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与母亲合影
◎刘成瑞（当代艺术家）
我做出这个选择，仅仅因为想成为艺术家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艺术家是文人，古代的文人大部分当过公务员。欧洲中世纪的艺术家是画师或工匠，承接达官贵人或教堂的业务，米开朗基罗和达·芬奇老师就是这样的。那么，被称为艺术家并自称为艺术家的我（至少简历中我是这么写的），到底在做什么，为什么可以是艺术家，而不是无业者、普通人、作者、画家或诗人。是的，我涉猎各种领域，这并不是说我对获取各种猎物感兴趣，仅仅因为我有大量完整时间的同时恰好是摩羯座，也就是我不善于荒度光阴，想把指间无缘无故流失的没有工资和社保的时间抓住，以此来争取一个象征意义上完整的空间。
这月初我定了回西宁的机票，因很少去大兴机场，三元桥转地铁到草桥站时，发现已经赶不上飞机了。这是我第一次误机。改签实在太贵，正常情况下我会折回家改日再出发，但这次我果断转地铁到西站，出地铁站买了瓶白酒直奔火车站。也是在很多年前的一个中午，朋友秦晁把我送上去往北京的火车，他是乐队的贝斯手，一头笔直的长发，唇钉的光在高原的烈日中闪耀。我至今仍记得他的不甘和不舍，脸上弥漫着一种复杂的哥特式的忧郁，他比我更想去北京，入住树村，成为北京的摇滚歌手。我辞去教职，捷足先登，这是稍微有点骄傲的。另一方面，我们都清楚，等待我的必然不是鲜花、掌声和安全，而是艰难。而我做出这个选择，仅仅因为想成为艺术家。
只是这次回去，不是度假探亲也不是参加艺术活动，而是为了我的孩子弗。他得回原籍上初中，我作为父亲得回去了解一下情况。回西宁我住在父母家，对，我还有个身份是儿子。比起哥哥和弟弟，我当然不是一个省心的儿子，从离开青海至今，让父母操心不已，尽管我是众所周知的非常努力。
我总想把父亲这个身份做好，做极致
作为一个父亲，为了孩子，再一次回到家乡。这时，我当然不是艺术家了。
我主动地联系在县城当校长的高中同学，虚心请教应该准备哪些资料；第一时间联系在西宁开公司的大学朋友，看能不能帮我开一个工作证明；计划让孩子入学的学校很有才华的谢昀元老师是我哥们，我找他彻夜喝酒，在恰当的时候把这条重要信息传播过去：我弗进校后如果有霸凌之类，拜托喊一嗓子。他嗓门大，喊一声至少能保我弗三年太平；在进入任何一个办理手续的机关单位时，我会主动地摘下两只手上的大戒指，并尽量不让他们看到我残缺不全的手。我怕因为我跟别的父亲不一样，而对办手续这件事产生干扰。我想让他们认为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没有个性，循规蹈矩的安全的人。尽管我对世界充满友善，只是面对自己的时候有点残酷。更不敢让他们知道我是艺术家，那很尴尬，象征意义上的艺术家是离经叛道、不务正业的，不可能为了另一个个体，哪怕是自己的孩子而改变自己。而我做出这些改变是那么的自然，甚至迫切。
我相信，这时候，我跟每一个父亲一样，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父亲，一切为了孩子。要不然，我不会原谅自己，哪怕仅仅因为只要我还活着，他就得叫我爸爸。而且在漫长的一生中只叫我一个人爸爸，这是一种荣誉，这比被称为艺术家更具体、真切。
有时候我会窃喜，就我这样的人，竟然还有个孩子。因此，我总想把父亲这个身份做好，做极致。我是这样理解我的孩子的，首先他是神给世界的礼物，其次是人类中的一员，再次他是他自己，一个独立的个体，最后才是我的孩子；至于他的学生身份，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自然也不关心他的学习，只在乎他是否快乐，是否健康，是否有幽默的能力，是否能阅读，能吸收养分和知识。因此，作为父亲，我还是相对称职的。
但我总是做不好自己父母的孩子，很少去电话，没有工作，参加的展览活动大部分没有收入，父母也理解不了我这么多年不参加具体的工作还能活下来这一事实。但父母似乎知道，我从事的是一个虽然艰难但极有意义的事业。
艺术家、父亲和孩子，这三个身份稳定地支撑起了我的人生
记得很多年前，阿妈边做鞋底边说：我这辈子差不多白活了，但你不一样。父亲九年前来北京，见我在小区门口没按喇叭停车礼让行人后，摇头叹息道：这件事儿做得好，素质很高，工作上一定要加油。2014年我计划深入康巴藏区完成一个艺术项目，阿妈说：容易出名的事儿别干，安安全全回来。我谨遵教诲，以淡入淡出的方式完成了《澜沧江计划》。
初到北京三年后第一次回青海，与父亲饮酒聊天，见我放酒杯有点用力，他举起酒杯缓缓说道：酒杯要轻轻地放，不管什么酒。还有，你说的艺术我不懂，但你要做自己的艺术，不要画行画也不要去当助理，家里有你哥哥和弟弟，我的退休金也不低，可以支持你做艺术……有一年，也快十年了，我回青海想策划第一届青海双年展，见我每天跑出去拉赞助，阿妈问我，你的展览需要多少钱？我说，几千块够了，场地大阳（大学同学）免费提供。她说，别出去跑了，我给。我母亲就这样成了第一届青海双年展的赞助人，而且可能是极少数不识字的艺术展赞助人。当然，阿妈赞助的是我，她的儿子，但另一方面，她肯定认同我所做事情的意义。
我知道因为这些，我才能坚持这么多年，保持着艺术家该有的纯粹，也从来不诉苦，不抱怨。而父母的这些观念和支持，成为我艺术的潜在支撑。我觉得博依斯所言的人人都是艺术家，说的就是每一个人都有着对艺术的理解，对未知的渴望，只是大部分人不创作不发表而已。那么，我是否背负了父母亲对意义的追求？
卡夫卡曾说过，以作为职业作家来写作，是可耻的。同理，以作为职业艺术家来创作也是，这个身份迫使艺术成为艺术品，纯粹的创作不得不进入艺博会面对市场。好在，不是所有的艺术家都需要面对职业艺术家的困境，比如世俗意义上极为成功的艺术家和谢德庆这样的艺术家，前者被世俗仰视，后者被世界仰望。我们知道现实世界不是两极分化的，仍然存有广阔的未知地带需要去游荡或冒险。而我需要做的是用职业艺术家的面具保护好作为艺术家的象征意义，依然保持纯粹，以及开放性。我相信，也有不少艺术家是这么做的。
艺术家、父亲和孩子，这三个身份像个铁三角，很稳定地支撑起了我的人生，也是我最大的幸运。
北京榆园
供图/刘成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