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打印机蜂鸣声中，一份RCEP原产地声明“新鲜出炉”。凭借这份自主出具的原产地声明，一家位于广东揭阳的智能装备企业出口的一批货值3.96万元轮胎模具，可在目的国享受约1980元的税款优惠。
“成为经核准出口商后，我们自主开具的原产地声明和签证机构签发的原产地证书具有同等效力且无需签证，便利通关享惠。”该公司负责人介绍说。
对企业而言，关税减让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最直接、最实在的利好。去年6月2日，RCEP对15个签署国全面生效。一年多来，符合资质的进出口企业争相申报，尽享政策红利。
中国贸促会数据显示，今年5月，全国贸促系统累计签发原产地证书、ATA单证册、商事证明书等各类证书56.83万份，较上年同比增长13.64%，显示出外贸的强劲韧性和活力。
这是我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经济全球化提供新动力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我国货物贸易规模连创新高，2023年，货物进出口总额41.8万亿元，出口国际市场份额从2012年的11.1%提升到14.2%。对外贸易规模稳定增长，结构不断优化，为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作出积极贡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13.9%，拉动GDP增长0.7个百分点。
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等举措持续推动世界各国贸易畅通，便利化贸易合作的触角正有力延伸到更远的南美洲。
智利《信使报》7月9日报道，前5个月，智利食品出口总额为99.5亿美元，其中对华出口额为25.67亿美元，同比增长16.6%，占智利食品出口总额的25.7%。其中，车厘子是中国消费者首选“明星产品”，出口的90%流向中国市场，前5个月出口额达18.12亿美元。智利贸促局局长费尔南德斯表示，自贸协定、动植物检疫协议以及“智利周”等活动，是推动中国成为智利食品最大出口市场的关键。
在助力外国产品“走进来”的同时，我国企业正凭借出色的产品加大脚步“迈出去”。
综合巴西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数据显示，2024年前4个月，中国对巴西乘用车出口增长372.4%，总额达7.62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目前，电动汽车已成为中国对巴西出口的第四大主要产品。巴西电动汽车协会报告显示，比亚迪、奇瑞、长城跻身2023年巴西畅销电动汽车品牌。
推动国际贸易发展，离不开“黄金坦途”的基础支撑。近日，一辆搭载着20个集装箱360吨石棉的列车从敦煌铁路西站发运，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到达广西凭祥口岸后，将经由海运发往越南河内。地处中国西北内陆腹地的甘肃，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铁海联运”，可将甘肃特色产品出口至越南，不仅有效简化了企业办理流程，还能实现降本增效。
随着中越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快推进，中越进出口货物大幅增长，双边贸易持续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贸易额从2000年的24亿多美元增长到2022年的2349亿多美元。越来越多的国内各地特色农产品正出现在越南消费者的餐桌上。
同时，在越南的邻国老挝，中老铁路国际旅客列车为“黄金大通道”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截至7月15日，昆明海关累计监管中老铁路进出口货物302.72万吨、货值101.9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9.1%、61.9%，保障中老铁路国际旅客列车累计开行510列，监管进出境旅客超12.67万人次。
除了中老铁路，还有雅万高铁、匈塞铁路等一批标志性项目陆续建成并投运；中欧班列开辟了亚欧陆路运输新通道，“丝路海运”国际航线网络遍及全球；“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互联互通架构基本形成……多层次、复合型基础设施网络为有力促进全球经贸和产能合作打下坚实基础。
根据世贸组织最新预测，2024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将增长2.6%。WTO总干事伊维拉认为，这得益于全球供应链的韧性和稳固的多边贸易框架，全球贸易复苏正在取得进展。
业内分析认为，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为全球贸易和合作积极创造新机遇。可以预见，随着外部需求增长、稳外贸政策持续发力，中国将继续成为推动全球贸易复苏的重要力量。
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论文~~2000字左右
2008年3月，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破产，由此引发金融危机，这场金融风暴很快震动了全球。 在这场世界性的浩劫中，中国银行、外贸业等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和影响。 但挑战和机遇并存，这次金融风暴在使中国经济受到重创的同时，也为中资银行融入全球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 文章对美国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
一，继今年3月美国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因濒临破产而被摩根大通收购近半年之后，华尔街再次爆出令人吃惊的消息：美国第三大投资银行美林证券被美国银行以近44亿美元收购，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因为收购谈判“流产”而宣布破产。 而在此之前很难有人能预料到，前后仅半年时间，华尔街排名前五名的投资银行竟然垮掉了三家。 有人用“百年一遇的大地震”、也有人用“金融飓风”一词比喻这场危机，无论哪种比喻，这场风暴以极快的速度震动了全球，与危机中心相隔一个太平洋的中国股市，也以2点告破表达了悲观的态度，花旗亚太区经济与市场分析部主管、董事总经理黄益平在9月25日《财经网》校园行上海交通大学称：“中国就是美国镜子里的影子。 ”在这场世界性的浩劫中，中国注定不能独善其身。
二，首先是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 国内几大银行总共购买了美国证券业价值约2亿美元的证券产品。 在美国金融业面临巨大困境的今天，雷曼兄弟的破产无异于把华尔街向地狱又推进了一步，而国内金融机构购买的证券产品也面临着巨额贬值甚至清算的厄运。 例如华安基金已于9月16日在其网站上贴出醒目告示，提示旗下QDII产品“华安国际配置基金”的投资风险，由于雷曼兄弟下属的雷曼兄弟金融公司为华安国际配置基金所持结构性保本票据的保本责任人，雷曼兄弟特殊金融公司为保本票据之基础资产之一的零息票据的发行人，因此在极端情形下，华安国际配置基金将无法开放正常赎回业务，而且华安国际配置基金也有可能需参与破产清算而无法全额收回，甚至连该基金的存续也将出现问题。 幸运的是，虽然银行等金融机构因直接购买次级债产品是我国受次级债危机影响最直接的领域，但中国建设银行研究部经理赵庆明表示从目前公布的各银行年报来看，这部分的风险是可控的。 因此，经济学家景学成指出更值得注意是次贷危机的持续恶化对中国股市的心理压力。 他说：“股市是个信心产物，如今周边股市狂跌，投资者心理压力沉重，这些都成为一块巨石，加速股指下行的速度。 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投资者恐慌情绪有着强大的传染效应。 ”
三，除了资产缩水外，此次金融危机将引起外国投资者大量抛售中国资产包括中国金融机构和企业的股权、债权等，这可能对中国外汇和资产市场施加沉重的向下压力，这也正是去年至今韩国正在发生的事情。 外资机构投资者在韩国证券市场占据显赫地位，他们在次贷危机中损失巨大，不得不抛售韩国资产，抽回投资，以救母国总部燃眉之急。 根据韩国证券期货交易所7月14日公布的数据，从27年6月～28年6月末的一年时间里，除了今年5月为净买入之外，其余各个月均为净抛售，累计套现499亿美元。 在沉重的抛售压力下，还在亚洲货币仍然对美元显著升值之时，韩元已经早早开始对美元贬值。 今年年初，美元兑韩元汇率还在95韩元兑1美元左右，到9月1日，韩元兑美元汇率已跌至46个月以来低点，近4年来首度跌破11韩元兑1美元，韩国主要股指随之暴跌。 令人倍感侥幸的是，虽然前几年我国主要金融机构引进外资战略投资者成风，但雷曼兄弟这家“举世公认”的“华尔街一流投行”还没有成为中国主要金融机构的战略性投资者。 不过，雷曼在金蝶软件、旅游搜索网站“去哪儿”、天津融创集团、铜管制造商金龙集团等公司的股本投资将面临转手。
四，其次，是对我国外贸业的影响。 我国近年来GDP能够保持高速增长，离不开出口、投资和消费三驾马车的拉动。 美国经济的疲软、金融形势的持续恶化，再加上雷曼兄弟破产起到的加速作用使得今天的美国金融业更加风雨飘摇，而这势必对我国的外贸出口造成冲击。
五，海关总署9月22日发布分析报告指出，今年前七个月，扣除价格因素后，中国外贸出口数量同比增长12.5%，进口数量增长9.8%。 与之相对，中国前七个月名义出口额增长22.6%，名义进口额增长31.1%。
六，中国实际出口增速下滑，自去年下半年已经开始。 有媒体报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隆国强曾于今年3月向商务部递交一份报告。 报告指出，自27年9月以后，中国出口月度实际增长率已经从上半年的约2%左右降至1%以下。 今年一季度，出口实际增长率已经下降到3%，十分接近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的情况。
七，作为金融风暴的中心，美国的进口需求急剧下降。 海关总署报告指出，今年前七个月，中国对美国出口同比增长9.9%，增幅下滑8.1个百分点，为22年以来中国对美出口增幅首次回落至个位数。 1月～7月，美国仍然为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但在中国进出口总额中的比重已由去年同期的16.2%下降至目前的12.8%。
八，海关总署将中国对美出口减速的主要原因归结为次贷危机的负面影响蔓延和人民币对美元持续升值。 “须警惕次贷危机负面影响继续蔓延，对其连锁后果要予以密切关注。 ”海关总署在报告中指出。
九，实际上，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不仅局限于中国对美国出口。 危机初步爆发时，部分中国出口企业转向欧洲市场，同时，中国对日本的出口保持强劲，而来自新兴市场国家的需求也有力地支持了中国出口的高速增长。 然而，当危机进一步深化，这些国家经济先后受到不同程度的拖累，进口需求显著下降。
十，这些因素在近几个月逐步显现。 中国到欧洲出口已从年初3%～4%的高增长降至8月的22%。 中国出口日本的情形与此类似，且下滑趋势可能延续。 除巴西以外，中国对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出口也明显放慢，到俄罗斯的出口已经第二个月呈现负增长。
十一，因此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宋国青认为，次级债危机及其影响的深入带来的美元贬值和全球经济放缓，将对我国出口造成较大影响。 他还强调，由于出口制造商面向外需的产业重心难以在短时间内转移，应关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这些企业的转移成本上升，并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
十二，最后，是对我国的挑战也可能是机遇。 毫无疑问这次由次贷危机引发的美国金融动荡将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影响世界经济，正如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所说的，这是美国1年以来遭受的最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 而当前的金融全球化使得这次金融危机蔓延的深度和广度都要超过以往任何一次金融危机。 从前拥有着数家世界著名投资银行、掌管美国金融业16万亿美元资产规模的世界金融中心纽约也很有可能将让位于伦敦或者东京，可以说世界的金融格局可能正在经受着沧海桑田般的巨变。 对于中国来说，国内金融业的全球化水平相对较低，金融掌控管理能力相对较弱，而这既可能是中国被此次金融危机边缘化的“好运气”，也是中国金融机构亟待克服的问题。
十三，安永全球CEO特黎认为，这次金融危机反而为中资银行提供了一个融入全球的好机会。 他对近期中国工商银行等中资银行的海外扩张行动持肯定态度。 他认为目前并购价格已经出现大幅下降，如果收购对象符合中资银行的战略利益，中资银行可以考虑在中介机构的帮助下，着手走向海外。 不过他同时提醒中资银行，应借鉴美国同行的教训，在业务扩张的同时，要保持稳定而良好的财务状况。
外资配置中国资产不断加码QFII持有A股数量十年增逾4倍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资本市场走过关键十年。 这十年，我国资本市场在改革开放中持续发展，呈现出开放速度加快、开放力度加大、开放范围扩大的特点。
十年来，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稳步推进，利用外资取得重要成果，我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吸引力和竞争力明显增强。 具体来看，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迅速发展，A股纳入国际知名指数比重不断提升，机构外资股比全面放开，沪深港通、沪伦通启动，北向资金连续8年净流入A股，债券市场亦成为全球跨境债券投资的重要目的地。 种种迹象表明，伴随着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外资持续流入中国资本市场的趋势不断强化。
外资配置中国资产不断加码
过去的十年，我国稳步扩大金融开放，外资对中国资产青睐有加，不仅加速布局证券业，对银行业和保险业的配置也在不断加码。
十年来，中国基本建立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彻底取消银行、证券、基金、期货、人身险领域外资股比限制，推进跨境证券市场的互联互通，启动沪深港通、沪伦通、债券通，完善合格机构投资者制度??一系列重大举措落地落实，兑现了扩大金融开放的承诺。
证券业对外开放步伐坚定。 2012年10月份，第二次修订的《外资参股证券公司设立规则》首次放宽外资参股比例限制要求。 2018年4月份，《外商投资证券公司管理办法》首次允许外资持股比例最高可达51%。 2019年7月份，《关于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有关举措》推出十一条金融业对外开放措施。 2020年4月1日起，证监会正式取消证券公司外资股比限制，这意味着境外机构可以在中国境内设立独资证券公司，截至2021年底，已有9家外资控股券商在华顺利展业。
银行业和保险业推出50余项开放政策，国际金融机构更加积极、深入参与中国金融市场发展。 2021年，在华外资银行资本和资产均较十年前增长超过50%，在华外资保险公司资本十年间增长1.3倍，资产增长6倍。
2017年7月份债券通开通以来，境外投资者多渠道投资中国债券。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债券市场已经逐渐成为全球跨境债券投资的重要目的地。 统计显示，2021年年末，中国吸收跨境债券投资规模接近8200亿美元，占新兴经济体整个吸收外部债券投资的比例约为三分之一。
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负责人日前表示，目前我国债券市场总规模21万亿美元，外资在中国债券市场中占比在3%左右。 长期来看，外资仍会稳步增持人民币债券。
多重因素吸引外资持续流入
这十年，中国资产对外资吸引力不断增强，外资持续流入A股市场。 受访业内人士普遍认为，这主要源于宏观经济基本面、政策面、上市公司基本面等多重因素的共同推动。
中国经济实力跃上新台阶。 6月28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赵辰昕在“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这十年，中国经济在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不断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经济发展既保持了量的合理增长，也实现了质的稳步提升。 经济总量由2012年的53.9万亿元上升到2021年的114.4万亿元，占世界经济比重从11.3%上升到超过18%，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6300美元上升到超过1.2万美元。
“中国经济基本面是我国资本市场吸引外资的底气，正是因为中国宏观经济的出色表现和强劲发展态势，才让外资对我国资本市场持续保持热情。 这是一个正反馈的过程，中国经济底色强劲吸引了外资，而外资的进入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相辅相成，相互强化。 ”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经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研究员盘和林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中国经济具有强大的韧性，当前仍处于稳定增长的阶段。 如2021年我国经济增长高达8.1%，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大幅高于发达国家水平。 ”粤开证券研究院首席策略分析师陈梦洁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当前国内经济正处于转型期，在顶层产业政策指导下，产业升级具有较强的持续性和确定性。 此外，凭借国内巨大的消费市场和较为完善的产业配套基础设施，未来有望继续涌现一批高成长企业，对外资的吸引力将不断增强。
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 人民币国际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也有助于提升人民币资产对全球资金的吸引力。 “对外资而言，汇率保持基本稳定一方面可以减少潜在汇率风险，另一方面有助于降低成本。 近年来人民币国际化水平进一步提升，避险属性增强，增加了外资投资人民币资产的信心。 ”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陈雳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大道越来越畅通。 这十年，中国资本市场不断进行制度改革，长期资金“愿意来、留得住”的市场环境逐步形成，外资进入也变得更加高效。 央行8月10日发布的2022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提出，央行将和各金融管理部门一道，将继续坚定不移推动中国金融改革开放，进一步简化境外投资者进入中国市场投资的程序，丰富可投资的资产种类，为境外投资者和国际机构投资中国市场创造更便利的环境。
A股上市公司盈利能力不断提升。 这十年，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过程中，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上市公司盈利能力不断增强。 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末，A股上市公司合计有4844家，其中有3508家上市公司2021年业绩与2012年业绩有可比性。 这3508家公司2012年合计实现归母净利润2.17万亿元，2021年合计实现归母净利润4.49万亿元，比十年前成倍增长。
QFII持有A股数量十年增逾4倍
一组组数据，成为这十年中国资本市场开放取得显著成效、形成良好格局的生动写照。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得到迅速发展。 截至2022年7月末，已有逾700家机构获批QFII资格，较2012年增长近4倍;QFII持股数量和市值分别增长逾4倍、逾2倍。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管理制度持续优化。 2012年7月份，证监会发布《关于实施〈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办法〉有关问题的规定》，修改了QFII投资范围，并将其持股比例限制由20%放宽至30%。 2016年9月份，证监会取消QFII和RQFII股票投资比例限制，取消股票配置不低于50%的要求，允许QFII灵活对股票债券等资产进行配置。 2019年9月份，国家外汇管理局决定取消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投资额度限制。 2020年9月份，证监会、央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期货投资管理办法》，QFII、RQFII资格和制度规则合二为一，进一步降低了QFII和RQFII投资准入门槛，稳步有序扩大了外资的投资范围。
记者观察到，2020年第四季度开始，QFII机构数量显著增加。 中国证监会的数据显示，2020年第四季度有48家机构获批QFII资格，是2020年前三季度获批QFII数量总和的近2倍，占2020年全年获批QFII总量的68%;2021年1月份至9月份，获批QFII数量达95家，已经超过2020年全年，截至2021年年末，全年获批QFII数量达119家，创下历史新高。
QFII持有A股的规模出现显著增长。 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2012年年末，QFII持有174只A股，合计持股市值为814.10亿元：2021年年末，QFII持有954只A股，合计持股市值为2840.08亿元，较2012年年末持股数量和持股市值分别增长448.28%、248.86%。
QFII投资结构也悄然发生变化。 从QFII持股行业来看，2012年年末，银行、家用电器、食品饮料、建筑装饰、房地产等五行业持股市值居前，分别为505.01亿元、70.62亿元、53.88亿元、27.39亿元、21.20亿元;2022年一季度末，银行、电力设备、电子、医药生物、建筑材料等五行业持股市值居前，分别为674.17亿元、488.94亿元、182.27亿元、170.08亿元、123.73亿元，均超百亿元。 可见，外资在坚守银行股作为底仓布局的同时，已悄然从家用电器、食品饮料等传统产业转向了医药、科技等成长股。
受访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机构投资偏好的变化，折射了这十年中国产业迭代升级的新趋势。
互联互通共享中国市场机遇
作为互联互通机制下的一个重要投资渠道，沪港通和深港通为加强境内外资本的流动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也为境外投资者参与中国资本市场提供了操作便利和低成本的跨境资产配置通道。
2014年11月17日，沪港通作为内地与香港互联互通机制下的第一座“桥”正式通车。 2016年12月5日，深港通正式开通，由此实现了港交所、上交所和深交所的互联互通。 2022年7月4日，ETF纳入内地与香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正式开通，中国资本市场在法制化、市场化和国际化方向上又迈出了坚实一步。
沪深股通开通以来，北向资金持续买入A股。 截至2022年7月末，沪深股通为A股市场带来1.69万亿元的净流入。 总体来看，北向资金在过去8个年度均呈净流入态势，今年以来截至7月末，北向资金净流入507.30亿元。
沪股通方面，自开通以来截至2022年7月末，共有267只个股现身沪股通的前十大成交活跃股榜单，有169只活跃股期间处于净买入状态，期间获北向资金合计净买入3344.60亿元。
行业方面，上述267只活跃股涉及31个申万一级行业，有23个行业期间实现北向资金净流入，其中，银行、非银金融、电力设备、食品饮料等四行业期间北向资金净买入均超200亿元，这四行业期间北向资金合计净买入1968.07亿元。
深股通方面，自开通以来截至2022年7月末，共有201只个股现身深股通的前十大成交活跃股榜单，有140只活跃股期间处于净买入状态，期间获北向资金合计净买入3968.80亿元。
行业方面，上述201只活跃股涉及30个申万一级行业，有23个行业期间实现北向资金净流入，其中，家用电器、电力设备、电子、非银金融、银行等五行业期间北向资金净买入均超200亿元，这五行业期间北向资金合计净买入2654.46亿元。
互联互通机制的推进与A股相继纳入MSCI、富时罗素全球指数、标普道琼斯指数，可以说，一个是建立“硬件”通道，一个是在“软件”上让境内资本市场与国际市场接轨，对中国资本市场开放以及人民币国际化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8年6月1日，A股被正式纳入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公司(MSCI)相关指数，市场将这一历史事件称为“A股入摩”。 这是A股市场国际化的重要一步。
2019年6月21日，A股纳入富时罗素全球指数;2019年9月8日凌晨，标普道琼斯指数纳入A股名单正式公布。 至此，三大国际指数公司MSCI、富时罗素、标普道琼斯全部纳入A股，这是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又一具有重要意义的里程碑事件。 这也充分体现了国际投资界对中国经济长期向好和资本市场改革开放的支持与信任。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中国资本市场在开放中成长，也必将在扩大开放中进一步壮大。 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资本市场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稳步推进的新征程上，中国资产的全球吸引力势必越来越强，外资增配中国资产的大潮势必愈加澎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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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问题分析
2005年---中国经济之现状 -------------------------------------------------------------------------------- 近年来，至少在中文媒体上，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似乎已成为唾手可得的现实。 这种使中国人热血沸腾的预言，不完全是出口转内销式的炒作。 中国的经济改革20多年来在西方激起了一波又一波中国热，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93年5月10日《时代》在《中国：下一个世界强权》总标题下的14篇文章。 周刊总编热情洋溢地写道，艾默生曾称中国为木乃伊与纪念碑，而今天，这一古迹正显示出震撼世界的活力。 可以说，20世纪最后的10多年间，中国崛起的论调席卷世界。 在这只开始起跳的超级老虎(德国《趋势》杂志语)面前，许多对*****政治和自由市场保持坚定信念的人士大惑不解，缄口难言。 官方经济学界更是一片乐观。 权威的中科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预测，2020-203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达到世界第一；2040-2050年，人均GDP将达到目前发达国家的水平；21世纪末，人均GDP和人均社会发展水平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 报告作者以坚定而豪迈的口吻宣告，21世纪将是中国兴起和腾飞的世纪。 只有少数研究者指出：中国表现出来的是一种虚假繁荣。 事实上，一个问题就令人看法实质所在：能源、资源与环境容量能否支撑起一个中国世纪？ 中科院的预测是，2050年GDP为89万亿，是90年的50倍。 但难以逾越的障碍是资源不足。 权威人士证实，建国后40多年来，GNP增长10多倍，矿产资源消耗量却增长40多倍。 高消耗、低产出的经济模式可谓举世无双，假设GNP再增长50倍，就必须消耗200倍的资源。 中科院学者的预测全部建立在资源低耗型的国民经济体系之上，这当然不是事实，而像是一道命令。 退一步讲，即便发生某种奇迹，真的建立了资源低耗型经济，但中国，甚至全球的资源能否支持中国的经济规模再增长50倍？最深刻的悲剧可能是---中国进行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试验之后，惊骇地发现本国的资源已接近枯竭，而且，全球经济总规模不断扩大，世界的资源总量已所剩无几。 据“世界观察环保组织的《1998年世界现状》报告指出，如不改变目前的发展模式，全球的土地及水资源将不敷中国对谷物的需求，石油资源也不够用。 世界再也无法依目前的发展脚步继续走下去了。 再谈谈中国日趋紧迫的环境容量和超高速增长的污染。 学者证实，5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的30多年间，社会总产值增加了15倍，向大气排放的污染物增加了100多倍---即是说社会总产值增长1倍，污染量就要增加6-7倍。 按此比例算下来，中国经济总量再增长50倍，污染要增长300倍。 就算污染率随经济发展而减轻，GNP增长50倍污染量仅增长100倍，中国也绝不是人类可以存活的国度。 或者，奇迹般地赶上高科技列车，经济结构转型，污染再增加10倍，地球环境也不再适宜人类生存。 简化地说，如果超过了几个主要的生态指针---森林覆盖率警戒线20%、人均淡水资源警戒线1000立方米、人均耕地面积警戒线0.8亩等，生态系统便可视为突破了生态环境容量，超载运行，趋于崩溃---这正是中国面临的噩梦。 事实上，中国的当务之急并非讨论如何赶超，实现强国梦，而是如何挽救。 官方经济学界常夸耀的数字有两个---GDP名列世界第七，GDP增长速度世界第一。 几点评论是：1、这无非是说，世界人口第一、国土面积第三、矿产资源第三的国家，总产值不过名列第7，比意大利小、比巴西大；2、扣除超高投入的资源、环境成本，实际居于世界后列；3、所谓综合国力指针与人民福祉无关，仅能满足统治者的霸权欲望和民众的大国心态；4、增长速度存在统计上不实；5、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式的高速增长得不偿失，除了维持就业换取政权稳定外，实为中国经济之痼疾。 在内部，控制速度一直是历届政府的努力目标，对外宣传时才变成自我炫耀的成就。 令人绝望的数字却很关键：1、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例递减。 200年前，大清帝国极盛时期(1800年)，中国的产品占全球总量的33%，欧洲占28%，美国只占0.8%；100年前清朝崩溃前夕(1900年)，中国占全球生产总量的6.2%；经历二战、内战、韩战连续破坏之后，建政之初的1955年，GDP尚占世界总数4.7%；97年，占全球GDP的比例跌至3.5%---以世界第一的增速干了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GDP占全球的比例不升反降，更远不及衰败的晚清。 数字传递的信息是，赶超半世纪，与先进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越拉越大。 原因是中国经济效益极差，无论是与世界横比，还是与不同时期的纵比，无论实物、资金、还是劳动力等各方面，投入产出效益都不好，甚至越来越差。 2、人均财富居于世界后列：人均所得为世界第81名，以购买力计算，也只占第65名，比拉脱维亚少、牙买加多。 用联合国“人发展指针”综合比较，中国落到107名，在阿尔巴尼亚之后。 据WB研究，全球参加评估的120个国家中，中国人均GDP居第96位；教育经费和第三产业产值占GNP比例分别为102、113位。 按WB95年推出的衡量国家财富的新计算法(把自然资源货币化列入财富总量)，中国的人均财富仅名列世界第162，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13。 前一组数字说明，中国人仍是当今世界的穷人；后一组数字说，由于资源奇缺，中国人未来可能更穷。 把以上数字综合起来，可归结为三句话：1、中国是一个处于世界后列的贫穷大国，是一个资源极度匮乏因而后劲严重不足的贫穷大国；2、经过长达半世纪的高速赶超，中国和自己所曾达到过的水平与世界先进国家的距离越拉越远；3、如果再考虑到人口、资源、科技、教育等因素，中国将永无出头之日。 对洋溢于官方媒体上的乐观，有经济学家如此解释，少数经济学家与权力资本和外国资本结合，获得了特殊地位，在中国繁荣(不管是真繁荣还是假繁荣)时可以分享大份额，在危机发生时却不必分担成本。 他们乐观得很，并为人民描绘了一幅玫瑰色的图案---增长速度就是一切，经济发展可以自动解决一切社会矛盾。 经济学家海耶克曾说，他的一个重要教训是忽视了时间因素。 他认为，学术界对时间的领会迟钝，远不像政客、运动员和演员那样深知适当的时机就是一切。 他的很多经济学著作都试图引入时间的因素，而一般经济学著作中，时间的关键作用却完全被忽略了，事情何时发生？因果之间可能有多长时间？ 这同样是中国人将深感痛切的教训。 我们知道，许多事情可能会发生，如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时代可能到来之类，但却忽视了时间---我们还有多长时间？梦想成为现实之际，我们还剩下什么？以沉船为例，到全体乘客可以投票表决、立即抢修之际，我们还剩下多少船板？挽救生态崩溃的关键同样是时间---在国土承载力耗尽之前，我们能否扭转资源与环境容量急速枯竭的大趋势？ 从资源超载的角度看，国土承载力的最大极限大约为15-16亿人，没有官员或学者提出更高的上限。 按人口增长趋势，距离这一经济-生态总崩溃的临界点还有15年。 就限制人口增长而言，政府采取了世界上最严厉的政策，今后怕已无能为力了。 从污染超载的角度，美国派驻北京的环保官员估算，如果96年开始投入巨资，04年前须紧急投入3万亿美元，才能彻底解决环保问题。 数字相当于建政后前40年财政收入总和的7-8倍。 分10年投入，每年要投入3000亿美元---这种规模的投入显然是不可能的。 如果再考虑到每年国有资产加速外流，事情就更令人绝望。 这也是在说时间---可能来不及了。 我们甚至用不着去讨论21世纪是否是中国的世纪，那是一种奢侈。 我们可以把期望值降到最低：21世纪中国有没有水喝？ 中国人均淡水仅是世界人均值的1/4-1/5，江河湖泊全部污染，地下水严重透支。 没有争议的事实是，半数以上城市缺水，缺水城市的半数以上严重缺水，特大城市几乎全部缺水，50个城市已进入危机状态，情况还在继续恶化。 以中国人特别能忍受的国民素质，渐进、常规性的缺水可以一直维持下去，并非必定导致社会解体。 而渐进灾变中的急性爆发将是社会承受力崩塌的关节点。 不必等到遥远的未来，在今日的严重水危机上，只要加上一个持续数年的大旱，就可能导致社会解体。 历史上，1638-1641年发生在中原地区的持续三年大旱，致使流寇蜂起，社会动荡不宁，饥民组成军队，终于推翻了强大的明朝政府。 如果发生一个持续三年的大旱，其打击点正好在承受力最低的华北地区，后果难以设想，京、津、唐、保等地区是贫水中国的特贫水区。 外来观光者只看见高楼大厦林立，却不知道这片城市群的淡水量人均已不足300立方米，在国际人均水资源警戒线(1000立方米)的1/3以下，为世界人均数的1/30，比世界著名的干旱区阿拉伯半岛还要低，也低于以色列(人均水资源370立方米)---可以这样概括，以北京市为圆心，800公里半径之内(200万平方公里，超过1/5国土)已没有一条常流河，地表水基本枯竭，地下水全部严重超采，最深的水井已达300-400米。 早在10年之前，水利部水资源司司长吴国昌就发出警讯：如果供水问题未有改善，只要再来一次大的旱灾，华北地区的经济都可能崩溃。 目前，大北京地区完全具备了被水危机摧毁的必要条件；为使首都脱离险境，专家正在紧张讨论从1000公里之遥的南方调水的种种应急方案，甚至会迁都。 为数众多的生态学家是悲观的：一切应急的工程措施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水资源危机，21世纪将是中国无水可喝的世纪。 水仅仅是资源环境灾难的一个侧面，21世纪将是中国走向崩溃的世纪。 大难临头之际，就可能爆发实行世界范围内资源再分配的战争。 难道没有挽救之途了吗？当然有，比如尽快实行私有制，让每一块土地、每一片森林、每一座矿山都有自己的主人；比如尽快实行市场经济，用市场的力量限制资源(包括环境资源)无节制的挥霍；比如放弃狂妄的赶超战略，从人口基数过于庞大、人均资源极为贫乏、环境容量极为窄小等国情出发，走一条有限增长的道路等。 但问题仍然是：还有时间吗？也许还有一点时间，也许一切都太晚了。 任何一个中国政府都很难在这种创造性的毁灭之上重组社会，重建家园。 退一步讲，即便奇迹式的完成较为彻底的制度转型，生态灾难也有其巨大的惯性。 如俄国、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交替时期，生态加速恶化。 而且，生态平衡的恢复也需要漫长的周期。 更何况，我们所谈到的仅仅是水资源危机、能源危机和环境容量危机。 而中国早已陷入全面危机：腐败、资源枯竭、环境恶化、通货膨胀、股市畸形、泡沫经济、国企破产、工人失业、农民贫苦、金融混乱、治安失控；在社会的大系统中，任何一环都脆弱到可能猝然断裂。 任何一环的断裂都可能引发整个大系统的雪崩，堵无可堵，防不胜防---一些中国人已预感形势危如累卵。 21世纪梦精神胜利的另一面是，官宦豪强早已把不义之财转移国外，外国护照在手，随时准备开溜。 知情有限的升斗小民则把血汗钱存入早已资不抵债的国有银行，以备大难临头时保命之需。 大船将倾人人都想抢块大点的船板，只苦了那些什么都抢不到手的黎民百姓。 看今日之中国，短视气息弥漫，人们及时行乐，无一不创当今世界之最。 这是末日之前最后的盛宴，是灾难的直觉。 公有制、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两权分离制(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是毁灭中国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制度性根源。 公有制使山河土地失去了守护者，给破坏性使用大开方便之门。 在完全公有制下，劳动者没有生产的动力，一般也没有破坏的动力。 以种种承包制为代表的两权分离制不仅同样剥夺人民对山河土地森林矿山的所有权，还为破坏性使用注入了内驱力。 正如公用的自行车，注定损坏最严重、最迅速。 邓小 平创造的史所未见的公有私营制，自行车仍然公有，不同者是使用者可以合法地带私货。 这样一来，可以想见破坏性使用之烈！帝王时代，江山社稷为帝王所有，传之万世，无人敢破坏，每一具体的土地森林作坊工场，也有具人格的主人守护。 经典社会主义时代，资源财产完全公有，虽然难以避免经济学上公有财产悲剧，但劳动者没有破坏性使用的动力。 最坏的是公有私营制，山河无主且可杀鸡取卵、竭泽而渔！这样的制度条件下，增长就意味着破坏，高速增长就意味着高速破坏。 既然损失巨痛，何以还要不惜代价地追求高速增长？政府和经济学界并不弱智。 虽然在公开宣传中对高速增长沾沾自喜，私下却不断要求控制速度。 官员早就明白，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式的高速增长不是好事，而是经济的灾难，因此并非一味追求高速，而仅仅要求适当的高速---速度越高，损失越惨重；速度不高，优越性则无从体现，且失业激增，政权不稳。 看来，其中的秘密是，高速增长是政权稳定的唯一可能。 经过长期的社会主义实践后，经济学界摸索出一条规律，必须保持6%以上的高速增长，才能解决每年新增劳动力的就业。 因此，6%以上的高速增长就成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证明，现在更成了政权稳定的保证。 速度问题不光是经济问题，也是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 只能高速度，才能战胜资本主义；只能高速度，才能在新的基础上加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不过，优越性的论证似乎开始受到普遍怀疑，政府唯一能做的，就是全力推动经济繁荣，花钱买稳定。 这种局势下，人民和政权之间似乎达成了某种默契：可以放弃长子继承权，但总得给碗红豆粥。 新的实践证明，只能维持(统计意义上的)8%以上的高速增长，才能缓解新增劳动力的就业压力和维持繁荣景像，8%增长率又成了死守必保的生命线。 经济学家深谙个中的奥妙。 杨帆一针见血地指出，为什么一定要达到8%？经济学家说是为了保证就业、维持信心。 经济增长速度在国际上本来一个预测数字，到中国竟然不可更改、不可怀疑，因与现实反差太大，反而强化到人人谈论的程度。 这也证明，经济增长速度已成为政权稳定的主要源泉。 经济学家程晓农说，经济效益每况愈下，国家还鼓励企事业单位一味增加工资奖金、扩大福利，掏空国家财政和企业的积累，旨在用高收入、高福利来换取民众的支持。 为维持一个政府的稳定，我们所付出的成本是否过于高昂？谁能告诉我，代价是必须支付的？令人倍感沉痛的是，为产生合法性而投入的高昂成本，并非人民币、美元或黄金，而是我们民族的基本生存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