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美国前财长萨默斯：即便日本以目前的规模对日元进行干预 最终也会失败
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表示，货币干预在改变汇率方面是无效的，即使日本最近采取的大规模干预措施也是如此。“考虑到资本市场的巨大规模，我认为证据是相当清楚的，干预不起作用——即使考虑到日本进行干预的规模，”萨默斯表示。与此同时，萨默斯暗示，日元已经变得捉襟见肘。
日元在日本当局可能进行了两轮干预后迈向兑美元的2022年以来最佳单周涨幅。机构对日本央行账户的分析显示，决策层本周可能耗费了约9万亿日元进行干预，按当前汇率计算相当于近600亿美元。在日本出手前日元周一跌到了199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萨默斯同时暗示日元已到了紧绷的程度。
“各国在汇率到了离正常水平非常远的程度时往往会出手干预，” 而当出现这种情况时“它们有时候会回弹”，他说，“所以我不想理所当然地认为日元会从现在的水平进一步贬值。它朝哪个方向走都有可能。”
萨默斯本人执掌美国财政部的1990年代和2000年，也曾偶尔主导进行汇率干预。当时七国集团出手为欧元提供了支持。
“如果日元真的升值，我会更多地将其归因于‘突然折返’，而不是觉得干预有了效果，” 萨默斯说。
他还表示，许多观察家未能领会汇率对美国通胀下降的推动。
“美元现在非常强，” 而且“美元不光强劲，它还在变得更强，” 他说，“这给美国经济带来了通胀下降的倾向。”
他告诫说这种影响可能会减弱，从而增加美联储推动通胀率回到2%目标的挑战。
美国前财长能看懂美政策吗？
“我对美国目前的政策逻辑难以理解，在如今的世界舞台，美国更应思考如何继续发挥好自身的独特作用，而不是扮演像冷战之后‘一枝独秀’的角色。3月24日，哈佛大学教授、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H. Summers）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8经济峰会上表示。
针对“新时代的中美关系”这一主题，萨默斯认为，美国经济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日本、中国、印度、德国等很多国家的影响。我对美国目前的政策逻辑难以理解，在如今的世界舞台，美国更应思考如何继续发挥好自身的独特作用，而不是扮演像冷战之后“一枝独秀’的角色。
“接下来的十年，我们将面临一个剧变的世界。今后中美不能完全从“商业”角度看待两国关系，而应把谈判框架放宽，用更加宽泛的思维及多边的方式处理关系。与其只让贸易领域的官员来谈，不如让拥有更加丰富背景的官员以更加宽泛的框架来处理贸易问题；与其仅局限于贸易问题，不如更多地去探讨长期的两国关系。未来十年，在潜在的核扩散、伊斯兰恐怖主义、可能的大规模疾病、彻底地摆脱贫困等领域，中美两国的合作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他表示。
以下是劳伦斯·萨默斯发言全文：
中国在过去40年的成就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应意识到，美国经济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日本、中国、印度、德国等很多国家的影响。我对美国目前的政策逻辑难以理解，在如今的世界舞台，美国更应思考如何继续发挥好自身的独特作用，而不是扮演像冷战之后“一枝独秀’的角色。
接下来的十年，我们将面临一个剧变的世界。中美两国应意识到，合作的重要性远远大于分歧。应加强中美两个大国间的对话合作，中美合作不是选择，而是命运。大国关系的伟大性在于，我们在尊重对方尊严、传统体制的同时，必须就一些共同关注进行合作，通过建立一种法治和程序来管理商业纠纷。如此，中美两国就能够为全世界营造一个更好的环境，我坚信这完全可以做到。但如果打贸易战，以牙还牙，则不可能实现共赢。
如今中国政府愿意本着长期战略性的眼光来思考问题，而美国现任政府更多以交易性的短期视角来看待世界。但就目前来看，中国可能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一味地从特朗普失败的这个角度来看待美国所发生的一切。与此同时，从美国视角来看，对于中国表现出的想要鱼与熊掌兼得的做法也令其难以理解。
中国对特朗普政府的很多行为，以及处理事务的方式感到担心。对此我表示同情。但从美国视角来看，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担心，中国一方面希望享受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好处，另一方面又想依靠其大国崛起的力量重新定义地缘政治；同时，中国希望更广泛地去改变如海上安全等规则，美国担心中国会利用其崛起的信息技术领域的力量，但最终不是为了大众即全世界的人来谋福利；此外，如今的中国似乎已不再像过去那样积极地去暗示自己关于世界运转的一些建议，而是从自身利益角度出发，直接提出替代性的提议。
里根曾说过“核战没有赢家，因此不能打核战”，我认为，同样的话对贸易战也适用。贸易战最大的后果是心理上的威慑，对供求关系及GDP的实际影响很小。因此，中美真正的贸易战不会打响。
今后中美不能完全从“商业”角度看待两国关系，而应把谈判框架放宽，用更加宽泛的思维及多边的方式处理关系。与其只让贸易领域的官员来谈，不如让拥有更加丰富背景的官员以更加宽泛的框架来处理贸易问题；与其仅局限于贸易问题，不如更多地去探讨长期的两国关系。未来十年，在潜在的核扩散、伊斯兰恐怖主义、可能的大规模疾病、彻底地摆脱贫困等领域，中美两国的合作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分析中国在黄海战役失败的原因,越详细越好!
黄海战役也是甲午战争 1895年3月，甲午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尽，一个71岁的老人，中国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东渡日本，作为清朝政府的特命全权大使，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日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规定：（一）中国承认朝鲜独立。 （二）中国向日本割让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 （三）中国赔偿军费白银2亿两（加上赎回辽东半岛的3000万两共2.3亿两）。 以及新开通商口岸，增加内河航线等共11款。 甲午战败及《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从此走向更深重的灾难。 巨额战争赔款相当于全国3年的财政收入，清政府根本无力承受，只能向英法德俄列强贷款，不但利息很高，还要以海关、税收、财政的管理权作抵押。 大面积割让国土直接导致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 战后的几年里，列强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 长城以北属俄，长江流域十省属英，山东属德，云南、两广属法，福建属日。 而美国这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则打着“利益均沾”的旗号，以支持日本为主要手段，谋求在中国的更大权益。 战后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跳板，中国东北部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台湾被日本割占，使数百万同胞离开祖国的怀抱，饱受欺凌50多年。 日本是战争的最大受益者，得到了价值1亿两白银的战利品和2.3亿两的赔款。 这笔巨款相当于日本当时7年的财政收入，日本朝野对此欢欣鼓舞，外相陆奥宗光高兴地说：“在这笔赔款之前，根本没有料到会有几亿日元，本国全部收入只有8千万日元，一想到现在会有3亿5千万日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和私人都觉得无比的富裕！”战后，日本经济和军事实力飞速扩张，为其在上世纪30年代大举侵华埋下伏笔。 总之，甲午战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陷入深重的民族危机，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 在中国近代的反侵略战争中，中日甲午战争可以说是规模最大，失败最惨，影响最深，后果最重，教训最多的一次战争。 正因为如此，重新学习、研究这段历史，也最具现实意义，这里最重要的是分析甲午战争中国惨败的原因，总结、汲取其中的教训。 长期以来，一些论者从力量对比的角度分析问题，认为甲午战争中国失败的原因是日本及其支持者实力强大，中国不具备赢得反侵略战争的条件，由此强调落后就要挨打，必须奋发图强，提升国力，才能最终立于不败之地。 这个观点自然有其积极意义，但就甲午战争而言，仅作此分析还嫌不够，也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存在一定的片面性，甚至容易陷入“武器决定论”的误区，应该进行更全面、更准确的分析。 实际上，当时中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并不比日本差，从经济上看，甲午战前日本的重工业还比较薄弱，轻工业中也只有纺织业比较发达。 钢铁、煤、铜、煤油、机器制造的产量都比中国低得多。 当时日本共有工业资本7000万元，银行资本9000万元，年进口额1.7亿元，年出口额9000万元，年财政收入8000万元，这些指标除了进口量与中国相当外，其它都低于中国，说明当时日本的经济实力和中国一样并不强盛。 从军事上看，日本在甲午战前的一二十年里，竭全国之力提升军事实力，尤其重视海军建设，到1893年，拥有军舰55艘，排水量6.1万吨，与中国海军主力北洋舰队相当（中国还有广东、福建水师）。 日本常备陆军22万人，总兵力不到中国的一半，武器装备也相差不大。 很显然，中日军事力量对比，不像鸦片战争时大刀长矛对坚船利炮那样悬殊，有的方面如海陆军总量中国还略占优势。 也就是说，甲午战争中国之败，并不是败在军事力量上。 那么，甲午战争中国失败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们应该从中汲取哪些教训？这对我们今天维护国家安全和加强国防建设有哪些借鉴呢？ 一、对可能发生的侵略战争缺乏预见，准备不足，是战争失败的认识原因 十九世纪后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成了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转变，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必然引起对殖民地更加激烈地争夺。 列宁分析道：帝国主义列强“除了对已经被分割了的世界来作周期性的再分割以外，争夺半独立国的斗争就不免要特别紧张起来。 ”于是，地大物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便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眼中的一块肥肉。 从鸦片战争开始，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从来没有停止过，但1884年中法战争后，由于列强之间忙于争斗，相对平静了大约10年，中国政治家的神经松弛了一些，在人们对西方列强的“友善”感到庆幸的时候，东边的一个邻国正在虎视眈眈。 日本在19世纪60年代“明治维新”以后，资本主义得到较快发展，与封建的武士道精神结合在一起，产生了军国主义怪胎，极具扩张性和掠夺性。 侵略并战胜中国，是近代日本的既定国策。 早在1855年，日本的改革派政治家吉田松阳子就主张：“一旦军舰大炮稍微充实，便当开拓虾夷。 晓喻琉球，使之会同朝觐；责难朝鲜，使之纳币进贡；割南满之地，收台湾、吕宋之岛，占领整个中国，君临印度。 ”吉田的这一思想，对他的弟子，后来成为日本政要的伊藤博文（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参议院议长）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日本政治家的主流思想。 明治维新初期，日本奠定了大陆政策，大臣田中义一在奏折中说：“明治大帝遗策是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第三期征服满蒙，第四期征服支那，第五期征服世界。 ”如果说这些议论还是一个“蓝图”，到了1887年就非常具体了。 日本政府制定了《清国征讨方略》，决定在1892年前完成对华作战的准备，进攻的方向是朝鲜、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澎湖列岛、台湾、舟山群岛。 7年后，日本正是按照这个时间表和路线图发动侵略战争，并几乎达到了全部目的。 日本在几十年里将上述国策一以贯之，进行各方面的充分准备，前后实施了8次《扩充军备案》。 甲午战前的几年，平均年度军费开支高达总收入的31%。 1887年天皇下令从皇室经费中挤出30万元作为海军补助费，这笔钱虽然不算很多，但表达了最高统治者的决心，势必对全国产生很大激励。 果然，在天皇的感召下，全国富豪纷纷捐款，一年就有100多万元。 这不仅增加了军费，也极大地鼓舞了民心士气。 日本一面扩军，一面派出大批间谍在中、朝活动，在甲午战前绘成了包括朝鲜和我国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和渤海沿线的每一座小丘，每一条道路的详图。 日本就像一架制作精良的战争机器，时刻不停地运转着，一旦时机成熟，便会毫不犹豫地诉诸武力。 与之相比，清政府对国家安全形势的判断就显得很不到位，对遭受侵略缺乏应有的预见和警惕。 一些有识之士，如两江总督沈葆祯，台湾巡抚刘铭传等看出“倭人不可轻视”，但朝廷和大部分政要对日本的认识还停留在“蕞尔小邦”的阶段，“不以倭人为意”。 对国防负重要责任的李鸿章也认为“倭人为远患而非近忧”。 在日本倾全国之力扩充军备，战争危险日益迫近的紧要关头，清政府反而放松了国防建设，以财政紧张为由，削减军费预算，从1888年开始停止购进军舰，1891年停止拨付海军的器械弹药经费。 中国就是在这样一种不清醒的状态下，迎来了一场命运攸关的战争。 甲午战争开端于朝鲜。 19世纪后期，朝鲜一直是国际政治力量角逐的重要舞台，也是中日关系的一个热点。 日本不仅要在朝鲜争夺权益，更将其视为侵略中国的前沿阵地，一直在寻找机会，1894年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当时朝鲜发生内乱，朝鲜政府请求中国派兵支援（历史形成朝鲜当时是中国的藩属）。 就在中国向朝鲜派兵时，日本军队也大举入朝，战争拉开了序幕。 这时日本还打着保护在朝侨民的旗号，照会中国政府“日本政府必无他意”。 实际上，正如外相陆奥宗光所说：“发动战争的决心，在帝国政府派遣军队于朝鲜时，业已决定。 日本假借这个好题目，是为了索性借此时机促成中日关系的破裂。 ”6月2日，日本组成战时大本营；6月9日，日军在仁川登陆，随即进占汉城。 还如陆奥宗光所说：“在军事上一切皆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 ”直到这个时候，清政府对一触即发的战争形势仍然未有准确的判断，还寄希望于中日双方同时撤军。 李鸿章给在朝陆军的指令是：“彼断不能无故开战，切勿自我先开衅。 ”给北洋海军的指令是：“日虽添军，并未与我开衅，何必请战，应令静守。 ”李鸿章认为：“两国交涉全论理之曲直，非恃强所能了事。 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 谁先开仗谁先理诎，此万国公例。 ” 为了外交上的主动，避免先开第一枪，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要紧的是不能因为抱有幻想而不作切实的临战准备，使敌军从容调兵遣将，占据险要。 直到日军将中国在朝部队围困于牙山时，才匆忙派兵从海上增援，已经为时太晚，完全来不及了。 导致陆军在牙山大败，仓皇退守平壤。 海上运兵也遭到日本海军伏击，运兵船被击沉，近2000名将士葬身海底。 紧接着平壤战役也因为漫无准备而惨败，遭受重大损失，残军一口气溃退500余里，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战争刚刚开始就蒙上了失败的阴影。 朝鲜战场的失利，极大地影响了我军的士气，助长了敌人的气焰。 战争往往就是这样，一方有备而一方无备，就会必打、早打、大打；而被侵略方如果头脑清醒，准备充分，毫不示弱，针锋相对，对侵略者必然产生威慑、遏制作用，就有可能改变战争进程，甚至把战争中止于初起阶段。 但是，中国丧失了这个机会。 其根源就在于对侵略战争缺乏预见性而放松了警惕，造成战前缺乏准备，初战举措失当，这是甲午战争失败的认识原因，也是需要认真汲取的深刻教训。 二、一味依靠外国调停，没有把立足点放在自身力量上来，是战争失败的外部原因 朝鲜战场的失利，虽然造成了一定的被动，但还没有影响全局。 这时候，清政府如果能认清形势，坚定地投入反侵略战争，并采取正确的战略，一定能够挫败敌人的进攻。 可惜中国最高统治者中掌实权的慈禧太后、奕等都是主和派，李鸿章也坚决主张“羁糜为上，力保和局”。 从战争开始到失败投降，他们一直致力于争取英俄德法美等国家的调停，以达到求和目的。 外交和军事一样，都是国家政治行为的重要手段。 李鸿章想利用各国之间的利益冲突遏制日本，解除中日军事对峙，用心可以理解。 但他显然对列强干预成功的可能性期望太高了，过分依赖外交斡旋而放松了军事努力。 他认为“列强必有区处，必有收场”，命令部下“静守勿动”，“保舰勿失”，既殆误了军机，又影响了士气。 李鸿章首先请求英国调停，他考虑英国在华既得利益最多，日本侵华“英人必不答应”。 但没有想到英国和日本已经在背后进行了交易，英国照会日本：“中国之上海为英国利益之中心，故须日本政府承认不在该港及附近为战争的运动。 ”当日本政府承诺英国在长江流域的权益不受影响时，英国不但放弃干预，还与日本签订了《日英通商航海条约》，以示支持。 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说：“这个条约的性质对日本来说，比打败中国的大军还远为有利。 ”英国甚至对日军击沉本国商船事件保持沉默。 就这样，中国被英国出卖了。 李鸿章转而请求俄国干涉，因为俄国的势力范围主要在东北，与日本有利益冲突。 但这时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尚未修通，在远东争夺的筹码还不够，并不想和日本闹翻，只是进行了一番口舌之争了事。 担任中国税务司长的英人赫德这样评价：“俄国人在天津挑逗了一番，过了两个星期忽然又推卸了，李鸿章讨了老大一场无趣。 ”清政府还请求德、法两国调停，那更是徒劳无益，白白浪费时间。 英俄德法调停落空后，李鸿章还异想天开地寄希望于美国调停。 伪善的美国回复说：“美国抱严正的中立态度，只能用友谊的方式影响日本。 ”实际上美国并不是什么中立的态度，而完全是倒向日本的。 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公然说：“战争是中国坚持在朝鲜的宗主国地位引起的，过在中国。 ”美国驻华代办田夏礼说：“应该让战争顺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如果干涉带来和平，那种和平是不能持久的。 惟有使用武力才能使这个国家和世界融洽共处，只要清皇朝不致受到威胁，中国的战败倒是一个有益的经验。 ”田贝还写信给李鸿章：“彻底放弃求得干涉的念头，背向欧洲列强，面向日本。 ”这里的面向日本，不是指赢得战争，而是求和投降。 美国在支持日本侵华的路上远比其他国家走得远，给日本提供军事贷款，派遣军事顾问，运送军用物资，包庇日本间谍，甚至允许日本军舰挂美国国旗蒙蔽中国海军。 美国把日本作为它在远东的小伙计，而日本敢于悍然发动战争，也是有恃于美国作为后台老板。 正如列宁在甲午战前所分析的：“日本有可能掠夺东方的亚细亚国家，但是没有其他国家的帮助，他就不可能有任何独立的财政及军事力量。 ” 列强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经常会有一些矛盾，但在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加深中国殖民地化程度，以攫取更大利益方面是一致的。 这是列强的基本立场，对此务必保持清醒头脑。 但清政府和李鸿章显然见不及此，对列强“主持公理”抱有过大的期望和幻想。 实际上列强的公理只是一种伪善，他们真正信奉的是利益和强权。 列强早已看清日本稳操胜券，必然会倒在日本一边。 赫德道出了实情：“所有国家均向中国表示同情，并说日本这样破坏和平是不对的。 但没有一个国家采取任何实际行动帮助中国。 ”列强十分清楚，日本战胜中国他们都可以分一杯羹，战后的情况正是这样，列强利用“最惠国待遇”“利益均沾”“门户开放”的强盗条约都得到了很多好处。 一味求助别人，而松懈自己，放纵敌人，在战争中实为大忌，无疑是取祸之道。 陆奥宗光幸灾乐祸地说：“清政府自始即采取求欧洲列强干涉，速行中止中日战争之政策，李鸿章屡求各国代表援助，且电训其驻欧洲各国之使臣，使直接哀求各驻在国之政府，中国政府不顾污辱自国之体面，一味向强国乞哀求怜，自开门户，以迎豺狼。 ”于是，日本加紧进攻以求速战速胜，而中国则在一次又一次的调停中丧失时间和机会，完全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 在大小几十次战役中，没能组织一次像样的抵抗，正如礼部侍郎志锐所说：“我愈退则彼愈进，我愈让则彼愈骄，彼则着着占先，我则面面受制。 ”不但外交上毫无进展，军事上也彻底失败，海陆军主力损失殆尽，最后只能投降求和。 清政府的主战派也看出了问题，光绪皇帝下谕旨说：“他国劝阻，亦徒托之空言，应预筹战守之计。 ”朝臣责备李鸿章，“观望迁延，寸筹莫展，一味因循玩误，险要之地，拱手让于外人。 ”说得当然很对，但也没有什么用处。 李鸿章上边还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还有军机处，还有慈禧太后老佛爷，都是主和派，而主战派光绪皇帝、翁同和等没有任何实权，只能是干着急，空喊而已，拿不出实际的办法。 到了军事上绝望的时候，他们也只能同意进行投降的求和。 历史证明，一些小国依附大国尚可在夹缝中谋求生存，但大国此路不通。 庞大而虚弱的中国，如果不能自强自立，把反侵略战争的立足点放到自身力量上，就会成为被宰割的对象。 要想求得和平，只有良好的愿望是不行的，靠别人也是靠不住的，必须在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这个道理，连改良派思想家梁启超也看得很清楚，他说：“李鸿章之手段，专以联某国以制某国为主。 夫天下未有徒恃人而可以自存者，必有我可自立之道，然后可以致人而不致于人。 ”是的，战争不相信眼泪，弱国无外交，战场上如果没有胜算，谈判桌上肯定什么也得不到。 甲午战争的历史教训，充分证明了这个真理。 三、信奉“武器决定论”是战争失败的思想原因 近代战争中，武器装备的作用远比古代更为重要。 在晚清的政治家、军事家中，李鸿章特别重视武器装备。 由于他的大力倡导和运筹，推动了洋务运动，组建起北洋海军和新式陆军，有利于提升军事实力。 但因为李鸿章把武器作用极端化、绝对化，由“武器决定论”导致悲观情绪和失败主义。 朝鲜战场失利，李鸿章在向朝廷汇报时陈述他的观点：“凡行军制胜，海战惟恃船炮，陆战惟恃枪炮，稍有优绌，则利纯悬殊。 海军快船快炮太少，仅是守口，实难纵令海战。 平壤之败，因由寡众不敌，亦因器械之相悬，并非战阵之不力。 海战之艰危，较陆军尤甚。 海上交战，以船行之迟速，船之新旧，炮之大小分强弱。 我国快船不敌，故海上交锋，恐非胜算。 赶紧设法添购，亦不济急。 ”李鸿章的结论是“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强于我”。 所以中国的武备“平内乱有余，御外侮不足。 ”李鸿章此论一出，立刻就有朝臣对他予以反驳：洋务运动搞了30年，花费了国家巨额资金，为何尚不能一战，与英法德俄不等相抗也还罢了，为何连日本都不能一搏呢？光绪皇帝十分恼怒，训斥李鸿章“怯懦规避，偷生纵寇”，要求北洋海军集中兵力，迅速出战。 但李鸿章不为所动，仍然坚持“北洋千里，全资屏蔽，实未敢轻于一掷”。 命令海军“惟须相机进退，能保全坚船为妥”。 战争的胜负决定于军事力量对比，这是一般规律。 以弱胜强，以少胜多需要特定的条件，不是普遍现象。 但在军力相当的情况下，胜负又取决于什么呢，这就不是唯武器论所能解释的了。 作为战争的主要指挥者来说，头脑中打不赢的阴影必然会对战局产生消极影响，这也是部队士气低落，一味溃败的原因之一。 甲午战争无论从总体上还是从主要战役来看，都不是败在军事力量对比和武器装备优劣上。 以黄海海战为例： 1894年9月17日，中日海军主力在黄海靠近中朝边境的大东沟一带海域相遇，一场震惊中外，对甲午战争进程产生深刻影响的大海战爆发了。 投入这次海战的中日舰队实力如下表： 军舰总数 鱼雷艇数 铁甲舰 半铁甲舰 重炮 轻炮 排水量 中国舰队 14 4 6 0 21 141 3.5万吨 日本舰队 1201 2 11 209 4.1万吨 可以看出，双方舰队的实力不相上下。 北洋舰队的优势是铁甲舰和重炮较多，其中定远、镇远两艘主力舰无论装甲、吨位、火炮口径都是当时世界领先、远东一流的战舰。 日本舰队的优势是舰速较快、机动性强。 单纯从军力上看，中国舰队还略占优势，但海战的结局却是相反。 北洋舰队被击沉5艘军舰，受到重创；而日本舰队未失一舰，只有几舰受伤。 黄海海战的胜利使日本举国上下欣喜若狂，天皇颁布敕令嘉奖有功官兵，还亲自谱写军歌《黄海的大捷》，歌中唱道：“忠勇义烈之战，大破敌之气势，使我国旗高照黄海之波涛。 ”而北洋舰队在此之后更不敢出海作战，完全失去应有的战略作用。 北洋舰队黄海战败的直接原因有如下几点：一是指挥失当。 本来预定的迎战队形是双列纵队，但逼近敌舰时成了散漫的雁形横列队。 其原因有两种说法，一说挂错信号旗，二说部分军舰未能及时到达预定位置。 开战不久，旗舰定远年久失修的舰桥被本舰火炮的后坐力震坍，海军提督（北洋舰队司令）丁汝昌从舰桥上跌落负伤，不能继续指挥战斗，而他事先又没有指定代理指挥者，这个致命的疏漏使中国舰队一开始就失去统一指挥。 紧接着信号旗也被击毁，旗舰与舰队的联系中断，各舰只能各自为战，陷于混乱。 二是有的将领贪生怕死，临阵脱逃。 在激战中，致远、经远二舰不幸被敌军击沉，济远、广甲、扬威三舰惊恐万状，仓皇逃窜，济远还可耻地挂起白旗。 不但削弱了战斗力，还严重地扰乱了军心。 4艘鱼雷快艇有3艘慑于敌威，一直躲在远处不敢参战，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三是炮弹不足，质量不好。 这次战斗只打了5个小时，但竟然不可思议地发生了炮弹不够的情况，定远和镇远的主炮炮弹全部用光。 炮弹质量也有问题，有的打不响，有的“中敌船而不裂”。 黄海战前半个月，赫德在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中说：“当前的难题是军火，北洋舰队有药无弹，有弹无药，汉纳根（北洋舰队的英国顾问）已受命催办弹药，他想能凑够打几个小时的炮弹，以备作一次海战，在海上拼一下，迄今无法到手，最糟的是他恐怕永远无到手的希望了。 ”四是军事技术水平低下。 北洋舰队的一艘鱼雷快艇在距离敌舰西京丸号40米处发射鱼雷，竟然未能命中（鱼雷从舰底一米处划过），使敌舰逃逸，而日本海军部长桦山资杞正在此船上督战，失去了绝好的歼敌机会。 黄海之战虽然失利，但相比还算是甲午战争中打得最好的一仗，其余大部分战役、战斗，要么一触即溃，要么望风而逃，根本不是武器优劣、装备好坏、兵员多少的问题。 英国驻华公使欧格纳给本国政府汇报时说：“中国军队虽然在数量上较日本有相当的优势，但训练方面尤其是管理方面远不及日本。 无远见和缺乏军事知识的中国当局，将面临着海军舰队被彻底摧毁的危险。 ”事实证明这个英国人确有见地。 军队战斗力是决定战争胜负的直接因素，但战斗力的强弱不仅决定于武器装备，还有军队的指挥、管理、训练、精神状态，战略和战术等。 甲午战争的情况也是这样，把战败单纯归于武器装备说不过去，是一个长期形成的认识误区。 四、放弃和丧失制海权是战争失败的战略原因 毛泽东同志说过：“办法是跟着方针来的，方针是不抵抗主义的时候，一切办法都反映不抵抗主义。 ”清政府避战求和，消极防御的指导思想，突出表现在忽视和放弃制海权的战略失误，这是甲午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 在近代战争中，掌握制海权非常重要。 所谓制海权，简单地说就是能使自己一方在一定的海域自由航行而使敌方不能自由航行。 能否掌握制海权取决于海军的实力和正确的战略。 甲午战争的制海权主要指黄海海域。 黄海关系到三个半岛，即朝鲜半岛、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的海上交通，所以黄海的制海权至关重要。 甲午战争的主战场在朝鲜、中国一侧，日军属于跨海作战，补给线很长，必须从海上运输。 中国虽是内线作战，但扰乱和切断敌军的海上交通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措施。 因此，集中海军主力，寻找有利时机主动出击，必要时进行决战，对敌方海军形成遏制，不但是必要的，当时也有这个力量和可能。 1893年，中国海军居世界第9位，排在英、德、法、俄、荷兰、西班牙、意大利、土耳其之后，美、日之前。 如果战略正确，指挥得当，应该能够取得一定的胜利，收到很大的效果。 日本政府和军方对侵华战争中制海权的重要性有着充分的认识。 他们长期致力于海军建设就是基于这种考虑。 甲午战争前，日本“战时大本营”和海军部长桦山资杞针对可能发生的三种情况制定了上、中、下三策。 一是如果海战获胜，取得制海权，陆军就长驱直入，进攻辽东、山东及北京；二是如果海战胜负未决，陆军只占领朝鲜，海军尽可能维持朝鲜海峡的制海权；三是若海战失败，则撤退朝鲜陆军，海军协防日本沿岸。 日本的战略思想非常明确，把整个战争基点放在制海权的争夺上，在设想的上、中、下三策中他们取得了上策。 相反，清政府和李鸿章对这个重大战略问题的认识却很模糊，对战争中海军应该发挥何种作用，怎样发挥作用没有清晰的思路。 朝鲜开战后，日本海军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集中主力寻找中国舰队决战，而中国海军却尽量避免与敌军在海上相遇，没有进行决战的思想准备和军事准备。 一方主动，一方被动；一方有备，一方无备；一方伺机决战，一方消极避战。 一旦海上遭遇，后果可想而知。 在黄海海战之前，李鸿章电令北洋舰队“不得出大洋浪战，致有损失”，“保船勿失，只在渤海湾游弋”。 光绪皇帝一度要求北洋舰队出战，但李鸿章在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等的支持下，拒不执行主动出海决战的上谕，北洋海军一直蜷缩在渤海门户，向朝鲜运送物资也不敢走海上捷径而从陆上转运。 日军则“纵横辽海”，运输船只在海军的护卫下畅行无阻。 黄海战后，中国海军虽然遭受损失但主力尚在，可是李鸿章更加保守，对海战完全失去信心。 他命令：“海军舰队，必不远出”，只能“靠山巡走，略张声势”。 旅大战役时，海军提督丁汝昌建议主力出战以援旅大，李鸿章斥责说：“汝善在威海守汝的数艘船匆失，余非汝事也。 如出海，即令战殁，亦不请恤。 ”此后，舰队只是困守港口，北洋海军作为一个战略军事力量，拱卫渤海的使命就此不复存在。 制海权的丧失使沿海陆战孤立无援，极为被动，突出表现在两次反登陆作战的失利。 日军兵分两路攻打辽东半岛，一路从朝鲜跨过鸭绿江入侵，一路从海上进犯，在花园口登陆，如成功即可直捣旅顺后路。 但日军此着也是一步险棋，花园口不是一个理想的登陆地点，此处沿岸海滩很浅，大船不能靠近，军队与物资需换汽艇和舢板转运。 日军36艘运兵船在军舰的护送下，2.4万人及大量军马辎重，从10月23日至11月7日整整登陆了15天。 清政府事先得到了这次日军行动的情报，如能派一支劲旅凭险扼守海岸，海军攻袭敌舰，则可对敌形成两面夹攻之势。 但奇怪的是，岸边小股清军放了几枪便了无踪影，海军根本没有出动。 日军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得以从容登陆，打开了进攻旅顺的大门。 很快，清政府经营20多年，耗银数千万两的重要军事基地旅顺陷于敌手，大量船只、武器、装备、粮食被敌缴获。 日军兽性发作，残忍地进行屠城，旅顺数万军民被杀害，全城仅有36人幸免于难。 不久荣城和威海又重蹈覆辙。 山东荣城距北洋海军基地威海仅有30海里，是日军袭击威海的最佳路线。 1895年1月29日，日军联合舰队掩护50艘运兵船共3.4万人，用5天时间在荣城登陆。 中国陆军未能组织有效抵抗，海军近在咫尺，但李鸿章命令“以舰队全力坚守刘公岛”，伏匿于威海坐以待毙。 日军舰队司令伊东佑享后来承认：“如丁汝昌率舰队前来，用鱼雷艇对我袭击，我军岂能安全上陆？” 登陆和反登陆作战，本是最为惨烈的作战类型，一般来说，反登陆方都会依靠防御体系———包括岸边阵地和海上袭击，使处于不利条件下的登陆方腹背受敌，遭到沉重打击，甚至登陆失败、全军覆没，中外战例中不乏此
试题: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对全球产生怎样的影响
二战中，日本遭到了惨败。 战争使日本丧失了235万人口，战争中所侵占的朝鲜、南库页岛和我国台湾、东北等殖民地也随之丧失，本土大部分城市遭到毁灭性轰炸。 此时日本经济已经崩溃，由于工业生产急剧下降，工人大量失业，特别是军需工业中至少有50％以上工人被解雇。 同时复员军人和海外撤退人员蜂拥而入，战争结束时失业人数猛增到1300万。 战争期间政府为筹措军费，曾发行大量赤字公债。 1944年以来，累积公债余款已超过当年度的国民收入。 战争结束，中央银行为了救急又大量发放贷款，使货币过量与物资奇缺之间的矛盾大大激化。 当时日本学者形容日本前途是“迷雾茫茫、昏天暗地”。 日本经济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然而，日本经济在战争的废墟上，仅花了10年时间，就得到了迅速恢复。 到1955年，日本的工业生产、国民收入、劳动生产率都超过了二战前或恢复到战时的最高水平。 进出口贸易分别恢复到二战前的90％和72%,国际收支出现了2.8亿多美元的顺差，外汇储备达9亿美元。 同时，国内的通货膨胀得到了控制，财政金融形势也明显好转。 我认为二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发展的原因主要有：1、实行战略转移，采取了适应国情、国力的战略决策。 二战后，吉田茂政府委托一批专家学者，对日本经济的出路进行研究。 在《重建日本经济的基本问题》报告中提出了经济立国的方针，并指出，只有确立走经济立国的道路，才能使日本经济得到的恢复和发展。 日本先后在煤炭、钢铁、电力、化肥等基础工业和运输业（铁路、海运）进行恢复，并成立金融业对生产部门给予大力支持，使生产业有了明显的发展。 这些部门的迅速恢复为整个国民经济提供了廉价的动力、原料和运输手段，从而又带动和促进了整个经济的恢复。 根据日本缺乏矿产等自然资源的特点，大力引进技术水平高、能耗小的实用技术。 2、以美国为模式的民主改革。 二战后，以联合国名义进驻日本的美国占领军当局，为了“保证日本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和把日本完全纳入到美国政治经济体系之中，同时，也由于当时国际民主力量的强大压力，推行了旨在消除支撑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政治机构和经济基础的政策。 3、美国的援助。 二战后，美国为彻底铲除日本军国主义武装力量，削弱垄断资本，推行了非军事化的民主化改革。 不久，时局发生了变化，前苏联与美国对峙。 于是美国改变了对日方针，将其纳入美国在远东的反共战略体系，从而放松对日本的限制，而改为扶植，希望日本成为抗击共产主义潮流的一支重要力量。 美国还通过“战领地区救济基金”和“战领地区经济恢复基金”进行援助。 从1946－1951年以各种方式共援助21.8亿美元，占同期日本进口总额的40％以上。 美国的援助以粮食形式支付，占出售所得款项的40％用于购买石油、化肥、棉花等急需的生产资料和加工出口的原料，这些对于缓解当时日本国内的粮食危机和发展经济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4、朝鲜战争刺激。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日本顿时成为美国进行战争的军事基础和作战物资供应地。 这种迅速膨胀的“特需”给日本创造了广阔的市场。 促进了出口贸易，使得各个工矿部门都活跃起来。 1955年日本经济得到了全面恢复，但与欧美国家相比其经济实力相差甚远。 其时，国民生产总值为240亿美元，仅为美国的6.7%，联邦德国的56％。 人均国民收入为194美元，在资本主义世界排名第34。 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都相当落后，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40％，出口商品中，轻工业品占62％。 整个科学技术水平比欧美要落后20年，而在1956年－1973年间却出现了异乎寻常的高速发展：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10.9%，翻了4番，增长了16倍。 这在日本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经济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在经济的高速发展中，日本已于70年代中期实现了工业和农业的现代化，企业管理也实现了专家化和科学化，主要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已达到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主要产品的质量和产量也进入了国际先进行列。 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主要有：1、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强有力的国家干预措施。 正是这种二战前没有得到切实发展且极不成熟的重工业在以后的20年得到充实和发展，才使得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一跃成为世界大国。 重化工业一经进入正式发展阶段，很快就唤起了轻工业时期埋没的国民力量，而且发展到一定程度，能为国内各类产业提供各种最适用的价格较低的钢铁原料、机械设备等产品和各种化工产品，并使技术熟练进而独创。 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和调节的加强，突出表现在大力扶植重化工业、新兴产业和出口产业。 在税收、贷款、产业政策上给予特殊优惠。 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还表现在，严格限制外国货物和外资进口。 日本政府规定，除随先进技术进口的先进设备必需的原材料外，其他凡属整机和制成品的进口均在严格限制之列。 日本对本国产业的保护期定得相当长，只是在本国产业具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之后才逐渐向国外开放市场。 直至今天，日本的稻米市场仍然固若金汤，这是日本农业能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2、大力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积极培养国内科技力量。 在制定了重化工业方针后，为促进发展所采取的各项措施中，引进科技占有突出的地位。 日本人明白，一个经济上落后的国家，要想后来居上，必须把世界上最先进的东西拿过来，作为自己前进的起点。 大规模的引进、消化和吸收国外先进技术不仅极大地推进了重化工业，也使日本的其化产业和后来的半导体、通讯等业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与技术引进相配合，日本政府扩大教育投资，培养科技人才。 日本政府在1960年提出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就强调指出“振兴科学技术的根本，则是以科学技术教育为中心培养人才”。 60年代前后，日本盛行“教育投资论“，把人看做资源，而教育则是经济发展的手段，于是把人才开发和教育事业纳入经济计划。 真可谓是90年代出现的“知识经济论”的先声。 在搞教育的投资上，不断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也是二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关键。 3、不断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和资本积累。 在经济高速增长期中，日本固定资产投资从1778.4亿日元增加到亿日元，15年间增加了13倍以上。 固定资产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每年都在1／3左右，高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 固定资产的投资绝大部分集中在工业领域，特别是钢铁、机械、电力和化学这4个部门。 日本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所需的巨额资金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剩余价值资本化。 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日本工人的工资率长期低于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因而有很高的剩余价值率和积累率。 二是企业外部投资，如储蓄转化、私人直接投资、财政支持和外资注入等，这些来源都比较丰富。 日本的个人储蓄率很高，1964年－1973年间，个人储蓄率达12.8%（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则不到10％），形成相对丰富的银行可贷资金。 日本政府鼓励私人投资，对私人投资所获的股息红利免税。 日本的军费开支很少，每年不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在财政收入中也只占5％－7％，尤其是在经济总量扩张之后，所占比例更显得相对减少。 因而能够集中较多的资金用于经济建设。 60年代政府投资一直占国内总投资的24％左右。 在1956－1973年，日本共引进外资269亿美元，直接贷款和外国股票占投资总额的89％。 4、独特的企业经营管理制度。 日本系统引进美国的先进管理经验，并与本国的传统经验相结合形成了一个高效率的企业管理制度。 这一科学的、高效率的经营管理制度和先进技术被并称为经济高速增长的两个车轮。 日本独特的经营管理制度可概括为“三大神器”，即①终身雇佣制；②与学习相结合的年功序列制；③企业内部工会组织。 只要企业不倒闭，本企业职工就可以在本企业工作。 而企业也关心职工的利益。 职工工资可根据自己工龄逐年增加；企业不随意解雇员工等等，形成了企业的凝聚力。 使职工与企业利益紧密结合。 5、二战后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布局对日本极为有利。 日本是自然资源极为缺乏的国家，除了淡水之外几乎什么都缺乏。 发展重化工业所需要的大量原材料、燃料都要从其他国家进口。 二战后，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纷纷独立，各国大力开发并出口资源，尤其是石油的大量开采引起能源革命。 1950年世界产油量为38亿桶，1970年达166.8亿桶。 亚非拉及澳大利亚的铁矿、煤、铜矿等资源也被大量开采。 二战后，国际市场上初级产品的价格又十分低廉，而制成品价格却大幅度上升。 这不仅使日本廉价获得大量能源和其他资源，而且使它在进口贸易上赚取大量的“价格剪刀差”利润。 仅以石油价格为例，1973年10月中东战争爆发前，每桶石油价格只有2－3美元。 中东战争之后每桶涨到12美元左右。 日本的石油进口率在60－70年代是99.8%，低廉的石油使日本经济受益匪浅。 经过20世纪90年代这个所谓“失去的十年”，日本经济不仅未能走出长期萧条的阴影，反而呈现出每况愈下的迹象。 这种现象究竟该如何解释？日本经济的萧条今后还将继续多久？有没有可能走出萧条？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应当说，关键在于探讨当今日本经济萧条的性质究竟是什么。 曾任日本经济企划厅长官的著名经济评论家界屋太一认为，当前日本经济不景气是以下三个原因互相重叠作用的结果，其一是经济循环正处在下降阶段中，这是指日本经济每五六年就会出现一次经济衰退；其二是“资产负债表萧条”，这是指泡沫经济崩溃后，不良债权大量积存，一直未得到处理，巨额的不良债权拖了企业设备投资的后腿，并导致就业不稳定；其三是“文明萧条”，这是指日本在战后建成了一个适合于进行大规模批量生产的现代工业社会，但现在的世界正在向多样化的知识经济时代过渡，日本的大规模批量生产型制度、组织和习惯已经无法与新的世界文明合拍。 界屋主张：“我们必须同时解决这个‘三种萧条’的问题。 ”然而，除了上述“三种萧条”之外，不能不指出，日本至少还存在另外两种萧条，其一是“人口结构萧条”，即人口结构的少子老龄化倾向；其二是“政治萧条”，即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与政治日趋保守化。 此外日本经济还受到世界经济、特别是日本对之依赖很深的美国经济减速的影响。 战后日本经济时升时降，已经历13次循环。 1998年度日本经济出现了严重衰退，并出现负增长。 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出现主要由于国内原因而导致的负增长。 到1999年4月日本经济才出现缓慢回升，进入战后第13次经济循环的上升期。 进入2000年后，上半年经济状况相当不错，股价上升，以IT（信息技术）产业为中心的设备投资增长不少，出口保持良好状态，由于补充预算产生的效果，政府支出也保持了较高水平。 但是，占GDP约60％的个人消费连续3年负增长，至今继续疲软。 这意味着日本经济形势虽有所好转，但其“体质”依然脆弱。 到2000年第3季度，经济形势又转向倒退。 日本经济对美国经济有较大依赖性，而美国经济从2000年3季度开始减速，对日本经济造成很大打击。 在贸易方面，对美出口占日本全部出口的30％以上，美国经济减速不仅影响到日本对美出口，而且影响到日本的整个出口（因为日本主要出口对象国经济对美依赖性也很强）。 其结果，从1999年2季度以来连续5个季度保持增长的日本出口，到2000年3季度已经转停，贸易盈余也趋向减少。 其次，由于IT泡沫破灭，对个人电脑等信息电子类产品的需求减少，这直接打击了在1999—2000年带动日本经济复苏的主要引擎——集成电路等电子器件产业。 按照有人提出的“美国经济增长率下降两个百分点，会导致日本经济下降0．8个百分点”这种估算，目前美国经济的减速对于经济增长率只有百分之零点几的日本经济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显而易见，日本经济从去年3季度开始，就进入经济循环的下降期，从而使日本经济在踏入新世纪之初，就碰上了一个十分晦暗的开端。 2001年日本经济进一步下滑对新世纪初期日本经济前途来说，的确是个不祥之兆，这是因为即便是90年代这样差的经济表现，也是以付出累计达100万亿日元财政刺激的代价才换来的（否则其经济表现可能更坏）；而当日本财政赤字占GDP之比升至近10％、中央和地方的债务增至666万亿日元即相当于GDP的大约130％时，日本几乎已没有继续依靠财政刺激经济的余地。 因此，21世纪初期日本经济前景确实是“见不到光明”。 不良债权问题始于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之时，日本金融机构从90年代中期就开始解决不良债权问题。 然而，在经济长期萧条、地价不断下跌的背景下，不良债权犹如割而又生的野草，总也未能连根铲除。 据统计，至2001年3月底，日本全国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约43．4万亿日元，反而比上年增加了约2万亿日元；同时，可能转化为不良债权的“有问题债权”超过100万亿日元。 不良债权问题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银行借贷，银行的借贷又导致企业筹资发生困难，从而抑制企业的设备投资，影响经济景气的恢复。 这意味着银行本应发挥的金融中介功能受到损害，致使社会的生产要素得不到合理的流动和有效的利用；同时国内外的投资家在股市上对银行的不信任感也将加深，使银行的经营更趋困难。 从另一方面来看，经济萧条又在诱发新的不良债权产生，两者之间形成一种相互拖累的恶性循环。 这是因为经济越是萧条，还不起债的企业就越是增加；股价地价继续下降则导致作为担保的土地等资产日益贬值，于是，潜在不良债权不断增加并转化为现实不良债权，对不良债权的处理（即出售作为担保的土地等用以抵债）也因为土地等资产贬值而变得益发困难。 导致不良债权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企业的资本效率过低，不能还债。 从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看，对不良债权进行处理，就是首先将不良债权从资产负债表剥离出去，不再让面向将来的经济活动再同过去融资失败的结果混同，切断经济萧条诱发不良债权继续产生的恶性循环。 现在，小泉政权已要求主要银行将现有的不良债权在两年内、将新发生的不良债权在3年内从资产负债表中剥离出去，提出“限期完成”对不良债权进行最终处理的要求。 显然，只有加快处理不良债权，减少不良债权，银行才容易向有成长前途的企业提供资金，积极培育新的产业领域，从而使整个日本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和竞争力得到提高。 但是，处理不良债权也必将带来副作用，导致企业破产和失业的增加，甚至有触发金融危机的危险。 这就是说，处理不良债权是一项复杂而困难的“系统工程”，它既要促使银行恢复其金融中介功能，又要促使企业提高其资本效率，还要构筑“安全网”来应付处理过程中难免出现的诸如失业增加等各种问题。 看来，日本要走出“资产负债萧条”的阴影，依然是任重道远。 在建设工业化文明方面，二战后的日本曾经是成功者，然而，在建设信息化文明方面，日本却明显落后了。 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日本，在个人电脑和互联网的普及率方面，分别仅占世界第20位和第22位（据1999年统计数字）。 这个“第2位与第20位之差”典型地反映了日本在信息化方面滞后的现状，反映了日本在运用工业化的成功基础向信息化过渡方面，在运用既有的经济技术实力来适应当今时代的革命性变化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体制上和战略上的缺陷。 日本在信息化方面被美国、北欧乃至一些亚洲国家拉下的根本原因主要不在技术，而在“制度改革”、“制度创新”方面的落后。 这就是，日本缺乏一种积极推进改革的动力、活力与战略，来改革已有的适应工业化文明的一整套制度，以便通过“创造的破坏”来形成一套能适应信息化文明的新制度。 正如日本学者野口悠纪雄所说：“首先需要认识IT的出现对于日本来说的确是不利的。 至少从保存日本经济制度的角度来看，IT是一位‘不速之客’。 ”电脑与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可为各个分散的经济主体独立进行决策、相互进行信息交流提供极为便利的工具，因而同以“每个经济主体独立决策，而且彼此之间频繁交换信息”为基本特征的市场经济体系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相容性。 因此，越是接近市场经济模式的国家，就越可能最大限度地利用IT的成果，越可能通过发展IT而获得经济的繁荣，90年代美国经济的持续扩张即是一个例证。 然而，日本的所谓“市场经济”却在很多方面并不贯彻市场原理，存在着大量的非市场经济因素，存在着很多与IT不相容的缺陷，存在着以“保护落后”为宗旨的各种过时管制。 这种不贯彻市场原理的体制不仅与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市场化发展潮流之间产生越来越尖锐的矛盾，也与正在兴起的IT革命产生了日益尖锐的矛盾，成为束缚经济继续发展的枷锁。 目前，日本政府尽管在2000年10月制定了“IT国家战略”和“IT基本法案”，并表明决心要在IT领域“5年内赶超美国”；但是，这些战略或法案仍未能触及真正的体制要害，仍未能在制度改革与制度创新方面取得实质性的突破。 今后的经济大国将是工业化与信息化结合的经济大国，今后的发达国家将是“工业发达”与“信息发达”结合的国家。 因此，日本能否适应信息化文明发展的要求，对其曾经适应工业化文明的经济体制和结构实施动真格的改革和调整，是关系到日本能否在未来世界上维持其经济大国和发达国家地位的带有根本性的重大问题。 对日本经济和社会来说，低出生率和老龄化问题是个更本质的结构问题。 然而，在日本政府的结构改革计划和政策中，却经常忽略这个触及到更深层次的社会和意识问题的改革课题。 人口结构老龄化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普遍现象。 但是，日本的特点在于老龄化不仅速度很快，而且与“少子化”（婴儿出生率低）同时进行。 目前日本女性一生中生育孩子的平均数只有1．35个，这种少子化趋势仍在继续；而美国女性一生中生育孩子的平均数为2．019，几乎等于人口置换水平。 与日本社会迅速走向少子老龄化相比，美国以其相对高的出生率和相对高的移民数，仍将保持为一个比较年轻的国家。 据推算，日本总人口将于2008年转为减少，至本世纪中期将比现在减少14％；而工作年龄（15—64岁）人口现在已经在下降；0—4岁年龄组的人口比20—24岁的人口要少40％，这预示着再过20年日本教育体系将面临学生数量剧减的问题，届时年轻劳动力也将十分短缺。 另一方面，65岁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将在2005年超过20％，工作人口与退休人口的比例将迅速下降。 劳动力人口减少将可能导致经济增长趋于停滞甚至下降。 有专家预计，日本劳动人口年均减少大约0．5％，即使劳动生产率可期待上升1．5％，中长期的潜在增长率仅有1．0％。 同时，随着企业所需的年轻雇员的资源趋于减少，管理将变得更加缺少创新精神和闯劲，无疑也不利于保持生产与技术革新的活力，进而削弱整个企业的竞争力。 技能工的老龄化还可能导致有用的传统技术失传。 当然，少子老龄化不仅影响企业的活力，也会对保持整个经济和社会的活力产生消极影响。 少子老龄化又是导致财政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 随着老年人比例上升，养老金、医疗费等社会保障支出正在迅速增加，而社会保障支出是财政支出中比重最大的一项。 据估算，如果不改革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到2025年社会保障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将高达31％，相当于90年代中期这一比例的两倍。 显然，改革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势在必行。 然而，无论是改革养老金制度还是医疗费制度，都是触及到广大国民利益的重大问题，并且从根本上说不得不依靠增加税收等来解决，这又会引起国民对少子老龄化将导致今后负担加重的担心，这种担心已经对当前的民间消费产生了抑制作用。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资金和商品在世界各国可以越来越自由地跨国移动，但各国对劳动力的跨国流动却实施着种种限制，这种互相矛盾的政策恰恰在最需要依靠外国移民来解决其年轻劳动力不足问题的日本表现得十分突出。 作为一个近乎单民族国家的日本，其在人口方面的“开放度”远远低于美欧，在吸收国外移民问题上的意识也十分保守（在一定程度上与民族主义思潮抬头也有关系）。 目前，日本总人口中外国人所占比例只有约1％，而德国和法国分别为9％和7％，至于美国，其90年代接纳的新移民占发达国家接纳新移民总数的将近一半。 美欧的经验表明，外来移民不仅可在供给方面作贡献，而且也会产生新的需要，同时又有利于人口的年轻化（移民的出生率往往较高），移民所带来的不同文化还是增加社会活力的重要因素。 然而，目前在日本有关移民问题不仅尚未形成社会共识，而且持保守意见的占上风，因此很难寄希望于从国外大量引进劳动力和人才。 现在日本人较多谈论的是如何通过吸收高龄者和女性加入劳动者队伍，来解决其总体上的劳动力不足问题，但这种方法的效果将是有限的，特别是年轻人的活力终究是一种“不可代替的资源”。 也有人提出应当把迅速提高出生率作为紧急课题，然而，在青年男女可以自由选择生活方式、人均收入已经达到很高水平的日本社会，为鼓励女性多生孩子而采取“物质刺激”的办法未必是十分有效的。 综上所述，日本经济的萧条是多种因素重叠的“复合萧条”。 因此，仅仅依靠单项的、局部的政策是不可能克服这种萧条的；日本的反萧条政策必须是既包括景气对策又包括改革对策，既包括经济对策又包括政治对策，既包括对内政策又包括对外政策的“一揽子对策”。 而制定并实施这种“一揽子对策”的政治力量，将可能需要经过一个曲折的政治分化与重组的过程才能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