尤为明显。
【影响】 反转新闻的大量出现反映了真相的稀缺、舆论的复杂、新闻专业主义的岌岌可危。
【反思】 面对反转新闻，新闻媒体如何在社会化媒体时代坚守新闻专业主义、有效引导社会舆论、承担起“环境监测”的功能，仍有待进一步思考。
☆ 结合案例说明反转新闻产生的原因
一、后真相时代中的情绪与观点泛滥
“情绪超越事实并主导个人的言论表达与社会行动”是后真相的典型表现，代表着“观点先于事实”“情感高于理性”的舆论表达形式正成为主导社交媒体信息传播的重要因素之一。反转新闻之所以会频发出现事实更正，带来舆论与观点的极化、反转，与后真相背景下公众往往采用“先入为主”的观点认识事实有着密切联系。只要事件符合常识认知，契合大多数人对“天才少女”“富二代”“女司机”等标签话语的主观想象与期待，便容易不作核实地选择相信，才会在事实更正、补充的反转下，导致舆论观点的180度转变。反过来，这一情况也会影响创作者的信息筛选，不断增加事实出现偏差、错误、情绪表达的可能性。
二、标签化、肤浅式的新闻报道形式
反转新闻成为社交媒体时代典型伦理问题的原因，主要与碎片化、标签化的传播行为，以及公众的阅读习惯相关。当手机等移动互联设备成为新的信息接收终端，新闻便可以在不同时空中随时传播，这也导致公众的阅读行为转向碎片化的传播场景，新闻媒体单位不得不压缩报道内容，尽量简明扼要地阐述新闻事件；再加上技术赋权公众表达，公共事件频发，媒体人力物力限制难以逐一进行调查追踪。这会使得诸多深度内容被削减，报道陷入表象信息陷阱中，例如“姜萍事件”中新闻媒体未能充分调研具体情况，缺乏对真相的探寻更容易在事实补充、更正中出现反转。
三、把关后置，公共把关人角色缺失
如前文所述，传播资源的社会下放与下沉丰富了公共信息传播者角色，许多反转新闻并非由专业新闻媒体发布，而是在自媒体、公民主体的账号中以“爆料”“亲身经历”“身边新闻”的形式出现，包括像“猫一杯”关于“小学生巴黎丢作业事件”的伪造表演，都成为反转新闻产生的基础。此时，专业新闻媒体、其他公众将成为有力的事实核查者，对新闻作出把关，对事实信息进行补充。这类“把关后置”行为恰恰说明了反转新闻出现的原因是缺乏对公共传播者的有力规范约束，假新闻、谣言、片面新闻正影响着新闻舆论环境的理性讨论。
四、新闻真实的有机运动与网络围观
最后，反转新闻并非社交媒体时代的产物，事实信息的补充与更正在大众媒介时期便已出现，报刊会通过特定的方式对此前出现错误的新闻事实作出勘误并向读者致歉。新闻的本源是事实，而事实的发展往往是阶段性的、持续发生的。在马克思那里，这种情况被称为“报刊的有机运动”。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反转新闻是新闻业中必然出现的情况，是新闻有机运动的结果。只不过在数字媒介的“网络围观”中，更正、修订的问题被持续放大，以至于成为对媒体公信力的质疑。这也是当前的新闻生产活动所需面对的关键挑战之一。
☆ 后真相
【定义】 后真相（Post-Truth）反映的是当今社会的一种典型状态，即客观陈述的事实往往不如诉诸情感和煽动信仰更容易影响民意。2016年，牛津词典将后真相评选为年度关键词，预示着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事实与意见界限越发模糊的后真相时代。
【表现】 需要明确的是，后真相并非指真相的缺席，而是指发现真相的过程更加曲折。特朗普当选、英国脱欧等黑天鹅事件无不体现后真相的特征。同时，后真相的蔓延，和社会化媒体的传播机制不无关系。
【影响】 后真相不仅冲击了新闻业的基本原则，挑战了人们对于新闻的基本认识，也通过新闻的社群化传播影响了良性社会的构建。事实的崩塌带来新闻客观性的终结、阴谋论的盛行、情感因素对舆论的操控等消极影响。
【对策】 为此，公众需要重建理性、开放的舆论空间，以发挥反思和选择的力量，摒弃“事实下沉与情绪主导”带来的恶性循环。
☆ 请解释后真相带来的社会影响
一、后政治的公共议题讨论与共同体认知危机
后政治意味着在当前的公共议题讨论中，碎片性、底层化、反权威的特点愈发明显。相比于期待中理性的公共讨论，在“情绪大于事实”的后真相传播语境下，公众的情绪诉求与反理性、反权威的民粹主义倾向更加明显，以平民的大众姿态对抗主流政治导向，甚至在美国总统大选、巴以冲突、特朗普遇刺等国际政治事件中体现出19世纪古斯塔夫·勒庞所说的“乌合之众”的特点——狂欢、无理性、道德感缺失，以及极强的民族历史主义情绪。另外，后真相意味着对事实认知的相对主义，真相成为不同观点、立场中游移、流动的存在。这会导致社会共识难以实现，建立在其基础上的共同体身份与价值观认同也将愈发困难。
二、谣言与假新闻泛滥，影响舆论合理讨论
“观点成为主导，事实逐渐下沉”。后真相的出现是新黄色新闻、假新闻、谣言产生的舆论背景。在《经济学人》的表述中，后真相时代并不意味着真相被篡改或被质疑，只是变得很次要了。2024年，博主猫一杯伪造“在巴黎厕所捡到作业”，在事件被证实为捏造之后，依然有人表示“不就是个段子吗？何必当真？”大众对真相的不在乎和对娱乐性内容的追捧让兼具煽动性、娱乐性和刺激性的新黄色新闻得以广泛传播。再加上情绪化内容带有“先入为主”的观点认知，刻板成见使公众疏于核查，认知常识又持续催化假新闻传播。由此，后真相将持续影响舆论的合理讨论，使当前传播伦理失范问题频繁发生。
三、媒体公信力缺失，新闻真实难以实现
新闻真实实现的需要媒体传播客观准确的新闻信息，同时受众能够理解并相信报道内容。后真相一方面意味着相比于事实而言，观点、态度更加重要，导致公众不再追逐真相，打破了新闻真实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另一方面由于媒体的“流量KPI式”的报道诉求，对点击率、阅读量的绩效考核，使其时常为了迎合公众需求，不得不诉诸于情绪传播、观点立场站队，在未及时核查的情况下，容易催生新闻反转，让媒体的公信力一再受损，也无助于新闻真实的实现。可以说，后真相让公众更加关注“自我”的观点表达，也让媒体更难说服公众，得到其信任。
☆ 网络舆论环境
【定义】 网络舆论环境是指在数字空间中，由公众针对社会公共事件所发表的观点、意见、态度所形成的媒介生态场域，其中包含着各类理智与非理智的言论信息，更受到来自社会结构的外在性压力影响。
【特点】 网络舆论环境具有融合性、复杂性、控制性，以及话题迭代速度快、爆发力强等典型特征。
【现状】 当前，智能媒介技术发展催生出了社交机器人与计算宣传，使舆论传播主体与社会公共事件讨论复杂化的同时，也让信息掺杂着更多的目的性、虚假性、情绪化要素，网络舆论空间发展情况更加难以预料。
【反思】 因此，若要探讨未来网络舆论环境的发展趋势，需着重考量现今的环境特征和具体情况，才能够在忧思与治理举措中充分理解其思考内容。
☆ 简述网络舆论环境的当前表现
一、复杂言论参与主体与非人格化角色加入
如前所述，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创造出与人格化的舆论主体身份相似的传播角色，尤其是能够通过算法程序进行自动化内容生产的社交机器人，正在舆论场中以某些既定的经济或政治目的引导公众言论走向。据北师大新媒体传播研究中心数据，俄乌战争的推特讨论中，社交机器人所生产的内容占比高达30%，通过重复发表相同议题标签的方式影响公众对于社会意见气候的判断，改变舆论观点。总的来说，愈发复杂的传播主体及其携带的特定目的，正使当前网络舆论环境更加难以认识。
二、社会公共事件频发，内容价值密度低廉
网络信息传播平台资源的开放化特性颠覆了传统公共话语空间的权力把关机制，大量社会公共事件通过用户社交关系聚集爆发能量，成为重要的舆论焦点议题。正因如此，事件的迭代过程相比于之前也更加迅速，从“胖猫事件”“京东代言人争议”到“姜萍事件反转”，网络舆论场的注意力导向正被不断出现的新鲜情况所加速。同时，未经专业机构证实或证伪的信息出现，又进一步稀释了舆论关注对象的价值密度，使公众对事件的了解越发游离于真相之外。
二、后现代社会特征凸显，假新闻泛滥
一方面，数量庞大的虚假信息出现预示着舆论价值密度的降低，另一方面，由于公众难以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在事实获取与核查之上，假新闻的泛滥不仅导致其关注视角出现偏差，更使得以情绪痛点、社会矛盾标签诉求为主的后真相成为网络舆论环境的主流特征。此外，受到现代社会的个人主义倾向影响，加之近几年个人移动终端的节点化技术隐喻，使得更偏向于去中心化、反权威、反宏大叙事和碎片化身份体验的后政治要素也同样成为舆论话语表现。
四、迭代周期缩短与数字监控下的空间窄化
罗萨在《新异化的诞生》中将加速主义认定为一种能够对时间感知和事态发展进行产生影响的社会特点。当公共事件出现在舆论场中的情况愈发频繁，当实时互动传播的碎片化社交媒介改变了个体对于时间的感知能力，将其不断拖入快速变化的光景中时，舆论关注目光的停留也逐渐短暂，事件迭代周期不断缩短，大量议题正共同分割着较之微薄的公众注意力。而针对过度言论、网络暴力、意识形态危机等情况出台的治理规范，在诉诸理性讨论之外，也让网络舆论环境的生存空间愈发狭窄。
☆ 假新闻
【定义】 假新闻是指与真实事实信息相违背或有偏差的新闻报道形式，在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时代均有体现。
【特点】 假新闻常与社会谣言、舆论的非理性情况混杂，导致更广泛的、强烈的社会影响，特点是事实模糊、观点凸显，存在合理想象与自我编纂的部分。
【影响】 假新闻频发容易导致新闻媒体公信力下降，使得社会管理混乱，甚至出现政治操控与不当经济牟利等情况。
【发展】 媒介技术变革后的话语权下沉带来内容生产主体的多元化，具有不同目的的传播者由于网络媒介的开放性在其中进行大量的内容生产，由此导致网络信息的繁杂和冗余。同时，人工智能技术等方式不仅能够进行图片编辑，更能够通过机器学习的方式合成相关音频和视频以假乱真，导致假新闻防治愈发困难。
☆ “姜萍事件”中的媒体报道是假新闻吗？为什么？
一、报刊的有机运动，新闻真实的特点表现
马克思在《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中谈到，由于事实发展的持续性，新闻报道需要在不同媒体、记者的不断关注中逐渐成型，探寻真相。“姜萍事件”中，许多主流媒体针对姜萍入围阿里巴巴全球数学竞赛决赛的事实报道属实，并非捏造、谎报，是真实发生的客观情况的展示。另外，由于事实的发展迭代，媒体在未得到最终调查结论前难以预料其违规操作的结果，也属情理之中。从这些角度来说，“姜萍事件”中的媒体报道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虚假新闻。
二、媒体缺乏真相报道能力，流量式思维严重
不过，在获得“17岁中专少女入围全球数学竞赛”的报道线索后，新闻媒体虽然作出了对已呈现事实的报道，却在许多方面带有严重的情感偏向性，例如《人民日报》公众号两度发文力挺姜萍，其中《姜萍火了，姜萍是谁？》更是直言“姜萍并不是第一个闪耀阿里数学竞赛的17岁少年”。报道内容中充斥着溢美之词，缺乏对深度信息的了解。这种情况频繁地出现在具有矛盾性、冲突性的事件报道中，“天才”“中专”，这样极与极的反差为姜萍带来了流量，也为媒体创造了报道噱头，使其并未深究其真实情况，便作出大量正面宣传报道。因此，即使其并未传播“假新闻”，但也着实称不上是“真实报道”“反映真相”。
三、 客观成为策略性仪式，报道缺乏社会价值
塔奇曼在《做新闻》中谈到，如果新闻媒体只是以“客观报道”作为是否履行了新闻记者的社会责任，那么其极有可能陷入将客观性当成“策略性仪式”的误区中，即自认为已经对客观现实做了准确报道，便忽视事实本身的传播价值或真实情况，使新闻报道失去深度挖掘、探寻真相、连接公众的能力。“姜萍事件”里，新闻媒体便是以客观性作为“自我解释的策略”，虽然没有错误、失实地作出报道，却也丧失了对公众负责的基本态度。在本次反转新闻中，新闻媒体即使没有实际过错，却也在其中推波助澜，用大量的宣传“造神”，最终在舆论反转，又以删稿的形式，试图撇清关系。
此种情况下，“是否是假新闻”的讨论已然不再是首要问题，公众真正应该发问的，媒体真正应该反思的，是我们当前究竟需要怎样的新闻业？
☆ 网络治理
【定义】 网络治理的提出是基于当下以虚拟与现实、自由与秩序、主权与民主等各方面交杂为主要特性的网络空间环境，从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国防等五个方面出发，针对信息安全、舆论引导、维护网络秩序和国家信息主权等问题，由政府主导，企业和公民协作，通过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国家行政部门的调整、媒体的舆论工作等多重手段所进行的一系列重要行动。
【特点】 目前，我国网络治理的特点包括：治理主体彼此共动，创造立体治理格局；多重治理维度相互补充，形成完整治理目标；从经济、法律再到技术，丰富治理手段，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现状】 近年来，我国陆续出台了《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力图从具有权威性和强制性的宏观政策层面对网络治理具体行为作出规定，有效地针对社会中存在的极端民粹主义、数字产业技术垄断、计算宣传与网络暴力等情况做出回应。
☆ 如何更好地进行网络治理工作？
一、丰富治理主体：创造立体治理格局
没有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网络治理很难落到实处。要创造立体治理格局，行业协会等社会力量充分发挥协调、沟通的长处，积极引领行业自律；互联网企业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的专项整治行动，加入自律公约，担负网络治理主体责任；网民借助监督举报平台，进行舆论监督和维权，进一步发挥治理主体的主动性。此外，还应考虑到面对突发情况下多主体快速有效协作配合，突发性和不确定性事件同样是构建网络治理的一部分。只有多主体联合共通，才能打造立体融合的现代传播与现代治理体系。
二、综合多样手段：多管齐下合力治理
单方面的治理手段难以应对复杂的互联网体系，因此需要综合政策、技术、法律等多方面的手段。政策方面，政府部门治理网络空间出台及时针对治理新问题提出政策与措施；法律方面，制定、颁布、实施与网络治理相关的法律法规；技术方面，治理主体要利用技术手段提升治理效能；在国际合作方面也可以围绕一些全球共同关注的网络治理议题进行交流与合作。
三、迭代治理技术：引导智能治理时代
更新迭代网络技术治理是释放网络技术发展红利的关键，用新技术引导数字治理与智能治理时代是网络治理的技术层面要求。首先建立健全网络新技术应用规则，加快建立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5G、区块链等新兴技术应用规则，其次加快制定网络新技术应用标准和规范，充分考虑新技术应用场景及安全性要求，最后加强网络新技术应用风险评估，统筹考虑技术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
四、创新治理目标：多重维度互相补充
为了推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的建设，要进一步明确治理目标，“清朗的网络空间”包括网络内容积极向上、网络空间秩序良好、网络社会和谐安宁。因此，在构建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的过程中就需要进一步明确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的任务目标，以“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为基础，在不同时期结合不同治理内容进一步细化和具体化。同时，社会的治理本质上是人的治理，因此网络治理的重要创新也在于以民心和民意作为治理的最终落脚点，以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群体理解，实现社会融合为治理的社会目标。只有在政策、网络和社会层面相互补充，才能构建现代化的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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