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早些时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符合中欧的共同利益。欧盟以毫无根据的安全关切为由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有损中欧双方利益。
去年6月，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布《经济安全战略》，意图通过对“受关切国家”“去风险”加强欧盟经济安全。一年后，她不曾想到，欧盟主要成员国开始对其可行性产生质疑，令这一战略变成了政治上的烫手山芋。
尽管《经济安全战略》没有提到中国，但人们普遍认为，冯德莱恩是在努力让欧盟靠近美国，同时减少欧盟对中国的依赖。此前，冯德莱恩将中国视为欧盟的“系统性竞争对手。为加强欧盟经济安全，该战略提议进一步收紧外国对欧盟关键基础设施的投资，协调管控半导体、人工智能等高科技行业对“竞争对手”的出口。
从制定到落地实施，该战略将耗时3年，或将给贸易、投资、科研和创新领域带来负面影响。据多篇援引外交人士的报道，欧盟27个成员国中，目前只有立陶宛一国表示全力支持该战略，将对境外投资进行审查。
该战略还遭到其他行业的反对。据报道，在一份提交给欧委会的书面意见书中，德国工业联合会表示，欧盟的做法或将“严重干扰公司决策和国际资本流动”，并表示“反对任何一项意在控制外商直接投资的机制”。
同样，代表电子制造供应链的全球行业协会SEMI在一份提交的意见书中表示：“由国家管控欧洲企业的对外投资，并不是确保经济安全的正确路径，因为这一做法将严重干扰企业商业决策及投资流向。”
去年，美国开始限制美国企业对华投资计算机芯片、人工智能等高科技领域。欧盟企图在经济和高科技领域跟随美国的遏华路线，或将进一步破坏基于规则的国际经济秩序，加速去全球化趋势。而这些，都与欧盟的经济利益背道而驰。
近几个月来，欧盟针对中国电动汽车和太阳能板制造企业采取了一系列贸易保护措施，加之滥用经济安全概念，这些做法将动摇中国及其他国家企业对欧洲营商环境的信心。
尽管一直有“脱钩”“去风险”等言论，但由于双方经济互补，中欧贸易近几年来一直保持着增长势头。中国和欧盟是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坚定力量。中国从未给欧盟带来经济风险，相反，中国一直以来是欧盟值得信赖的贸易伙伴。
对于分歧，双方应该通过对话解决，而不是对抗。欧盟应恪守市场经济基本准则，拥护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避免进一步损害中欧双方互利共赢的经贸合作。
本文编译自《中国日报》8月1日社论
原标题：EU economic security plan fails to find favor among skeptical bloc members
出品：中国日报社论编辑室 中国日报中文网
编译：曹静 编辑：李海鹏
资本外逃对中国经济安全的影响？
一、我国资本外逃的现实考察1.我国资本外逃的现状资本外逃（Capital Flight）又称为资本逃避，资本非法转移等，是资金跨国界的一种异常流动。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资本外逃现象。 有分析显示，我国曾经成为继委内瑞拉、墨西哥、阿根廷之后的世界第4大资本外逃国，资本外逃额占GDP的比重仅小于俄罗斯。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我国已成为全球资本输出大国，在输出资本的结构当中，只有一小部分属于政府批准的对外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其余均属各种形式的资本外逃。 由于资本外逃具有违规性与隐蔽性的特点，因此其规模很难被准确衡量。 最近的 研究成果显示，我国资本外逃额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围绕着100亿美元总体呈上升趋势，分别在1992年、1994-1995年、1997-1998年形成三个峰顶，于1998年达到最大值，当年超过了400亿美元；15年间，我国资本外逃累计达到1531亿美元，年均102亿美元。 （1）通过经常项目的资本外逃经常项目包括货物和服务、收益和经常性转移。 货物项是资本外逃的重要渠道。 当事人一方面低报贸易外汇收入，违反国家规定将外汇擅自自存境外，或者干脆隐瞒贸易活动中的外汇收入；另一方面，高报贸易外汇支出，向国家外汇指定银行骗购外汇汇往国外。 类似子这样的“进出口谎报”（mis-invoicing）还有其它形式。 值得注意的是，“进出口谎报”中的某些内容如伪造单据所造成的虚假进口货值会反映在“错误与遗漏”项目中，但假报货值包括进口高报、出口低报所导致的资本外逃并未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得到反映。 服务类项目包括运输、旅游、通讯、建筑、保险、金融服务、计算机与信息服务专有权使用费和特许费、各种商业服务、个人文化娱乐服务以及政府服务。 单位和个人都可通过服务项目外逃资本，如单位以各种对外支付的名义向银行购汇或从其外汇账户中支出以实现资本外逃，个人也可因私出境购汇。 对频繁出入境的人员来说，多次合法携带或违规超额携带现钞累计起来也是较大的数目。 收益项目包括职工报酬和投资收益两部分，其中投资收益存在较大的资本外逃空间，当事人一般通过低报对外投资收益、高报对外商投资支付的投资收益实现外逃资金的目的。 经常性转移也是个人外逃资金的通道。 由于我国有关政策的松动，个人向国外汇款的限额已由2000美元扩大到美元，因此通过这一途径外逃的资本将会迅速增加。 （2）通过资本与金融项目的资本外逃资本与金融项目包括资本项目和金融项目，其中金融项目是资本外逃的重要通道。 金融项目包括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其它投资。 直接投资的两个小项目“外国在华直接投资”和“我国在外直接投资”经常被资本外逃操纵者利用。 证券投资项目的资产类值得关注，资产类的借贷方分别反映我国持有的非居民证券资产的增加和减少。 这一项目自1997年后迅速增加，逆差逐年扩大，表明国内资本通过证券投资流出迅速上升（见表2）。 其它投资项目记录了除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以外的所有金融交易，是近期资本与金融账户变化最大的项目，已成为我国资本外逃的重要通道之一。 （3）通过地下银行系统的资本外逃地下银行作为一个转移资金的非正式途径，正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使用，特别是被用于一些国际性的违法犯罪活动。 我国江浙地区，有不少地下钱庄，它们有固定的地点、固定的客户和稳定的资金来源，近年来，我国通过地下钱庄这一渠道流出的资金数目惊人。 据报道，我国每年通过地下银行转移出去的资金高达2000亿人民币（约合244亿美元），是2001年国内生产总值的2％，相当于255亿美元的全年对外贸易顺差。 地下银行由于其高保密、无记录及匿名性的特点，常被走私、腐败、毒品犯罪分子作为洗钱的最重要途径。 2.我国资本外逃的特点（1）资本外逃具有“过渡性”资本外逃根据性质不同可分为真实性资本外逃与过渡性资本外逃。 真实性资本外逃是因恐惧、怀疑或是为了逃避某国的异常风险或管制而导致资本从一国单向转移到另一国的资本外逃；过渡性资本外逃则是为了逃避各种管制，获取较高的相对收益所引起的资本从一国转移到另一国，而后者再以投资身份返回资本流出国的资本外逃。 王国林、杨海珍（2001）等人证实了我国资本外逃与外国直接投资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说明我国的资本外逃主要是由于对内资和外资之间差别的政策待遇引起的，并非是由于投资环境恶化所致（注：王国林、杨海珍：《中国资本外逃与外国直接投资关系的实证分析：1984～1997》，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4.）。 李晓峰（2000）指出，“不对称风险”因素即国内外投资者所获得的信息不对称，或所面临的经济政治风险不对称，会导致大量的外资流入与不断增加的资本外逃并存（注：李晓峰：《中国资本外逃的理论与现实》，《管理世界》，2000.4.）。 这一点，可以从我国外商投资的来源结构中得到证实。 田晓霞（2000）认为，在刺激中国资本外逃发生的国内风险因素当中，我国政府对内外资实行的差别待遇政策所形成的“可套利空间”是重要因素之一。 （2）跨国洗钱是资金外逃的重要内容随着我国经济的增长，贪污腐败分子及毒品犯罪、走私犯罪和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使“黑钱”数目迅速上升。 为逃避打击，近年来国内大量“黑钱”流出境外呈愈演愈烈之势。 一批贪污腐败公职人员、走私犯罪人员通过各种途径给非法黑钱披上合法外衣后，不仅可以公开挥霍这些非法所得，还可用来投资和进行再增值。 我国的洗钱多通过地下钱庄跨国境进行。 据估算，在我国内地每年通过地下钱庄洗出境的2000亿元黑钱中，走私收入洗钱约为700亿元人民币，官员腐败收入洗钱超过300亿元人民币。 二、我国资本外逃的影响1.资本外逃对我国国内经济的影响（1）影响资本形成经济学家罗斯托在其著名的“经济成长阶段论”中断言，经济起飞的必要条件是净投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递增到10％以上，而净投资的增长必须以社会资本的积累为条件。 在著名的“哈罗德—多马模型”G=S/K的公式中，当产出率一定时，资本积累率S就成为决定一国经济增长率G的唯一因素。 因此，资本外逃会削弱一国经济发展的后劲。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从总体上看尚处于投资推动阶段，大量资本外逃无疑将减缓经济发展速度。 （2）削弱政府税基规模较大的资本外逃必然侵蚀一国税收的基础。 我国近年来发生的巨额资金外逃，尤其是“过渡性”资本外逃，逃出去的资本以“外资”身份返回享受税收优惠，一方面使国家应征收的税收流失，减少了财政收入；另一方面又制造了一批假外资企业，形成了不公平的竞争环境。 （3）导致财富流失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的资本外逃有相当一部分是单向流向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 2001年1月新华社的一则报道指出：“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4000多名贪污贿赂嫌疑人携公款在逃。 其中，有的已潜逃出境……”。 外逃的贪官大多将非法所得的巨款在境外大肆挥霍，造成国内财富的大量流失。 2.资本外逃对我国开放经济的影响（1）影响国际信用等级资本外逃会加剧我国对外资的依赖，而外资、外债的大量增加无疑对我国的国际清偿力提出了挑战。 尽管我国拥有较多的外汇储备，但资本外逃若持续地、大规模地发生，必然影响到债务清偿率，导致国际社会对我国信用评价降低。 同时，资本外逃也从侧面反映了国内外投资者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前景信心不足，阻碍了我国政府申请追加国外贷款，影响在国际上等资。 在资本外逃严重的时期，两大国际风险评估机构穆迪投资人服务公司和标准普尔公司，对我国的信用评级分别是BBB[+]和BBB.因此，规模庞大的资本外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可小视。 （2）影响国际收支平衡一国的国际收支平衡主要依靠资本项目和经常项目的平衡来实现。 随着国际资本流动规模的扩大，资本项目比重会不断上升，而经常项目比重会下降。 从短期看，大规模的特别是突发性的资本外逃将使我国资本项目恶化，外汇储备下降，这将进一步加剧国际收支失衡并引发更大规模的资本外逃。 资本外逃也将对我国的经常项目产生不利影响。 从贸易收支看，资本外逃使本币汇率贬值，根据“J曲线”效应，我国贸易收支先有逆差，后有顺差；从非贸易收支来看，可能出现持续逆差。 长期的持续大量的资金外逃最终将破坏我国的国际收支平衡，恶化我国的对外经济环境。 （3）影响人民币汇率稳定就外汇市场而言，资本外逃一方面减少了外汇供给，另一方面又增加了对外汇的需求。 在浮动汇率制下，本币汇率会迅速下跌。 而实行固定汇率或管理浮动汇率的国家，央行将动用外汇储备维持一定的汇率水平，故会迅速减少国家外汇储备。 因此，资本外逃是冲击我国外汇市场、加剧人民币贬值压力的重要因素。 [page_break]3.资本外逃对我国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的影响（1）加剧国有资产流失我国国有企业存在的“所有者缺位”现象，使国有企业经营者获得相当大的支配国有资产的权利。 在缺少有效监督的情况下，很容易发生行政权力经济化。 国有企业的资本外逃，是国有资产在缺乏有效监管下不断流失的一种重要形式。 （2）助长各类洗钱犯罪资本外逃特别是跨国洗钱如果能够得逞，各类违法犯罪分子的经济实力得以增加，其进一步犯罪的欲望将受到刺激，其进一步犯罪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这样将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 在此背景下，走私、毒品交易、黑社会等各类犯罪分子的气焰将更为嚣张，洗钱犯罪进一步扩大，这将严重败坏社会风气，影响社会稳定。 （3）损害执政基础由于我国外逃的资金有不少是某些权力阶层及与其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人的非法所得，而外逃正是为了逃避打击。 因此，一旦资本外逃行为得逞，其腐败行为将难以查证，使之逃脱处罚，这将在社会上造成恶劣的影响，使党和政府的威信受到损害，长此下去必将从根本上损害执政党的执政基础。 三、标本兼治，有效遏制我国的资本外逃1.从源头上遏制资本外逃（1）保持稳定的政治经济形势，以有利的投资环境留住国内外资本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既是我国经济稳步发展的前提，也是我国吸引外资的首要条件，同时还是我国从源头上防止资金外逃的第一要务。 国家相关部门要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保持货币流通与币值的稳定，要为国内外资本创造安全可靠的投资环境。 国家既要加大对能源、交通、通讯、市政公用设施的投资力度，同时各级政府也要积极完善非物质形态领域的条件，如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健全法制，简化手段，减少干预等。 （2）统一内外资的不同待遇，消除内外资之间的“级差地租”与“政策落差”我国外逃资本中有很大一部分属“过渡性”资本外逃，其主要目的是通过资本外逃实现资本身份的转换，即由内资变成为外资，从而可以享受我国政府提供的税收等多方面的政策优势。 这种“政策落差”及“级差地租”的存在，无疑助长了我国的资本外逃。 国际经验表明，税收优惠对注重全球利益和执行长期投资战略的跨国公司来说并没有特殊的吸引力。 如美国对外资并没有税收优惠等“超国民待遇”，但其一直是世界上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 因此，我国应取消外资在企业所得税、关税、工商税、外汇管理、产业政策乃至市场准入方面享有的“超国民待遇”，代之以有吸引力的市场、高效健全的管理机制以及优越的投资环境，使内外资在平等的待遇下公平竞争。 这样基本上可消除“迂回投资”现象。 （3）保护私人产权，实现不同所有制经济形式之间的平等待遇首先，要大力宣传《宪法》对私人财产保护的有关规定，使私人合法财产与公有财产一样受到法律保护。 其次，在实践中要提高对私人产权的保障力度，强调保护私有财产的连续性与一贯性，打消少数富人“怕露富”、到国外寻求“避风港”的疑虑心理。 第三，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实现平等待遇，保障私营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平等竞争，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下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4）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从机制上解决化公为私的国有资产转移问题国资委的成立，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及国有资产管理奠定了坚实基础。 国资委应从以下方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国有企业治理结构，消除国有企业的资本外逃。 其一，切实履行出资人职责，当好国有企业的“东家”，彻底消除“所有者缺位”现象；其二，设立独立董事，充实董事会，加强董事会对总经理的内部约束；其三，通过严格的法律法规和公正的审计、会计等社会中介机构，提高国有企业经营的合法性与透明度，加强对国有企业经营者的外部约束；其四，推进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实现产权形式多样化，引进社会个人股东，调动不同所有者对国有控股企业经营者监督的积极性；其五，培养国有企业经理市场，便于国有企业经理层的优胜劣汰。 2.从路径上堵塞资本外逃（1）建立反洗钱联合金融监管网络，堵塞跨国洗钱通道反洗钱的监管组织网络，应涵盖金融、司法、海关等多个部门。 在我国目前金融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模式下，为了提高反洗钱工作的效率，建议建立一个混业模式下的反洗钱金融监管机构，即由银监会、保监会和证券会共同组成“反洗钱金融监管小组”。 同时，打击洗钱犯罪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界的协调与配合，因此，我国应该完善包括金融系统、司法机构、税务部门、海关、财政部在内的联合金融监管网。 也就是说，在反洗钱金融监管小组的基础上，为了加强与国内相关机构的合作，建议在联席会议制下建立常设机构-联席会议小组；针对洗钱活动的国际化特点，建立“反洗钱外联组”，加强与国际反洗钱组织的合作。 依据国际经验，我国还应建立反洗钱的金融情报小组，其触角应遍及我国商业银行等主要金融机构，其主要任务是负责搜集资料和信息，向反洗钱金融监管小组报告大额现金交易和可疑金融交易，对有犯罪嫌疑的，应及时向公检法等机关报告。 （2）国家外汇管理部门肩负起治理资金外逃的重担当前，我国应尽快采取措施消除多头管理的现状，明确国家外汇管理局作为全国管理外汇资金的责任部门。 作为一种经常项目下可自由兑换的货币，人民币在发生国际间交易行为，且必须是属于经常项目下真实的交易行为时，才能由当事人持真实的交易凭证购汇支付。 大量的资金外逃，恰恰是利用假进口的形式进行的。 外汇管理部门应对进口付汇的报关单位严格查验其真实性，对金额超过一定限额（如20万美元或10万美元）的报关单位作第二次甚至第三次核验，对弄虚作假的单位及通过单位外逃资金的腐败分子通知相关部门严肃查处。 外汇管理部门对以个人名义对外支付教育费、差旅费等非贸易项目下的资金外逃，应通过严格控制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转移收支加以制止。 特别要注意监管具有一定行政级别（如正处级）的领导干部以及大中型国有企业负责人的对外支付行为，审查其转移收支的合法性、合理性，并建立完善的对外支付记录。 如果当事人不能证明其资金来源正当、合法，则暂缓办理，从而为有关部门查清事实提供条件。 要严格执行现行外汇管理规定，对境内居民从现钞账户中一次性提取等值1万美元以上的外币现钞，银行须审核其真实的身份证明，并按笔数和金额逐笔登记，定期向外汇局备案；从现汇账户中一次性提取等值1万美元以上、5万美元以下的外币现钞，银行必须审核有关证明材料，进行登记备案；一次性提取等值5万美元以上的外币现钞，要由外汇管理局审核其真实性。 如果从境外汇入的外汇收入不进入个人账户而直接提取外币现钞，也要按照相应的外汇管理规定予以监督。 商业银行发现居民个人提钞中的异常情况要及时向外汇局报告。 相对来说，外汇管理部门对以外商投资的红利分配名义流出的资金，虽然难以有效控制，但进行动态的跟踪还是能够做到的。 国家已经制定了《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办法》。 如果该办法能够通过国家外汇管理局等部门得到贯彻实施，则相当一部分外逃资金将暴露于“阳光”之下，外逃的企图难以得逞。 （3）公、检、法、海关等部门要加强协调配合，堵塞漏洞作为执法部门，公、检、法应提高对资金外逃严重危害的认识以及敏锐度，提高反洗钱、反资金外逃能力和业务素质。 应从频繁的国际资金流动中发现蛛丝马迹，特别要注重少数子女或其它直系亲属在境外就读、就业或办公司的领导干部，要严格审查其汇出境外的资金来源并采取有力措施，加大打击非法资金外逃的力度，发现一起，处理一起，坚持将非法资金堵在境内，将损失减到最低限度。 同时，对我国东南沿海等地大量的地下钱庄，公、检、法部门要加大打击力度，对首要分子应从快从严惩处，从而切断我国资金外逃的黑色通道。 海关应担负起制止少数腐败分子携带非法收入出境的重要职责。 据了解，我国不少地方的海关对旅客携带资金出境的查验并不严格，少数腐败分子通过银行汇票带出巨额非法收入事件时有发生。 为此，海关应将减少资金外逃列入其工作重点，要添置必要设备，调整人员配备，增强一线的查检力量，既抓好单据查验，又做好出境旅客行李检查；要严格执行现行规定，境内居民个人携带等值2000美元以上出境的，需要向银行申领外汇携带证，海关凭携带证查验放行；一般不允许携带美元以上的外币现钞出境，如确需，须经外汇局审核，海关凭携带证查验放行。 （4）积极开展反跨国洗钱、反资金外逃的国际合作全球性的规模浩大且越来越深入的反“洗钱”行动，无疑为我国反跨国洗钱、反资金外逃工作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加强在该领域的国际合作，其一是在政府层面，我国政府要拿出勇气与决心，制定相关政策，重拳出击；其二是在立法与司法层面，按国际公约修改国内有关法律、法规，并严格执法；其三是在金融特别是在银行层面，由于犯罪分子与犯罪集团大多通过银行来洗钱及外逃资金，所以银行界的任务较为艰巨。 2000年底，世界上11家知名的大银行，在瑞士苏黎世向世人宣布了酝酿已久的《沃尔斯堡准则》，以“建立对赃钱存入银行实行严打的一项全球标准”（注：蓝君：《洗钱毒瘤触目惊心》，《中国经营报》，2001.6.12.）。 这是全球银行业反洗钱的第一个行业准则。 我国银行业尚未加入这样的国际公约。 至今。 我国公安部、中国人民银行已是“欧亚会议反洗钱项目指导小组”成员，但我国尚未加入全球性反洗钱组织-“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 鉴于反跨国洗钱、反资金外逃任务的复杂性与艰巨性，早日参加国际协作，对我国银行业的声誉及长远利益是十分有利的。 当然，光有约定还不够，关键是各家银行“管好自己的孩子（分支机构）”，不贪一时之利，主动抵抗暴利诱惑是最重要的。 只有做到这一点，银行才不会成为助长跨国洗钱及资金外逃的“帮凶”，从而遏制资金外逃犯罪活动的升温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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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伊始，欧盟正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 今年初，为适应东扩的需要并推动一体化进一步深化，欧盟签署了新的联盟条约——《尼斯条约》；2002年，欧元将正式取代欧元区各国原有货币，进入流通领域；2003年，欧洲快速反应部队将完成组建工作，承担北约解决本地区危机及维和的任务。 与此同时，欧盟东扩将拉开序幕，新世纪头10年，欧盟将通过吸收中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成员国由目前15国增加到27国。 在对外关系方面，欧盟利用自身优势，大力推行具有“欧洲特色”的外交政策，其国际影响较以往明显增大。 从长远来看，欧盟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缺乏明确的发展目标。 德国主张由目前的“国家联盟”过渡到“欧洲联邦”，最终产生“一个政府、一个强大的议会和一部宪法”。 法国却认为欧盟应发展成为一个全新的组织，“既包含各个国家主权的内容，也包含联邦性质的内容”。 （注：德国外长菲舍尔、总理施罗德、总统约翰内斯·劳先后对“欧洲联邦”设想进行过具体阐述。 法国总统希拉克对此作了正式回应。 Le Monde,13 Mai,2000.） 英国首相布莱尔去年10月6日访问波兰时提出，欧洲一体化应使欧盟变成一个“ 超级力量”，而非“超级国家”。 （注： Financial Times, 28 Nov.,2000.）法国和德国历来是欧洲联合的发动机，被称为 “法德轴心”。 它们在欧盟建设目标上的分歧将对欧盟未来发展产生直接的影响。 在可见的将来，欧盟将保持“主权国家联盟”的性质。 一、欧盟对世界和中国的影响及重要性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为避免重蹈战争覆辙，开拓了一条从经济一体化到政治一体化的发展道路。 欧盟集近半个世纪一体化之磨合，在平衡成员国利益、协商解决冲突和争端方面积累了处理国家间关系的经验。 经过多次挫折和摸索，欧盟已经形成一种特殊的政治经济体系。 欧洲经济一体化联合自强的历程给世界展示出欧洲特色的区域化进程：通过和平、经济的方式实现欧洲统一、最终将欧洲建设成为有强大实力的区域组织。 今天欧盟已在世界经济与政治中确立了重要地位。 在21世纪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欧盟将凭借其不断增长的实力和地位，参与制定“世界政策”，参加“全球管理”，在全球重要领域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一）欧盟参与塑造全球经济新秩序的能力日益增强1、90年代以来， 随着欧盟统一大市场和经济货币联盟等重大举措接连出台，欧盟整体增强了对美、日的竞争实力。 目前美、日、欧盟人口分别为2.74亿、1.26亿和3.77亿。 （注：Europaeische Wirtschaft,Eurpaeische Kommision Generaldirektion Wirtscaft und Finanzen,Nr.71,2000,S.247. ）按照欧盟的统计（以当年价格计算），2000年美国的GDP仍为三驾马车之首， 欧盟仅相当于美国的 79.7％， 日本相当于美国的 46.7％。 （注： EuropaeischeWirtschaft, Eurpaeische Kommision Generaldirektion Wirtscaftund Finanzen,Nr.71,2000.）但根据OECD统计（按1995年价格计算），2000年美国的GDP为亿美元，欧盟为亿美元，日本为亿美元。 （注： OECD, Main Economic Indicators,April/2001,p.269.） 总体看， 欧盟与美国占世界产值的比重各约 30％左右。 （注：Wilhelm Noelling, Karl Albrecht Schachtschneider und JoachimStarbatty, Waehrungsunion und Weltwirtschaft,Lucius,Stuttgart,1999,S.339.）随着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以人口、 产值和市场为背景的规模优势将更为显著。 在资本输出方面，欧盟显示出其雄厚的资金实力。 1990—1998年，欧盟对外直接投资累计达9845亿美元（包括欧盟成员国之间的直接投资），此间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累计为6051亿美元，日本 136 亿美元。 （注： OECD, see Gerrd Fels,Standort Europas- Zukunftsfaehig im internationalen Wettbewerb?,in Internationale Politik,Nr.8,2000,S.38.） 欧盟同时也是世界出口大国。 以1998为例，欧盟向第三方的出口（不包括内部贸易）达到8220亿美元，而美国为6800亿美元，日本为3880亿美元，分别为欧盟的83％和47％。 （注：Internationale Politik,NR.8,2000,S.39.）90年代，美国经历了10年的经济快速发展，与其相比，欧盟在劳动力市场、经济活力、信息技术的运用及金融市场规模等方面还存在差距。 如在劳动生产率方面，1995—2000年，欧盟和日本平均年增长率为1.3％和1.5％， 而美国为 2.3％。 （注：Wolfgang Gerstenberger,Wettbewerbsfaehigkeit der europaeischen Wirtschaft:Ziehen dieUSA davon?,in Ifo Schnelldienst,2/2001,S.19.）在克服失业、改善就业状况方面欧盟的差距依然明显。 虽然经过努力失业率已趋向下降，但2000年欧盟失业率仍为9.1％，而美国和日本分别为4％和4.7％。 （注： Tendenzender Wirtschaftsentwicklung 2001/2002,in DIWWochenbericht,28—29/2001.）为了进一步缩小同美、日的差距，欧盟还需在发挥内部市场和经济货币联盟优势的同时，加快推动改革。 2、自莫奈（Jean Monnet）提出建立煤钢共同体促成欧洲迈向经济一体化，到今天统一货币，欧盟逐渐形成可称为“质增长”的区域性发展模式。 它向受全球化浪潮冲击的世界展现出一种着眼于长远稳定发展、多国合作趋同的制度和政策构想，为区域化的发展提供了一种选择参照。 当前国际贸易和全球资本往来急剧增大，高科技迅猛发展。 它给欧盟以及参与全球化的各个国家带来巨大挑战，即在扩大经济总量的同时，必须克服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贫富分化增大以及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 从欧盟制定的经济政策和法规看，其经济制度是经济与社会结合在一起的总体设计。 它不再是单纯追求“量”的最大化，而是同时重视经济增长“质”的内涵，即强调以适度稳定的均衡增长、生态环境以及社会公正为增长前提。 短期内这种导向对快速增长和经济效益有一定制约，但长期看它是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创造必须的不可替代的基础。 （1）“共同稳定、同步发展的区域化模式”。 这种制度模式指的是欧盟以立法方式制定“一揽子”稳定指标，从币值、财政和汇率等方面建立健康的宏观经济基础，抑制景气大起大落，以避免经济过热或衰退引起经济政策急剧扩张或紧缩。 这一模式的形成是以建立欧洲经济货币联盟为契机的。 根据1991年欧盟《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各成员国必须达到多项“趋同标准”，（注：《马约》趋同标准有所调整，现在为：每年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不得超过3％；国债占GDP的比重控制在60 ％以内；通胀率限制在2％以下；长期银行利率不得超过3个最低利率国家平均数的2％。 ）才可以加入经济与货币联盟。 为此， 各国纷纷采取经济改革措施，以往通胀率高、金融不稳的国家均被纳入稳定框架，并取得了十分明显的效果：——70年代欧盟国家平均通胀率为 10％以上， 80年代约为 7％，1990年为5％强，2000年约降至2％。 （注：2001年上半年欧盟通胀出现上涨趋势，是由于国际油价和疯牛病引起的食品价格等非货币因素所致。 欧盟的核心通胀率没有明显上扬。 ）——70年代欧盟国家财政赤字占GDP的平均比重远超过10％，90 年代中期平均为5％以上，2000年降低到约0.5％。 （注：Gerhard Fels,Standord Europas,in Internationale Politik,Nr.8,2000,S.38.）欧盟稳定同步增长的区域化模式给世界其他国家提出经济发展的一条佐证：经济增长要有“质量”标准。 为降低内部风险和外部冲击，各国必须建立致力于稳定的、政府加强自律与调控的制度。 只有形成币值稳定、财政收支和国际收支平衡的良性基础，才能降低外来干扰。 这种稳定趋同标准对欧元区抵御外来冲击已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欧元启动以来，美元不断升值，持续高估，欧元一面世就须应对美元引起的国际股市和汇市的急剧波动。 加之国际石油价格几次大幅攀升，加重了进口价格上涨引起的通胀压力。 由于欧元区实现趋同标准初见成效，所以尽管欧元疲软，欧元区的宏观经济指标基本稳定。 核心通胀率在控制之内，财政赤字和国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95年的70.5％下降到2000年的64.5％，（注： Quoted from Deutsches Institut fuer Wirtschaftsforschung,DIW Wochenbericht,26/2001.）国际收支基本保持平衡。 （注：Europaeische Wirtschaft,Eurpaeische KommisionGeneraldirektion Wirtscaft und Finanzen,2000,Nr.71.S.41）这种区域集团政策同步、景气趋同、相互协调的发展模式给经济区域化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注：〔日〕实哲也和丈西康：“出现新秩序的前状”，《日本经济新闻》1999年2月2—3日。 ）阿根廷和巴西已要求在南美共同市场按照欧盟的财政赤字、利率和国债的趋同标准稳定区内的经济关系。 中东欧、亚洲也开始研究《马约》提出的稳定意义，并都不同程度转向稳定的经济政策。 （2）重视环境与生态保护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欧盟提出， 生态与环境保护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前提。 欧盟强调全球经济发展应以生态平衡为导向，使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协调一致。 欧盟国家不仅制定政策和法律，比较严格地解决环境问题，同时采取市场导向的政策，利用经济措施，如价格和税收等手段促进环保。 由于欧盟重视推行环保政策，近10年来欧盟国家因经济增长造成的环境问题已经减少。 在主要工业国家对比中，欧盟国家的人均能源消费和废气污染程度明显较低。 （注：据伦敦世界能源BD—Statistical和OECE的统计，1997年欧盟的人均初级能源消费为3.7吨原油单位，日本为人均4吨，美国为人均8吨。 像CO2等有害物质，美国的人均值（21.2吨）明显高于欧盟（9.2吨）。 见 BD—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London 1999,OECD:AnnualEnergy,Paris 1999.）欧盟意识到，生态与经济相互依存，能否将其处理好不是欧盟独家能够解决的问题。 只有从全球角度制定世界政策才能标本兼治。 在工业化国家中，欧盟率先举起保护全球生态的大旗，一方面，要求大国进行国际协调与合作，特别在保护臭氧层、气候、土壤和水质等方面敦促制定具体目标和措施，积极推动制定“世界环保政策”，（注： Hans —Joachim Schellnhuber und Frank Biermann, Eine oekologischeWeltordnungspolitik,GlobalesUmweltmanangement statt Untergangskultur,in Internationale Poliitik Nr.12,2000.）另一 方面，自90年代起，欧盟一再将生态问题提到发展政策的重要议事日程 ，主张在发展援助中增加对环保的投入，将生态与环境保护列入与发展 中国家合作的重点，并具体参与同非加太、拉美以及亚洲等发展中国家 在资源和生态保护方面的合作项目。 3、欧元问世以来国际作用趋向增大， 中长期对国际金融具有稳定作用。 1999年1月1日欧元问世是当代经济史首次出现区域集团整体放弃国家货币政策主权，通过统一货币结成货币联盟的新尝试。 欧元启动后虽汇率疲软，但货币购买力没有损失。 中长期看，欧元的国际作用将增强：（1）中短期内美元仍是世界最大的贸易结算货币。 但欧元作为交易手段的分量将随贸易比重增大。 欧盟以外的国家将根据欧元的市场规模和贸易比重把欧元作为支付货币。 （2 ）欧元作为国际投资货币地位将上升。 在欧元酝酿阶段，全球范围内欧洲货币在国际有价证券和直接投资中的比重已明显增加。 欧元启动后汇率疲软并未抑制这一趋势。 （3 ）欧元启动后币值低估，对欧元储备货币的地位有一定影响。 欧元区以外的地区对增加欧元储备持观望态度。 鉴于两年半以来欧洲央行始终坚持将稳定币值作为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在国际油价飙升和欧元疲软的不利因素影响下，欧元的通胀得到控制。 中期看，欧元进入现金流通后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可能上升。 欧元启动后，其内部汇率风险消除，为欧洲建立规模大、流动性强、覆盖面广的金融市场创造了基本条件。 欧洲债券市场改进了交易体系和融资方式，效率和透明度均有提高。 其股市和银行经过联合、兼并和收购出现了结构性调整。 （注：Europaeische Wirtschaft, Eurpaeische Kommision Generaldirektion Wirtscaft und Finanzen,2000,Nr.69.）欧洲货币联盟内部资本往来不再受阻，运作稳定，具备了从外部吸引更多资本的条件。 欧元启动推动的新一轮银行兼并也加大了欧洲金融市场全球性的融资能力。 欧元的启动在美欧日三足鼎立的金融体系中大大强化了欧洲一“足”。 欧美金融力量趋向平衡打破了原有的结构对比，美国和日本的金融当局需针对欧元的崛起作适应性调整，由此引起的调节与竞争将直接反映在汇率波动上。 到目前为止，美元兑欧元的波动小于美元兑马克的波幅，国际枢纽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幅可能减少，这对国际金融有稳定作用。 中长期看，欧元具有升值潜力。 但欧洲货币联盟还存在大的挑战：欧元区没有统一的政治实体，在政治机制、经济趋同、地区结构和文化背景等方面程度不同地存在问题和差异，这影响到货币联盟的信誉。 另一方面，由于各国均实行各自的结构、就业、工资收入和财政政策，从而使货币政策的调控空间和效果受到影响。 这些问题不仅影响欧元币值稳定，也对欧元国际化的进程产生一定的制约作用。 4、未来欧盟在景气发展和经济政策上的自主性将更为明显， 其参与制定全球经济秩序的决策和谈判实力也随之增强。 冷战结束后，欧盟国家看到，在世界经济关系中，多国协定及其调控有利于制止单极大国追求经济利益。 因此欧盟期望在WTO和IMF基础上建立“全球政府”和制定“世界政策”， （注：StormyMildner,Reform von IWF und WTO,in Internationale Politik,Nr.5,2001.）使全球化置于相对控制之下。 未来欧盟参与世界经济决策和谈判的能力不仅取决于其经济实力，而且要看欧盟能否在景气与经济政策上减少对美的依赖性。 从欧元启动以来的发展形势看，欧洲货币联盟在景气和货币政策方面已出现自主趋向：在货币政策上，欧洲央行不再紧跟美联储进行“尾随协调”。 在欧元启动的第一年，美联储实行紧缩货币政策时欧洲央行已经审慎保持距离。 今年年初以来，欧洲央行从欧元区的利益出发，同美联储强力扩张的政策进一步刻意拉开距离。 欧洲央行暂不降息的货币政策对短期刺激增长不利，但给欧元区长远低通胀、无泡沫的稳定发展奠定基础，并有利于欧元币值的长远稳定。 在景气方面，美国景气急剧下滑仍对欧元区的增长产生消极影响，但欧元区没有如同以往“因美国感冒，立即患上肺炎”。 未来欧元区不能取代美国世界经济“火车头”的作用，但有可能在世界经济中发挥“稳定锚”的作用。 欧盟景气逐渐趋同，从长远来看将为其经济政策打下稳定基础。 目前欧盟在国际重大经济问题决策中的能力还有限，但随着其自主性增强，欧盟通过对话和协商方式平等参与决策的空间将会增大。 （二）欧盟正形成国际上一支日益重要的独特的政治力量由于欧洲一体化迄今为止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欧盟整体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十分明显。 但冷战结束后，欧盟成员国特别是主要大国一方面凭借其固有的与世界的联系和影响，另一方面不断加强“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使得欧盟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也在逐步增大。 1、英、法等欧盟大国通过其传统影响方式， 在世界政治中继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在欧盟15国中，英国和法国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因而在大国关系和全球事务中地位非同一般。 就英国而言，战后以来还一直通过所谓“英美特殊关系”，对美国政策施加影响或通过美国来发挥作用。 英国和法国又是核大国，对国际战略稳定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此外，欧洲多数国家过去曾是殖民大国，至今与世界各地区和国家保持着广泛的联系。 如英国与英联邦国家、法国与非洲法语国家均通过援助与合作等手段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2、随着各成员国对“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CF—SP） 的日益重视，欧盟整体的政治潜能正日益发挥出来。 制定和实施“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是欧盟在《马约》中首次提出来的。 但由于欧盟在包括外交和防务等政治领域的一体化属于成员国“政府间合作”范畴，真正落实这一规定十分困难。 但近年来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 一方面，受统一货币的鼓舞，欧盟内特别是法德等大国要求加强政治联合的呼声日增，另一方面，欧盟多数国家希望欧盟能够成为世界一极，在国际事务中有效维护自身利益，因而积极推动欧盟实施真正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 1997年，欧盟通过《阿姆斯特丹条约》，对“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内容作了具体规定，即制定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原则及基本指导方针；制定共同战略；采取共同行动；确立共同立场；强化各成员国间在执行政策方面的制度化合作等。 它同时决定在欧盟机构内增设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一职，并由被称为“欧盟大管家”的欧盟理事会秘书长来担任此要职，代表15国在国际舞台上“用一个声音说话”。 这是《阿约》在加强“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方面所做的最重要的贡献。 1999年5月1日《阿约》正式生效，欧盟随即任命当时任期将满的北约秘书长索拉纳为首任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 3、欧洲快反部队的建立， 将进一步提高欧盟在欧洲及其周边地区的地位，并增大欧盟在国际事务中的自主性。 冷战期间，西欧国家在安全上依赖美国，因而在外交上也基本上跟随美国，其国际地位大打折扣。 苏联解体后，欧洲国家原以为从此可以“站起来了”。 但波黑战争尤其是科索沃战争表明，欧盟本身连独立处理地区武装冲突的能力也不具备。 北约秘书长罗伯逊甚至将欧盟比作纸老虎。 在科索沃战争的刺激下 ，1999年6 月欧盟科隆首脑会议通过了《加强欧洲共同安全和防务政策的声明》，决定于2000年将西欧联盟纳入欧盟，使之成为欧盟名副其实的“武装臂膀”。 同年11月15日，欧盟外长和国防部长首次在布鲁塞尔举行联席会议，提出建立欧洲快速反应部队。 12月10日，欧盟赫尔辛基峰会正式通过《欧洲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报告》，决定在2003年前建立一支5至6万人的快速反应部队，从而使欧盟有能力独立完成处理地区军事危机以及维和等任务。 欧盟建立独立防务的计划从一开始就遭到了美国的怀疑和反对，但欧盟不断向美国保证快反部队不会取代北约，而是对北约的补充。 目前，有关的军事机构包括由各成员国代表组成的政治与安全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及总参谋部已宣告成立。 此外，欧盟成员国也已就快反部队的组成作出了人员和装备承诺。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欧盟会放弃或改变这一计划。 欧盟成立快反部队，将使其对美国在安全上的依附程度进一步降低，从而增大在国际事务中的独立性。 4、 通过与世界其他主要地区建立“新型伙伴关系”和加大对热点问题的介入程度，欧盟的影响力正在由欧洲向全球范围扩展。 近年来，欧盟通过创立各种新型合作机制，扩大了同世界其他主要地区的经济与政治联系。 较突出的有：两年一度的亚欧会议（包括首脑会议和部长会议）、欧洲与地中海、拉美和非洲等地区定期部长级或首脑会议。 在巴尔干、中东以及朝鲜半岛等热点问题上，欧盟也通过增大经援、高访及其他手段加强与冲突各方的对话，扩大了欧盟的影响力。 以朝鲜半岛为例，去年以来，欧盟与朝鲜的接触显著增多，截至目前，欧盟15国已有13国同朝鲜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欧盟委员会也宣布不久将与朝建交。 今年5月初， 以欧盟轮值主席瑞典首相佩尔松为团长的欧盟高级代表团分别访问了平壤和汉城，对半岛南北双方的和解和合作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5、独特的“欧洲联合文化”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和重视。 无论从哪方面来看，欧盟都是国际舞台上一个独特的行为者。 有人将欧盟成员国划为“后现代”国家，以区别于其他所谓“前现代”和“现代”国家。 （注： Robert Copper, The Post—Modern State and theWorld Order,London:Demos,1996.）的确，欧盟整合的方式以及所达到的程度在世界上无与伦比。 50年的欧洲一体化实践，不仅造就了一个崭新的国际实体，而且也形成了一套具有欧洲特色的“联合文化”。 欧洲的联合过程是一个成员国不断合作，同时也不断谈判、讨价还价和相互妥协的过程，因此欧盟尤其重视在国与国之间，通过接触、对话与合作来扩大共识和解决分歧，不搞硬性对抗。 同时，欧盟又是一个由许多中小国家组成的集团，其所有决定、政策都是集体而作，因此欧盟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十分重视并寄希望于“多边主义”，强调共同利益、权力分享和遵守有约束力的共同游戏规则等。 这些主张对于后冷战时代塑造新型国际关系以及建立新型地区合作模式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三）欧盟对中国的重要性欧盟一体化的不断深化和扩展，使得其“硬实力”和“软实力”都得到显著增强，对中国的重要性也日益增大。 为了制定中国对欧盟长期政策，加强与欧盟的关系，有必要明确理解欧盟对中国的重要意义。 1、欧盟已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伙伴之一。 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组织和一体化程度最高的经济集团，欧盟一直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主要对象。 据中国海关统计，2000年，中欧贸易总额达690亿美元， 占中国全年外贸总额的14.5％，欧盟已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仅次于日本和美国）。 1999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对东亚地区出口大幅下降，但对欧盟的出口保持了上升趋势。 这表明，在中国市场对欧盟吸引力增大的同时，欧盟也正成为中国产品日益重要的市场。 在外来直接投资方面，截止到2000年，欧盟在华投资项目达个，协议金额为 456.27亿美元，实际金额262.74亿美元。 在技术设备出口方面，截止到2000年，中国引进欧盟设备数目额为项，合同金额为627.5亿美元，是中国引进技术和设备最多的地区。 2、欧盟是中国推动世界多极化的重要合作力量。 欧盟虽是美国的盟友，但法、德等主要成员国对美在冷战后企图维护“独超”地位和建立“单极世界”深感忧虑和不安，因而主张并推动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 （注：德国《明镜在线》2001年1月19日刊文指出， 长期以来在欧盟内只有法国公开指责美国傲慢、独断和无视国际协定，在华盛顿政府更迭后，法的支持者越来越多了。 柏林也不想再听大西洋彼岸的说教了。 ）在法、德等国看来，中国、俄罗斯、日本、欧盟都应成为多极化世界中的“一极”；多极化本身并不意味着平衡和稳定，极与极之间必须保持合作，才能够维护世界的稳定；在多极化世界中，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组织的作用应得到足够重视。 上述主张与中国对未来世界发展的看法有许多共同点。 近来，在诸如国家导弹防御系统、欧洲独立防务建设、《京都议定书》、死刑等问题上，欧盟与美国发生了分歧。 在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和机构的改革问题上，欧盟与美国的主张也不相同。 鉴于欧美具有巨大的共同经济和安全利益以及长期和广泛的历史、文化联系，双方一定会努力维护跨大西洋联盟。 但随着欧盟实力地位的不断上升，今后欧美关系中竞争的一面会更加突出，这将有利于世界多极化的发展。 3、欧盟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正逐步上升。 与美国相比较， 欧盟在东亚地区的影响一直较弱。 事实上，在美国、东亚、欧盟三角关系中，欧亚一边最为薄弱。 90年代初，随着东亚经济的飞速发展，欧盟及其成员国对该地区的兴趣和重视程度显著增大。 1994年欧盟发表《走向亚洲新战略》，之后又先后通过了一系列分别对日本、中国等东亚国家的政策文件，提升了东亚国家在欧盟整体外交中的地位。 作为回应，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在访问法国时向欧盟提出了召开亚欧首脑会议的倡议。 1996年3月，首届亚欧会议在泰国首都曼谷召开， 与会各国领导人一致决定今后亚欧会议每两年召开一次。 （注：参加亚欧会议的国家欧盟方面除15个成员国还有欧盟委员会，东亚方面则包括东盟10国以及中、日、韩三国。 ）亚欧会议将经贸合作、政治对话、文化与人员交流作为两大洲合作的“三大支柱”，通过一系列积极的“后续行动”，成果显著。 欧盟及其成员国通过亚欧会议、东亚地区论坛等多边组织以及对朝鲜半岛问题的介入，在该地区正逐步发挥一种平衡力量的作用。 二、中欧关系及其发展趋势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与欧盟及其成员国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尽管中欧在诸如人权、西藏、宗教等问题上分歧犹存，并对双方关系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但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以及环保等各个领域的合作进展也是有目共睹的。 （一）中欧关系已取得的成果1、多层次政治对话机制已基本建立。 双边方面：欧盟一些主要成员国如法国同中国已建立了国家元首、政府首脑、部长以及外交部各级别的定期会晤机制，此外中法领导人热线不久也将接通。 多边方面除亚欧会议（注：亚欧会议包括三个级别：每两年一次的首脑会议、定期和不定期的部长级（外长、经济部长、财政部长、环境部长、科技部长）会议以及高官会议等。 第四届亚欧会议将于2002年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 ）外，还有中欧领导人会晤以及欧盟“三驾马车”（指现任轮值主席国、下任轮值主席国和欧盟委员会代表）与中国的定期对话机制。 中欧领导人首次会晤是在1998年伦敦亚欧会议期间举行的。 今年9月5日朱总理将参加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四次中欧领导人会晤。 出席中欧领导人会晤的欧方代表为欧盟现任轮值主席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等。 2、经贸关系快速稳步发展。 中欧经济的互补性， 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双边经贸交往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面对国有企业经营效率低下的情况，有哪些改革方案
国有企业竞 争力低下的根源在于经营效率低下,因此,有必要对国有制 企业体制方面的内在缺陷进行深入剖析,揭示国有企业经营 机制方面存在的弊端。 进一步推动中国国有企业的总体改革，应注意把握以下几方面的重点。 进一步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企业制度，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以企业法人制度为基础，通过建立有限责任制度，实现产权清晰、权责分明、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新型企业制度。 中国国有企业的企业制度，主要存在着以下几方面的问题：第一，企业制度不健全，不仅缺乏能够覆盖所有部门与人员、渗透各个领域与环节的管理制度，还缺乏针对生产经营的自我约束与事前防范机制；第二，企业制度缺乏有效性，一些制度存在着明显漏洞以及与现实脱离等问题，严重制约着制度的执行性与可操作性；第三，企业制度缺乏系统性与协调性，既没有考虑各个部门的特点及相互间的联系，也没有注重与企业整体发展目标保持一致；第四，企业制度执行不到位，缺乏对执行信息的反馈与检查，影响企业制度的修订与进一步提升。 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应重点围绕以下几方面进行：第一，继续推进公司股份制改革，优化企业国有控股比例，推动股权结构多元化的实现，加强内部约束，规范股东行为，提高企业运行的灵活性与高效性；第二，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以董事会建设为中心，充分发挥董事会的决策作用，加强董事会内部的制约与均衡建设，强化对董事会的综合考核与评价管理；第三，建立领导人员分类分层管理制度，针对不同类型的国有企业以及同一类型国有企业中不同层级的领导人员，确定不同的领导人员选拔、激励与约束机制；第四，实行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企业薪酬分配制度，建立健全与劳动力市场、公司经营绩效及劳动生产率相挂钩的薪酬分配制度，保证薪酬分配的公平性、效率性、激励性与约束性；第五，深化企业内部用人制度改革，综合运用公开招聘、竞争上岗等人员选拔方式，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保证员工合理流动机制的实现。 进一步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是国家在产权的基础之上，为了达到提高国有资产营运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目标，以资产占有者与使用者为对象而开展的管理活动。 中国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是以政府为主导、市场作用影响较弱的管理体制，因此，存在着产权不清、结构封闭、以及社会参与程度较低等问题。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应在以管资本为主的前提下，重点从资产监管机构职能、资本授权经营体制、资本合理流动优化配置以及资产集中统一监管四个方面进行。 第一，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在明确出资人的职责定位与监管边界的基础上，建立完整的监管权力清单与责任清单，从而推动国有资产的监管由以管企业为主向以管资本为主转变。 第二，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应努力探索合理有效的经营模式，优化配置国有资本，完善国有资本布局，以保证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目标的实现。 第三，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通过建立优胜劣汰的市场化退出机制，完善国有资本布局，鼓励国有企业进行经营模式、商业模式的创新，大力发展国际化经营，通过增强资本的合理流动实现优化配置。 第四，建立健全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体系，规范监管制度，制定企业国有资产基础管理条例，提高国有资产监管效率。 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国有资产的流失，是指国有资产的出资、管理、经营者，由于主观故意或过失，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而造成国有资产损失的行为。 中国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不仅面临着因在产权交易过程中国有资产评估的缺乏或低估而导致的交易性流失，还面临着因受传统国有企业制度的盲目性与低效性等弊端的影响而导致的体制性流失。 国有资产的流失，不仅带来了严重的资产收益流失，更威胁着国有经济生存的基础，因此，在国有企业的改革过程中，必须重视加强监管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一方面，从内部监督、外部监督与社会监督三个方面加强对国有资产的监督。 不仅需要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内部监事会、审计、纪检监察、巡视、法律、财务等部门的监督职责，还需要强化出资人监督、加强改进外派监事会制度，更需要完善国有资产信息公开制度、加强国有资产信息透明度，通过建立健全国有资本监督体系与制度，加强对国有资产的监督，以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另一方面，通过建立健全国有企业重大决策失误与失职、渎职责任追究倒查机制以及国有资产的监督问责机制，加强国有资产流失整治，依法追究相关人员刑事责任，切实保护国有资产。 国有企业的改革，是一项极具复杂性、广阔性与政策性的系统工程，因此，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必然面临着一定的难点，这些难点既有制度性的、也有非制度性的，既有历史遗留下的、也有改革过程中新产生的。 我们需要在认真把握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的基础上，努力解决难点，从而进一步推动国有企业改革的健康、有效进行。 商业类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与难点商业类国有企业是按照市场化要求实行商业类运作，并依法独立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其主要目标是在放大国有资本功能、增强国有经济活力的基础之上，最终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与增值。 由于商业类国有企业所处的行业与领域的不同，其面临的重点与难点也各不相同，因此，针对不同企业所处的行业与领域的特征，需要进一步从主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与领域的国有企业以及主业处于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行业与领域的国有企业两方面对深入推动中国商业类国有企业的改革进行分析。 主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与领域的商业类国有企业主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与领域的商业类国有企业，如商业、制造业企业等，其所处的领域是有大量私人资本存在的领域，企业是在按照市场规则的前提下，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生产经营活动的目标，并最终实现优胜劣汰。 这一类商业类国有企业，主要存在着政企不分、管理不善等问题。 对于这一类国有企业的进一步改革，第一，需要明确企业与政府的关系。 政府不再是企业的唯一产权主体，而仅仅只是作为企业的出资人，以其出资的份额作为依据享受所有者权益并承担所有者责任，企业享有独立的生产经营权，因此，必须进一步推进政企分开的落实，取消政府对企业的优惠政策与特权补贴，将企业打造成普通的市场参与主体，完全按照市场规则参与市场竞争，追求利润最大化，实现优胜劣汰。 第二，应当实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积极引进其它国有资本或非国有资本，实现股权多元化，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国有资本可以在为实现政府调控经济的能力、维持经济发展的稳定以及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的目的的基础上予以适当的保留。 第三，建立综合性的考核机制，重点考核企业的经营业绩指标、市场竞争力以及国有资产的增值保值情况。 主业处于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行业与领域的商业类国有企业主业处于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行业与领域的商业类国有企业，其生产经营活动的目标一方面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另一方面是服务国家战略、保障国家安全与国民经济的运转。 由于其生产经营活动的目的需要兼顾国家利益，因此往往受到政府特殊优惠政策的支持，从而导致了市场垄断的问题的出现。 对于这一类国有企业的进一步改革，应该在保证国有资本控股地位的基础之上，支持非国有资本的参股，同时将竞争性板块与特殊业务板块有效分离，进行单独运作与单独核算。 对于自然垄断性国有企业，如铁路运输、水利基础设施等企业，改革应重点保证企业实现盈亏平衡，同时避免出现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情况，保障公众基本需求的实现；对于稀缺资源垄断性国有企业，如开采矿产资源的企业，改革需要一方面关注通过市场定价的方式抑制对稀缺资源的过度需求，另一方面关注通过征收资源税等途径抑制企业为片面追求经济利润而导致的稀缺资源的过度开发。 商业类国有企业的改革，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由于其长期受到政府的干预与影响，如何实现政企分开、增加市场竞争机制，将是商业类国有企业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所面临的主要难点。 公益类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与难点公益类国有企业，是以保障民生、服务社会为目标，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这一类企业主要分布于基础设施建设、公用事业及社会事业领域，如公交、铁路、环卫、国防、卫生、义务教育等领域。 公益类国有企业由于具有生产经营的产品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发展、在经济活动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垄断与寡头、以及社会效益高于经济效益的特点，因此，在改革发展中，往往存在着利用信息优势谋取利益、效率低下、外部性供给不足等问题。 针对公益类国有企业的进一步改革，应重点从这几方面展开。 明确界定公益性国有企业的属性及范围明确界定公益性国有企业的属性及范围，是进一步改革的重要前提。 公益性国有企业是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其本质属性是公共性，公益性国有企业只有明确了自身的属性以及所包含的范围，才能科学确定其改革方向，同时在控制成本与提高效率的基础上，努力提升所提供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质量。 加大财政投入与加强政府监督由于公益类国有企业的生产与经营是为了保障特定国家目标与社会目标的实现，其在实现社会效益的同时必然会牺牲经济效益的实现，因此，需要政府提供财政支持以维持企业的正常运转，避免企业因资金链断裂而破产所带来的日常生产生活甚至是正常社会秩序的混乱，由于公益类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得到政府财政的支持，因此如何做到以最小的成本投入获得最优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产出，离不开政府的监管，政府需要一方面制定激励机制，鼓励企业以较小的成本投入获得较高质量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产出，另一方面制定考核机制，以公众满意度来衡量企业是否提供了质优量足的公共服务、是否实现了社会效益。 建立有效的绩效考评体系有效的绩效考评体系，是对企业综合运营状况的科学评估，是企业未来改进与发展的重要指导，针对公益类国有企业的特征，在设计有效的绩效考评体系时，应在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平衡长期与短期利益、经济与社会利益，以着重考核成本控制为原则，建立一个综合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综合性绩效考评体系。 在明晰产权的基础上适当引入竞争在遵循产业发展规律的前提下，依据目前的社会发展状况，适当引入市场竞争，让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到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特许经营之中，通过公有制与非公有制资本的竞争来促进公益类国有企业的改革。 公益类国有企业的改革，面临着如何正确区分商业类与公益类国有企业的难点。 中国的国有企业，数量繁多，规模庞大，如何分类将是进一步推动中国国有改革的主要难题，无论是以企业性质作为分类依据，还是以业务范围作为分类依据，都有待进一步的分析与研究。 正确认识国有企业改革中存在的重点与难点，是深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前提。 只有认清国有企业的改革形势、把握国有企业改革中所面临的重点与难点，才能有针对性地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从而进一步推动国有企业改革的健康、有效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