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综合报道】编者的话：“为什么南非（执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采取反以色列的立场?”7月29日，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发文，针对两国关系的进展提出这样的问题。自去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南非成为抨击以色列最为激烈的国家之一，相关行动甚至影响了其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与此同时，南非与以色列又保持着较为密切的经济贸易往来。其实，这两个因巴以问题针锋相对的国家，在历史上有着复杂的关系。在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的背景下，两国关系更是受到现实政治利益的塑造。
南非为何冒外交风险“硬刚”以色列？
“我们不会放弃对处于压迫和枷锁下人民的声援。”据《中东箴言报》7月22日报道，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当天在该国国民议会辩论中表示，联合国国际法院7月19日发表的咨询意见表明国际社会反对以色列继续侵犯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的势头正在增强。根据这一意见，国际法院认为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违反国际法，因此必须尽快结束其非法占领。
在去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南非成为“硬刚”以色列的代表国家之一。法新社等媒体报道称，去年11月6日，南非政府宣布召回驻以色列的所有外交官，以表达对加沙局势的严重关切。大约两周后，南非国民议会通过一项提案，要求暂停与以色列外交关系并关闭以驻南非大使馆，直至以色列同意停火并参加由联合国主导的谈判。南非国民议会在通过该提案后发表声明说，这项提案对政府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议长有责任正式提请总统和相关政府部门关注该提案。
去年12月，南非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指控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实施种族灭绝。以色列表示，南非的上述指控“毫无根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应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的苦难负责”。今年1月，当国际法院就以色列在加沙行动发布具有约束力的“临时措施”时，南非时任外长潘多尔与律师就待在海牙，而南非时任司法部长、现任外长拉莫拉为此案做了开庭陈述。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潘多尔敦促法官让以色列“结束对加沙平民的大规模伤害”，并坚定承诺南非将捍卫巴勒斯坦人的权利。
今年5月16日，南非政府要求国际法院举行听证会。在会上，南非驻荷兰大使马东塞拉批评说，以色列的种族灭绝行动正在快速推进，国际法院应下令以色列“立即、完全且无条件从整个加沙地带撤军”。5月24 日，国际法院根据南非提出的紧急请求进行裁决，要求以色列停止在拉法的军事行动，并开放所有进入加沙地带的陆路过境点。
其实很长时间以来，南非一直对巴勒斯坦事业持积极支持态度，对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行动不断进行抨击。2018年，南非以“抗议以军在加沙地带的暴行”为名，召回驻以大使。2019年，南非将驻以色列大使馆降为联络处，联络处仅保留领事服务授权。在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南非甚至冒着影响其与西方国家关系的风险支持巴勒斯坦。
“对以色列采取（针对）立场后，南非与西方的关系受到威胁”，卡塔尔半岛电视台今年6月6日援引尼日利亚专门研究非洲事务的研究员纳吉穆丁的报告称，有迹象表明，在南非向国际法院起诉以色列后，一些西方国家正在国际舞台上针对南非。半岛电视台称，今年2月，美国国会众议院提出“美国—南非双边关系审查法案”，指责南非政府成员和执政党非国大领导人在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发表了“反犹太和反以色列的言论”，并“与哈马斯站在一起”。3月，潘多尔访问美国，同美方官员讨论南非与美国国会议员之间的紧张关系。
据半岛电视台报道，潘多尔表示，美国对南非将以色列告上国际法院的举动感到“不安”，这一点已经在“多项决议”中被提及。她援引今年1月由200名美国议员签署的一封致拜登政府的信件称，该信件“谴责了南非在国际法院对以色列提起种族灭绝指控的行动”。《耶路撒冷邮报》称，今年5月，来自10个不同国家的160名律师致信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要求美国根据《马格尼茨基法案》进行长臂管辖，对非国大成员的“受贿情况”进行调查。
“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在，都关系复杂”
“乍一看，南非在以色列问题上的立场表明其领导人同情巴勒斯坦，但是更深入的观察发现，南非在某些领域也与以色列保持着牢固的关系。”英国《新阿拉伯人报》网站此前表示，南非和以色列，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在，都关系复杂。
尽管2023年11月南非国民议会以压倒性多数投票支持驱逐以色列大使，但南非总统拒绝这样做。半岛电视台提到，拉马福萨曾多次将以色列称为“种族隔离国家”，但非国大的执政联盟对以色列的态度要温和得多。在南非新组建的联合政府中，第二大党、中间偏右的民主联盟在新一轮巴以冲突问题上一直保持中立，而另一个执政党爱国联盟则明确表示支持以色列。此外，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南非的亲以色列游说团体和亲巴勒斯坦运动规模都相当大。
《耶路撒冷邮报》在报道南非与以色列的复杂关系时表示，一切都“源于种族隔离的黑暗日子”。公开资料显示，从1948年到1994年，南非实施种族隔离制度。《耶路撒冷邮报》称，在此期间，以色列一方面谴责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并从1987年开始对南非实施贸易和文化制裁；另一方面，以色列又与当时的南非政府保持着外交、军事和贸易关系。这让当时决心消除种族隔离制度的非国大认为以色列“不是一个全心全意的朋友”。
据英国《新阿拉伯人报》网站报道，无论是在实施种族隔离制度时还是废除该制度之后，南非都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保持着紧密联系，但保持联系的各方却在政治光谱的两端。20世纪80年代初，南非实行种族隔离的领导人波塔与当时的以色列国防部长沙龙保持密切的盟友关系，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则日益坚定地支持非国大及其领导人曼德拉。1990年曼德拉出狱后，他会见的第一批国际政要中就包括巴解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曼德拉称阿拉法特为“战友”，并在巴勒斯坦与以色列1993年签署《奥斯陆协议》之前与他进行了磋商。曼德拉曾说：“没有巴勒斯坦人的自由，我们的自由是不完整的”。
南非非政府组织“公开秘密”的负责人、《种族隔离、枪支与金钱》一书的作者武伦表示，在种族隔离时期，南非与以色列是重要的合作伙伴，曾共同开发和测试复杂武器系统。他在这本书中列举了当时南非和以色列的相似之处，如高度军事化等。“巴勒斯坦事业在南非的突出地位有着深刻的根源。”美国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此前发文称，在南非种族隔离时期，也就是白人统治时期，当以色列向南非提供武器和技术时，非国大对以色列产生了反感。
《耶路撒冷邮报》报道称，2012年，南非与以色列的贸易额达到11.9亿美元的峰值，但随着非国大反以色列政策开始强硬，双边贸易额开始下降。到2019年，当南非将其驻以色列大使馆降级为联络处后，双边贸易额仅为4亿美元左右。到2023年，这一数字降至3.5亿美元左右。
不过，英国《新阿拉伯人报》网站提到，南非也在一些敏感的双边问题上对以色列做出了很大的让步。南非是非洲最大的犹太社区所在地。很多南非犹太人也拥有以色列国籍。多年来，一直有南非公民在以色列军队服役。根据南非法律，这是非法的。事实上，开普敦犹太学校1/5的学生在毕业后直接加入了以色列军队。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今年3月，南非时任外长潘多尔誓言，在以色列国防军作战的南非公民一旦返回南非就会被逮捕。南非外交部表示，南非公民需要事先获得政府批准才能在以色列合法作战，入籍的南非公民如果参与了一场该国“不支持或不同意”的战争，就有被剥夺南非国籍的风险。
为有相似经历的国家和民族发声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洲—中国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库阿库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新一轮巴以冲突中，南非旗帜鲜明地表达立场与其历史息息相关，同时也表明南非希望“在道德和道义上起到一定的引领作用”。库阿库表示，南非经历过西方的不断入侵和殖民，且种族隔离制度废除仅仅过去30年，大部分人民遭受的屈辱仍历历在目。这些代表着民族耻辱的记忆深深根植在南非的历史中，天然地疏远了南非与西方国家之间的情感连接，也促使南非为有着相似经历的国家和民族积极发声。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马汉智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南非在巴以问题上态度坚决，原因有多个，其中包括非国大希望通过相关表态来表明自身价值观，同时呼应国内部分民众诉求。此外，在“全球南方”崛起的背景下，南非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代表非洲和“全球南方”国家发声，代表了它们对当前国际体系存在的不公正现象的反抗。
“随着全球权力关系的变化，南非外交政策已成为其发挥领导力的工具”，澳大利亚“对话”新闻网去年发文称，在一些观察人士看来，南非政府正在恢复该国作为全球道德领袖的地位和角色，而这是在世界大国之间力量平衡发生巨大变化的背景下发生的。南非不害怕挑战“主流叙事”，并准备将“全球南方”国家的要求摆到桌面上。
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发表的上述文章认为，在呼吁全球权力更加分散的“新全球秩序”时，南非与其他“全球南方”国家有着共同的世界观。南非一贯主张多极化，以确保包容性和保障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南非明确表达了一个持续的担忧——西方主导的“自由世界秩序”规则已经不适用。2022年2月，作为非洲集团的一员，南非与古巴等国一道倡导了世界贸易组织改革议程。2022年3月2日在联合国大会谴责俄罗斯发起俄乌冲突的投票中，南非弃权。2023年2月23日在要求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的联合国决议投票中，南非再次弃权。2023年6月，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与其他5个非洲国家领导人前往俄罗斯和乌克兰，调停俄乌冲突。
马汉智对《环球时报》记者分析称，南非在实现其外交目标方面拥有一定优势。作为“彩虹之国”，南非过去30年告别了种族隔离制度。此外，南非是许多国际组织的重要支柱成员，同时也通过非盟等平台积极推动非洲自主发展，支持地区和平与稳定。可以说，南非在国际上拥有良好的形象和广泛的影响力，以支持其达成外交目标。
不过，南非推行外交政策也面临挑战。马汉智表示，从国内环境来看，非国大执政压力空前巨大，国内出现失业、电力保障困难等民生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限制南非在外交上投入更多精力。从外部环境看，南非在巴以、俄乌等问题上与西方“硬刚”的态度，也遭到了后者的施压，可能会影响南非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根据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研究，长期停电、能源部门治理薄弱以及货币贬值对南非经济增长构成了重大制约。
【环球时报驻南非特约记者 石天 环球时报记者 陈子帅 环球时报特约记者 王晓雄】
以色列核武器怎么来的
以色列到底有多少核武器？恐怕这些年来没人能够说得清楚。 不过，近日，前联合国武器核查小组负责人汉斯·布利克斯向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提交了一份关于全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报告，指出以色列目前可能拥有200件核武器。 分析人士指出，布利克斯此时提出以色列拥有核武器的数字，对于处于紧张状态的伊朗核问题而言，无疑是火上浇油。 以色列低调回应核评估布利克斯在2003年12月卸去联合国武器核查小组负责人的职务后，即前往瑞典科研机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委员会担任主席。 日前，该委员会撰写的题为《恐怖的武器》的研究报告对目前全球存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现状、国际社会所面临的潜在威胁做出了评估。 在全球的核武器方面，报告认为，目前全世界大约有核武器2.7万余件，已经激活并处于部署状态的大约有1.2万件。 这些核武器大多由美俄所拥有。 布利克斯在就此报告举行的记者会上特别指出，以色列拥有200件核武器。 对于这种说法，以色列外交部只是依照惯例做出回应，表示以色列长期坚持的政策没有发生变化，即以色列不会成为中东地区第一个引入核武器的国家。 已建成“三位一体”核力量那么，以色列的核力量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 1962年，以色列核反应堆进入临界状态，开始连环反应，并且生产出了大量用于制造核弹头的铀。 到1968年年底，以色列每年可以生产四至五枚核弹头，从此走向全面生产核武器的道路。 在1973年的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受到了埃及和叙利亚两翼威胁。 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下令在以军的近程导弹上装上核弹头。 不过，在国际社会施加压力的情况下，加上以军后来反败为胜，所以以色列的核导弹才没有派上用场。 这场战争结束之后，以色列的核打击计划“参孙方案”才被媒体曝光。 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和生产积累，目前以色列已经具备了“三位一体”的核打击能力，其核能力不容小觑。 在空基核力量方面，以色列已经拥有了能够携带核航弹的多种机型，包括F-4“鬼怪”战斗机、A-4“空中之鹰”攻击机、F-15“鹰”式战斗机、 F-16“战隼”战斗机等。 可能担负核作战任务的作战中队和基地包括：部署在内瓦提姆空军基地的第111、115和116中队，在内盖夫沙漠中拉蒙基地的第140和253中队，以色列北部拉马特—大卫基地的第109、110和117中队，以及在哈泽里姆空军基地的第101、105和144中队。 在陆基核力量方面，以色列拥有的“贾里科”系列导弹为其主要的战略打击力量。 “贾里科-1”型导弹的射程为480公里至650公里，可以打到大马士革、阿曼和开罗。 “贾里科-2”型导弹射程达到1800公里。 英国《简氏防务周刊》曾透露，在特拉维夫东南部的山区存在一个导弹基地，该基地部署有50枚“贾里科-2”型导弹。 此外，大约50枚“贾里科-1”型导弹也部署在该基地附近。 目前，海基核力量是以色列的发展重点。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色列从德国订购了三艘具有远程奔袭能力的“海豚”级柴油动力潜艇。 以色列已将这三艘潜艇核武化。 据悉，以色列的核弹头被重新改装以适应美国提供的“鱼叉”导弹，并且在其导弹上安装了可沿海面巡航的制导系统。 以色列在地中海拥有150英里的海岸线，它这样使用它的三艘潜艇：两艘始终在海上值勤，一艘将在红海或者波斯湾内活动，另一艘在地中海内活动；第三艘则在母港内待命。 这样至少有一艘潜艇可以在水中保持警戒，保证以色列在被攻击时即可采取报复措施。 此外，有报道称以色列还发展了一些非战略性的核武器，诸如核炮弹与核地雷之类。 这些数目不详的核武器可能储存在加利利海以西的艾拉本核设施中。 美国对以色列采取纵容态度虽然以色列拥有核武器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但以色列政府却执行着严格的“核模糊”政策，即不承认，也不否认拥有核武器，同时不接受国际社会的核查。 美国对以色列拥有核武器也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为了避免美国会就美政府的做法提出异议，美国情报机构通常会在向国会提交的报告中将以色列从确认正在研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的名单中删除。 克林顿政府甚至禁止向第三国出售美国间谍卫星所拍摄到的关于以色列情况的高清晰度照片。 美国对以色列的纵容，使得以色列不必承担因承认核能力而带来的政治与经济后果，但却能够从中获得利益———威慑的力量。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考虑到以色列具有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自己行动轰炸伊拉克核设施的先例，布利克斯此时透露有关以色列核武器的信息，意在向国际社会发出警告，即以色列拥有的核武器也可能成为打击伊朗核设施的重要选择。 （来源：环球时报）
大国关系对国际格局发展的影响是？？？
新华网北京12月26日电2010年即将过去，世界又经历了不平静的一年。 从地区形势看，美国政治、经济难题相互交织，欧盟重大改革开始启动，中东局势变数增加，朝鲜半岛局势堪忧……新华社海外7个总分社的社长以笔谈形式，对不断演变的地区形势展开评析。 亚太地区：地区关系因美国加快“重返亚洲”而复杂化新华网香港12月26日电 2010年，在亚洲国际舞台，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的身影颇为突出。 在美国总统的出访日程表上，到访亚洲的时间最长；浩浩荡荡的美国舰群，不断在亚洲海域炫耀武力。 这一年，亚洲地区的国际关系，因美国“重返亚洲”战略强势向纵深推进而日趋复杂化。 “重返亚洲”的战略，由美国政府2009年7月公开提出，旨在重新确立和提升美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 奥巴马总统自喻为美国首位“心系太平洋的总统”，热衷在亚洲“发挥领导作用”。 希拉里国务卿深明远意：“美国的前途与亚太地区的前途紧密相连，而这个地区的前途有赖于美国。 ”美国的“重返亚洲”不仅是战略，更是落实到实际行动，而且是加速度。 翻阅美国今年的外交日历，从美国总统到外交国防官员，像“走马灯”一样穿梭亚洲。 外长和防长的“2＋2”双边会谈机制，从美日之间向更多国家扩展。 美国已俨然成为亚洲的“常驻大国”。 奥巴马接连在亚洲出席国际和地区会议，长时间访问印度诸国，还在纽约召集美国—东盟峰会。 今年11月，奥巴马先后访问印度、印尼、韩国和日本，其中在印度逗留时间长达4天之久，苦心推动与印度的伙伴关系。 希拉里出入亚洲更是频繁有加。 就在奥巴马今年11月访问亚洲数国前夕，她率领人马踏步亚洲多国，推动美国“在战略、政治、多边、经济和贸易方面参与亚洲事务”。 几乎同一时间，国防部长盖茨也在亚洲活动。 有评论指出，美国总统、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兵分三路同时出现亚洲舞台，实为美国外交之少见。 美国“重返亚洲”言行并举，外交军事协同推进。 美国不仅在阿富汗增兵，巩固在亚洲盟国的军事存在，而且在亚洲地区大肆进行军事演习。 7月底，美国海空集群驶入韩国东部海域，举行美韩34年来最大规模的军演。 8月，美国航空母舰高调访越驶入南海，紧接着美韩军演又在日本海和黄海展开。 年终岁尾，4天的美韩军演刚一结束，8天的美日军演随即登场，规模是美韩军演的6倍。 12月初的美日军演，“乔治·华盛顿号”航母率领20艘战舰集群，加上号称“空中堡垒”的B—52战略轰炸机等150架战机，还有万余名美国官兵参加。 日本投入兵力超过3.4万人，出动舰艇40艘、战机250架。 日刊强调，这是和平时期日本最大的军事行动。 美国持续在亚洲军演，不是心血来潮，而是战略图谋。 国防部长盖茨一言道白，美国“正在考虑重新调整美军的全球部署，其中一项是增强对亚洲的驻军”。 在加速“重返亚洲”进程中，美国直接插手亚洲国家间的争端。 无论是“天安号事件”、“钓鱼岛事件”，还是“南海争端”、“湄公河资源利用”等问题，美国都积极介入。 美国在亚洲的所作所为，自然有着深刻目的。 《纽约时报》评论说，美国正与日本和韩国恢复冷战时期的联盟关系，并在亚洲其他地区加强势力。 美国不仅要利用美日韩军事同盟，构建美国坐镇的东北亚军事板块，还试图通过介入南海争端加强与越南等国关系，形成美国主导的东南亚军事领地。 纵观亚洲今年的形势与美国的行为，与其说美国加快“重返亚洲”，不如说美国正在试图把亚洲更多国家拉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用奥巴马之言概括美国“重返亚洲”成果，就是“美国加强了既有同盟，深化了新的伙伴关系，重新密切了与包括东盟在内的地区组织的关系”。 (作者为新华社亚太总分社社长)欧盟：在阵痛中进入过渡期新华网布鲁塞尔12月26日电（记者刘江）2010年，欧洲的经济政治格局发生了冷战结束以来最为深刻的变化。 以主权债务危机为重要标志，欧盟在一系列的经济社会“阵痛”中，进入了由“后冷战”向“后危机”时代过渡的重大转折期。 今年年初以来，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国不同程度陷入主权债务困境，导致金融市场动荡，欧元稳定受到冲击；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群众抗议、示威乃至社会骚乱。 危机最严重的希腊和爱尔兰分别于今年5月和11月被迫寻求外界救助。 目前，这场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仍在蔓延，不排除加剧的可能。 欧元区“债务海啸”表面上看是债务和金融问题，但究其深层次原因，则是欧洲经济发展模式长期失衡的结果。 首先，欧洲经济一体化与货币一体化发展之间出现失衡。 欧元区虽然使用了统一货币，但缺乏强有力的财政政策和纪律，在劳动力市场自由化和技术研发方面也相对滞后，致使欧盟地区劳动生产率多年来踌躇不前。 其次，欧洲经济一体化与政治一体化发展之间出现失衡。 欧盟经济一体化起步较早、进展较快，但政治一体化却举步维艰、一波三折，这大大制约了欧元区的治理能力。 再者，欧洲资本福利主义发展模式与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可持续发展需求之间出现失衡。 长期以来，欧洲尤其是希腊等南欧一些国家片面强调“高工资、高福利、高补贴”，结果形成巨额财政赤字，导致政府债台高筑。 为了应对这场危机，欧盟“标本兼治”，主要采取了四方面措施：一是出台了1100亿欧元的希腊救助机制和7500亿欧元的备用救助机制，并从这套备用机制中拿出了627亿欧元救助爱尔兰；欧洲央行继续向金融机构补充流动性，并购买欧元区国家国债；二是欧盟各成员国尤其是债务危机国家大力紧缩财政；三是推行体制机制改革，通过强化财政纪律、新建宏观经济风险监测机制、加强经济政策协调和建立持久性危机应对机制等，完善欧盟尤其是欧元区经济治理；四是制定以“灵巧增长”、“可持续增长”、“包容性增长”为目标的10年经济发展战略，通过改变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调整，以求加快经济复苏并促进新一轮增长。 尽管遭遇主权债务危机，今年下半年以来欧元区及欧盟经济仍出现了明显复苏势头，全年总体表现好于预期。 最近，欧盟委员会大幅调高了今年的增长预测，其中欧元区今年经济增长率由春季预测的0．9％上调至1．7％，欧盟由1％上调至1．8％，而去年欧元区和欧盟经济都是负增长。 不过，目前欧洲就业形势十分严峻，截至今年10月，欧元区失业率已攀升至10．1％，创近10年来新高。 另外，欧盟各国复苏进展不平衡，希腊、爱尔兰和西班牙等国仍将是负增长。 去年12月《里斯本条约》正式生效，但一年来欧盟政治一体化仍举步维艰，进展不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欧盟领导层及各重要机构以及各成员国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应对债务危机、消减开支、控制失业、促进复苏等紧迫经济问题上，政治一体化问题被“边缘化”。 第二，《里斯本条约》确定的“欧盟总统”与欧委会主席、轮值主席国领导人之间，欧洲议会与欧委会、欧洲理事会之间，欧盟及其下属机构与各成员国政府之间，权力再分配仍处于初始阶段，相互关系远未理顺；领导岗位和机构职责不清、分工不明影响了欧盟工作效率。 第三，在处理债务危机、金融改革和解决族群矛盾等重大问题上，德国、法国、英国等欧盟大国坚持本国利益优先、“主权让渡”有限，甚至与欧盟高官公开发生“口水战”，这在一定程度上毒化了欧盟政治一体化的氛围。 第四，欧盟力图“用一个声音说话”以提高其国际地位的努力没有取得明显成效。 在二十国集团、八国集团及其他一系列国际多边外交场合，英、法、德等欧洲大国的地位和话语权仍高于欧盟；美欧峰会一拖再拖，俄欧峰会虚多于实，热点外交进展鲜见。 在过去一年中，虽然欧盟一体化外交遇到各种困难，但也有可圈可点之处。 比如，欧盟“外交署”最近成立并正式运行。 “外交署”对分属于欧盟各机构以及27个成员国的外交权力和资源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整合，将有助于巩固和拓展欧盟的重大利益以及国际影响力。 2010年欧盟对外开拓的另一个亮点，是大力提升外交战略水平。 欧盟领导人认真反思了当前囿于战术而疏于战略的做法，认为外交战略的缺失严重制约了欧盟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 欧盟已明确将美国、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日本、加拿大、墨西哥和南非等作为自己的“战略伙伴”；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阿什顿主张将来把埃及、以色列、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乌克兰和韩国等也列为“战略伙伴”。 此外，欧盟还把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经贸合作以及移民和签证等问题明确界定为“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 2010年，欧盟在地区和国际舞台上更趋活跃。 欧盟着力发展大国关系，与中、美、俄、日、印等分别举行峰会；强化地缘战略，巩固和发展“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继续向东南扩展，稳步整合“西巴尔干”，并积极推动与中东、北非等地区国家的战略合作；强调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合作，分别与拉美及加勒比、非洲以及东盟等举行峰会或部长级会议。 欧盟在伊朗核问题上表现尤为突出，最近阿什顿代表“5＋1”与伊朗首席核谈判代表贾利利举行了会谈。 在最近发表的一些重要文件中，欧盟承认在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爆发后，这一全球最大的区域性国家集团进入了一个重要“过渡时期”。 过渡意味着不稳定因素乃至重大风险可能随时随地凸显；在危机中过渡，更使已有半个多世纪历史的欧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重大考验。 在新的一年里，欧盟将面临各种新困难、新问题，欧盟也会进一步深化经济、内政、外交、社会等各个领域的改革，以尽早走出经济衰退，并加快政治一体化步伐，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加重要作用。 （本文作者为新华社欧洲总分社社长）中东地区：局势起伏跌宕前景难测新华网开罗12月26日电（记者李红旗）2010年，中东局势起伏跌宕，热点问题非但没有降温反而平添变数。 巴以和谈受挫、伊拉克民族和解和战后重建举步维艰、伊朗核问题久拖不决、苏丹南部公投前景坎坷。 国际社会对中东的关注一刻没有放松。 美国总统奥巴马去年4月和6月先后在伊斯坦布尔和开罗向伊斯兰世界示好，声称将竭尽全力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帮助中东地区人民实现和平发展的良好愿望。 之后美国高官频频出访中东，先是促成巴以间接会谈，后于今年9月初启动了间隔20个月之久的直接谈判，但两轮艰难交锋下来，边界划分、难民回归和耶路撒冷地位等棘手问题无一突破，犹太人定居点扩建问题更是成为不可逾越的障碍。 为打破僵局，美国又提出向以色列提供20架先进战斗机和在联合国阻止对以色列不利提案，以换取以色列延长90天定居点限令，遭以拒绝。 美国日前不得不宣布，其打破定居点僵局的努力失败。 尽管美国声称不放弃中东促和的目标，但中东和平取得实质性突破的希望变得更加渺茫。 中东和平进程裹足不前的症结主要在于，美国对以色列的强硬立场继续采取迁就政策。 以色列右翼政府当政，对美国的促和压力软顶硬抗，而美国出于国内政治的考虑，不愿向以色列增压，屡屡从原持立场后退。 在以色列方面，总理内塔尼亚胡为维护右翼政府联盟，一方面不断表达与巴方恢复和谈的愿望，另一方面在定居点扩建问题上坚持强硬立场。 以议会最近通过的关于领土让步须经公投的议案，使和平前景更加黯淡。 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则饱受与哈马斯公开决裂的困扰，难以在定居点问题上做更多让步，指望美国通过向以色列施压帮助突破定居点障碍，但结果是冷水浇头。 面对僵局，巴方称有多种选择，包括单方面宣布建立巴勒斯坦国并寻求国际支持，但美国的态度是成功与否的关键。 美国会置以色列的诉求于不顾而支持巴勒斯坦建国？令人怀疑。 在伊拉克问题上，美国自8月底从伊拉克撤出战斗部队后，伊拉克安全局势并没得到彻底改善，爆炸袭击事件屡屡发生，民族和解进程接连受挫，战后重建荆棘载途。 今年3月伊拉克议会选举后，政府组阁僵局历时8个月之久，各政治派别最终于11月达成协议，新政府也于12月21日正式成立。 不过，伊拉克的的局势恢复稳定和经济复苏仍需时日，外来势力的干扰和影响将使伊拉克百废待兴前景堪忧。 有分析家指出，美国当年发动伊拉克战争背上了沉重的政治和财政包袱，这应促使其重新审视中东政策。 2010年，伊朗核问题持续“高温”，使中东政局前景充满变数。 奥巴马上台伊始，向伊朗频摇橄榄枝，以经济实惠诱使伊朗放弃铀浓缩计划，遭到对美国充满疑虑的伊朗拒绝。 美国今年6月带头在联合国推出第四个制裁伊朗决议，但伊朗仍没有就范，依然坚持铀浓缩计划。 为缓解国际压力，伊朗先是同土耳其和巴西达成核燃料交换协议，但没有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积极响应，后又同意与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加德国恢复谈判。 日前在日内瓦举行的伊朗与6国的谈判传出积极信息，双方同意明年元月在伊斯坦布尔继续会谈，但人们普遍对会谈能否取得突破持谨慎态度。 在以色列计划突袭伊朗核设施的传闻屡见报端之际，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和平谈判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有效途径。 而和平谈判成功的关键是增进相互信任，以良好的政治意愿和高超的政治气魄共同商讨双方的关切，寻找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 苏丹正在成为一个新的关注热点。 今年4月，苏丹举行了24年以来的首次多党选举；明年1月，南部公投即将举行。 随着公投日期的临近，各政治势力博弈日趋激烈。 公投将决定贫穷落后的南部是否脱离北方而独立，结果将对苏丹的政治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并对地区政治版图带来巨大变化。 尽管饱受连年内战之苦的苏丹北南双方都希望公投将公平、公正、透明，但双方在边界划分、石油资源分配和债务问题上的分歧依然难以弥合。 苏丹是非洲面积最大的国家，石油资源丰富，在非洲大陆和中东地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在当前这个关键时期，国际社会应该尊重苏丹人民的正当选择，为苏丹实现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提供帮助。 除以上热点问题外，中东大国埃及的政局动向也引人注目。 新近举行的埃及议会选举中执政党大获全胜，但由此可能引发的反对派反弹为明年总统选举增添新的变数。 此外，“包裹炸弹”事件凸显也门反恐形势的严峻。 与此同时，地区重要国家关系的改善为中东政局走向释放出一些积极的迹象。 土耳其作为北约成员国向阿拉伯国家靠近，7月同埃及就开启战略合作关系达成一致；叙利亚同邻国黎巴嫩实现关系正常化，双方同意在地区问题上加强协调；伊朗同黎巴嫩的关系得到明显改善，两国领导人实现互访，同意加强全面合作；海湾国家在新近举行的首脑会议上重申支持中东和平进程，支持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 这些变化，为中东和平发展带来了新的希望。 展望2011年，中东热点问题仍可能持续“高温”，各方博弈仍将继续，但为实现中东和平发展的努力也不会停止。 目前而言，各方已显示出解决难题的良好意愿。 但要实现中东地区和平发展的目标，需要各方体现出政治魄力和智慧。 尤其是美国，应该审时度势，采取更加公平、公正和合理的立场。 （本文作者为新华社中东总分社社长）非洲地区：政局更趋稳定 经济复苏稳健新华社非洲总分社社长王朝文：2010年，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多数国家局势更趋稳定，政治更加成熟；经济复苏稳健，整体形势向好；经济一体化步伐坚定，里程碑进展举世瞩目。 与此同时，个别国家局势依然十分脆弱，安全形势更趋严峻复杂，经济发展遭遇瓶颈困难。 2010年被非洲联盟（非盟）确定为“非洲和平安全年”。 非盟以及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西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等区域性组织针对困难重重的津巴布韦联合政府、久拖未决的马达加斯加政治危机和反复推迟的几内亚和科特迪瓦总统选举做了大量的调解工作。 虽然这些问题还没有得到最终的解决，但这些国家的政局仍保持了相对的稳定。 今年非洲经济表现不俗，成为全球新亮点。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相关报告，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今年整体经济增长率可望达到5％，有望成功走出国际金融危机阴影。 该组织认为，非洲经济的良好表现得益于危机前各国经济基础的稳步提升，包括相对稳定的增长、低通胀、外汇储备增加以及债务的逐渐减少等。 非洲国家经济一体化今年也取得重大进展。 东非共同体成员国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卢旺达和布隆迪于今年7月正式启动共同市场。 这是继2008年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成立自由贸易区后，非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上又一重要的历史性事件。 拉美地区：几家欢乐几家愁新华社拉美总分社社长潘国俊：在即将过去的2010年，拉丁美洲整体经济形势比预期好，多数拉美人因前两年经济危机而紧锁的愁眉现在已经舒展。 但也在这一年，拉美天灾人祸奇多，数以百万计的家庭遭遇灾难冲击。 受金融与经济危机的影响，拉美国家经历了两年的经济衰退。 但在2010年，拉美经济发生了显著变化。 据多个国际机构评估，拉美地区今年的经济增长率将达5．2％以上，贫困人口亦有所下降。 总体而言，美洲南部地区国家经济形势一枝独秀。 而墨西哥、委内瑞拉和古巴等国经济增长不尽如人意。 在政治方面，巴西劳工党候选人迪尔玛·罗塞夫当选总统对拉美政治格局意义重大，她的胜利稳住了左翼和中左翼政党在拉美占领大半壁江山的局面。 拉美地区今年遭受的自然灾害也比往年更多更重。 1月12日海地发生里氏7．3级地震，几乎把首都太子港夷为平地，20多万人死亡。 上百万难民迄今依然住在简易帐篷里。 2月27日智利中南部发生里氏8．8级强烈地震，造成500多人死亡、数千人失踪，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高达300亿美元。 美国：民众怨声载道 超级大国今非昔比新华社北美总分社社长曾虎：2010年是美国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变化的一年。 这种发生在社会政治经济领域，进而影响外交和军事领域的深刻变化，集中通过11月初美国的中期选举表现了出来。 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用总统奥巴马的话说，是民主党“遭受了惨败”。 不过，这一结果绝非意外。 由于金融海啸之后经济复苏举步维艰，执政已近两年的民主党难逃其责，选民自然要通过手中的选票向其宣泄不满。 表面看来，失业率长期徘徊在9．5％左右的高位，是美国政府和国民最头痛的问题。 然而，美国经济所面对的绝不仅仅是高失业率问题。 美国经济深层次的、根本性的问题很多。 其中一个是美国政府的超巨额债务。 与债务问题同样尖锐的是不断扩大的“财富鸿沟”，即社会财富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 美国虽然仍旧是世界上的头号强国，但其所面对的种种挑战，尤其是难以挣脱的经济困境，使得这一超级大国的影响力已今非昔比。 亚欧地区：总体稳定 局部动荡新华社亚欧总分社社长张铁钢：2010年，亚欧地区局势可以说总体稳定，局部动荡，特点是西“晴”东“雨”。 纵观全年，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处于俄罗斯和西方之间，一直受到双方不同程度的或“拉”或“打”。 今年，前者扭转了“亲西方”的外交路线，后者改变了“向俄罗斯一边倒”的外交方针。 目前，两国政局基本稳定，经济增长势头良好，多方向对外交往非常活跃。 俄罗斯在梅普双重体制领导下，政局和社会总体稳定。 经济上，尽管今夏遭受旱灾和森林火灾，但仍然保持稳定发展，并以“现代化”为目标呈复苏走势。 内政方面，尽管首都莫斯科今春发生地铁连环爆炸，北高加索地区迭发恐怖袭击事件，但安全形势总体平稳。 外交上，俄罗斯虽然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互存戒心，但仍然努力推进“经济外交”战略，积极探索安全合作新途径。 同时，俄在独联体这个“特殊利益区”的影响力有所恢复。 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这5个中亚国家，经济发展依然不平衡，贫富悬殊持续扩大。 特别是吉尔吉斯斯坦发生导致政权更迭的流血骚乱，政局迄今尚未完全稳定。 而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等外高加索3国，看似波澜不惊，实则暗流涌动。 地处中俄之间的蒙古国，则继续在大国之间折冲樽俎，经济呈稳步发展之势。 展望2011年，发展国民经济，维护社会稳定，开展多方向务实外交，仍将是亚欧各国不约而同的主旋律。 虽然外高加索和中亚一些国家甚至俄罗斯还存在不稳定因素或恐怖主义威胁，但是亚欧各国人民向往和平稳定繁荣的努力必将奏出动人的乐章。
以色列和中国的关系
有一个在网上留传很广的贴子，就是说以色列人很喜欢中国人，中国唐山大地震时，以色列在第一时间宣布给中国援助1亿美元，当然，中国不要，因为尚处在文革的中国谢绝任何外援，换成现在肯定是督促对方尽快兑现。 还有，因为上海在二战中庇护了两万多犹太人，犹太人感恩，中国人要是在以色列遇到困难，只要大喊一声：我是中国人！就会有素不相识的犹太人帮忙，搞得我恨不得立马跑到以色列，去尝一尝被人家感恩的滋味，因为担心哈马斯不欢迎，所以就罢了，哈哈。 当然这个贴子马上就遭到驳斥，因为在1976年，以色列的GDP仅仅180亿美元，立马拿出1亿美元给一个尚未建交的国家，除非领导人疯了，你以为是中国的某个市长，可以直接从财政批钱给一个美国市长到他们那里访问。 西方国家的对外援助都是在上年做好了预算，然后视情况拨款，大的项目还需议会审批，一般总额不会超过GDP的0.2%，1亿美元则是相当于以色列当年GDP的0.6%,真是吹牛不打草稿。 二战上海确实庇护了犹太人，但大家都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上海从1937年开始就已经被日本占领，而犹太人大规模到上海也是在1938年之后，同意犹太人到上海的是日本占领当局，中国人是没有选择权的。 当然，中国人没有排外思想，但如果日本人不同意，上海也没有这个机会，恐怕当时的犹太人还是更感谢日本吧。 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当时在维也纳的中国外交官何凤山帮助了不少犹太人，给他们签证到上海，据统计超过4000人，但是一直到90年代，他的事迹才广为人知，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拖了那么久。 原来当时国内政界对向犹太人发放签证意见也不一。 蒋介石对德国有好感，使用德国军事顾问，购买德国武器，还把儿子蒋纬国送到德国学军事。 这自然对何凤山形成了很大压力，他很快就受到了来自顶头上司———驻德大使陈杰的直接威胁。 陈杰秉承国内的旨意，想维持同德国的关系，害怕得罪对方，因此坚决反对何凤山给犹太人发放签证，但何凤山没有理睬。 后有人向外交部打小报告，说何凤山在向犹太人出卖签证。 陈杰于是采取突然袭击方式，派人到维也纳调查。 因查不到证据，才不了了之。 但是，何凤山于1940 年 5 月被调离维也纳。 从这件事可看出，何凤山的行为完全是个人行为，怪不得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并不热心宣传这件事。 以色列成立之初，无论从感情还是意识形态来说，蒋介石还是喜欢中东的国王们，为了不得罪他们，他并不准备马上与以色列建交。 共产党则相反，对世界上又多了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表示了极大的欢迎，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色列很快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希望尽快建交，两个都迫切需要得到国际承认的国家开始了建交谈判，但双方都有很深的顾虑，以色列需要顾及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的感受，中国则受到了苏联的影响，因为斯大林已经开始不喜欢以色列了，但从当时的情况来说，中国还是希望与以色列能马上建交。 朝鲜战争爆发，两国建交谈判随及中止,朝鲜战争结束后，又开始恢复建交谈判，但以色列很犹豫，它需要西方的援助，而当时的西方还没有一个有影响的大国承认中国，就在这当口，中东政坛发生剧变，埃及法鲁克王朝被推翻，新政权很快赶走台湾大使，新中国外交在中东取得了突破。 就在埃及政变发生后不久，以色列通知中国谈判代表，马上进行实质性的建交会谈，但随着埃及新政府与中国的建交，中国接受了埃及政府的不承认以色列的要求，并把犹太复国主义等同于法西斯主义，关闭了与以色列建交的大门，至今有些以色列人还为当时以色列政府的拖延政策可惜，认为如果中以能在1953年之前建交，那么就不用等到1992年，期间也不会断交，因为大陆要与台湾进行外交争夺，一般不会主动与外国断交，除非它承认台湾，像1973年智利的军人皮诺切特武力推翻左翼的阿连德政府并杀害了阿连德，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欧美的左翼政府都断绝了与智利的外交关系，唯独阿连德最喜欢的中国政府除外,要知道，阿连德的智利是南美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 因此，假若中以在1953年建交，那么1967年六天战争后以色列的外交断交年中国也不可能与以色列断交。 确实，有时候大陆与台湾的外交战并不光彩，比如种族主义统治下的南非，在大部分西方国家都与它断交的情况下，台湾还要与它保留外交关系。 进入80年代，以色列军队在贝卡谷地的战斗中大出风头，其与叙利亚空军一边倒的空战结果令世人瞠目结舌，我们现在拼命在谈美国人1991年在海湾战争中如何如何，其实10年前以色列人已经向世人展示了高科技下的局部战争的结果，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军队注意到了这一点，开始小心翼翼的与以色列接触,预警飞机目标太大，而且国内的飞机还无法与之配套，但怪蛇3拦射导弹还是可以的，这足以证明建交前的中以双方已经在进行军事合作，这其中有一件影响到中国军事工业的重要事件，就是关于第三代战斗机的合作。 以色列建国后到1970年，陆续装备了英国、法国和美国研制的战机，但1967年六天战争后，法国拒绝交付50架幻影5战斗机，从而迫使以色列发展自己的战斗机，1971年，以色列仿制 幻影5并改进的幼狮试飞并大量装备以色列空军，以色列开始自行研制飞机之路。 幼狮项目完成后，以色列飞机工业公司依靠自已的技术力量和资金，开始研制新一代飞机，这就是狮，1986年12月31日，第一架狮开始首飞，它独特的气动外形很快吸引的世人的目光，试飞表明，这是一种完全可以和F-16媲美的第三代战机，但是，以色列还不具备完全能生产这种飞机零部件的条件，有大约80家美国公司通过许可向以色列提供技术，1983年开始，美国拒绝提供许多重要设备的出口许可，美国不可能扶持一个可能威胁到F-16和F-18出口的战斗机项目。 1987年8月30日，以色列议会否决了继续发展狮式战斗机。 这个打击给以色列飞机工业公司是沉重的，就好比好不容易生了一个儿子，却被判处非法出生，必须处死一样。 我想，他们肯定心有不甘，这时，中国的第三代战机刚好立项。 第三代战斗机是一种科技含量很高的飞机，研制的费用更是惊人，而中国从六十年代开始，先后研制了十几种飞机，大部分都下马了，浪费了大量的资金和技术人才。 到了1987年，国外第三代战机已批量服役，研制自已的第三代战机时不我待，考虑到风险，仿制和改进一种已经证明成熟的战机是一种可行的办法,我们不知道中国和以色列是否谈过狮的转让，但我想以色列飞机工业公司肯定非常愿意转让，除了经济上能得到补偿外，自已的儿子在他乡成长也是一种慰藉。 当我们对比狮和10号，我们不难发现二者的相像，可以说是亲兄弟一样，这绝不是简单的巧合。 这也证实了我长久的一种猜想，为什么我们在知道美国可能会阻挠惠尔康出口的情况下还与以色列签订协议，像这样重要的协议决不可能是心血来潮，双方肯定有过其它良好的合作才敢签署这种冒险协议，但是这次却是人算不如天算。 可以说，以色列与中国的合作并没有掺杂其它因素，纯粹是一种商业行为，因为中国与之没有利益冲突，犹太人精明的赚钱意识决定了今后它还将继续与中国进行合作，只不过是在不惹恼美国的前提下，毕竞，每年20亿美元的援助可以让很多人拈量一下冒险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