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要点其实不是个人，而是观点：研究生课程需要开到这样的程度，才是好课。迄今，中国在生命科学方面的研究生课程内容浅薄的过多】
差点的意思是并没有正式提出要开除我，而是当时自己感到快要不行的边缘。
中国留学生：替补队员参加主力队
1985年出国的前几年，最耿耿于怀的是国内媒体经常刊登我国留学生在美国如何如何轻而易举，学业顶尖、研究杰出。因为那不是事实。对于绝大多数留学生来说，都碰倒这样那样的困难。天才如杨振宁，也曾因为实验不行而沮丧过，何况其他人。
当然，对于不同的学生，在不同的学校、以及学校不同的专业项目，感受不同。但只要确实是顶尖的学校和专业项目，而且美国人认为有前途的，那么美国学生就会很强。当时也很容易看：有些学校有些专业项目，录取中国学生平均不到每年一个。也就是，这些学校这些专业项目人家毫不稀罕中国留学生。1980至1990年代，估计有十几二十年，MIT的生物系、旧金山加州大学的生物化学和神经生物学两个专业、洛克菲勒大学的全校研究生计划（本文制造MCR这样一个平时没有人用的简称来形容类似这三个学校专业的机构)，大约都是这样。
有些中上和中等学校和专业，很快就变成依赖中国留学生，因为其美国生源质量不行。这些学校和专业毕业的中国留学生，并非就不行，而有少数反而出类拔萃。事后分析，可能因为没有机会被美国学生吓到，自信心得到保障，而且老师可能比较重视。
在MCR类，估计中国学生被重视极为罕见（如果有的话），而需要自己坚持。 在目睹确实美国学生品学兼优、天赋和努力并进的情况下被老师重视后，不怕环境认为自己似乎是替补队员，而以主人翁的姿态，为尊重自己而持之以恒 。
成绩单：不及格怎么办？
成绩单对教育最终端的学生（博士学位研究生）用处很小，对自然科学的研究生几乎无用，除非不及格，基本没人看。
到新学校（比如从农村到城市、或者出国留学），一般规律是第一年难、以后容易。
很多人不一定看懂我小学到南昌第一个学期成绩单。而需要考虑的是当时我刚刚从农村回到南昌，前面都在农村读书，而南昌的第一个学期就是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当时文波的父亲姜老师专门和我母亲谈过。姜老师当时是樟树中学（“樟中”）的老师、后来在宜春。他专门说农村的学校比南昌的要差很多。所以，在南昌的第一个学期无惊无险平平坦坦说明农村没有造成永久伤害，至少对一般小学读书上课没有特别影响。
在美国念研究生的成绩单，1985年秋天开始。美国生物的博士一般4到6年，修课集中在前两年。
1985年秋，我到美国旧金山加州大学（UCSF）的第一个学期，其困难是自己当时马上意识到，需要特别努力。
我在美国念研究生的成绩单有点奇葩：最初到美国的第一个学期专业课（神经生物学/神经科学201）得A，第二个学期经历了我一生最难的考试（细胞生物学/生物化学245）也是A，但第二学年连续两个学期有问题：一门连续一年的选修课在上学期不敢参加考试，得I（incomplete）未完成，下学期没上课，得U（unsatisfactory）不满意（也就是不及格）。
UCSF成为全世界生物医学前几名，其生化系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到1980年代，它不仅研究突出，而且教学非常好。生化系的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遗传学、发育生物学都很好。
UCSF的神经生物学组建于七十年代末，主要是从世界第一的哈佛得到种子（而遗传工程与哈佛的关系是反过来，UCSF输出到哈佛）。
我到UCSF第一学期上神经科学课程有相当难度。
UCSF神经生物学计划招生好像后来有过一年十几人的时候，但当时我们同班只有4个学生（一位斯坦福大学教授的儿子、哈佛本科毕业，一位普林斯顿毕业，一位Reed学院毕业，再就是我--江西医学院本科、上海第一医学院硕士未毕业），从纸面上我比他们差的不是一点。
他们上课方式、考试方法也不同于我在中国的经历。就说是刘姥姥进大观园，也不是太离谱。
有外系学生加入听神经科学的课程，所以通常上课8到10人，除我和一位台湾的学生，皆美国学生。
美国考试分数按正态分布，在我之前几年有过以一位中国学生，告诫我考试要当心很容易给美国学生垫底。
我很紧张，从小在中国被老师年年批评的“上课随便讲话、做小动作”都没了。
我去美国前英文算很好的，但第一学期上课在语言上不能完全听懂，而又不甘心用录音机。
我在上海养成读文献的习惯，超出当时绝大多数国内老师的文献阅读（上海念研究生时曾外系老师出题，正好我读过文献，答题用了他不知道的，他事后找文献补习）。在UCSF不仅读每堂布置必读文献（一般一两篇），还读老师列的更长参考文献的每一篇。那时要到图书馆一本一本找杂志、一篇一篇复印，有点体力活。
美国考试也不象中国生物、医学背书就可以的方式，第一学期的神经科学就有动脑筋的题目。
学习内容很喜欢。
第一学期学习完全没有把握，比较紧张努力致专业得A的结果后，随即的苦恼是松下来不知道怎么过圣诞-新年，只好坐火车去斯坦福到上海期间遇见的高年级同学家里讨饭吃。其实他们也不太会做饭，但比我孤家寡人好（我发明过酱油炒面包等奇葩食品，为了解决自己吃不惯美国食品又不会做中国菜的问题）。
第二学期必修生化系的细胞生物学（课号Biochem 245），当时出场的老师阵容强大：被公认比诺贝尔奖得主更聪明的Marc Kirchner（当时好几个研究突破，后任哈佛细胞生物系主任、再后建哈佛系统生物系主任）、几年后的诺奖得主Michael Bishop（1976年发现正常细胞有原癌基因）、G蛋白专家Henry Bourne、已经做出给他导师得奖工作的德国人Peter Walter等。全世界用的细胞生物学教科书都是当时UCSF生化系主任Bruce Alberts等主编（他后来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长、Science杂志主编，也就是2010年邀请施一公和我在《科学》刊物上发表社论的那位，他到UCSF以前在普林斯顿做过教授），这门课的质量很高。但是，Kirschner不仅讲话大舌头，而且他讲课很深奥，等到出考题就更奇怪。
细胞生物学考试是带回家的（take home），对我来说是第一次。但是，周一发下考题，我一筹莫展，全部搞不懂，一周时间过半，我还有题目不懂，特别是Kirschner的题目，心里颤颤巍巍，好不容易周五交卷，没有把握，得了A非常高兴。不过到今天，我也不清楚Kirschner的那道微管的题目我到底搞对了多少。与之相反，广大中国本科生都认为生物好懂，细胞生物更是直观，不可能神秘兮兮，其实原因是老师不够好。
第二学期的解剖（Anatomy 235）是UCSF神经生物学要求的神经解剖。我很讨厌解剖，但却修过三次：江医、上医、UCSF。后面两次我都要求只考试、不上课。上医让我考了，但没有计分。UCSF让我考了，还记了分，居然是A。
怎么第二学年翻车？
一个原因是我做实验的动手能力不强（而多数中国学生就等到做实验的时候翻身解放），第二年的时候定了实验室，课程相对不重要，研究重要，但做什么研究，如何做好，很容易心焦。而那时已经接受了美国人的做什么都要高兴，高兴才做。这种矛盾心态，焦虑困难都自己闷在心里解决，可能容易心理失调，至少在还不能轻易驾驭心理模式的时候。
另一个原因是遇那个年龄人的常见问题：交往异性。我在上医遇女友，1986年秋她到斯坦福大学念研究生。旧金山到斯坦福开车45分钟。开车不熟练，开始还没车，一周能见一次就不错。那时留学生严重性别比例失调，斯坦福大学的中国男生别出心裁成立“斯光委”（斯坦福大学光棍委员会），一群男生有活动、可能还互相通风报信。除了这些，还有台湾的、美国学生。我去她系里聚会玩到排球的时候，有个美国学生听说我们关系后将球猛击过来，直冲我的脸，好险。还有一中国女生自己将中国男友换成美国亿万富翁的儿子后，还鼓励我女友交美国男友。
不能断定，但推测很可能以上两个因素导致我患甲状腺亢进（甲亢病因不明，但书上说精神紧张可有贡献）。不过，患病的前几个月并不知得病了，只是吃饭特多、体温高，而体重下降，看美国校医得到我是没病找病（那个草包医生戴硕大的戒指，问我是不是要考试了，UCSF是学季，不是学期，当然经常是考试）。
我第一学年的A导致自我感觉良好，第二学年虽然我们神经科学的课程任务不重，但我自作自划还开两门难的课程：我当时决定要结合分子生物学和神经生物学，那么不仅要学好自己的神经专业课，而且非专业的UCSF特长课程也要学的与他们专业学生一样好。
我额外开生化系的遗传学（Biochem 200A）和分子生物学（Biochem 201）。遗传主讲老师是我一生听过最好的：Ira Herskowitz（1946-2003），循循善诱，他的考题都很好玩而巧妙。我把它安排为考试课（要被A、B、C打分）。我还选修生化系开一整年的分子生物学课程（两个学期的课号分别是生化201A和201B，名称是Bio Reg， biological regulatory systems），
这样的安排，终于吃不消了，甲状腺亢进会头脑发热、晚上睡不着，而体力也很差，最后弱到一个俯卧撑都做不成，每天上学爬高坡有困难。因为遗传是打分，我集中考遗传（Biochem 200A），得了B，而没参加Biochem 201A的考试，得了I（未完成，选修课只给满意S，不满意U，未完成I），第二学年下学期的Biochem 201B是自动继续201A，完全没有去没上课，得U。
这种事情，我没告诉家里（留学的第一年估计给国内写了一百五十封信，其中五十左右给父母），一般学生到这种年龄都知道到说了也没用。
第二学年下学期后期医生化验证明我患甲亢而不是无病找病，经过放射治疗，去除了甲状腺，不过后遗症是每天需要服用甲状腺素，迄今三十七年。
第三学年重新(R)念Biochem 201 A和B，皆S通过。
神经生物学本身后面还有“发育神经生物学”、“感觉神经生物学”、“细胞神经生物学”等细分课程，每门一个学期（如第二学期的Neurosci 222、第五学期的Neurosci 224、第八学期的Neurosci 224，这些都不再在意分数，所以A、B都不记得了）。其中视觉和听觉的科学家还专门安排课程。听觉的科学家研究非常好，但讲课非常差。听课的学生没有几个不睡觉的。Neurosci 220的一学分是指听学术报告和参加杂志俱乐部，Neurosci 250的8学分是指研究（前两学年只算4学分，第二学年末通过资格考试后，全时投入研究算8学分）。
我以后还开过其他系的课程，但不注册，不考试，旁听过“人类遗传学”（Charles Epstein and Dave Cox）、“结构生物学”（Bob Stroud and Bob Fletterick）、“病毒学”（Harold Varmus and Mike Bishop）等等。研究生的课程参加考试得分无用，能带着的是真正学得的内容。
安排个人生活与事业的关系，与我一样遇到问题的人恐怕不少，当年有一些人自从谈朋友出现挫折就不做事业了，可惜了其才能及其父母的期望。
UCSF的课程和学术报告，让我受益终身。一旦学会了，就可以开始最后长达几十年的积累。不会的人，几十年这些方面就是空白。
说的直白一点，懂得生物学到我这样程度人，恐怕确实不够多。
初稿2014年2月23日
2023、2024年文字稍有修改补充
编辑、审核：大可
已培养26名研究生的耿美玉，到底有多厉害？
很多人对于耿美玉不是很了解，在熟悉她的事迹之后发现她曾经培养过26位研究生，可以说是非常厉害跟学富五车的。并且她还研究出之间阿兹海默症的药物，对世界贡献很大。可是随着饶毅举报她们学术造假，这段辉煌的成就成为一场笑话。而且随着阿兹海默症症药物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比安慰剂更加有用，而且论文中多次使用的图片是其他实验中的。
医药造假容易
在我国当前的生物科研环境中，很容易发现这种学术造假的现象，因为生物是调查困难的重灾区。而且很多企业对研究人员造假并不会做严肃处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纵容造假的发生。比如之前的韩春雨造假，甚至买卖论文的风波，到现在都没有被开除。而曝光者则被认为是多管闲事，大多对举报的人冷嘲热讽。从中就可以看出科研工作者对学术不端正的态度。
国内阿兹海默症的药有用吗
其实文章造假不是最重要的，即使你是编的对我影响也不是很大，但是如果连治病救人的药都敢编，那么就是真的大问题了。从临床结果来看，这个药有两个疑点。第一个会不会影响人体的肠道菌群和血氨基酸的代谢。第二点是是不是会影响人脑神经炎。对于这两点从来没有在人体论证过，而且这个药只是安慰剂的对照，并没有突出效果。而且绿谷之前大赚的产品是灵芝宝，主打的就是抗癌神药。
药物研发要细心
对于耿美玉带出26名研究生的事迹来说是很有实力的。但是作为一个学术者不尊重自己的学术去造假，甚至还涉及到全人类健康的药物中。这种行为是让人后怕的，希望国家能加强对学术研究的监察力度。
首都医科大学校长饶毅披露自己新冠阳性感受：没有呼吸困难、肺病变
首都医科大学校长饶毅教授资料图首都医科大学校长饶毅教授12月8日在个人微信公众号“饶议科学”刊文《书生牧羊｜疫情面前：实事求是、同心协力、共度难关》，谈到了自己及周围人新冠阳性之后的直观感受。 饶毅在文章中写道：“阴差阳错，那边厢刚‘放’不久，这边厢我们几个书生就成为第一批新牧羊人。 外界在争论症状、后果，包括在“饶议科学”上争论。 双方作者当时都不知道我作为‘阳人’怎么想。 我们几个有重有轻，最重的是高烧超过39度，轻的就是咽喉痒。 没人有呼吸困难、肺病变。 从这个意义估计我们问题都不大，应该能挺过去。 ”饶毅表示：“虽然我平时有一堆必须服用的药物，我不迷信药物，对于各种感冒一般是不用药的，更不会让人欺骗。 我父亲就是医生，大部分时候，其他人家要吃药的，他都是不让我们吃。 所以，牧羊一次，我也很少药物。 。 我用过国产灭活疫苗，毫无副反应而抗体很高。 我知道海外亲戚用mRNA疫苗一般会发烧。 所以，我推荐国内的人用国产疫苗。 ”“在疫情这样的天灾面前，应该实事求是、同心协力、共渡难关。 ”饶毅表示，“这几年我见证了体制内对群众的关心、对工作的负责。 北京市是让组织部门为主抗疫。 平时他们安排其他人职务，这三年抗疫工作很辛苦。 首医的书记带领副书记、副校长、纪委书记等带领校、院系领导经常连续多天睡在学校，白天黑夜处理问题。 各个国家，选择什么抗疫措施，什么时候怎么调整，是非常不容易的。 在没有两全其美的答案的情况下，是非常困难的。 ”饶毅认为，“现在，在不可能长期用单一方法，在经济、民生、民情都难以承受的情况下，在医疗服务也不可能完全包办的情况下，我国改变策略，为大多数人所欢迎。 但是，改变的时候，应该实事求是，说清楚优缺点，这样才有公信力。 知道什么说什么，不懂的时候不要装懂。 各级卫健委对上级需要实事求是、对大众也要实事求是。 需要大家理解和体谅的时候，也明确。 需要大家支持的时候，不能假装已经有十足的把握。 世界上，没有一个卫生部门对它有把握，其他人的大言不惭只能减低公信力。 ”饶毅表示，“目前流行的病毒毒株，症状确实弱。 但不能说以后不会还有新的病毒毒株。 以后毒株的致病性也不能预测。 而且不能说这次感染就是天然疫苗，以后就不会再感染了。 事实上，新冠病毒变的快，而且变化多。 有一部分新冠病毒毒株有免疫交叉性，感染一个就不感染另外一个。 但有一些新冠病毒互相之间没有交叉免疫性，感染了一个，以后还会感染其他。 美国有不少人感染两次、也有感染三次的。 ”饶毅还提醒读者：“如实告诉大家心理要有准备：可能大多数都会感染、感染也有不同症状、后遗症低但不排除、也有一定的死亡率、还有以后病毒突变继续再次感染的风险。 大家今后重点不再是准备怎么永远不被感染，而是大概何时、家人能否协调、单位内部能否协调、感染后如何照顾病人及安排家庭和工作等等。 ”网络图片在文末，饶毅表示，“疫情面前：实事求是、同心协力、共渡难关。 牧羊一次，毫无怨言，既来之则安之。 写几句，如果好了，算病中笔记；如果死了，算遗言。 ”公开简历显示，饶毅，男，1962年出生于江西省南城县，1983年江西医学院本科毕业后考入上海第一医学院研究生，1991年获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神经科学哲学博士，1991年进入哈佛大学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系做博士后，研究脊椎动物神经诱导的分子机理。 1994年，饶毅在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解剖和神经生物学系任教并领导独立的实验室。 2004年起任西北大学医学院神经科教授、西北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2007年饶毅决定回国，受聘出任北京大学讲席教授、生命科学学院院长，2016年4月任北京大学理学部主任。 2019年6月，饶毅出任首都医科大学校长。
教授饶毅：我为什么不建议中国学生上美国顶尖大学
你好，下面是您想要知道的答案，希望对你有帮助，望采纳。
导语
很多父母内心希望通过孩子弥补自己在学历方面的缺失或不足，也有更多华人父母将子女所读大学的名头，当作自己身为家长的“毕业证”，而不考虑特定院系对孩子一生可能产生的具体影响。上顶尖大学的本科或研究生院，对于大多数华人来说，或许真的不如去上“次尖”大学或研究生院，能让自己获得更好的发展。
事实未必有看起来那么光鲜
一般而言，无论海内外的华人父母，大都简单地认为上顶尖大学或研究生院只会对子女有好处。这当然是有可能性的，有时也的确会发生。但是，还有另一种可能性，也许发生更频繁——那就是对于大多数华人的孩子来说，上顶尖学校也可能对其造成影响一生的负面作用。
一般国内的人会觉得这种说法令人惊讶，海外华人中也不流传这种看法，原因是绝大多数华人并不知道这是事实：因为绝大多数华人或没进过顶尖院校，或即便进过但也不愿对外讲出全部事实——特别是不令人喜悦的事实；也因为华人父母经常简单地迷信，或臆测顶尖大学的好处。
什么是“顶尖”大学？
首先定义“顶尖”。这里说的顶尖意味着至少在前10名，特别是指那些排在前5名之内的大学。从大学来说，公认的顶尖综合性大学本科包括哈佛、耶鲁、普林斯顿、斯坦福，而顶尖的理工科院校也就是加州理工学院（Caltech）、麻省理工学院（MIT）。从研究生来说，顶尖并非仅以学校综合实力为标准，而通常只在某专业领域做到顶尖的系科。
前五名的系科当然研究生总数就很少。美国顶尖的研究生系科中长期以来很少有中国学生，比如MIT的生物系非常强，然而三十多年来应该平均每年接受的中国学生不到1个。我自己念研究生的旧金山加州大学（UCSF），三十多年来，其神经生物系恐怕总共招收了不到15名中国学生，其生物化学系估计还不到十名。进了这些系科的中国学生了解情况，却因为各种原因未能道出事实，导致外界不知情。
就读顶尖学校而后有所为的其实不多
我估计，在MIT、洛克菲勒、哈佛、斯坦福、伯克利、UCSF、加州理工等校专攻生物学的中国研究生不仅人数少，实际上后来的成才率也不高。从事生物学研究的最佳出路通常是做教授，然而上述学校的中国留学生以及美籍华人，后来成为美国教授的并不多。
而科学做得很好，包括后来在上述院系成为教授的中国人，恐怕多数不是从这些学校毕业的，而是出自美国那些专业很好但并不最顶尖的学校。
这背后的原因是：美国顶尖系科的研究生院，会有非常好的美国学生前来申请（包括本科在诺奖得主实验室做过研究的），因此它们不仅不积极招收中国学生，而且招收以后也不认为是其研究的主力。老师关照表现突出的美国学生，在实验科学各学科美国老师常视中国学生为打工仔，不热心与他们讨论科学问题，而多为劳力产出。不仅如此，这些顶尖系科的美国研究生在各方面可能表现非常突出，特别容易令初到美国的中国学生失去信心甚至自惭形秽，从而改变人生道路。
我在UCSF读神经生物学研究生同班共四人。其中一位的父亲是斯坦福大学神经生物学教授，他本人哈佛本科毕业，还去法国做过一年研究，入学前发表了3篇研究论文。入学后，这位同学课堂上积极发言，每次考试分数都是第一，还对同学很好。生物化学系一位比我们高几年级的英国学生，来自学术世家，毕业时间比大家都快，他研究生期间发表的论文很快成为全世界细胞生物学教科书中的内容。生化系还有一位女生长于数学，生物学研究也很突出，后来做过《细胞》杂志主编。
我在哈佛做博士后的实验室里，有一位博士后是冯·诺依曼的外孙，他自己在哈佛念研究生期间发现了一个新的重要的酶（PI3 kinase），在生物学界广为人知。另一位博士后的父亲曾任哈佛化学系系主任，其兄更是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他有时当众问我们实验室的老师是否能听懂他说的是什么，好像后者是他学生似的。这位同事本科在普林斯顿念物理，硕士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是伯克利加州大学生物学专业。如此学术背景，交叉学科的问题应该找谁来谈？
“读顶尖学校容易有所作为”的误解是如何形成的
因为美国学生爱自然科学的人不是很多，集中在顶尖系科。这样，在优秀但非顶尖（我们姑且称为“次尖”）的美国研究生系科，美国学生常不如中国学生，所以次尖以下美国系科不仅录取中国学生多一些，而且老师普遍重视中国学生。这些中国学生“自鸣得意”给外界传递出的信息，也是中国国内误认为自己的学生优于美国学生的原因。
不仅学校有顶尖、次尖这种差别，学科也会出现类似情况。三十年来中国学生成长起来最后成为美国院士的，迄今最多的学科是植物生物学（北大也是如此）：20多位美国的大陆旅美华人院士中有5位是植物生物学家。其原因并非中国的植物学教育优于美国，而是因为美国农产品长期过剩，美国的优秀学生绝大多数不学植物学，如果选择学生物，大都偏好医学（次为生物医学）。我们在植物学领域表现突出，是田忌赛马的结果，不是中国人有植物学方面的内在特长，也非我国植物学教育特别优秀。
顶尖的大学本科应该也有这些问题：那里聚集了最顶尖的美国学生，有些功课极端好，有些家庭背景很强。一般的中国人都会因此受挫，所以大部分这些院系的中国学生后来都未能在学术上有所成就，原因是自信心没了。
他们不会告诉父母，更不会写文章告诉大家。在劣势中坚持信心，绝大多数华人（特别是X二代，包括移民二代）都不具备这种心理素质。
美国能源部部长、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朱棣文的哥哥Gilbert Chu，当年读小学和中学时考试分数特别高（高到他的两个弟弟都在中小学期间自愧弗如，小弟在没读完高中的情况下就弃学而逃）。Gilbert Chu后来去哈佛念本科，拿了两个博士学位，然后到斯坦福做教授，但他的名字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知，原因是他后来并未取得特别成就。
而Gilbert Chu的两个弟弟，一个上了罗彻斯特（Rochester）大学，一个读了洛杉矶加州大学（UCLA），都不是顶尖大学，就本科而言，这两所大学甚至连“次尖”也算不上。但朱家的老二和老三却成绩斐然：老二成为物理学家；老三当了大律师，曾创下专利案最高补偿纪录。
当然，并非个个华人都要避免去顶尖大学或研究生院读书，但肯定也不是个个华人只要能被录取，就应该去上顶尖大学。
聚集上层社会，“富二代”在顶尖大学一样面临心态挑战
是否富二代在顶尖大学就一定没有障碍呢？美国顶尖大学每年都会专门给世界各地的权贵开特殊渠道，他们的子弟不仅长期富有，而且有些是著名创业者，有些是很多代的主管。
当然，本文大概基本无用，因为绝大多数的华人，不仅不了解这些学校对他们的孩子实际上意味着什么，而且也不愿去了解。很多父母内心希望通过孩子弥补自己在学历方面的缺失或不足，也有更多华人父母将子女所读大学的名头，当作自己身为家长的“毕业证”，而不考虑特定院系对孩子一生可能产生的具体影响。
